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 (已 122767 人次閱覽) |
| 我猜 |
| 於: 2005/1/31, 12:17 |
 |
|
發表: 149
|
接受朋友們的意見，題目仍延續舊題，不過個人以為討論遠已超乎連戰學歷問題之上
，所以改掉原題，在此向Simon兄請罪。 2005/02/04 __我猜
原題連結為；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1)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2)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3)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在舊版即將關閉 之前，有許多朋友的經典文章都有一看再看的價值，我猜會盡可能的
轉載提供給新朋友們閱讀。
其中老建中發表於 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內的這篇「學術的遮
羞簿」，檢視了中研院朱院士的槍擊總統一書，也提醒了我們；在台灣類似的情景其
實無時不上演中，這種撈過界或名頭越大學識越廣博的膨脹現象，不也是社會價值紊
亂根源之一？
以單一檢視衍生必要的省思，這篇文章的價值正可以時時提醒所有的朋友。
當然開這題並非老建中版友本意，我猜擅自引文而開，在此先行請罪。
__我猜 引文
老建中 於 2004/11/13 22:00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 學術的遮羞布（一）****
朱浤源《槍擊總統》一書，是台灣一些教授學人「撈過界」的典型。自稱研究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者，卻編著與所研究相距甚遠的議題。也許，要表現外人所不知學問廣博的一面吧！ 果真如此，他必然已經潛心研究過搜集證據、求證人事演變等法律程序與內涵的辯論，也就是英文稱為forensic的科目。但是，從公開的資料來看，他並無這方面的訓練，也沒有相關經驗可言。如此唐突的編著，著實令人為他大膽的「專注」拍案叫絕！
不只如此，朱浤源在《槍擊總統》新書發表會上更表示：
『編著這本書「純粹是學術研究」，基於歷史研究的精神蒐集許多素材，只是學術研究上的初步呈現。
『他有責任和義務針對總統大選及槍擊真假，從史料蒐集、案情研判、口述診問、現場調查等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積極進行科學的研究。』
顯然，他十分得意於自己的學術訓練，說他刻意賣弄、誇耀也絲毫不為過。他的學問功夫如何，並不是自吹自擂就有效的，而是可以客觀、嚴格、科學地驗證。本文稍後就會嘗試進行。
但是在進行如是驗證之前，我們應討論另一相干的問題：教授學人公開言論的責任。前述朱浤源以學者身分的作法，在歐美國家很不可能發生—因為對於教授的公開言論，他們有一定的規範。以下就是美國教授協會的準則。
With respect to faculty members, the ‘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read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citizens, members of a learned profession, and officers of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en they speak or write as citizens, they should be free from institutional censorship or discipline, but their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imposes special obligations. As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officers, they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public may judge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ir institution by their utterances. Hence they should at all times be accurate, should exercise appropriate restraint, should show respect for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nd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indicate that they are not speaking for the institution’”
（出�Bhttp://www.aaup.org/statements/Redbook/Govern.htm）
簡言之，美國教授協會認為：教授也是公民，當然有對公共事務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然而，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他們也有特別義務。他們應謹記：人們可能將他們的發言當作該專業或學術機構的意見。因此，他們言論必需符合事實，要知所節制，要尊重他人意見，更要竭盡所能表明發言只是個人看法，而非代表該學術機構。
不幸地， 學者教授發表專業之外的意見，更不明言是個人立場，是台灣的普遍現象，而且不論本土或泛藍派都一樣濫用他們的特殊地位。一般人民、輿論對此不聞不問。 更有甚者，學術界、「學術研究」等名詞在台灣已經濫用成習。造成缺乏相關學術訓練 ，不自知其粗陋淺薄，而喜歡誇誇其談者，充斥學界。朱浤源正是一個好例子。
在名為「近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年學術座談會」 (2001/10/25)中，他有當時討論的部份發言記錄。
『 臺灣今天已經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了，未來的史學界一定會有好的作品，令全世界的學者一新耳目，所以請放心。
我這篇小文章最重要的是對過去一個爭議的問題進行再肯定，那就是強調：在辛亥革命時期國家的發展重點，已從陸地移向海洋。正如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紀中葉，決定從陸防到海防一樣；以前重視陸防，後來重視海防，因為海洋的世界已經來臨，才會以海洋為核心重新考量。
正因為重新考量「海洋」的內涵，又剛好看到德國國法學學者Franz Oppenheimer在Der Staat上討論國家的體制時，做了幾個大的分類，並提到海國的觀念，他以希臘的共和民主為模式，名之為「海國」，也就是以「海國」一詞指涉共和特色，所以我就在這文章中用了這個觀點。』
（出自於 http://www.kmt.org.tw/Forum/ViewOpinion.asp?Art_Id=2925）
朱浤源短短的發言，除去跡近「天真爛漫」的坦誠之外，表現他史學與社會科學基礎的缺乏，也顯現人文素養的不足。
例如，他根據台灣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而推論未來的史學界會有好作品。如此，除去顯示他有簡化、粗俗的看法之外，更說明他並不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推薦方法。事實上，每年各地都有不少二、三流作者通過個別文學工作者的推薦，而成為被提名者。如今台灣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正是如此程序的結果，而不表示台灣文學已經達到世界水準。無論如何，詩人被提名為諾貝爾獎與未來史學界品質的提升有何關聯？人們都知道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的得獎並未提升印度史學界的品質。文學與史學當然有關聯，然而兩者關係既非直接，也非單行道。如此簡單道理，朱浤源卻是無法掌握。
如果，他有意思考促使未來史學界有好的作品的想法，那麼問題應當是：產生高品質歷史作品的條件為何？如何促成這些條件？朱浤源也許不知道答案，然而，他本人所提供的反面教材，正好說明台灣社會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難。
文法科學者必需熟練文字、語言的運用；也有一些學者成為語文的大師。然而，朱浤源對語文的熟練運用似乎就有困難。例如，他提到「我這篇小文章最重要的是對過去一個爭議的問題進行再肯定」云云。這句話看似高深難懂，事實上連他自己大概也不清楚其含義。對於多數人而言，爭議的問題只能經過新的資料、論點、方法來澄清。恐怕只有思路混亂如朱浤源者，才會有爭議問題進行(再)肯定的提法！
歷史上有許多政治學家，如柏拉圖，洛克，馬克思到葛蘭西，提供不同的國家理論。教授學人們也可以不同理由而擇其所好。然而，像朱浤源以「剛好看到」作選擇的理由，確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創見」，甚至還不如認真的高中學生！
朱浤源也煞有介事地介紹 Oppenheimer的作品。可是，他到底是否了解、如何了解Oppenheimer呢？他說Oppenheimer是德國國法學學者。這個講不通的職位大概又是朱浤源的「創見」吧！其實Oppenheimer 在1919至1929年是社會學與理論經濟教授，也是德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如此簡單的頭銜竟然也逃不過朱浤源的竄改。看來，此君學問不行，卻有隨意「創造」的癖好。
在前引座談會討論時，朱浤源時而談體制、分類，也提海國，又是談共和，似乎非常熟悉該書內容。然而，他是否確實了解Oppenheimer的書呢？
這本書的授權英文翻譯是：
The State: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viewed Sociologicall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John M. Gitterman (New York: B.W. Huebsch, 1922).
標題不妨漢譯為：從社會觀點看國家的歷史與發展。
明顯地，Oppenheimer 嘗試要從社會觀點來看國家歷史與發展。同樣明顯地，朱浤源或者沒看這本書，或者根本沒看懂，而就自己再度大膽創作。Oppenheimer該書的主軸是歷史，從他標示為最早的原始封建國家、海洋國家、封建國家而進入憲政國家；他根據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敘述國家發展的歷史。朱浤源所謂體制、分類云云，絲毫不符合原著的意思，而他所謂海國指涉共和特色的說法更是大笑話。 誠然，希臘是海國，也是自由民的民主制度。然而，約略同時期疆土更為廣闊的羅馬，也是海國，卻是不折不扣的大帝國！
這裏就不再一一舉出他笑話性、邏輯混亂的「創作」。看來，朱浤源引用Oppenheimer的書，主要目的不在於其內容，而在於眩耀他的「博學」！
如此品質的學人，居然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問題到底出在他本人，還是他的指導教授連戰呢？
顯然，第三世界博士的門生，畢竟無法（？）也不敢超越指導教授的門限！
|
| 編修記錄 (4 次編修) |
| 我猜 - 2005/2/5, 01:56 | | 我猜 - 2005/2/5, 02:04 | | 補述 | | 我猜 - 2005/2/5, 02:06 | | 我猜 - 2005/2/5, 02:06 | |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老建中 於 2004/12/06 09:04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學術的遮羞布（二）*****
朱浤源學歷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而學術專攻則自稱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現代史、人文暨社會科學方法學、海外華人研究等。如此自吹自擂，看來應該有一定學術水準。
然而，從上次提到的討論會發言來看，他的表現相當符合第三世界博士學生的身分。當然，只看一次發言、一篇文章可能以偏蓋全，而他也可能是「脫稿演出」。
為求公允，我們再多看一點他的著作。在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中，找到他一篇「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文章。題目是：「融合或衝突？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初探」簡介；英文則為：Integration or Clash? Primitive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論文未署時間，猜測出版於2000年前後）
雖然，外表看來冠冕堂皇，內容卻仍是草包。
首先，題目翻譯就不貼切。漢文中有「近代」，而英文則否。這個錯誤還可能解釋為不小心遺漏。至於「初探」譯為Primitive Observation，則確實要笑掉大牙！「初探」相當的英譯可以是Preliminary Observation。 這是相當粗淺的英文。朱浤源顯然不知道，而中央研究院負責部門也不曾吭聲，仍然資助其研究！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其中評審、考核制度的公平與負責者的能力。
其次，他將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定為融合或衝突兩個極端。這是典型的二分法。在這兩者之間還有許多空間，而且人事的發展總是要複雜得多。兩個族群相處的過程，往往有融合的一面，也有衝突的另一面；有些地域、有些時候，融合面多、衝突面少，有些地域、有些時候則正好相反。歷史上以及現實的例子，多得很；一些學者就是茫然不知。
朱浤源自稱這篇文章（以下簡稱<初探>）的研究動機是：
「馬來西亞華人因為信奉伊斯蘭教而遭受許多困難。為什麼會這樣？這些人是否可以證明Samuel Huntington所說的：
1. 未來伊斯蘭教徒有可能對非伊斯蘭國家發動戰爭。（附錄指出引自312頁）
2. 東西文明將以歐亞之邊界劃界。（附錄指出引自159頁）
3. 代表中華與伊斯蘭的儒、回兩大文化會結合起來？」（附錄指出來自第五章）
朱浤源所提Samuel Huntington著作是 。該書於1996年出版，其主要論點在於提出現代化所帶來國際政治關係的變化。Huntington認為文化成為未來國際間整合的因素。冷戰時期基於意識形態與霸權關係的結盟，逐漸被文化與文明同一性取代。書中主要文化包含西方（基督文明），拉丁美洲，非洲，回教，中國，印度，東正教（俄羅斯），佛教與日本。
該書出版後受到不少正、反面強烈的支持與批評。支持者認為：他提出供人們了解21世紀國際政治的挑戰性架構；也有認為他的作品，極具想象力，足以啟發思考。反對者則認為，他的作品是替西方強權開脫；也有認為參考資料完全是英文，反映Huntington對所其它文化不可能有深刻了解。
西方文法學者的論文、著作數量誠然不少，然而成為經典作品的畢竟不多。朱浤源以這本書作為研究對象，他至少有義務解釋如此選擇的道理。希望不是「正好看到」而已！而且，該書雖然不是大部頭著作，篇幅仍超過350頁，也包含一些宏觀看法與相當數量的資料。朱浤源為何選擇上述範圍相當狹隘的三個問題？如此含糊稀泥，居然能夠取得研究經費，只能加強人們認為一些學者A錢容易的看法！
由於不明白朱浤源的英文造詣，他所「引用」Huntington所說的三項，是否真確，讓我們來探討。
1. 未來伊斯蘭教徒有可能對非伊斯蘭國家發動戰爭。
“A global war involving the core state of the world’s major civilizations is highly improbable but not impossible. Such a war, …, most likely involving Muslims on one side and non-Muslims on the other.” (p.312)
對照原文，顯然朱浤源的「引用」並不正確。試譯如下：
「涉及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性戰爭是非常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萬一的可能性。如此戰爭，將是伊斯蘭國與非伊斯蘭國對抗的局面。」
英文improbable與impossible有差異。然而，漢譯似乎完全相同。這是個問題。無論如何，Huntington只提出萬一如此戰爭發生時，是伊斯蘭國與非伊斯蘭國的對抗，而根本未提出那邊發動。朱浤源如此翻譯，是胡亂、不負責的作風。
事實上，Huntington在另一處也提出伊斯蘭國與西方關係會逐漸和緩的看法。
“ At some point the Islamic Resurgence will subside and fade into history.
