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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探討----（三） (已 111857 人次閱覽) |
| 金瓜石 |
| 於: 2005/3/27, 0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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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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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扁宋會十條及中國的反分裂法十條吸引了絕大部分本土派的眼光、心思及討論。阿扁連任就職所提的公民社會建立已成昨日黃花，未引起任何迴響就已無影無蹤了。在下愚純，認為公民社會的建立對台灣未來五十年的影響力會超過這二十條的總合。讓我們繼續來關心公民社會vs國家機器的議題。本欄的新讀者可參考或回顧去年在這方面的討論：
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探討----（一）
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探討----（二）
＊＊＊民進黨與國家機器 （五）＊＊＊
台灣國家機器相對於政黨的自主性在這一年來有相當驚人的成長，尤其是對泛藍政黨，國家機器各部門對其脫軌政治要求，一而再，再而三，不理不睬或禮貌拒絕；泛藍政黨可說是啞巴吃黃連，驚悸於心。黨與國脫離如此快速，是忠黨愛國人士的夢魘。立法院仍忠實反映泛藍政黨的意志是唯一的例外。
阿扁2000年上台時，國家機器已默默表態，支持政黨輪替。泛藍政黨承認敗選，但無法接受中央政權拱手讓人的事實；在它所唯一能完全掌控的立法院逢扁必反，泛藍媒體、文化、學術界在旁推波助浪，讓阿扁第一任四年內，政治空轉，建樹甚少。但數千個現任軍公教警情特高階常任事務官的腦袋並未空轉四年，他們在這時代的大變局中已摸索出自保應變之道。相比之下，所有政黨的應變及開創新局的能力是不及格的。
阿扁2004年連任出乎泛藍政黨的預估，如何應變也超乎他們的政治想像能力範圍。他們措手不及，一連串的「燠步盡展」：霸佔大道、鼓動政變、質疑槍傷為自導自演、雙提當選無效及選舉無效官司、通過319真調條例。所有「步術」都要國家機器站到他們那邊去。國家機器各部門的回應是劃清界限；近一年來表現是胸有成竹，兵來將檔，水來土淹。中選會、檢調刑事機關、國防部、高等法院、大法官都一板一眼，按章行事。尤其是所有部門對真調條例完全冷凍封殺，可見國家機器已早有主見，不為所動了。
另方面，民進黨在遭到泛藍瘋狂的抵制，尤其是立委未過半後，也是表現的驚慌失措。一些躁進的言論和政策紛紛出籠：新文化論述、憲法一中、加速三通、扁宋十條。越來越多的場合，國家機器常任官比起民進黨官員更有自信、主見與前瞻性。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出民進黨團隊在領導國家機器各部門。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所有重大公共政策仍是由常任官來設定調整的內容與幅度。就國家正常化、本土化、公平社福和稅制、經濟轉型及提升、治安改善、國土環保、弱勢保障等方面，本人的觀察就是如此。
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政局：羽毛豐滿的國家機器已不再接受昔日五十年主子政黨的指揮，而今日執政黨也無駕馭它的威信與能力，但內政、外交、經濟、治安、國防等等又每日每時依賴國家機器的運轉。台灣人民要靠什麼來駕馭這部國家機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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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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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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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趴公民常識測驗
本測驗為開卷式 (Open Book Test)，歡迎作弊！每題答對一分（第十題答對兩分），答錯不倒扣，滿分為20分。金氏標準答案一星期後公布，歡迎核對，挑戰！
1（） 第一部優惠存款辦法是「民國」幾年發佈實施的？（A）40-49年 （B）50-59年 （C）60-69年 （D）70-79年
2（） 目前可適用優惠存款18趴的退休金上限為多少？ （A）100萬 （B）200萬 （C）500萬 （D）無上限
3（） 優惠存款18趴，光2004年一共支出多少台幣？（Ａ）100至200億 （Ｂ）200至300億 （Ｃ）300至400億 （Ｄ）400億以上
4（） 傳說全台灣唯一拒領優惠存款18趴是誰？（Ａ）郝柏村 （Ｂ）凌子楚（Ｃ）宋澤萊 （Ｄ）李登輝
5（） 所有優惠存款辦法或要點主要是由那個政府部門制訂的？（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Ｂ）立法院 （Ｃ）考試院銓敘部 （Ｄ）以上皆非
6（） 那些退休人員可享受優惠存款18趴？（Ａ）軍公教 （Ｂ）卸任資深民意代表 （Ｃ）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 （Ｄ）以上全是
7（） 所有優惠存款辦法或要點的法規屬性是（Ａ）行政命令 （Ｂ）法律規定 （Ｃ）兩者皆是 （Ｄ）兩者皆非
8（）＊ 有此一說：18趴只是下限，而非上限；你以為？ （Ａ）以訛傳訛 （Ｂ）危言聳聽 （Ｃ）很不幸，是真的 （Ｄ）你是說，不得低於18趴，亂講一通！I 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本題送分的）
9（） 另有一說：18趴利息可以加入母金，利上加利；你以為？ （Ａ）不行 （Ｂ）可以，但本利不得超過存款上限 （Ｃ）可以，但只適用於卸任資深民意代表 （Ｄ）可以，但本人財產不得超過五百萬元
10（）＊那些退休人員可享受優惠存款18趴？（Ａ）公立小學校工（B）市立醫院護士 （C）中選會選務人員 （D）健保局經理 （本體可複選，答對算兩分）
11（） 1995年以後上任的軍公教人員，退休時無18趴可領（A）對 （B）錯
12（） 陳水扁總統曾對教師會說過：「在我任內，18趴不會取消。」 （A）有 （B）沒有
13（） 1995以前年資為18趴計算基礎，加上退休軍公教人員長壽（平均為85歲），再加上退休高潮才開始來臨，政府優惠存款支出在未來十五年仍會繼續升高 （A）是 （B）非
14（） SIMON說：「公務人員支給以法律定之，18％乃行政命令，對政府而言非法律義務，對公務員而言也非合法給付。」所以，取消18趴無違反法律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之虞 （A）有理 （B）無理
15（） 享領18趴當事人死亡，其配偶可續領18趴利息至其身亡 （A）可 （B）不可
16（） 目前享用優惠存款總人數為（A）10萬人以下 （B）10萬至20萬人 （C）20萬至30萬人 （D）30萬人以上
17（） 目前優惠存款金額總計為台幣（A）1000億以下 （B）1000至2000億 （C）2000至3000億 （D）3000億以上
18（） 目前尚未退休，但退休時可享用優惠存款總人數為 （A）35萬人以下 （B）35萬至45萬人 （C）45萬至55萬人 （D）55萬人以上
19（） 如果舉辦一個客觀的民調，您判斷在台灣有多少受訪者會認為18趴是「很不合理」？ （A）55％ （B）65％ （C）75％ （D）85％ （其他的三個選項為 「很合理」， 「還可以接受」， 「沒有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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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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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改革的物質條件
金瓜石兄在本欄開題說得簡單扼要，也很清楚。我們要檢驗政黨，也不可驕縱國家機器。
以往威權統治年代，國民黨依賴國家機器以達成高壓統治目的，當然需要籠絡國家機器成員為其所用。籠絡手法甚多，簡單的說，那就是一方面無情掠奪壓榨人民，另一方面則將掠奪壓榨的部分所得，化為種種特權，分配予國家機器成員。台灣目前不合理、不公平的特權制度，幾乎悉數是由那個黨國不分的時代延續而來的。18趴即是其中之一。其他，隨便一數就有好多項，如免繳所得稅、舉世無雙的優厚退休制、減免學費、戰士授田證（及兌換現金）、眷村改建後的繼承權、電費減半等等。若要認真列出，恐怕還有一大籮筐鮮為人知的特惠，足以令人咋舌呢。如今威權統治已成往事，可是極多的特權特惠依然存在。
從公平合理的角度來看，特權特惠當然不容繼續存在下去。台派人士的論述，幾乎都是從此切入。可是，吾人不應該忘記，此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理由。
現代民主社會，絕對不允許國家機器抗拒公民社會的指揮、監督。倘若國家機器所有成員都可以享受若干極為優厚的特權特惠，明顯地有別於國家機器以外的人民，形同一國兩制，則必定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直接或者間接地脅迫及各政黨，使之不敢造次，損及他們的利益。同時，有些政黨必定會以維護這些特權特惠為訴求、為條件，以綁住這些為數十分龐大的國家機器成員（及其家屬）的選票，因而扭曲了政治生態。國家機器本應是人民意志的忠謹執行者，如今卻反過來左右人民意志的表達。這絕對不是公民社會所可以容忍的。其理至為明顯。基於實際考量，現代民主國家無不設法鏟除此類的特權特惠。
在當前台灣，種種特權特惠制度，決定了大部分國家機器成員的政治思考導向。時下保守頑固派之所以能夠團結如磐石，也相當部分取決於此。他們使得那些早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政治人物與政黨，還能夠繼續呼風喚雨，成為台灣改革的最大阻力。換言之，延續自舊時代的許多不公制度，是舊勢力所以依然頑冥不化的一項重要物質基礎。
18趴以及一系列的特權特惠制度，終究會使得台灣財力枯竭。同時，更是台灣要向上提升的絕大路障。台灣的改革派，豈可不思釜底抽薪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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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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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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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會倒退
一次大戰末期，德皇遜位去國，終結了叱吒風雲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赫亨索倫王朝。終戰次年，德國人民代表在威瑪制訂新憲法，開始實施民主政治，史稱威瑪共和國（1919-1933）。這個民主共和國，在1933年亡於希特勒之手。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劇變，有一段往事，值得我們思考。
威瑪共和國時代，面臨困難極多，而最為嚴峻的挑戰，莫如財政短拙。除了世界性的經濟恐慌而外，財政之所以極端困難的一大原因是，大戰退伍傷殘軍人為數非常龐大，加上極多的戰歿者家眷。所需的照料賠償金額非同小可，是政府年度支出的最大宗。這使得原本已近枯竭的財力，更是雪上加霜。年年不斷的財政危機，導致政局極度不穩。
在此歷史背景下，生活陷入困頓境地者，當然不僅僅是傷殘軍人及陣亡軍人眷屬而已，還有為數更多的其他弱勢者，如工人無產者，失業者，無助的耆老幼童、病苦與生理障礙者等等。可是，前者的抗議聲浪最大，逐漸形成一股很大的勢力。此時興起的納粹運動，特別提出訴求，大聲為他們請命。希特勒公開承諾要優先優厚照顧他們。如果以當時德國的財政情況而論，果真要優先優厚照顧，必定使得財政更加殘破不堪。而且，這個優先照料，其實是建立在犧牲其他廣大弱勢者的基礎之上，絕對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嘩眾確實可以取寵。傷殘軍人及陣亡軍人眷屬竭力支持下，退伍軍人所組成的“志願軍”（Free Korp）一再在全德各地大規模強勢遊行示威，再加上為數極多的教師群的推波助瀾，與不斷聚眾鬧事的納粹黨人相呼應。所帶動的極右派街頭運動，聲勢浩大驚人，壓倒了自由派與左派。於是，希特勒得以通過全國性選舉而執政，並且進而火燒國會大廈，終止了威瑪共和國的民主體制。
大選獲勝的希特勒，果然實踐承諾。執政之初，財政危機並未稍有舒緩，即使強力大幅刪減勞動人口的福利給付，挖東牆補西牆，也是成效有限。但是，短短數年之後，德國財政不但並未破產，反而情況迅速好轉。何故？難道是納粹治國有方？有歷史學家好奇之下深入探討，發現原來那是大自然法則的貢獻﹕在納粹上台後不出短短數年，由於平均壽命的天限已屆，傷殘軍人大多相繼去世，相關的財政支出因而急劇減少。他們紛紛西去歸天了，可是留下大權在握的希特勒，大張旗鼓迫害工人領袖、自由派人士、猶太人，大肆擴軍，掀起世界大戰，終而造成了較之第一次大戰多出數倍的戰歿與傷殘，更導致舉國瓦礫遍地，生靈塗炭。
可以啟發吾人思索的是，部分弱勢者（傷殘軍人確實是弱勢者）的動員，尚且能夠發揮遠遠超過比例的影響力，助長一股專走偏鋒的政治勢力，去觸發如此可怕的後續發展；更何況強勢者（享受各種特權特惠者，而且在各重要領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難道不是強勢者嗎？）群起為捍衛自己特殊權益而結合特定的政治勢力？再加上舊勢力主流媒體煽風點火的呼應？若要維護民主體制，不能不注意及此。
在台灣，從威權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軍公教特權特惠制度，不僅僅是沉重無比的國家財政負荷而已，而且早已經嚴重扭曲了整個民意的表達和民主運作，使得保守派政治勢力依然凶悍如昔，有恃無恐，造就了台灣當前極不健康的政治生態。台灣人民刻下正為此所苦。令人憂慮的是，更加險峻的考驗，可能還在後頭呢。
公民社會需要充分的機制，以制約那些專擅在特定族群或者特殊利益團體當中，好作激情煽動的政治勢力。堅持公允的比例原則，以維護那些為數更多、卻沒有發聲的人們的利益，當然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責任。更重要的是，無聲的各階級階層以及各方弱勢者，都應該學會採取主動，通過論述和動員，集聚為具體的政治力量，勇於加入民主程序，不容少數人（尤其是居於特權強勢地位的少數人）恣意挾持。民主政治，即是社會多元動員和積極參與；健全的民主制約機制，從而產生。為此，我們應該多多深入談論各種政治理念，趕緊思考重整台灣政治版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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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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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與公民社會
正如金瓜石兄指出：台灣的國家機器不再是國民黨的馬前卒，而已經開始扮演自主的新角色，相應的問題是，公民社會是否也就緒，而能夠扮演制衡國家機器的角色呢？
這是台灣民主發展與深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本欄重點。到目前為止，本欄討論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面向、角度，似乎都需要長期經營。也許，有時令人氣餒。然而，歐美人民是經過數百年與王權、政府的斗爭，從而建立公民社會的深厚基礎。台灣的公民社會現在才起步，當然需要學習西方經驗。這個輸入、生根過程的速度是可快可慢，與我們的認知、投入與社會動員有關。
何況，公民社會的成長千頭萬緒，可以從許多不同角度著手；其中有相對容易可行項目，選舉就是其中之一。畢竟，選舉是民主制度的大事之一，公民社會自然應該動員起來，在不介入`偏袒任何黨派的情形下，鼓勵、教育選民。海國論壇一直都有許多網友熱烈討論選前，選舉過程，以及選後種種議題。部份流於激情，部份則相當局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關懷選舉是多數人所願意做的事。
如何參與估量、影響選舉的品質，更因此與公民社會互動？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是台灣目前欠缺的。而且，不論我們對台灣如何熟悉、熱愛，總是可以受益於他人經驗。外人沒有利害關係，不但可以提供公正看法，也有另類觀點。去年12月立法委員選舉時，亞洲自由選舉聯線 (The 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s) 受邀來台，從事首次專業、系統性的全台選舉觀察。這個組織派12組人到台灣12縣市。每組由經驗豐富的國際人士帶隊，並各有1至2名台灣觀察員參與。從12月5日到12日，各組在派定縣市連續觀察；在開票日，他們總共到過187個投票所，23個計票所實地觀察。
遠來的和尚是否比較會念經呢？他們的觀察是否有見地呢？以下是拙譯該組織報告的節錄，只包括與公民社會有關項目。（全文見http://www.thinkcentre.org/article.cfm?ArticleID=2510）
基本所見
選舉過程相當和平與專業化。參選者能自由地向選民宣傳。因此，選舉結果可以說表達選民意志。然而，競選過程的品質卻是大大值得改進，加上選民明顯地對選舉已經失去熱情，如此是未來的隱憂。
選舉之前
參選相當昂貴。在此情形下，最適合的候選人是否能夠參與，或者只有取得相當財源者才能參與。而且，競選活動所的傳達方式與內容都相當貧乏：不見政策與規劃的辯論，只見自我宣傳或對其它候選人的爛泥攻擊。
選民教育集中於技術層面，而缺少有關選舉內容，包括政黨、候選人政綱的教育，因而無法激起人民對台灣當前重大問題的了解。
我們觀察到台灣社會的高度冷漠。選民顯然對選舉已然疲乏。更嚴重的是，台灣的公民社會，意外地也對此不在意，許多組織甚至放棄在選舉中鼓吹他們的看法。
這一段原文如下：
“We observed a high level of apathy in the society. Voters were obviously fatigued with electioneering…
“More seriously, Taiwanese civil society also showed a surprising level of indifference, with many organizations even giving up trying to promote their issues in the election..”
推薦事項
各級選舉委員會應增強選民教育，包括投票的價值、影響與個別選舉所涉及議題。
公民社會應參與選民教育，必要時應由公共預算資助。
公民社會應積極參與競選過程觀察，從而估量其品質。
這個組織短期的觀察，當然不完整，卻是相當真確、中肯；它提出公民社會對選舉的一些作用。然而，對台灣而言，這也是如何建構公民社會具體可行事項。我們是否有勇氣接受這樣的建議？是否有決心由此增強公民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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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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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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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趴公民常識測驗 -- 金氏標準答案
1（A） 第一部優惠存款辦法是「民國」幾年發佈實施的？（A）40-49年 （B）50-59年 （C）60-69年 （D）70-79年
2（D） 目前可適用優惠存款18趴的退休金上限為多少？ （A）100萬 （B）200萬 （C）500萬 （D）無上限
3（D） 優惠存款18趴，光2004年一共支出多少台幣？（Ａ）100至200億 （Ｂ）200至300億 （Ｃ）300至400億 （Ｄ）400億以上
4（B） 傳說全台灣唯一拒領優惠存款18趴是誰？（Ａ）郝柏村 （Ｂ）凌子楚（Ｃ）宋澤萊 （Ｄ）李登輝
5（C） 所有優惠存款辦法或要點主要是由那個政府部門制訂的？（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Ｂ）立法院 （Ｃ）考試院銓敘部 （Ｄ）以上皆非
6（D） 那些退休人員可享受優惠存款18趴？（Ａ）軍公教 （Ｂ）卸任資深民意代表 （Ｃ）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 （Ｄ）以上全是
7（A） 所有優惠存款辦法或要點的法規屬性是（Ａ）行政命令 （Ｂ）法律規定 （Ｃ）兩者皆是 （Ｄ）兩者皆非
8（C）＊有此一說：18趴只是下限，而非上限；你以為？ （Ａ）以訛傳訛 （Ｂ）危言聳聽 （Ｃ）很不幸，是真的 （Ｄ）你是說，不得低於18趴，亂講一通！I 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本題送分的）
9（A） 另有一說：18趴利息可以加入母金，利上加利；你以為？ （Ａ）不行 （Ｂ）可以，但本利不得超過存款上限 （Ｃ）可以，但只適用於卸任資深民意代表 （Ｄ）可以，但本人財產不得超過五百萬元
10（BC）＊那些退休人員可享受優惠存款18趴？（Ａ）公立小學校工（B）市立醫院護士 （C）中選會選務人員 （D）健保局經理 （本題可複選，答對算兩分）
11（A） 1995年以後上任的軍公教人員，退休時無18趴可領（A）對 （B）錯
12（A） 陳水扁總統曾對教師會說過：「在我任內，18趴不會取消。」 （A）有 （B）沒有
13（A） 1995以前年資為18趴計算基礎，加上退休軍公教人員長壽（平均為85歲），再加上退休高潮才開始來臨，政府優惠存款支出在未來十五年仍會繼續升高 （A）是 （B）非
14（A） SIMON說：「公務人員支給以法律定之，18％乃行政命令，對政府而言非法律義務，對公務員而言也非合法給付。」所以，取消18趴無違反法律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之虞 （A）有理 （B）無理
15（B） 享領18趴當事人死亡，其配偶可續領18趴利息至其身亡 （A）可 （B）不可
16（D） 目前享用優惠存款總人數為（A）10萬人以下 （B）10萬至20萬人 （C）20萬至30萬人 （D）30萬人以上
17（D） 目前優惠存款金額總計為台幣（A）1000億以下 （B）1000至2000億 （C）2000至3000億 （D）3000億以上
18（C） 目前尚未退休，但退休時可享用優惠存款總人數為 （A）35萬人以下 （B）35萬至45萬人 （C）45萬至55萬人 （D）55萬人以上
19（C） 如果舉辦一個客觀的民調，您判斷在台灣有多少受訪者會認為18趴是「很不合理」？ （A）55％ （B）65％ （C）75％ （D）85％ （其他的三個選項為 「很合理」， 「還可以接受」， 「沒有感覺」）
「民國」47年7月14日是優惠存款惡制的發始日，第一座違章建築「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優惠儲蓄存款辦法」悄悄建立。「吃好逗相報」，兩年後，「民國」49年11月2日，「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接著上路；五年後，「民國」54年12月17日,「學校教職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發佈。至於軍保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惡制也是依軍公教順序於「民國」64年前建構完成。後來，政務人員、卸任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縣市長及鄉鎮縣轄市長等公職人員也來插花。軍公教的鐵三角加上政黨公職人員的大支柱，優惠存款惡制更加牢不可破。國家機器和政黨沆瀣一氣，要讓這惡制繼續苟活五十年直至自然終結。果真如此，除了國家財源流失外，這惡制會繼續成為台灣公民社會建立的絆腳石。
18趴公民常識測驗解答和以後討論18趴與公民社會建立關係，素材主要是根據如下文章：
黃世鑫: 「由財政觀點評析18%的軍公教退休金優惠存款：兼論信賴保護原則」
高得潤: 軍公教優惠存款之相關問題研究
趙揚清 黃怡靜: 軍公教人員存款優惠利率之評析
主持人郭明政: 軍公教百分之十八優惠存款問題研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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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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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殉職 vs 因工殉職 ＊＊＊
一字之差，影響深遠。按目前數種「中華民國」法規，一個警察因公殉職，可領到最高1800萬台幣的撫卹金；一個工人因工殉職，按勞基法第七章第五十九條規定，可領到最高180萬台幣的撫卹金（假設此工人月薪為4萬乘以40基數，再加上5個基數的喪葬補助）。此工非彼公，撫卹金可差到10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先看看這兩天的一個新聞：
中央社台北縣十日電 2005/04/10 中央社
汐止警員洪重男及張大皞在執勤時遭歹徒襲擊，造成一死一重傷。內政部次長林永堅及台北縣代縣長林錫耀先後趕往醫院了解，………。至於撫卹方面，殉職警員家屬可獲一千二百多萬元的撫卹金。關於兩名警員遭襲擊案，台北縣警察局立即派督察長江義益鎮守汐止警分局指揮，台北縣警察局長黃茂穗也率同副局長及汐止警分局長謝明發，分赴忠孝醫院及三軍總醫院協助善後並慰問家屬。……….在因公殉職撫卹金方面，警方指出，因公殉職包括慰問金六百萬元、警安基金三百五十萬元、撫卹金三百一十三萬元，總計新台幣一千二百六十三萬元……. (詳情，請參閱：《汐止殺警奪槍案》殉職警撫卹金 1200餘萬。)
慰問金不屬於一般的撫卹金，是根據行政院2005年2月22日謝長廷院長補登的「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所發給的（詳細條文，請參閱：行政院令 院授人給字第09400609211號。）同時公布施行的，還包括「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其第五條規定給與子女教養之方式如下：一、生活費用補助：每一子女每月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二、就學費用補助：包含學費、雜費、制服費、書籍費。三、學齡前幼兒托育補助：每一子女每月補助新臺幣五千元。殉職工人子女是拿不到任何教養補助。公與工一字之差，甚至影響到下一代成長命運。
阿扁總統上任後，不但未減軍公教薪水福利一毛錢，又為殉職警察增加了345萬至700萬慰問金，也替其子女直至大學畢業的教養費用準備妥當。事實上，朝野各黨在此議題上意見一致，甚至相互為傷殘殉職警員的退休金及撫卹金加碼。自由時報在去年8月13日有一則與此有關的新聞：
立法院內政、法制聯席會昨天審查「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此次朝野積極推動「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修正，除行政院，立委陳文茜、王昱婷也分別提出修正草案，主張對於警察因公殉職或傷殘退休，撫卹金與退休金計算一律以「所任職務最高俸給計算」，並比照戰地殉職加發撫卹金。…. 行政院版本同意比照戰地殉職加發撫卹金，但並未規定「所任職務最高俸給」為計算基礎。列席備詢的銓敘部長朱武獻說，撫卹金與退休金計算一律以「所任職務最高俸給計算」的主張，明顯違反退撫新制繳費義務與給付權利平衡原則，建議以慰問金方式編列。內政部長蘇嘉全答詢時，則兩度公開贊成陳文茜版的主張。(詳情，請參閱：爭取警察撫卹 蘇嘉全槓上朱武獻。)
去年9月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修正條例就是所有草案的公分母：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發給慰問金兩倍。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退休金除依規定按因公傷病標準給與外，另加發五至十五個基數，基數依職務最高等階年功俸最高俸計算。在撫卹部分，員警在執行勤務殉職者，其撫卹金基數依其所任職務最高等階年功俸最高俸給計算。
近五年來，因公殉職的警員5位，傷殘警員四百多位。按此趨勢，完全按新法案撫卹、照顧家屬，花費應該還是警政署可負擔的範圍內。問題之一：軍公教警情特等公家各個單位互相競爭增加本單位的福利，用納稅人的錢自肥。福利方面，一國多制。軍公教與非軍公教的福利差距並無改善跡象。問題之二：立法院最主要任務之一是看緊國家的荷包。這點，就軍公教福利在這十年來急速擴張的結果來看，立法院是失敗慘烈。問題之三：民進黨防止泛藍所提的錢坑法案通過有其功勞，但對削減不公不義不合法軍公教福利卻是束手無策（或是麻木不仁？）很難想像，他們沒有想過過度膨脹的軍公教福利特權產生的一些明顯弊病：財政赤字、預算排擠、族群猜忌、泛藍政黨基本票源、保守勢力的根源。為何，五年來，我們只看到單操一個李慶雄考試委員在為消除此福利特權單軍奮鬥？問題之四：公民社會聲音薄弱。要算傷殘殉職人數及慘狀，工漁農比例是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光101高樓就工殤六位。社會對軍公教一面倒的關懷、慰問及照顧，令人難以理解。多日媒體焦點、多位高級行政長官親臨慰問致哀、優渥撫卹、入忠烈祠等等顯現了什麼？難道不是國家機器的光環愈形發亮與公民社會力量的愈顯渺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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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2005/4/13, 11:32 | | 金瓜石 - 2005/4/13, 12: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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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斷奶？
公民社會要監督、制衡國家機器，前提之一是民間團體必需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為達到這地步，各種民間團體不但需要人力資源，更需要經費。人力來源固然不容易，至少可發動有經驗的義工，招募有意學習者著手 ；然而，財源更是困難，應該從何來？
國民黨獨裁時代，通過黨國體系剝奪台灣人民生產的大部份成果，更掌握地方政府、人民團體的財政權，造成後者動輒向「上級機構」「爭取」經費，要求「補助」的政治文化，也使中央機構養成時時都想「輔導」地方、人民團體的癖好。進入民主時代，黨國體系雖然不再存在，政務官員也隨著選舉變動。但是，一些基本情況卻是不變的。
政府（讀做國家機器）仍然有「協助」民間團體的習性；換句話說，它仍然撈過界，繼續要「輔導」人民團體。這個現象從最高行政機構帶頭表率。例如，上台不久的謝長廷發表報告。有如下內容：
「協助國內非政府組織(NGO)參與國際活動、國際事務及建構處理國際事務能力；賡續爭取國際NGO在台成立分處或設立亞太總部，以提升我國際地位。」行政院謝院長<施政方針報告>。
顯然，這是國家機器藉他發表看法，而表達「協助」公民社會的強烈意願。這個意願從以下行政院一些部會的例子中，更為清楚。
「鑑於未來公民社會中，第三部門的重要性日增，但目前第三部門普遍面臨規劃人才缺乏、財源不穩定、內部民主不夠透明化、員工流動率高、資訊知能及設備不足等 問題，現階段亟需挹注政府資源促進其發展成長。如何協助第三部門增進員工專業知能、組織健全發展、資源整合，以及促使其朝向內在化及向外國際化接軌，亦是 本會當前政策規劃的另一重點方向。」這是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協助」重點。
此外，紀念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80週年的<榮耀與寂寥>VCD短片，則是政院文建會的「指導」成果。經建會也有它主持規劃的部門：「補助民間團體辦理NPO工作人員研習活動；補助民間團體」。外交部另有一套；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中，它主導：「審核本部補助或輔導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事項」。
不僅如此，政府對民間團體中重要一環的基金會，還有無遠不屆的管制：
基金會性質 主管機關
社福、慈善事業 內政部社會司(社會救助科)
教育事業 教育部社教司
文化、藝術 行政院文建會
醫療衛生 行政院衛生署
環境保護 行政院環保署
經濟發展 經濟部商業司
而交通、法務、新聞、兩岸事務...等各類基金會的設置，則各有不同的主管機關。
比較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這是荒誕不經的事！在西方國家，成立社團通常與政府無關，也不須政府核準。唯一例外是必需符合稅務法律規定，才能取得非營利事業的免稅資格。而如此規定的理由，是避免有人藉此逃稅。
以上提到國家機器佈下「補助」與「輔導」的天羅地網，等候公民社會成員上鉤。國家機器的這個任務似乎不難！
公民社會要監督與制衡國家機器，當然要與後者保持一定距離。如此，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常態。在台灣，似乎不然；一些人認為兩者的和諧才是目標。
例如，台北大學的一篇報告，焦心地表達作者的憂慮：
「第三部門一方面希望從政府得到經費補助，另一方面則不希望政府介入基金會經營管理，這種策略選擇上的歧異，常常造成政府與第三部門間的猜忌與不信任。」
遺憾地，這並不是孤立現象。其它公民社會成員，也有繼續希求政府「關愛眼神」的表現。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網頁有如下的敘述：
「台灣的公益部門，最近十年來呈現蓬勃發展，深受政府與社會的重視。但在非營利組織的立法方面，由於主管官署眾多，短時間之內難以迅速修法規範」。出自<關於「非政府組織法的立法原則」>一書。
而且，台灣公民社會一些成員還是樂意接受「補助」。以下是一些例子。
「此外駐紐約大使館，也關心我們的參與，夏大使除協助我們於第一天3/1在辦事處有一場會前說明會， ...此外也補助我們在辦座談會時提供咖啡與茶點的經費」。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暨民間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CSW)參與過程報告書， 2004年3 月 1-12日 。
「感謝環保署的補助部份經費使這次活動能有如此成果，讓兩個協會得以順利與會。」中華民國溼地保護聯盟前秘書長謝宜臻。
「我國代表包括由中華民國濕地保護聯盟推薦，並與外交部一同補助之學者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系王建平教授及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系副教授邱文彥、自費參加之本聯盟盟友王祖輝先生、黃修儀小姐，以及農委會補助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系陳明義教授等五人參加。」
更諷刺的是，施正鋒演講<非政府組織的介紹>，卻是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辦「青年國際事務人財研習營──健康、工作與人權的內造與外展：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以上例子，不過是台灣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關係很小部份的剪影。公民社會對國家機器依賴的全部真相，可能還要更醜陋，更可笑。也許，他們認為不拿白不拿，或認為除此之外別無辦法。事實上，政府並不從事生產，所有資源來自人民、來自社會。政府「補助」云云，不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公民社會的成員應該有此認識，早日「斷奶」而從更廣大的人民、社會中取得資源，才有可能獨立發展。如此，才可能邁出公民社會監督國家機器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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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遜的一句話 ＊＊＊
2002年3月20日，高檢署依國安局具狀檢舉壹周刊大幅報導國家機密，涉嫌外患罪，搜索壹周刊雜誌社；法務部搜索壹周刊時並提及：「新聞自由不能無限上綱，報社不是搜索的禁地。」泛藍媒體學術文化界群起而攻。陳水扁總統以一貫安撫姿態表示：「搜索雜誌必須要審慎檢討偵查的方式。」總統府在回覆美國保護記者協會時也表示：「任何人不能以國家安全為由，作為損害新聞自由的藉口。」3月25日，陳總統於阿扁電子報引述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如果要我選擇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有報紙而無政府，我寧願選擇後者。」
阿扁對傑弗遜的引述，似乎表現了他對保障言論自由的決心；但，事實上正是暴露了他的缺點和弱點。第一，暴露了他的抗壓性不夠和炒短線的作風。那個民主法治國家有絕對不受任何限制的媒體自由？國家安全與輿論自由如何取得平衡是值得長期深深探討爭辯的一個話題。搜索報紙或雜誌社是否過當？是否承繼了舊黨國時期的粗暴手法？阿扁自可發表他的看法。只因為砲火猛烈，就棄械投降，拿對方的大砲向己方猛轟一番。泛藍媒體，無法無天，對任何代表本土的人事，造謠污衊，無所不用其極。阿扁本人及其家人都是泛藍媒體受害者，竟一面倒替對方說話，這真是另一種形式的混淆視聽！一碰到高壓，就退縮，就打自己小孩給外人看。阿扁的這個缺點在許多事件上一再重演，不少本土派人士也指出了。但，這不應該只是有沒有LP的問題吧！還記得，阿扁當市長時，不是一天到晚被罵霸道、強勢嗎？這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思索一番。
問題也許是：當個國難當前的總統，光LP不夠，腦裡要有些哲理文史知識吧！要對付泛藍想用輿論自由來掩護他們的造謠污衊或為匪宣傳，阿扁應該引用的是傑弗遜另外的一些雋言。傑弗遜深知報紙在選戰和政局的影響力。為了競選第二任總統，他曾買收報紙揭發、渲染對手亞當士（John Admas）和聯邦派領袖漢米爾敦（Alexander Hamilton）的隱私；當他競選第三任總統，也遭受對手在報紙上無原則的打擊。後來，在八年的總統歲月裡，更是經常遭受媒體的修理。因此，他對報紙也說過不少負面的話。他曾說過類似「我一月不看報，感覺快樂多了」、「從不閱讀的人比只閱讀報紙的人更有知識」「報紙中唯一真實可信的是廣告」的哲言。原文如下：
I have so completely withdrawn myself from these spectacles of usurpation & misrule, that I do not take a single newspaper, nor read one a month, and I feel myself infinitely the happier for it. (Letter to Tench Coxe , May 1, 1794)
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at all is better educated than 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but newspapers.
I read no newspaper now but Ritchie's, and in that chiefly the advertisements, for they contain the only truths to be relied on in a newspaper. (Letter to Nathaniel Macon, January 12, 1819)
媒體除了可能受政府及野心政客操弄外，時至今日，國內外財團、外國政府、各種利益團體也都想盡辦法影響或操縱它。新聞自由固然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但也不應該將其神聖化。不能自律、不公正的媒體不但無助而是有害於新聞自由所要保障的正確消息的流通及各種意見的交換。如果人們在議論媒體是否為台灣亂源時，有人跑出來說「我寧可沒有政府，也要報紙」。你說，這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
傑弗遜寧願選擇有報紙而無政府是和他對政府的看法一致的。他認為消息的自由流通及意見的交換是建立共和國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崇尚平民（不包括黑人和印地安人）的自由和人權，很擔憂政府濫用公權力；他反對聯邦派，反對中央集權，反對大政府。這句被阿扁引述的話出自於他為美國駐法代表其間寫給 Carrington的一封信（原文："The basis of our governments being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the very first object should be to keep that right; and were it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 --Thomas Jefferson’s Letter to Colonel Edward Carrington, January 16, 1787.）這封長信第二部分值得一讀。敘說他對歐洲政府（國王、貴族、教士對平民的壓榨）的憎惡，對美國公民的信心，對人民監督政府的重要（沒有人民關注，公僕就會變成豺狼），對一時走入歧途而投入反對政府的武裝暴動的人民也應寬待。
不知阿扁對傑弗遜的思想瞭解多少？對傑弗遜說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否清楚？他引述傑弗遜這句話似乎有打高空、說好聽話的嫌疑。台灣政府龐大權大勢大，比起來，公民力量渺小的可憐；台灣政府人員是一等公民，享受比其他人民高一級的福利；台灣軍公教人員（尤其是退休的）是反本土、反民主、反改革的大本營。按我所瞭解的傑弗遜的政治哲學，沒有這種政府或徹底重建這種政府，必是好事一樁。阿扁對台灣國家機器的認識和評估與此相差十萬八千里。他的政府改造計畫與國民黨好幾次政府改造工程一樣，流於技術層面的翻新，作秀成分大過真正改革。阿扁總統與傑弗遜總統的差別在於：前者不懂而後者深諳政治哲學。也因此，美國獨立建國與民主政府體制的建立，傑弗遜居功厥偉；台灣獨立建國與國家機器徹底翻修，阿扁是無此榮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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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執政者？
三權分立原則，廣為世人所知。若就立法權與行政權而論，國會代表前者，後者一般則是指謂執政者（執政黨and/or國家元首）加上國家機器，而以執政者概括承擔政治責任。民主體制下，在野黨通過國會以監督、制衡執政者。同時，民選執政者享有國家機器龐大資源，可以反制在野黨的牽制。此即兩權之間的制衡。近數十年來，重心愈來愈向行政權傾斜。因為，現代國家的行政權在權限範圍上愈來愈擴大，國家機器隨之不斷擴充，其凌駕立法權的趨勢甚明。顯而易見，無論是否在國會取得多數席次，執政者都享有相當程度的優勢。
即便如此，倘若民選的執政者懦弱無能，沒有能夠掌握國家機器，則實際上等於是失卻了反制在野黨的能力，也因此很容易受制於在野黨。這樣的執政者，一般都無法順利執政下去。時下台灣政局長期癱瘓，問題癥結之所在，其實並不是國會泛藍過半，而是陳水扁以及民進黨，空有執政之名，而缺乏民選執政者應有的強勢，以鞭策國家機器為其所用。
通過正式民意程序而產生的正統合法性，賦予民選執政者以無比的權威，以指揮（甚至於懲戒整頓）國家機器，以貫徹執政方針。這本是執政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是目前台灣執政者，展現不出執政者應有的魄力，似乎只知一再討好國家機器，卻換不來它的合作與支援。像這樣的懦弱執政者，即便是國會席次過半，也不可能有大作為。因為，時下執政的最大障礙，並不是在野黨明目張膽的牽制，而是尾大不掉的國家機器，陽奉陰違，處處杯葛。試想，一個小小航警局可以一再使得執政當局灰頭土臉，顯得顢頇無能，一個小小檢查官可以讓民選國家元首顏面盡失，來自外交部人士的設計泄密也可以一再阻撓元首（和副元首）的外交出擊。而這尚是小事。此外，國家機器各部門高層與在野黨串通的程度，可以輕易造成執政者盡失政治周旋籌碼。於是，居席次多數（甚至於少數）的在野黨簡直可以為所欲為，讓執政者莫可奈何。
台灣民選執政者何以缺乏應有的膽識與魄力？
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台灣人政治反抗運動，尤其是半世紀以來的反抗運動，並非從來無人認真思考過駕馭國家機器的問題。而是，作此思考的，幾乎全是革命派人士。他們之選擇革命路線，很多正是因為在經過深入思考有關國家機器問題之後，所做出的決定。以往，他們一貫被那些反對革命的溫和改革派所刻意排擠。即便今日，有關他們的歷史事跡以及他們沉思的心路歷程，依然被刻意邊緣化，甚至於掩埋。當今執政的民進黨，很多方面承襲自溫和改革派，在整個政治思維上，歷來都絕少或者全然沒有把原有國家機器的角色份量估計在內。他們向來都信心滿滿，以為只要通過選舉獲勝得到執政權，就可以順利駕馭國家機器，就是台灣人當家作主，就是成功“變天”了。這種盲目信心，在政治研判上其實是天真得近乎無知。
政治上的膽識與魄力，所反映的，只能是周延慎密政治思考的果敢判斷，是高瞻遠矚的政治自信。倘若在思維脈絡上毫無準備，一旦面對龐大無比而桀傲不馴的國家機器的時候，有若晴天霹靂，驚惶失措之餘，談何膽識與魄力？而這正是當前台灣執政者進退失據的寫照。以其思想的視野與深度，他們當前大概只是感覺到國事如麻，千頭萬緒；而無法真正了解到，關鍵在於自己所面對的，是一個保留有外來政權餘緒、自主性極強的國家機器。
執政者所沒有能力馴服的，唯有期待一個強勢的公民社會。
傳承自長期民主運動的政黨以及代表性政治領袖人物，在政治研判與思想面貌上的缺陷（以及長處，如果有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這個運動本身的許多特質。誠如唐吉柯德，最大敵人或許就藏身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際此時刻，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思考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歷史。重新詮釋歷史，其實也是重新辨識和規範歷史傳承，再造台灣靈魂。公民社會的朝氣活力，是這樣激發起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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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教育體系的啟示
很多人相信教育是百年大計，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更是老生常談。許多家庭更將兒女教育當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然而，在如此注重培養下一代的台灣，教育部門卻有不少問題。長期以來升學至上的風氣，加上多年黨國教育與僵硬的教學制度，不但閹割許多學子的學習意願，也挫敗多少教育者的雄心大志。伴隨政治局面的開放，終於引起發了教改。誠然，教改初期曾經帶給人們不少希望，然而，實施之後不但未解決基本困難，甚至引發一些新問題。
參與教改者的熱誠與投入，不容置疑。但是，他們多數似乎不了解問題的根本。教育部掌握大部份教育經費，控制人事權，更主管課程、教材、教師資格認定、甄選、專業評鑒等重大項目，而且絕大部分工作人員不隨選舉結果更替。明顯地，台灣的教育體系是國家機器堅強的一部份，更有悠久的中央集權歷史。教育事業要大幅改革，當然不能不從此著手。
遺憾地，多年接受這個體系的教育，也長期呼吸它的氣息，多數人似乎不覺其它臭了！不但如此，甚至教改的主張中，也大談教育部「補助經費」，「必要的評鑑與監督」。例如：
「關於各級政府對教育經費之分擔，目前縣市政府負責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負擔沈重，而財源嚴重不足，上級政府應兼顧貧富縣市之需要，給予適當之補助，並加以必要的評鑑與監督。」（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總諮議報告書>）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4_3-4.html
此外，一些人也許誤認教育體系各國都一樣。事實大不然。讓我們來探究不少人自詡了解的外國—美國，以及它的教育體系，特別是教育部。
美國最早的聯邦教育機構成立於1867年，目的在於收集學校與教學資料，以助各州成立有效的學校系統。此後近130年以來，這個機構的名稱與行政地位曾經改變；但是，收集資料以幫助教師與政策制定者的重點，卻是沿襲未變。1980年，國會立法規定教育部為內閣單位之一。今天美國中小學有5千4百萬學生，分布於超過1萬4千個學區，總數9萬4千公立學校與2萬7千私立學校。
誠然，美國教育部掌管的項目，涉及每一學校與每一層次的教育。其權力似乎可以大大超越台灣教育部。然而，它卻只有雙重任務，其一，確保每個人有相同受教育機會，其二，在全國推動優異的教育 (Educational excellence)。為達到此目的，教育部長要推動全國教育討論，探討如何改良教育系統，提升人們認識教育體系所面臨挑戰，傳播新教學方法，並策劃幫助社區解決困難的教育問題；其次，教育部經由掌管從幼稚園以至博士後的種種研究計劃，追求平等受教育機會，與優異的教育兩目的。
美國教育部在網頁明白公告其職掌。如此，不只是對4千5百職員的說明與要求，更是對眾多的教師、家長、學生與一般人民的交代。
職掌之一：訂立聯邦學生獎助金政策，掌理其分發，並負責監督其使用。
職掌之二：收集、負責學校資料的研究，並將結果分送教育者與一般大眾。
職掌之三：確定教育主要問題，使其成為全國討論焦點。
職掌之四：在聯邦資助的計劃中，執行反歧視並確保每個人平等受教育機會。
更重要的是，它還公告教育部所不做的事。節譯如下。
根據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憲法所未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或未禁止州政府主管者，就是保留給州政府或人民的事項。憲法中未具體談到教育；因此，教育不是聯邦管轄事項。
在設立教育部時，美國國會明白規定，教育部長及其它教育部官員不得從事：
「對任何教育事業，學校，或學校系統的授課、行政管理、教材，人員，有任何方向，管理，或控制的行為。各級學校的設立，課程的發展，入學與畢業標準的制定，都是各州、地方，與各種公共、私人機構的責任，而非教育部。」
提供原文，供參考。
WH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S NOT DO
Under the Tenth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Nothing specific is said about educ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therefore it falls outside federal authority.