“ At that tim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will not become close but they will become less conflictual, and quasi war is likely to give way to cold war or perhaps even cold peace.” (pp. 120-121)
由此看來，朱浤源對伊斯蘭國顯然有偏見。這是任何嚴肅學術工作者所必需避免的！
2. 東西文明將以歐亞之邊界劃界。
“ Where does Europe end? Europe ends where Western Christianity ends and Islam and Orthodoxy begin.” (p.15
Huntington認為西方是否歐洲，其它則是非西方。因此，他引用的敘述將歐洲的邊界定於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東正教的分野。如此分際，將烏克蘭東邊，白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都歸於東方。159頁附有地圖。
顯然，朱浤源的解讀又錯了！
3. 代表中華與伊斯蘭的儒、回兩大文化會結合起來？
Huntington的第五章，也就是朱浤源的出處，主要章節如下：
Chapter 5. Economics, Demography, and the Challenger Civilization
The Asian Affirmation
The Islamic Resurgence
Changing Challenges
亞洲部份，Huntington提到日本，四小龍，以至中國，東南亞，印度經濟力量的崛起，帶來亞洲人的自豪，逐漸要在文化、政治上與西方分立。
至於伊斯蘭教的再興起，他則以年輕人人口大幅增加，來解釋他們與西方日益增加的對立。
結論中，他如此說：
“ As a result,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e likely to see an ongoing resurgence of non-Western power and culture and the clash of the peoples of non-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the West and with each other.” (p. 121)
也就是說，Huntington該書第五章主要論述並沒有朱浤源所說：代表中華與伊斯蘭的儒、回兩大文化會結合起來的看法。
莫非朱浤源另有孤本？又是自作聰明的自由翻譯？
總之，他這篇文章的三個主要命題，已經問題重重，而其研究目的、方法、範圍，也不夠扎實。必要時，再來探討。
到目前為止，我們了解朱浤源英文造詣確實不行。然而，他卻喜歡吹噓。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提到：
「參與此一計畫的三個人，除了引用中文、日文及英文的材料，還要借重其他七種語文的資料。
「就英文方面，則進一步了解有歐美學術，以及白人為核心的各種學術研究成果，並以 Samuel P. Huntington 的討論為主要核心來貫穿解釋。
「除了這三種一般學界應用的文字之外，本分支計畫的三名研究人 員，另將嘗試引用七種語文：馬來文、泰文、印度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以及維吾爾文。」
既然如此愛吹牛，下次我們就來探討他的一篇英文論作。
（待續）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歷史的詮釋影響了當今台灣政治走向及社會諸多價值判斷，這是嚴肅而重要的課題，在
討論現象的同時，若能有由根而起的探索，也許才能更有效的幫助我們了解屬於台灣的
歷史詮釋。
同樣的，我猜延引了延平旁聽生原先所發表的部份文章，以饗諸舊雨新知。然而這也並
無經延平旁聽生本人同意，所以我猜仍請罪在先。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1/03 08:52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歷史詮釋與歷史教科書
歷史，與其說是記載，不如說是詮釋。凡是歷史記載，從來沒有不經過詮釋，而且從來沒有不夾帶詮釋。歷史，即是政治思維的化身。
歷史詮釋，並不是政治思維的唯一參數，卻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參數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潛移默化影響力是如此深遠，卻最不為一般人所覺察。因此，它是統治者手中最為有力的一項道具。從來沒有一個企圖心旺盛的統治階級，不特別重視歷史的撰寫，不特別重視歷史教學。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與日本無條件投降，盟軍佔領全境。當社會次序恢復、學生返校上課的時候，歷史教學在盟軍命令下一律暫停，等待歷史教科書重編。1991年秋，蘇聯解體，葉爾欽新政權上台後首先頒布的命令之一，也是下令停止各級學校的歷史教學。事實上，近代史上的革命，新政權站穩之後，絕少有放過學校歷史教科書的。這些決定背後的原因，甚是明顯。舊有歷史詮釋，代表著舊體制的精神正統性。若要棄置舊有的政治思維，當然須要斷絕舊有歷史詮釋。有魄力地明快處理學校歷史教科書，不但具有告別舊時代的象徵性意義，而且更具有實質的意義：開始著手砍斷舊體制的精神尾巴。
當台灣人民通過不流血的和平方式邁進民主新紀元的時候，放過了國民黨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政黨輪替後，情況依然。也許，其所以如此的緣由，部份是出自於和平漸進的歷程背景。這些暫可不必在此探討。可是，舊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在當前一般人政治思維領域所遺留下來的烙印，卻是十分的鮮明刺眼。民主台灣，還沒有如同許多民主國家一樣，通過徹底改寫歷史教科書，來公開宣告舊體制的終結。產生在威權時代的歷史教科書，依然大致保留全貌，繼續通用。難怪那些散佈各級學校的教師、教授學者，大多在心態上還繼續生活在舊時代。難怪保守政治勢力，仍然以為正統有據、復辟有理，絲毫不肯死心。他們還深深相信，歷史站在他們的一邊。也許可以說，這是當前台灣政治亂象的主要肇因之一。
誠然，革命遽變的結果，往往全盤推翻舊有的歷史詮釋。可是，歷史詮釋的質變，也經常發生在沒有革命風暴的環境下。在面對新情勢、新挑戰的時候，一個活力十足的社會自然會尋求新政治思維，以之取代舊政治思維。舊有歷史詮釋，無法逃避被改變的命運。是以，歷史詮釋的爭論洶湧不斷，可長可久。舊有霸權文化衰弱沒落的一個明顯跡象就是，舊有歷史詮釋開始遭受一系列的強有力挑戰，開始崩解，甚至成為譏嘲對象。新歷史詮釋開始風行，是該社會新思維活力的一個好指標。
台灣沒有爆發革命，因而缺乏革命奪權的骨牌效應，舊時代的霸權文化得以毫髮無損地繼續風光。但是，台灣已經邁進民主的嶄新時代，處於前所未有的新境地，當然迫切需要嶄新的政治思維；當然需要強力挑戰舊有歷史詮釋，徹底改寫歷史教科書。然而，所有這些，迄今還沒有發生；還看不出有什麼蛛絲馬跡，可能會列在執政黨的政治日程之上。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應當儘快奮起的一個理由。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南嘉生 於 2004/11/16 13:27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我是從台灣日報金恆煒總編的「探針」中知道逯耀東教授的文章：雪人已融--給周樑楷、黃清連的信。金總編這一篇評論很精彩，我不宜自暴其短的寫這一篇評論，但與此同時，中國時報也刊登吳錫德教授的另一篇文章，「歷史學者，你為誰服務？」（吳錫德，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4/11/12）兩篇有一些共通性，也就寫這一篇評論。
歷史解釋權必須建立在歷史事實上。逯教授說「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台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舉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我想逯教授絕對知道中國大陸的歷史問題是政治問題，有關歷史解釋一定要共產黨定調後，後面的解釋再由學者去發揮。這樣的討論不是學術討論，也決不是民主國家的討論方式，想不到逯教授竟然用中國的討論方式，暗喻台灣的歷史討論較差。
歷史解釋應該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今天逯教授指稱他的學生根據杜正勝部長的「讀書筆記」，請問依據是甚麼？就算逯教授沒有提出資料的指控是對吧！只要杜正勝部長的「讀書筆記」是正確的，依據這樣的「依據」，雖然不是第一手資料，也不能說周樑楷教授的處置方式一定不對。尤其許多資料強調過去的教科書的確有很多的問題，必須要改革。我想逯耀東教授應該從「歷史事實」著手，而非從「歷史解釋」切入。逯教授舉徐泓教授從網路抓到的資料，「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台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我想以一個有點基本知識、仔細小心的高中生就可以看出這一段文章端倪。翻譯資料要忠於原稿，日本翻譯美國資料，當然要忠於原文。今天有人進一步找出那一份資料是新聞稿，我想逯耀東教授應該找資料證明「開羅宣言」不是新聞稿才是，而不是去強調他手中的資料就是正確的。更不要一口咬定別人是根據政治人物的「讀書筆記」。