In creating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ngress made clear its intention that the secreta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 officials be prohibited from exercising "any direction, supervision, or control over the curriculum program of i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or personnel of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chool, or schoo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a, the setting of requirements for enrollment and graduation -- these are responsibilities handled by the various states and communities, as well as by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of all kinds, not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明顯地，美國教育部職掌與台灣相比，不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還知所節制。這不是美國國家機器胃口小，不願伸展它的管轄範圍；相反地，這個事實反映美國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制衡量國家機器的警覺與活力。
基本上，美國各學區個別決定其教材、課程，教師聘任、評鑒、升遷、考核，而經費主要由房地產稅支付，不足之數由地方與州政府籌劃。目前美國每年教育費用大約910 billion，其中9成來自州、地方與私人。
在著重教育出名的台灣，卻是「民間之教育支出，83年（即1994）平均每一家庭為3萬7千元，佔家庭消費支出的5.7％，其中課業與技藝補習費，約佔35％。總教育支出在政府與民間之分配為61％比39％。�v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4_3-4.html
從此，也看出兩種教育體制，事實上反應兩種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要成長，不能不挑戰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其中的教育體系是人人都必定接觸，也能體會的部份。將教育體系逐漸分權，落實於地方，也許是打破中央集權的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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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與執政的誘惑
獨裁政權之整治被統治人民，從來都是通過國家機器之手。台灣也不例外。終戰以後，國民黨一手養成的國家機器，曾經把台灣人整治得死去活來，長達數十年之久。在國家機器那些重要部門的集體記憶裏，一直到不久以前，都是把人民當作恐嚇、凌辱、囚禁、壓榨的對象。即便是那些不涉及暴力統治的部門，也絕對不會把人民當作是自己效忠的對象。
如今，台灣終於邁進民主新紀元。在此嶄新政治環境下，這個國家機器倘若要改變自己在過去半個世紀所習以為常的角色，從黨國的殘暴統治道具轉換成為人民的忠謹公僕，不可能不需要一個脫胎換骨的轉變過程。這不但涉及廣泛的人事制度、特權特惠的調整，也涉及非常複雜而細膩的政治文化，更涉及社會上各種政治勢力的排列對比。這是一個艱巨的大工程，絕對不是如同那些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區區幾個政務官的任命就可以成其事。不用說，這絕對不比政黨輪替那麼簡單，單憑一次大選的選票數目就可以定奪。
一般似乎僅僅想到，民主化的政黨輪替來之不易，卻沒有想到，國家機器之走出威權主義思考模式而順利納入民主體制，同樣不易。一般似乎僅僅以為，有政黨輪替，方是民主的落實；卻甚少想到，民主體制的鞏固，更需要國家機器大力清除威權時代（或者封建時代）的殘留舊緒。在台灣，還有另一層世上僅見的外來政權濃厚情結，尤其頑執不化。在面對民主化壓力的同時，國家機器也要面對本土化的壓力，這是雙重挑戰。同時也可以將之看成是，反本土與反民主情結，相得益彰；國家機器因而可能具有雙倍的抗壓能力，對於民主體制構成雙倍威脅。
政治民主化，並不必然意味國家機器可以成功適應新的政治環境；政黨輪替，也不意味國家機器真正中立化。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一再看到的實例是，國家機器強力介入，違背民意之所趨，而且成功逆轉民主進程；其介入方式甚是多變，包括直接間接捲入政爭黨變、製造政變、通敵等等。對於本身業務了如指掌的國家機器，可以搖身一變，化為抵制破壞能手。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確實有能力（也可能有意圖）顛覆新興的民主。在那些沒有外來政權殘餘問題的國家尚且如此，何況台灣。若說台灣民主道路依然會有驚濤駭浪，應該不是聳人聽聞。
執政機會，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也可以是一個險惡的陷阱。讓一個還沒有具備執政條件的政黨入主政局，卻又處處予以掣肘，可以輕而易舉地暴露其無能的一面，使之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盡失政治信譽。執政者一旦承擔起無比承重的執政責任，自是寸步難行。相形之下，不受執政責任拘束的保守派，反而可以假民主之名，明目張膽地為反對而反對，極盡擾亂顛覆之能事。他們可以在退卻掩護下重整隊伍，主動出擊，反撲復辟。在歷史上，那些向保守勢力傾斜的國家機器，經常如此設局。一次大戰結束時的德國，就是一個典例。
因此，在如同台灣的境況，具有宏觀格局的政治家，不會輕易見獵心喜，僅僅為了執政而貿然執政。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應該能夠預見民主進程的瓶頸、陷阱。最低限度，也應該在面臨危難的時刻，清楚明辨難題關鍵之所在，勇敢向人民坦白道出，直接訴諸於人民，以反制政變、癱瘓、通敵的陰謀。若要如此有擔當的政治家挺身而出，也需要有一個肯為他背書的公民社會，方是可能。我們還是應該多用些心思，建立一個健壯的公民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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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與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需要法治，這是明顯的事實。脫離人治、獨裁社會還不久的台灣，人們渴望法治理所當然。然而，一些人以為一切都應依法行事：他們認為如此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任何背離法治都是反民主的行為。
這種「惟法是問」的看法，似乎有理而無害。事實如何，卻值得斟酌。
一般而言，法治誠然比較人治客觀、較公平。然而，法律畢竟還是人為產物，從立法，執法，到釋法，還是都得仰賴人們。因此，慎密周延的法令不可能存在，永遠有效的法律也沒聽過，而完全公平的執法與釋法，也還只是理想而已。
在如此情況下，如何使得法治更能符合社會需要，而非少數立法、執法、釋法、知法者的工具？
三權分立的制度中，國會立法，行政機構執法，而司法部門解釋法律，似乎互相節制；其中國會議員經由民選，司法部門的大法官則是終身職，與行政機構的國家機器雷同，就職之後再也不受民意監督。因此，法律的「生命」過程，大半是與民意隔絕。於是，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對立法、執法、釋法，都必然要發揮相當影響；如此，不但不足為怪，而應在意料之中了！
歐美公民社會的成員參與法案的草擬，影響法令執行的範圍、方式，是相當平常與頻繁的事。一向被人民大眾認為公正無私的最高法院，他們的判例當然必需合法；除外，他們的決定還有那些考慮？他們的決定過程如何而來？負責解釋法律的大法官，他們的判決往往影響許多人民，不但規範人們生活，也規定執法機構的行為。如果僅僅考慮法律層面而已，他們大可在真空運作，或當法律學究。然而，從許多判例來看，他們顯然還受公民社會多數意向的影響。
以下是民權運動中著名的一例。
1951年，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布朗先生對教育董事會案），要求不再隔離黑人與白人，而一同受教育。之前，1892年的Plessy vs. Ferguson，是「隔離但公平」的先例，也成為南方各州奉行的法令。當年夏，該案在聯邦Kansas地區法院開庭。提出告訴的NAACP陳訴現狀，而建議解決的方案是：禁止公立學校的黑白隔離教育；否則等於明告黑人兒童，他們就是不如白人；而且按照當時體制，黑人兒童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教育。教育董事會則反辯：黑白隔離是現實生活的一部份，黑白隔離分校是準備黑人兒童面對未來的事實；而且許多傑出黑人，例如，Frederick Douglass，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及 Booker T. Washington,，都是隔離教育的產物。
地區法院的判決書，提到：隔離教育體系對黑人兒童非常不利，是致命的負面效果；然而，由於Plessy vs. Ferguson的先例，使得他們不能不判決教育董事會勝訴。
1951年秋，該案上訴至最高法院，並合併從Delaware, Virginia 及 South Carolina的類似案件。
最高法院在當年首次聽審，但未判決；兩年後的1953年12月，才再度開庭。又過了將近半年，1954年5月才終於判決。判決書中，有此一段：
We come then to the question presented: Does segregation of children in public school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race, even though the physical facilities and other "tangible" factors may be equal, deprive the children of the minority group of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e believe that it does.
意譯如下。
此案的中心問題是：在公立學校體系中，只依照種族來隔離教育，即使設備與其它可見因素都相同，如此是否剝奪少數族群兒童相同受教育的機會？我們認為確實如此。
最高法院對這案的判決開了先例，從此種族隔離的教育政策成為違憲，而成為民權運動的基石之一。有人批評：此判決缺少憲法深度分析。誠然，法律先例或歷史都不是主要判決因素，而公民社會的公正感，常識以及對成員公平的要求，才是整個判決的基礎。
超過兩年幕後運作、協調的內容，我們不必也無法猜測。然而，可以斷言的是公民社會中的進步成份，必定發揮很大的正面作用。
台灣的現狀是：與政治有關的惡法，我們的積極份子能夠領悟而推動其廢除。戒嚴令取消，與1991年「100行動聯盟」推動廢除刑法100條，都是好例子。
除此之外，公民社會在法治方面的參與還幾乎是零。
現代立法內容的龐雜與專精，只有長年在職而肯努力地學習的民選議員才可能了解。因此，立法幾乎是國家機器的專利，而推選大法官的重要性，似乎也還不是公民社會進步分子所了解。在此狀況下，高談法治不啻是國家機器的另一份授權狀。
這當然是危機，卻也是公民社會的機會。我們願意踏出第一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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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中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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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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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事務官是最熟悉公文流程, 解釋法律條文。 當立法院一直不務正業, 條文不能過關時, 事務官本當行政中立的原則, 不介入黨派, 挺身而出, 尋找法律空隙漏洞, 為行政部門解套。 不幸的是國家機器的行政、立法、司法部門都站在泛藍的立場; 公務員不做事、不担當反美其名行政中立, 消極杯葛執政黨。 阿扁政府不應再沈黙, 拿出前瞻性的政見, 直接訴諸人民, 讓這些不做事的官員, 民意代表原形畢露, 開創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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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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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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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兄
一樣是不做事，公務員不做事，就說是因為他們偏藍，故意杯葛執政已五年的 '新手'，阿扁既不做事又不動腦袋，就只叫做沉默•
平平是拿錢不做事，怎麼講起來差那麼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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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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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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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霸兄,
行政部門公務員, 為所屬單位解套, 在一般國家乃其份內之事, 否則便怠忽職守。 但在台灣卻有和其他國家不同之處; 台灣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而衍生藍綠之分。 從而只問顏色, 不講道理等非理性之事。 阿扁指揮不動國家機器而一事無成, 和兄所說的不做事應是分開的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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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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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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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兄:
當年英國統治印度，不過區區千百人，就能統治數億人口•阿扁當政五年，還一副外行樣，為免也太無能了吧？
英國當年的方法，是分而治之，以夷治夷，國民黨當年不也用同樣手法去懷柔招安，拉攏某一群在地人去治理打壓另一群在地人嗎?
阿扁要管公務員，有的是方法，若不是因為自己硬要酬庸民進黨內蠢才，不肯用心經營，老是只想外行領導內行，希望公務員自動自發去幫這些空降的外行王孫公子們，民進黨的改革，也不會至今一事無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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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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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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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霸兄,
我們的討論, 又回到原點。國家機器不易馴服的問題在本欄以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不少網友曽多加討論。 最近延平旁聽生以及南嘉生在「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欄有精彩論述及討論(《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一) (二)》, 《俄國革命與台灣》), 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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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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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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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兄:
國家機器不易馴服，不用執政也知道•如果執政五年多的結論是，外行的空降酬庸主管不但管不動底下的基層，而且是無計可施，只能等待基層的公務員主動由下而上自覺，自動自發幫民進黨的外行主管，想新點子來作出改革成績，如此的主管，能通過民間小公司的主管標準嗎? 更別說是及全國政治資源於一身的執政黨了•
只看到舉一推負面的歷史失敗例子來批評再批評，卻看不出付出了五年執政的社會成本後，有換到執政黨對各項社會問題提出任何短期中期長期的策略•恐怕到目前連問題真相都還看是一頭霧水，還是和五年前一樣的外行•
連比較具體可能可適用台灣的成功方法都舉不出來，到現在還停在拿一堆負面的例子來說嘴吐嘈，這兒可能有大問題，那兒是太離譜，聽多也膩了•
問題不在不知道現有的不好，而是誰能做幾個好的樣本出來，供台灣人觀摩觀摩呢 ?
整個關卡不在不知道有問題，而是看不到好的成功樣本，連要模仿的對象與怎麼模仿都沒開始著手準備，對一個新生的執政黨，在如此的外在國際競爭壓力下，這還不夠懶嗎 ?
除了培養選舉明星外，執政黨有用心培養幾個去深入了解國家機器各層面的人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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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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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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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霸─ NO: 1111887764#r14）OB 兄，一樣是不做事，公務員不做事，就說是因為他們偏藍，故意杯葛執政已五年的 '新手'，阿扁既不做事又不動腦袋，就只叫做沉默•平平是拿錢不做事，怎麼講起來差那麼多•<<
五年來，台灣政治空轉，內外大事一事無成，某些方面，甚至還有惡化跡象。究責起來，似乎各方都有罪。阿扁及執政黨無能？官僚老大不賣力？泛藍勢力惡意杯葛？台灣人民沒水準、不團結、自私自利……（所以「死好」，有此一說）？照阿凸的俗語：Plenty of blame to go around!如單就國家機器這方面來看，是阿扁和公務員各打五十大板，還是三七分，還是六四分，這問題不是不可探究。但目前似乎一探究，就變成擁扁vs.反扁，泛綠vs.泛藍之爭，這是一條死巷，勸君莫進。
對公民社會而言，國家機器是整體一塊。不管誰執政，我們一概全體究責。債台高築、劫工農濟軍公教的福利制度、平均不到10％污水處理、不公平的稅制、對母親山河水土的破壞……國民黨領軍的政府是始作俑者，民進黨政府也無力可回天。民進黨接班人（所謂四大天王）的膽識能力超過阿扁嗎？即使民進黨再執政八年，亂局只會照舊。
於今之計：我們要思考如何以公民社會力量促生以改造政府、縮減軍公教福利、站在農工上班族階級為職志的政黨。目前泛綠泛藍各政黨都不能完整代表農工上班族的心聲、利益。泛藍各政黨代表軍公教及外省族群的利益，民進黨代表財團、中小企業主、本省族群的利益，台聯還剛成立，尚難定位。我們缺少代表農工上班族階級利益的政黨。政黨板塊重組或新產生階級政黨是勢在必行，也是我們唯一寄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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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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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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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應分兩個方向前進:
一、各項改革能由政府推動，是最容易事半功倍的，不宜放棄•(如何合縱連橫，容後再加入討論)
二、深化公民社會，首先得由民眾掌握公共電視主導權，藉由媒體的傳播力量，一方面掌握社會文化走向，另一方面監督政府，給予作好事的壓力與獎勵•
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為例，至少有兩台英語的公共電視•TVO負責提升文化歷史教育，節目不怕曲高喝寡，所以沒有廣告，增加節目製作主題的主導權與民眾觀賞誘因•cbc 負責跟政治新聞有關的時勢節目，有廣告壓力，強迫節目製作能深入社會現況，引起廣大群眾參與關心政治時勢•
以我最喜歡的 TVO big ideas 節目，節目到安大略省各大學錄下有趣的演講•物理天文醫學歷史經濟，各種主題包羅萬象，再加上主持人簡短有趣的開場白，是每個星期最大的知識饗宴•
http://www.tvo.org/cgi-bin/WebObjects/TVOntario/?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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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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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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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改革能由政府推動，是最容易事半功倍的，不宜放棄•
民進黨與企業財團掛勾嚴重，政黨有向財團募款壓力，拿人手短，無法依靠•另成立政黨則更不可行，老是要從零開始，養大一個政黨，財團就接手，再養大，財團再接手，永遠原地踏步，沒完沒了•
現階段則應努力全力健全兩大政黨的體質，讓兩大黨朝有利台灣社會改革的方向發展•可從選制改良著手，比如說公辦政見與競選費用由政府出，得票過低者則得賠償競選費用，限制政黨收取大額捐款等等，讓政黨組織健全，確保政黨回歸人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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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霸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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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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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的政治市場，除了政黨容易互相勾結，另一點是要了解 Cournot competition 跟 Bertrand Competition 的區別•政治制度設計，要讓輸贏者的政治利益保持一定差距•
要防止寡占市場的弊端，減輕政黨利益掛勾分贓的風險，透過贏者全拿，可提供強化政黨競爭機制•但全拿的利益又不能太大，否則執政黨可進而壟斷政治市場，形成一黨獨大•因此贏者全拿的利益設計，要很仔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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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衛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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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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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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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霸的言詞可能略嫌犀利，有人無法消受。不過，我相信他/她是打死無退的台派。鴨霸霸每每能夠點出一般台派的思想盲點，確實可貴。我們若是無法容忍稍有不同的見解或者不同的表述方式，動輒群起圍毆，最後很可能會落得如同黃復興保守派那樣的頑執而閉塞。台灣人若要建立公民社會，不宜如此。
在論爭中，我們應該如同運動場上競技者那樣，有激賞對手精彩表現的胸懷。對手若是找出己方在推論過程中的疏忽或者破綻，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因為一時詞窮而激怒起來，反而應該勉勵自己更進一層樓。如果我們真正相信歷史站在我們這一方，那麼，讓我們共同努力經營台派的論述，使得台派的思考推論更為完整，更為嚴密。依此，鴨霸霸的一些論點，頗值得回應。如﹕
>>民進黨與企業財團掛勾嚴重，政黨有向財團募款壓力，拿人手短，無法依靠•另成立政黨則更不可行，老是要從零開始，養大一個政黨，財團就接手，再養大，財團再接手，永遠原地踏步，沒完沒了•<<
權力必趨腐化、傲慢。為了避免任何一方獨攬權力，造成禍端（或者更大禍端），是以民主體制講究權力制衡。一般時常提及三權分立與政黨輪替。然而，這是完全不夠的。觀察一般較為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發現，不同社會力量間的制衡，其實是更重要的制衡。缺乏這一個層面的制衡，前二者都很容易弊病叢生。
以政黨輪替而論，倘若各主要政黨的政治思維都以相同的利益導向（如大財團）為依歸，則整個政壇就難免會淪落為利益掮客坐地分贓的天堂。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黨，在公共政治上並沒有基本差異。在現代民主政治，這是不可思夷的怪事。不同政黨在政治理念的分際界線上一片模糊，因而可以不必刻意維護整盤一貫的公共政策立場，可以隨時見風轉舵、翻臉如翻書。這其實是縱容和鼓勵政治人物出賣原則，條件交換，利益輸送。如此，無論任何政黨執政，強勢利益集團仍然可以輕易左右公共政策。
既然各黨的公共政策沒有什麼不同，也產生不了擲地有聲的大辯論，於是，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就會排拒那些可以理性規範的政策之爭，而偏重依賴誇張戲碼演出，以騙取選票。這造就了政治人物易於推卸政治責任的環境。在此情形下，真正具有政治制衡意義的政黨競爭，很不容易產生。
健康的政黨競爭，一定要以不同路線的公共政策訴求為主軸。不同路線，代表我們社會裏的不同政治思考、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願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階級、階層。在政治程序上，需要不同政黨代表不同路線；但是，我們的社會各方，更應該依據各自的切身需要，嚴格要求於那些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並且嚴於監督。必要時，予以公開批判，甚至唾棄。如此，我們的社會方能夠較有效節制政黨。說白一點，如果要讓大財團無法收買所有的執政黨或者政黨，唯一方法是建立或者支持那些能夠堅持不同路線的政黨。我們需要的，不是那些自詡沒有意識形態的政黨，而是認真發揮特定政治理念、勇於承負政治責任的政黨。
既然不可能有一種令各方都可以滿意的路線，那就應當讓各種不同路線有機會公開論述，通過選民的抉擇，讓某種路線可以在適當時機得以有機會居於主導地位。如此，才不至於使得有力者永遠全盤通吃，無力者永遠沉默、鬱卒。讓我們的社會不時有調理的機會，至少在某程度上重新平衡一下權益分配，調整一下政治視野。這是社會力的制衡﹕各界積極爭取自己權益，督促各自的政黨，制衡其他不同路線的政黨。
重新建立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重新劃分政治版塊，嶄新的台灣政治才是可以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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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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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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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挾持的統獨議題
自從台灣邁進民主新紀元以來，統獨之爭公開化。每逢選舉，統獨之間壁壘分明，必然又是一場激情大論爭。選舉過後，情況大致依舊。政治對立，無論大小，悉數扯上統獨。即便是選務爭端，甚至於單純司法案件，也不例外。而且，每有爭論，言詞尖銳，驚天動地。統獨之爭，延及台灣社會各層面，影響極大。
熾熱的統獨爭論，使得台灣主體意識得以穩定成長。在一定意義上，爭論愈多，台灣主體意識愈有成長空間。統派一再全力反撲，固然經常造成很大混亂，主體意識仍然繼續上漲。何以如此？數十年獨裁統治之下，凡是有利於統派路線的各類條件，一應俱全，向來居於優勢地位，不過老早已成顛峰飽和狀態。大致上，凡是選擇信奉統派路線者，早已經具有十分強烈的政治信仰，似乎較少會因為統獨爭論的影響而有增多的可能。相形之下，獨派路線則是後來居上。統獨爭論愈多，愈使得更多人關心這個議題，也愈使得更多人認識到主體意識的意義，獨派影響乃愈見擴大，愈來愈超越統派意識。對比之下，一方是疲憊的往昔優勢，另一方是朝氣十足的當今新興事物。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當然歡迎更多的統獨爭論。
不過，其中並非沒有重大隱憂。因為，統獨議題似乎已遭挾持，嚴重排擠公共政策的討論。
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的實際政治運作，重量級利益團體的關說，四處可見。這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代議士，常自稱是為人民看緊荷包。在某層面上，他們其實是利益分配裁決者、輸送者，其中甚至於還有不少利益分贓者、特權特惠的捍衛者。他們的最主要道具，就在於公共政策的審定，以及審定過程中的條件交換。
因此，人民必須自求多福，為自己看緊荷包。為了看緊自己荷包，不能不緊緊盯住政黨與政治人物。這就應當從公共政策著手。勇於負責任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必須把自己的公共政策立場交代得非常清楚。若是交代不清，無非是為日後推卸責任預留進退空間。選民監督之道，首先必須注意及此。然而，這恰是台灣社會所缺少的。
公共政策領域，包含甚廣。政策與政策之間，大多是環環相扣、互有關連，可以互相補充，也可能彼此牴觸、掣肘。因此，在複雜交錯的公共政策領域裏，需要政治理念以指導通盤思考，方不至於陷於無政府狀態。同時，現代社會，絕對無法避免公共政策上的頻繁紛爭，無數的嚴重紛爭。民主體制的一項最重要功能（也是其強項），就在於處理這些紛爭。為了要通過比較井然有序的程序來加以排解，所有不同公共政策的紛爭，最終都必須歸結到指導原則的層面上來探討。政黨政治的最高表現，其實在於不同政治理念之間的對話。無之，則政黨充其量不過是骯髒的分贓集團罷了。
如果在公共政策的思考大原則上，各政黨都沒有歧見，則無異是強勢利益集團通吃的局面。在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全力為弱勢者力爭的情況下，強勢者吃定弱勢者，所有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都成了幫凶。在台灣，所謂強勢者，不僅大財團而已，至少還有特殊權惠享有者，那些繼續受惠於過去政治體制餘蔭的集團。
在當前台灣，很多國會議員在白天經常就統獨議題惡言相向，晚間卻是把酒言歡。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情景。公開場合沸沸揚揚的統獨之爭，成了一場壯觀的煙幕秀，掩飾著公共政策論壇的寂寥無聲，以及暗地的交易行徑。這裏，與其說各政黨真正關注統獨議題，不如說，各政黨成功挾持了統獨議題。只要鏗鏘有力地虛張聲勢一番，就可以免於論述公共政策的辛勞，也可以免於民意的真正考驗。何其便當！
無論某特定議題如何重要，不同的時空與層次，都應該有比例原則的考量。統獨議題，攸關台灣前途，不可謂之不重要。可是，無論是何種議題，隨時隨地無限上綱所帶來的紛紛擾擾，是自私政客混水摸魚、蒙混過關的大好機會。若是動輒把一寸領土，誇張說成是民族榮辱與國家存亡之所繫的關鍵事，而且大分貝地嚷說不停，無異是把那些真正具有關鍵意義的議題，貶低得如同區區一寸土地般的無關緊要。
一、二十年來的選戰，並沒有把統獨議題的討論推上更高層次。停留在相對低層次的口水戰，泛濫成災，反而使得台灣政治文化的發展停滯了。長期以來，一次又一次鑼鼓喧天激情演出，政治人物樂而不疲，難怪選民會開始厭煩起來。原本十分重要的議題，難免因而喪失應有的莊嚴意義。可是，悄悄的，原本理當公開辯論的公共政策，卻成為政治人物們暗室作業下的私相授受。在這時候，選民們卻不能不原諒他們，只因為有了天大地大的統獨之爭。
統獨議題確實十分重要，毋庸置疑。也許我們應當積極思考，把這個議題與公共政策連繫起來。統獨之爭，陷入膠著狀態，似乎都無新意；共同關注公共政策，甚至於以之為主軸，卻可以重整政治版圖，賦予統獨之爭以嶄新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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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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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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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與社會公義原則
百年來的台灣，反抗外來統治的政治運動家，大多以平等博愛為念，悲天憫人。歷來的獨立運動組織，也一無例外地都曾經誓言旦旦，主張重視弱勢淒苦人的福祉。過去外來政權的壓迫體制，除了剝奪台灣人的基本政治權利而外，尤其表現在以各種特權特惠獨厚於特定少數人，粗暴而苛刻地剝削其餘多數人。對於這種不公平不道德的體制，當年的熱血台灣人，甚少有不深惡痛絕的。
戰後的政治反抗年代裏，很多人都曾經說過，台灣人運動的目的，不僅僅在於政治民主而已，更在於社會平等；有朝一日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一定要努力建立一個立足於社會公義原則的國家，還給苦難的人民大眾一個公道。創黨之初的民進黨，也提出同樣的訴求；特別是新潮流派系人物，積極以勞工權益的捍衛者身份出現，號召工人弟兄來支持民進黨。這時候，本土意識，帶有很濃厚的社會關懷的意涵。
如今，所有這些似乎全都被遺忘了，而且遺忘得十分徹底。只因為台灣有了政黨輪替。
口惠是零成本的。政治人物給予政治承諾，十分慷慨。追究起來，其間尚有欺騙與受騙雙方。受騙者絕大多數是弱勢的市井小民，得利者是政治金光黨。前者付出的，是對於政黨以及政治人物的誠摯信賴以及寄望，過去在政治陰霾的凄冷寒天出門，無怨無悔地支援台上的候選人，在百忙中抽空勸說與動員親朋好友出來投票；所得到的是一張張的政治承諾支票。他們默默等待支票兌現之日。而曾經頻頻作出政治承諾的政黨與政治人物，所得到的，是執政的機會，以及大好仕途。終於，政治跳票成為事實，只因為這個政黨開始執政了。
在這世間，無論何處，執政者都會遭遇到當家的難處。這麼簡單的道理，新近執政的政黨倘若事先不知，那是無知。民進黨當中，所謂「高學歷」者，比比皆是，竟然不知！果真如此，則適足以說明，成群結隊的「博士學者」，不學無術，徒有虛名。說實在，未能預期到執政會有困難，其實是缺乏政治研判能力。這已經是大大的不該。況且不但不知自省，反而經常大言不慚地，凡事一概推出執政當家的難處以為搪塞。
更為不該的是，不道德的集體詐欺！為了爭取選票，全黨上下，莫不急於地把自己打扮成農民之友、勞工之友、環保之友、婦女之友、漁民之友……，承諾要打擊特權，為社會弱勢者討回公道。執政之後，他們卻只知道趕緊宣布，所有的特權特惠，保證維持不變，「課多少補多少」。本來不曾承諾的，如今反而熱心慷慨做到了。相形之下，原來的承諾一一跳票，好像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沒有什麼值得解釋的。連一個解釋都吝於施予！對於弱勢的市井小民而言，這是傲慢至極的詐欺。能不令人心寒嗎？難怪他們開始集體冷漠起來。
並不是所有政黨在執政之後，都會以執政者的困難為理由，棄守理想；也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會墮落、背信。但是，對於墮落與背信，無論理由何在，公民社會必須予以譴責。高道德標準的檢視與批評，才能夠逼迫政治人物謙卑自律、信守承諾。人們若是放棄譴責權利，則唯有默默承受惡果，事後不再享有埋怨的權利。
譏嘲人文理想的文明，難免漸趨頹廢、沒落；踐踏政治理想的政壇，不過是庸俗政客熙熙攘攘的分贓場域罷了。歷來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具有高貴的理想性。無數先人為之奮鬥，終其一生，不改其志。那麼多人為之身陷牢獄，流亡異國，甚至死於非命。在台灣人最是鬱卒凄苦的漫長嚴冬年代，人道主義關懷的熱情與社會公義的理想，曾經是台灣人政治勇氣的依恃。一旦台灣人政黨執政，理想傳承的火炬，任其熄滅，甚至於公然棄之若弊屣。倘若，成群結隊的利益分贓者，呼嘯而過，如入無人之境。那麼，統獨之爭、本土與非本土之爭，還剩下幾分意義？還能夠喚起廣大台灣人發自內心的共鳴嗎？
若要建立本土公民社會，毋忘社會關懷。從來，這是本土意識之異於外來者根性的最主要意義。應該以這個規格來檢驗以及要求於本土政黨和政治人物。如果社會弱勢者為了尋得寄望，不能不乞求於原舊外來政權的餘孽，這不是天大的諷刺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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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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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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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會中的軍方定位***
確保自由與多元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軍方要受政治體系監督。這是西方國家的大致共識。除此之外，它們還有種種政治機制與社會環境，來鞏固平民領導、指揮軍方政治路線的原則。
台灣脫離獨裁體制不到20年，在建立各種民主規範之時，軍方也開始改變國民黨黨軍身分的過程。正如前者不是毫無阻力，後者更是時有困難。整體而言，軍方逐漸轉變，然而，不同派系對此轉變的速度、未來方向，顯然有不同看法。也許如此，才助長2004年總統選舉後的政變謠言。
在此情形下，台灣人民需要更關切如何建立、鞏固軍方受政治體系監督的機制與環境。因此，陳水扁對此觀點有分析探討的必要。
他日昨在三軍五校畢業典禮上表示：
「五年多來最讓自己感到欣慰的施政成績之一，就是軍隊國家化的具體實踐，而軍人的『專業知能』除包含體能與戰技，最重要的是軍人的民主素養、維護憲政體制決心及軍隊中立的態度。」
不久前，他說：
「另一方面是要證明公元二千年政黨輪替後，經過四年努力，軍隊國家化、情治單位法制化成果。」
他也曾再三提到：
「不管立法院再怎麼亂、媒體再怎麼亂，只要軍隊不亂，整個國家就不會亂。
「落實軍隊國家化之後，軍情單位已不再介入、干擾政治和捲入選舉。」（2004/3/10）
政黨輪替後，軍情單位誠然不再介入政治，不再干預選舉。然而，軍隊國家化並不等同軍方受政治體系監督與平民領導、指揮軍方政治路線的原則。稍後會回到這個論點。
不容否認，軍隊從國民黨黨軍到國家化當然是進步，也被陳水扁作為「欣慰的施政成績之一」。然而，民進黨有能力策劃、監督、執行軍隊國家化的具體實踐內容，也就是說，提升軍人的民主素養、維護憲政體制決心及軍隊中立的態度嗎？
在政府網頁重要績效中，似乎只有以下資料：
「建立軍隊國家化認知：自90年迄92年12月底止共計製播『莒光園地』電視教學專輯節目28輯，撰刊青年日報、勝利之光等共計205篇，以確立全軍官兵『軍隊國家化』之正確認知。�vhttp://www.gov.tw/EBOOKS/GOVACHIEVE/show_book.php?path=4_003_001
軍隊的政治教育固然重要，可別忘記正是同樣的宣傳工具，不久前還在教育全軍官兵「台獨等同共匪」等謬論。如此宣傳工具的效果如何，自然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要改變一個有其倫理系統、升遷制度，對外相當封閉的軍方體系，不是文宣、電視教學就可以奏效。民進黨在此，最多是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吹鼓手吧！
事實上，陳水扁自己也指出：
「2000年政黨輪替後，在歷任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共同的努力之下，包括湯曜明與李傑兩位先生卓越的領導，讓軍隊國家化得以嚴格地貫徹，使國軍成為效忠國家、效忠憲法、效忠全民的軍隊。」（2004/11/17）
他的歸納也許失之簡單、草率，卻明白指出軍隊國家化的主要動力。可以說，軍方內部意見即使不相同，其主流派已然作出：軍隊不再是國民黨黨軍，而支持民選總統的決定。政黨輪替之後，軍方個別派系容有不同遠景，而整體作為幾乎都是如此。
陳水扁要將軍隊國家化當作政績，是政治人物吹噓的權利。然而，吹噓畢竟經不起考證，而且不只牛皮容易被揭穿，更嚴重的是，可能降低公民社會對此的觀注與警覺。
一些人將軍隊國家化作為軍方在民主社會的定位。國家化的軍隊固然不再受任何黨派控制，也不介入政治、選舉。另方面，更有人以為軍隊組織結構，不論台面上的將領，或是常備自願役的軍人，越來越多是在台灣土生土長。如此，應該減少泛藍政變的可能。誠然如此。然而，軍隊國家化只是軍方受政治體系監督，受政治路線領導的部份而已。
如果缺乏其它社會、政治條件配合，國家機器的主流，能夠順理成章掌握國家化的軍隊。事實上，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政變，往往是由國家機器中重要成員，也就是本土軍人組成的軍方所主導，而非黨派，更非外籍兵團。
如何防範槍桿子裏出政權，是民主社會的挑戰，也是必然得解決的問題之一。
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有經過多年實踐累積而成為傳統的民主機制與價值。這些是有效地解決社會沖突的途徑，而且其政治文化也達成全民對軍方角色與任務的共識。不只如此，公民社會也都有國防問題專家，參與國防與安全公共政策辯論，提供人民另類思考，而非對軍方主張照單全收。
台灣的公民社會需要在民選政府之外，大力培養民主傳統，創造全民對軍方角色與任務共識的政治文化。在此情形下，效忠全民的軍隊才可能成為軍方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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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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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賊」
曾經在中國近代作品中讀及「愛國賊」一詞，以之稱謂那些假借愛國之名而行偷雞摸狗之實的惡棍。這些惡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如專擅聲色俱厲地指控他人不愛國，或者賣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盜用愛國主義行騙，何妨稱之為「愛國賊」。以「愛國賊」對「賣國賊」，入木三分，戲謔有趣，不覺莞爾。
其實，「愛國賊」現象，很多國家也早已有之，而且一直是有識之士所垢病的社會公害。十八世紀英國約翰生曾經說﹕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舉世聞名的名言，傳頌兩、三百年之久，歷久不衰，可見一斑。在那些政治文化較為有深度的社會，公民們早已經見識過這種社會公害。他們當然熱愛自己國家。由於他們對於自己國家有高度信心，所以不擔心公民不熱愛國家；甚至於有人怒責自己國家，也不以為忤。可是，他們從過去經驗知道，倘若有人狂熱得動輒指責他人不愛國，則背後必有可疑動機。在和平時期的英國，大張旗鼓高舉「愛國」招牌的公職競選人，所得到的訕笑聲，肯定會多於掌聲。五十年代美國的麥加錫，一度鬧得舉國上下風聲鶴唳，美國人迄今猶有餘悸，還經常提起，引以為戒。在當代民主國家當中，美國人可以說是最勇於表達愛國主義情操的，可是，卻絕少公然指責他人不愛國。
而在那些政治文化修為比較不足的社會，乍看似乎愛國者與賣國者都特別多，不過細加分辨，「愛」與「賣」之間界線不清。只見，眾人互相對仗，成天怒罵對方叛國，亂成一團。這其實就是社會亂源。可以說，如果眾人僅知道證明自己愛國、急於控訴對方賣國，蔚然成風，則這必定是一個縱容「愛國賊」橫行無阻的淺薄社會。因為，「愛國」一旦被賦予最高價值，成了免死金牌，是打倒敵手的聖器，則必定有極多賊輩趨之若鶩，意圖挾持，據為己用。惡棍們競相操作愛國主義的結果，一定會愈趨偏激，步步升高。理性對話，從此不再可能。政治論述，不能不因此而低俗粗暴，甚至嗜血。先進民主社會，過去都曾經有過此類經歷，也曾經付出極大代價。
「賣國賊」誠然可惡，「愛國賊」更是可恨。其所以更加可恨，不但在於矯情偽善，口頭高呼激昂的愛國口號，實地從事齷齪勾當；而且更在於，這代表著一個可以令人窒息的氛圍﹕凡事可以無限上綱，以迫使不同意見者噤若寒蟬。為達到同樣效果，人們可以挾持愛國主義，當然也可以挾持其他東西，例如法統，道德貞操，政治理念等等。並不是說，愛國主義或者貞操觀念等本身是錯誤的（或是正確的），而是挾持者，代表著一種膚淺心靈的霸道，企圖壟斷社會的思維，踐踏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最惡劣的莫過於，國家機器成了惡棍本尊。
關鍵在於，對於「愛國賊」型的吶喊造勢、興風作浪，老到的公民社會多能立判真偽，看穿實情。不但學養甚豐的學者評論家，即便平凡的選民也大多能夠如此。倘若推出一些看似神聖不可侵犯的大道理，強詞奪理，就可以呼風喚雨，則這是一個人文素養甚是欠缺的社會，連大部分的學者評論家都沒有能力做好第一道的檢驗、第一道的批判；或許可以說，連較為稱職的學者評論家都不多見。對於「愛國賊」的批判能力，標誌著一定的民主成熟程度。
在世界各地漢人社會裏，一般似乎對「愛國賊」症候群甚少有抵抗能力。在中國，「愛國賊」高聲吶喊，所向披靡，無有敢於抗拒者﹕科學家、工程師紛紛為土法煉鋼背書，舉國上下發動仇日。台灣雖然是其中唯一具有一定抗拒能力的社會，可是，仍然有待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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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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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賊」（補充）
愛國主義若遭一再濫用，肯定會走上濫情的路子。濫到一定程度，不能不變得肉麻、荒謬、偏執、醜態百出。英國人對此深惡痛絕。如下是幾句具有代表性的話。
蕭伯納﹕You'll never have a quiet world till you knock the patriotism out of the human race.
羅素﹕Patriotism is the willingness to kill and be killed for trivial reasons.
王爾德﹕Patriotism is the virtue of the vicious.
歸化為美國籍公民的愛因斯坦，也曾經說﹕Heroism on command, senseless violence, and all the loathsome nonsense that goes by the name of patriotism - how passionately I hate them!
可見，「愛國賊」的喧嘩是多麼的為有識之士所不齒。人們為了不願意再聽到這些聲音，寧願取笑愛國主義本身，甚至於捨棄它。可是，難道這些人不熱愛自己的國家嗎？不然。他們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顯然，批判愛國主義的濫情，就是其一。
最近在台灣網路討論上，頗有人不爽於陳水扁總統遭受台派自己人的批評，反彈力道似乎不小。美國聞名總統老羅斯福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或有參考價值﹕Patriotism means to stand by the country. It does not mean to stand by the president or any other public official, save exactly to the degree in which he himself stands by the country. It is patriotic to support him insofar as he efficiently serves the country. It is unpatriotic not to oppose him to the exact extent that by inefficiently or otherwise he fails in his duty to stand by the country. In either event, it is unpatriotic not to tell the truth, whether about the president or anyone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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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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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選黨主席, 王金平大敗, 而且自己的地盤、根據地都被攻克。 王金平一世英名, 幾乎毀於一旦。 汪笨湖在「台灣心聲」認為國民黨是外省黨, 這是族群訴求的結果。 但如以一百萬黨員計, 台灣人應有七十萬, 王金平也大可隨之訴諸族群, 即使輸了也不至如此慘。周玉蔻在「新台灣高峯會」說, 國民黨黨員投給改革者, 這是改革派的勝利。 但國民黨過去歷史向來並不選改革者的, 而且馬英九也不具改革者的魄力。 所以操弄 ”族群”, 或者選 “改革者” 都是過份簡單化, 其中必具有更深層的意義。
英國資產階級早在十九世紀初即已擊敗地主、貴族階級取得執政權。 資產階級政客在他們的群衆之前也都能口若懸河, 滔滔不絕, 侃侃而談。 但或許為地主、貴族威望所懾, 或為其學識所服, 或為其高雅儀表所惑, 或為其風趣談吐所迷; 資產階級在封建貴族之前往往舉止無措, 相當的溫馴。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 直到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都凌駕封建貴族後, 資產階級的自信心才有所改變。
王金平正患十九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自卑感, 否則他大可不必請過氣的政客連戰、宋楚瑜, 沒落元老李煥、宋時選, 退役將領來加持、背書、拉拔、壯膽; 他無需焚毀、作賤 “本土派” 的神主牌, 而去遷就, 討好 ”外省” 族群。 如果這現象僅是王金平而已, 那是王金平個人的事; 問題是學識、能力、見識都很平庸的馬英九, 能以如此懸殊的比數獲勝, 足見這現象恐怕普遍存在台灣人身上, 這才是令人憂心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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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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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霸的言詞可能略嫌犀利，有人無法消受。不過，我相信他/她是打死無退的台派。鴨霸霸每每能夠點出一般台派的思想盲點，確實可貴。我們若是無法容忍稍有不同的見解或者不同的表述方式，動輒群起圍毆，最後很可能會落得如同黃復興保守派那樣的頑執而閉塞。台灣人若要建立公民社會，不宜如此。
I do not know what is meant by 群起圍毆, but I do know that each poster simply expresses his/her own opinion for or against certain characters (case in point, 鴨霸霸, and that Ya-tou of olden days in this forum). Someone may use sharp language in retort, someone may use rude language, and someone may use polite language, that is all. But when one use 群起圍毆 to describe the heat of the discussion, he/she can only mean certain conspiracy among the sharp tongues, which does not seem to be possible. That is how I understood the use of those four characters.
I do agree that 容忍稍有不同的見解或者不同的表述方式 is a nice way to maintain certain civility in the forum. In fact it should be frame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can glean certain smart words from the lengthy screeds of that particular poster. However, one can not help wondering "Does he/she (I mean that particular poster" even try to abide those nice words of his own?" I know, I know that one should separate the messenge from the messenger.
As to the judgment that certain character is 打死無退的台派, who knows? There are some who are credulous by nature. Isn't there a saying about many suckers being born every minute? Aren't there people who will buy the Brooklyn Bridge? So everyone certainly has his/her rights to 相信 whatever he/she wants to 相信. But I would like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the old saying, caveat emptor, when one hears the selling pitch like 我相信他/她是打死無退的台派 without any other supporting ev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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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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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愛國主義的吊詭
「愛國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莫過於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誇張模樣，自以為是正義公理的化身。這在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台灣當下的愛國同心會，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典型。在此以前，以專門干擾民進黨為能事的疾風社最為特出。二者成員盡是保守陣營的邊緣人，瘋狗式言行，惡名遠播。在海外，之前則有反共愛國聯盟（愛盟），最主要功能是在美國大學校園裏欺壓台灣留學生，美其名曰「愛國」。絕大部分成員是國民黨權貴子弟，後來紛紛返台成了黨國體制的接班人，如今已經成功霸佔了台灣各領域的要津位置，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近年來的許多仇日親中的深藍政治人物（以及媒體），也是另一種「愛國賊」典型。若就有計劃炒作愛國主義以壓制政治異議者、維護自己權勢而言，過去整個國民黨的黨政結構，其實是一個超級的「愛國賊」集團。愛國同心會、疾風社、愛盟、深藍政治人物，各自代表這個保守政治勢力的不同面目以及分工。
這個無惡不作的「愛國賊」集團，在台灣猖獗施虐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無論是在學校、軍中，或者媒體界、出版界，「愛國」濫情與矯情早已經達到天怒人怨的程度，與他們的暴戾統治成正比。受盡欺壓的人們，無論如何是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緣起的背景。經過數十年奮鬥，民主運動終於帶來台灣歷史上的首次政黨執政輪替，保守政治勢力因此失去執政權。同時，相對於這個外來型反動「愛國賊」集團所要強迫台灣人接受的國家認同，反映台灣本土意識的新興國家認同，終於得到半數左右選民的認可。兩種不同的國家認同之間的對立態勢，於焉形成。二者勢成水火，緊張對峙。
按理說，受夠「愛國賊」長期荼害的人們，深惡痛絕之餘，尤應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深深了解﹕惡棍式愛國主義，是令人痛恨的公害，是民主社會之毒瘤。一個屈從在惡棍式愛國主義淫威下的社會，不配稱之為民主社會。之前的台灣社會，就是如此。我們以往譴責「愛國賊」的時候，內心深處其實有著對於霸道言行與思維模式的無比痛恨，以及對於理性對話的殷殷期望。在此歷史背景下，台灣民主社會，恰恰是要建立在徹底批判「愛國賊」的基礎之上。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當然希望民主台灣能夠尊重多元性，當然不願意再看到淺薄心靈大肆獵殺異議者的粗暴與凶狠。
只是，每當須要正面對抗保守派「愛國賊」的時候，一般可能難免產生本能式反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而可能帶動另一種的愛國主義。台派方面當然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保守反動派的國家認同與愛國主義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愛國賊」是應當打倒的；而我們則是站在正確的一方，是以我們與之針鋒相對具有十足的正當性。這話固然不差，不過還是值得從另一個角度來作一番思考。
民主台灣之異於以往的獨裁體制，首先在於政治思維基本導向上的不同。如果不是為了如此大是大非的原則，也不會有那麼多先人，無畏於政治迫害，為民主奮鬥不懈。然而，通過所謂的「寧靜革命」，我們並沒有能夠與原舊的政治體制作一次徹底而明確的切割，因而不能不與舊有保守勢力和平共存。而且，在和平漸進改革過程中，除了有形的法律規章、國家機器而外，民主台灣畢竟也無奈地繼承了舊時代的強勢政治文化。
而這種政治文化，過去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愛國賊」，也營造了各類型「愛國賊」長期以來如魚得水的氛圍，代表著一股非理性、向下沉淪的強勁感染力。因此，當我們身處舊有政治文化的影響無所不在的環境中，無日不面對「愛國賊」政治流氓呼嘯聚眾的挑釁，無日不處身在低俗媒體的暴戾語言中，我們似乎應該謹慎省思，台派是否具有足夠的政治素養，可以抗拒這股墮落的誘惑？
倘若發生本土型「愛國」主義出來對付外來型「愛國賊」的情況，首先受創的，是我們尚未健壯的公民社會的生機。因為，不分族群、膚色，不分國家認同，「愛國」濫情的膚淺與霸道向來如一，同樣的盲目激情、視不同意見者如寇讎，同樣的外鬥外行、內鬥內行。在有效（實際上是不很有效，甚至於很不有效）反制保守勢力的反撲復辟之前，台派可能已經因此而在內部括起陣陣的對內獵巫風潮，籠罩我們自己思維與對話的場域。具有開拓創意的思考嘗試，往往動輒得咎。於是，多元思維之路為之堵塞，我們的思想視野不無可能愈來愈狹窄。外敵髮膚未損，己方已是內傷累累。這才是關鍵之所在。
能夠真正有效反制保守派「愛國賊」的，是健壯的公民社會，一個具有宏觀能力、慈悲而寬容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公民們尊重言論自由，卻不允許有一群人挾持激情愛國主義，不論是大中國意識，或者本土意識，自以為是公理正義的唯一詮釋者，傲慢地自以為享有對內制裁的道德權威。
註解: 藍色字為作者要求修改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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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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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major objections to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of r32, because they described the history as I experienced. I only find the last sentence - 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當然希望民主台灣能夠尊重多元性，當然不願意再看到淺薄心靈大肆獵殺異議者的粗暴與凶狠。- irritating, for it seems to imply the arguments in this forum against some particular character as from feeble souls' 粗暴與凶狠的大肆獵殺異議者! It is a stretch, I believe, on the part of 延平旁聽生.I am wondering what kind of "scholar" can be so blind to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riots" then and now, i.e. the state coercion behind the old patriots (延平旁聽生 called them「愛國賊」)! I do not remember that I have read something so horrible here in this forum that are worthy of 延平旁聽生's label, 粗暴與凶狠的獵殺 (violent and virulent hunt/slaughter!!!)
Based on the words of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I am not sure that 延平旁聽生 is really blind to those historic facts. But what made him to do such an insidious mislabeling, one wonders? When I read the remain of r-32, it all dawned upon me that he simply tried to pile up (rather sophisticate yet not fair nor true) arguments to augment his shaky thesis of an ideal civil society. On one hand he admitted that we are still living in a real world of 尚未健壯的公民社會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asked everyone here to abide by the etiquettes of an ideal 公民社會 (of his). I can appreciate his lofty ideal, but I do not know that kind of ideal 公民社會 (of his) exists nowadays anywhere on this earth. (See the U.S. since 2001! Perhaps it is not yet a civil society in 延平旁聽生's mind, though I seem to remember that it was much lauded previously by someones. ) . After all the society is made of all sorts of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ways to express themselves or to vent their anxietie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violence ( inducing bodily injuries, or loss of freedoms), no slander (as proscibed in the rule books of this forum), then there is no need to label those expressions as 粗暴與凶狠的獵殺. Isn't it the true manifestation of the lof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 civil society? ( It is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S constitution.)
---能夠真正有效反制保守派「愛國賊」的，是健壯的公民社會，一個具有宏觀能力、慈悲而寬容的社會。
It is a funny conclusion to end r-32. As 延平旁聽生 pointed out in paragraph 6 that we do live in a not so civil society, what should we do then to counter the ranting of those ex-patriots? I know that there was a teaching - turn the other cheek, but how many human beings are that sainty?( Last time I checked, most of them are disciples of Folly.This is why I used the adjective "self-contradicting" to describe his argu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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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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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major objections to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of r32, because they described the history as I experienced. I only find the last sentence - 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當然希望民主台灣能夠尊重多元性，當然不願意再看到淺薄心靈大肆獵殺異議者的粗暴與凶狠。- irritating, for it seems to imply the arguments in this forum against some particular character as from feeble souls' 粗暴與凶狠的大肆獵殺異議者! It is a stretch, I believe, on the part of 延平旁聽生.I am wondering what kind of "scholar" can be so blind to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riots" then and now, i.e. the state coercion behind the old patriots (延平旁聽生 called them「愛國賊」)! I do not remember that I have read something so horrible here in this forum that are worthy of 延平旁聽生's label, 粗暴與凶狠的獵殺 (violent and virulent hunt/slaughter!!!)