逯耀東教授說：「不知道樑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台灣到目前祇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層的關懷或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我不知道逯耀東先生所謂的「量才適性」是甚麼意思，但是抨擊「周樑楷、黃清連」先生的文章，竟然將重點轉到批評教育部長，我不知道為何要遷拖那麼多呢？杜正勝教授到底是教育部長或歷史學家，與這一個事件根本不重要，重要是周樑楷、黃清連的作法對不對呢？是不是根據歷史學者求真實的史學訓練呢？逯教授強調不認為杜正勝不是歷史學家，這並不重要。因為解釋歷史的權力不是根據教育部長，而是根據現在教育部運作的體制在推動。就算杜正勝是歷史學家好了，甚至可以請如逯耀東教授所推崇的有沈剛伯風骨的人來當教育部長好了。假如他尊重教育部體制，他也不能改變下面討論的結論。假如他有風骨，歷史史實證明開羅宣言的確是新聞稿，他也不能改變史實，硬要改變史實基礎。建立在這一個史實上，後面才有歷史解釋權問題。逯耀東教授的文章，很強烈的先從自己的主觀概念確立答案，再找資料。這樣的態度已經強烈背離歷史教育的蹲馬步功夫。既然如此，他後面所強調的歷史解釋權就沒有意義。建立在錯誤資料上的解釋，就沒有價值。我們看吳錫德教授那一篇文章，「歷史學者，你為誰服務？」（吳錫德，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4/11/12）。他也提出很多歷史學家訓練的偉大心得，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歷史事實」這一個重要的蹲馬步功夫。沒有歷史事實，有何意義呢？更進一步說，歷史解釋權是受限於歷史史實下，所產生對「歷史事實」的意義解釋。不僅如此，這樣的解釋本身要有一套解釋原則、理論基礎，讓史學界能接受這樣的解釋具有相當的客觀基礎。今天的開羅宣言到底怎麼樣？我想第一步出現的歷史史實是「開羅宣言」是否是「宣言」或「新聞稿」？然後才能解釋開羅宣言若是宣言或新聞稿，在效力上如何？我們要怎麼看待，他對社會的影響如何？現在他們跳過歷史史實的認定，馬上對杜部長、周教授、黃教授進行學術人格謀殺。這樣不僅不可取，也敗壞他們的名譽，更讓「教授」這樣的頭銜蒙塵。
我們看了很多泛藍軍的文宣或學術界、文化界人士出來對政治參一腳的人，他們都是跳過事實，隨便指責。他們口中講出一大堆美麗的道德學理名詞，但都和他們指責的現象，呈現牛頭不對馬嘴的狀況，甚至就是在指責自己現在或過去的作為。他們的作法對台灣社會來說，不應該是典範消失，而是幻象破滅。然而可悲的是，陪他們破滅的，卻是長久以來，全世界學者、文人所努力建構的學者、文人的頭銜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這樣的陪葬品太昂貴了。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延平旁聽生 於 2004/12/07 23:22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4)
**歷史詮釋：去單元化
打倒往日黨國體制所建構起來的霸權文化體系，本土派學者、評論家與思想家都責無旁貸。同時，所有具有強烈本土主權意識的台灣公民，當然也有權利與義務吶喊嗆聲，督促與催促前者，快快把矛頭指向那些充滿黨國思想的霸權文化，甚至於進而自己投身參預。然而，有意積極投入這個霸權文化解構大工程的，不僅僅限於台灣本土派人士而已，其實有著更廣闊的社會面。
長期以來遭受到黨國思想體系的戕害，並且深深感到憤怒的，不僅僅是本土主體意識的台灣人而已。例如時下仍然依違於本土認同與中原認同之間的各方人士，無論是自由主義右派或者是社會主義左派，其中反對黨國思想體系者，絕對不在少數。甚至於還有很多居住世界各地的漢裔和非漢裔人士。無論政治傾向與國家認同為何，凡是反對黨國霸權文化的，都可以竭盡所能，各有貢獻，與台灣本土派結聚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共同合力猛力衝潰黨國所築構的思想堵堤。在此思想鬥爭中，各方人士都享有參預的權利與榮耀。這是儘可能結聚各方力量，孤立並擊潰保守派。
其次，卻是更為重要的是，民主社會的一項基本要素是尊重多元性。而政治多元性，乃是築基於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政治上的寬容，必須也表現於對思想文化多元性的尊重。多元性的寬容與豐富多彩，絕對無比優越於單元性的霸道單調。
當前盛行於台灣的歷史詮釋，是原舊黨國思想體系中的一項關鍵組成部分，也是台灣新興政治文化崛起過程中一項最大、最具體的障礙物。正因為它的所有思緒細節都以白紙黑字具體地表達出來，甚至於還有不計其數的有形紀念碑、塑像、建築物等等，所以成為最實在、最易於識別的攻堅目標。是以，在新舊政治文化爭戰之中，歷史是理想的決戰場地。在此戰場上，向來狡詐的保守派，無法閃躲逃逸。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退一步則粉身碎骨、魂飛魄散；除了堅持固守之外，別無他途。這個戰場，應該是黨國保守派的理念葬身之處。
推翻舊有霸權文化的手段與過程，將成為規範台灣新文化多元性面貌的要素，值得我們細膩講求與珍惜。在歷史詮釋議題上，應當尊重各方從自己的觀點角度提出分析，各自走完思索的歷程，以適合自己的步伐快慢，陸續加入重整歷史面貌的行列。若要擊潰那個凡事講求定於單元一尊的僵硬黨國霸權文化體系，最理想的途徑，莫過於通過尊重見解上的多元性，容許各派盡情抒陳己見，保有和強化各自的獨特性，務求百花齊放。唯有如此環境，方能夠有助於豐富化台灣新文化的內涵。若要建構最具強勁向心力的公民社會，莫過於通過各方自動自發的真情深入參預。
粉碎孫文神話謊言，各方各有定見，各有不同動機。例如，為陳炯明翻案，為汪精衛、胡漢民翻案，為聯共路線翻案，恢復黃興、宋教仁等人應有的歷史地位等等。他們的後人、各方關切者、各派政治勢力以及歷史研究者的發言，都值得尊重。有關整個國民黨史和民國史的詮釋，都應當如此。百家爭鳴下的歷史詮釋，最能夠適切反映真相、真理的多面性格，最足以啟發活潑的歷史想像，使得人們勇於創意思索。
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增加台灣歷史份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我們仍然須要處裡黨國霸權文化在台灣人民的內心世界所遺留下來的許許多多包袱。唯有通過深刻批判黨國霸權文化體系，尤其是其中的歷史詮釋部份，才有可能增長我們的智慧，從這些沉重包袱的束縛下釋放出來，進而把這些包袱化為值得後人借鏡的歷史遺產。否則，這些包袱依然繼續是台灣文化進步的絆腳石，可長可久，而再多的台灣史敘述也無法有效破解許多人心中那麼多早已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嚴重的是，歷史偏見，特別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大量歷史偏見，處處誤導和扭曲人們的政治思考。
當前，以及可預見的近期內，歷史詮釋的關鍵思想戰爭，其實並不在於台灣歷史部份，而在於中國史部份。在黨國霸權文化瓦解之前，歷史教科書仍然需要中國史內容，尤其是其近代史，因為那是新舊文化對恃的必爭之地。少了它，就少了正面處裡的機會。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台灣歷史，應該有熾熱的詮釋爭端
從高中歷史教科書修訂一事，很多人似乎以為，增多台灣歷史份量、削減中國史份量，等於是從保守派手中奪回了歷史詮釋權。事實絕對不是如此簡單。
若要破除原舊霸權文化對於人民日常思考的鉗制，絕對不是單純增多台灣歷史份量所能夠決解的。當前，影響人民日常政治思維至深，也是歷史詮釋爭奪戰關鍵之所在的，依然在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倘若無法在此領域做出一番大變革，破除一系列的迷思和謊言，則那些企圖復辟的保守派，仍然掌握豐沛的思想資源，退可固持己見、全力護盤，進可侍機而動、驅策千千萬萬的追隨者，造成風潮。如此，亂源不絕。這是問題的一面，當然不宜輕視。
同時不宜忽視的是，問題還有另一面：台灣歷史，並非沒有詮釋的問題。時下，眾人大多僅僅思慮如何增多台灣歷史份量議題，尚未顧及其他。台灣歷史詮釋問題尚未耀眼地浮現出來，卻值得未雨綢繆地多加思考。
這至少有三層意義。其一，任何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人物，在許多不同層面上各有不同的表象，以及不同意涵，複雜交錯。這絕對不是單元式觀點所能夠充分解說的，其中不可能沒有極大的想像與爭論空間。倘若真正重視自己的歷史，認真探究思索歷史問題，就必定會不斷產生重大爭端。充滿智慧的歷史論爭，是歷史思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培植世界級史學家的沃壤。互相激盪、反覆思索，繼續拓展研討的領域，不斷耕耘和豐富化歷史記憶的內涵，如此，歷史認知才能夠活潑化與多元化起來，才能夠貼切反映多度空間的歷史現實，也較為接近所謂的“歷史真相”。不畏懼歧見，讓歧見開啟深思之門，方能夠促使人文更上一層樓。豐富的歷史想像，標誌著充滿多層面思索的民族精神生活，以及具有縱深的思想涵養。歷史思索的一項主要意義，在於厚植多面向靈活思維的能力，不為時下世俗成見框架所困，不流於淺碟型思考模式。這是現代文明所不可缺少的。
其次，必須要有濃厚的歷史感，方有強烈的本土認同感。任何歷史議題的歧見爭辯，無論是如何的激烈，不但不會帶來分化，而且更會加深對於共同歷史的了解，強化更多人對於共同歷史傳承的珍惜。從各種不同層面著手，在歷史歧見基礎上凸顯當前共識的意義，方是多面厚植共同認同之道。倘若自己歷史的詮釋缺乏熱絡爭端，則意味著對於自己民族歷史的冷漠，意味著共同自我認同的思想基礎是薄弱的，認知的熱情也是不足的。換言之，這個社會就會缺乏強有力的向心力。反之，一個昂然而立的團結民族，必須是一個深具歷史感的民族。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現代公民社會無不重視歷史研討，也以開放心胸迎接不斷出現的歷史議題的爭議，甚至於熱切企望期待新論爭的來臨。如此，公民們的政治思考乃得以運行在同方向的大軌跡上。
其三，在近期內甚至於更為重要的是，一個陳舊過時的霸權文化，若非經過思想鬥爭而被取代，是不會自動消失的。具有嶄新內涵的文化體系，必須茁壯起來，取而代之。若非如此，舊有價值體系就會繼續呼風喚雨。腐朽不堪的繩索若不拋棄，依然具有令人窒息的重量。其間，歷史詮解是一個關鍵環節。除了中國歷史之外，台灣歷史的多姿多采的多元詮釋，正可以幫助眾多台灣人從那個充滿虛構神話、刻板沉悶的黨國式單元化歷史認知中解放出來。埋葬黨國式歷史詮釋的最後一鏟土，必須來自於具有深度和廣闊視野的歷史思維，尤其是台灣歷史的思維。
目前的情況是，有關台灣歷史詮釋的大爭議，其實是不存在的。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看到延平旁聽生兄貼文，我相信老建中兄、建中OB兄應該會再來貼文。真好。
響應旁聽生兄的歷史詮釋問題，寫一篇文章獻醜。
有關甲午戰爭對台灣影響的再詮釋問題
根據台灣官方的歷史陳述與歷史課本的講法，甲午戰爭對台灣是不好的，因為中國戰敗，台灣被迫和祖國分離。這樣的論點被許多人接受，但他卻忽略了幾個重要變數，其中，我覺得台灣的利益與台灣人民的看法是很重要的。由這兩個角度延伸到1945年之後的國共內戰或是海峽兩岸的對立，以及1990年代之後的新局，這樣的新詮釋是重要且必要的。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那麼現代史觀下的1895年又是甚麼意義呢？值得我們注意且用心。
1875年之後的台灣，廣義來說，應該都是走蠻不錯的路。我們必須承認，自從西洋勢力往東方移動時，台灣就開始走向一條和中國不太一樣的路，而且還蠻幸運的。從1875年之後，沈保楨到台灣來推動「開山撫番」之後，台灣就開始進行近代化的路了。但是他和劉銘傳不一樣，沈保楨的做法是將台灣的政治體制中國化，他做的很多動作也僅僅是完成傳統中國對一個他統治地區人民應該給予的關心與管理而已。但是劉銘傳卻是將台灣往近代化的路推展，然而這樣的需要到底是因為軍事的需要，抑或經濟、人民的需要，到目前並不清楚。劉銘傳治台對中國來說是有意義的，但以台灣被日本統治的角度來說卻不然。劉銘傳是當時中國最有眼光的傳統行政官僚，他的治台用心，放置在中國的官僚體系來看很傑出。繼他之後的邵友濂、唐景崧就差多了，他們幾乎將劉銘傳的改革停滯。然而將劉銘傳的改革以日本治台業績及近代化的眼光來看，他卻遠遠不及。以土地來說，劉銘傳僅僅丈量土地，日本則是將台灣「一地二主」、「大租、小租」的現象改變，變成一地一主。而日本這樣的改革明確了土地所有權，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他對經濟的影響，比僅僅為了政府稅收的丈量台灣來說，日本這樣的改革對台灣是一場革命性的重大調整。因為明確的產權之後，個人的努力才不會白費，許多民間有關財產爭議方面的問題，才有政府單位出面，而他們依據政府台灣改革、丈量的資料，才能判決出為人民信服的決定。這樣的體制才能建構完整的民法，讓人民各項的經濟活動可以在國家、政府單位的規範之下發展，日本之後的建設也才能推展，如此就會出現之後的後藤新平在台灣這樣的改革與建設。像後藤新平在台灣的建設，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出現，那是一種近代化國家發展的普遍現象。由此可以看出，1895年，台灣被中國割給日本，那是一場對台灣幸運之路。
相應於被割讓的台灣，中國在清朝統治期間，卻陷入長期的改革爭議，從康梁變法、慈禧下詔立憲等，都還在改革的爭議中討論。之後的中國，則更在中華民國體制爭議下、軍閥對抗中度過，可以想見，1895年，他讓台灣避免捲入中國的紛爭中，那是對台灣有利的變化。
臺、中幸與不幸的爭議中，有人忽略對比公平性問題。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的政治體制，固然有別於他們本國，但差別多少呢？這是要討論的。我們必須知道，日本時代，台灣固然沒有選擇總統的權力，然而一些相對基層的選舉，依舊存在。但是中國呢？我想他們連基層選舉都不存在。中國固然有選舉第一屆的國會議員，但他是甚麼樣的機制選出來的呢？這必須追問。其次他選了幾次？不能只有一次的選舉，即令他是公平選舉，就說中國開始民主了。如果這樣可以說，那麼清朝末年不也是出現各省的評議會嗎？清朝就是民主體制的國家。再者，國民黨以武力統一或說佔有中國中央之後，他們並沒有推動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也沒有地方選舉，很多地方官員都是由國民黨中央所指派，那也不是民主。我們可以說，在民國34年之前，台灣的政治制度，並不比中國的各地方制度差，甚至更好，至少台灣的選舉制度還有在推行、而且有相對公平性。台灣人民在日本時代權力選中央民意代表，中國的人民也沒有，台灣人民沒有權力選擇相當於台灣省長的總督權力，中國的人民也沒有資格選省長。從而我們也可以說在日本時代，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力也不比日本時代差。我們當然也瞭解，日本在台灣的許多措施，都有優惠日本人的特性，從日本時代的公學校（台灣人子弟讀的國民義務教育的小學）和小學校（日本人子弟讀的小學）可以瞭解。然而，中國有在推動國民義務教育嗎？
從上面比較，很顯然，就絕對水準來說，台灣遠比中國好多了。但從相對爭議或者民族歧視角度來說，台灣的確存在。然而，沒有國民義務教育的中國，譏笑有國民義務教育的當時台灣，他的國民義務教育有著民族歧視，所以台灣不好。這樣的指控好像是笑話。
台灣人民的角度來說，被割讓的意義是甚麼呢？我想那是一種國籍選擇問題，而這種被迫選擇的不愉快感覺讓人感到生氣，其他部分，很難說有甚麼偉大意義。對1895年的台灣人來說，身為清朝人與身為日本人，都只是國籍差異。因為從民族的眼光來說，如果被異族日本人所統治是不幸，那麼之前被異族滿州人統治就是幸福嗎？這很顯然是不對的。其次，清朝並不是一個nation，所以用已經有民主意義的法國所發生的割讓洛林與雅爾色斯，由此產生文學家都德描述雅爾色斯被割給德國時，所發生的「最後一課」現象去比照台灣，顯然是不對的比喻。
1895年的台灣，只是兩個異族間的領土更動，而台灣恰巧必須被迫做轉換而已。
另一種現代化的發展路徑。1895年對台灣人來說，實際上是以一種穩定的、超前的方式走向近代國家。如前所述，1895年之後的海峽兩岸發展，台灣是平穩的走向近代化，但中國卻在爭議與爭權過程中發展，那麼，聯繫1895年之時，孫中山所謂的三民主義、中國革命與1945年之後的台灣全國人民努力追求目標，我們必須說1895年後的台灣，超前進入近代化的過程。這對台灣當時的人民來說是幸運的。他們被日本先進國家的官僚體制，強迫拉進近代化的洪流當中，以後藤新平為主的台灣近代化建設官僚，將台灣從後進國家急速拉進先進國家。這樣的作為就如同明治維新在台灣的一次重演。如果西南戰役對日本近代化是有深刻意義，那麼林少貓的投降（從民族的眼光也許是不幸，但對應於他們向當時中國的交心，他們的投降也不一定可以肯定是台灣的不幸。）也許可以等同是台灣近代化的啟動吧。對1895年戰後的第一代，也就是蔣渭水前後的人物，相應於當時的中國人民及菁英，他們是幸運的。然而將台灣的日本時代與戰後聯繫，以近代化的眼光來看戰後台灣史，1945年中國勢力進入台灣，就是一個相對落後的體制進入相對近代化的地區，所進行的落後者對先進者統治的不合理現象。如此，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菁英的屠殺，就是對當時相對先進地區的先進菁英殺戮，以減緩先進與後進國家的差距。而二二八事件及其後來的白色恐怖統治就是拉退台灣的發展以使後進國家體制有能力控制及掌握先進國家人民的發展與想法。就這樣的角度來看，1945年之後的台灣本省人是被犧牲的一代。
重新解釋1895年對台灣及台灣人的意義，目的在說明，從中國人強調的種（民）族的眼光，異族是可恨的，被異族統治是不對的。但他卻只是中國人的觀點，不是台灣人民的觀點。這樣的歷史立場差異，當然會造成歷史詮釋差異，從而會影響台灣人民對歷史、地理關係的認知。當然他也影響台灣人民對未來發展的看法，這很重要。台灣人民應該從台灣人民的利益去思考這一塊土地與人民的利益。中國，只是這樣思考下，必須注意的重要變數，卻不是主體，以中國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不應該是台灣的歷史詮釋。
|
|
|
|
|
|
| 老建中 |
|
遊客
|
反省、批判與學習
2004年底立委選舉，泛綠陣營從選前的高度期待、激昂的「過半」呼聲，到開票後「敗仗」的大幅失望，顯現台灣民主進程中執政黨再次成為立法院少數的現象 。「敗仗」後，批評民進黨的聲音高漲，而多數批評與反省集中於技術、戰術層面：從過分自信，輔選不力，過早與過高額提名，配票不當，到泛綠陣營的內訌，等等。泛綠媒體也出現質疑、規勸民進黨的聲音。例如，台灣日報12/13/2004 社論提出：「執政黨要從挫敗中學習傾聽人民的聲音，只有如此，才會更加壯大」。費邊社則在01/08/2005專欄 < 民進黨吃定台灣人？ > 中，指責其快速放棄台獨綱領的行動。自由時報 01/29/2005 社論更明言：「輕毀選舉承諾的投機作法必遭人民厭棄」。
泛綠黨團也有一連串動作：陳水扁辭去民進黨主席職位，為敗選「負完全責任」；台聯則公開表明自主，而要與民進黨分清楚的意願；新潮流系的林濁水、李文忠提出前所未聞的爭議論點。民進黨從過去一向大力撻伐泛藍，到最近頻頻釋出包含「協商」的「善意」，探測、尋求與親民黨「和解」與合作機會。這樣的峰迴路轉，似乎為改正張俊雄檢討報告所指出的問題：偏離爭取中間選民目標，是導致選舉結果不如預期主因。如此本意似乎良好的動作，卻困擾不少支持者。
民進黨一向是選舉掛帥，如何爭取更多選票，當然是其核心考慮。問題是：如何一面鞏固原有支持者，另方面爭取更廣泛的選民，進而擴大影響面？堅持台獨綱領可以固票，對於中間選民與泛藍支持者恐怕是反效果。「傾聽人民的聲音」是民主政治無可爭議的原則，實行卻不容易，尤其當人民的意願是55波，兩方平分秋色，更可能是互相矛盾！縮小立委選區，減少選舉頻率，選舉前及選舉中的嚴峻對立，選後和解等合縱連橫的運作，畢竟只是戰術，而有其局限性。