Based on the words of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I am not sure that 延平旁聽生 is really blind to those historic facts. But what made him to do such an insidious mislabeling, one wonders? When I read the remain of r-32, it all dawned upon me that he simply tried to pile up (rather sophisticate yet not fair nor true) arguments to augment his shaky thesis of an ideal civil society. On one hand he admitted that we are still living in a real world of 尚未健壯的公民社會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asked everyone here to abide by the etiquettes of an ideal 公民社會 (of his). I can appreciate his lofty ideal, but I do not know that kind of ideal 公民社會 (of his) exists nowadays anywhere on this earth. (See the U.S. since 2001! Perhaps it is not yet a civil society in 延平旁聽生's mind, though I seem to remember that it was much lauded previously by someones. ) . After all the society is made of all sorts of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ways to express themselves or to vent their anxietie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violence ( inducing bodily injuries, or loss of freedoms), no slander (as proscibed in the rule books of this forum), then there is no need to label those expressions as 粗暴與凶狠的獵殺. Isn't it the true manifestation of the lof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 civil society? ( It is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S constitution.)
---能夠真正有效反制保守派「愛國賊」的，是健壯的公民社會，一個具有宏觀能力、慈悲而寬容的社會。
It is a funny conclusion to end r-32. As 延平旁聽生 himself pointed out in paragraph 6 that we do live in a not so civil society, what should we do then to counter the ranting of those ex-patriots? I know that there was a teaching - turn the other cheek, but how many human beings are that sainty?( Last time I checked, most of them are disciples of Folly rather than Jesus. Sadly, indeed.) Besides, there is no BORN-ADULT BABIES! 延平旁聽生 wants everybody behave the way a denizen of that ideal civil society of his (and only that way!) even though he knows perfectly well we are not that ideal yet.This is why I used the adjective "self-contradicting" to describe his arguments.
When I read paragrahp 7 (and ensuing paragraphs) of r-32, a vivid image of that fabled milk maiden appear! We all know what became of her "deduction" when she stumbled on a rock. I sense the stark similarity of stretching therein. But, was she laughable? Perhaps, we can all laugh ourself, for we are all fools sometimes just like her.
In conclusion: First, I have to admit that I do admire 延平旁聽生's ability to frame his arguments. Second,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all's attention the Zen Masters' trick of using a paradox to confront the paradox raised by the student in order to induce epiphany. So, who to say that all those rude, sharp languages are not the counter paradox needed? If those 「愛國賊」 would listen to 延平旁聽生's polite and considerate reasonings, they would not be 愛國賊 in the first place. I agree that we have to polish our arguments in trying to counteract the rantings of those 愛國賊, thou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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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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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傾向在台灣
對於稅制財政、醫療社福、教育文化、經濟政策等等，各國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所持立場，大多近似。例如，一般主張較低稅率、刪減社會福利支出，反對較大幅度的收入再分配，減縮國家機器規模，等等。對於國內以及國際間的貧富差距、弱勢者的照顧，多持消極對待，也就是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傾斜。雖然各國有其不同的歷史傳承和政治環境，但是大致上可以看出保守主義者在理念思想上的共同淵源。若與自由派或者左派的立場相比較，尤其可以容易看出這個特質。
一般說來，各國的保守政黨與保守主義理念，互為表裏。畢竟，若要有系統地通盤整合自己在各領域公共政策所採取的許許多多立場，使之互相補充，一氣呵成，當然需要一定政治理念作為其思維指導。否則，許多不同政策之間，難免陷入彼此牴觸的窘境。現代民主體制下的政黨都是如此，包括保守派政黨在內。而且，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不需要政治論述。除了各種公共政策的立場而外，保守派有自己的政治理想、願景，其政治論述當然是依據於保守主義理念。捨棄保守主義理念的現代保守派政黨，是不可想像的。
保守政黨的存在，反映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結構，更反映若干不同政治思維導向互爭雄長的現實。失去了保守主義的聲音，民主政治也就不成其為民主政治。同理，任何一個現代民主社會，也不應該缺乏其他聲音，包括那些敢於開創新格局、較具前瞻性思維的聲音。種種不同政治傾向共存、競爭，現代民主社會裏的真正政治制衡，由此而來。
而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協商對話，倘若沒有具體有形的對手，必定流於短線操作，缺乏穩定性。相當混亂的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至於陷入無政府狀態，而得以正常運作下去，其中不可缺乏那些在不同政治理念下各自結集起來的政黨﹕理念清楚的政黨。唯有如此，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對話交流，較易於辨識確認彼此立足點，才可能在錯綜複雜的政治衝突中尋得一套亂中有序的折衝機制。
奇怪的是，台灣也許有著十分龐大的保守勢力，活躍於台灣各階層、各行業、各地域、各族群，經常展現呼風喚雨的能耐，可是卻沒有一個坦坦蕩蕩宣稱要實踐政治保守主義理想的政黨。仔細觀察可以看出，台灣保守勢力在公共政策上最具特色的堅持，無非是全力維護往昔威權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各種不公平體制。其中縈縈大者，如軍公教優惠，地方選舉綁樁網，黨產等等，即便從保守主義理念觀點來看，也是極不道德的。可以說，台灣的保守政治勢力，最主要的，不過是一個唯利是圖、不知羞恥的守舊政治勢力罷了，連保守主義ABC都不甚了了。
同樣奇怪的是，站在政治光譜另一端的政治勢力（民進黨與台聯），在整體公共政策上的立場，既沒有遵循、也沒有反對保守主義。它們對於如上特權特惠體制的態度，除卻口頭上反對之外，在政治思考上其實缺乏通盤連貫理路，一如在全盤公共政策的思考方向一樣，實在無法看出其中的理念脈絡。也就是說，除了若干個案之外，在公共政策的根本思維上，它們與保守派之間其實是很難區分的。
因此，台灣在公共政策的爭端場域裏，各方大多是局部性論述，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少看到長遠全局統籌性的思維，亦即治國大方略的思維。單一議題不斷的過度炒作，排擠其他所有重要議題的思索探討，更掩飾著政治思維凌亂的實情。時下政治人物以及評論家的政治論述，少以全面性宏觀見長，而且缺乏理念素養。無限上綱的統獨之爭鬧得沸沸揚揚，成了他們的最佳遮羞布。在此氛圍下，人民對於政黨以及政治人物的檢驗評估，乃多與公共政策面脫鉤。於是，地方與中央的利益分贓勾當得以在口水戰炮聲隆隆的掩護下匍伏前進。這台灣混亂政局的一個面向。
長遠看來，台灣政治版塊終究要依照政治理念重新劃分，否則民主體制甚難正常運作。
過去數十年的台灣政治反抗運動，具有悠久的人道主義關懷的傳統，以照顧弱勢者為己任。按理說，這不是走保守主義的路子。可是，傳承自這個反抗運動的本土派政黨，如今以吸引所謂的「中間選民」為口實，已經愈來愈少在這方面有所堅持了。美其名曰「新中間路線」，說穿了，無非是遷就現狀，而絕對不是挑戰現狀。而守舊的保守勢力，原本就是一個軟土深掘、欺壓弱勢者的集團，在政治理念上終究比較容易親近保守主義。於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台灣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紛紛攜手向保守主義靠攏。這似乎逐漸成為一個趨勢。長此以往，台灣政局恐會酷似民主時代早期的古典分贓政治場域，強勢者予取予求，弱勢者無奈。這是時代倒退，違背現代民主社會的發展潮流。
然則，今後可能產生一個真正具有遠大社會願景、以人道主義關懷為己任的本土政黨嗎？這是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大考驗。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勤於質問所有的政治人物﹕我們早已經清楚你們的統獨立場，可是，除此而外，難道你們再也沒有其他政治思維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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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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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勢力自掘墳墓
以國民黨為首的台灣保守勢力，近年來的幾個大動作，無異是自掘墳墓。其深遠影響是可以預見的。
首先，保守派憑其國會多數優勢，為了達到癱瘓執政黨的目的，全力杯葛各種法案審查，全力阻擋軍購案付委。這樣的作為，固然損及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其實也使得國家機器的行政官僚與職業軍人體系大為反感。反感矛頭，紛紛指向保守派陣營。
誠然，從誕生之日開始，國家機器一直是國民黨用以壓迫台灣人民的得力道具。黨、政、軍，共同組成黨國獨裁體制。可是，問題尚有另一個面向。相對於黨意而言，政與軍（亦即高層行政官僚與職業軍人）以其專業素養，向來持有一定的自主性意識。這是國家機器的不移屬性。因此，縱使在威權政治如日中天的時代，他們與黨政機器之間，向來都有一定的潛在矛盾。半個世紀相當徹底的黨國教育，以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的高壓強勢作為，也沒有能夠予以消弭。終於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特別是經過了首次政黨輪替，國家機器自主性漸次抬頭。
可是，真正使得行政官僚、職業軍人與黨國體制加速脫鉤的，還不是政黨輪替本身，而是泛藍保守派集團在政黨輪替之後的種種惡質杯葛作為，其脫線程度，在在違背了國家機器本身的專業立場。可以說，擁有自主性意識的國家機器，雖然在政治態度上依然十分保守（尚保留十分濃厚的國民黨式意識形態），卻開始厭惡保守派政黨之所為。當權力的傲慢，輕蔑地踐踏專業素養的時候，結果可想而知。
如果說，政策法案的杯葛，使得行政官僚與職業軍人從專業精神出發，拉遠與保守派政黨之間的距離；那麼，保守派在2004年大選後的一再聚眾瘋狂鬧事，對於龐大選務人員（主要是地方級事務官僚以及教師群，其中以國民黨籍居絕大多數）的作票誣蔑，對於司法體系（也是以泛藍居多數）的惡言羞辱，其實是迫使整個國家機器的成員更徹底唾棄黨國精神，也更強化其自主性。十數萬國家機器中下層成員的道德操守、人格自尊，都不惜踩在腳底--這是保守派政黨離心離德的愚蠢作為，是自挖牆角。其深遠的負面影響，不下於政策法案的無理杯葛。
一般說來，公民社會對於國家機器是很不放心的，一定千方百計要設法駕馭它，約束其自主性。諷刺的是，迄今台灣民主體制之確保，卻是部分依賴國家機器發揮自主性，不再接受黨國精神的驅策，使得保守派政黨的復辟企圖（如去年的軟性政變）愈加不易實現。而台灣國家機器的加速脫政黨化，不能不說是部分拜保守派政黨胡作非為之賜。（值得注意的是，脫政黨化並非本土化，只是不再馴順聽從保守派政黨的差遣而已。不過，國家機器高層依然保存濃厚外來政權的性質。他們還沒有能夠如同一般現代民主國家的國家機器那樣，忠謹地盡其所能輔助民選的執政黨，反而是多所保留，處處有意讓執政的民進黨難堪。台灣公民社會對於國家機器的馴悍工程，還有待開始。那將是一個相當艱巨的工程。）
如果說，保守派政黨過去數年的傲慢，一再激怒國家機器的很多成員，促使他們斬斷黨國體制的精神臍帶，則保守派政黨領袖以及大批政治人物，最近不斷向中國政府輸誠靠攏的作為，終會導致追隨者更大的失望。而這些追隨者當中，很多並非國家機器成員。換言之，黨國精神破產效應，進一步從國家機器擴散到民間。
我們應當把泛藍政治人物（以及時下喧嘩鬧事的藍色主流媒體），與一般泛藍群眾分開來看。後者與前者的舊權貴出身是不同的。威權餘孽的遺老遺少，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失去政權，也擔憂會失去所有的特權特惠。他們千方百計要唆使和挾持後者，以為自己後盾。倘若民主台灣被顛覆，這個舊權貴集團是唯一可能的獲益者。然而，無論政治傾向為何，一般泛藍群眾生活、呼吸在台灣，也不能不扎根在台灣。他們非常清楚威權獨裁統治是何等的令人痛苦，自由民主是何等的值得珍惜。他們不但不可能從顛覆民主台灣之中得到任何益處，卻可能失去一切。這是最後底線。在人類近代史上，凡是獲得自由的人民，不會願意再度回歸奴役。
台灣保守勢力意圖復辟，已非一日；2004年大選後一整年的喧嘩折騰，已是兵疲馬乏、強弩之末。毀滅的陰影，足以令人瘋狂。他們最近到對岸屈膝尋求各種奧援，企圖再度反撲，其實是不惜玉石俱焚的瘋狂行為。聯共制台，內外夾攻，一時果然攻勢異常凌厲。表面上看來，這陣政治旋風強烈衝擊台灣本土陣營。不過，最後的風光往往也是迴光返照。實質上，保守派政治領袖們在得意忘形之餘，充分暴露自己在政治原則上的無節無守。尤其是最近的水果風波，他們更是將自己的短視與貪婪，做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暴露；醜態畢露，自我孤立。相信，他們的攻勢愈見凌厲，愈加迫使更多泛藍群眾，經過理性思考，寧願選擇自由民主，維護台灣的生存與尊嚴。民主台灣的強韌生命力，於此可以再次得到見證。台灣意識的內涵，將因此更加多元豐富。
正當泛藍群眾面臨抉擇的時刻，我們應當示之以公民社會的理性寬容胸襟與睿智。切莫把舊權貴集體的囂張猖狂，悉數歸罪到他們的頭上。無妨與他們攜手共棄威權餘孽，共同迎向美好的新願景。畢竟，新願景的築構與鋪陳，才是台灣人民當前最大的公約數。舊權貴集團可以有他們猖狂的「愛國賊」群，我們的公民社會卻不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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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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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論18％ ＊＊＊
陳水扁總統在第196期阿扁電子報（2005年7月14日）全民快遞欄中針對讀者magolele有關18％優惠利息質疑及建議取消時，他做了簡短的答覆。他說：「其實軍公教人員退休金18%的優惠利率，早已在民國84年即已修法取消了，但因法律不溯及既往，84年以前的年資仍有優惠，而在職者84年之後的年資，不再享有優惠，故未來隨著時間的經過，18%的優惠利率將會自然的消失。」，詳情請參閱：
http://www.president.gov.tw/1_epaper/periodical/196tewjzh/ch000022/main.htm
阿扁回答避重就輕，百分之一百官方標準答案。阿扁的這個回答與五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宣示不取消舊年資的18％優惠利率是一致的。但在所有軍公教不當福利當中，除了軍教免稅一項外，被人們認為最不合理、最該取消的恰恰是18％。在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民調，高達70％以上的被訪者認為18％是不合理的；甚至在享受18％的退休者當中，也有高達20％的人們認為18％優惠應該加以限制。即使以泛藍所做的調查為例，有75.3％受訪者認為18％不合理，有76.67％認為18％優惠制度應該馬上修正。請參閱中時人力的調查報告：
http://www.ctjob.com.tw/survey2005/questionnaireresult(02).htm
很顯然，大部分的人們不同意保障舊年資的18％優惠的取消是真正的取消，不認為這種半調子的取消是真正的取消。阿扁總統，您能告訴我們，「未來隨著時間的經過，18%的優惠利率將會自然的消失」是要到民國哪一年？而國庫總共要付出幾千億或上兆台幣？行政院或考試院找個精算師一天之內就能給個答案。如果答案是50年及一兆之後才會「自然消失」，總統先生，您還會以「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來為這半調子的取消辯護嗎？
您2000就任之初，曾坦言從來不知道18％是什麼？五年來，您還是對18％一樣無知，令人心痛！五種優惠存款辦法或要點全部是行政命令，違法也違憲。這種戒嚴時代所立下的違章建築，您還把他當「法律」敬拜，真是「冊唸到背上去了」。阿扁及其執政團隊大概還不知道人們對18％怨怒之深，還有板有眼的以法律用詞回答。一個國家，兩種利息的制度，不荒唐嗎？古今台外，您可以找出任何一個國家以顧客職業身份來區分利息的金融體制嗎？喔，對不起，您不是軍公教退休者，利息2％，不是18％。50年不夠，還要實行50年，說得過嗎？坦白說，就算18％是法律，我們就要提議修法；就算18％是憲法一個條文，我們就要提議修憲。否則，我們稱得上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公民國家嗎？
這次相信阿扁說詞的人是少數派，是保守派，是被洗腦派，是既得利益派。阿扁及其團隊怎麼滾到那邊去了？還滾不回來，真是令人不解？很多沒有法學訓練的人民也許無法反駁阿扁的「法律不溯及既往」的說法，但他們的直覺還是18％應該取消或限制。他們的直覺是對的，是合乎起碼的公平正義。「相信台灣，改革無底限」的人們還要加把勁，要將違法違憲的18％優惠利息的行政命令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阿扁及其團隊如果還不醒悟的話，終究也會同18％一樣被人民推進歷史的垃圾堆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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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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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議題有多重要？
統獨之爭有多重要？當然很重要。這還用多說嗎？可是，這個重要性到底應當如何評估才是適當，還是值得探討。
記得2004年總統大選前，在本論壇上有不少人很緊張的說，倘若獨派陳水扁無法當選，而統派的連宋當選，其結果大家只有「牛衣對泣」了。悲壯固然悲壯，權且看作選戰語言，不宜當作政治分析的尺度。即使是選戰語言，仍然有待商榷。
民主體制本身的結構內，有許許多多彼此牽制的機制，運作在十分多變的環境下，絕對不可能是選舉贏者通吃一切。何況，還有國家機器以及一系列的法律規章，處處把關。此外，還有國際條約、國際情勢的約束。在現實世界裏，輸了選舉，卻贏得政治勝利，並非不可能；反之亦然。選舉，其實只是漫長的民主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倘若選舉輸家完全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倘若少數者以及弱勢者永遠是選舉輸家，倘若選舉全然不會有意料不到的變化，則民主體制一定是無法維持下去的。因為，在這情況下，很多人不能不選擇革命。
選舉的雙方各有合乎民主程序的主張，也就是說各自提出合法的選項，由選民來做裁決。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敗選，說成是整個社會的末日。聳人聽聞的末日浩劫預言，其實等於是排拒選後各種民主機制的運作機會，營造生死決戰的肅殺氛圍，以玉石俱焚相脅迫。這在民主政治程序上是很不健康的。孤注一擲的選舉，可以是個別政治人物的最後豪賭，卻不是所有尊重民主體制的政黨應有的作為。至少，在選舉激情過後，該放下的就得立即放下，讓民主機制啟動。
尤其是，在現代民主時代，政黨代表特定的政治理念，代表各自選擇的願景，其政治論述有其思想體系，有其先後繼承性、完整性。這是成熟選民的期待。是以，單一議題的政黨，以其炒短線的色彩，甚難有發展空間。
統獨之爭有多重要？當然很重要。不過，這樣的答案，其實是模糊的。假如真的認定是如此重要，更應當能夠將之與公共政策的思維路線密切整合成為一體，形成完整的治國方略。如此，讓政治人物以明確政治論述規範自己的政治責任，以取得選民的認可。只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政黨願意做到這一點。反而個個都成了典型的單一議題政黨。結果是，政治論述七零八落，模糊空間刻意維持下去，以方便政治操作。
倘若統獨議題重要得無以言名，我們如何能夠責怪各政黨繼續從事藍綠政治惡鬥？此類惡鬥之所有應當譴責，正是因為那些政治人物無限上綱，放下與統獨議題同等重要的議題，甚至於眼前更為迫切的現實議題。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而政治惡鬥之所以歷久不衰，政治人物問政品質之所以低落，正是有一個可以動輒無限上綱的政治環境。以單一議題無限上綱的論述，就可以在選舉中取得選民的全權信託，以聽任他們在選後綁架整個政治日程為其所用，為所欲為。避免明確規範（以及承擔）自己的政治責任，是炒作統獨議題的妙用所在。怪不得他們在選舉中無限放大統獨議題的重要性。他們確實能夠把統獨議題以外的所有其他議題都變不見了。
倘若我們以為這個議題確實有著可比天高的重要性，我們應當尊重對方也同樣有著無比的迫切感。那麼，我們是否應當諒解那些躁慮不安的保守派「愛國賊」群的作為呢？我們當然無法諒解。最重要的原因，不在於他們是親中的保守反動派，不在於他們是威權時代的遺老遺少或者是舊權貴的打手，而在於他們的作為違背了民主體制下的基本準則。我們譴責對方囂張猖狂，自己若要立於不敗地位，依據就在於我們自己恪守這些基本準則。我們既然要主導台灣社會走向未來，理當如此看待事情。
因此，無論統獨議題有多大的重要性，不應當任其無限膨脹，無限上綱，聽任各方政治人物渾水摸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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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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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政治笑話
美蘇冷戰時期，曾經廣泛流傳一則政治笑話。一名美國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前的紅場對一名蘇聯人說，我們美國人可以在白宮前自由批評美國總統。後者回答說，那有什麼稀奇，我們同樣也可以在紅場批評美國總統。多年來，我偶而會想起這個笑話。最近讀到本土派朋友在網路上熱烈爭辯批評問題（例如本學院的《泛綠支持者間不應展開女巫狩獵活動！》以及媒抗的若干討論欄）的時候，便又想起。
茶黨有人多次說，在本土派網路上批評民進黨，要區分善意與惡意，而分辨的標準在於是否曾經批評過泛藍。在本土派論壇上批評泛藍？讀及此，眼前立即浮現那位有意在莫斯科紅場批評美國總統的蘇聯人。關在自己城牆內（恐怕還不是站在城牆上）咒罵城牆外的對手，當然不是難事，也不表示有什麼道德勇氣。對於這位朋友的意見，大可不必認真。可是，如果從這裏切入，這個政治笑話可能還有另一層意義。
美國人真的能夠站在白宮前批評美國總統嗎？讓我們虛擬一個場景。正當這個美國人要開口批評的時候，有一群美國人站出來指責說﹕「喂，你不先批評蘇聯共黨頭子，卻專門挑自己總統批評，那是不愛國。難不成想要通敵叛國嗎？」在眾人責難下，這位美國人如何是好呢？如果在壓力下，他不得不開始批評蘇聯共黨頭子的話，則他的處境與態度，豈不是跟莫斯科紅場的那位蘇聯人一樣？至於批評完共黨頭子之後，是不是可以接下去批評美國總統，已經是次要了。因為，言論自由在此已經被侵犯了一次。這時候，這位美國人士大概也沒有顏面去向冷戰對手說教了。
雖說是虛擬場景，其實是常有的事情。至少過去的美國曾經發生過一件超大件的。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初期，美國對抗蘇聯，舉國反共。麥加錫率領黨羽，高姿態以愛國反共急先鋒自居，以入人於罪的手法從事大動作「獵巫」（witch hunts），審問「共諜」以及「親共」人士，大有文字獄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舉國上下風聲鶴唳。在那數年期間（1950-54），倘若有人祭起反共愛國主義大旗，對手莫不重創倒地。此時，有誰膽敢在白宮前批評總統？
這是「愛國賊」氣焰空前高漲的年代，卻也終於導致美國人民不分黨派的大反彈。因此而身敗名裂的麥加錫以及以他為名的麥加錫主義（McCarthyism），日後反而變成了「愛國賊」狂熱份子的緊箍咒，使得他們不能不大為收斂，迄今依然。從此，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美國人有更深一層的體驗，也更知道注意維護。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反越戰運動人士，不必畏懼於不愛國或者通敵的控訴，可以大大方方暢其所言。經過這番歷練的美國人，確實有資格向冷戰對手解釋言論自由的意義。
其實，真正考驗言論自由的，不是外來的威脅，而是來自內部的威脅。麥加錫沒有什麼具體策略或者過人能耐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可以在國內四處「獵巫」，誣陷凌辱自己人。從來，「愛國賊」都是外鬥外行、內鬥內行；一旦抓狂起來，可以藉「愛國」之名而踐踏自己人的言論自由，搞得驚天動地，風雲變色。難怪，民主經驗歷史最為悠久的英國人，對於愛國主義反感到極點。
在台派當中，倘若有一群人開始憑據一己的感覺，評斷他人的「善意」與「惡意」，騷擾反制其發言，而且蔚然成風，則我們確實應該思考﹕本土型「愛國賊」之風是否已然悄悄括起？果真如此，我們何以譴責那些威權餘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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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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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的外來性格
國民黨獨裁政權是外來政權，此事盡人皆知。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李登輝曾經毫不諱言地道出。在此之前，海內外台灣人當中，這說法老早已經開始流傳了。
獨裁者用以統治台灣人的國家機器，是戰後在台灣創建的，一切規格莫不依據於自己的統治需要。一個外來獨裁者所打造和拳養的國家機器，當然也傳承一定的外來性格。在半個世紀的統治裏，這個國家機器外來性格的形塑和維繫，有兩大要件。一為國民黨式世界觀，二為特權特惠地位。前者造就國家機器的保守精神面貌，後者則是其物質基礎。二者互為表裏，都是獨裁者所賦予的。
當我們說，獨裁者賦予國家機器成員以許多特權特惠，這個說法其實並不精準。始作俑者固然是獨裁者，可是，特權特惠體制的一再擴大以及逐步通過法制化而得到鞏固，則是國家機器在獨裁者縱容下的監守自盜、自肥。一般談及這個特權特惠體制，大多著眼於物質面，其實還有另外更重要的一面﹕國家機器設置十分繁多的法律規章，建立升遷倫理，以保護自己的權位。有權位，斯有更久長和更豐厚的特權特惠。在自保機制的法源根據方面，其周全和鉅細糜遺，世所罕見；除了獨裁者介入而外，來自外界的其他力量，甚難涉入干預其內部運作。威權時代中後期，這些早已經安排就緒，不知不覺中儲備了堪與黨機器匹敵的實力。
因此，當台灣社會邁進民主新紀元，國民黨逐漸喪失一黨獨大的強勢地位，甚至於黨機器開始萎縮，國家機器卻髮膚無損。在首次政黨輪替的關鍵時刻，國家機器樂於乘機藉中立之名，進一步擺脫國民黨黨機器的羈糜，取得完全自由之身。以往的以黨領政、領軍，至此完全破功。從此，不但國民黨控制不了它，連民選執政黨都對它無可奈何。然而，台灣社會能夠整治它嗎？
一般現代民主國家，國家機器沒有外來性格問題。在稅率、收入再分配、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機會、退休制度等等，它與一般人民享有同等待遇。並沒有特權特惠的物質條件，足以鼓勵或者允許它自外於社會。國家機器成員來自於自己社會各方，在理念傾向組成上，也接近自己社會的分布實況。也就是說，社會上不同政治理念導向分歧的實況，相當忠實反映在國家機器內部公共政策思維之上。很容易的，它與自己的社會融合為一體，以社會的夢想為夢想，社會上若有不同夢想，它內部也會有不同夢想；以人民的憂慮為憂慮，社會上若有不同憂慮，它內部也會有不同憂慮。
在這一方面，台灣的國家機器恰恰不是如此。它在許多方面享有特殊權益，相當不同於一般人民。存在決定意識。數十年間，不尋常的結構性優厚利益，導致與人民大眾相當不同的思維方向。為了繼續保住特殊權益，國家機器乃成為一個擁有十分強大政治力量為其後盾的無形遊說勢力，連民選執政黨都不得不百般討好。再加上那種與台灣主流民意愈來愈脫節的保守思想面貌，更使得國家機器繼續維持外來性格，自外於台灣社會。而自外於台灣社會，又反過來強化其保守思想面貌，更奮力捍衛特殊權益體制。
特殊權益體制，不但形成全體納稅人的沉重負擔，而且已經形成一個十分嚴重的潛在財政危機。具有外來性格的國家機器，並不會如同社會大眾那般，關切這個天大的危機；卻愈發強化其自私自利、以自我權益為中心的本位主義，不顧大局。在人民大眾都有深切期待的改革道路上，國家機器成為難以跨越的龐然路障。它雖然不再具有濃厚政黨色彩，其政治中立性還是很值得懷疑。
特權特惠體制一日不鏟除，反動的政治保守主義，就繼續保有十分雄厚的物質基礎；傾向保守主義的國家機器，也就一日不能真正融合於台灣社會。暫且不說社會公平原則，至少基於如上理由，上述的特殊權益結構，非徹底改革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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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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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盤絲洞
參與茶黨論壇，匆匆二年有餘。剛開始，對於很多網友追逐主流媒體所炒作議題的熱情，印象深刻。從討論中可以看出，台派網友對於保守派霸權文化的反感程度極高。高度反感，而有密集反擊，以及緊追不捨。長久以來，看到不少功力深厚的網友，以相當的時間與精力，從事媒體批判。其間，不時可以讀到令人激賞的佳作，深刻而且犀利。
可是，觀察愈久，愈多感慨。一方面，對於主流媒體的抨擊，依然是開欄以及回應貼文的大宗。另一方面，批判佳作似乎愈來愈少。這意味著什麼呢？如果網路上的評論可以作為指標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說台派網友志氣漸失？固然純屬揣測，然而，何妨從這個角度切入？
批判保守派言論，當然有其毋容否定的正面意義。在台灣主體意識啟蒙的漫長路程上，這是不可缺少的。這樣的批判，深入解析保守派的政治思維，揭穿其醜惡面，可以使得更多人提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是應當肯定的。然而，這種批判方式有其隱性的侷限，可能構成為不易脫身的陷阱。
想起很久以前蝸居貧民窟的時候，曾經有兩名神學院學生登門傳教。面對一個死不悔改的無神論者，他們使盡所學也勸說不動。我的論點，似乎是他們非常陌生的，也引起他們一再來訪的興趣。幾次開導無功之後，帶來一名中年傳教士（可能是他們的教師），加入勸說。他的論述，顯然刻意要把討論引到一個詭辯場域。對於長期演習此類詭辯的他們，當然是如魚得水。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嶄新的經驗。我本來對於歐洲中世紀的煩瑣哲學略有所聞，不過並沒有什麼特別興趣。可是，至少我還清楚煩瑣哲學的歷史背景。交談之下，我立即警覺他企圖佈下一個思維陷阱，將我困在其中。原來，千百年前煩瑣哲學的日常實踐，就是如此這般。於是，他堅持要談spiritual needs，我則不放鬆自己的intellectual needs，各不讓步。
這個經驗，令我明白一個道理﹕不應該陷入對方所熟悉的詭辯場域。因為，其中有數不清的新舊、大小議題，夾帶數不清的迷思、遁辭、狡辯、詭雷、死胡同。追求的目標不是對錯、是非，所堅持的是信仰、立場；即便有再多的科學論證，或者理性評斷，也無濟於事。
頑固保守的主流媒體所一再拋出的議題（以及日後源源不絕的新系列議題），其實連結成一個無垠的詭辯場域，一個思維的盤絲洞。目的在於主導我們社會的政治思維走向，界定我們的思維內容。他們有龐大的資源，可以輕而易舉地繼續纏住眾多人的心智，累壞不少優秀的台派網友。他們的霸權文化，是如此維持的。
也許，我們應該以更多的心力，掌握自己政治思維的方向，提出自己政治思維的議題、日程。我們的優先，應該在於開拓自己的思想視野，站到思想高地上高瞻遠矚。這樣堅持下去，才是日後擊潰原舊霸權文化所可以依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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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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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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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論18趴 ＊＊＊
陳水扁總統日前宣示六大改革目標。其中一項為改革軍公教優惠存款辦法，改革目標擬定軍公教退休金額度以原薪九成為上限。具體的辦法是將退休金超過原薪九成的優惠存款金額設限。換句話說，優惠利率不變還是18％，但生金雞蛋的母金將減少到其所茲生的18％利息加上月退俸不能超過其原薪九成。另外，為避免產生已達退休資格軍公教人員搶退，銓敘部考慮所有已退休人員一併追溯適用。陳總統並表示，由於不涉及法律修改，以行政命令即可實施，政府將會全力推動，最快年底前便可以實現。
18趴優惠存款辦法修正年底是否會實現及如何修正，我們且拭目以待。等待了五年，不差幾個月，這方面的評斷或猜測可暫緩。讓我們將焦點集中在陳總統及民進黨執政後是如何處理或如何不處理攸關改革18趴優惠存款呼聲。過去五年，對18趴的檢討，各方面的聲音我們都很熟悉。以政治光譜而論，泛藍政黨站在反對改革的最右邊，其次為泛藍選民及泛藍媒體文化界，其次為負責退撫制度的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官僚，其次為消極無作為的民進黨，其次為偶而喊幾聲的台聯黨及泛綠媒體文化界，最左邊為贊成大幅度改革的泛綠選民。這次，陳總統投出一個變化球，將他一再宣示「不會取消」的18趴優惠變成了改革的目標。我們要如何來評斷陳總統的變化球呢？
第一，僅僅孤立處理18趴而不全面處理與其緊密相關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是錯誤的改革方向。只限制18趴的存款額而不檢討、改革整個退撫、福利制度就如同大動脈出血而用OK蹦來止血。有人也許要辯駁改革總要有個起頭點或說這是個個擊破的策略，但這辯駁能成立需假設民進黨對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改革的高度意願。五年來，儘管泛綠選民對此不公不義退撫、福利制度怨聲載道，民進黨到目前為止，端出的只是兩盤沒捨營養的小菜──「課多少補多少」的軍教免稅改革及限定原薪90％所得替代率的18趴存款限制；民進黨沒有全盤改革整個制度的意願昭然若揭。這顯示的是民進黨對泛藍保守勢力的畏懼，也是對此退撫、福利制度大怪獸目前已造成及未來所能造成的危害沒有丁點兒的認識。這大怪獸有千手千足，你斬斷它一手一足又能奈他如何？大怪獸需浴火重生才能成為良馴。
第二，到底什麼促成了陳總統投出了變化球呢？根據2005年10月14日自由時報的一篇報導（扁：18%優存調整 最快年底完成）：「…..軍公教十八％優惠存款的問題，民進黨主張檢討已久，為何拖到現在才動作﹖府內知情官員表示，原本大家思考此一問題，多集中在必須送立法院通過，否則沒有法源，而泛藍在國會擺明就是不給過，使得大家都以為現實上非常困難，加上幾次選舉來臨，難免也有不要得罪選票的顧忌。據透露，後來陳總統直接找考試院負責的官員來府討論，前後有好幾批，分別由可行性、適法性、效益與社會期待幾個角度一一評估，後來相關單位在強大壓力下，幾經思考後才「突然」發現，十八％優惠利率固然無法直接取消，但可在所得替代率上加以節制，同樣達成間接改革的目標…..」。
按此報導，這個「不涉及法律修改，以行政命令即可實施」的辦法是官僚們在絞盡腦汁之後才天才「突然」發現？府方官員如此吹噓，天真記者就如此報導了。既是行政命令，有關當局自可隨時修正或廢止，何需廢話連篇。何況，根據行政程序法，所有18趴條款於2003年一月一日已自動失效；沒有失效，是他們自己說說而已。
五種18趴辦法或要點全是在戒嚴體制下訂定的行政命令，而行政程序法第一七四條之一規定，行政機關應於兩年內檢討過去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行政程序法於2001年一月一日施行，五種18趴行政命令在其後兩年內並未以法律修正或訂定，應於2003年一月一日自動失效。兩年緩衝期間，負責18趴單位企圖為此違章建築找緩拆藉口，還書函法務部，欲狡辯18趴為「職權命令」，非「行政命令」，不應受一七四條之一的約束。法務部於2001年六月一日，發文回覆認定18趴命令，即使解釋為「職權命令」，仍應受一七四條之一的約束：「…..準此，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職權命令」容可保留，惟須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以職權命令定之…..」（法務部 (90) 法律字第017020號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Z00000%2890%29+%AAk%AB%DF+++++++++++++017020++++++）。銓敘部仍不死心再度書函，法務部這次竟然自打嘴巴，同意「職權命令」可不受一七四條之一的約束：「….職權命令原則上似可解為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定無關，無「逾期失效」之適用問題。惟為杜絕爭議，仍以充實其法律授權依據為宜…..」（法務部 (90) 法律字第025029號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Z00000%2890%29+%AAk%AB%DF+++++++++++++025029++++++）。
18趴基本上為國家機器各部門的自肥條款，至今，無任何法源基礎；在戒嚴時期，納稅人也就認了；號稱步上民主法治時代，銓敘部與法務部能唱雙簧輕易將行政程序法擱置一邊，這真是法何以堪？國家機器各部門，尤其是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是18趴條款訂定者、受益者、執行者、闡釋者、修訂者，集五種身份於一身；要靠他們自律或互相制衡，是緣木求魚。有機會，我們仍須好好分析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在惡名昭彰的18趴條款歷史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第三，陳總統說：「世界各國退休金能有原薪80%就算不錯，但在台灣，卻達到120%甚至130%，如果再不改革就會超過140%。」但為何五年來不說，現在才說呢？這種統計或估算，五年來都拿不到，只有現在才能拿到嗎？1995年退撫改制以後，軍公教退休人員所得替代率偏高早就不是新聞了；近五年來，有的軍公教退休所得（尤其是中小學老師）超過原薪的消息更是大街小巷傳遍了。據銓敘部估算，目前有三分之一公務人員、二分之一教職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超過一○○％。全台灣數十萬退休「公僕」悠哉悠哉度日，而數百萬無米樂老農及無工樂老黑手「主人」每日下田打零工辛苦過活，民進黨高層官員真的不知情嗎？
一般人民從身邊所接觸的人物，早已知道18趴及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的不公不義，但卻苦無準確資料與數字和對手辯論。最近幾年來，18趴補貼利息飆高到一年四、五百億，人們幹X聲連連，一些有關18趴的統計數字才逐漸透露出來。但有關軍公教退撫、福利的種類、人數、支出數目及來源、將來十年人事經費的預估等等，除了負責官僚可能知道外，您可以找遍圖書館、書局及網路，包管沒有確切資料。人們只能用零啐資料半推理半猜測出軍公教退撫、福利將吃垮台灣的數據。
陳總統、行政院長、考試院長、銓敘部長及人事行政局局長，您們五年前就能將這些資料、數字收齊，公布於世，讓社福公共政策討論與辯論正式開始。但您們沒如此作，您們要嗎沒發問或沒問中要害或被事務官官僚唬得團團轉，才會五年來在軍公教退撫、福利改革議題上幾無發揮，也才會有如下脫線的發言：「…. 目前一般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也才五十％左右….」(陳總統及謝揆為限制軍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為九十％辯護所言)。真是90％對50％嗎？我看是200％對20％。差別的原因為：（一）前者月退俸隨軍公教調薪而調高，後者無；（二）前者死後，其配偶可繼續領月退俸50％的撫慰金至其死亡為止，後者無；（三）前者舊制年資（1995年前）保留又保障，後者舊制年資（2004年七月前）保留不保障；（四）前者1995年以後退休的都可領到70％至90％月退俸，後者2005年前領到平均73萬台幣勞保老年給付和10％勞工（公營企業和大企業勞工）領到平均110萬台幣的勞工退休金。所謂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五十％是指未來2030年的夢幻數字；那時，勞保老年給付年金化了而勞退新制也實行25年了，最好情況下，勞工可全面有50％所得替代率；目前勞工所得替代率約為5％至25％。
高級事務官佔據了社福資料數據的倉庫，他們應以專業的態度提供政務官適用的統計數字及全民社福改革方案。戒嚴時期，姑且不論；在解嚴後，台灣事務官在這兩方面工作也令人搖頭嘆息。有機會，我們也該探討他們是如何運作、與政務官如何互動、與公民社會關係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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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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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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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趴的歷史想像
民主代議制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平台。且不去談論強勢者分贓、利益輸送的負面部分；至少，看管全國人民的荷包是國會的職責所在，這一點應該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在現代國家裏，此處「看管」二字的意義，即是龐大社會資源的調度支配，根本上其實是指謂全民收入的強制再分配。現代公民們知道茲事體大，可以觸發超級政治風暴，甚至於階級戰爭、革命對決，是以無不謹慎對待。
這層體認，很多來自於自己國家以往的歷史經歷。面臨嚴峻危機的民族，大大小小危機接踵而至，國事如麻，令人不知所措。原來的政治體制無法因應，內部的對立僵持，更加嚴重。在此困難情況下，政治力量的組成關係，絕對需要一次大規模的重新排列調整。若要依賴一次社會大動員來重新凝聚社會共識，走出困境，很多都是從「收入再分配」議題的共識上著手；至少，最終必須建立在此共識（或者暫時共識）的基礎之上。因為，制訂與實踐國事大計的新方向，是非同小可的浩大工程，不可缺少人民大眾的共同付出與認可，當然涉及社會資源分享的再思考。人民大眾必須要爭取到一個非常具體而公允的承諾，才有可能激起無比熱情，共同匯聚成一股中流砥柱的雄渾力量，以克服舊勢力的阻擾、頑抗。如此，方能夠再造政治新局面，迎接大挑戰。其實，經此歷練，國家認同的內涵，因而可以更為充實起來。
二、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呈魚爛之局，內外危機四伏。一方面，各國勞工階級不肯繼續屈從於資產階級的霸道無情剝削，階級運動風起雲湧，挑戰既存政治體制；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內部嚴重分裂對立，簡直無法繼續統治下去，更使得情勢危急萬分。當時各國政局的混亂，其嚴重程度絕對不下於當今的台灣，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美國為例。在此動蕩政局當中，身為統治階級一方代表人物的小羅斯福，發揮很大的政治想像，對強大的勞工運動做出大幅度讓步，聯手共同壓下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概略的說，也就是主張繼續強硬壓制勞工運動的舊勢力）。如此開啟了「新政」（New Deal）的改革時代。且不提勞工階級此中是否得到他們所應該得到的，以及是否終遭出賣；至少，小羅斯福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議題上的作為，得到當時美國勞工階級一定程度的認可。這是1935年通過Social Security Act的歷史背景。此舉使得美國社會不至於立即陷入瓦解境地，爭取到喘息時間，重建美國資本主義經濟。
處於類似境況的北歐各國，也有大致類似的歷史經歷。不過，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在「收入再分配」議題上被迫做出更大的讓步，使得社會福利制度得以完備確立起來。不久後，若干西歐國家也開始走上同樣道路。如果再追溯上去，德國俾斯麥在1883年強行實施勞工的失業保險、社會保險、健康保險、退休養老制度。雖然早了半個世紀，用意則一。在國內政治對決纏鬥不休的嚴峻困境中，原來的政治機制紛紛失靈；此時需要重新找出一個各方對話的新焦點，啟引全民政治想像，以嶄新的利益分配規則，重建政治調整機制，重劃政治版圖。如此的戰略佈置，方能逐步走出僵局泥濘地。傑出政治家，於焉脫穎而出。（即便是日暮西山的封建統治集團，例如容克地主階級，仍然可能產生傑出政治家。何況是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台灣人民。）
經過這樣的歷史經歷，現代公民無不懂得深入思索「收入再分配」的根本問題，並且依此準則來擇定政黨的執政機會，以及國會的組成；同時，更要嚴格責成各政黨，必須在此議題上交代清楚自己的路線。這不僅是人民荷包的問題而已，更是一個具有關鍵性作用的政治槓桿。此處還不必多費口舌談論階級動員、階級關係或者公平正義的大問題。單就滿足或者部分滿足絕大多數平凡人民生活層面的卑微需求而言，已經足以發揮排山倒海的力量，斷裂傳統政治利益結盟的紐帶。若要深切體認到這股力量之為用，即便不是天縱英才，多一份歷史想像應該是很有幫助的。
就「收入再分配」議題的思考方向而言，當今台灣各政黨之間，其實甚少有重大差異。一方主要著眼點在於維持現有的特權特惠體制於不變；另一方則根本沒有大刀闊斧痛加更變的意向，所圖者不過是小幅度改變而言。連這麼一個小幅度改變，竟然無端拖拖拉拉地延宕了好幾年，依然做得畏畏縮縮的。殊不知，天賜良機，18趴不正足以擴展台灣人民的政治想像空間嗎？從此切入，訴諸於廣大人民久久隱藏心靈深處的理想願景，不正是打破政治僵局的槓桿嗎？如此平白糟蹋了一個大好議題，缺乏政治想像，缺乏歷史想像。
掌握豐沛政治資源的執政者，竟然沒有能力在重大改革政治議題上，從事較具水準的政治論述。欠缺理論內容的改革運動，其實等於欠缺改革綱領；如此的改革者，不成其為真正的改革者。起碼，這是人文素養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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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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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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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論18趴 （上）＊＊＊
18趴戰火已點燃，星星之火可燎原，也可輕易被撲滅。贊成改革18趴一方目前稍佔上風，但反改革一方正伺機反攻。如果改革派不加強火力，18趴改革有被加水稀釋至面目全非之虞。遲來的正義，我們也要爭取；小小的勝利會加強全面改革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的信心。阿扁執政團隊蹉跎了五年，喪失不少制度改革先機，18趴即是其中一例。三年前九月一日，新任考試院長及考試委員就職後就有機會將18趴違章建築拆除，但阿扁及姚院長怯於一戰。這次如果不想重滔覆轍，我們就該溫習三年前18趴改革胎死腹中的歷史。