分析民進黨自2000年執政後遭遇的種種問題，有些由於泛藍陣營（國民黨為主）的杯葛及保守勢力的反對；有些由於民進黨經驗、能力、資源不足；有些則由於民進黨背離諾言，放棄原則而妥協的結果。似乎，每當阿扁嘗試爭取泛藍支持時，民進黨就會惹惱、失去部份支持者。有高雄「政通人和」經驗的謝長廷，表示將不積極推動正名運動；有些人認為這是「務實、避免爭議的作法」；獨派團體則大表不滿，呼籲民進黨「不要忘記台獨基本盤」；更有人主張「阿扁這一次應該硬起來」。本論壇網友，如二寸魚所提：「一味的委屈求全帶來的只是長年支持者的心冷，讓意圖期待陳水扁施政魄力的所謂中間選民失卻再次選擇的熱情」，無塵：「誰說我們不該大動作的批評阿扁，不批評反而讓民進黨認為他們現在做的才是符合民意的」，與KKK等人批評陳水扁的中國政策，都是近年一些泛綠支持者不滿民進黨的主要層面。
從近乎無條件支持「咱台灣人的政黨」，「台灣之子」，從耽心批評會就助長泛藍力量，到今天人們對民進黨公開的警言、批評，這當然是進步的現象，也代表本土派政治實踐上的逐漸成熟。然而，這些委婉或尖銳的批評，還只搔到民進黨與本土派所面對問題的皮毛而已。
民主政治不靠善意、不是權力遊戲，也不是一成不變堅持所有原則的教條主義，更不是一有困難、危機就急於妥協的「藝術」。什麼是不可變更的基本原則，什麼可以變動、妥協， 如何把握原則，從而聚集、發揮支持者最大力量，當「必要」時如何說服支持者而與對手妥協，減輕其攻勢的影響，在在都需要正確政治判斷。然而，正確的政治判斷來自整個社會累積的政治智慧。在台灣，尤其泛綠陣營，政治智慧正是不可多得的「稀有物資」。
民進黨繼承黨外，以選舉文宣犀利起家；多次擊敗國民黨組織強大，資源豐富的對手，而被指責「只會選舉」。從上兩次總統及立委選舉結果來看，很清楚地，沒有一個政黨能保證每次選舉都如意。選舉結果有時不可測，有時甚至大出人意料：獲勝者也許靠本人魅力、政見，也許靠草根組織，也許原因也許更為複雜。選民的意志，畢竟有不可知的一面。但是，無論從理論或實際運作，都顯示經選舉更替的政權，不管支持者如何廣泛，如何熱忱，只是政治運作的一部份；長期而言，它無法與不經選舉、不受民意監督的國家機器抗衡。正是如此，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是所有先進民主國家的常態。
到目前為止的檢討中，還未看到有關於此的探討。相反地，有人鼓吹「台灣牌」的民主經驗。不但如此，還有個相關的看法：要深入了解台灣，要對台灣前途有真正貢獻者，一定要住在台灣。住在台灣，有深入了解台灣、貢獻台灣的可能。但是，其逆一定非真？不住台灣，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台灣？就不可能貢獻台灣？時機合適時，當會再來探討。
台灣在民主進程誠然有亮眼的成績。經常聽到：「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才達到的民主目標，台灣不到二十年就達到了」的說法。一度代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李登輝被稱為「民主先生」；經過和平手段，取代國民黨專制政權，台灣成為20世紀民主化過程的寵兒。不少人不但自信十足，甚至因此自滿、自傲。
然而，脫胎獨裁社會，而且帶有濃厚漢文化與歷史包袱的台灣，如此快速進入民主社會，先天就不足。落後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個明顯的問題。有人買票，有人賣票，一些人非選「好人」，名人不可，有些人投票講關係、人情，而不看候選人政見、黨綱，人們投票意向也能受傳言、權威影響等。另外，更不可忽略的則是日益表現自主的國家機器。台灣的「寧靜革命」以及最近許多事件，顯示國家機器自主的意願與行動。軍方與司法部門，明顯地退去過去「黨國不分」的色彩。例如，軍方在軍購案直接與泛藍對立，司法系統在總統選舉與真調會的裁決，也惹火泛藍陣營。泛綠從過去大力批判國家機器，到今天對國家機器贊賞不已。國家機器與政黨關係似乎已經有180度轉變。
但是，人們不應因此誤認國家機器有任何「泛綠情節」。如果泛藍執政，相同的情形也會發生。事實是：國家機器在執行他們的任務中，不斷累積政治資本，也因為「捍衛國家、人民」而提升他們的聲譽及地位。國家機器來自社會，卻不受社會節制。這些冷酷的政治事實，似乎在綠藍紛爭中，失落了！
政治智慧何來，如何累積？制衡國家機器力量來源為來，如何運作？都是我們必需思考的問題，也沒有現成答案可循。諸如此類有關台灣民主下一步的問題，如果要仰賴台灣的學術界提供適合的理論或借鏡，恐怕將是天大的難題。不但第三世界博士無能提供，本土養成的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兩者更缺乏洞察這些問題的能力。台灣民主要更深化，我們再沒有自滿的本錢，而需要深刻的反省、批判。民主畢竟是西方舶來品，他們數百年的實踐與豐富的理論，必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之處，而我們也別無選擇！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臧否人物
早前一度略為涉獵明代歷史，迄今依然印象深刻的是，明代文人臧否人物風氣極盛。臧否人物，尤其是人格詆譭，是當時政爭的手段之一。臧否盛風，反映當時朝野之間惡鬥之烈。雙方壁壘分明，互相攻擊，毫無留情餘地。多年以後，讀及中國文革期間的各派宣傳文獻，深深感受到二者極為近似。相雷同的是，人身抨擊無所不用其極，務求萬箭穿心、致人死地；遣詞用字，堪稱是驚天地泣鬼神。論敘者大多以天地間唯一真理的守護神自居，在言詞上嚴厲到決不退讓半步的境地。可是仔細分析，連篇累牘，並沒有多少實質內容可言。若以一句話來簡單概括﹕黨同伐異。也就是，只問派閥立場，不問是非對錯。如此而已。
近年來觀察台灣政局，發現深藍媒體方面對於人身攻擊之偏好、用力之深，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相較於先進民主社會而言，台灣這個民主新鮮人在臧否人物方面的熱絡表現，確實不同凡響。不由得不開始相信，這個現象之所以歷久不衰，應該與傳統漢人的歷史詮釋、歷史人物評價模式有關。
在漢文化傳統裏，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評價，都極難脫離忠奸之辨的範疇。凡是涉及忠奸，基本上就是臧否人物。這其實是相當僵硬的黑白二分法。
例如，岳飛與秦檜向來是所謂嚴忠奸之辨的典範。其實，如果拋棄那些陳舊的泛道德化立場，仔細分析宋代所處的內外情勢以及後來的歷史演變，以之作為評價依據，則對於岳秦二人的評估，肯定會有所不同，甚至於可能導致大翻盤。就此而論，傳統忠奸界分的意義，很有重新探討的空間。或許有人說，講究忠奸之辨，是舊式綱常倫理如日中天的時代，我們現在沒有必要以今非古。然而，時至今日，凡事講究定於一尊的舊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多元思考也愈來愈得到尊重。但是，衍生自舊時代家天下背景的歷史詮釋與人物評價模式，時下依然風行如故，人們一成不變地繼續盲目捧岳貶秦。除了岳秦而外，還有一系列的類似典範，繼續頌揚那種過時、封閉而粗糙的舊價值觀。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令人有時空錯置的感覺。
歷史人物評價模式，具有很大的潛移默化力量，是眾多人日常政治思考最主要的參數之一。如果千古奸臣人人皆曰可殺，自古而然，今人若有被定位為出賣黨國、背棄道統者，不也應該毫無質疑地立刻千刀萬剮嗎？胸中若是忠字當頭，便容不得任何不符合自己心目中標準答案的見解，絕無協商對話的空間。此時，立場決定是非，對手均可視同奸輩對待。奉歷史之名，己方當然是正義凜然，不可一世；肅殺之氣，油然而生。為了一個忠字，人們可以義無反顧地越境殺人（如江南案）。
僵硬粗陋的歷史人物評價，總是遮掩和扭曲諸多歷史事實，方能夠利於套用。問題是，此類歷史詮釋可以成為囚禁人們心智的牢獄。倘若習慣於如此評價過去的歷史人物，就會繼續以同性質的思考模式來評價當代的政治人物以及當代政治事件；並且從而決定政治態度。原舊霸權文化的先天優勢，即在於此。是以，舊勢力特別擅於通過那些經過詮解包裝的歷史人物，便當地操縱了人們的政治思考，定調政治氛圍。黨同伐異心態因而得以泛濫，舊勢力從而維持其同仇敵愾的向心力。這似乎是當前政治偏見與政局困境所以產生的一個緣由。
傳統臧否人物惡習，尤以保守派陣營為然。可是細加觀察，此種惡習的思想種子，卻是遍處可見，不限於保守派而已。
日前看《台灣心聲》有關辜顯榮歷史評價的節目。在當場一群評論者當中，淡江大學教授施正鋒的意見，其實是舊式嚴忠奸界分的延伸。他在多次發言機會中所一再申論和強調的，不過是如此一個相當片面的見解而已，全然沒有其他稍具人文深度的想法。如果我們有意揚棄那些刻板而狹隘的歷史人物評價方式，理當耕耘較具縱深意涵的歷史思維。
充滿悲劇的台灣歷史，產生那麼多的悲劇英雄，刻正等待後人的解讀﹕多角度和多層面的剖析，精彩而透徹的敘述，而不僅僅是咒罵和謳歌而已。我們須要擺脫僵硬的二分法，重新學習評價歷史人物。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從歷史學習
1830年代法國人Alexis de Tocqueville，到美國短期考察。這位當時才20多歲的律師，回國後寫出深刻的作品 Democracy in America(《美國的民主》)一書。直到今天，本書還是歐美大學政治、歷史課程的教材，而不少學者更認可為詮釋與研究美國民主、社會、歷史的經典著作。
該書描述的是年輕、沒有封建歷史包袱，獨立革命後直接實施民主制度的美國，而作者則是法國最古老貴族家族之一的後裔，對立鮮明。不只如此，Tocqueville更擺脫出身影響，透過訪問、觀察，詳細記載，也犀利解釋當時美國社會的特點。來自高度中央集權的法國，他對志願、多樣、活潑的美國公民結社，不只好奇，更明白由此產生的公民社會是憲政體系穩定的基礎。他認為：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是美國最偉大的資產，而民主得以實行的最有效方式，是來自社會，是由下而上公民意志與力量的凝聚，而非來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輔導、教育。