18趴及軍公教退撫制度是由考試院的銓敘部所掌管。考試院為孫文及國民黨所獨創，從未聽過其他國家有如此高階、獨立的政府機關。按理說，其功能應該有如一個公司的人事部門；但台灣考試院除了一般人事任用及管理外，照顧國家員工生活可說無微不至，保障軍公教「權益」可說無遠弗屆。我們有必要對考試院的組織有一個起碼的瞭解。考試院的網頁，有如下的自我介紹：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並且是人事行政最高主管機關。考試院除院本部外，還包括四個所屬機關，分別是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稱保訓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簡稱基金監理會）。考試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十九人，均特任，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任期六年。……所屬的二部二會，考選部主管公務人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等各種國家考試；銓敘部負責公務人員之銓敘、撫卹、退休及其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等法制事項；保訓會負責有關公務人員權利保障與訓練進修政策、法制事項，並執行各項保障業務暨規劃辦理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訓練、升任官等及行政中立等項訓練；基金監理會則負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的審議、監督及考核事項。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規定，該局有關考銓業務，應受考試院監督。<<
兩部及兩會中戲頭最重的應該是銓敘部了，它「負責公務人員之銓敘、撫卹、退休及其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等法制事項」。這次所有18趴具體改革版本就是由銓敘部草擬。但考試院的政策及有關重大事項，都需經過考試院會議討論決定。考試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考選、銓敘兩部部長及保訓會主任委員組織之，以院長為主席。考試院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會議，決定考銓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院會採合議制，須有應出席人過半數出席，方得開會；其議決以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始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簡單說，13位官員（19位考試委員加上五位院長等政務官共24人的半數以上）同心就穩定可通過任何有關軍公教人員考選及退撫的方案。
從1948年到2002年共54年間，歷經9位院長及9屆考試委員（13至19位不等）通過了大大小小數十個考選、銓敘、退撫等條例。其中遺害最深的包括各種黑官轉任特考、補強高普考錄取按省籍比例、退休金優惠利息及1995年的新軍公教退休條例。這些條例撕裂了族群、製造了特權、敗壞了法治、淘空了國庫、阻礙了建造一個現代化台灣的契機。
但在考試院官僚的心目中，他們的看法迴異。在考試院網頁，他們是如此總結院史：「考試院……在歷任首長領導之下，建制雖多更張，其貫徹憲法之精神則始終如一，故考銓制度得以不斷革新，日臻健全，對增進政府職能、穩定政局及國家各項建設之發展，著有貢獻。」
2002年6月21日上午，19位被陳總統提名考試委員，包括8位泛藍人士所點名的黑名單人士，很意外地在立法院全部過關；同日下午，姚嘉文以113票驚險當上第十屆考試院長。在這位於整整27年前，1975年6月的「台灣政論」第二期發表「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一文，驚動蔣經國的姚院長領導下，考試院會有一番新氣象嗎？我們終於走過那黑暗的時代，死亡的幽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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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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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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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論18趴 （中）＊＊＊
比較起前九屆的無聲無息被圈選，第十屆考試院院長及委員上任經過，可說是驚心動魄。藍綠雙方從提名、拜票、拉票、到投票最後一刻都是卯足全勁、步步為營。由於所有策略接近完美，居於少數派的泛綠立委這次空前（很可能也是絕後）獲得全面勝利。慶功宴上，彈冠相慶，一掃怨氣；但考試院會上，三年來，西線無戰事。讓引頸盼望改革的人民好生失望，心中不禁想到：如果民進黨用選舉時的幹勁來執政，結果是否會好一點？到如今才來談裹小腳式的18趴改革是否「太少、太慢」了？
第十屆19位新任考試委員為：伊凡諾幹(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助理)、吳茂雄(律師)、吳泰成(現任考試委員)、吳嘉麗(婦女新知基金董事長及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李慶雄(前立委)、李慧梅(台大環境工程系教授)、林玉体(師大教育系教授)、邱聰智(輔大法律系教授)、洪德旋(前退輔會主委)、徐正光(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正修(淡大公行系教授)、許慶復(考試院秘書長)、郭光雄(現任考試委員)、陳茂雄(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劉武哲(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教授)、劉興善(現任考試委員)、蔡式淵(前國代)、蔡璧煌(前立委)、邊裕淵(台大經濟系教授)。
其中由各政黨推薦提名的為：民進黨的陳茂雄、李慶雄，國民黨的蔡璧煌、洪德旋，親民黨的邊裕淵、邱聰智，和台聯黨的張正修、吳茂雄。其餘多來自學界及現任考試委員留任。 如以政治光譜來分：最左為八位泛綠委員，包括吳茂雄(126票)、李慶雄(126票)、林玉体(122票)、張正修(124票)、郭光雄(119票)、陳茂雄(125票)、蔡式淵(123票)、吳嘉麗(129票)；其次為兩位中間偏綠的伊凡諾幹(125票)、徐正光(166票)；再其次為兩位中間偏藍的劉武哲(153票)、李慧梅(159票)；最右邊為七位泛藍的吳泰成(158票)、洪德旋(186票)、劉興善(172票)、許慶復(191票)、邊裕淵(173票)、邱聰智(177票)、蔡璧煌(157票)。
很明顯的，除了徐正光外，綠色的考試委員都是低空略過，每人拿了17到27張泛藍或無黨籍立委票。相反的，藍色的考試委員都是高票通過，每人拿了40到80張泛綠或無黨籍立委票。票數的整齊相差充分顯示泛藍立委完全以意識型態掛帥為投票的準則，無法以被提名委員的學經歷或適任條件來解釋。這和阿扁當年市政滿意度再高，90％泛藍選民還是不選您的道理累同。但阿扁既然在提名上已作了相當程度的讓步，10綠vs. 9藍，民進黨終能讓19位被提名的考試委員全部上榜。
姚嘉文才是泛藍的眼中釘，泛藍政黨甲級「動員」不出席、不領票來阻擋仍未竟功。為何他能驚險過關，成為第十屆考試院長，離題已遠，我們就不分析了。另外，為何被看好的副院長候選人張博雅竟然未通過審查及為何阿扁補提名親民黨的吳容明為副院長，我們知悉即可，也略過不解析了。最後，在考試院聯席院會中有投票權的考選部部長、銓敘部部長、及保訓會主任委員是阿扁可隨時調換的。所以，在院會24票中，至少有14票是阿扁及執政黨可影響或掌握的，這早已超過半數。雖說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之外，依專業判斷，獨立行使職權；但只要提出長遠、全面、無私、配套齊全改革政策，爭取到10位偏綠、偏本土的考試委員支持的勝面應該很大。而且，只要是理性的改革論述，淺藍的邱聰智和李慧梅也有可能支持或保持中立。準此，問題再也不是票數的問題，而是執政黨對18趴、軍公教退撫制度改革的認知及決心的問題了。
第十屆考試院院長、考試委員於2002年9月1日起就職。根據9月8日報載：「考試院長姚嘉文上任後，積極了解院務，並指示院內各部會於本周起陸續進行簡報，….. 其中銓敘部將於周三簡報，對於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將是報告重點，尤其是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部分存廢調整，姚嘉文已要求銓敘部提出具體的調整方案分析，讓考試委員對此問題盡早深入理解。」可見，至少在就任當初，姚院長是抓住了重點，有備而來。
打鐵趁熱，臺灣團結聯盟立法委員廖本煙、陳建銘於2002年9月23日拜會考試院，要求調降公教退休存款新臺幣兩百萬元以上的百分之十八優惠利率。姚嘉文表示，考試院處理是否調降優惠利率一事非常謹慎，決責成銓敘部在三個月內研利弊得失後報考試院進一步討論。
三個月後，2003年1月16日，爭議多時的軍公教優惠存款制度存廢定案，考試院院會決議軍公教百分之十八優惠存款利率仍將維持現制不變。對外，由當時考試院秘書長朱武獻說明院會維持現制理由：「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辦法是依據軍公教人員相關退休法規的授權訂定，有法源依據，且公務人員已有信賴，如加以變動，必須有整體配套措施，否則對早期退休人員有不公平，並恐將影響相關人員的生活。而政府在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對優惠存款制度已採取斷源措施，意即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的現職或新進公務人員的服務年資，已不適用優惠存款規定。」
朱武獻的辯詞和蔣介石的致詞一樣千篇一律，也不管您聽煩了沒有，有如舊CD一樣，信實的再放一次。如果政黨輪替後所推選出來的院會所做的結論和以前一模一樣，我們不禁思疑：到底他們討論的過程為何？誰發言贊成？誰發言反對？這方面的資料很少，很難取得。唯一例外是考試委員張正修指出：『考試院整個決策過程沒有公開討論，相當草率，「大家只是想把這個燙手山芋儘快解決」；他認為，過去兩次考試院全院聯席審查會，都沒有從勞動經濟學角度，切入探討退休軍公教人員享受優惠存款利率的正當性，而且這項制度存在的理由之一是早年軍公教人員薪資過低，難道當時一般勞工收入就很好？』
不少泛綠的支持者總是以立院不過半，法案推動不了來為民進黨辯解，這可能解釋部分，但無法解釋所有民進黨所遭遇的困境。軍公教退撫（包含18趴）制度改革就是其中一例，我們再也無法以泛綠在考試院會不過半理由來搪塞。為何2002年新出爐的考試院會竟然無法動18趴的任何1趴？為了向台灣歷史及背負國債的下一代子孫有所交待，我們作一個慢了三年的事後諸葛，犧牲多少睡眠，也要在此問題上，理出一個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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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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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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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教改***
上個月李遠哲在立法院表示：「當初各界對教改會有很大的期待。雖然社會不太瞭解，教改會把諮議報告書送給行政院後，我就沒有著力的地方；但對於沒能達成社會的高度期待，我願意道歉。」
李遠哲清楚地提到教改會的局限，也強調教育是社會共同的責任，不是怪他個人就能解決教改問題。一些人看他公開道歉就心滿意足，另一些人則認為他道歉還不夠，而要為教改現狀負責。兩者都加強教改「困難、混亂」的印象，而忽略教改是公民社會介入教育領域頭一遭的意義。
可以想見，公民社會主導的教改，其過程必然路障重重。果然，開始時雖然有「各界支持」，教改實施以來除遭遇預見的困難之外，也衍生無意的困擾與問題，甚至因而惹火部份家長、學生。針對教改實行問題的檢討，有民進黨執政後舉辦2001年「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以及2003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李遠哲本人也在2004年，發表< 教改省思萬言書>。另外更不乏參與、贊成者的建議與檢討。例如，黃武雄在2003年的專文，雖然從數學專業的角度著手檢討，卻也對教改提出幾點看法：
（1） 輕忽教育大環境的惡劣
（2） 冒然全面實施，未先累積經驗
（3） 基層參與不足，上下存在鴻溝
此外，還提出「改造教育大環境，（也）必須發動社會參與」云云。（參見http://tms.math.ntu.edu.tw/edu/article_02_12_10.htm）
雖然該文以技術層面為主，而輔以個人經驗，黃武雄與李遠哲相同，也認為教改必須有社會參與。但是，他們對公民社會參與的層次，國家機器、地方政府、社會分權的程度與範圍，都未敘述。
對教改提出尖銳批評者當中，可以台大心理系教授，重建教育連線召集人黃光國為代表。他在2003年，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其中收錄「重建教育連線」的《教改萬言書》，揭櫫目的在「終結教改亂象，追求優質教育」。在2004年，他更以「理性的呼喚：走出台灣知識份子的困境」回答李遠哲 「教改省思萬言書」。（見http://www.pnews.com.tw/educhg01.htm）
從其批評的氣勢來判斷，黃光國應該有完整與高超的看法。然而，從上文中來看，黃光國的批評，除去不相干、不必要的賣弄之外，可以歸納如下：
1. 責任的推諉；「值得深論的是李院長的責任觀」。
2. 懷疑、不屑教改引入外國「進步的」體制
3. 捍衛「師範系統」的學者，不認為他們「思想保守」、「支持舊體制」
4. 教改參與者缺乏專業訓練
可以說，黃光國毫不隱藏地代表緬懷舊教育體制，信任以至推崇現存師範系統者的立場。這種看法，雖然膚淺，而且漏洞百出，卻自然有其忠實支持、認同者。例如，政大教育學系的周祝瑛，就主張「終結教改亂象，回歸教育本質」。至於認為教育的存亡絕續但看二度教改的推動的看法，也有相當的追隨者。（參見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2/EC-B-092-016.htm）
泛藍陣營出現批評，甚至反對教改，不論是由於不同看法，利益的捍衛，或因反本土派當政的投射，都不足為奇。公民社會應該歡迎不同意見，甚至應該鼓勵反對看法。教育問題的解決，顯然不在一次、二次，或多次的改革，而在是否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本，從而尋求解決的方案。
台灣教育問題由來已久，而且影響廣泛。尋求其核心問題與解決方案，必然要動員公民社會各方面的智慧、能量與耐力。不同意見的辯論，各種看法的針砭，都是公民社會尋求共識的部份過程。本土派能否在此公開說理的較量中，整合進步力量，孤立保守派，進而說服沉默的多數，才是考驗。
本土派學者，現任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為「升學主義餘毒拖垮教改」。如此看法，與一些本土派一致。例如，民進黨立委彭添富認為：台灣的教改再怎麼改，都在文憑與升學主義掛帥下，效果不彰。有人更舉出：國三生，朝七晚九 1天考16次，作為教改增加學生負擔的例證。
升學第一，文憑至上當然是台灣教育問題之一，其中文憑至上的看法更是根本，升學只是取得文憑過程的衍生物。事實上，此欄所探討缺乏人文基礎，無實學而濫竽充數的第三世界博士，正是其飄洋過海的延伸。許多人只看學位文憑，而不管真材實學的風氣，是繼續助長文憑至上的溫床。這種現象，牽涉不僅教育層面，而包含人們價值觀、意識形態的範疇，而一些左傾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學費高漲，則是社會資源分配的領域。
其實，台灣教育的各個層面，長期都由中央政府一條鞭統籌、控制；威權統治加上傳統對知識分子的崇拜，已然產生不少問題。目前人們所注意的弊病，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挖掘問題，討論對策，當然都絕對有益。然而，教改要繼續進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公民社會所應該扮演的積極角色。李遠哲提到：「教改會把諮議報告書送給行政院後，我就沒有著力的地方」。他的無力感，雖然遺憾，卻不應是意外！
然而，教育既然是百年大計，如此重要問題，怎能拱手交給國家機器執行？
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從而開始國家機器、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分權程度、範圍的探討與實踐，才可能觸及、解決教育的基本問題。這是教改先天不足之處，也是到目前無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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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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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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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改革，我曾經在上課時，討論這樣的問題，學生的理性結論與他們得到的資訊反應，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
我曾經這樣設定，
假如你有能力，你希望你的小孩的未來比別人好嗎？
假如你的所得增加，你對你的小孩，想不想多投資？
假如你要你的小孩更有成就，你要不要你的小孩接受與別人一樣的教育？
假如你要對你小孩的教育多投資，你希望你小孩的教育內容和別人一樣嗎？
假如你認為教育內容有差異，才能讓你的小孩得到較好的教育，請問你要你的小孩過你以往的制式教育嗎？
假如你的財力足以讓你的小孩享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教育內容，你願意讓你的小孩這麼做嗎？
我由前述連續問題，最後讓學生得出：當人們的所得提高時，人們就會希望自己的小孩比別人強，也因此希望教育多元化。
但學生反應社會上反映，現在的教改內容不好，還是以往的方式比較好，例如九九乘法表用背的。
我問他：
如果現在的教改不好，那麼回到以往的制式教育好不好？
你們以往為了考大學，整天讀書的方式好不好？你希望你的小孩這樣過日子嗎？
請問以往那樣的教育內容，在世界上有競爭力嗎？
大家都強調要被九九乘法表，
請問各位有沒有手機？
手機上面有沒有計算機功能？
請問如果計算的功能可以讓計算機取代，那麼需要將精力用在記憶嗎？
如果數學教育的重點是推理，而九九乘法表又是推理教育的好工具，你們認為要用背的去學習九九乘法表，還是利用他去學習推理呢？
以往的讀書方式強調記憶，你認為好嗎？
請問你頭腦的記憶力比電腦強嗎？比網路強嗎？
經過我這一連串的追問，學生不在全面排斥教改，但他們說：可是，人家都說現在的教改不好。
我只好說，原來很強調的記憶訓練的日本教育，也在進行教改，而他們比我們早，也比我們徹底。他們學習的對象就是美國，而美國是這一波新革命的先鋒。
如果我們回到記憶教育，就是回到傳統的教育形式另一種說法就是背離時代發展的主流，你們要嗎？
跟現實妥協就是我們小孩的特徵，而這樣的特徵不就是傳統記憶教育下的副產品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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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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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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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論18趴 （下）＊＊＊
距離阿扁公開提出改革18趴僅僅一個月時間，考試院會於11月10日討論軍公教優惠存款改革，在院長姚嘉文主持下，經過六輪表決，在最後一輪投票中以十二票比六票通過四個方案中的甲案。洪德旋、郭光雄、劉興善三名試委退席抗議，沒有參與最後一輪投票；邱聰智和吳嘉麗兩位試委棄權。由於資訊缺乏，我們只能合理猜測，贊成採甲案的十二票出自八位偏綠的試委：吳茂雄、李慶雄、林玉体、張正修、陳茂雄、蔡式淵、伊凡諾幹、徐正光和四位試院首長：吳容明、朱武獻、周弘憲、林嘉誠；猜測投票給丁案的六位為偏藍試委：劉武哲、李慧梅、吳泰成、許慶復、邊裕淵、蔡璧煌。院長姚嘉文有可能見大勢已定，逐未參與投票。如果二十四人全部投票，結果應該是：贊成甲案十三票，贊成丁案九票，兩票棄權。
有人也許要問：假如三年前，阿扁總統大力推銷同樣18趴改革，投票結果是否會類似呢？也可進一步追問：如果改革了18趴，民進黨三合一選情是否或熱一些？有興趣讀者無妨發揮無窮盡歷史想像力和推理能力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目前將精力放在一個比較具體的歷史問題：為何三年前，阿扁連試一下企圖都沒有？聽說還要姚院長去疏通試委把18趴改革案子壓下去。是2004年連任的壓力，害怕得罪軍公教嗎？是「18趴在我任內，不會取消」的話已出口，不能隨便更改嗎？是那時泛藍保守勢力很囂張嗎？筆者認為三個講法都難成立。因為，年底三合一泛綠選情超冷，壓力更大；18趴不改變的談話在2004總統選戰中也重複說過了；泛藍勢力這三年來，有增無減；而阿扁卻反其道而行，把18趴第一波改革強渡關山。另外，應該沒有人會以阿扁終於「硬起來」來解釋吧！我們需排除這些因素，另闢新解。
答案也許沒想像中複雜。阿扁的改變立場是由於，這三年來，他對18趴起源、歷史及其與軍公教退撫制度的關連有較清楚的瞭解；對改革18趴牽扯到的種種議題及正反理由的認識逐漸加深；對18趴改革的重要性也逐漸有所體認。
2000年，阿扁承認對18趴一無所知；2003年，與連戰公開辯論時，還錯誤宣稱1995年以後退休的人就無18趴可領；五年來，還多次委婉舉出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理由（18趴已取消了、法律誠信原則、法律信賴保護）來為18趴辯護。但外面對18趴越來越強烈怨聲及批評，他終於聽到了。今年七、八月是轉捩點，多次召見考試院長及官員，找尋資料及解套。陳水扁總統九月四日應邀出席青年國是會議第一次透露18趴改革決定：「軍公教人員月退俸若比原來薪水高，不符公平正義，已要求相關部門就取消百分之十八高利率優惠存款，及降低退休金給付提出具體改革方案」，十月十日正式宣佈成為六大改革之一。據阿扁公開透露，18趴改革要分三波完成；預定十二月十六日，軍公教同步實施的僅是18趴第一波的改革。
我們樂見18趴改革終於啟動，但我們不進要問：為何陳總統要五年時間才能瞭解18趴的不合理及改革的必要性？要知18趴僅是整個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中最單純、最容易瞭解、最輕易被攻擊的部分。如果要執政五年才能交出第一波18趴改革，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去除整個軍公教退撫、福利制度中自肥成分的改革呢？我們需下功夫研究、思考：為何泛綠上層對五十餘年來國家機器自肥史及其弊害認知膚淺及毫無興趣呢？如果我們能證明剩餘的國民黨黨產比不上一年的軍公教自肥數目，泛綠上層是否會將關愛的眼神從國民黨黨產轉到國家機器自肥體制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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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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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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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萬歲！改革難產！（上）＊＊＊
這次（2005年12月3日）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穿了美國西裝（大輸）嗎？從當選席次來看，確是如此；但從投票率及政黨得票數來看，卻是小小退步而已。媒體及藍綠雙方都只看到斗大17比6數字，就要阿扁總統道歉、下台、下詔罪己。更糟糕的是：只就當選席次，就展開各種失敗解讀及紛紛替民進黨開出救贖藥方。本土派人士，不論是擁護或反對阿扁及其執政團隊都一窩蜂投入檢討「慘敗」行列。這是選舉萬歲後遺症之一：唯當選席次是問，而其他數字或因素一概不論。連基本選舉分析，都如此離譜，本土運動前途堪虞。
如果不是唯當選席次是問，我們就應該看看其他相關數字，才來論斷民心向背。不少人認為敗選理由之一是為了「教訓」民進黨，所以泛綠不去投票人數增多。但事實為何呢？最近三屆縣市長的投票率幾近相同（65.92％ 66.45％ 65.06％）：
1997 年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
投票率為65.92 （選舉人數總計 11,809,277 有效票數總計7,668,075）
2001 年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
投票率為66.45 （選舉人數總計 12,835,467 有效票數總計 8,394,104）
2005 年第十五屆縣（市）長選舉
投票率為65.06 （選舉人數總計 13,645,079 有效票數總計 8,877,142）
雖然，選舉人數每四年增加80到100萬；但是，投票率穩定在65％至66％之間。本屆只比上屆少了1.39％，不具統計學上顯著性差異。絕大部分幹X在口，哀怨在心的泛綠選民很明顯還是以「大局」為重，含淚投票了。另外一種可能是賭爛的泛綠選民大量未去投票，但有相等數量泛藍選民一向不投票，而這次參加投票了。但，最近三屆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的統計卻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如果我們將無黨籍與泛藍的得票合併為非泛綠，則最近三屆縣市長選舉非泛綠與泛綠得票比率大約為55％比45％ （55.3％比44.7％ 54.7％比45.3％ 56.9％比43.1％）：
1997 年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
國民黨 42.1％ 民進黨 43.3％ 新黨 1.4％ 建國黨 0.2無黨籍 12.9
(泛藍43.5%：泛綠44.7%：無黨籍 12.9％)
2001 年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
國民黨 35.1％ 民進黨 45.3％ 親民黨 2.4％ 新黨 9.9％ 無黨籍 7.3％
(泛藍47.4%：泛綠45.3%：無黨籍 7.3％)
2005 年第十五屆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
國民黨 50.96％ 民進黨 41.95％ 親民黨 1.12％ 新黨 0.20％ 台聯 1.13％ 無黨籍 4.65％
(泛藍52.28%：泛綠43.08%：無黨籍 4.65％)
這三屆民進黨得票率在42％至45％之間，但當選席次卻是每況愈下（12 9 6）：
1997 年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
當選席次：國民黨 8 民進黨 12 無黨籍 3
(泛藍 8：泛綠 12：無黨籍 3)
2001 年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
當選席次：國民黨 9 民進黨 9 親民黨 2 新黨 1 無黨籍 2
(泛藍12：泛綠 9：無黨籍 2)
2005 年第十五屆縣（市）長選舉
當選席次：國民黨 14 民進黨 6 親民黨 1 新黨 1 無黨籍 1
(泛藍16：泛綠 6：無黨籍 1)
可見，整體而言，八年來，泛綠選民在縣市長選舉取向相當穩定，本屆也不例外。該檢討的是縣市長選舉，泛綠為何無法衝破45％的瓶頸？而不是只汲汲於當選席次。既是單一選區，一對一的硬仗，45％的總得票率在先天上就輸了一著。運氣好時，泛藍分裂及無黨籍干擾了國民黨的配票作業，在1997年以43.3％得票率得到12席；運氣不好時，泛藍整合成功，今年41.9％得票率卻只得到6席。兩年後，立委減半選舉也將改為單一選區制；如果泛綠整合比不上泛藍，又得票率仍然保持在45％左右，後果也可能和這次縣市長選舉一樣難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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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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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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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亡國？
台灣是一個選舉掛帥的社會。次數繁多自不待言，而且，從往昔的威權統治時代開始，以迄於今，幾乎每一次的選舉都帶有相當的激情。起初，當然有其不得不爾的歷史背景，反映人民對於獨裁統治的憤怒。後來，不但激情繼續濃厚，而且受到激情影響的人，為數愈來愈多。早期受到影響的，主要僅及於黨外民主派選民或者泛綠選民而已，如今卻擴及到保守的泛藍選民。而激情程度，後者毫不遜於前者，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每次選舉結束過後，選舉氛圍依然彌漫全島。整個台灣社會，似乎長期被選舉激情所綁架。為數極多的人們，特別是政治人物，簡直是無日不生活在選舉思維當中。選舉季節常見的政治口角，延續不斷，而且在選後更進一步提升到全面性政治對決，打亂了一般民主社會所應該有的政治常規。這個氣氛，如同亡國前的政治潰決一般，好像什麼都亂了套。
按理說，在一個民主社會，一次的選舉是民意的一次表達，經常是短暫的、有時間性的表達。而選舉，僅是民意表達的方式之一。民意不但可以通過多次選舉而有多次反復無常的表達，還可以通過選舉以外的其他許多方式表達，更是經常表達得彼此矛盾和不完全，令人不易捉摸。是以民主政治是一個漫長、複雜、迂迴的過程，非常的不完美。過程的非常不完美，是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確立的一項結構性本質。如果全然沒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如果日後全然沒有翻盤的機會，選舉就不可能為各方所共同接受，選舉也不可能成為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機制。在選舉過程中，任何一方都沒有鐵定必贏的勝算，參與各方也不能拒絕接受敗選的結果。倘若捨棄暴力革命手段而選擇民主改革程序，以做為解決重大紛爭的機制，則參選者不能不接受這個遊戲規則。在民主體制中，危言聳聽地將自己的一次敗選誇張說成是整個社會的末日，必定召致選民大眾的嘲笑。
然而，近年來的台灣，在每一次選舉之前，總有許多人把選舉說成是國家的生死存亡關頭，倘若自己一方敗選，全民必定會「牛衣對泣」、亡國滅種似的。如果此說成立，選舉必有一方敗選，則豈不是每逢選舉，國家就非要滅亡一次不可？這成何世界！
讓我們回顧一下本土派方面在此次選前的言論。且不理會參選人的口不擇言。不參選的辜寬敏等人，甚至於茶黨論壇上的若干網友，把這一次地方性選舉的意義提高到最高層次。前幾次選舉，台派方面幸無大敗，是以「亡國」的預測未曾受到檢驗。如今，此次選舉不幸大敗，難道台灣真的要亡國了嗎？冷靜一想，「亡國」之說無異是伙同參選政黨和競選人，一起恫嚇選民，玩弄選民對於自己社會的深厚感情。如此撩撥激情，結果必是排擠理性政治思考的空間。長遠說來，這其實是變相唆使選民去拒絕接受民主選舉的結果。每屆選舉，又必再次撩撥，殊不足取。
一次選舉的結果，固然足以影響政府決策；但是，足以決定國家發展走向的，絕對不僅僅是選舉一項而已，當然也絕對不是僅僅取決於一次地方性選舉的勝負。除了國家內部的多重權力制衡的牽制約束而外，還有國際間許多非本國條件所能夠左右的外在因素，在在都可以在不同時間發揮程度不一的影響。因此，若是有心於健康的全國性長期政治生態，應當理性平和看待一次選舉，無論是什麼層次。
然而，不知節制的選舉語言，選前選後都習慣性無限上綱，久而久之，卻足以把原本是可以在選後得到緩和或者疏解的矛盾，激化提高到不可化解的尖銳對立程度，足以嚴重損傷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弱化公民社會的根基。以台灣的險惡處境而言，這才真正會亡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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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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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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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語與言政治論述
從參政的政黨與候選人角度來看，選舉目的在於勝選。因此，選戰時期所使用的宣傳語言，乃以博取選民的認可與認同為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在此情況下，選舉語言主要用意在於好選民之所好、惡選民之所惡；在政治思維的深度與涵蓋層面上，是以一般選民的水準為水準，以一般選民的視野所及為上限範圍。選舉語言的本質，是急功近利，是短線操作，是以偏蓋全，是誇大其詞，是大眾情緒操控；其功能的發揮，大多設計在選舉前夕達到最高點，是有時間性的。
在一般民主社會裏，這也許是常態。各方的選舉操作手法大多雷同，似乎給予世人以立足平等、公平競爭的印象。但是，仔細分析可知，對於弱勢階級而言，這也是民主代議制極為不公平之處。
因為，強勢階級通常掌握霸權文化，足以左右弱勢大眾政治思考的方向範圍、深淺、時間長短，甚至於政治思考以外的情緒的起伏、節奏。他們掌握歷史與今事的詮釋權，以優勢的媒體（以及教育、文化）條件，早已經塑造了大部分弱勢人內心裏的特定觀念世界，更可以隨時見機快速強加灌輸一系列的偏見迷思、錯誤訊息。選舉一到，強勢階級往往可以順理成章地立於絕對優勢地位。在如此的先決條件下，選舉當然是一樁非常不公平的事。同性質的選舉語言，通過類似的操作，可是，不同階級政黨間的差距是很難拉近的。這個殘酷現實，是那些代表弱勢階級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所不可忽視的。在當前台灣，「強勢階級」所代表的，可讀為保守派勢力，而「弱勢階級」則可讀為本土派陣營。如果以當前台灣主流媒體的霸道囂張以及具體成效為例，其中道理似乎也不必多加解釋了。
在民主社會裏，弱勢階級若是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機制，以對抗強勢階級的霸權文化，則民主體制是無法繼續運作的。倘若一方不肯參與，民主體制唯有崩潰一途，剩下的選擇，只能在強勢階級獨裁壟斷與人民革命之間二取其一了。所幸，弱勢階級可以掌握一項極重要的平衡機制，即是政治論述，以及政治論述的傳播。老實說，弱勢階級若要遵守民主政治的遊戲常規，除此而外，簡直是處於全程挨打的態勢。可是，政治論述只要運用得當，卻足以突破霸權文化的重重包圍。在現代先進民主社會的歷史上，頗多成功先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弱勢階級才有起碼的條件，參與民主程序。
近代歷史上，弱勢階級成功崛起並且在民主體制中贏得很大政治版塊的實例當中，沒有不萬般看重政治論述的。卓越的政治論述，不但表現出自己的思想能力與格局，表現出自己政治思考、公共政策的完備和先進，更能夠有效揭露強勢階級的謊言、傲慢、怠惰、自私、落伍。活力十足的政治論述，必須不斷以新的內容和創意的陳敘，令人信服地規範政治議題，以主導大部分人民的政治想像。這不是跟在選民後頭，只知道投選民之所好；相反的，這是在政治思維的大方向上，勇於領導選民向前進。代表著改革進步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如此步步為營，爭取愈來愈多人的認同，最後以選票數目的具體方式，突破霸權文化的圍堵。對於他們而言，選舉語言僅僅是此一過程最後的臨門一腳，而不是全部或者主要內容。缺乏卓越政治論述為其基礎的選舉語言，絕對不是弱勢階級所可以依恃的。
此次泛綠選戰的重大失敗，象徵著往日黨外選舉傳統，已經走到了盡頭。在那個時代，只要憑著反抗獨裁政權、獨立自決的選舉語言，就足以得到極多選民無條件的支持。如今，獨裁政權不再存在，更何況有了政黨輪替執政，此類選舉語言的歷史活力已然枯竭。弱勢人民已經體會到﹕選舉語言平時無端泛濫，意味著政治思考膚淺，也是政治承諾缺乏誠意的象徵。他們已經對此感到乏味厭倦了。只是，泛綠政黨與政治人物還不明白而已。他們似乎還深深相信，單憑原舊的老套選舉語言就可以繼續綁架選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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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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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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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萬歲與公職掛帥****
台灣的選舉，不但頻繁、廣泛，而成為民主政治最明顯的運作。
其實，選舉從戒嚴時期就幾乎就是民主的同義詞。1977年，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時，因中壢國小作票，而爆發中壢事件。次年，參與助選的張富忠和林正杰合著《選舉萬歲》。選舉萬歲一詞，從而成為反對派響亮的口號。1979年《美麗島》雜誌發刊詞，有「民主不死，選舉萬歲！」在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黑暗期，如此簡潔口號顯然具有發揮號召、鼓舞群眾的效力。
選舉固然是民主政治的工具，卻也曾是國民黨的工具。解嚴前的當選者，不但可以小嘗權力滋味，更有「當選過關，落選被關」的說法。如此狀況下，公職掛帥成為一些反對派的所愛，並不偶然。
1984年5月，「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 (公政會) 」成立，堅持以「公職掛帥」的議會路線，與國民黨進行長期的溫和抗爭。
然而，當時反對派並非都同意如此路線。以邱義仁為首的黨外新生代，於1981年掀起批判黨外領袖康寧祥「公職掛帥」的批康風潮。1984年《新潮流》雜誌創刊，標舉的是反對公職掛帥，提倡群眾路線。其目的是發動社會總體戰，擴大群眾基礎，串連反對運動的力量。
反對運動中，這是難得一見批判「頭人」與傾聽群眾的時機。標榜紀律嚴明的新潮流立志走群眾路線。但是，在參與政黨運作中，卻很快迷失自己。結果顯示，新潮流增加其派系的公職人員，實質上從反公職掛帥，變為公職掛帥。無獨有偶的，1995年新黨修改黨章，確定立委與公職掛帥，全委會「以民意為基礎，以立委為核心」的領導架構。
看來，公職掛帥誠然有強烈的誘惑力，而公職的權力更可以使人腐化。公職掛帥是否造成民進黨的腐化是另一問題。然而，公職掛帥無疑促使民進黨成為選舉機器，更突出選舉在台灣民主政治運作一枝獨秀的現象。
民主政治當然離不開選舉。然而，選舉只是民主政治的一小部份，而非全部內容。
用美洲國家來對比說明。以投票率而言，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都比台灣低。自1945以來，美國平均投票率是50%，拉丁美洲則是53%。從1960以來，美國投票率是有史最低。1960年總統選舉投票率是65%，1996年，不到50%，2000年則為51%；2002年國會選舉，投票率只有30 %，民主、共和兩黨初選則更低，只有18%！一般而言，只選國會議員（不選總統年分）時，投票率往往遠低於50%。美國選民投票意願不高，可見一斑。
但是，美國選民對選舉乏味，不只表現於投票率的低而已。1960年，有60%家庭觀看總統選舉的電視辯論，2000年的辯論，則吸引不到30%家庭。
比較台灣選舉的激情與狂熱，美國的選舉確實冷靜與低調。專家將美國選情低落歸因於選民冷感（voter apathy）。回想投票權曾是各地積極分子努力爭取的權利，也曾是民主政治普及的指標之一。如今，美、加投票率卻是如此低落。然而，投票率低落與選民對選舉乏味的事實，並不表示民主政治的式微。相反地，以美國而言，正表示美國公民社會的多面性與十足的活力！
事實上，美國公民參與政治，除去選舉之外，還有公民社會的許多途徑。有趣的是，美國高中歷史與社會科學教材中，就有以下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練習：
讓學生解釋公民社會如何使個人、團體，能夠用選舉之外方式影響、制衡政府。
這不只是高中課程的作業而已，更是美國公民社會種種運作的傳承。政治、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固然可以影響政治的日程表，也能策動法律的制定、修改，甚至特定團體的目標，個別社區的堅持，也都可能推動公民社會，從而改變既定政策、方針。
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女權運動，環境保護，保護童工，最低工資，捍衛消費者利益等等，都是公民社會制衡國家機器，領先、策動政府制定政策、法律的實例。
台灣民主的深化當然需要更活潑，更具活力的公民社會。
陳水扁雖然也曾經這麼說過。但是，公職掛帥領導下的民進黨，顯然會繼續選舉第一的方針，而將黨繼續作為選舉機器。可預見的是：選舉結果如意時，歸因於選舉策略與運作的正確；選舉失利時，才覺悟要傾聽群眾聲音，才想反省。如此，將民主等同於選舉，就是要選民永遠只做「選舉專家」，讓公職掛帥，就是不願選民成為公民社會積極的參與者。
台灣人民要將主權交給政黨，還是自己做主人，自己發聲，不等侯政黨的傾聽，也不必政黨來「親民」。如此路途雖然遙遠，如何選擇應該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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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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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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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的「天佑台灣」？
最近，民進黨選舉大敗，四處括起復辟風。這是否可以歸諸於台灣本土派的大失敗，有待商榷。可是，這確實是那群本土派政治人物及其政黨的大失職，乃是毫無疑問的。失敗情勢相當明顯，表現在諸多方面。執政黨的政治論述，是很令人垢病的一項。其貧乏程度，令人錯愕。政治論述能力，反映的是政治思維的深度以及用心、勤奮。連政治論述都棄若蔽屣，可見政治原則與理想也都一併棄守了。此外，在執政實務上，該妥協時不肯妥協，該堅持處不知堅持，簡直毫無章法可言。這是一個還沒有具備執政能力的政黨。執政領導者，也還沒有具備國家領袖應該具備的膽識格局。古云，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誠哉斯言。老實說，經過民進黨政治人物這幾年如此不堪入目的集體表現，保守派若不圖乘機大肆復辟反撲，豈不是沒有天理？如果說，2000年以及2004年總統大選，本土派勝利是天佑台灣；如今復辟年代到來，也許可以說是天懲台灣吧。（至少，是天懲民進黨和陳水扁吧！）
可是，保守派乘機復辟倘若得逞，台灣人民還有前途嗎？不少人如此憂心。
一年來，本土派方面一再掀起批評風潮，把矛頭指向民進黨與陳水扁。如此大規模公開批評自己多年來所全心寄望和全力支持的政黨以及政治領袖，台灣歷史上前所未有，也是保守派所沒有能力辦到的。批評語氣的嚴厲，也是空前。參與批評行列的，不但有知識分子，更難能可貴的，也是令人無比感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基層選民勇於發言。這更是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的大事。基層選民以憨直口吻所道出的很多批評意見（如果不去計較那些經常會徒增混淆的學術用詞），在深度上絲毫不遜於知識分子；以其切中要害的敏銳精準，對於民主政治的細膩觀察，足以令知識分子當中的許多所謂「名嘴」（如不學無術的「國師」李鴻禧者流）汗顏。眾多基層選民的政治素養、獨立思考能力和表達政治意見的熱望，在在顯示已經不再是任何政黨或者政治人物所能夠輕易驅使。這無疑是台灣民主政治至為珍貴的資產。
本土派政黨與政治人物的無能，驚醒了所有的本土派。際此復辟風潮，台灣上空一片陰霾的時刻，眾多基層選民擺脫種種傳統束縛，不再屈從於許多本土派政治人物的老套操弄，不再輕信那些空話連篇的濫情選舉語言，開始發出嘹亮聲音。經由近來的勇於批判，他們表現出十分豐沛的基層政治活力。這意味，台灣公民社會又露曙光。這是一個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發展。本土派政黨與政治人物在復辟風潮中失去的，基層人民將會一一奪回。基於此，我們可以相信，台灣人民還是有前途的。此寧非另一次「天佑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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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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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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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萬歲！改革難產！（中）＊＊＊
本土派選票二十年來篳路藍縷，由25％升至2004年總統大選的50％，讓本土派人士產生一種令人興奮的夢想：本土選票終將達到70％ 甚至75％，而且民進黨將「永續執政」數十年以洗清國民黨五十年獨裁統治遺跡。但只要稍微察看一下二十年來的投票記錄，就知道這是極難實現的夢想。近五年來，本土選票在各級政府選舉皆已遭遇到不易突破的瓶頸：鄉鎮長的約25％，立法委員的40％，縣市長的45％，總統的50％。
上一次立委不過半，澆了一次冷水，還不清醒，仍然陶醉於百萬人牽手及總統選票過半的美好氣氛中；這次縣市長選舉，席次大跌，終於看到了堵在道路前面的銅牆鐵壁。下屆立委的選舉方式對綠營而言將是雪上加霜。當初，林濁水立委力表反對單數選區時，就被嘲笑對本土選票由50％繼往上昇沒信心。很多本土派人士一心期盼泛綠立委過半而忘了兩樣冷冰冰不利因素：立委本土選票是由40％起跳而非50％；本土票數已達到本階段的最高峰。
下個階段目標，本土票數應該增加10％至20％；但，本土政黨目前看來欠缺實現這個目標的條件。除了極少數例外（如李登輝），泛綠領導者的理想性、前瞻性、政治論述能力、策劃長治久安之公共政策的能力等等都付諸缺如。光靠選舉語言和選舉操作不但無法開拓新的本土票源，也將逐漸喪失本來支持者。這次，縣市長選舉就是最好例證。
敗選的民進黨並不作如此想；至少，民進黨中央並不作如此想。民進黨中常會於12月7日發表的「三合一選舉檢討報告」，列舉七大敗選原因：第一、高捷案和陳哲男事件使民進黨清廉形象受創；第二、民進黨執政表現未符社會期待；第三、三合一選舉贏得改革形象，卻讓國民黨聯合綁樁、發揮組織優勢；第四、部分脫軌事件造成中間選民反感；第五、提名策略保守，政務官準備不足；第六。未能提出感動人心的訴求；第七、三合一查賄效果不彰。(參閱 http://www.dpp.org.tw/news/common/ProductDetail.asp?prd_id=7392)
這七大原因，除了第二點外，一切都怪選戰策略和外在因素。這是不會駛船嫌溪灣。自由時報在2005年12月14日社論中即一針見血指出：『…七項敗因，除第二項「執政表現未符社會期待」外，均非去年底立委敗選的原因，然民進黨仍在立委選戰中落敗，可見民進黨之敗另有更為深層的因素，是戰略性的，而非枝節的戰術誤謬…』（詳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dec/14/today-s1.htm）。舉例說，「未能提出感動人心的訴求」真的是敗選原因之一嗎？剛剛相反，民進黨曾提出了很多感動人心訴求的支票，但卻賴說「作不到就是作不到」。民眾失去信心之後，任何訴求都將無法打動人心。這道理有那麼難懂嗎？
有人說民進黨已是「選舉成精」。但，菜蟲菜下死。願我們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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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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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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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的「天佑台灣」？
Perhaps it is my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at is at fault, I can not fathom whether r-55 is sarcastic or not. But judging from the same writer's previous bemoaning about the unpleasantness of the ebbing of the restorationists (or recidivists?), I can only guess that he meant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wrote, such as, "眾多基層選民的政治素養、獨立思考能力和表達政治意見的熱望，在在顯示已經不再是任何政黨或者政治人物所能夠輕易驅使。這無疑是台灣民主政治至為珍貴的資產。". The doubt that he is rejoicing in the "restoration" lingers on. But that should be no surprise to me if that he were. After all I do remember he once suggested me to feel "vicariously" the feeling of (ex-)oppresors by switching two nouns in one of my sentence. (I will humbly admit that I can not feel vicariously the feeling of an oppressor for my life as an ex-oppressed, though.) I only wish that indeed that 眾多基層選民 are not easily 驅使by any parties or politicians. But alas, were'nt many of them just manipulated in the last election or were'nt many of them manipulated into committing some kind of political hara-kiri by cutting one's own nose to spite oneself?