誠然，美國憲法已經明文規定政府的權限，也設立三權節制的種種機制。然而，法律制定無論如何謹慎，即使加上不斷的修正案，總是無法完全周密；一方面司法機構可以有不同詮釋，再者行政機構在執行方式與範圍，更有「靈活運用」的餘地。這是民主制度面對的問題。而且，現代民主有些結構弱點；其一是定期的選舉與任期的限制，使得對民意負責的民選代表經常更換；其次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與都會生活，造成人際關係疏離淡薄，有利個人主義。如此，都相對顯現政府機構、官僚體系的紀律、組織與連貫性。
1830年代，美國國家機器規模仍小，相對簡單的公民社會已足以節制。然而，隨著南北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長期冷戰，美國國家機器成為龐然大物，而且策劃、管制、掌理、干預與人民生活有關的事項也越來越多。如此狀況下，公民社會更是確保民主，尤其是個人自由與隱私權重要的一環，也成為構思、推動、考核公共政策的公開論壇。
公民社會的重要性，近年來在台灣似乎逐漸取得認可。起步晚的台灣，除去民進黨政府的公開推動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非盈利團體 (NPO) 與非政府組織 (NGO) 參與。根據<財經文化周刊 >報導，正式立案者近三萬，十分之一屬基金會，而且「大大小小天災人禍現場，或是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討論焦點，很容易找到許多民間團體無怨無悔、盡心盡力的身影」。（2005/1/27）其中有些倡導社會改革，有些著重幫助災民，有些在台灣，甚至到海外義務工作。
假以時日，我們可以期待這類公益組織在規模與範圍兩者的成長。公民社會的一些現象，誠然已經出現於於台灣。然而，公民社會要成為節制國家機器的機制，不只需要真誠、熱心，不只需要奉獻、無悔，而主要關鍵之一，在於多數人民如何看待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同期的<財經文化周刊 >提供很好的線索；它指出非盈利團體面臨問題，在於：「發展瓶頸：法律殘缺、政府主管機關各自為政，缺乏完整發展規劃，而某些公益團體吸納過多資源，造成不平衡發展」；而認為希望在於：「公權力出面協調統合」，進而更樂觀指出「政府協助輔導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推動13項專案」等看法。如此，期待政府出面，解決公民社會問題的心意，躍然紙上！
Tocqueville正好有相關，而相反的觀察。他看到的是：美國人民從小就被教導，要靠自己克服種種困難；對社會威權（按，指政府為主），他們總是抱著懷疑、不安的態度。只要注意美國政治、社會，這是相當容易印證的事實。傳統以來，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寄望，顯然正是國家機器的最佳同盟。我們習於政府對人民隱私權的多方干預，也安於政府的種種「照顧」、「指導」。例如，由中央政府統籌掌管教育事務，負責全國人民的身分證，核準印行、分發出版品等等，在美國必然引起人民激烈抗議、群起反對，而在台灣卻是理所當然，很少人認為這是政府威脅人民隱私權，干涉人民自主權的行動。要改變這個觀念，當然不容易，卻是台灣公民社會成為節制國家機器機制的必要步驟。
自由獨立的媒體，是當時Tocqueville觀察美國公民社會的另一特點。他以為，美國媒體能經由公開論壇討論，集結社區、團體的共同原則與利益，將其轉化為政黨的信念，進而幫助避免政治權力的集中。媒體不但影響人們的政治看法，也塑造人民對其它事務的意見；媒體不但可以改變風俗習慣，也能夠更改法律。美國歷史不斷驗證Tocqueville的觀察， 而20世紀更不乏著名實例。
解嚴之後，台灣媒體也隨著開放。但是，保守媒體幾乎變成八卦新聞的同義詞，而本土派則似乎停留於公正、翔實報導新聞的上限。其實，自由、獨立的報導只是媒體必要的部份性質，媒體更要與公民社會互相呼應，彼此影響。媒體內容固然反應記者，編輯的素質，也反應社長，老板的偏好，最終則是反應讀者與社會的背景與水準。要提升媒體水準、深度，和參與公民社會的可能，需要先進的個人與看法，更需要踴躍、深入的討論。海國學院可以是如此嘗試的開端。
對於多數人而言，民主提供普通人參與政治，監督政府的機會，與由出身決定的封建、獨裁體制比較，這無疑是進步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仍非完美。Tocqueville 在美國的觀察，即指出民主制度中所隱含多數專政 (Tyranny of majority)的危險。
泛綠支持者都目睹泛藍立法院多數，使用多數專政的「暴力」，不但多方刁難被質詢閣員，可以「任意」翻案、制法，更能「合法」阻止法案、預算的通過，帶來各種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顯然不是陳水扁好意的新年賀詞，或者合作的姿態就可以解決，也不靠謝長廷「安定」內閣「軟工夫」的妥協。長期而言，制衡立法機構不合民意的行動，依靠壯大的公民社會，透過公民團體介入公共政策的擬定、討論，表現人民的意志、看法。
然而，對於少數族群而言，多數專政的隱憂則是「台灣人84 趴」的說法。融合有歷史深刻恩怨的多族群社會本是艱巨的過程。如何經過了解過去，同情對方立場，而邁向民主的未來，需要各方參與、讓步及互相信任。台灣民主的深化 ，少不了融合各族群的積極參與，而多數族群有包容的胸懷，進而化解少數族群的憂慮，是加速這個過程不可缺少的要素。
Tocqueville上述名著中的一些看法，多年後獲得研究學者的肯定。而且，有些學者認為他不只了解當時美國，甚至更幫助美國建立民族認同。類似地，經過不斷學習、敏銳觀察，而能夠深刻了解外國社會、歷史者，並非孤立現象。可見，研究、學習不但無國界，也無時限，而後進向先進社會學習，更是常理。
在Tocqueville 訪問美國百年之後，半個地球之外的台灣，是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1920-30年代，當時台灣沒有一點民主社會的跡象，卻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歷史：當時台灣有相當普及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前所未聞，也是當代台灣人民都應該明白的歷史。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歷史詮釋的演變，有如浪潮
在白色恐怖尚無退潮跡象的年代，曾經以為台灣人運動具有濃厚的民族解放運動色彩，因而開始留意歐美學術界有關民族問題的研究。經過一段時間，漸知此領域大師級學者為數不多，經典著作也寥寥無幾。有很多年期間，都沒有什麼好論著問世，讀來讀去很有興味索然的感覺。不知不覺中，漸漸不再去留意了。不料多年後，突然發現，新論著連續出現，如同百花齊放，而且研究方法新穎，見解極具開創性，讀得痛快極了。不久又發覺，在經常注意的其他幾個人文領域，也有同樣的現象。
嘗想，這或許是六十年代世界性反戰運動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 -- 校園裏高呼anti-establishment口號的激進憤怒世代，經過長期的潛沈努力，終於在學術界破繭而出，表現出相當篤實的一面。他們為學而不受拘於傳統的框架，創意十足，帶來學術新氣象。例如，有關美國歷史研究，在前人所未曾觸及的許許多多議題上，成果豐碩，讀來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個例子的意義，值得略加探討。
百年來，美國歷史的詮解，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前後歷經了幾次大浪潮。首先掀起滔天大浪、驚動萬教的，應推哥倫比亞大學的Charles Beard在1913年出版的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在此之前，大多是從自由平等公理正義的抽象理念和高貴理想著眼，以之解釋美國開國的來歷，以及憲政體制的建構經過。甚至於十九世紀中南北內戰的來龍去脈，一般也滿足於這種詮解。隨著這部著作的問世，多年來眾人所習以為常的這些見解，很多都受到重新評估。
Charles Beard以為美國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的制訂，在基本精神上有相當落差﹕後者背棄了前者。他經過詳盡查證很多原始資料，發現美國制憲會議的眾先賢們皆是美國公債的持有人。他們在制憲時最為重要的考量，竟然是優先保護自己的投資權益。因此，美國憲政設計，顯然有濃厚的階級色彩，其真正意向在於保護有產者、防範無產者。依他的解讀，一般過度渲染了政治理想所扮演的角色。（如他在另一部著作的一句精彩話，“Man as a political animal acting upon politic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more vital and powerful motives is the most insubstantial of all abstrations.”）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開國以來的許多歷史大事件，都有了相當不同的意涵。原來，美國內戰的爆發，與北方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需要息息相關，等等。
Charles Beard從沒有直接援引馬克思的論述，可是，其歷史方法論不無唯物史觀傾向。緊接在這部著作之後，有很多美國史的學者也開始從同樣角度來作歷史詮釋，追蹤歷史上許多利益團體與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以及其與政治的瓜葛。以往為了顧及國家莊嚴形象（愛國主義）而甚少揭露的，現在都了無禁忌地一一公開揭露了。不出數年，各家著作極豐，開始形成一股新的學術風氣，影響美國史的學界至深。美國人民的集體歷史記憶乃大不同於往昔。新的歷史思維，意味著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深刻檢討。