I have to admit that I do not have the kind of far-sightness like that writer, who wrote, "台灣公民社會又露曙光。這是一個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發展。本土派政黨與政治人物在復辟風潮中失去的，基層人民將會一一奪回。" What can I say other than I hope so t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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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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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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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天佑台灣」？
過去一年多，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派政治人物，整體表現得既無膽識也無格局，很令支持者失望。這時期，本土派知識分子的表現，尤其是若干所謂「名嘴」，也乏善可陳。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土派基層選民勇於發出批評聲音，以高標準檢驗自己多年來全心期待以及全力支持的本土派政黨。如果將此放在2004年總統選舉勝選後本土派基層選民自我克制的背景下來看，這次的批評風潮，並非意外，而是其來有自，來自於很多基層選民政治愈趨成熟。這標誌著本土派群眾政治意識的一大躍進，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就此而論，本土派基層選民展現出「問立場，更問是非」的理性、睿智，遠遠超過了保守派死忠支持者。這個現象，倘若代表著一個趨勢，對於日後台灣各政黨與政治人物水準的提昇，及其優劣勝敗的命運，將具有非常長遠的影響。民主政治的一項很基本的大前提，是相信選民的智慧。當一方選民能夠持續有此表現的時候，那是穩健與自信的表露，意味著新的政治主導力量的崛起。我們也應該相信，在此情況下，另一方選民也終會跟進。倘若我們對此毫無信心，不再對民主抱有期望，則不如去著手準備內戰吧。切莫對民主改革絕望，卻又內戰無膽。
民進黨的不長進，並不會使得長期以來台灣人的民主努力前功盡棄。隨著時間，台灣民主政治肯定會更進步、更穩定。即便如此，這並不說，我們可以盲目相信此事終會發生，而消極地靜坐等待佳音。其間不可以沒有眾人的戮力以赴。若要得到「天佑台灣」，首先必須自強自救。主觀能動性與歷史發展趨勢的辯證關係，本是如此。
自強自救，最為主要的一項，莫如政治論述﹕充分表達人民心底理想願景的論述。公民社會內部的良性競爭，最可依賴的管道，就是政治論述。對於屈居弱勢的階級、民族、族群而言，這尤其重要。在台灣當前復辟風潮的環境下，對保守派霸權文化最直接有力的挑戰，不是聳人聽聞的選舉口號，而無疑是持之以恆的優質政治論述。本土派基層選民的智慧、政治成熟，必須要通過適宜的政治論述，才能夠化為具體有形、可長可久的穩固政治力量，在台灣政治場域上發揮主導作用。倘非如此，人們信心盡失，政治熱情快速冷卻，志氣消沉，終會淪為政治犬儒。於是，原舊的霸權文化集團必定可以繼續橫行下去；別的不說，單憑社會上下的陋習慣性以及庸俗偏見，還有媒體的八掛，就可以成功達到此目的。
時下必須優先強調政治論述的重要性。除此而外，本土派別無勝算。按理說，新興文化之挑戰舊霸權文化，陸續發生在若干不同領域，包括思想、宗教、文學藝術、媒體輿論、學術出版等等。其中，無論任何一個領域，新興文化大多能夠展現出各樣新氣象。然而，眼前的台灣卻非如此。以當前舊有霸權文化勢力之雄厚、物質條件之豐沛，顯然具有壓倒性優勢。新興文化方面在量方面決計無法取勝，唯有從質方面突破。也就是說，必須要有高出甚多的水準，才有可能勝過舊霸權文化的氣勢。不幸的是，時下的本土派還沒有這個條件。
例如在文學領域裏，我們所常看到的是，如同「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人」、「大河小說家」之流自稱「本土派」無恥文人的結黨造勢、醜態百出，卻還有一批被這些文人的劣質作品所「感動」的「戲服龍袍迷」在搖旗吶喊。實在看不出他們口口聲聲的「文學本土化」意義何在。而在學界、思想界，多是不學無術的「第三世界博士」，爭先恐後標榜自己的「本土」。這類人舉起「本土」旗幟以沽名釣譽，譏之為「本土賊」應該不算過分。充其量，他們與霸權文化體系的同領域代表性人物之間，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如此，何以取勝？若是期望他們去奪取過去歷史與現今時事的詮釋權，幫助人民擺脫舊有霸權文化的束縛，無異是緣木求魚。
由於這個理由，但不僅僅是由於這一個理由，我們必須強調政治論述的重要性。從政治論述著手，以系統性的公共政策，配合公平正義與理想主義的前瞻性論述，賦予「本土性」以應有的理想進步的意義以及豐富的思想內涵，訴諸於本土派基層選民。讓高品質的政治論述，引導本土派選民進一步提昇政治認識，並且進而推及與沖擊非本土派的選民。而後，選民們各依自己的理念趨向（以及新趨向），擇取適職的政黨與政治人物，淘汰所有那些不適職的，從而改變台灣政黨分佈組合態勢。在選舉以外的時間，捨棄那些充滿著膚淺二分對立的選舉語言，從政治論述面切入，適可以立足於戰略方位。台灣政治版圖重新界定的一天，原來龐然大物的黨國體制才算真正開始瓦解，也就是舊有霸權文化的物質基礎開始裂解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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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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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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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廉執政***
去年選舉後，民進黨成立廉政委員會。會中呂秀蓮表示：「清廉執政本來是民進黨基本精神，…，但三合一選舉前，爆發一連串弊端，其中部分涉及民進黨執政的黨員。陳水扁總統希望確立清廉執政形象」，而責成「規劃成立廉政委員會」。陳水扁更在今年「元旦文告」中，要未來內閣團隊的成員，都必須嚴格謹守「清廉執政」的「最高標準」。
當然，這些涉及公職（即「民進黨執政的黨員」）的弊端是否違法，應由司法部門經由法定程序裁決。顯然，人民只要感受有弊端的印象、就足以嚴重影響民進黨選票。民進黨這些自我監督的補救行動是否符合人民期待，及滿足反對黨派、主流媒體的特意「關懷」，仍待未來長期考驗。
公職是政黨執政的必然結果，而依法執政則更必要。事實上，公職人員上任時，總是要對著孫文畫像發誓：「不徇私舞弊，不營求私利，不受授賄賂」云云，或者是，「不妄費公帑，不濫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受授賄賂」等等。
候選人當選之後，他們本人以及他們所派任者，當然應從公職的有力與有利地位，依法執行政策、爭取、通過預算、法案、幫助選民等等。從這些代表民意的理想，部份公職人員卻沉淪，而導致一連串的弊端。
一些公職涉及弊端，不只是個人問題，更是民主之不幸。然而，公職涉及弊端，卻幾乎是各民主國家常見的現象。尤其當公職人員操守有問題，判斷不敏銳、 不正確，或他們與說客（Lobbyist）的接觸、行為遊走法律邊緣 (Gray area)時，違法、越職、瀆職、貪污、醜聞都常見。而且，選舉需要金錢；大規模選舉，往往需要龐大的經費。除去少數能自費競選外，多數候選人需要向外籌措款項。無論依賴個人小額或團體大額資助，都有助長權力腐化的可能。
即使有嚴密的法律，也有公正的監督，權力、金錢、政經利益以及個人性向的相互影響、作用，是強力的腐蝕劑，往往可造成民主蒙羞的現象。尼克森的水門事件，雷根的「伊朗門」，克林頓的私人生活，都是例子。其它公職人員，則更多。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al_scandals_of_the_United_States#Political_.22scandal.22
以下節縮的名單包括美國參、眾議員，內閣部長，說客以及當前Bush的行政體系。
• Dan Rostenkowski and other Democratic Members of Congress in the Congressional Post Office Scandal (1991 - 1995)（前民主黨眾議員，涉及挪用公款）
• Henry Cisneros resigns as Housing Secretary and, after lengthy probe that began in 1995, pleads guilty (1999) to lying to the FBI （克林頓任內住宅部長，涉及不實證言）
• Robert Torricelli (D-N.J.) bribery scandal (2002) （前任新澤西參議員，涉及賄賂案）
• Bill Frist (R-Tenn.), become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and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campaign finance improprieties.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s investigating insider-trading issues in connection with Frist's July 2005 sale of 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 share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stock's value fell precipitously.（現任參議院議長，涉及競選經費籌措合法性，以及內線交易問題）
• Yellowcake forgery false evidence presented in case for 2003 invasion of Iraq (2003); related Valerie Plame affair (2004), eventually implicating White House aides Scooter Libby (indicted 2005) and Karl Rove（白宮助理，涉及假造進犯伊拉克理由等）
• Jack Abramoff, Republican lobbyist and key figure in Tom DeLay scandal, is indicted on wire fraud charges (August 2005)（與共和黨人關係良好的說客；此欺詐案，目前繼續發展擴大中）
完整名單也包括美國州與地方公職人物。其它先進民主國家亦然。（參考http://www.ex.ac.uk/~RDavies/arian/scandals/political.html）。
顯然，公職人員就職時，不論如何鄭重發誓，都無法確保清廉執政。雖然如此，行政部門的清廉當然仍應是所有政黨的要求。但是，行政機構的清廉與否，不只靠自律，更不可少的是司法體系的參與以及公民社會的監督。
司法體系近來誠然越來越自主，也逐漸建立一些公信力。然而，部份人員仍有表現泛藍傾向的時機與可能。要確保司法不脫線，要確立它超然獨立的地位，不能只靠立法或命令，最終的監督還是在於公民社會—畢竟人民才是民主政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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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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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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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與政治論述
林義雄最近發表退黨聲明。仔細研讀再三，深深感覺到，林義雄實在不是一個推理嚴謹之人。一篇短短千餘字的文稿，處處都有跳躍思考的明顯痕跡。而就他自稱「略有所得」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陳述，頗多不夠周延或者極不周延之處。當然，短短聲明難以詳盡解說，不忍苛求，也不宜苛求。對於聲明內列舉各項，無意評論。可是，聲明之簡短，正是台灣當前政治文化某面向的一個縮影，值得討論。
試想，林義雄最近十餘年參與民進黨，也曾經是該黨的黨主席，具有很大影響力，決非一般黨員可比。決定退黨之事，何其重大，一定會考慮其到對於民進黨的影響，甚至於對於整個台灣政治生態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決定必是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思考以及煎熬。在此情況下，倘若思及自己退黨一事所應當負起的社會責任之大，以及牽涉面之廣，卻僅僅發出一個如此簡短的聲明。其中似乎缺少了什麼。
缺少什麼？或許是缺少政治論述，詳盡而且有深度的政治論述。
既然是公開聲明，用意當然是要昭告於全體黨員以及社會各界、人民大眾。更確切的說，聲明既然是公開的，不可能沒有濃厚的政治意涵、政治目的。倘若要切實達到自己所期待的目的，當然須要竭盡所能，詳細精準地陳述退黨的理由。此外，對於一個公開的退黨聲明，民進黨內外有許許多多人期待深入了解。針對此一合理的需求，短短千餘字的聲明留下太多想像空間，並不適當。可是，這些考慮雖然都很重要，卻尚是次要。最為重要的，其實間接反映在林義雄的聲明裡﹕
「至於競選公職，以近年來台灣的選舉情況來說，代表各政黨的候選人，大多數會夥同該黨之公職人員，舉辦所謂造勢大會，或刊登巨幅廣告號召自己的黨員及支持者，一起來批評痛罵，甚至於誣蔑其他政黨及其候選人，並無理性的政策辯論。所以每一次選舉，幾 乎都讓台灣的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惡鬥，使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
依我看來，整個聲明的推理大多語焉不詳，唯獨這一段話比較具有活力、較為尖銳和完整。這段話似乎顯示，林義雄不但具有政治理想的胸懷，而且在政治觀察上相當敏銳，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如果可以依據這段話來大膽延伸，或許可以說﹕台灣的混亂政局，問題出在於激情過度的選舉語言，泛濫成災，排擠了理性政治論述的空間；不但選舉期間如此，選後尚是如此。
時下台灣，若要成為政治人物，講究的是辯才（強辯之才？）無礙、急智應對。選舉語言的最基本特質是嘩眾取寵，或者聳動煽情，以秀博取同情，以秀激起同仇敵愾。是以，政治人物的選舉語言，不但不需要周密的思緒和嚴謹的推理，而且排斥冷靜的政治對話和理性的政治論述。過度激情的選舉語言，留下非常大的後遺癥，久久無法消除。難怪選後政治對立，其尖銳度絕不亞於選舉期間。問題癥結，即在於此。（以上都是大膽延伸而已，林義雄聲明似乎並沒有如此明白道出。）
很諷刺的是，指陳此一問題癥結的林氏聲明本身，整篇在政治論述層面上甚是不足。嚴格來說，即便是上述相當具有活力的一段話本身，也不夠雄辯，缺乏那種句句入骨的深刻、銳利、直搗問題核心，令聞者無法不為之動容。這不能不使得該段話的重要意義晦而不顯，對於人民大眾的衝擊力大為減弱，甚至於毫無衝擊力可言。（也許，林義雄本人並無此意圖，也是說不定的。從聲明本身，實在不易判斷。由於論述不足，人們每每集中注意於退黨原因以及後果的揣測，而不及其餘。似是可惜了。）不過，這適足以昭顯此一問題的兩難弔詭﹕過度的選舉語言，排擠了政治論述；同時，正是因為我們缺乏優質政治論述，所以使得劣質選舉語言泛濫成災，難以節制。而在此時，我們甚至於不知道需要通過深刻的政治論述，方能有效使得人民大眾集中意志與智慧，正視問題癥結，解決問題。
由林義雄的退黨聲明，而有此聯想。但願不太離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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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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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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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萬歲！改革難產！（下）＊＊＊
台灣二、三十年來的政治改革及其他各種改革與選舉確實有緊密的關連。國民黨統治集團在黨外反對運動前仆後繼的壓力下，逐步開放各種選舉，並且是以比較乾淨、公平方式進行。從1977年中壢事件起到公元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為止，選舉與改革相輔相成。在這段期間內，黨外及民進黨很成功以街頭及各種社會運動配合選舉在選戰上節節勝利。從解除報禁、黨禁、戒嚴到全面立委改選到總統直選，國民黨被逼節節退讓。選戰壓力帶來了改革，改革成功促使下回選戰成功。如果有人以能票選台灣總統或因選票競賽帶來了各種重大改革而歡呼「選舉萬歲」可說是其來有自。在這種意義下的「選舉萬歲」，我們不但不應該反對，而毋寧是舉雙手贊成的。
但2000年之後，改革與選舉開始脫鉤。泛藍政黨感受到長期在野危機，全面杯葛民進黨執政。執政黨不但改革寸步難行，連日常政務推行都有困難。泛綠在立院從未過半，立院成為亂源之一、議事不彰。明年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一般評估，泛綠過半可能性幾乎為零。只要泛藍佔據多數，它將會毫不手軟繼續行使多數暴力，使得任何改革議案過不了關。緊接著2008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復辟的或然率越來越高。連18趴輕度改革都反對到底的泛藍政黨在未來選戰上聲勢竟能如此高漲，選舉變成為反動服務，而不再為改革服務了。如此的選舉，我們還要高呼「選舉萬歲」嗎？
台灣選舉功能近年來遇到瓶頸，無法繼續深化民主、促進革新並非是全然無法理解之事。選舉要能持續不斷發揮正面功能有賴於許多客觀因素和條件的配合運作。台灣存有不少不利於政黨政治順利運作的因素：台灣軍公教偏泛藍行政不中立，國民黨擁有龐大黨產，黨國教育五十年毒素未散，台灣泛藍勢力盤據媒體、文化學術界、地方派系、農漁會、合作社，血緣漢族民族主義橫行。表面上，各黨派是在選戰場上，公平競爭；但底子裏，泛藍黨派因上述因素佔了先機，佔盡了便宜。泛綠政黨唯有提出比泛藍政黨更令人信服的政治論述及公共政策、更令人感動的具體而微遠景、具有不怕短期內丟失中間選民或選戰失利仍堅持改革到底的決心，才有突破這選舉瓶頸的可能。如果泛綠政黨仍孤守在統獨議題、正名、修憲上著墨，那台灣將有一段很長政治蔚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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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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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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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民黨一黨獨大時, 對二二八不是避而不談便是扭曲真象。 如今情況大不相同, 不再能隻手遮天, 因此與其讓民進黨、民眾紀念二二八, 倒不如國民黨自己辦紀念會, 來主導其方向、內容, 以免失控, 且可安撫收攏民心。 當情勢發展再也無法避而不談時, 它也參與討論二二八; 其目的不外挾其在文宣、媒体、大衆傳播的优勢力圖繼續壟斷二二八的詮釋權。國民黨對二二八最新的解讀是「官逼民反」, 官是指以陳儀為首的官僚, 但官並不能等於黨, 並不能等於蔣介石; 而且陳儀已經罪有應得, 於1950年伏法。 好一副「冤有頭, 債有主」的景象。 事實真象是, 二二八後陳儀高昇榮調到蔣介石的家鄉,也是陳儀的家鄉當浙江省主席, 也就是蔣介石不僅不認為陳儀統治台灣期間有過, 而且是有功的。 陳儀被槍斃原因是國共內戰, 國民黨情勢迅速逆轉, 蔣介石愛將湯恩伯發覺陳儀即將「附匪」, 將其綁架來台。 陳儀之死是蔣介石和共黨宿怨的犧牲品和二二八完全無關。 今連戰, 宋楚瑜, 高級將領如許歷農相繼「附匪」, 昔日因「附匪」而喪生的後代遺族應聯合起來控告國民黨, 為他們先人正名, 要求賠償。
我們也來觀察民間如何看待二二八。 自1989年, 張博雅在嘉義巿長任內樹立二二八紀念碑後, 島內為二二八受難者樹碑立傳成為一種風潮; 根据二月二十八日「華視新聞雜誌228碑情推手」報導, 迄今共有二十九座。 從報導上, 可以得知, 碑造形有端莊嚴肅, 肅穆之情令人油然而生, 有致力於藝術的創作美感, 也有簡單立碑紀念,其中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有碑無文。 然立碑主題幾乎千篇一律都是悼念逝者, 以和平收場; 哀悽追思之情有餘, 獨缺”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豪情氣概,人民奮勇抗暴除害的胸襟壯志。 由立碑, 它表現得這麼溫和, 寬容, 謙虛, 卑微, 平和, 無所求; 我們也不難想像民間對二二八的觀感。
一般人往往把二二八事件解讀為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衝突, 但這只是現象, 不是原因。 不要忘記,六十多年前, 台灣民眾夾道歡迎祖國軍隊, 擁躍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 然而祖國來的接收大員卻開革台灣同胞, 安插自己親朋好友, 以外行領導內行。 將台灣物貭輸往中國, 支援國共內戰, 使得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陷入高失業率, 民不聊生的狀態。 官員無能、無知、貪污、腐化, 軍隊軍紀敗壞形同土匪, 種種荒謬的事件罄竹難書。許多對中國人是司空見慣, 稀鬆平常的事, 對台灣人卻是無法想象, 不可思議的大事。 台灣由進步法治的社會倒退到落後的封建統治。 這是進步和落後的對比, 這是法治和封建的衝突。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緝查員藉查私煙, 不僅以手槍柄擊傷寡婦林江邁, 而且還開槍殺死旁觀者。 2月28日民眾包圍專賣局, 要求交出兇犯, 專賣局警衛開槍掃射, 群眾死傷無數。 台灣人不再忍受暴政, 自發性的反抗行動於焉展開。 蔣介石軍隊從基隆上岸後, 便從台灣頭掃射到台灣尾, 濫殺無辜是十足的屠殺。 當權者逮捕社會領導者, 而且迅速處決, 這是有計劃的消滅台灣精英。 這種情況持續到五十年代的白色恐佈, 日治時代農民運動領導者簡吉便是在消滅精英的宗旨下遇害。 這是歷史的真面貌, 無涉族群對立。
台灣中學生幾乎人人都看過水滸傳, 官逼民反的故事。 過去國民黨也樂於宣傳秦皇暴政, 陳勝、李廣起義來影射中共暴政必亡。 獨裁者至少表面上也以「革命的時代」, 「革命的青年」期許年輕人。 然而在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嚮下, 人民自會做明哲保身的選擇。 先人正義凜然的氣質, 振臂急呼奮勇抗暴的勇氣, 五、六十年來在執政者的淫威、利誘、勸說、教導、潛移黙化下, 早已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鄉愿式的寬容和沒有立場, 沒有基礎的和平。
台灣民主政治已行之有年, 也經歷三次總統選舉, 但舊思想、舊文化仍主宰人們日常生活。清洗舊思想, 確實艱難不易之事, 也許不妨先回顧我們先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充滿活力熱情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理想, 從復古的途徑中尋找出新思想意識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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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nak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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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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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現在人民對藍綠政治語言普遍冷感而失去信心之際，對二二八的詮釋從文化上去拉出一道缺口，遠比由政治攻防上去拉出一道缺口可能要有力得多。今天已經不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年代了，這二十年來歷史學界累積對二二八的研究成果，為何就不能啟發文化人的創作靈感，大量透過文學、戲劇、音樂等等方式傳播到人民的心中去？我想也許台灣文化人在白色恐怖時代自我閹割或媚附當權（我個人覺得不知為什麼，現在好像仍然是藍色當權）的傳統還沒退化殆盡，這一點就只能請諸君多加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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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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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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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經不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年代了
A大確定嗎?
您知不知道製作非常光碟的人,包括演員,被媒體徹底疤開清查?
女主角的過去經歷開始被一個個數落?
李登輝一句打麻將有指名道姓嗎?
凱達格蘭大道的遊行,那些國民黨系的人說過了什麼大家都知道!
陳水扁的柔性政變說也能判賠?
....太多了!
台灣人能申請要國民黨栽培的司法賠嗎?
你以為這賠錢就能解決嗎?
馬英九說他們已經道歉賠償?也是用台灣人納稅的錢賠償不是嗎?
至今還是國民黨人還在自做解釋!自做主導權!
那麼能從教育著手改革嗎?
一個建構式數學,也可以叫全國老師漫罵!
教育還是在國民黨掌權不是嗎?要台灣人如何醒?還是一直在鬥亂中掙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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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nak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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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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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參考一下Wikipedia上「白色恐怖」的定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89%B2%E6%81%90%E6%80%96
您要真不喜歡Wikipedia，Oxford和Merriam Webster上也都可以找到"white terror"的定義
您講的現象的確都在現在的台灣出現，但那不叫白色恐怖，那只是社會亂象而已
現在的政府部門已經不能無視於憲法、法律和基本人權價值
用暴力手段強迫壓制人民的政治及人身自由
您覺得恐怖在哪裡？
您想一想，你是不是因為泛藍勢力在文化界猖厥你就不敢反抗呢？
你是不是因為泛藍勢力還瀰漫在媒體中你就不敢出聲呢？
如果一個文化人只是因為這種小兒科式的壓迫就不出聲，
那不就是延續「自我閹割」的傳統？
更何況現在誰會因為與政府的政治主張不同而半夜消失呢？
而泛藍為什麼今天還能在文化界，還能在媒體中猖厥
我覺得不能光怪國民黨過去五十年的鳥籠文化政策
台灣社會自李登輝執政後期起，已經給泛綠文化人至少十年的機會了
我覺得是泛綠自己在這一塊不用功
也許您還想說社會還是對泛綠的文化人不公平，何來機會之有？
那我只能說這真是不長進的想法
試問1987年民進黨創立時，那時的社會對民進黨就很公平？
怎麼2000年他們就能執政了？
機會是自己闖出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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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nak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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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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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個小故事
可能很多人看過，世界先進董事長簡學仁桌上有一個張忠謀先生送的紙鎮，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
”學仁兄，拿出辦法來”
其實台積電當時好幾個副總級的幹部桌上也都有這樣子的紙鎮。不講困難，只講辦法就是台積電能從晶圓群雄、晶圓雙雄變成晶圓霸主的法門。我想，今天橫在泛綠面前的困難不可能大過1987年解嚴以前，而泛綠手上可動用的資源遠大於黨外時代。為什麼那時的黨外總是找空隙向前衝，而現在的泛綠郤總是找理由往後退？這是我一直大惑不解的地方。
P.S.: 我前一篇竟然把民進黨建黨1986年記成1987年....真是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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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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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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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那會不會讓想支持台灣的人噤聲?或多所顧慮?
答案肯定一定是會的!
這點可是跟白色恐怖沒有兩樣!
誰敢站出來,「你就沒有好下場!」
國民黨跟共產黨,同一個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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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nak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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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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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有多少人站出來
1980年代的狀況是不是比今天更糟？當年站出來的黃信介、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呂秀蓮、施明德等諸先賢哪一個有「好下場」？他們還不是站出來了？他們還不是帶來了改變，讓台灣突破了國民黨的壟斷？在這一點上我不得不佩服南嘉生大大最近一連串對中國意識的說法， 雖然我在對待４９年新住民族群（別再講「外省人」了，台灣是省還是國？）的意見上與他不太相同，但我認同他對所謂教育「中間選民」的看法，要建立一個正確的意識，就是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論述，不要老想著和光同塵，隨波逐流。如果我們只想一直抱怨敵人的強大，我們就真的只能一輩子在暗處咀咒敵人的強大而已。
我自知才薄德鮮，不然我也想衝到前線去戰鬥，而且就我認識的人而言，我也知道現在在前線上的人們其實才能智識都夠高，只是最近士氣不振，方向感不好而已。不過我在後面加油支持還是辦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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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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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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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nakhan 兄,
兄台 #r62 一文所提範圍實在太大, 實非敝人能力所及, 因此遲遲不敢回覆。 敝人既非文人, 亦非藝術工作者; 僅關心台灣事, 希望台灣能早日擠入現代化國家之林。 多年茶黨對人文、社會、民族、財經、…, 各方面討論個人受益非淺, 也益覺才疏學淺。 但也因而體會出我們實在需要各類的人就其所長來参與和貢献, 來滋養台灣這塊土地。
參與和貢献也許就是兄所引述 "... 拿出辦法來”所需的過程。 也許有人會認為曠日廢時, 但不要忘記我們價值觀, 也經被扭曲五、六十年, 它也需要時間來扭轉, 而且有可能還要付上矯枉過正的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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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nak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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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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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KoOB兄
我想，用「文化人」這個詞是我自誤。事實上文化就是每一個人生活的總集，每一個人都在創造文化及消費文化，只是多和少而已。您在板上的貢獻眾所難及，見您自謙實在令我等汗顏，下次我會再注意用詞。
您講得沒錯，其實一項重大社會變遷的過程往往耗時短則二三十年，長則百年，見效猶可稱為迅速。但這表示曠日費時，今天不用急著做。相反的，例如台灣主體價值觀的建立，很有可能是現在大家下去努力做，才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內初見功效，而今天不做，就是遙遙無期。台灣人太習慣一兩年會見成效的東西，這樣子往往弄了一些很漂亮的表面功夫，紮實的基礎一項也沒有建立起來，等到真正的考驗一來就馬腳盡露。就連台灣最該花長期功夫的「永續發展」上也是這種搞法，除了感嘆以外，只能大家盡力想想自己能做些什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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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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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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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族問題的一些思考 （一）＊＊＊
要談台灣公民社會建立而完全不論及台灣的民族問題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有意盡量延遲在本欄涉及台灣民族問題的討論是有多層考慮的。但這幾年來，台灣族群對立以非理性方式節節上昇令人憂心側目；尤其是每逢選戰、二二八紀念日及推動各種改革時，藍綠雙方互控對方撕裂族群更是司空見慣。台灣外有惡鄰中國不時文攻武嚇，內有五十年威權統治遺下的爛攤子待收拾，我們還有多少本錢花在高亢的族群對立上？情勢逼人，不得已情況下，將一些尚未思考完整的見解呈現於此，希望大家不客氣指教批評。
泛藍保守勢力搞族群分化、族群動員是本性難改，也是藍驢技窮；他們動不動就指控某種改革撕裂族群是以激情鼓動代替論敘說理；泛綠改革派真的只能以牙還牙，喊八十四趴「台灣人」團結起來、「中國人」滾回中國去、「外省人」有原罪等各種口號來對付嗎？民族或族群問題不是光靠對立動員就能解決的。由文鬥至武鬥甚而族群殺戮及種族滅絕悲劇，這兩三百年來在全世界層出不窮正是最冷酷真實的說明。更加嚴峻的現實是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情況是越來越少了。據專家統計，90％以上國家是多民族或是多族群的，而這些國家也必然有或多或少的民族壓迫或族群不平等現象存在。我們應該接受台灣多族群需要共存共榮的基本事實，然後思考削減族群間不平等的策略。
國民黨集團六十年來在台灣的族群政策大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5年至1948的外來政權的族群壓迫時期；第二階段從1949年至1995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民族壓迫時期；第三階段為1996開始至目前的結構性的族群不平等的時期。
第一階段時期，國民黨接收人員來台壓榨劫取台灣資源、欺負「同胞」，其行徑與國民黨在中國各地惡蹟劣行並無兩樣。但有兩點不同：第一，「外省人」認為「本省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其心必異；第二，台灣「本省人」當時法治、教育、經濟、衛生等各方面文明水準已超過來台「外省」人員，一遭受全面歧視排擠，歡迎祖國的感情很快消失，取而代之是被欺凌的台灣人意識的萌芽。其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既是官逼民反，也是對「外省人」對「台灣人」壓迫的反抗。但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前所實施的是制度化的民族壓迫政策嗎？二二八事件可解釋成台灣民族反抗中華民族民族壓迫的起義嗎？接著二二八之後的「清鄉」、「綏靖」、「白色恐怖」政策是民族壓迫政策嗎？更重要的是對二二八我們要有何種「共同記憶」？吳乃德要二二八成為大家「共同擁有、共同珍惜的歷史回憶」，可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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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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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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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族問題的一些思考 （二）＊＊＊
民進黨在2000年獲取中央政權時，這是個黃金時機。民進黨可為台灣族群問題，提出長治久安解決之道。但六年多來，在泛藍軍猛烈砲火下，本土派的族群問題論述及族群政策潰不成軍，造成本土派內部的分裂。泛藍軍對眾多有象徵性本土人士無情圍剿，民進黨毫無招架之力，任其落單挨打，不少因此黯然退出戰場。對二二八事件來龍去脈的歷史交代、對解嚴前國民黨對「本省人」民族壓迫政策後遺症的檢討、對充滿大中國及漢族沙文主義的教科書的重新編寫，民進黨三心兩意，並未將其當作首要任務看待。如今，本土派軍心渙散，才又要祭出正名制憲的大旗，在統獨議題上與泛藍軍劃清界限，管用嗎？未定之天！
由於民進黨的無力抵禦泛藍軍在族群議題上的攻勢，使得一些本土派人士走上偏鋒的道路：要以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華民族主義，要「八十四趴台灣人」在選戰中團結起來，要那些從結構性族群不平等制度中沾到一些便宜的外省人道歉，要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承認自己有原罪。在泛藍偏鋒人士家常便飯式的恣意侮辱「本省人」及 台灣文化時，我們能瞭解本土人士的苦悶與不滿。但以毒攻毒，終將是兩敗俱傷。
讓我們回憶一下民進黨十六年前是如何分析當時的「省籍問題」！
民進黨新潮流系核心元老邱義仁於1990年9月1日新潮流評論第十六期發表了《〈憤怒的年代〉漂浮在台灣的歷史暗影》一文（http://www.movement.org.tw/retro_main_q_2.html）。其中，他指出國民黨政府四十年來不但未撫平二二八傷痕，反而不斷地藉由下列幾項政策擴大省籍差異：一、戶口籍貫政策及高普考按省籍分發政策；二、人事政策：政府各機關中本省與外省首長、主管人數的懸殊比例；三、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台籍政客長期只能活躍於地方的層次，外省政客則長期盤據中央；四、福利措施：百分之九十以上福利被利用到軍公教福利上，軍公務人員大多為外省人，本省人為數有限，這就慢慢變成一種本省人無法受到政府照顧，只能自求多福的省籍壁壘。五、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深了省籍的對立：台語被限制使用，教育更是背離本土教材。六、公營事業問題：公營事業壟斷賺錢與民爭利，公營事業的理監事與高級主管，安插極大比例的外省人。
邱義仁所歸納的六項政策在戒嚴時期是道道地地對本省人的民族壓迫罪行。但經過二十年來大變遷，前三項及第六項大部分已不存在，第五項緩慢改變中，唯第四項軍公教福利是反而增強了；但另一方面，本省籍人士在軍公教佔有比例越來越高，雖然外省人在軍公教（尤其是上層軍公教）仍然佔有超人口比例的人數。
我們目前面對的已不是舊時代斥裸裸民族壓迫政策，而是透過偏頗福利補貼政策及外省族群在軍公教、媒體、文化、思想界佔有超人口比例的歷史遺留條件所產生的族群不平等現象。我們是要就事對事，由公共政策在無形中、間接地削減族群不平等（例如不分職業別的福利政策，鼓勵本省人參與傳統上本省人較稀少職業的政策）？還是事事要由族群不平等角度切入，藉由族群動員及族群對立，來爭取本省人的福利及尊嚴？當然，公共政策不可能涵括全部領域，有些領域比如228紀念碑碑文及歷史教科書內容，可能就是硬碰硬，不同族群會有很不相同意見，族群切入及爭鋒相對是無法迴避的。在二二八紀念公園內，你是要有碑無文呢？還是碑上刻上兩派碑文？還是由當選市長的顏色來決定碑文的內容呢？
在思考上述台灣族群問題時，回去重看「從網路論戰談起」（1）至（6）的文章。從6/21/2003至5/23/2004不到一年時間，這欄累積了相當驚人數目的文章，可說是個大部頭網路欄。第一部份談到「現在戰」、「官僚改造」、「文化霸權」、「去中國化」；但第二至第六部份貫穿的主題就是民族問題。西人有云：何需重複造輪（Why Reinvent the Wheel），前人已思考、論證過，我們就不必浪費心力了。在是否採取民族對決方式解決台灣族群問題時，延平旁聽生的看法可做為參考： http://taiwantp.net/cgi/TWforum.pl?board_id=2&type=show_post&post=332
（下面是轉貼延平旁聽生從網路論戰談起(2) r37的後半部文章）
不是民族對決
就某方面而言，這是漢族民族認同與台灣民族認同的對決。但是，只有在很狹隘的意義上，這個說法才有意義。整個來說，這個說法是不恰當的。
這兩個民族主義的性質大有不同。不少學者把民族主義類分為血緣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前者以種族、宗教、語言為中心，偏重訴諸本能情緒；後者則是偏重於公民權利的維護、同步思索、想像的共享經驗、政治法律典章的歷史演變進步，等等。
前者總是以十分誇張和霸道的方式表現出來，有復仇主義和暴力傾向，缺乏自省習慣。這個政治理念所依賴的基本概念，大多基於偏見和迷信，經不起嚴謹思考的檢驗。這是獨裁政權和法西斯種族主義者所特別喜好的，為成熟的民主社會所不容。近年來巴爾干半島上的各種民族主義，屬於此類。漢族民族主義亦然。
後者則在一般情況下大多十分低調，甚至於缺乏明顯的表情。因為，公民民族主義可以（也寧願）通過很多可以規範的方式，來精確表達自己的需求和夢想，達成社會共識，不需要依賴民族主義激情，而且也厭惡民族主義激情。（因為，激情是很難規範的。）這常見於現代成熟的民主社會。迄今為止，台灣民族認同的表現似乎愈來愈近似此一類型。
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認同，活動在不同頻道上，政治思考的導向分屬不同層次。若是以前者類比後者，那無異是“辜顯榮比顏智（按：甘地），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既然台灣民族認同觀念的建構和發揮，基本上是承繼現代公民社會的精神，其最重要優勢之所在，恰在民族主義激情之外。史明和建國黨的街頭吶喊方式，其實是作踐台灣民族概念的基本價值觀。因為，這是把台灣民主的聲音，降低到漢族民族主義者的水準。不幸的是，如果刻意要以台灣民族主義對抗漢族民族主義，終究免不了會走上這條路。
要反對漢族民族主義，不是通過倡導另一個民族主義，而是依賴公民社會的人文條件。當我們鍥而不捨地審判漢族民族主義的時候，其實是以最生動而扎實的方式，在建構我們的公民社會所切需的人文基礎。作為當前霸權文化核心組成部分的漢族民族主義，是非加審判不可的。終有一天，我們會成功審判漢族民族主義，以及整個霸權文化體系。那時候，我們的民主社會一定會更加穩健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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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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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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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民族主義 -- 哲學的貧困
很多學者與評論家早已發覺，在諸種不同的政治理念當中，民族主義感染力非常之強，是最容易互相模仿的一種。一地的民族運動模式，會引起他地的競相抄襲。
例如，法國大革命期間民族情緒高漲，法軍在1792年邊界的一場戰役高呼“民族萬歲”，而不是傳統的“吾王萬歲”，震憾了對陣的普魯士人。大文豪哥德當時在場寫下的“此日此地，世界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紀元”，後來鐫刻在當地的一個紀念碑上。數年後耶那一戰，普魯士軍慘敗，費希特開始在首都伯林舉行一系列演說，大聲疾呼，倡導日爾曼民族概念。
當時留學法國的希臘青年，返國後也開始積極推動希臘民族運動，是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的一大推力。後來，民族運動風氣更盛，從歐洲到中南美洲、亞洲、非洲，各地都有民族運動。探究各地這些運動的起源，其借鏡或者效法他地民族運動的跡象甚是明顯。民族運動模式流佈極為迅速，跨越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血緣宗教、經濟發展程度、地理分佈、政治體制等等。這是其他政治理念所不及的。
民族主義何以廣為抄襲呢？除了民族遭遇的現實背景之外，還有的一項可能原因﹕它缺乏思想內涵，不需要什麼文明條件。說得誇張一點，容易抄襲，一經開題，即便目不識丁的村夫也都能夠無師自通、透徹發揮，不勞博學鴻儒，甚至於會排斥他們。事實上，世界上也找不出一個傑出思想家，能夠為之建構完整的哲學體系。因為，這個概念根本不需要、也容不下任何理性推論的思想架構。Isaiah Berlin曾經說，它是無從分析的。Elie Kedourie也找不出這個理念具有自己的哲學組成特色。這相當不同於其他淵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如自由、民主、公民、法治等等。這些概念都具有自成體系的哲學基礎，需要相當的人文思想條件；在歷史上出現非常多的大師級思想家，不斷為之提出精闢的闡解論述，開闢新境地。
在中國漢人當中，梁啟超首先介紹「民族」概念。不過，這是梁所介紹的許多西方政治概念中的一種。他並沒有如同孫文那樣，視之為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孫文所提出的《民族主義》理論內容，雖然幾經若干人的整理修補，仍然是七零八落，慘不忍睹。公允的說，這應該不是因為孫文學養欠佳（按﹕孫文學養確實欠佳，這與當前一般人的認知有很大落差）所致，而是所有企圖要建立民族主義思想體系的人，都會落此下場。就以同時代的章太炎的漢民族論述而言，也沒有例外，都經不起嚴謹檢視以及時間的考驗。其實，章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全然不同，是一位頗為世人推崇的大學問家。
說真的，連半文盲都有能力成為民族主義的理論大師。何故？論者常說，悲慘、屈辱的歷史大敗仗，遠比那些光輝軍事勝利，更足以凝聚民族認同。世上民族運動，在開始時大多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縱使到了後來，很多地方鬧得沸沸揚揚的濃厚民族主義情結，仍然是以歷史悲情為論述主軸；而除此之外，其實沒有什麼思想概念可言。有些政治人物不時會一再重提那些足以令國人心碎的悲痛歷史事件，以激化民族主義情緒。不久前死於牢中的塞爾維亞人米羅塞維茨專擅此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沒有悲戚往事。只要找得出此等往事，民族主義的建構工程就可以有一個開端。其間不需要辛辛苦苦的推理論證，不需要講究嚴謹邏輯和思想架構，不需要人文素養，只要將往事刻意包裝得空前的淒慘悲壯就足夠了。倘若要不休地一再數說此類感傷血淚史，即便是無甚見識的大老粗也能夠勝任，小學教師更是遊刃有餘。
因此，在這個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民族主義概念即便是從遠地草草抄襲而來，也都容易落地生根而且蔓延開來，成為一股莫大的速成政治力量。相形之下，法治、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思想概念則大為不同，都需要相當長時期的苦心耕耘，方能夠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而漸成氣候。問題是，在民族主義掛帥的狂熱下，任何一個公民社會所不可缺少的這些思想概念，都難逃受盡排擠的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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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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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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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民族主義 -- 歷史悲情
民族主義是一個哲學貧困的政治理念。若要發揮，只要言語能夠扣人心弦，令聞者動容涕泣，無論是半文盲或大學者，正人君子或男盜女娼，高官貴胄或市井小民，人人機會均等。倡導日爾曼民族概念的，有飽學之士如哲學家費希特（1762-1814）、史學家von Treitschke（1834-1896），也有不學無術的希特勒。 如果以效果論而定，希特勒者流可能更加高明許多。
明明是一個缺乏哲學基礎的政治理念，經不起理性檢驗，應該是如同太史公所說的“縉紳先生難言之”。諷刺的是，開始時，最先為這個理念所影響的，不是鄉愚，而是那群較為有學養的人士。
納粹德國興起時期，以人口中的比例而言，群起響應日爾曼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優越號召最為熱烈的，而且也是瘋狂為之推波助瀾的，正是各級學校教師，包括大學教師。這批原本是以傳授理性知識為職責的人，卻最容易受到民族主義這樣一個非理性所能夠明確規範的理念所感染。（就在眼前的台灣，對於漢族民族主義最是堅信不移的，或許就是在職或者退休的中小學教師群。德國的情況，早有甚多的史家研究分析。台灣情況，僅憑個人觀察印象，尚未讀到學界研究報告。）
這群普遍比較有學識的人，後來偏偏又受制於一個毫無學養可言的狂人希特勒。民族主義現象的弔詭，由此可見一斑。
也許可以說，思想內涵貧乏的政治理念，缺乏環環緊扣的思想概念組成結構，不足以產生論證檢驗和理性規約的配套機制。其可塑性極高，有太多容可讓非理性情緒積累發酵的空間。可是，單純是哲學貧困尚不足以為害，關鍵在於，各地民族主義運動在起源上大多基於歷史悲情。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學者Ernest Renan在1882年巴黎大學的演說中說﹕Where national memories are concerned, griefs are of more value than triumphs, for they impose duties, and require a common effort。也許可以延伸來說，歷史悲情的力量很難約束，一經成功發揮（或者扭曲、渲染），頓時擁有莫名權威，無比神聖。正因為悲情難以明確規範，所以更是不容忤逆輕瀆，如同戰歿無名英雄紀念碑一般。所產生的集體脅迫性力量，人人莫之能禦。而這股集體脅迫性力量一經產生，便開始擁有自己的生命力，一發難收，隨時可以凌駕於道德與理性之上。
財物（領土）貪婪、謊言背信、記仇報復、狂妄自大、強詞奪理、欺凌弱小等等的個人敗德事項，在歷史悲情背書之下，都可能化成為集體的正當行為準則，都變成是值得鼓勵的。（人性的陰暗面得以如此正大光明地表達出來，不必羞愧自責，或許就是民族主義特別引人入勝的一個理由吧。）民族主義加上歷史悲情，從無度的集體悲戚，發展到集體的非理性狂妄粗暴，有一定的邏輯軌道可循。真正危險的是，事先甚難預料，這股非常強大的集體脅迫性力量終會為何方所掌握以及濫用，究竟會帶來什麼大災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世界上所有的公民社會無不謹慎防範以待，絕對不容政治人物以及政黨組織隨意炒作。
漢族民族主義的表現，恰是高度發揮歷史悲情的一個典例。開始時，流傳《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著作，以一字一淚的感人語言，敘述悲慘的屠殺事件。鄒容的《革命軍》呼籲要“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後來又加上血跡斑斑的「南京大屠殺」等等。歷史悲情以及追求歷史正義（按﹕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歷史正義」，其實應讀為「歷史復仇」），是百年來漢族民族主義者的不移主題，形塑了他們的「民族大義」精神。數十年來，通過各級學校的「民族教育」以及黨國的欽定宣傳，產生非常強大的集體脅迫性力量，不因為政黨執政輪替而有絲毫撼動。
在悲壯的「民族大義」大旗下，狂熱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個個皆是何等的浩然正氣、義正辭嚴，自以為有充分理由可以公然罔顧文明世界應有的行為準則。於是，人權可以踐踏，真理可以扭曲，言語態度可以粗暴蠻橫，甚至於，非我族類皆可辱之殺之。殘酷霸道的時候，也表現得非常的正義凜然，形成一個非常諷刺的對比。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人民所目睹的怪現象。就在今日，“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狂飆之風彌漫台灣媒體、政壇，甚至於教育學術文化界，其中最根本原因或可由此追溯去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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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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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民族主義 -- 激情競賽
民族主義既然如此容易互相仿效抄襲，當然難免彼此刺激。每當兩群民族主義者隔著邊界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多會競相朝著激昂（和更激昂）的方向奔馳。如果二者共同生存在同一邊界之內，而且短兵相接的時候，情況尤其緊張，尤其危險，尤其難以阻擋。
無論是在何種情況，在各自歷史悲情氛圍下，沒有任何一方容有退讓的空間。這正是雙方政治乩童如魚得水的環境，也一定會出現大批此類人物。拜他們之賜，不同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對立關係乃不能不加速度尖銳化，可以使得國家之間嚴重對立，或者使得一個社會內部嚴重撕裂，達到欲致對方於死地的境地。
不久以前（1991-2001），巴爾幹半島發生民族對決慘劇，一系列的血腥屠殺，具備如上所說的所有特徵。事件的肇因固然不少，其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涉及各方無不各自懷有無與倫比的歷史悲情。從這個地區歷史的無數學術著作，都可以找出非常多的論據，說明這些悲情說法很多是脫離史實，卻也並非全然沒有根據。不過，那其實是選擇性放大渲染某些局部而刻意掩蓋其餘。如此，那些確實有若干史實根據的部分，哪怕僅是極為片斷而且瑣碎，經過不成比例的擴大解讀，再配合一些憑空的捏造，合成為一個無可質疑的神聖體﹕必須整盤接受，不得分解研討。確鑿（或者於甚不確鑿）史實部分，變成為謊言捏造行為的道德依據。也就是說，僅僅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若有質疑那些全然缺乏依據的添油加醋部分以及無端的延伸解讀，都可以視同為是對莊嚴史實的嚴重褻瀆。
六、七百年前發生在Kosovo的一次戰役，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其錯綜複雜的前因後果以及事件經過，幾乎已經無法重建原貌。可是，經過若干民族主義者百多年的努力經營，這個原本已經真相難明的古戰役，卻開始具有愈來愈多匪夷所思的延伸意義。它不但逐漸變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圖騰，而且足以證明巴爾幹半島上的大半國界版圖都須要重新劃定，更足以論證，可以公然使用武力把另一個民族從數百年來生息之地驅趕出去。
一群偏執的民族主義者如此瘋狂宣揚，普遍激起民族主義熱潮。其他不同民族的民族主義者，能夠不感受到莫大威脅而跟著抓狂嗎？能夠不跟著無限上綱地大肆宣傳（扭曲、渲染、捏造）自己的歷史悲情嗎？各方都聲稱是為了向神聖不可褻瀆的歷史負責，大有不惜同歸於盡的氣概。一場民族激情的瘋狂競賽於焉開始。
此種競賽一旦開始，倘若各方不能夠把自己的歷史悲情約束在較為適宜的思維框架下，則民族衝突危機是無以化解的。除非，豐沛的公民社會條件，能夠及時有效發揮制約作用。因為，無論任何一方，那些熱衷於炒作民族激情的政治乩童以及其追隨者，陶醉於激情力量的滋味，豈肯輕易罷手。在群情起乩情況下，鮮有人膽敢攖其鋒。一方內部情況如此，加以另方的民族激情毫無降溫跡象，雙方彼此刺激、互為因果，則涉及各方必定是劍拔弩張以待，民族激情唯有節節升高一途了。這是歷史悲情的政治邏輯。於是，巴爾幹半島終究沒有能夠逃過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浩劫。
要倡導民族主義，不需要哲學基礎，不需要嚴謹的推理論證。它甚至於反對嚴謹的推理論證。凡事只要不斷訴說歷史悲情就足夠了。然而，如同仇恨可以令人盲目，經過高度炒作的集團哀戚也有同樣效果。在此情況下，歷史悲情是超越是非的；嚴格的說﹕不計是非，只要立場！它所引發的各種效應，無一不違背公民社會的基本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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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民族主義 -- 墮落的「先知」
探討那些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激昂的案例，可以發現，其民族主義“理論”都強調要追溯自己的血緣祖先，卻往往錯認祖先。近兩百年來的希臘民族主義，是相當典型一個例子。古希臘史學者可以論證，當今希臘人原是斯拉夫人，後來才遷居於此，與古希臘人毫無血緣關係。不過，這些希臘人卻都認定古希臘人為自己祖先，也堅決否認自己原是斯拉夫族裔。「炎黃子孫」也是一個典例。（民進黨政府竟然也要年年行禮如儀的「遙祭黃陵」，確實難以理解。）
有人針對此一現象說，民族是“a society united by a common error as to its origins”（J.S.Huxley，A.C.Haddon，1939）。十九世紀末的聞名法國學者Ernest Renan曾經感嘆說，“忘掉，甚至可以說搞錯自己的歷史，是締造一個民族的基本條件”。按﹕他們所談論的民族，是血緣論定義下的民族概念。
連自己祖宗都可以錯認，必要時，當然可以毫不遲疑地扭曲歷史，誇大悲情部分，無限上綱。或許可以說，激情民族主義者自以為是的一項“理論”基礎是假歷史，也就是在歷史造假的基礎上建構一種神聖不容質疑的歷史矯情，設計無比強烈的脅迫意涵。類似的另一項“理論”基礎是假理性，以看似理性的態度，擇取現象的某些片面，予以擴大解讀，以偏蓋全；亦即是以局部的理性，合理化其餘的非理性。其目的在於不擇手段突出自己民族所受到的（真實的以及想像的）屈辱和不平等待遇，以喚起民族激情。
這些現象通常都會發生在民族反抗運動的階段。因為，以感性和血緣呼喚，訴諸於人民受到民族壓迫的切身感受，是一種相當有效而且低成本的策略。是以，十九世紀初的希臘人以及二十世紀初的漢人，不約而同地採取相同策略。然而，這應該是有其時代階段性的。超過歷史階段而繼續濫用，必有其難以收拾的嚴重後遺症。假歷時與假理性的玩忽真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終究會腐蝕及民族的靈魂。不幸的是，後來這兩個民族都沒有能夠走出假歷史以及假理性的魔障。其歷來種種非理性的表現，令文明世界側目。其他經過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在取得政治獨立之後而陷入相同境地的，不乏其例。或許可以比喻為是，一個從魔瓶中被魔術師釋放出來的血緣民族主義惡靈，往往不肯放過那個魔術師。
一個向下沉淪的民族，必有墮落的知識分子活躍其間。
在建構民族“理論”過程中，那些較有知識的人所憑據的，無非是比較擅長於歷史造假以及傳播造假的歷史。自以為比較熟悉民族悲情歷史，接受歷史的呼喚，因此經常是民族運動早先的最積極鼓吹者。同樣的，這些人比一般人更有本領從當前社會現實的解讀中做手腳，得出他們預設的結論。他們較善於建構一些大道理，令人難以抗拒。他們曾經是民族運動的倡導者，或許也自詡民族先驅，然而時過境遷，卻往往成為公民社會的絆腳石。
當一個社會開始逐步超脫民族激情，而朝向公民社會的方向邁進的時候，繼續為民族主義惡靈所制的，很多是這一類知識分子。此乃「意識落後存在」的一個現象。他們向來都是本著正義凜然的態度在扭曲歷史、扭曲事實；以民族良知自居，對於涉嫌牴觸“民族利益”的不同見解，習慣性採取毫不妥協態度，不稍有寬容之心。此種心態所培植的民族意識，愈是神聖不容侵犯，愈無法尊重多元性， 愈容易威脅到民主體制。有些稚嫩脆弱的民主花朵，因此斷送了生機。不能不說，民族主義與民主之間，終究有許多是不相容。威瑪共和國為納粹所取代，就是一個典例。
今日台灣，倘若要建構一個符合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公民社會，就社會普遍的思維方式層面而言，須要提防這類知識分子﹕假歷史與假理性的始作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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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民族主義 -- 沉淪的陷阱
百年劫難的民族，難道沒有歷史悲情嗎？難道不應該談論嗎？針對此問題，可以不遲疑的回答﹕當然有歷史悲情，而且應該不厭其煩的深加探討，這是毫無疑問的。
事實上，不曾歷經過奇恥大辱的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一個民族，都免不了要經歷一系列的深重苦難。例如，各國都有自己的國殤節或者類似的紀念節日，屆時舉國哀悼，都是其來有自的。
在歷史性大浩劫的考驗下，有些民族終能夠從中培養出堅忍剛毅、臨危不亂的沉著性格。通過出色的歷史詮釋以及文學藝術的表達，歷史上的重大挫敗與屈辱，可以成為民族深層省思的啟引。持續經過潛沈思索的昇華，人民以及他們的領袖的格局可以更為豁達恢宏，思想視野可以更為廣闊，民族心靈乃更有深度與內涵，更加慈悲、寬容，也學會誠摯尊重他民族的哀戚。他們從劫難中更能夠深刻了解現代文明的許多普世價值，而且身體力行。
一個不斷提昇向上的民族，理當具有這樣的特質。不經過此般歷史悲情的歷練，不知謙卑與內歛為何物，自不可能成其為一個普遍得到尊敬的睿智民族。
不過，有些民族的政治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卻始終擺脫不了哀怨自憐的陰霾，只知道寄未來希望於歷史的「平反」、「復仇」、「揚眉吐氣」。好像這就是民族奮鬥的最高目標。在此情況下一再談論悲情歷史，無異是把自己的民族心靈，套在沉重的層層歷史枷鎖下，為悲情所囚困，既自卑又自大。於是，悲情歷史不能夠使得自己民族得以不斷成長以及日趨穩重成熟，反而增強自閉傾向；他們心目中只有自己的歷史悲情，毫不尊重他人的歷史記憶。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台灣人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深深認識到後一種類型﹕「海峽兩岸」懷有十分強烈歷史仇恨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大戰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集團中人沒有膽量找日本算賬，卻把一切仇日的懷恨，加諸於曾經受到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好像自己有了濃厚的歷史悲情，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任意遷怒於人，粗暴待人。在此情況下產生了許多嚴重歧視與羞辱的體制，以及無數的猖狂執行者與受益者。如今，台灣已經不再有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獨裁體制。可是，從當今許多主流媒體人物以及政治人物的言論來判斷，可以看出，舊體制所培養出來的統治者心態依然在保守派當中揮之不去，在語言暴力的表現上，甚至於可以說是變本加厲，面目愈加可憎。從中，漢族民族主義者的真面目，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昔日壓迫者的表現，固然可以是一面警世的最佳樣板，告誡世人﹕民族偏見的傲慢嘴臉是如此的醜惡；但是，也有可能成為另一方的仿效模式。畢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念頭，也是人之常情。問題是，長此以往，各方政治乩童乘機傾巢而出，群魔亂舞。這是共同沉淪、玉石俱焚的境地。
飽受百年民族凌辱的人們，當然有權利從事民族反抗。因為，在民族壓迫下，所有的政治反抗都不能不從民族反抗開始。被壓迫人民在長期的反抗歷程上，理當無時不圖力爭上游，立意要向上提昇，成為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民族。新興的台灣民族認同意識，原本就具有理想主義的思想基因。百劫歸來，我們幸而已經邁進民主新紀元，大可站在普世價值的制高點上，眺望得更遠，有更高的自我期許，從而才能夠奪取歷史詮釋權。台灣公民社會的遠景如何？如何看待自己的悲情歷史，無疑是考驗，也是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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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即是民族主義
縱使在老牌民主國家裡，「民族」絕對不是骯髒的字眼。它不但存在，而且健壯得很。「民族榮耀」、「民族傷痛」、「民族良知」等等的用詞都是很常見的。人們也普遍懷有相當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構成自豪感所不可缺少的一項條件，是他們經過長期經營所建構起來的，而且引以為傲的法規典律、社會制度、政治運作體制等，另外當然還有共同分享的歷史記憶與人文傳承等。
有些學者以「公民民族主義」來加以形容，以別於「血緣民族主義」。不同於前者的是，後者偏重片面強調血緣傳承和歷史悲情的重要性，甚少或者無意及於其餘。在它盛行的地方，經常陷於民族對立或者族群對立困境而無法自拔，甚至於兵戎相見、血流成河。
然而，這樣的二分區別，雖然有相當好的依據，卻有部分並不忠實反映現實狀況。今日世界，由單一種族或者單一族群構成的國家，幾乎是不存在的。多種族或者多族群共同生存於同一疆域裡，是現代國家的普遍現象。血緣多元性總是會帶來很多根深蒂固的歧見、猜忌，以及裂解分化的頑強傾向。此一嚴峻的挑戰，對於民主體制有何影響？百多年前，英國的政治思想家Mills 與政治評論家Acton曾經就此議題有過一番典範性的論爭。現在看來，他們當年的議題以及所提出的若干論點，並沒有過時，依然值得今人深思。
在一般咸認為是「公民民族主義」的民主國家，若是仔細觀察，從蛛絲馬跡可以看出，其民族認同仍然帶有過去血緣民族認同時代的許多遺留痕跡。至少在一部分人當中仍是如此。在選舉熱戰以及政治操作中，時而偶會出現一些這方面跡象。稍不留意，可能釀成失控狀況。這種現象，舉世皆然。例如，偏激種族主義者Le Pen在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異軍突起，全國驚覺，促使百萬法國人暫時放下左右意識形態之爭，一起上街遊行譴責。
是以，民主社會的公民，若是不願意讓自己的民族認同以及民族自豪感，受到仇恨、歧視、猜忌的污染，若是要維持各方和平相處、互相尊重的環境，都知道須要隨時提高警覺，不可懈怠。於是，我們看到他們特別注意學校教學以及教科書，緊盯媒體言論，檢驗政治人物，絕對不容許種族與族群歧視、宗教偏見、文化膚色優越的不當言論。甚至於從內政延伸到國際外交，對於國際間種族隔離主義的白人政權（如往日的南非、羅德西亞），也會動員輿論力量，強硬要求自己政府採取抵制以及其他懲罰性措施。
另一方面，他們注意提昇生活、人文水準以及生態環境，培養公民普遍參與的社會氣氛，厚植生命共同體概念。他們的政治思考比較會超越那些分歧性議題，而著重於建立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運作程序，全民共享的社會福利、醫療、退休制度，彼此了解以及可以接受的歷史詮釋等等。簡言之，永續經營公民社會的條件。
重要的是，他們決心鏟除那些顯然非常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現象（例如台灣的軍公教退休制、新舊版18趴優惠利率的特權），不遺餘力。因為，這方面的不平等體制一日不去，一定會使得社會分歧難更以消弭，社會傷裂更難以癒合，甚至於有加深擴大之虞。這是分裂對立的沃土，絕對不利於民族向心力以及國家認同。執政的民進黨似乎完全不了解這個道理。
公民社會的條件及其建構過程，融入各方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他們民族凝聚力量的最主要泉源。於他們而言，這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倘若必須提出民族主義一詞的話。在共同編織和人人分享的願景號召下，在彼此寬容互待的環境下，血緣因素和不同歷史記憶所涵蘊的分歧性，可以不是負面的，反而可以促使社會發展得更多元，文化傳承更豐富、更多彩多姿，政局更為穩定。英國政治評論家Acton，曾經如是預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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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趴的延伸
18趴優惠存款利率以及軍公教退休制，在歷史起源上具有族群歧視、差別待遇的性質。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經過數十年之久的演變，情況已經不是那麼單純了。如果以享受優厚待遇者的族群出身在台灣人口數所佔比例而言，某特定族群顯然居於很大優勢。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在全部優厚待遇享有者當中，這個特定族群僅居其半，而且所佔比例有逐年下降趨勢。這也是不應該忽視的。可以說，這個現象至少具有兩個不同面向，可以從中選擇得到不同的解讀。
對於這個現象，如果選擇以「族群不平等」來加以概括，固然部分符合實情，尤其符合較早期的情況，可是卻忽略了其餘的實情部分，以及未來發展趨勢。
上述的特定族群中，居半以上未曾享受這些優惠，卻要一併遭受連坐之累。這是無法服人的，也必定引起他們對於「族群不平等」說法的深度猜疑，衍生出政治指控的聯想。其結果是，未享有特惠者被享有者所綁架，只因為他們共屬同一個族群。
同時，享受優惠者當中，半數不屬於該特定族群者，遭受同樣指控時，真是情何以堪。即便並不屬於上述的特定族群，卻已經形同被特惠制度所綁架。因為，其間並沒有較為可欲的願景，可以感動他們。
若就這兩類人（以及他們的家人親朋）而言，當然難以贊同「族群不平等」的概括說法。如果18趴以及退休制度改革的要求，是在如上的氛圍下提出，他們難免連帶地比較傾向持反對意見。如果將之與時下其他很多的政治改革訴求一併提出，甚至於拿來與本土政權連結在一起，他們會如何反應，思過半矣。這是政治現實的問題。
如果在18趴等議題上全然不提及「族群不平等」，上述這些人是否就會贊同改革呢？極可能短期內不會贊同，而且絕大部分依然繼續是保守派的支持者。針對此一現象，很可能有不少人因此認為，既然如此，何不加強揭露這些特權特惠制度的「族群不平等」，以激起其餘台灣人的公憤，以助長改革力量？
問題是，長此以往，必定導致各方越來越「只問立場不計是非」，藍綠對恃更難化解。對於站在正確歷史的一方而言，這恰恰是應該竭力避免的。這才是重點。因為，對於站在另一端的人而言，以「只問立場」的態度在政治指控上大肆發揮，恰足以模糊是非的分際。所形成的政治態勢，最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了維護特權特惠的現狀，他們巴不得可以在「族群」的互相指控上大打泥濘仗。如此，他們絕對可以固守己方的基本盤，有效抗拒改革。其中道理，顯而易見。
本土派在此議題的政治論述，理當適度評估，而不必過度延伸；重點是要主導提出未來展望與願景，以引起各方共鳴，以凝聚社會向心力，而不是一再重彈陳詞濫調，終致淪為政治指控的話題。任何一項合乎情理的研判，甚至於一個簡單事件的陳述，倘若過度延伸，推到極端，必定會變得荒謬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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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的政治文化
三十多年前，彭明敏逃離台灣之後，數次對國際媒體說，只要給他六個月時間在台灣各地自由公開演講，台灣人一定可以在公平選舉中推翻國民黨政權。不僅彭而已，當時海內外很多台灣人都有此自信；而且相信，一旦實現民主政治，台灣社會必可走上坦途。記憶中，更早的廖文毅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而彭之後發表相同意見者，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這是數十年台灣人政治運動的一項主流見解。針對這項見解，當年曾經有一些人一再提出質疑。
後來，台灣人的夢想似乎終於實現了﹕不但台灣人們得到了言論自由，而且在2000年用選票通過總統大選促成政黨輪替。這似乎證明，上述的主流見解是正確的，而質疑則是不必要的。然而，政黨輪替六年以來，台灣社會並沒有步上坦途。距離台灣人夢想的真正實現，看似如此接近，卻又何其遙遠，甚至於有愈來愈遙遠的感覺。
過去，在爭取言論自由與政治民主的時代，本土派以雄厚民意為後盾，逐步進逼；獨裁者經過長期壓制異議聲音之後，終於不得不逐步退卻。然而，在政黨輪替的民主時代裡，角色易位。2004年以來，保守勢力舖天蓋地的強力反撲之下，本土派氣勢每況愈下，是十多年來首度大挫敗。絕大的諷刺是，大挫敗是發生在公開競爭的民主遊戲規則之下，更是令人震愕。
這場挫敗，不僅僅表現在新近的選舉結果而已。針對保守派一系列反撲大動作，掌握有龐大資源的民進黨政府因應得七零八落；一次又一次進退失據的窘態，令人不忍卒睹。而這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挫敗的跡象並不侷限於小局部，而且同時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顯然不是偶然的、一時的失誤所致。應該說，這次挫敗具有值得思之再三的歷史意義。
印象中，所認識的法國友人都特別偏愛他們歷史上的悲劇英雄 -- 那些為達成理想而奮鬥不懈，不惜挑戰歷史大環境，終因各種原因而致身敗名裂或者以身相殉的歷史人物。這些失敗的悲劇英雄，儘管渾身缺陷，所得到後人的尊崇，絕不亞於那些功成名就的顯赫歷史名人。常想，如此評價歷史人物，不僅公允，而且很有品味。然而，對於目前面臨大挫敗的陳水扁總統以及民進黨領導人物，卻絲毫沒有能夠讓我有類似的聯想。樸實寬厚的台灣人把他們送上歷史舞台，期待他們落實人民的理想。可是，他們一旦站到歷史舞台上，除了加緊忙碌於一己和一派之私而外，在政治大局面上卻是手足無措，似是全然失去了歷史方向感。他們不能夠稱其為是失敗的悲劇英雄，因為他們並不是在真正的奮戰中失敗﹕他們甚至於不知道，歷史性的奮戰究竟是怎麼回事。
經過百年羞辱和煎熬，台灣人對於政黨輪替此一個歷史轉折時刻所殷殷期待的，正是一場歷史性的大改革。眾所周知，舊勢力在民主改革過程中毫髮未傷，以其盤根錯節的龐大結構，絕對有能力抗拒改革，甚至於反撲、復辟。應該可以期待的，是一場漫長而慘烈的政治大對決。因此，本土政權需要堅強意志力，在困境中堅持改革方向；也需要豐富的政治想像力，在看似無解的政治僵局中找出化解之道，在一片劣勢中找出反改革勢力的罩門，出奇制勝，予以制服。
從這個角度看，陳水扁總統以及民進黨政治領袖，除了不知堅持改革之外，更是一再誤判情勢，少有政治智慧可言。在這時候，保守派則繼續掌握霸權文化，強勢發動反撲，為所欲為，如入無人之境。
情勢如此，我們不妨省思一下，當初眾人皆視同真理的主流見解。因為，在此項主流見解之中，似乎全然不曾預見大改革所面對的絕大阻力，以及其致命嚴重性，不能不說是缺乏先見之明。戰後，台灣一代精英曾經帶領台灣人走進一個惡意佈置的天大陷阱，招致一場血流成河的大屠殺，以及數十年的深重災難。政治短視的後果，可以是如此的可怕。倘若數十年台灣人政治運動的主流，竟然一再缺乏政治遠見，與其即刻責怪時下本土政權的政治人物，不如也深切檢視我們自己的政治文化。從挫敗中，我們能夠有所領悟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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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與政治文化
對於那些缺乏長遠研判能力的政治人物而言，政治風暴大多來得有如晴天霹靂，令人措手不及。他們的追隨者，當然也容易驚惶失措。倘若他們所代表的，是一個社會的主流，則這個社會恐怕會終日惶惶然，為隨時可能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而提心吊膽，無心思索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但是，所有的政治驚濤駭浪，都不會是事前毫無徵兆的。愈是險惡，徵兆愈多。只是在現實世界裡，徵兆總是會表現在許多不同的層面，夾帶著許多看似彼此矛盾的表象，因此而有很大的解讀空間。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可以導致差距極大的解讀。在若干人眼中，一場天大騙局可以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美好機會，一個惡意陷阱也可以解釋成為是一個友善的邀約。套用英國邱吉爾的一個有趣的比喻﹕真象的四周，圍繞著一群假象保鑣。然而，眾多假象保鑣果真能夠成功掩盡天下人耳目嗎？政治丕變的徵兆，真的神秘得難以解讀嗎？當然不會如此。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並不是所有台灣人都不了解國民政府的真面目。同樣，並不是所有台灣人都無法預見國民黨來台之後的殘暴作為。至少，自己年少時從家族長輩的生動描述知道，父輩與祖輩曾經為此激辯，幾達反目成仇的地步。相信，這在當時不會是孤立現象。只是，此方面原始史料恐怕倖存不多，無人關切這段歷史，連本土派的史學家似乎也從來不曾注意及此。
早在台灣開始邁進民主新紀元之初，甚至於遲至首次政黨輪替時，也並非無人預見日後保守派的大反撲，以及反撲逆流的嚴重性。追溯更早期海外台灣人反國民黨政權的運動，針對上次貼文所提到的主流見解一再提出批判者，更是不乏其人。當時在海外求學的台灣青年學子，相信很多都親眼目睹這段經過。此方面的原始史料，一定十分豐富。只是，似乎也無人留意這個議題。
228慘劇以及此次本土政權的風雨飄搖，無疑是台灣人百年來的兩次歷史性大挫敗。其中都涉及對於情勢的嚴重誤判。可以說，在歷史劇變的時刻，台灣人主流領袖不但沒有能夠真正掌握情勢，反而一再誤判情勢，毫無準備。挫敗後，一般討論所關注的，不外是聲討蔣介石、陳儀等人的卑鄙背信，不外是譴責「外省」媒體以及國民黨權貴子弟的傲慢無理等等。這些當然都是有依據的。不幸的是，我們似乎還沒有開始自省，何以一再對情勢有此致命的誤判。
任何一個社會的政治主流，需要來自非主流的批判、挑戰，而後才有可能真正深刻自省，才有可能增長智慧。因為安穩居於主流地位，必不知謙卑，必流於貪婪與短視。因此，現代公民社會的主流都十分敬重非主流。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知與研判能力有時而窮，甚至於自己的政治主導能力有時而窮；到時候，能夠出手拯救的，往往不是自己，反而是那些在政治見解以及世界觀都大為不同的非主流。公民社會之所以珍惜多元性，主要意義即在於此。
時下本土政權以及執政黨缺乏政治想像力以及政治智慧，至為明顯，應該也不是意外。因為，本土派主流歷來無法容納非主流的政治主張與研判，而且是非常成功將之排斥、孤立。在忠誠基本教義派對內獵巫打擊毫不手軟的情況下，本土派非主流簡直無法存活。數十年來皆是如此。當本土派主流政治思維枯竭而失去歷史方向感的時候，四顧見不到可敬的本土論述對手，聽不見清新而言之有物的本土諫言。這是本土派政治文化停滯不前的現狀，也是致命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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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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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也能是轉機 ****
最近一連串事件與影響所及，不但是民進黨最大的政治危機，也是台灣民主過程中最嚴重的挫折。民進黨贏得兩次總統選舉，在中央執政六年，卻耗損維持向心力的樸素理想。執政六年，失去的不僅民心，也失去本土政權的「神聖」光環。
缺乏政治智慧、經驗與想象力，六年來民進黨除改善行政效率之外，缺乏政治、經濟範疇的突破作為，而一些立場的翻覆不定，與主流媒體不實報導，帶給支持者困擾，甚至失望。幾個月來，民進黨高層與總統親信、親戚的涉案，成為爆料與媒體追逐的對象，也加深人們的懷疑。
公務員本來就應清廉守法。但是，權力使人腐化：不但有些公務員會貪污，遊走權力邊緣者也可能涉及弊案。在民主社會中，這都不是新聞，也毫不足以震蕩社會。
然而，在台灣這卻是天大新聞！指控與反駁雙方，及多數人民的反應，卻凸顯一些問題。最明顯的之一，就是道德至上的現象。
例如，馬英九回應陳水扁總統發表的<向人民報告>時，如是說：
“古代的國家，發生了飢荒戰亂，君主會下詔罪己，因為「萬方有罪，罪在正宮」。但現在台灣遇到這樣的情況，總統卻說罪不及妻孥…
“「這是政治責任，不是法律責任，當你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五總管都出了事情，你卻說不是我，這樣會讓人家尊敬你嗎？」”
這段引述，表現馬英九政治與歷史認知的貧乏與錯亂。有機會再討論。
這段引述，也顯示馬英九將法律與道德，政治與處世，含混夾雜，而有律師身分的陳水扁，也未表現應有的法治精神。
馬英九在台東縣長補選時，提到「罪不及妻孥」。如此引用雖嫌酸腐，至少吳俊立已定罪，而陳水扁「<向人民報告>，卻也援用。民進黨高層與總統親信、親戚的涉案，當然應該依法辦理。然而，即使已經收押者，在判決前也還是無罪。
既然，他們還是無罪，而陳水扁未涉及司法程序，何來「罪不及妻孥」？
道德當然是維系社會的重要支柱，卻不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特質。幾個月的報導，令人有道德重整會掌控台灣人民行為的印象。然而，媒體八卦、捕風捉影報導，幾乎不受譴責。這顯然是雙重道德標準。
在一片道德聲明之中，馬英九誠然也說過：「這是政治責任」。基本上，這不錯。然而，如此說法不過是他眾多說法之一，不但政治目的明顯，更是不清楚，也不夠完整。
在兩極化的社會，這個政治責任，不是任何個人（包含總統），也不是個別政黨足以承擔。針對台灣現狀，我們還需要提升人民法治觀念，以與道德風尚區分，更要提高人民政治水準等。這些都需要超越政黨、階級的作為。從歷史來看，只有公民社會才能擔當這個任務。
另一明顯問題，是媒體劣質，卻濫權的現象。
媒體誠然有監督政府的職責。然而，目前媒體的所謂監督，只是不負責地報導，實質上，更加分化社會。
民進黨高層與總統親信、親戚的涉案，反對派爆料後，媒體不考證就報導，而且，往往添油加醋地指控，更嚴重的是未審先判。
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規定了無罪推定原則。這是現代刑事法最基本的原則。其重要內涵是，在未經審判證明有罪之前，應推定被告為無罪（就是不可「未審先判」）。媒體的這些行為，嚴重地開倒車！
媒體的缺陷，除去記者素質，媒體本身政治立場之外，它們普遍缺乏調查、分析新聞的能力，也看不出有清楚的新聞處理方針。
舉例說：媒體內部必須有明確規定，是否刊登未證實、無法證實的新聞（謠言），包含其它媒體未證實的報導？是否只將新聞全盤登出，或幫助讀者明白來龍去脈？
政治及公眾性人物的生活細節，什麼狀況下適合刊登？使用匿名來源的原則為何？如果決定使用，需要幾個獨立來源？如何分別證實其真實性？如果這是個案處理，原則為何？更重要的是：如何與讀者溝通這些方針？
<紐約時報>明文表示：刊登的都是我們認為真實（適合）的新聞。顯然，台灣媒體距離這地步，還相當遙遠。但是，容忍如此劣質媒體無限制報導，只會加深社會分化與一些人抓狂。
如果說，媒體有監督政府的責任，相應地，公民社會則有監督媒體的責任；媒體要替人民看管政府，而公民社會則要監督、督促媒體提升。畢竟，媒體必須仰賴公民社會成員支持，才能生存。
當前的政治危機，包括本土政權的褪色，對一些人也許痛苦難耐，甚至產生消極退卻的看法。然而，明白本土政權的本質與極限，體認公民社會的潛力，將危機作為出發的號角，也毋寧是轉機所在。
民主道路本來就是崎嶇的，而過程中累積的公民社會基礎，正是民主的最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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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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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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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先從這個點切入來想:
台灣島上各種語言的族群仍非常多,也不曾聽過什麼統一的事跡,
不曾聽過像"蒙古為什麼沒有去統一日本"這種,哪一族去統一哪一族什麼的,
為什麼會有"天子"去統一什麼的?
那應該就是它本身的"思想"所塑造成!(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一種逼迫被塑造成?)
本來好好的生活著,那麼想想跟"統一"後的差異?
有了!就是當收稅的錢明顯變多了!那麼進入私人口袋的錢也多了,有些人就懶了....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貪污」可以算是一種資源過濫而形成的問題,
說「權力使人腐化」?不如說是「國家資源未合理有效的管理」!
是這種「環境催化劑」,使得某些人容易變成腐化,像是預算,招標等等問題....
大部份當官的人財富都異常提升,使得人民不輕易相信誰會清廉,
清廉不是誰說說堅持就可以的,需要具體而明顯的制度化吧?
像嫌誰年終領太多,應該就是要從制度檢討改革!
而政治責任應該是說,在職位的人(像立委過半),卻沒有完成他可以處理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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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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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道德標準
每次聽到「最高道德標準」這幾個字，都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在任何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裡，沒有任何教育家、政黨或者宗教界人士，膽敢隨便提出「最高道德標準」，以之評斷公共事務。因為任何「道德標準」本身，都必須不斷接受不同階級與族群、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利益考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世代的檢驗、挑戰，因此極不容易有眾所公認的「標準」，更何況是「最高道德標準」！多元社會，原本應當如此。而且，公共事務的評斷依據自有其準則，絕大多數是在道德評價範疇以外，豈可任意混為一談。倘若有人堅持要提出「最高道德標準」來大作政治論述，必定要遭受眾人訕笑。其中道理，如此簡單。
世上難道沒有「最高道德標準」嗎？當然有。不過，那是在政教合一的社會，或者是威權獨裁體制下，方有可能。這時候，凡事都是「最高」方面說了才算數，多元性是不存在的。此情況下的「最高道德標準」，其實是「莫須有」，是專門用來整治被統治者以及政敵對手的方便道具。凡是缺乏法律依據的，隨時用「道德標準」或者「最高道德標準」替代，方便無限上綱，反而更得心應手。堪稱是殺人不見血。台灣人脫離獨裁時代不過十數年，應該不至於如此健忘吧！
然而，「最高道德標準」這幾個字卻成為時下台灣政界以及政治評論界的口頭嘽。保守派舊權貴子弟念念不忘，可以理解。因為，那原本是他們所熟悉的整人利器。凡是掌握媒體出版界、學界教育界，掌握歷史詮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可大可小，隨時依據眼前需要來規範和重新規範「最高道德標準」。於掌握霸權文化者而言，「最高道德標準」是最低成本、最有殺傷力、最富彈性的政治鬥爭道具。難怪他們愛不釋手。
費解的是，一大群本土派或者自稱是本土派的政治人物以及政治評論家，興沖沖的拾人牙慧，也自以為正義凜然。他們似乎不明白，不但「道德標準」有政治色彩，「最高道德標準」更是具有鮮明至極的政治色彩，而且是一把架在台灣公民社會脖子上的利刃。他們不知挑戰，大概是因為他們早已經習慣於保守派霸權文化，耳染目濡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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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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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攻勢
通常是要等到新興政治勢力崛起，導致政體丕變之後（而且是相當久之後），一個社會的霸權文化的主流內涵以及主導權，方可能產生重大改變。這或許就是，意識落後於社會存在的一個面向。在民主革命或者民主改革時代，霸權文化大多仍然掌握在守舊派勢力手中，也是他們負隅頑抗的最後堡壘，反撲出擊的基地。各國歷史，大多如此。這時候的保守舊勢力，儘管在政治上不再有舊日的風光，甚至於不能不逐步退卻，卻無不自以為是高尚主流價值和最高道德標準的最後捍衛者。於他們而言，不擇手段地打擊民主派或者革命派，以及一再的反撲復辟，乃是天經地義的神聖職責。
唯有在霸權文化主導權真正易手，而且情勢顯得非常明朗的時候，反改革勢力方有可能真正死心，真正放棄復辟大業。只要他們繼續掌握霸權文化一日，他們就絕對不肯接受政黨輪替的事實，絕對不甘願在新政治體制下安分守己。他們利用霸權文化，以達成卷土重來的目的。同時，舊有霸權文化也在無情驅使他們，令他們一再奮起瘋狂反撲，不惜粉身碎骨。很多時候，這其實是這段歷史中最引人入勝的主題曲。或許，這就是當前台灣境況的忠實寫照。時下主導保守派反撲政治鬥爭日程的，大多是主流媒體人以及成群結隊的學者教授。這絕對不是意外，毋寧是歷史的必然。
霸權文化雖然可以非常強勢而且霸道，卻不一定是優質，或者優越。甚至於可能是陳腐不堪，因時代階段而有不同。倘非如此，也不至於引起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民主革命，或者宗教革命，或者文藝復興，或者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下台灣保守派賴以呼風喚雨的霸權文化，原本已是粗陋而膚淺，背離時代性。這批人沒有能力從事一場足堪令後人景仰贊嘆的經典政治運動，或者復辟運動。唯其如此，表現在心態思維以及作為上，莫不一一凸顯其蠻橫粗暴的性格。而政治鬥爭手法愈是卑劣下作，愈須要一再標榜「最高道德標準」，以為掩飾。由此，「最高道德標準」乃成為保守勢力在政治鬥爭場域裡最為倚重的武器。除此，他們的政治思維其實已是貧瘠得別無他物了。
在政治議題上，「最高道德標準」之所以可取或者不可取，並不取決於這個社會是否需要道德規範，而是首先取決於這個標準的規範，是否能夠免於某些集團的強勢操作。保守派掌握霸權文化，可以通過媒體輿論、學界、宗教界等等，隨意規範以及重新規範。而他們確實片刻也不曾放鬆規範權，如同他們絕不放棄歷史詮釋權一樣。在此情況下，「最高道德標準」其實與道德無關，而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政治殺戮「莫須有」。
民主改革派絕對沒有理由接受任何形式的「最高道德標準」。他們應該能夠論述，民主與道德其實並不是相同領域裡的事物，不宜混為一談。即便是在保守派徹底失敗之後，多元的民主社會也要不停的質疑任何一方所提出的「最高道德標準」。因為，將一些無法明確規範的道德標準無限上綱，一定會製造許多徒增紛擾的爭端。這是任何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所難以接受的。
如今，在保守派「道德」攻勢之下，本土派政治領袖因應得七零八落，簡直不知如何招架，甚至於有人隨著喋喋不休起來。除此而外，他們似乎再也尋思不得，其他還有什麼重要議題可以發揮了。可見，他們在政治思維以及政治研判上，絲毫沒有超越過那些粗陋膚淺如斯的保守派。如此表現，怎能不令人擲筆而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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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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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 思想貧乏的遮羞布
在民主體制下，政治論述之所以重要，首先在於要求各方政治人物以最清晰、嚴謹而完整的方式闡釋自己的政治立場，以供公民們評斷。倘若政治論述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則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可以不必白紙黑字交代自己的立場，不必讓整個思維推論的過程透明化。如此，公民們就缺少一個可以用來檢驗的最重要依據。
當然，所有的權力掌握者（無論朝野）都有意逃避政治論述。（國民黨向來敷衍對待政治論述，而民進黨在接近政黨輪替時，也已經開始不再把政治論述當一回事了。良有以也。）可是，任何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絕對不會如此輕易放過他們，一定緊盯追著要求他們說清楚、講明白。凡事不容有「可說不可做」或者「可做不可說」的模糊設計。
公民社會所要的政治論述，都必須基於可規範的論點。因為，所有公共事務的考量準則，都必須是可以規範的，至少，必須努力使之納入可規範的。否則，在各方利益交錯衝突之下，政策的辯論以及決定，不可能以公開以及有次序的形式進行。如此，在各說各話的一片混亂之中，民主體制一定會更容易淪為權力者之間利益分贓的場域，凡事可以暗盤交易，方便上下其手。在民主社會裡，質疑和檢驗所有的政治人物，是公民的權利，也是責任。為此，就必須要堅持正正當當的政治論述。
「道德標準」之所以應當垢病，在於它企圖取代（以及排斥）政治論述。「道德標準」指控滿天飛的政治環境，人人都能夠無限上綱，大打一場人泥不分的泥濘杖。掌握媒體輿論等霸權文化工具的保守派，當然無限喜愛。因為，他們可以隨時規範以及重新規範「道德標準」，雷霆萬鈞地整治對手。政治操守愈見不得人的政治人物，愈可以在泥濘大戰中逃避公民的檢驗，愈是如魚得水。這是一個是非輕易混淆的環境，反而可以容人任意踐踏「道德標準」。這其實才是最大的「道德危機」。
幾乎所有的台灣政治人物以及政黨，似乎都厭惡政治論述。也許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素來疏懶，或者有意規避人民的嚴格檢驗，或者人文素養不佳，或者不願意放棄自己素來專擅的整人手法，或者人民不知道嚴格要求，等等。然而，當學者論政的時候，如果也滿口「道德標準」，最有可能的一個原因大概是﹕思想貧乏。他們似乎缺乏足夠的人文素養，以從事一場夠格的政治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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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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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吳叡人朋友的一封短信＊＊＊
當保守派報刊媒體開始炒作所謂「親綠」學者將在15日發表「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聲明，呼籲陳水扁總統辭職時，您的名字還未在已曝光的幾位發起人之中。想不到隔天，就看到您的難寫難念的大名出現在15人之中。真弄不懂您為何會答應加入這相當不入流聲明的發起人？是真心同意？還是礙於學長面子？還是無法拒絕鎂光燈的誘惑？還是三者都有？
有緣和您見過數次面，交換過有關台灣政治運動、台灣民族主義、國家機器自主性、台灣學運等議題的看法，漫天交談並不深入；但您的本土意識、您對泛藍在軍公教文化思想界惡勢力的厭惡、您對轉型期正義無法實現的痛心都是不言而喻，令我未曾懷疑的。但您卻在聲明中掛了名，還坐上了記者會的抬面，真是令人詫異！
今天看到您發表在中時電子報（2006 / 07 / 16）的大作：追求更民主的「進步本土」路線（ http://tw.news.yahoo.com/060716/19/3cwcr.html）彷彿看到我熟悉的您侃侃而言的神態。如果吳乃德先生發表的是您這篇罵得痛快淋漓大作，而不是那篇由大統派學者錢永祥捉刀的假道學令人作嘔的聲明；如果吳乃德先生發表的是您這篇按照歷史事實的論證要民進黨反省、不要比爛、實施本土進步政策，而不是那篇錢永祥由高道德標準天馬行空跳躍至要總統辭職的聲明；那您們的聲明不但不會成為被咒罵嘲弄的對象，持之有恆就有可能迫使民進黨做出相應的改革。
問題是為何不是您這篇聲明而是錢永祥那篇被採用了？還是您自動放棄在先？還是您認為兩篇沒有什麼不同？綠營檢討文竟然需由正藍營學者下筆，這就是文化霸權仍然牢牢掌握在保守陣營鐵證。藍營抬出最高道德標準，綠營也不經大腦琅琅上口，等到人家用最高道德標準要總統下台時，才知道上當了。如果數百萬本土選票代表的民意能用主觀的最高道德標準否定掉，這是陰性政變。如果陳總統因而灰心辭職，您就是幫助藍營政變成功的功臣之一了。
蔣介石在二二八以機關槍對反抗人民抄家滅族，蔣經國以利刃對反抗的林義雄抄家滅族，現在泛藍保守集團以言語影像暴力對陳水扁抄家滅族。您已成為人家的工具了，還不警覺嗎？您經過學運的洗禮，一路求學過程，也和各路政治人馬有所交鋒，總不能說您是誤闖叢林的小白兔吧。於今之計，撤簽吧！
（為替台灣歷史留證據，將吳叡人一文轉貼於此）
吳叡人：追求更民主的「進步本土」路線
中時電子報 2006 / 07 / 16 (星期日)
http://tw.news.yahoo.com/060716/19/3cwcr.html
一、要自我反省，不要比爛
作為臺灣民主與獨立運動的長期支持者，我認為本土派此刻必須先痛定思痛，自我反省，這樣對泛藍的批判才會有實質的意義與效果。第一，在道德上，不作自我檢討，沒有立場批評別人。第二，在政治上，自己不改革，不重新獲得人民的支持，不會有力量逼迫對手改革。
忘卻初衷 如何批判國民黨
過去國民黨殺人、關人不道歉，不交還黨產，是因為民進黨實力還不夠。現在他們不止不道歉，不交還黨產，還厚著臉皮編造謊言，把被他們殺掉的臺灣人供在自己的廟裡。為什麼他們還敢這麼囂張？因為民進黨一執政之後，自己也迅速墮落，所以就沒有臉再要求別人了。國民黨現在還這麼囂張，是因為他們有恃無恐，看穿了民進黨不會玩真的，也不敢玩真的。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最令人遺憾的事，就是「轉型正義」的問題沒有處理。威權時代屠殺、鎮壓臺灣人民的國民黨劊子手和幫凶不只全身而退，還在當今政壇上耀武揚威。臺灣人民對國民黨的怨氣，是一種對正義的強烈渴求，因此具有高度的正當性。不過更遺憾的是，靠人民對正義的渴求而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執政後，竟然馬上忘卻初衷，完全沒有認真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不是把它當作選舉動員的議題，就是像現在一樣，在碰到危機時就操作人民對泛藍的怨氣來轉移注意力，迴避自我檢討。
勇敢接受民主深化的挑戰
這是一種對人民不誠實，不道德的「比爛」策略。「比爛」只會模糊焦點，加速自身的墮落。我們應該要「比好」：比理想、比能力、比清廉。不要和國民黨比。那會降低了自己的格調。要和自己比，和歷史比。要看一生，不要看一時。讓我們回到台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臺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命，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或許終於會體會到，什麼叫做「勿忘初衷」。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重頭做起。
只有一個有理想，有能力而且清廉的民進黨，才會重新獲得人民的支持，才會有效逼迫國民黨改革，也才能真正防止舊政權的復辟，鞏固臺灣的民主。這就是民主進步黨的歷史使命。要不負這個使命，請先從自我改革做起吧。
二、追求一個「進步本土」路線
近百年來，臺灣人追尋自我認同的歷史運動一直是以普世的自由、民主、人道與進步價值為其追求目標。用蔣渭水先生的話說，臺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追求臺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對於這個偉大的運動，所有臺灣人都應該感到驕傲。
但是，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下，這個運動在今天面臨了一個重大考驗：我們是要繼續面向世界，勇於接受民主深化的試煉，還是要因恐懼而背對世界，退縮到保守民族主義的甲殼之內？作為一個長期鑽研台灣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研究者，作為一個臺灣公民，我認為，為了延續這個運動光榮的進步傳統，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明確抗拒政治人物對臺灣認同和民族主義的惡用，勇敢接受民主深化的挑戰。
加強台灣認同 更應不斷反省
正因為臺灣認同現在面臨腹背受敵的危機，我們才更應該不斷自我反省，不斷自我提升。強者是不需要說理和道德的。但是在美、中兩個帝國的夾縫之中，在帝國與資本的夾擊之下，臺灣是絕對的弱小者，因此我們只剩下說理和道德可以憑恃。道德不是說教，道德是弱者僅有的武器。臺灣的處境越是困難，我們就越應該面向世界，面向人類普遍的價值，而不是躲在「本土」認同背後，坐困愁城，把路越走越窄。
當年雷震先生可以在國共對峙的危機情境中勇敢揚棄民族主義情結，要求國民黨獨裁政權進行民主改革，我相信我們今天也同樣有勇氣克服恐懼，以民主的活水來灌溉、豐富我們的臺灣認同。不免驚，咱對臺灣的民主要有信心，對咱自己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肯打拚，咱臺灣人有一日一定會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真正站起來，親像一個有尊嚴，有人格的人。
今天臺灣認同所面臨的危機處境，使我們沒有選擇，必須走一條更自由、更民主的「進步本土」的道路。今天連署的這篇聲明，就是想要為臺灣的「進步本土」的路線尋找一個可能性。
期待本土陣營自省與改革
三、結語
這個連署聲明的目的之一，是要促成本土陣營的自省與改革。有些朋友們覺得我們只是一群不懂政治的蛋頭學者。這或許是真的吧，我們的意見也可能不夠成熟，不夠周延。然而這都沒有關係，這篇聲明只是拋磚引玉，我們期待更多朋友來共同參與討論，為受困的臺灣尋找一條出路。對於精明幹練，嫻熟權力操作的民進黨從政朋友們，我只能說，如果蛋頭們的想法行不通，那麼就請你們拿出精采漂亮的實際行動，以石破天驚的一擊，重新感動臺灣人民吧。我們都在熱切期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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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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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金瓜石貼文，頗有同感。
吳叡人的文字造詣好，治學嚴謹。最近發表的《追求更民主的「進步本土」路線》也一如往常 ，文章理路清晰，很多論點深得我心。然而，向來甚有政治敏銳感的他，卻簽署了一個思想混亂、庸俗而膚淺的《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聲明書。確實感到費解。
有人聲稱，這個聲明書出自錢永祥之手。看來不無道理。因為，以錢的不學無術、浮誇和偏見，與這份聲明書的水準，極是相稱（按﹕本論壇的《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曾經有數篇貼文討論過錢永祥）。很難想像，以吳叡人的見識、學養，竟會苟同。
聲明書發表會的主要人物吳乃德，數月前曾經發表《我們共同的二二八》短文。此文曾經引起本論壇網友的強力撻伐。撻伐者無限上綱語氣，令我深感嫌惡，反而幾度有為文替吳辯護的衝動。因為，他的短文顯然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絕非無的放矢，實在沒有必要如此粗暴以待。他在思想視野、見識深度上，顯然也遠遠超過這個蹩腳的聲明，竟然為之背書。同樣令人不解。
聲明書的格局與內涵，與二吳在各自文章上所表現出來的，似有甚大落差。無論如何，他們都簽署了，終究要為此負責。不過，也不必急於以言廢人，或者因人廢言。一個荒謬的開端，不一定以荒謬結局。畢竟，我們正處於一個萬事皆荒謬的年代。我寧願予他們 benefit of the doubt。
吳叡人在文章中說，“今天連署的這篇聲明，就是想要為臺灣的「進步本土」的路線尋找一個可能性。”就此點而論，應是值得贊許的。思考此一可能性，也一直是我自己念念不忘的事，奈何力不從心。期待他以及吳乃德能夠進一步論述，切莫從此失聲。或許，這就是他們的救贖，也是困境中台灣人的救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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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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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金瓜石與延平旁聽生貼文的看法。以下是一些淺見。
七一五記者會中的發言，用意應該是說明這個行動的意義。
發起人當中，思慮較嚴密，判斷力較清楚的是吳乃德與吳叡人。在記者會中，前者提到行動目的在於提升台灣民主素質，豐富台灣文化內涵，而後者則揭櫫自我反省，走更自由、更民主的「進步本土」的道路，想要為臺灣的「進步本土」的路線尋找一個可能性。
這樣的看法，即使不贊同其內容者，大概也同意這是值得深思，值得公開討論的議題。
但是，這只是他們部份的看法，畢竟，他們都簽署了思路混亂，而格局很小的聲明。
再者，記者會目的也要表現發起人立場大致相同。
但是，兩吳的著眼點並不同。吳乃德發言圍繞公民社會，雖然對內涵仍未清楚闡釋，至少已約略敘述其重要性，而吳叡人則強調說理和道德，提出：「道德不是說教，道德是弱者僅有的武器」等。
其實，（不需引號的）進步本土路線，需要活潑、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而不能將道德無限上綱。以總統（頭人）做表率式的「以德服人」，恰恰不是成熟公民社會的標記。兩吳的論點，卻將公民社會與道德相提並論，分量相同，確實令人納悶。
然而，與其猜測他們如此論述的動機，不如給他們闡明、澄清的機會。也許，理清圍繞七一五行動的種種矛盾，正是進步本土派整頓出發，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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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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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早些嗎？
大約在五年前，陳水扁就任總統職位不久，泛藍媒體曾經一度大肆嘲笑總統幕僚團隊是「童子軍治國」。以近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來看，在國家大事層面的歷練、見識、研判能力上，甚至於在人文素養方面，這個幕僚團隊確實都嚴重不足，實在不堪挑起如此重擔。到後來，尤其是2004年之後，政治運作愈見粗糙、狀況不斷，毋寧是難以避免的結果。不過，當初泛藍媒體提出批評的時候，本土派絕少發表贊同意見。何故？難道，這個幕僚團隊的素質真的沒有可議嗎？當然不是。
回想起來，我們似乎應該坦承，本土派太過於缺乏先見之明了，也太過於驕縱自己的政治人物了。然而，這其實僅僅是表象而已。因為，其間不斷有本土派人士在私下表達強烈意見，卻選擇不作公開發言。這才是要點。其所以如此的最主要原因似乎是，若有公開就此表達批評意見者，幾乎鐵定要遭受到排山倒海的責罵﹕「與泛藍唱和，唱衰本土政權」！
倘若後見之明也值得一提的話，或許我們都寧願看到，早在泛藍媒體嘲笑「童子軍治國」的時候（或者之前），本土派人士應該加倍積極的提出加倍嚴厲的批評，主導批評風潮。倘若事況如此，也不至於有後來的大不堪。不是嗎？
陳哲男貪瀆之事，吳淑珍涉及人事安排之事，在本土派當中其實早已經廣為流傳，而且也早已經引起罵聲連連了。然而，人們還是寧願選擇私下咒罵，公開緘默。終究到來了這麼一天﹕保守派開始大暴其料，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批評，打得本土政權舉止失措。可恨，本土派早知此事，何不及早公開發動嚴厲批評，動員輿論，要求糾正呢？或許是，只因為他們畏懼「與泛藍唱和」的責罵聲舖天蓋地而來，千夫所指，難以招架吧？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國民黨時代「與匪唱和」的指控風氣，也在本土派當中流行起來了。此類弱智式的獵巫型指控，即便把道理拼湊得七零八落，根本缺乏嚴謹論述，也足以置人死地，至少令人心生畏怯。說實在話，這是當今台灣人政治文化中自我傷害最重的部分！針對7月15日吳乃德等人的聲明，本土派中人撻伐的最主要論點，竟然還停留在這個層次。豈不可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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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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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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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自省
近一年來，綠營內不少人批評陳水扁總統治國政策搖擺不定、言詞失當、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等等，似乎都歸咎於陳的個人。這些批評意見，確實都有所本，也都值得深思、值得探討。任何一個領袖人物，當然都有其人格特質以及能力侷限。不過，悉數歸咎於個人，其實不是真誠的民族自省。
如果可以說，萬千台灣人數十年不懈奮鬥，造就了當今的民進黨；如果可以說，政黨輪替象徵著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結晶；那麼，這個政黨執政才短短六年就已經迅速腐化到這個地步（尤以張俊宏者流的丟人現眼最是令人齒冷），這是否意味著台灣民主運動歷史具有某些有以致此的特徵？
如果可以說，偉大的民族產生偉大的政治領袖；如果可以說，陳水扁得以在眾多政治人物之中脫穎而出，並且當選總統，是台灣過半選民的明智抉擇；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陳水扁總統的治國表現，以他所展現出來的膽識、見識、格局（或者這些方面的缺失），是否顯示了歷來台灣人政治文化上有所不足之處？
如果我們有誠意尋求「進步本土」，何妨對自己提出如此足以刺痛內心深處的問題？與其繼續歸咎於個人，不如進而嚴格省視本土派自己的集體內心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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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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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過去，展望未來（一）****
七一五聲明與記者會中，有專注、短期目標，也有廣泛、長期的一面，更表現成員看法的矛盾。目前與其批判缺失，不妨基於他們公開揭「自己人」瘡疤的勇氣與精神，從其要求自我檢討，追求進步本土路線，走向公民社會等，作為進步派通過討論、走向未來的議題。
這些看法，表面各自獨立，卻可以互相呼應；進步本土，當然要植基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則必然有公開、自我檢討的成份。