1919年間，Charles Beard與若干較為激進的學者合作，在紐約市成立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這個學校立刻吸引了很多國際間大師級思想家為之講學授課，如羅素，凱因斯，拉斯基等。如今，這個學校已經成為一個擁有極龐大校產的國際聞名學術重鎮，依然享有很高評價。
三十年代，哈佛大學一位年輕學者Perry Miller，從另一個相當不同的角度來詮解美國歷史。他以為，若是缺乏明確的想法，人們不可能有大作為；歷史事件之所以產生，歷史之所以有所進展，主要起源來自人的見解、目標。遠景展望一定要能夠有很周密的構思，而且論述鋪陳得足以令人信服，方能夠使得人們下定決心，克服萬難，遠渡重洋，建立新家園。他以為，歷史家的責任在於把歷史關鍵時刻的動機、構思、願景，一一追蹤探討。於是，他從十七世紀新英格蘭數代清教徒精神領袖的論述著手研究。1937年，他那部厚達五、六百頁的里程碑著作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問世。序文中說，清教徒精神是the most coherent and most powerful single factor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America。不言而喻，精神因素的影響絕對不遜於物質誘因，甚且可說是更為重要。
這並不是一部通俗性著作。若非相當熟諳傳統基督教教義爭執議題，包括其中相當細膩深奧部分，可能無法卒讀。可是，這確實是一部才華橫溢、學術價值極高的著作，具有里程碑意義，影響甚廣。它使得讀者深深了解，從觀念、見解入手來詮解歷史，能夠如此的精闢深邃，讓人感覺如同打開門扉，步入一個充滿深意的新境界。有趣的是，Perry Miller筆下的清教徒，甚是不寬容，連文學小說都嫌惡，絕非自由派，在許多方面其實與美國建國諸賢大異其趣。若以清教徒的道德標準判斷，美國革命與制憲，都是不夠格的，甚至於是對現實的懦弱妥協，是道德的淪喪。這其實說明，某些精神傳承的發展演變，涉及變數極多。其意涵很值得玩味。
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保守勢力開始重整旗鼓。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是二、三十年代美國在各方面都有大危機，導致羅斯福自由派新政大行其道之後，保守勢力經過長期萎縮和蟄伏，開始復蘇。Perry Miller的治學方式普遍受到推崇，不宜說是清教徒精神的復興，其實應是對於先前風行的、具有唯物史觀色彩的歷史方法論的一種反彈。在美國歷史的詮釋上，很多指稱唯經濟主義觀點之不足，重新轉移到強調人的思維所發揮的關鍵影響。於是，美國歷史的解讀方法，又括起新風向。大約同時期，歷史上許多保守主義著作（如Burke, de Tocqueville），也開始大為流行。這對於美國保守勢力而言，確是一股思想助力。六十年代美國學生大規模反戰運動，正是發生在此背景下。
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出身，與前大為不同。有不少論者說，GI Bill使得為數極多家境貧寒者得以受到高等教育。許許多多少數族裔新移民的第二、三代和黑人，開始有機會就讀大學。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數人（以及男人）的特權。長春藤盟校的光環固然依在，可是州立大學享有極為充裕的經費，不但學術水準突飛猛進，而且優質州立大學在數量上成長驚人。這時，女性也開始大量進入大學。再加上全球性的學生反戰運動，對於傳統價值觀的無畏挑戰，必然帶給學術研究以極大的衝擊。美國歷史的詮釋，自也不能夠免於這一新波浪的衝擊。只是，這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醞釀。
年輕一輩的歷史研究生以及學者，若要緬懷先人的生活作息實情，可能很多都不能不追溯到工廠、貧民窟、奴隸屋、走私船、娼窯、農舍、軍營、礦坑、監牢、菜市場等等。與上世紀歷史學者諸多出身傳統古老士紳家族色彩相較，有若天淵之別。成長過程、人生歷練，很是不同；歷史想像空間與研究興趣之所在，當然也很不同。
對他們而言，值得緬懷的歷史記憶，不但包括有<五月花>清教徒及其後裔、建國革命先賢，而且還有新移民流動勞工、極端困頓下努力持家的婦女、黑人的奴隸先祖、早年的華工、四處遭受歧視的猶太人、流離失所的印地安人、被迫流亡的各國政治犯與教徒等等，以及他們的生活與思索。其中有著異常豐富的素材，也成了學術研究的嚴肅題材。歷史研究議題多元化，通過出色的敘述，許許多多平凡人的夢想、奮鬥、思緒、失敗、哀痛、掙扎、絕望，也構成了美國人集體歷史記憶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此，若要深入探討美國歷史，在政治理想、經濟利益、清教徒精神的課題之外，又展現一個很廣闊的新天地。許多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文獻，又添加新註腳，甚至於挑戰性的新解讀。唯物史觀（或者類唯物史觀）與其對立體之間的長期拉鋸，也在許多層面上添加了不少新意涵。所有的歷史論爭，也都豐富許多。
這個實例所顯示的是，歷史詮釋並不是一個靜態的事物，從來沒有某一特定思維模式能夠永遠獨領風騷。它所歷經的起伏變化，有如拍岸浪潮，一波又復一波，引人入勝。集體歷史記憶，也跟著不斷充實起來，與活生生的當代人建立更加緊密的關聯，變得更貼近平凡人的心坎，更值得耕耘，更值得珍惜，也更值得爭論。活力十足的民族，理當如此。嚴格說來，一個不為歷史詮釋而高聲爭辯的民族，就不是一個真正擁有歷史的民族。在此情況下，歷史成了一個四面高牆的監牢，監禁著一個不敢縱放想像力四方奔馳的民族；刻板陳腐的歷史觀，鉗制著民族的心靈。如同當今台灣。 |
|
|
|
|
|
| 建中OB |
|
遊客
|
辜振甫去世的聯想
報章、雜志上經常追悼某某人: 追隨蔣公北伐、抗日、剿匪, 戰功輝煌, 功在黨國; 或者某某人躹躬盡粹為人民福祗, 為台灣經濟積勞成疾。但這一類八股式的歌功颂德絕少發生在台灣人老一輩身上。 這說明老一輩台灣人在國家機器上是從缺的, 同時也說明即使政權輪替的今日, 本土勢力在國家機器的掌握還是極有限, 文化機構還是全盤操控在舊勢力的手中。
台灣人接受現代教育, 並不在中國人之後。 早在1921年文化協會成立, 便標示著接受現代制式教育的一代已經成長; 而且起來担當除舊弊, 佈新局的重担, 要使台灣社會文化之向上。 但台灣前輩並不止於文化的層次, 活動很快進入政治的領域。 文化協會, 農民組合, 台灣共產黨, 民衆黨震撼日本帝國。上世紀三十年代, 極右派日本軍閥, 強行干政, 鎮壓異己, 風聲鶴厲, 由日本本土, 捲襲到台灣。 台灣先輩的種種人文活動, 活生生被中斷。
日本統治晚期, 台灣已不乏受良好教育者, 但老一輩一路走來也相當坎坷。 求學時, 日本人唸小學校, 台灣人唸公學校; 日本人唸一中, 台灣人唸二中 (台中一中為列外); 台北醫専台灣人, 日本人各收五十人。 表面上對台灣精英平等對待, 其實當時在台日本人口祇佔九分之一。 日本國內岐視稍緩, 但也有不成文的待遇, 例如同分數, 日本人優先錄取。 大學畢業後回台灣, 更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危機; 因為日本會社要考慮升遷的問題: 如提拔台灣人為主管, 底下日本人會不服; 如果永遠不提升則又對不起該員的母校; 因此乾脆不予錄用; 愈是好的學校畢業生愈找不到工作。(家世顕赫如辜振甫者, 不會有此問題。) 學醫幾乎是台灣人唯一出路, 因為醫生可自行開業, 不用受雇於大企業, 其他科系往往要到滿州、中國另謀生路。
戰後, 老一輩滿懷盼望有個新的開始, 結果不僅撲空, 而且換得的是懲罰替代期待。 撇開二二八事件和經濟崩盤不說, 公家機關員工面臨革職的危機, 倖存者要面對大陸籍的空降主管。 從前日本主管至少在專業上能够勝任; 今日中國主管接收憑藉的是關係、賄賂, 不學無術者成了頭頂上司。 老一輩深知日本是資本主義殖民統治, 但尊重法律, 依法行事; 中國政府慿藉權威、地位、交情、金錢 不知法律為何物。 他們也許不懂得歸納中國政府是落後的封建殘餘, 但他們深切體會到外來政權, 另一種形式的殖民。 這段歷程, 老一輩無不滿腔悲憤, 怒火中燒。 二二八事件, 戒嚴令, 白色恐佈接踵而至, 他們之中不乏能以日文書寫, 但已成驚弓之鳥; 而且年輕一代多已日文文盲。 四十年匆匆而過, 雖然戒嚴令不再, 但要他們提筆已經強為所難。外來政權再度切割台灣文化的轉承存續。
教育、文化、環境、..., 深深影嚮一個人的行事,思維。 試將具台灣意識的政壇人物做一比較: 日式教育成長的老一代如李登輝、彭明敏、辜振甫、李鎮源、高俊明等和國民黨教育長大的當權派陳水扁、謝長廷、張俊雄、游錫堃等相對比。 不難看出他們之間確有不同之處。
老一輩凋零, 令人無限傷感。
|
|
|
|
|
|
| 不求戰不避戰 |
|
遊客
|
重新解釋1895年對台灣及台灣人的意義，目的在說明，從中國人強調的種（民）族的眼光，異族是可恨的，被異族統治是不對的。但他卻只是中國人的觀點，不是台灣人民的觀點。這樣的歷史立場差異，當然會造成歷史詮釋差異，從而會影響台灣人民對歷史、地理關係的認知。當然他也影響台灣人民對未來發展的看法，這很重要。台灣人民應該從台灣人民的利益去思考這一塊土地與人民的利益。中國，只是這樣思考下，必須注意的重要變數，卻不是主體，以中國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不應該是台灣的歷史詮釋。
我贊成以不同的角度來解讀歷史，我想你的詮釋，擺脫了"民族主義"及民族主決"的框架。但是，我想我們必需反思二個問題:
一、1945的國民黨政府，和1895年的日本政府，在台灣都做了一樣的事，皇民化與中國化，日本話與漢語，屠殺反抗的人民，但也都同樣的將台灣往現代化的方向帶進了一大步(或許你會覺得沒有日本之前的建設，也不會有後來的台灣奇蹟，不過，兩者之間是否百分百的正相關，我持懷疑的態度)，日本政府也離開，國民黨政府也下台(雖然還在台灣)，如果我們不按中國歷史的觀點來仇視過去的日本(我強調，是過去，至於現在，見仁見智了)，那是否也要以一樣的史觀來看過去的國民黨(再次強調，是過去)??