在目前狀況下，檢討、反省，似乎人人朗朗上口。但是，台灣問題畢竟不只民進黨不清廉，也不只政黨選舉掛帥。事實上，台灣問題相當複雜、多面：政治（如強勢國家機器vs. 幼秀公民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媒體、學術、環境、能源…，幾乎無處不是挑戰，也無處不是改革的機會。
千頭萬緒中，姑且從獨裁威權走向民主自由的歷程與動力切入—畢竟這是台灣社會重要的轉折點，也牽涉上述多種層面。
然而，這個不久前的重要事件，其過程與動力不但對年輕人是個謎，即使參與其事者，大概都不甚了解。人們通常大而化之地，認為台灣經歷了一場「寧靜革命」，而2000年政黨輪替，使之成為威權國家民主化的樣板。
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的耕耘，經歷進步派得勢與保守派復辟的反復掙扎，各種社會力的發展、整合、消長、妥協，達成民主社會的一些共識及運作的遊戲規則；而人文社會學界不但相應發展，是各種思潮的討論園地，也是各界汲取人文新知的來源。
台灣「寧靜革命」的完成，似乎掩蓋這個漫長、崎嶇歷程的必要，而政治人物甚至以台灣的速成民主沾沾自喜。
速成固然可喜，卻不能不付出代價！國民黨為何解嚴，為何願意參與民主競爭，政黨政治如何有效運作，公民社會如何培植、生根，如何制衡國家機器等影響重大的問題，都不曾得到應有的注意。社會資源幾乎全部投注於不同層級的頻繁選舉。政治被簡化為善於文宣、短小精悍、背負台灣人悲情的民進黨，與組織龐大、包袱纏身、象徵外來政權國民黨的對決。
在歷次選舉中，民進黨取得一些地方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執政權。但是，政治版圖的表面變化，不過影響一些資源的支配，以及少數政策的決定，整體而言，執政黨行政權影響範圍不夠大，程度也不深入。而且，解嚴後，國家機器不再是國民黨的僕從，而開始顯示其相對自主性。可以說，台灣民主政治本質改變有限，談不上基本變革，更不曾建立新社會秩序。
戒嚴時期，黨外往往只要敢於批判國民黨種種不公不義，就足以批吸引大熱忱的群眾；解嚴後，泛綠政治人物的視野，胸懷，看法，多數人民對公共政策，國家、民族觀念，仍然深受國民黨教育下的大環境所籠罩，而很難看出新思潮或新看法的影響。
在此背景下，反映政治人物與學者政治認識、人文水準貧乏的例證，不勝枚舉。
例如，闡述黨外、民進黨的反對運動，以至國民黨下台的歷史，有人好用「革命」來形容。而且，如此用法，各方都有。例如，從趙剛、王健壯，到王拓、段宜康、林濁水，莫不為當時的參與者、黨派，裝扮為革命者，或（準）革命政黨。
（參見2003 Taiwan Salon台灣沙龍「執政，不滿及其焦慮」系列講座 ；講座一：批判的缺席？反對運動的退潮或轉型http://www.dpp.org.tw/policy/pub/LIT_1.asp）
他們目的或許不同，卻相同地將革命一詞庸俗化。革命事業何等艱巨，何等複雜，牽涉何等廣泛，可能犧牲何等巨大，不但需要理論與實踐的配合，更需要進步分子與進步群眾參與。國民黨獨裁時期，台灣也許可能有革命的客觀條件，但是，主觀條件的準備不但費時耗日，更不是缺乏革命歷史，而只參與合法運動者所能容易想像。
一個政治名詞的誤用，如果是孤立現象，也許不是大問題。然而，這只是冰山的一角。整體而言，缺乏深刻政治認識的大環境，確實帶來了許多問題。這個曾有民族解放內涵的運動，在追逐選票的合法競賽中，經常被簡化、矮化為族群、省籍的紛爭，而符合世界潮流的民族獨立要求，被劫持為粗俗、狹隘的統獨之爭，也成為資產階級出走的護身符。
失去國民黨獨裁體制對抗體的民主運動，已不再需要勇敢的品質，而進入選舉運動的民主派，更不能受制於選票。台灣人民缺乏民主歷史，缺乏政治經驗。這些固然都是缺陷，然而，西方民主歷史，歐美經驗都是我們能取材的對象。
問題在於，我們可敢於面對自己缺陷，敢於自我剖析，願意虛心學習他人長處？
要成為進步本土，似乎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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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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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敵唱和」
每次讀及台灣政治對決廝殺的新聞報導，常會想起18世紀初俄羅斯彼得大帝的一段軼事。
當時的瑞典是北歐的超級強國，再加上國王查理十二的卓越軍事才能，鄰國畏懼。彼得大帝就位後勵精圖治，意圖突破瑞典的圍堵，而發動對瑞典戰爭。結果，反被瑞典軍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再敗。彼得大帝屢敗屢戰，終於在Poltava反敗為勝，決定性擊潰瑞典軍。戰役結束，彼得大帝大開宴席，邀請所有戰敗被俘的瑞典將領，奉他們為上賓。宴會中，彼得大帝向這些將領敬酒，尊稱他們為師父。他說，他們的傑出軍事表現，成功地教育了俄羅斯人。
一代奇人彼得大帝，平生做了許許多多當代人匪夷所思的怪事、趣事。讀了很多有關他的著作，唯獨對於如上的一段印象特別深刻，難以忘懷。因為，這段故事戲劇性地說明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對手可以是我們的良師益友，端賴自己如何看待。哪怕對手是如何的囂張蠻橫，我們都可以從他們那些可能尖酸刻薄而偏頗的言詞中，更精確了解自己的長短處，找到自求進步的啟示。現代公民社會的政治領袖，常稱呼政治對手為「可敬的對手」。這其實還扯不上氣度、格局，而是現實主義，是政治智慧。
古人有“聞過則喜”之說，雖嫌酸腐，庶乎近矣。而“黨同伐異”則是另一個極端﹕壁壘分明，重立場，不計是非；凡對方所主張的，必定反對抵制到底，堅壁清野。己方內部有人提出一些主張，若有與對手相同、近似或者乍看近似的，眾人不由分說地立刻扣上「與敵唱和」的帽子，獵巫殺絕。這也是同樣心態。本土派若要在民主競爭中決定性勝過保守派，何妨參考彼得大帝的精神，在對陣惡戰中仍然不忘虛心觀察。至少要打開心扉，傾聽內部的另類聲音。
在吳乃德等人715聲明之後，見本土派網路上一片撻伐聲，很多集中焦點於「與敵唱和」，而全盤否定，深有感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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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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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灣意識」，就夠了嗎？
觀察時下本土派政治價值觀的時候，不由想起戰後海外留學生圈所發生的路線論爭風潮。這個論爭風潮，前後歷時約有十年之久。
當時，不同於島內白色恐怖，海外環境可以不受黨國獨裁體制的壓制，尤其是年輕留學生大多滿懷理想而較少有世俗顧忌，真情流露，各自暢所欲言。是時也，百家齊鳴，盛極一時。
論爭議題涵蓋範圍相當廣。二十年來台灣本土派的論述，在基本論點上，其實很多早已在海外出現過。雖然如此，在政治實務連接面的深度上，這些論述顯然昔不如今。畢竟，解嚴以來十多年無比豐富的政治實踐，遠不是當年書生隔海論政可以望其背。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今不如昔的一面。當時表現在政治光譜上的多元性，批判精神，以及思維的新穎、活潑、豐富，都超過當今本土派論述。
當前一般所熟悉的「獨派大老」如留日的辜寬敏、黃昭堂、許世楷，留美的張燦鍙、蔡同榮、陳隆志等人，曾經一度同屬「世界台灣獨立聯盟」。這個組織就是當時海外台灣人的主流，所表達的政治見解也很有代表性。草創時，它是非常多海外台灣人希望寄托之所在。
然而，過不多久，這個組織在北美洲的表現所予人的觀感，有如近年來的執政黨，甚至更為顢頇、更不堪入目。在留學生當中鬧得風風雨雨，批評聲音四起。
開始時，許多人願意站出來為這個組織辯護，僅因為它象徵著台灣人的政治反抗決心，滿心希望看到一個團結而不是分裂的台灣人運動，因此呼籲共同全力支持這一個組織。而這個組織也不是省油的燈，全力反批評。他們一致指責批判者“別有用心”、“破壞團結”、“不顧全大局”等等。該組織擁有早先建立起來的豐沛人脈以及資源，在反制上表現得相當強勢。雖然如此，批評者繼續提出批判，有如壓不扁的玫瑰。
後來，批評聲浪愈來愈大，這個主流組織的種種反制動作終於壓制不了。逐漸的，很多台灣人原來反對批評的態度漸有改變。尤其是，校園裡的留學生很多開始把台灣人運動的內部批評，視為是健康的，是理所當然的。比較起來，那些離開校園、開始就業的台灣人，則較多傾向於繼續反對批評。所形成的立場對比，充分表現在各自出版的許多刊物。所留下生動而豐富的文獻，是這一段台灣人政治運動史的好註腳。
批評議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台灣牌國民黨」現象。也就是說，該組織上下除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而外，在其他政治論述以及種種作為表現上，十足的傳統醬缸特色，都帶有國民黨教育的鮮明烙印。這是最讓批評者難以忍受的。批評者左右派皆有，理念雖有不同，散處美、加、歐各地，但是都一致唾棄這個組織的濃厚國民黨式文化價值觀以及政治思維模式。批評者以為，僅有台灣意識是絕對不夠的；思維觀念如此保守陳舊，日後必定徹底國民黨化，甚至於早已經國民黨化了。因此很多痛斥這個組織是「台灣牌國民黨」。（對國民黨的妥協心態，是另一個重要議題，另外討論）
在若干地方大學校園裡，批評者的聲勢逐漸開始凌駕於這個組織的支持者。可是，校園外則相當不同。如果說，近來有很多本土派人士含淚把票投給民進黨，當年確實有很多台灣人也是以同樣心情支持這個組織。笑罵由人笑罵，這個組織自有其情願或者不情願的支持者，仍然有能力繼續囊括大部分海外台灣人的各種資源。結果，這個組織的獨大地位繼續維持下去。那些企圖通過批評予以挑戰的多年嘗試，若單純以結果論來看，確是失敗了。難怪今日台灣人大多知道這個組織，簡直完全不知道還有其他組織，一般向來也以為這個組織真正代表海外台灣人運動。
事過境遷，當年的批評風潮似是船過水無痕。可是，數十年後的今日，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台灣牌國民黨」現象再度出現，困擾著台灣人。對於往年身在海外目睹路線論爭的人而言，仿佛歷史重演。
因為，在很多層面上，今日的民進黨愈來愈像是一個「台灣牌國民黨」，而且愈來愈露骨，愈少顧忌。無論是公共政策的基本方針，或者思想文化概念，或者政治作為，都是如此。這好比，反抗國民黨的台灣人政治運動的主流組織，終於通過民主程序取得政權，而自己卻反而成了國民黨的分尊。三十多年前批評者所日夜憂慮的，如今都活生生的發生在眾人眼前了。
過去的「台灣牌國民黨」不但真誠堅持「本土」，也努力追求「民主」。當今的「台灣牌國民黨」，不但是真實的「本土」，而且也實踐了「民主」。這應該都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單純的「民主」加上「本土」，結果就是現在這個模樣的民進黨政府與陳水扁總統！眾多平凡台灣人對於「本土」呼喚的熱情響應，催生了台灣民主。然而，政黨輪替後的「民主」卻沒有真正滋潤「本土」、依歸於「本土」，甚至於背離改革精神愈來愈遠。何故？
相信，有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有「台灣意識」，就夠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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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一
資料來源：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13
通傳會組織法：
http://www.dgt.gov.tw/chinese/ncc/organic-law/ncc-organic-law-941109.shtml
壹、解釋函本文
釋字613號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對於NCC委員產生方式是否違憲做解釋(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對溯及既往的條款是否違憲做解釋(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
先講簡單沒爭議的，也就是溯及既往的條款。第十六條的規定，簡單的說，就是在NCC法案通過後，組織成立之前被處罰的個人、團體，可以向NCC翻案。這一條是一種溯及既往的規定，不過大法官認為這樣的規定是一種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第十六條以特別立法打破一般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並無不可，沒有違憲不違憲的問題。
再講有爭議的，也就是那九?(位、個、隻)依政黨比例產生出來的NCC委員是違憲產生的。簡而言之，依政黨比例所產生的NCC委員，其產生過程違反民主政治「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的原則，是一種違反憲法精神的行為，發生立法權侵犯行政權的現象，是為違憲。
一、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
有權力就會有責任，這是一定的。依我國的憲法體制，是本於五權分立的精神(有沒有落實做到在所不論)，將權力結構分散到五院當中，其中行政權由行政政院擁有，立法權由立法院擁有。
二、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監督
行政權對其下屬單位的監督力量來自於(一)對人的提名、任命、人事處份權；(二)主導各機關在實際運作上必需與其他機關溝通協調的部分。
立法權對於行政權的監督，可以透過立院質詢、預算審查等方式對行政權進行「事」的監督；同時也透過對重要人事任命的同意權進行「人」的監督。
三、立法權侵犯行政權
NCC委員產生的方式，行政院只能就立法院(依政黨比例產生的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的名單進行提名，換言之，只有立法院點頭通過的名單行政院才可以，而且是必需提名。在這種情形下，提名權等於是變相地掌握在立法權手中，是為立法權侵犯行政權，乃為違憲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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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二
貳、一些其他的東東
一、「單元民主」與「雙元民主」
按國家之權力屬於國民全體，因此政府權力之形成必需經由人民之授權而為之。而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形態依權力之授權來源區分，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單元民主，一種是雙元民主。
所謂的單元民主，係指政府權力之行使乃經由人民一次授權而形成，人民投票選出國會，國會再組成內閣而行使政府公權力。在這種情形下，人民的直接授權產生了立法權(國會)，再由立法權產生行政權(內閣)，因此立法權是來自人民的直接授權，行政權則是一種間接授權，於是立法權凌駕行政權之上乃為理所當然。
所謂雙元民主，指的是人民經由一次授權(投票)產生立法權(國會)，再經由另一次授權產生行政權(總統、內閣)。在這種情形下，立法權是來自於人民的直接授權所形成；行政權同樣是來自於人民的直接授權所形成，因此行政權與立法權是平起平坐一樣大的。
二、權力分立、制衡、與司法權
民主國家為了避免權力過於集中，造成獨寡頭獨裁的現象，因此必需有一套制度，將國家權力水平、上下分散，並使其分立制衡，尤其是某些特殊的權力。
這些權力，其形成雖然是來自間接授權而非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直接授權，但是一旦形成之後，就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例如任期的保障，以確保該機關不至於因為立法權、行政權的監督而影響、左右其職權行使的獨立性與公正性。
司法權就是這樣的一個性質。司法權是一種仲裁的權力，形成的過程中並沒有任何人民的直接授權。它是由行政權所分割出來的，但是為了避免司法權受到政治力的左右，因此對其任期、薪俸予以保障，令其不受行政權、立法權的箝制威脅，藉此確保當行政權與立法權發生爭執而尋求司法仲裁時，司法可以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而不會受到威脅報復。
三、獨立機關、通訊自由與NCC
所謂的獨立機關，在我國現行憲法中並沒有明文規定，從這方面來說，它是立法者所創設出來的一個新的制度機關。獨立機關的設立，來自於權力分散制衡的概念，對於某些特別事務之管理權力，將其自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中切割而出，使其不受政治力之左右而得以公正獨立行使職權。因此獨立機關之成員，自應有令其不受政治力干涉之保障，以確保該機關之公正性與獨立性。
獨立機關不受政治力干涉的確保，要從各方面來看，如人員的產生方式、人員的任期、職權的行使、資金財源的使用等。各方面所受到的政治力干涉越小，越能確保其獨立性。
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沒有自由就沒有民主可言，其中表達意見的自由即屬「特別事務」之範疇。為了避免管制表達意見自由的權力被單一政治力所掌握，我們希望成立一個獨立機關來掌管此事，而不要像以往那樣全由行政權來掌握，NCC即是基於此一精神而設立之獨立機關。
這是為了避免行政權迫害表達意見自由(含言論自由、通訊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而成立的組織，雖然憲法中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它的設立並沒有違背憲法的立法精神，因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這個組織本身是一個正當合法不違憲的組織。
四、NCC委員的產生方式
獨立機關成立的目的，既然是在去除政治力的干涉，那麼委員產生的方式就應該要盡力避免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其影響降至最低。而今立法者不思此途，反而用政黨比例的條文讓政治力介入通傳會委員的產生，完全背離獨立機關成立之精神。
委員的產生方式使得行政院僅能，且必需提名立法院審查認可之名單，顯然是違反憲法對行政權與立法權之分割，侵犯憲法賦予行政院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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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二
參、各大法官意見書
所謂的大法官意見書，有什麼協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部分協同意見書、部份不同意見書，大約就是大法官對解釋文的補充見解或是反對意見，知道意思就好了，名字別太在意。
一、王和雄大法官與謝在全大法官的反對意見：
兩位大法官的反對意見共同提出，簡述如下。
1.審查本案應有之認知：
司法院本身是沒有民意直接授權的，而NCC法案是由有民意直接授權的立法院與行政院主導通過的，能通過即代表這個法案的形成擁有多數之民意基礎。因此司法院在審查這樣的案件時，應該要以較寬鬆的審查標準來看它是否違憲，不能過於膨脹司法院的權威。
2.關於審查標準：
一般的違憲審查只有在公權力侵害人民基本權力時才會採用較嚴格的審查標準，而通傳會組織法規範的是一個機關，因此審查標準應該放寬，端看爭議條文與通傳會成立之目的與的運作之關聯性是否必要合理。
3.爭議條文的規定符合責任政治原則：
所謂的責任政治，不單單只有行政權的人事提名、任命(人的監督)，還有其他經費運用、人員編制等都還在行政院的監督管理之下，而一部分委員由政黨比例產生原本就是設計用來防止行政權專擅，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其違反責任政治原則。
再者，憲法中明定保留給行政權的人事提名權只有少數特定官員，其他均未明定特別保留給行政權，因此在立法的同時為了避免行政權專擅而將NCC委員產生方式以部分政黨比例來形成並不違憲。
4.行政一體原則非我國憲法位階之原則：
以我國現行制度來看，行政權分散於各政府機關，並無所謂行政一體之情形，例如考試院就是將一部分任用公務員的權力從行政權脫離而出，而總統與行政院亦各有所司，顯見行政一體並非我國憲法位階之原則。
5.人事決定權並非行政權之核心領域：
雖然行政權對NCC委員的人事決定權受到限制，但NCC有許多業務都需與行政院配合協助，行政院仍然可以透過各種業務互動來監督節制NCC，故此，政黨比例委員的產生並沒有侵犯到行政權。
更何況相類似的組織，在其他各國如韓國、美國、法國也都是由國會參與決定委員人選，可也沒人說什麼違憲、侵犯行政權的。在美國更是以「主要官員」「下級官員」來做區隔，真正屬於行政權的核心領域的只有少部份「主要官員」的人事決定權，NCC委員並非主要官員，其產生方式自不應限制由行政權獨攬。
6.NCC委員產生方式並未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所謂權力分立的理論，其實是各個不同，現今所說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乃源自於孟德斯鳩的理論，但又與孟氏之理論有所不同。
司法權只是一種純粹法律的作用，相較於行政權、立法權的強大影響力，司法權可說是一種「無」之權力。
在現今民主國家，政黨政治已成常態而為政府體制之支柱與基石，在討論權力分立時必需體察這樣的變化，因此NCC委員以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並無不妥，更無所謂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的問題。
NCC既為一新建立之獨立機關形式，自不應單純以舊有的政府結構方式來看待其是否違憲，更應依設立之用意功能來審查。所謂權力分立只是憲法根本原則之一而非唯一，獨立機關身為憲法的例外產物，其本身具有行政權、準司法權與準立法權，以政黨比例方式產生的目的即是在於避免行政權的獨裁控制，當然更不應以舊有的權力分立來看待。
7.爭議條文並無政治力的不黨介入：
NCC委員的資格中明文規定必需為各專業人士，而不必然為政黨黨員，只不過是比照政黨比例的方式產生，就此主張NCC委員有濃厚政黨色彩未免太過武斷。
再者各民主國家中也有將獨立機關人事決定權依政黨比例產生的例子，更何況所謂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怎可因為一個政黨比例的人事就判定它有政治介入呢？
8.本意見針對NCC規定而發，若有其他獨立機關之設立，則應另行個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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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四
二、許宗力大法官補充意見
許宗力大法官的這篇協同意見書，明擺著是針對王、謝兩位大法官的反對意見而來，看大法官與大法官之間的針鋒相對，真是讓人心曠神怡，眼界大開，增廣見聞！！
如果憲法業將所有的行政權賦予總統，我敢大膽地主張，立法權並無權力去削
弱或變更其行政權限。--- 我認為如果有任何權力本質上即屬行政權者，那就是任
命、監督及指揮執行法律者的權力。
James Madison
在權力分立國家，對於公務員之人事高權與實質選任權，乃從政府權之本質與
功能所導出，更確切說，乃從政府權作為必須對國會與人民負責之最高行政首長之
地位，以及作為行政行為之最高領導機關之功能所導出。
Werner Bockenforde
許宗力大法官先引用兩段話來主張人事權在行政權的重要性來反駁王、謝兩位大法官有關「人事決定權並非行政權之核心領域」的主張。這兩位阿兜仔的名字在學法律的人來說或許會如雷貫耳，不過對外行人來說…不過是堆字母的排列組合罷了。
許宗力大法官進一步的論述，整理如下：
1.政黨比例的方式違反責任政治原則：
什麼叫做責任政治？講白一點就是做不好的話誰要負責誰要下台的問題。行政院做為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直接向總統及立法院負政治責任。之所以要行政院負責，就是因為行政院對其所屬各機關擁有事的指揮監督與人的任免這兩大權力，因此行政院必需為其所屬機關之行政成果負政治責任。如在憲法別有規定以外的其他地方任意剝奪行政院的人、事方面的權力，就違反了責任政治的原則。
獨立機關的組織形態，是立法者創設出來的，基本上不是憲法之要求，是其究竟有多獨立，主要是經由立法者的型塑，憲法並沒要求獨立機關必須具備何種程度、何種內容的獨立性。當然，獨立性越低，與一般科層體制越近似，就越失去設置獨立機關的意義；反之，獨立性越高，越脫離最高行政首長的掌控，就越有違反行政一體、責任政治與民主原則的疑慮。
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低，導致降低設置獨立機關之本意，然而若立法者執意創設這樣的獨立機關，只要不違憲，那也沒有辦法，畢竟他們是獲得了人民的直接授權。
然而獨立機關的獨立性若太高，高到了違反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則涉及憲法問題，須要正視。對事的指揮監督與對人的任免乃建構責任政治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柱。為防責任政治因獨立機關的設置而遭淘空，因此無論事的方面，如何鬆動行政首長的指揮監督，人的方面，如何限縮行政首長任免權之行使，均應設有一定底線。
因之獨立機關的設立，涉及權、責兩個問題。
在權的方面必需要小心立法者成立一個又一個的獨立機關，從而將行政權給瓜分瓦解，若是任由立法者隨意設計獨立機關，將原本屬於行政權的權力自行政院切割出來，那麼要不了多久行政院就成為一個空殼子了。是則為立法權跨足行政權的領域，違反原先行政、立法權分立的目的。
在責的方面，我國的憲法機關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立法院雖可立法建立獨立機關，但是獨立機關的政治責任仍應歸屬於行政院的行政權下面，立法者並沒有自行創設憲法機關的權力。請問一個依政黨比例代表進行主導的通傳會，其成效應由誰負起政治責任？立院質詢時是質詢行政院長還是質詢NCC主委？
有人(指王、謝兩位大法官)主張：「為維護責任政治，行政院與獨立機關之間，無須人事與事務監督的臍帶聯繫同時存在，只要任何其中一項聯繫存在，再搭配程序透明公開等配套措施，即為已足。在本件脈絡，論者當然是指只要有對事的監督存在，縱使切斷由任免建構出來的人事聯繫，亦無違於責任政治。」
但是責任政治原本是建構在對人與對事這兩條最重要聯繫的基礎上，現因獨立機關之建制，兩條聯繫同時削弱，業已使責任政治面臨嚴酷考驗，則切斷其中一條，只留下一條，留下來的這條微弱聯繫也不因另一條遭切斷而增加強度，弱上加弱，豈不更難以扛起政治責任？
2.政黨比例代表方式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即使不談責任政治，單就權力分立原則立論，系爭規定實質上完全剝奪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委員之選任權，亦已構成違憲。按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賴人事，無人即無行政，是如同多數意見所指出，行政權依法就行政機關具體之人事，無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擁有選任權要屬當然。要之，人事權屬行政之核心或本質，實乃憲法學基本常識，毋庸再多費筆墨推闡，立法權充其量只能制衡，但不可剝奪，或竟取而代之，否則導致立法權完全凌駕行政權，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絕無可能
仍為權力分立原則所容許。
當行政院的人事選任權遭立法權剝奪，或落入立法權之手，竟還能謂符合權力分立，實難以想像。不過論者(王、謝兩位大法官)仍提出幾點理由為系爭規定未違反權力分立辯護，唯恐造成誤導，有必要作進一步辯駁：
在國會優位，國會至上的內閣制國家中，因為行政權的形成，是來自於立法權(國會)，因此國會剝奪最高行政首長的人事權是有的，這是因為在內閣制國家，國會是唯一民選之憲法機關，因而有濃厚國會主權思維，內閣總理基本上不是人民直選，而是由國會選出，立法相對於行政，傳統上認為擁有較強之民主正當性，同時也因內閣總理與閣員原則上俱由國會議員擔任，行政、立法兩權不僅未截然劃分與對立，甚至一定程度之融合，是一般而言，立法對行政機關的人事有較大影響力，不僅有訂定資格、任期等一般條件之消極監督功能，甚且還承認其擁有積極建構功能，國會除了可根據憲法規定選舉聯邦總理與憲法法院法官，對若干不具憲法機關性質之行政機關或公法人之人事，只要其認為重要者，亦可透過立法，規定由國會直接任命，乃至直接推派國會議員擔任其構成員。
但是我國是雙元民主制的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均各別得自於人民的授權，行政權的民主正當性並非由立法權所出，立法權亦不擁有比行政權更強之民主正當性，而獨攬所有國家重要事項，立法委員甚至被嚴格禁止兼任官吏，凡此皆可認定我國並不是國會至上或國會優位的國家，自然不能夠以內閣制國家的做法來當例子。
有人說我國的方式類似法國的雙首長制，當國會多數與總統不屬同一政黨，整個體制就應換軌為內閣制。然而我國社會民情與法國並不相同，是否要走向法國的雙首長制還在爭論當中，在國人尚無共識的情形下，用這種方式來為NCC政黨比例的委員解套，設服力實在不足。
論者復認為談權力分立，不能太過形式論，而一律禁止較新穎，也較合目的需要之制衡設計，對NCC委員應以寬容的標準來審查。然而再怎麼寬容的審查，也不能寬到允許立法權犧牲行政權為代價來擴張立法權自己的權力。而在本案之中，將最須要去政治化的通傳會委員之人事，交由政黨依其在立法院所佔席次比例實質決定，使通傳會委員之產生染上濃厚政治色彩，正恰好是功能最不適之典範。
論者一方面主張NCC委員採政黨比例是屬於憲法第六十三條的「國家其他重要事項」，故為立法委員權責之所在，然而自己在稍早之前的論述又說NCC委員的任命不屬國家重要之人事，故可排除行政權在重要人事任命權的專屬，其主張前後自相矛盾。
論者另援引美、法、韓等雙元民主國家之例，謂就獨立機關之人事，美國固只允許國會行使同意權，法、韓卻允許國會分享通傳會委員之任命，足見權力分立沒有一定標準，不能作機械性操作。
然而法、韓通傳會之所以部分委員由國會任命，乃因有其自身的憲法規定脈絡可循所致，蓋其各自憲法均有由國會與行政權分享憲法法院人事任命權之例，是立法者參酌此一精神，就與憲法法院有相類似獨立性需求之通傳會委員之人事任命，也規定可由國會與行政權分享。
更何況人家的通傳會只是部份委員由國會任命，而NCC卻是全部委員需國會認可後行政院方得提出任命，則欲以效顰法、韓之例，試圖一步步證立國會對獨立機關人事不是當然沒有任命權，乃至國會獨攬或完全剝奪行政對獨立機關之人事權並不違反權力分立，未免過於牽強。
3.政黨比例代表的組成違反通訊傳播自由意旨與民意政治：
通傳會所監督之通訊傳播媒體有形成公共意見，以監督政府及政黨之功能，因此通訊傳播自由對通傳會之應超越政治考量，免於政治干擾有更強烈要求，是立法者設計通傳會之組成，即有義務降低政治力之影響，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據此，立法者之建制理應朝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方向設計。然系爭規定卻反其道而行，邀來政黨之積極介入，使政黨依席次比例共同主導通傳會委員之選任，影響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因此與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不符。本席認同多數意見之見解，並提出幾點補充，以強化理由之構成：
政黨既以取得國家權力，影響國家權力運作為目的，若有機會推薦合議制機關之成員，為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儘可能影響機關實際運作，原本就已經有推薦與自己意識型態接近者擔任委員之傾向，此乃政黨之本質使然，無可厚非。若進一步加上各政黨依政黨比例推薦之設計，基於政黨競爭，政黨勢必更有可能競相推薦與自己意識型態更加親近，或對自己意識型態有更堅定信仰者出任。
如今NCC委員的資格審查居然還是由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令人在客觀上難以期待這些審查委員會超越政黨利益來進行審查。通傳會之所以令其成為獨立機關乃是為了行使職權能獲得人民更多信賴而至，如今這種做法不僅無助，甚且反而有害於達成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影響，並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之目的，自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要求通傳會應「去政治化」之意旨有所未符。
當然，若將其回歸由行政院根據憲法所賦予之職權，行使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由於依常理，行政院可能會提名與執政黨理念接近之委員。然而降低獨立機關政黨政治力干與的方式百百種，例如同一黨籍人數上限，乃至國會以普通多數或特別多數行使同意權等是，而該等制衡之道也都符合本件多數意見所提出「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方向設計」之要求。
結果立法院這群烏龜王八蛋，什麼方法不好用，居然用政黨比例代表這種火上加油的方式來產生NCC委員，使其更加的政治化，還有臉說這是為了讓獨立機關可以公正獨立，不受政治力介入，這根本就是用跳樓來醫頭痛的荒唐行為。
通傳會組織法第一條已明定政黨應退出媒體，卻又在監理媒體之通傳會的組成，邀來政黨積極介入，可謂無正當理由而造成法體系之破裂，就此而言，亦與憲法要求之體系正義明顯有違。
最後，根據系爭通傳法第四條規定，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佔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之名單，有拘束行政院之效力，換言之，行政院有義務依該名單提名，送請立法院同意。本席質疑者，該審查委員會之委員既非由人民選出，亦非由公權力機關選任，而是完完全全由政黨推薦所組成，這種民間團體之決定竟可以拘束行政院之提名權，無異於欠缺民主正當性而行使公權力，其與民意政治有違，亦至為明顯。
4.獨立機關人事之組成：
獨立機關的人事要如何避免、降低政治力的介入，提高人民參與？只要不侵犯行政權之核心領域，或對行政院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立法者有自由形成空間。至於詳細的做法，應該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但是決不包括這種侵犯行政院提名權的做法。
5.結論：
行政院基於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須對行政總體施政表現向立法院負責之地位，若未能擁有對公務員之人事高權，即難以對立法院負責。又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賴人事，若未能擁有對公務員之人事高權，國家行政亦難以發揮功能。人事權可以被制衡，但不能被剝奪，應該是淺顯不過之道理。系爭規定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選任權剝奪殆盡，抽掉責任政治人與事兩大支柱之一，並使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即使採寬鬆審查標準，亦難謂合乎憲法所規定之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則。
通訊傳播自由對監理媒體之通傳會的去政治化，有高度、強烈要求，而人民對通傳會能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之信賴，也是通傳會賴以生存的最重要養分。是通傳會之建制，應朝越少政黨干預，越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信賴之方向設計，才符合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系爭規定讓政黨依席次比例共同主導通傳會委員人事之組成，不僅未能降低通傳會之政治性，反而使其烙上濃厚政黨色彩，影響人民對其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之信賴。即使以較不嚴格的審查標準審查，亦難謂合於通訊傳播自由的去政治化要求。
處於民主轉型陣痛未解，政黨復激烈對抗，社會也隱然跟著撕裂的現階段台灣社會，司法者處境尤其艱困。面臨高度政治敏感性案件，相對於行政、立法兩權與其他政治勢力，恆屬弱勢一方的司法，確有必要謹慎、自制，保持低度介入，留給政治部門較大政治形成空間。但當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政黨介入亦明顯牴觸去政治化要求如本件情形者，司法者若還瞻前顧後，畏懼政治報復，而選擇明哲保身，不能挺身捍衛憲政秩序，就未免有虧職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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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五
三、許玉秀大法官補充意見：
許玉秀大法官的補充意見寫得非常白話，相當的淺顯易懂。重點整理如下。
裁判者，就是俗稱的公親。只要裁判結果不符合爭訟任何一方的願望，可能立刻公親變事主。在台灣這個還來不及澈底現代化，就已經匆忙地躍進後現代的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可以讓公親變事主的戲碼經常上演。被憲法要求獨立審判的大法官，作為憲法爭訟的裁判者，也不能因為害怕公親變事主而逃避職責。
一次概括的民意授權：
國家公權力的形成，由一次普遍選舉的民意概括授權而來，只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民意授權程序各別而已(立法委員選舉&總統選舉)。所謂概括授權，就是經由一次投票授權處理所有公共領域事務。
在我國這個獨一無二的五權分立國家，就現狀而言，行政權與立法權也是各別透過一次的民意概括授權而來，司法院大法官象徵司法權的最高機關，透過行政權的提名權加上立法權的同意權，而獲得民主正當性。至於考試權和監察權，則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也是透過行政權的提名權加上立法權的同意權，而獲得民主正當性。
建制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的建制，在於避免受制於單一政黨，也就是避免單一政治力的干預，則必須創造一種非多數黨控制的可能機制。這種獨立機關可以是同時獨立於行政權、立法權以及其他機關的獨立機關，也可以是單獨獨立於其中一權，特別是在機關的組織、決策過程以及人事任用上面獨立。在我國現制上，如果採取相同的理解，則通傳會組織法所要建制的獨立機關，可以是獨立於行政權，甚至也獨立於立法權的獨立機關。
複式民意授權的修正機制：
現實世界裡，民主機制的運作往往不是多數決，而是少數強勢決。當人民一次概括授權之後，可能以為經過授權的公權力運作，都會是代表多數利益的多數決，但實際上可能變成是照顧少數利益的少數決。
為了避免這種扭曲的多數決，有必要創設民意更新授權的機制。另一方面，就人權的觀點而言，特別是脆弱的少數，最容易成為人權保障的盲點、遭受人權的歧視。為了避免多數暴力，產生所謂非多數機制(簡稱 NMI)，這種非多數機制，被稱為獨立機關的濫觴，司法機關本身就是屬於這種非多數機制。
複式民意授權的意義，在於創造民意再次授權的機會，表示人民不是經過一次選舉之後，就失去對於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參與，對於整體公權力已經作成的授權，固然不能改變，必須等待下一次概括授權（選舉）的機會，但是就各別的公共事務領域，則仍然擁有各別授權的機會。透過對各別公共事務領域進行各別授權，在實體上的意義，則是能使基本權獲得更周密的保護。
政黨比例代表組成違憲：略。
(補充)落日條款：
立法者在立法之初，為為適應一時之需而制定的特別法律中，明定其於一定期日後自動失效，此為落日條款。(這是立法委員在幹的事)
定期失效制度的原理與界限：
如果法律立即失效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大於給予立法過渡期間，應該給立法者有制定新法取代舊法的時間。因此採取定失效期限的違憲宣告，所優先考慮的情形是，有必要在立法上採取修補舊法或立新法取代舊法，以及廢棄舊法可能造成非所樂見的法律真空，如果不會導致法律真
空，通常沒有必要定失效期限。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經過修法使得法律不再違憲，例如說NCC法案基本精神架構並沒有違憲，只要立法院在下個會期中修改NCC法案違憲的部份即可，那麼宣告定期失效顯然是耗費最小社會資源的做法。
如果一個法律沒有修改為合憲的可能性，那就沒有宣告定期失效的必要，應該直接宣告違憲失效。
定期失效的法律適用疑義：
定期失效可說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做法，其基本精神並不是在失效之前可以繼續適用，只是為了讓立法者有立法時間的情形進行修正。
為何本次定期失效的期日長達兩年半？？
許玉秀大法官在這邊用了一個非常學術的用語，叫做：「應受責難的對象不具期待可能性」。講白一點就是他們認為立法院不會有人去在意這定期失效宣告的意義，也就是說立法院不會有修法的自覺，許玉秀大法官的解釋如下：
那麼，多數意見給予立法機關的修法期限，竟然突破本院大法官至今容許的 2 年最長期限，而長達 2 年 6 個月有餘，是否毫無道理？
如果考量目前國家所面臨的政治困境、立法機關的議事生態、立法機關對於許多延宕法案的選擇性處理態度，以及現任立法委員所面臨的連任壓力，則不要求現任立法委員至少於卸任前完成修法的唯一理由，本席認為顯然是現任立法委員欠缺完成修法的期待可能性。
如果現任立法委員果真不能於卸任前完成修法，則必須由下一任立法委員承繼修法任務。由於下一任立法委員尚未選出前，無從得知他們的期待可能性如何，如果新任委員較多，尚須一段適應新職期間，因此比較可以期待的修法期限，應該是第二會期的最後一天，也就是民國 97 年12 月 31 日。
簡單的說，就是大法官瞧不起立法委員，認為這些政客根本不會有修法的自覺，所以特別用這種方式來表示對本屆立法委員的唾棄，而把修法的期望寄託於減半後的下一屆立委。不過到底有幾個人看到這一個部分呢？到底有幾個立法委員知道、在意自己受到這樣的唾棄呢？我實在很好奇。XD
四、林子儀大法官的補充意見則與多數意見相去不遠。
余雪明大法官的補充意見則是針對所謂的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包括機構獨立、人員獨立、功能獨立、財務獨立另做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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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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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613號(讀後心得)六
肆、淺碟民主的省思
我以為，釋字613號與這些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是一堂非常好的民主課程，主題包括了：獨立機關、權力分立、責任政治、民主授權、單元民主與雙元民主、少數暴力的民主假象、複式授權、定期失效制度…。
這些都是身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所應基本具備的政治素養。而這些東西，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然而可惜的是，至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就這個部分在做討論分享，幾乎所有看得到的評論，全都集中在誰誰誰不要臉之類有的沒的政治口水當中，反而是這種民主政治的基礎問題乏人問津。
對於公眾人物失格言行的臧痞固然是無可厚非，然而一味地對人漫罵批判，不去探討事物的本質，民主的真諦，這樣想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我想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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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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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過去，展望未來（二）****
檢討過去，不能不回顧嚴前的階段。
參與黨外活動眾多的熱情人民，顯示反對運動主力所在。此外，也有國民黨發現或捏造的秘密活動。如此，除了造就政治犯，也說明反對運動似乎還有另一面。
有政治犯光環的施明德，最近以「老戰友」身分，致函促請陳水扁下台。無論看法如何不同，他當然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然而，這是篇說理不清楚的文章。事實上，他顯然想動之以情，也許是其中幾次出現「老革命的溫情主義」語句的理由。
施明德這篇瞻前不如敘舊的文章，也顯現他對民主政治的素養不足。他將總統的職位無限上綱，而有：「總統是國家道德最亮的標竿。 總統是國家主權的肉身象徵。 總統是穩定政局的基石」等看法，也有「國家最大的危機，在於人民失去了信心和信任！」混淆總統職位與國家職能的觀點。
如此，施明德代表一些人高談闊論「革命」、「革命感情」的現象。顯然，這只是膚淺的膨風幻象，也是煽情的自我陶醉。因為，果真如此，我們必然有過革命的年代。試問，我們的革命組織何在？更重要的是，如果有革命的過程，必然有革命的思潮。而革命思想的實踐與本地化，必定伴隨一些組織、革命分子漫長的對話，深刻甚至激烈討論。我們的歷史，可有如是痕跡？
1970年代黨外開始有雛形組織。<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與80年代許多活潑生動的黨外雜誌，誠然表達反對國民黨壓迫的心聲。針對國民黨公職選擇偏袒外省籍、壓迫台灣母語、多方拖延選舉、選舉不公、黨庫通國庫等事實，黨外以犀利的文宣鼓舞大批人民，而熱忱的人民更反過來激勵黨外。這是黨外運動在國民黨重重包圍與打擊下，得以逐漸壯大的理由。
這些文宣用來揭發國民黨弊端綽綽有餘。但是，對於未來遠景與合法鬥爭路線的討論則是相當缺乏。當時，黨外辯論最深入，最廣泛的，並不曾超過「群眾路線」及「議會路線」議題的層次。原因何在？
有人認為，戒嚴時期的嚴苛法令，將黨外公開政治討論局限述於警總所設定的框框內，或至多在框框邊緣嘗試。這麼解釋，似乎有理。果真如此，解嚴後，我們應能看到反對派百花齊放的討論，應有更多種、更深刻的政論雜誌、報章等宣傳機制。遺憾的事實是：除去更多、更頻繁的選舉活動之外，政論雜誌幾乎銷聲匿跡，而政治論述也不曾有進展。
解嚴後反對派條件優越得多，為何反而失聲？為何自行放棄政治宣傳的領域？這是令人費解的現象。
然而，費解的不只如此。
國民黨獨裁統治時，黨外活動只是人民反抗活動公開的一面。當時人們不能公開談論的秘密活動，而成為人民心中的黑暗面。
解嚴後，這些活動都被歸入「白色恐怖」的範疇。多數參與這些活動者與家屬長期受到身心的折磨，就業的困擾與親朋的疏遠。在缺乏現代反抗運動傳承，也缺乏理論指引的狀況下，一些人敢冒生命危險起來反抗國民黨壓迫。如此，他們的行為至少值得敬仰。
分析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的受難者，除去牽涉冤、錯、假案之外，對於未來看法相當分歧：有些人從此不談政治，有些似乎認為台灣人民虧欠他們。但是，他們的受難，不是人民刻意委托或授權，更不是人民強制的結果，而是他們有意識的選擇。畢竟，參與反獨裁秘密組織是個人最慎重的選擇；他們當然也明白可能涉及的犧牲。
他們作為的正負與影響範圍，無疑是將來詮釋這段歷史不可少的部份。然而，我們不能不思考，當公開的政治運動無法提供深刻政治論述時，參與秘密活動者是否有比較深刻的政治看法？
就我所知，多數政治犯並未有政治論述，而少數的著作與言論，也令人失望。
例如，以施明德而言，在首次獲得自由後，他以許一文名義發表<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而解嚴後，則以邀請朝野共喝「大和解咖啡」出名。而後，他的言行更無法顯示政治視野。又如，有著「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頭銜的黃英武，去年秋天還是了無法新意地高喊「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可笑的口號，還是中國老得掉牙統戰的傳聲筒。
一些曾準備犧牲個人自由，甚至生命，曾經想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前政治犯，他們的政治遠景卻如此狹隘，如此貧乏！這不只是理論上令人困擾的問題，更有實踐層次負面的含義。
也許如此，萬千人民多年努力渴求戒嚴令的解除，而其來臨卻是：「突然不知不覺，解嚴了，不知不覺地和柏林圍牆倒塌一樣，令你不知所措。」
當年得勝的進步派不知如何取得上風，不知如何推展進步派議程，如今不知所措；當年表面退卻的保守派，如今節節進逼，看來復辟不是夢。
誠然，這是荒謬的年代。而且，荒謬的年代顯然不是最近才開始，是從黨外反對戒嚴時期就已埋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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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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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袖的養成
傑出的政治領袖，不可能從天而降。他們都是歷史環境的產物。他們的養成過程，反映自己所處的社會。從他們的素質、理想、格局，可以看出某些面向的社會現實。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的養成是一個機械過程。歷史無法如同造模機一般，生產一批同質地的政治人物。萬般複雜的歷史環境，具有許許多多的變數以及互相矛盾的因素，在加上不斷浮現的社會對立壓力，新的（而且也往往是彼此矛盾的）政治需求，因此，無論就性格、思維模式、政治展望、行事作為、主觀能動性而言，同時代傑出政治領袖都各具特色，甚至於南轅北轍。例如，有洪秀全，也有曾國藩；有蔣介石，也有毛澤東。
雖然如此，這也不是說，政治人物的養成是無法分析、無法理解的，而產生政治領袖的歷史條件也是無從捉摸的。解釋歷史現象無法套用簡單公式，並不意味，歷史發展毫無宏觀規律性可言。畢竟，從來沒有任何傑出的政治領袖可以超越時空的侷限。他們都只能夠思索以及活動在特定歷史環境下；而且也只有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方能夠脫穎而出。
公民社會當然必須嚴格檢驗自己的政治領袖。如何評估他們，反映一個社會的政治研判能力、人文素養，或者這些方面的缺失不足。了解代表性政治人物的養成，其實是了解歷史環境，了解自己民族。缺乏這份了解，就無以檢驗。
就眼前來看，我們其實還沒有學會如何檢驗。很多人似乎把粗暴的黨同伐異與惡意的人格謀殺視同為批評。針對他方的「批評」，很多人則回應以鄉愿的一味護短。如此，實在難以產生深刻的評估論述。我們應當掙脫此種心態的束縛。因為，一個沒有能力公允檢驗和評估政治領袖的社會，民主難以深化。
自從邁進民主新紀元以來，台灣最特出的政治領袖當數李登輝前總統。從李的言論所顯示出來的思維內涵，可以看出日本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深厚影響。多元的人文歷史見識，當然更足以開闊一個政治人物的思想視野，豐富化他的政治想像。相較之下，國民黨教育的影響顯然較為有限。從政治歷練、治國才能而言，李自己承認深受蔣經國的教誨和燻陶。在此方面，李所受到的影響，屬於國民黨政治文化的某些面向，甚至於可以說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面。
就個人親身經歷而言，228浩劫的煎熬所象徵的台灣人歷史悲哀，數度異國求學的沖擊、見聞、思索，熟諳當代政治理念，黨國體制內最高領袖人才的培植，多元因素交叉影響之下，養成了一個傑出政治領袖。
這個養成，與當今陳水扁總統形成有趣對比。陳的人文學養來源，除了國民黨教育之外，似乎談不上其他文明的燻陶。從他的政治論述的概念組成、言詞用字，都可以輕易看出。甚至於可以說，從小到大，經歷升學、高考、律師考試等等，年年忙碌於準備考試之外，似乎不存在有博覽「課外」讀物的廣闊空間。在台灣，這是世俗觀念下出人頭地的典範模式，造就了許許多多特定型態的政治人物、政治領袖，似乎也塑造了典型台灣人的人文面貌。
就各種不同政治理念的接觸而言，陳水扁顯然也是黨國教育下的典型產物。可以看出，他從來不曾從不同政治理念的角度，認真深入思考過各種基本政治議題。甚至於，連台灣民主運動中居於主流的自由主義，他的認識也很不夠深入，不過是人云亦云的層次罷了。在此方面的思想歷練，他不如李登輝遠甚。陳與他幕僚團（以及絕大部分民進黨政治人物），似乎多屬同一類型。有限而且封閉的歷史見識、人文學養，當然難以產生大格局的政治展望、政治想像。這是可想而知的。
不過，就民主體制的選舉而言，陳水扁堪稱是台灣史上最成功的。他身歷多次選戰，終於成為傑出政治領袖。而李登輝卻是經過大獨裁者蔣經國的刻意提拔，才有機會成為傑出政治領袖。
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台灣選民是否有識才能力，可以為李登輝提供一個脫穎而出、大展身手的機會，成為傑出的台灣政治領袖？倘若從一開始就必須經歷過五關斬六將的選戰考驗，他極可能早已經出局了。如果我們不滿意陳水扁的領袖素質，何以寧願一次又一次支持他呢？是不是可以說，選民造就了政治領袖，政治領袖的素質反映選民的水準﹕本土派與陳水扁 -- they deserve each other？
了解我們政治領袖的養成，也是民族自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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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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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與反倒扁之外 ****
最近倒扁與反倒扁聲明、連署，贊成、反對中，看到不只雙方激情的嘶喊，也看到「名人」們隱藏於經營多年假面具後的真面目。
例如，教授黃光國大言不慚地高談「通靈人士」的預言，「不沾鍋」的馬英九，不但形象破滅，而處事能力的不足，也明白顯現於人民之前。
頻繁的事件，增加政客、學者、媒體人曝光的機會，也增加他們公開表現對民主、法治、公民社會等人文領域認識的時機。然而，無論是從事政治運動的「老鳥」，或歐美、本地人文、社會博士學者，或資深媒體工作者，無論政治立場的藍、綠或中立，他們最近的表現，絕大多數是令人失望的！
施明德自我膨風、自我陶醉的「扁哥」信，其中混淆總統、政黨與政權的分野，也顯現他對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不了解。這樣的稀鬆文件，即使要認真研讀，也很難著手—因為內容相當空泛，也不聯貫。
所謂<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宣言>，更是荒謬。公民社會名詞顯然已經流行，他也要跟著依樣畫葫蘆。但是，公民社會是人民制衡國家機器的機制，要如何「早已化入司法、文官體系」？如果這是陳水扁的「白金體制」，掌控「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使得它們「必須小心翼翼繞過”總統一家可能涉嫌貪瀆”之類話題，才能談台灣前途、國家大政與司法獨立」，那麼即使一人下台而「白金體制」依舊，豈不只是換人做總統而已！
施明德是否做無本生意，還是另有目的，不是我探究的對象。一些本土派轉為倒扁支持者，理由顯然是從期待民進黨執政的高峰，幾年內降到懷疑、失望以至絕望的地步。這容易理解。
然而，另一些本土派仍然繼續反倒扁。理由似乎在於國家機器的主要結構、內容，不是陳水扁能置喙，更不是民進黨所能影響，而主流媒體，文化霸權仍然掌握於保守派手中。
在此狀況下，媒抗出現路犁<當然比爛，而且要積極比爛>，與素心人呼應的<比爛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必要手段>，也就不意外。
頗受綠營敬重的金恒煒也就施明德提出一些批評。他的批評有些著眼於施的人品。其實，「醇酒、美人日日春」，只要施明德當時不違法、不疏忽職責，都只是個人範疇，甚至是他的隱私。至於學歷不高，更不應成為批評任何人政治志業的理由，畢竟政治理論與實踐與學歷並無直接關聯。
他們反對保守派復辟的用心，也容易了解；遺憾地，卻不夠說服力，批評的方向與著力點也值得探討。
因此，倒扁與反倒扁一連串活動，固然顯現雙方支持者的激動、憤慨與動員力，更充分暴露台灣人文社會的實質。
類似於民進黨執政後的所謂藍綠惡鬥，支持與倒扁的雙方必然繼續消耗社會成本。
也許，這是缺乏改革歷史（更別談革命史）的台灣，所必須付的「學費」。當然，人文社會貧乏不是新聞，而倒扁與反倒扁的連續性與廣泛程度，都使得本土派的種種神話，包括政治人物的堂皇標簽與過去事跡，通通都在陽光下曝曬。
如果我們因此認識政治文化的落後，而積極改善，例如，從此不再迷信自封的專家，不再以感情看待政治問題，而學習公共與私人領域分野等，我們就能夠踏出打破霸權文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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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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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老建中」敏銳的觀察。 
所提到的友壇，由於有重量級的執政黨文宣幹員具名坐鎮，
無怪天平一時為之左右，
而影響所及之論述，其內容的單調貧乏，似乎也成為”必須之惡”。 
平心而論，那首先發難的倒扁綠派學者們的論點和動作確有不少瑕疵，
比如在一開始竟提到：在阿扁執政後，台灣才見識到法西斯。 
無怪被質疑”象牙塔”味道濃厚
（而這篇顯然為集體創作的文稿最後也承認自己這樣的弱點）。
另外，以高道德為訴求要總統下台，和隨之的聯名運動，
則顯然介入政治運作，已不再是超然學者的姿態，章法紊亂。
但總歸，不是沒有對話空間。
而反觀擁扁一方的反應，除了扣藍帽（也歸因對方咎由自取）的熟練動作外，
內容大抵是集中火力，大打貼”中國道德”標籤的稻草人，吆喝震天。
所提「法治 vs 道德」論，也屬聊具一格；
一來，是此二分法本身的可疑，二來，DPP執政下的ROC”法治”作為，
真要細究起來，毛病絕不少於所謂”中國道德”論。
（而據我的實際經驗，DPP政客事實上是講太多的中國道德的。  ）
就這樣味同嚼蠟，糾纏一月，於是前述友壇的社論級版面，
無奈地出現”*就是要比爛*’的中程結論。
也算是做了忠實的交代吧. 但自此後續的發展，就很難令人有所期待--
若以比爛會感動人，那只能算是變態，pervert!
截至目前，挺執政陣營寫手的表現，像極Holo說的”tiuN”(張)--無策掙扎耍賴。
商場上有所謂：打不贏就加入；但政治講的卻是，壁壘分明，行歸邊（kiang-kui-peng），
可以談判妥協，絕不可能甘願玩對方的遊戲。
拱扁陣營有好一段時間儼然以本土派代言人自居而佔盡綠色華語論壇首版，
如今表現竟有如盲人騎瞎馬，基本面全般棄守，
無怪扁陣營敵人的氣焰不但不見稍歇，反而見獵心喜，招數不斷，節節進逼。
結局難料, 但, 再糟的烏雲也會鑲銀邊。
在戰況低迷中的一點正面，如老建中所述，
是讓我們藉以實證台灣公民社會的品質,
漏氣求進步.
而我個人則很想看到DPP能藉此找到機會，
彰顯他現在高舉的法治，一舉解除自320以來，全民望治而不得的慘況。
在充滿生機的偉大台灣社會裡：It's never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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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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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票」
數十年來的台灣選舉，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投票的前夕，都有候選人的宣傳車穿梭大街小巷，以緊張而高亢的聲音，大喊「搶救」。台灣南北，頓時一片緊張氣氛，仿佛就要面臨天大不幸似的。這就是所謂的「催票」。
幾乎所有的候選人都相信，不在最後時刻以哀兵求救的姿態出來「催票」，可能導致意外落選，絕對不可掉以輕心。在長期的獨裁統治時代一向如此，到了民主時代，亦復如此。毫無疑問，這是選戰策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各國、各地、各黨、個別候選人，都有自己的選戰策略，或者策略特色。然而，如同台灣這般將「催票」發揮到如此誇張地步，在現代成熟的民主社會相當罕見。這種選舉文化所反映的台灣政治文化特質，應當如何看待呢？
曾經閱讀過列寧探討工人運動策略的若干論述，記得其中相關部分，很有參考價值。列寧認為，宣傳與鼓動屬於不同階段，不宜混為一談。所謂鼓動，就是在關鍵時刻，以最簡單扼要的單一或者寥寥數項的訴求口號，激起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動員起來。台灣的「催票」，其實就是鼓動。而鼓動的成效，取決於長期的宣傳工作。
宣傳的內容，不但要有深入論述，而且要擴及很多議題，絕對不是少數幾個口號而已。宣傳工作內容愈有豐富思想內容，關鍵性基本課題耕耘愈久，闡釋與發揮愈多，愈可以使得鼓動工作在關鍵時刻發揮功能。如同列寧所有的策略一樣，此項策略非常清晰，簡單易懂。
此一策略，不僅適用於工人運動，而且適用於所有弱勢者運動，甚至也適用於強勢的有力者。不過，強勢者並無此需要，只有弱勢者才有此需要。因為，強勢者掌握霸權文化，擁有豐沛資源，本來已經佔盡文化優勢以及宣傳優勢；在政治思維以及主觀能動性上，若不是早已經動員起來，至少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相對之下，弱勢者則否，而且長久處於被蒙騙、被催眠的精神麻痹狀態。
細膩的思想「宣傳」可以逐漸喚醒弱勢者。適時的「鼓動」可以將他們的覺醒化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只是，喚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進則退；它需要不斷提昇以及豐富化思想認識，以抗拒霸權文化漫天蓋地的強勢反攻，方能夠得以鞏固。對於被殖民的人民，或者長期被統治、被欺凌的階級、族群而言，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其實，有史以來的台灣人政治運動者，都明白這個道理，也很注重思想宣傳工作。從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協會、工農社會運動，到戰後的島外反抗運動，都是如此。解嚴前後，島內的民進黨及其前身，帶動活潑蓬勃的思想宣傳活動，以各色各樣的刊物、宣傳品，提出很好的政治論述。這是民主運動在台灣快速茁壯的背景。
奇怪的是，民進黨通過數次成功的選舉，開始站穩腳步之後，這些論述快速減少，近幾年來似乎已經處於全面停擺狀態。也就是說，選舉時「催票」鼓動，而平時卻絕少有人通過政治論述來做思想宣傳。經常吶喊改革口號，卻沒有起碼能力以闡釋改革理想與改革策略，或者連政治論述的責任都不屑一顧，所反映的是對於改革的玩忽心態。期待大改革的選民，能夠不失望嗎？
在傳統「催票」策略逐漸失效的時候，陳水扁總統以及民進黨領導人物，似乎也逐漸忘記，台灣的改革事業需要有自己的主體思維方向，需要設定自己的政治日程。他們所做的，似乎是用盡權謀，擠乾「催票」的最後一滴效用。他們每日的政治思維活動，似乎愈來愈接受霸權文化集團的主導和擺佈。或許，這原本就是他們真正的精神面貌。
由於民進黨幾乎全面壟斷民主改革派的政治資源，當它帶領放棄政治論述工作的時候，其實可以致命地導致台灣人主體意識在政治思維上的停滯不前，甚至於開始空洞化、庸俗化。
也許我們可以如此揣測﹕保守派所掌握的主流媒體，最近幾年來愈來愈猖狂無狀，使得人民大眾愈來愈困惑、無奈；同時，民進黨全面棄守政治論述的傾向，卻是愈來愈明顯。二者之間的消長，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這其實是霸權文化的邏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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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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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清亷」=「比爛」
如果試著拋開情緒上的好惡成見，我並不認為這種「比爛」的主張有什麼問題。當我們在比較那一方較為清亷時，它是一種比好(清亷)的行為；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是一種比爛(貪腐)的行為。所謂的「比爛」其實只不過是在要求一個公平一致的審查標準罷了。
稍微想一下，國民黨可不可以批評民進黨的過錯？當然可以。那麼民進黨可不可以批評國民黨的過錯？自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今，是只准國民黨批民進黨(這叫做踢爆)，但是對國民黨的批評就會引來(不要比爛)的攻詰。那成，請國民黨暫停炮火兩個月，讓大家全心全意地來踢爆國民黨，這樣就沒有比爛了。
我以為民進黨賴以起家的軸心有兩個，一個是「本土政權」；一個是「亷能政府」。而如今，在野的一方是不顧一切地爆料，務求把執政黨打成貪污腐敗的代表，這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執政的一方卻是全面棄守。在「亷能政府」這一邊是完全被動，只為了對手一句「不要比爛」就任人宰割不敢還手。在「本土政權」的推動上更是一塌糊塗，平時毫無做為，只會在選舉的時候才出來喊「制憲正名」消費一下選民的情感。
在這種情形下，無怪乎會有「就是要比爛」這樣的聲音出現，這樣的主張也許在字眼的使用上略顯情緒化，但是它的邏輯思考是我所贊同的。
原本我們在投票時就是在對不同的候選人做比較，比誰比較好，誰比較不好；這不就是在比誰比較爛，誰比較不爛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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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_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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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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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Fansue,
如果 "比爛"可以="比不爛", 那有何邏輯可言?
你的解讀, 我認為應是"比不爛".
這我就看得懂, 甚至會投一票.
注意, 寫那比爛文的, 還寫"大家來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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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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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是認為
"比爛"="比不爛"
所謂的爛、不爛；好、不好；高、矮…這類的評價都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有爛的存在，我們才能體會好的存在；有惡的存在，我們才能了解善的存在；有人長得比我高，我才會知道自己比較矮。它們可說是一體的兩面，相依相存的。
不管要怎麼比，在我們做出評價(比較)之前，必先要有一個標準。不管是以道德做標準還是以法律做標準，只要標準一致即可。
如果我們做評價的標準是所謂的『高道德標準』，待測物我將它簡化成『藍營』、『綠營』。當我們測量這兩個陣營時，可能有一個是普通爛，另一個是非常爛。
當我們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形做為測量的標準時，那麼待測的『藍營』、『綠營』可能就會變成普通好與非常好的評價。
所以我認為重點在於這個「比」是否是一個公平的比較，只要它是一個公平的比較，不管是比爛、比好、比貪污、比清亷，在我看來是都一樣的。
真有什麼差別的話，應該是在於：
當比爛的時候，比較不爛的那一方可能會想著「我可以再爛一點點沒關係，只要不比對手爛就好了。」
當比好的時候，比較不好的那一方可能會想著「我要更好一點，把對方趕過去才行。」
只不過只不過，這樣的差別只存在於當事人雙方的內心，非外人所能改變影響，而現今的政壇實況，也的的確確是只把重點擺在抹黑對方，說對方的爛，絲毫不想「比好」。
如果以旁觀的第三者來看，不管是從比爛的觀點看過去，還是從比好的觀點看過去，只要是有一個統一的評比標準，其結論不管是「普通爛vs非常爛」或是「普通好vs非常好」我以為都是ok的。
當然我們應該用「比好」「比清亷」的態度來看，而不是用「比爛」「比污點」的態度。但是當今的局勢，卻是連最基本的「公平的比較」、「統一的標準」都沒有。在這種情形下「就是要比爛」所要突顯的應該是對於現今社會上雙重標準、不公平現象所做出的抗議控訴，而不是在於比好vs比爛的心態差異。
同時它也是一種相當貼近「現實狀況」的陳述，如果這時候還字斟句酌要用「比好」會不會…呃…太理想，太…遠了點？
要用最高道德標準來做為檢視對手的工具，那麼「比」是必然的行為，「爛」則是無可避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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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就是要比爛」的主張提出個人看法。至於vo_id所說：
注意, 寫那比爛文的, 還寫"大家來亂台"
我並沒有注意到這部份，不予置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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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_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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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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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勸說其實是強者的姿態*
英國羅素曾說：道德勸說是要他人就範的一種禮貌方式。
要人就範的最直接方式，就是Holo講的：掠手掠腳。
要掠手掠腳，就必須擁有壓倒對方的力--物質力/暴力（physical force）。
執政黨當然有的是體制暴力囉。
但試想，一個政府如果要用抓手抓腳的方式來令老百姓就範，
那根本無法統治--如果他還要維持民主自由而重視人權的話。
這樣看來，道德勸說，原是執政黨的牌，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竟是倒扁者在玩，這就耐人尋味了。
強者之中，又可分一時的鴨霸，還有"恆強"。
在一時鴨霸的政權，只要累積了物質力，就佔有正當性,
於是暴力革命成為常事，政局不安，民不聊生 ,
就像中國.
要是恆強，才是真正的強者。
這就需要立公正的法（不是"朕即是法"那種中國法），行使法治。
（參考盧梭"民約論"第一冊，第3節"強者之權"）
現代政治的所謂權力（power），並不只物質力/暴力而已。
現代社會講：知識就是力量（power）。
結束2戰的兩顆原子彈，令全球政客們再也無法小看知識的力量。
DPP支持者也不要健忘：
陳總統首次選上選上，
也有賴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臨門一腳，
而記得他那次演講主題是「向上提昇，或向下沈淪」--
很感動人的道德訴求。
（順此為坐鎮媒抗的DPP大員"強制道德"的說詞感到遺憾。
強制就不能算道德。正當權力的行使，是順應自然本性，
基本上不依賴強制力。）
這裡不想介入擁扁/倒扁之爭。
本人的立場和高俊明牧師，或可能其他獨派，一致：倒扁無濟於事。
但這時是我們回歸基本面的時候。
如果我們所企盼的其實是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
那我們就要除掉未經全民認可，是以不公正，的ROC法，
一起參詳台灣「正名制憲」的大業。
這需要的不是現行2266的ROC法治, 或中國道德，
而是更高/更公正的台灣公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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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fansue桑,
我所知道的是: 正當的道理不那麼複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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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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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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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另外開一個題目: 國民黨為什麼叫人家不要比爛?
答案不就解決了!?
不然換個角度想,泛綠有人叫人家不要比爛嗎?
答案更明顯了吧?
所以「不要比爛」是民主國家的人該用的詞嗎?
這或許比較值得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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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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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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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過去****
林正杰公開毆打金恆煒一事，違反民主政治基本原則。
以發言被打斷而揮拳相對，豈只是脾氣火爆而已，更表現他不懂民主，甚至不文明的行為。即使請來最好的化妝師也無法粉飾如此行為。因此，這可能是倒扁風潮的一個轉捩點。
然而，歷史因素及激動起來的感情，卻無法迅速收場。短期內，雙方可能更加緊動員，甚至進入加強對抗的現象。
台灣社會力還會繼續消耗。如此，誠然不幸。但是，在這過程中，也不斷有機會暴露政治人物真面目與學者的缺乏實學。而且，也將一些議題意外地提上日程表。
有關施明德「求饒信」的報導，是個例子。戒嚴時代政治犯被捕與囚禁時的行為，是個悲痛、敏感、傷心的議題。可以想見，生還者大概全寫過「自白書」，向獨裁者「悔過」，甚至要求「原諒」。長期來，台灣人民了解他們處境，往往不談此事。
因此，目前提出某某寫過「深知愧悔，請求特赦」之類的文句，並不妥當，至於提出（用求饒信來批評政治犯）「是不道德的，沒有坐過牢的人不可說風涼話」等，則是另一極端。
看待政治犯當時行為，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應是禁忌，而應公開探討--畢竟台灣已經有寬容的環境。
即使假設生還者都曾「自白、悔過」，結果雖然相同，過程卻不盡一致。有人較容易懾服於審訊、牢獄的環境；有人在言詞、生理、心理威脅下屈從；有人則因家人、親朋受威迫而屈服；有人開始極力抗拒，遭到慘痛折磨、酷刑，而「自白悔過」。當然，也有人在過程中出賣親友、同志。不應忘記，更有少數不放棄理想，而做了奉獻生命的最大犧牲。
其實，受害者不只當時的政治犯。曾被情治單位約談、拘禁，甚至受懷疑、跟蹤者，也都受到心靈的創傷，甚至也可能做過類似的「交心、坦白」。
事實上，當時整個社會就是個大樊籠，許許多多的心靈被荼毒、扭曲。
參與迫害機制的不只是特務、憲兵、警察、獄卒等意料中的人員，而且，尋常百姓，也有自願或不自願地被捲入，成為通風報信、線民、告密者。戒嚴時代的中小學生們，都曾在作文、週記、壁報等，歌頌獨裁者「英明」，贊揚國民黨「偉大」，與貶低台灣的傳統、文化。更有甚者，多數人當時對政治漠不關心。
然而，甚至在那麼黑暗的時代，仍然有人冒險宣傳反對思想，隱藏、甚至保護被追捕的政治犯。
因此，問題不在於發現誰清白，誰有罪，誰貢獻多寡。犧牲者與委屈求生的政治犯，個別貢獻如何，可以留待歷史解釋。然而，當年體制與系統性的迫害，豈只賠償、回復名譽了事？
不論任何理由而將這段複雜歷史劃為禁區，則迫害體制成為塵封的秘密，而延續人們的猜疑、不滿，甚至怨懟。
歷史事實的發現與求證，都需要公開的環境。如此，能幫助療傷，也能成為共同回憶、反省的開端。這是「寧靜革命」所忽略，也是台灣向前邁進不可少的一環。
在此環境下，即使公開政治犯「自白悔過」的文件，不再是「別有用心」，也不具殺傷力。相反地，顯示他們也是凡人，也具有人性的一面。畢竟，他們之被敬仰，是當人們不問政治時，他們表現一些政治認識、眼光，而非他們抗拒審訊、酷刑的能力。
當然，這還是個需要繼續努力才能達到的遠景。
解嚴之後，當年政治犯有機會一展被牢獄打斷的政治理念。遺憾地，多數並未有超越人民期待的表現，而一再以替台灣受苦作為光環。
當人民的政治水準逐漸提高時，一心想靠過去的政治人物，可以準備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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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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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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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 ”不要比爛”
政論節目, 親綠名嘴為民進黨滔滔辯護, 往往被親藍者一句 ”不要比爛” 而被對方塞住嘴巴, 中斷論述方向, 為之語結。 藍軍發覺此招頗有四兩撥千斤之效, 紛紛引為公式, 無往而不利。 如果此招繼續得逞, 今後民進黨任何循例辦理的事務, 在野黨只要不順其意便可以”不要比爛” 相刁難, 更勿庸談有創意建設。
民進黨執政六年, 它全盤接受國民黨五十余年的國家機器, 也承襲國民黨所制定的典章制度, 也概括承受即有積習陋規。國家機器成員, 除政務官外元封不動, 完整的保留下來。 (2000年政黨輪替時, 政務官也多沿用國民黨遺老, 遺少。) 因此民進黨除非有本事打破國民黨這部國家機器, 否則 ”不要比爛”將形影相隨跟著民進黨, 永遠的夢魘。
最近台灣弊案連連, 加上產業外移, 不時有人憂心台灣將變成另個菲律賓; 尤如當年的馬可仕弄跨菲律賓。 馬可仕貪凟當然罪大惡極, 但其後繼者難道都沒有責任嗎? l986年, 人民的力量推翻馬可仕, 推舉Aquino 夫人為總統, 大家也為菲律賓慶幸。 當新政府成立時, 內閣成員一字排開,多是馬可仕時代的達官要人, 明眼人一看, 已為Aquino 夫人揑把冷汗。人民對這種內閣能有多少能期待可想而知。 軍人政變不斷, Aquino 夫人沒有革命的武力做後盾, 無法懲罰他們, 只能赦免他們, 他們也更加有恃無恐。 加上Aquino家族在菲律賓也是即得利益者之一, 改革遙遙無期, 菲律賓情況不僅沒有改善, 而且繼續惡化。
民進黨是經由人民票選, 繼承中華民國法統而取得政權, 然藍軍卻一再以”不要比爛” 相詰難。 這說明藍軍不僅是不干心選輸, 而且是無法忍受因失去政權而失去吃香喝辣, 而失去權力的威風。 一心汲汲於復辟而充昏了頭以至於口不擇言。 而民進黨政府不僅對他們無可奈何, 阿扁還以半生不熟的自由主義來捍衛他們的言論自由。無形中鼓勵官員將各種情資外洩親藍媒体, 媒体大肆渲染造成政府巨大傷害。 阿扁失去信心, 處處討好藍軍, 反而益加受制於藍軍; 藍軍也更加囂張而士氣大振, 一波又一波洶湧而來。
民選政府的顢頇無能, 台灣和菲律賓人民最能體會到選舉制度的侷促性, 片面性。 媒体本應監督政府, 但台灣媒体卻權充藍軍政爭、復辟的工具, 製造台灣動亂。 台灣人民最有資格向媒体嗆聲 “不要比爛”。 今談公民社會便是極需建立監督國家機器、媒体之機制, 不能任其發展而成無法控制的恐龍怪獸。
我們來做過個和過去事實相反的假定。 假設2000年阿扁剛當選時, 聽從 “不要比爛” 的忠告, 把握時機, 高舉社會公平、正義, 做出幾件大事, 獲取民心, 建立他的威信; 那麼他現在地位完全改觀。但阿扁的見識、胸襟、視野、能力、以及他所任用的幕僚, 無法讓他跨出這一步, 造成今日的窘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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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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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比爛」（一）
吳叡人於715發言稿說﹕“要自我反省，不要比爛”。引來本土派網路上的不少抨擊。只要從數項貼文標題，可以想見抨擊內容的大概﹕「比爛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必要手段」，「當然比爛，而且要積極比爛」。語氣較重的抨擊，則有南嘉生寫的﹕“「不要比爛」其實是意義不大的話，但具有替「爛」護航的功能”。這不僅是指控，似乎也扭曲了吳的原意。
這些抨擊意見，當然各有所本，也是各抒己見。不過，或許值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讓我們先來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近兩年來的台灣，發生一系列十分尖銳的立場對恃，如統獨之爭、親中與反中、特權（如18趴）與公平、清廉與貪腐、歷史悲劇闡釋、對中國投資、族群對立的責任等等。從雙方在政治交鋒的情形來看，台灣本土派雖然不至於全面潰敗，幾乎沒有一項能夠表現出“歷史正確一方”應該有的雄辯和氣魄。
族群對立的責任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民黨來台灣之後，採用分而治之策略，籠絡特定族群的大部分，以統治其餘。在此政策之下，該特定族群的保守派權貴集團，向來處於高度動員的狀態，無時不伺機濫用特權以自肥。同時，他們更建立特權體制，惠及一群來自各族群甘願為其所用的人，以形成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誠然，他們可以施惠於被統治者中的少數。然而，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政策在基本構想上，確實是以特定族群（或者民族）為核心。外來異族統治者，不去籠絡當地被統治民族中的部分，是不可想像的。如此，正足以分化和麻痹被統治者。在中國漢人歷史上，異族統治一向都採用此種模式。例如，入主中土的大清王朝，多方籠絡漢人地主士紳階級。
經過半個世紀的經之營之，國民黨政策在台灣所形成嚴重結構性不公平現象，早已天怒人怨了。自從政黨輪替以來，情況並未改觀。不同於前的是，保守派的動員層階，近來更是空前提高，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形成一個空前瘋狂的復辟風潮。這股風潮是以出身特定族群的權貴子弟集團為中心，以主流媒體輿論為前驅，挾持該族群的大部分人，還帶領一大批其他族群追隨者。他們此次公然族群動員的作為，是解嚴以來最為明目張膽的；表現在赤裸裸的語言暴力，也最無忌憚、最是亢奮。同時，其他各族群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集體發作，也是空前。顯而易見，這具有族群動員的典型特徵。
在此情況下，所有意圖改革不公平體制的呼喚以及政策，一一橫遭他們扭曲為是惡意的族群情結操作。明明是自己在從事一場高度族群動員的風潮，竭力在維護一個帶有濃厚族群政治色彩的不公平體制，卻可以自命清高地以正義「天使」自居，高分貝指控對方在操弄族群意識。
令人錯愕的是，他們竟然可以爍口成金，令大部分的受害者覺得有理難伸，不但無力、無奈，甚至於有不少人開始困惑起來。這時候，在保守派惡人先告狀的聲勢下，陳水扁以及他所領導的執政黨更是舉止失措、膽怯懦弱。世間扭曲公理的情事，竟然可以達到如此誇張地步。
不必諱言。針對保守派的族群動員，民進黨以及陳水扁也從事了族群動員。或許也可以說，雙方向來都不約而同地採取相同策略。目前的情況是，本土派的族群動員功效，在2004年總統大選達到最高峰之後，每況愈下。保守派的族群動員，顯然壓倒了本土派的族群動員。
所彰顯的是，即便有理，也常有說不清的時候；即便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也常有不敵邪惡勢力的時候。遭受欺凌羞辱的族群，並不是在所有歷史環境下，都能夠以族群動員成功對抗壓迫者的族群動員。追求公理正義的族群動員，即便義憤填膺、滿腔熱血，不一定能夠成功對抗那些捍衛不公不義的族群動員。在弱勢者階級動員上，也是同理。
有道說，被壓迫者必須從被壓迫處開始奮起反抗。然而，弱勢者的動員，倘若只知道停留在此層次，在許許多多層面上，都難以化劣勢為優勢。而且很可能在對方顛倒是非的強勢宣傳操作下，而遭致失敗。各國歷史上，霸權文化漫天蓋地的籠罩下所發生的此類實例，不勝枚舉。目前在台灣所看到的，正是一個典例。而族群議題，不過是其中一端而已。
思考「比爛」或「不要比爛」，或可從此處切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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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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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爛VS不要比爛
----評價原理之探討
比爛，這個詞是由兩個字所組成(廢話！)。
第一個字「比」是一個動詞，也就是比較的意思，它是一種評價人事物的動作，當我們需要對某個人、事、物做出評價時，我們才會去做出「比較」這個動作。
「爛」是一個概念性的形容詞，什麼叫做「爛」？那要看它形容的對象是什麼，是人爛？還是水果爛掉了？還是某個決定很爛？對於「爛」的定義，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解釋。
對於民進黨，或者說，對於阿扁，我們要如何的給予正確的評價呢？
有的人說：「不要比爛！」，有的人說：「就是要比爛！」於是，讓我們先跳過這個部分，別管爛或不爛，先從「比較」「評價」來談起吧！
「比」可以分為「比好」跟「比爛」，然而「好」與「爛」都是一種很模糊的概念，因此我們必需找尋更容易掌握的說法。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套用這樣的概念，所謂的比好，簡單的概念，就是道德標準；而比爛，也就是所謂的法律標準。於是我們的評價比較就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標準了，看是要把執政黨的表現用道德標準來比較，還是要用法律標準來比較評價。
這種跟好的比或是跟爛的比，是一種空泛的評價，另外還有一種比較方式，就是拿具體的政黨表現來比較。台灣的政府跟外國的政府比、現在的民進黨跟以前的民進黨比、或者是拿民進黨的表現跟國民黨的表現來比。
現在我將評價民進黨表現的比較評價方法整理如後：
一、民進黨跟最高道德標準來比
二、民進黨跟法律標準來比
三、民進黨跟外國的政黨來比
四、民進黨跟國民黨來比
五、民進黨跟以前的民進黨來比
當我們要評論民進黨的功過是非，表現成績時，我們有這五種打分數的方式。
且慢，上面所列的這五種評價方式，依其目的、作用，應該要再分成兩種類型才對，那兩種類型呢？
第一種類型，我稱之為沒有選擇的評價，包含第一、二、三、五的評價方式。
這四個評價方式，是所謂沒有選擇的評價，在其中，不管民進黨表現得多好或多爛，我們都不可能因著評價結果而對民進黨執政的情形做出改變。
我們不可能因為民進黨表現多差，就要一個所謂的最高道德標準來執政，或是把執政權交給所謂的法律標準，或者是要民進黨下台讓外國的政黨來執政，當然更不可能要現在的民進黨下台叫出一個以前的民進黨來執政。
所謂「沒有選擇的評價」，指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第二種類型，就是有得選擇的評價，也就是第四個評價方式：拿民進黨來跟國民黨比。
只要我們能夠比較出「國民黨比民進黨更好」的結論，那麼我們就可以改由國民黨來執政，讓民進黨成為在野黨，這是可行的，因此我稱它為「有得選擇的評價」。
這兩種類型的評價方式，恰恰切合所謂的比爛與不要比爛的論點。
當我們在做第一類型的評價時，這樣的比較只是為了要民進黨更好，因此在第一類型的評價中，應該要以「不要比爛」的態度來做比較。拿出最高道德標準來要求民進黨，不管它做得多好，或是多差，總而言之就是要要求民進黨做得更好一點才行。
然而在第一類型的評價中，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出現「阿扁下台」「民進黨下台」這樣的結論，因為在這四個評價方式裏，拿來與民進黨做對照比較的一方是不可能執政的。
至於在第二類型中，則可以適用「比爛」這樣的觀點。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它是「比好」的觀點。比那個政黨比較不爛，不就等於比那個政黨比較好嗎？
只要我們能比較出「國民黨比較好」或是「民進黨比較爛」這樣的結論，我們大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民進黨下台，給國民黨來做。」
如今，藍營在搞的那一套，就是把這兩個類型的比較評價混為一談。他們先用第一種類型的評價方式，以最高道德標準來檢驗民進黨，順便加上抹黑爆料的技倆，從而做出「阿扁表現不及格」「民進黨表現很爛」這樣的結論。
然後再將這個結論直接代入第二個類型的評價當中，做出「阿扁下台」「民進黨下台」這樣的訴求。至於對其後續「讓國民黨來執政」的意念以及第二類型評價應有的做法則隱而不談。
當有人對這樣的結論做出質疑：「阿扁下台後要怎麼辦？讓馬英九上台嗎？國民黨有比民進黨好嗎？」他們就趕快回到第一類型評價的邏輯當中，忙著大喊：「不要比爛。」
下次再看到有類似的情形，可以先看看評論者是在做第一類型的「沒有選擇的評價」還是在做第二類型的「有得選擇的評價」；了解一下他的邏輯是「比爛」還是「不要比爛」；最後再看一下他所作出的結論是屬於第一類型評價的結論還是第二類型評價的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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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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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k 桑 切重要點:
所以「不要比爛」是民主國家的人該用的詞嗎?
這或許比較值得討論....
我認為: 不該用。
不過首先需要指出，在華語論述裡，"民主"有兩種意義/用法：
1. 多數統治 （2千多年前希臘時代就有的制度）；
2. 主權在民（人民當頭家；是2百年多前才產生的現代觀念/制度）。
（2）也可以略稱"現代民主"，而且應該當成是（1）的更進一步。
現代民主政治是俗民（secular）政治。
所謂"好"，意是"過關"、"pass"、可行、行得通。
這原本扯不上中國儒教的先天道德論（一般說的「聖賢論」），
可不可行，行得通不通，是要靠實作理性（Practical reason）。
所以我不同意fansue兄把好和爛對立，
因為，很顯然所謂"爛"是由中國道德論所衍生。
公民（統治者身份，主動）不是老百姓（被動），公民社會必是朝向好的（"好"如上面的定義）。
而且公民社會要講大家都好，所謂共善（common good）。
當然，先天道德論也可能推演出共善，但實際上呢：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註）
而共善也就成為法的基礎 (談法治的 fansue，恐怕又要窮於造詞 )。
記得我曾開欄提到公民社會基於共善的"性善論"，迅即遭到板友"中國道德"的激烈指控。
如果是外國板友，我無話可說; 我甚至不在乎。
但若是台灣板友，我要說：
嘿嘿，承認吧！
從小受高劑量的數理注射的人，會不明瞭"共善"？
恐怕只會把"公共"的詞義過渡演申到極端而已吧。
個體或可以性善，可以性惡（啟蒙前期的霍伯斯<Hobbes>就把人性說得很不堪），
但群體必要朝向善，否則根本無從談現代民主法治政治!
最後，我給政治板板友/寫手/文字工作者們一個實作理性的參考：
以公民身份發言時，應該盡量使用主動態。
這裡的主動態不是指文法上的，而是一種整體姿態。
Action 是主動， Re-action（反應）是被動。
「不要比爛」是Re-action；隨著「不要比爛」的「就是要比爛」，還是Re-action。
"比好"是主動的.
若畏懼陷入中國道德論泥沼，至少也要"比不爛" -->蘊含"比不中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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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中國人也很能大談民主的。
當年蔣宋美齡就把羅斯福總統說得耳阿趴趴，
竟而提供大量美援進入KMT私囊。
在盧梭「民約論」的「政府類型」篇章，談到Democracy時說，
真正的民主（a real democracy），從來沒有過，未來也絕不會有。
它需要"神民"（people of gods）。
神當然徹頭徹尾是好的，無須人為統治。
（"Were there a people of gods, their government would be democratic. So perfect a government is not for men."）
套中國式的說法，"神民"可說就是人人都是聖賢的人民。
盧梭可以說是道出了中國式民主的悖論。
(盧梭是主權在民的創始者之一，所批判的"民主"， 當然是最上述第1義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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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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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比爛」（二）
一、兩年來的情況，不但彰顯了霸權文化集團的傲慢，更活生生說明了他們是如何的濫用所壟斷的豐沛資源，惡意顛倒是非，興風作浪。在這樣的環境下，立場尖銳對峙的雙方，只要一方掌握有霸權文化，他方就很難享有公平抗衡的機會。
記得早年海外台灣人運動中，曾經一度熱烈討論刺殺與爆破的革命策略。很多人相信，凡是能夠挑戰獨裁政權的手段，都是值得推崇的。面對野蠻的暴力統治，任何形式的暴力反抗，以暴制暴，都是正當的。尤其是，刺殺與爆破事件能夠引起國內外更多人的注意，有效提高台灣人士氣，也可以促使更多台灣人覺醒起來。
可是另有一方說，我們可以引爆一個炸彈，然而獨裁政權卻可以在他們所選擇的場合引爆十倍數目的炸彈，並且通過他們掌握下無比優勢的宣傳工具，在人民大眾當中有效地誤導視聽。關鍵在於，事件的詮釋權並非操之在我。又說，刺殺與爆破的真正危險，在於使得我們自己忘情地沉緬在「以牙還牙」的思維裡，而忘記了更重要的工作。如此，反而不利於台灣人運動。
列寧曾經形容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手段，是一種絕望心情的反射。這是相當貼切的。因為，在長期的挫折感驅使之下，走投無路的弱勢者，常會不自主地步入這樣的陷阱﹕孤注一擲的力拼，甚至於是盲目的力拼，以求突破困境。而這正是弱勢者應該竭力避免的。
或許可以用同樣的推理來思考，如果霸權文化的強勢一方可以任意扭曲事件的真相和意義，而且無限上綱地宣傳，此時的弱勢者，是否擁有「以牙還牙」的條件？同時也可以質疑，當我們的對手在從事可恥的族群動員的時候，己方針鋒相對的動員，能夠帶來什麼正面效應？
過去一、兩年來種種事態的演變，似乎一再說明，無論是在政治議題的擇取或者政治思維方向上，主導權一直都掌握在保守派霸權文化集團手中。他們可以任意佈置一局又一局的詭辯場域，以混淆視聽；設計一項又一項的突發議題，以轉移人民大眾的注意力；築構一個又一個的思想盤絲洞，令人身陷其中而難以掙脫。他們更可以一波又一波地發動排山倒海的攻勢，無情追殺對手。長此以往，向來處於被動的弱勢一方，在疲於奔命之餘，簡直沒有翻轉的機會。難怪，我們的對手長期從事族群政治運作不遺餘力，而歷來皆是族群政治受害者的我們，不但橫遭污蔑是操作族群意識的原兇，而且還落得百口莫辯。
我們似乎應該從這個現實中認識到﹕弱勢者在挑戰霸權文化的一方的時候，如果在思維內涵與論述的表達方式上與對方站在相同的高度上，在同級格局下比拼，結果依然還是無法改變劣勢地位。族群動員vs族群動員，「比爛」vs「比不爛」，皆是如此。即便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也是於事無補。
倘若要轉劣勢為優勢，就必須設法化被動為主動﹕在政治議題上奪得主導權，在政治論述上佔領制高點，在政治想像與思維縱深上勝過對方。吳叡人於726發言稿所說“讓思想引導我們脫困”，著眼處不同，思索方向似有相同。若要評論他的「不要比爛」主張，或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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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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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改名的聯想****
桃園大園國際機場最近快速改名，也成為保守派反對的對象。
改變以獨裁者為名的機構，招致其後人的反對，應在意料之中。而保守陣營的反對，卻有各種理由：從花費一億元無根據的指控，到人們已經習慣如此稱呼的說詞；從質疑有轉移倒扁焦點的嫌疑，到推出所謂民意調查多數反對云云。
真正原因，當然在於如此危及國民黨的圖騰之一，所謂去中正化的憂慮。
這些都顯示改革不易，尤其是少數執政的民進黨。然而，並不是少數執政就註定是跛腳政權。民主政治史上，已有許多例子可參考。
從全台灣地名、道路到機構名稱，很多是國民黨獨裁體制下的產物。因此，當然有許多可改變，或者應改變的機會。
例如，全台319個鄉、鎮、縣轄市，其中170個有中正路。另外「省轄市」及台北、高雄也都有中正路。加上衍生的名稱（中正街、介壽路），「中正」的痕跡幾乎遍及全台，而且往往是最繁華地帶。另外，以「中正」命名之公共建築者，有中正紀念堂及中正文化中心等。另外全台灣有2所大學（中正大學及中正理工學院）、2所高級中學、7所國民中學、18所國民小學及13個公園名稱為中正。
國民黨大漢沙文主義的壓迫烙印，不只如此。布農族被迫接受紀念獨裁統治者的「中正部落」；而Pangcah（漢人誤稱阿美族）住在光復鄉；泰雅族住在復興鄉；Pangcah、塞德克族、布農族和太魯閣族，則分別住在忠孝部落、仁愛鄉、信義鄉與和平鄉。宜蘭泰雅族的居地被改名為大同鄉。高雄原名「卡那卡那富」的原住民地區，國民黨接收後先稱為「瑪雅鄉」，1957年間，改成「三民鄉」。
這次民進黨以行政命令改名，是執政六年後對支持者的一點交代。<財經文化周刊>評為「轉型正義」來得太慢；該刊進而建議行政院設立「復名委員會」。
如此，卻是將主動權交付政府，而忽略公民社會應有的主動，以及它與政府的互動。
民進黨政府當然應對獨裁體制下，所產生種種不合理現狀，做好改名的準備工作，決定目標、次序、時機與宣傳。須知改變現狀的工作，都會遭到部份人們不合作、消極的抵制或積極的反對。
除去機場改名之外，吳鳳是個好例子。國民黨多年宣傳捨生救人的吳鳳，是原住民心目中的奸商。1987年9月9日，鄒族原住民走上街頭，要求當時政府停止對原住民的歧視，將「吳鳳鄉」正名為「阿里山鄉」。1989年3月1日，內政部將吳鳳鄉改為阿里山鄉。
今天台北、高雄和嘉義都還有街道名為吳鳳路，仍有學校以吳鳳為名，並以「吳鳳愛我、我愛吳鳳」為招生廣告詞。
這是一紙行政命令很可能的結果。
改名必定造成困擾嗎？國際新聞已經開始使用桃園機場的新名：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類似地，韓國的首都從漢城改名為首爾，並未造成民怨與意外的不便。
改名絕對必要嗎？美國提供反面的例子。東部幾州的名字，在獨立革命後並未改變，而保留英、法殖民的遺跡。
顯然，名字的更改與否應是相關人們的權利；他們對那些名字要有歸屬感，更應引以為榮。
由此看來，全台道路、學校、鄉鎮的改名運動，可以是公民社會積極介入公共行政的過程。人們在不同層次，不同地區，可以展開公開討論的演練。
誠然，人們有惰性。習慣之後，甚至沒道理者往往不易改變，加上預期的費用等，都是可能的反對理由。在街坊、鄰里、結社團體的討論中，不同觀點得以經由辯論而互相了解，從而凝聚人們社區、集體意識。
這樣的討論之後，多數人應該會同意：繼續住在以獨裁者為名的街道、鄉鎮，與被迫改名的鄉里，不過是延續獨裁統治的遺產。如此，與多數人已經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要如何共存？
如果一些社區的多數人，仍然認為不願改名。果真如此，他們的意願應被尊重。畢竟民主社會中，必定會有少數派。
這樣累積共識的過程可能緩慢，混亂，甚至令人煩惱、痛苦；然而，如此正是建構公民社會的基石，也是建立解決內部爭端的經驗。
當這些表面名目的改變獲得群眾的支持後，改變多數人習以為常的觀念，才有可能。
與此同時，民進黨政府也許不妨考慮下一對象，是否開始針對國民黨統治下更大、更顯目的烙印：中正廟改名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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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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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兩天才首次把吳叡人這篇"讓思想引導我們脫困"一文 (以下稱"吳文") 讀過。
除了有算命味道的部分（比如關於「歷史契機」）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意見和評估，
我個人都蠻贊同。
記得美國甘乃迪在一次總統就職演講，有句名言，是對友邦的呼籲，大致是說，
要團結在一起，就要強調相同，淡化不同。
我常常看台灣人政團大嘆"放尿攪沙未做堆"--而事實也如此--就想起甘乃迪的這句話。
有點遺憾的是，我所看到綠營板友（最多是在友壇媒抗）對吳文的反應，多在凸顯不同，而置相同於不顧，
甚至不惜編個「中國道德」的稻草人，大打出手。
所炒起的漫天熱空氣，令我這個有點獨派資歷的人不禁錯愕：
一個獨派的知名學者（我也查過了資料，確認吳的背景）的論述會簡單掉入「中國道德」的圈套？
根據亞理司多得的政治理論（一般認為是對伯拉圖主義的批判）：
民主（Democracy）是憲政共和 (<Constitutional>Republic) 的走精（pervert）型態。
（另外，Tyranny <專制暴政統治> 是 Monarchy <君主統治> 的走精， 而Oligarchy <寡頭統治> 是 Aristocracy<好人統治>的走精。）
走精（pervert）指脫離原定軌道，嚴格來講，它和道德敗壞或墮落還是有分別的。
然而，政治辭令常礙於各執其是的多方解讀。
2000年李遠哲博士的一席「向上提昇，或向下沈淪」，廣受讚賞，是公認幫助綠營勝選的臨門一腳；
現在的吳文，則遭所謂的"綠派"假「反中國道德」的名義，予以激烈排擠。
前後才6年，套句時下的口語：轉得未免太硬了吧？
反吳的朋友所提出的救贖，假如有的話，就是另一個上綱：法治。
但經我扣問有關法的精神，則或不甚了了, 或粗糙地丟些外國典範。
根據觀察，DPP執政時期，有成功的法治嗎？沒有。
那麼他們所談的，到底是怎樣的"法治"？
法治原是為了長治久安.
那樣的法治, 有什麼未來? 我實在湊不出個正面圖像（picture）來。
法上有法，法也有不公正的法--非法的法。
換句話說，法治也有非法的法治。
我認為，以"非法的法治"抗議"中國道德"，對台灣人民毫無意義可言。
對吳文所提：
想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嗎？想要制訂一部所有台灣人都願意接受，都同感驕傲的，偉大的台灣國憲法嗎？想要讓「台灣」這個美麗的名字行遍天下嗎？
根據現代政治理論，我敢確定：台灣人民給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若要使走精的民主政體回歸軌道，有賴新的制憲共和的努力。
[後記：]
不只"思想"
話說回來，我們不妨冷靜想想：
甘乃迪那句話所指出的道理，其實十分淺顯，竟然也需要美國總統說出來？
土想嘛哉--Holo說。
我以為關鍵在will （意志），不是單純的"思想" -- 包括幻想，冥想，玄想等。
因為歸結來說，行動才會讓人脫困，而will是行動的前題/前身。
有一致的意志，才足以產生法，而維繫一個有力的群體。
所以先問: 要不要脫困?
長期觀察, 反中國道德者, 看來確像是在其中掙扎.
但事實是, 掙扎不見得=想要脫困, 有時是一種病態的取樂方式.
繼而, 深思熟慮：到底是不是朋友，要不要逗陣？
缺乏意志, 再簡便的法 (像"強調相同, 淡化相異"), 也會行不通.
順便一題：
台灣有人把國家認同的差異，推演到不共戴天，以致感到建國無望。
不需要。
美國1789建立聯邦共和之前，每個獨立 state， 可說都有不同的"國家認同"，
其間只是以"邦聯"（Confederation）架構做彈性而鬆散的聯合。
美國最後能制訂聯邦憲法，達成單一國家，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說服整合的功夫；
而這些發揮說服整合功夫的文獻，成為現在美國大法官釋憲的重要基礎，
而當時的反聯邦（Anti-federalists）的論述，
則落實於制憲後立即納入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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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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