二、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全部人民都能理性地思考，拋開民族情感，全以台灣的利益為出發點，願意將國家主權置於他國統治之下，又如果，中國變成一個比台灣更富足，更民主的國家(請不要考慮可不可能)，那是否台灣理性的國民，在您以全民利益考量的邏輯下，讓台灣成為大陸的一省??
無意反駁你的意見，只是針對你的理論提出反思!!!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我歡迎反駁，知識的成長來自多方的討論，而不是一言堂。
關於你的反思，我的回應是：
一、 我沒有「擺脫了"民族主義"及民族主決"（民族主決"？）的框架」，我依舊以台灣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的利益為主體所做的思考。這樣的思考不一定要反日，也不一定要強調殖民統治。
二、 由對日本統治下的建設肯定，當然會出現重新評價國民黨時代的對台建設，這無疑是一種態度相近的反省，值得肯定。的確，日本時代很多的政策在國民黨時代也延續，台灣的被殖民歷史，從制度面來看，可以說是百年殖民，由此更可以看出1996年的總統大選對台灣人民的意義是何等重大。然而前述對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比較，僅僅是很表面的政治制度與建設比較而已。更深層的部分尚有很多，而這一些就會讓兩者統治的徵向出現截然不同的解釋。簡單來說，日本是真小人，國民黨是偽君子。日本人挑明的說，台灣是他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就和他們本國人民不一樣，因此取得了六三法的正當性。然而隨著日本政府強調內地延長主義之後，六三法就有爭議，因此台灣人推動的廢除六三法也取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日本政府的態度依循著法律運作在調整，清楚、明確的說明日本政府對內地人與本島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是殖民地人民就有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和意義，而正統的日本人就有屬於這樣的人的這樣的權力。他所呈現的是近代國家的特徵。與之相比較的國民黨統治，表面上強調同一個民族，實際上卻進行隱藏式的歧視待遇，包含實質與精神層面，並且在奪取他所規定的制度，不可以拿到的利益之後，又進一步要求被害的台灣人民要感激他。這樣的行止才讓人更討厭。而國民黨那一種非以法統治的精神，並非近代國家的精神。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比較。
三、 延續前一段。就是在近代國家與非近代國家的比較之下，在歷史的縱觀下，讓人覺得日本統治對台灣的發展有著革命性的影響力，那是憑當時的中國統治、台灣的識見，不太容易達成的成就，因此就更被肯定。與之相比較的國民黨建設，卻是將日本人留下來的法治精神強烈毀棄。以一種更落後、更封建的手法處理台灣內部的問題。至於建設，在蔣經國掌權之前，台灣的建設幾乎是建立在美援機制下發展。不是仰賴美國援助建設，而是在美援體制下，他們透過美援濟助、制度上強迫國民黨必須提撥等值的配合款才有建設與規劃，進行建設，更顯示國民黨對台灣的佔有，具有強烈的掠奪、佔居的精神，比之於日本的大力建設，我們無寧更加肯定日本對台灣的用心。
四、 依據你第二點的推論，「如果全部人民都能理性地思考，拋開民族情感，全以台灣的利益為出發點，願意將國家主權置於他國統治之下」台灣現在就可以表決成為美國的一州、日本的一部份，又為何一定要成為中國的一省呢？這樣的推論不是更理性又切乎實際。我也按照你的一部份假設，不考慮到民主與否，僅僅就誰的人民生活水準高，誰就可以當老大、統治別人，則中國是否應該要成為台灣的一部份呢？如果中國人民覺得我的說法怪怪的，我否定了民主存在的必然性，是就台灣利益所量身製作的假設，那就顯示nationalism在人們的思考上，經常會浮現出來。而當預言一個區域的nation要如何發展，推估他們的命運時，不時浮現的nationalism圖像，無疑是必要的。
五、 依照你第二點的想法，你又回到中國主義。即令拋開民族情感，台灣也不需一定要成為別人的一部份才可以，誰說台灣及台灣人民不可以追尋自己當家作主的利益，一定要成為中國或別人的一部份才可以。「全民利益考量」還包括當家作主的感覺。
歷史解釋絕對會因為新的觀點、論述與詮釋者的利益差別而進行調整，希望有一個不變的歷史事實容易，但要有一個恆久不變的歷史解釋卻很困難。我們無意創造一個大家都一定能接受的史觀、歷史解釋，在此，我只想到要為那群被壓迫、犧牲的人民講話。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1920年代的台灣
1921年林獻堂、蔡惠如等仕紳主導下，創立了目的在於「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的台灣文化協會，開啟一段驚心動魄的台灣史。從文化啟蒙運動開始，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包括學生、農工組織，隨著璀璨開花，並導致台灣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文化協會之後的群眾運動，從開始到迅速發展，從生氣蓬勃到受殖民政府干涉、逮捕、強力鎮壓，以至全面禁止而消音，時間只有10多年。然而，時間雖短，這些運動已然留下歷史烙印。這段有知名紳士、醫生領導，更有無名群眾參與的史實，其中有堅持理想、犧牲自我的高貴情操，也有中途放棄、改變立場的曲折場面。無論如何，這都是有血有淚的真實史詩。這段歷史，我們不可忘記，不能扭曲，不但要客觀回顧，更應深入探討—畢竟這是我們可貴的切身教材。
現代殖民地政府，一方面需要法治，以提供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另方面，必要時則以武力鎮壓，以確保其統治地位。日本領台後實施種種措施，從醫療衛生的改善，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貨幣、度量衡的統一，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基本設施的建設與擴充，以及普及全島的基礎教育等等，固然有加強控制的功能，也在於建立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進而提升生產力。如此，日本在短期內將台灣，從「鳥不語、花不香」之地，成功地轉化為其殖民生產要地。
然而，殖民地的發展有內在矛盾。以日本在台灣實施普及的初等教育而言，如此與老牌殖民國作法一致，主要目的在培養馴服的子民。當時受教育者，誠然多數成為忠實的小齒輪。然而，部份受到更高等教育者，卻能吸收新思潮、政治理念，而成為反殖民政府運動的參與或推動者。如此歷史反諷，並非台灣「專利」，在20世紀初有普遍性：越南的胡志明，菲律賓的黎薩，印度的尼赫魯，都是例子。
文協舉辦多種啟發民智，提升文化的活動，包含括讀報社、文化劇，巡迴放映電影，夏季學校，通俗講習會與文化演講，而以後者影響最大。根據日本總督府資料，從1923年至1926年，文協共舉辦八百餘次演講，演講者（當時稱辯士）共六千四百餘人，聽眾共達三十萬人，占當時台灣人口百分之七！而演講者往往藉機揭發殖民政府政策，更引起殖民地政府「關懷」。民族自決是一次大戰後，許多被殖民者揭櫫的有力政治主張，是當時文協講演普受歡迎的原因，也是總督府警察當局憂心的道理。
隨著文協的發展，其工作也不能不逐漸涉及社會問題，而開始關心農民、工人生活。
日本佔領台灣後，為整頓租佃關係而進行土地調查。清朝統治時，土地權確認過程，大都採口頭契約，有些則文件不足，有些更不知申報；因而在日本丈量後，很多原有民有地，變成官有地。這些官地仍為原耕作人使用，而稱為無斷墾地（即未經政府批准的開墾地）。後來總督府為引進日本企業，將這些土地歸於（應讀作：送給）三菱、三井、拓殖會社等企業。佃農向這些會社佃耕，除了耕作以外，作物種類選擇，剩餘勞力運用，年節休假都由會社決定，佃農成為農業工人。如此租佃條件，造成佃農不滿。
在甘蔗方面，製糖公司（當時稱會社）除單方面決定甘蔗的收購價格，以確保會社必要的利潤之外，更執行原料採收制度，即區域內所生產的甘蔗，一定要賣給該區域的製糖會社。 如此，造成向會社租佃農民或自主地的農民，對自己的產品毫無處分的自由。 農民只變成原料供應者，與製糖利益，全無關係。而且，會社在過磅的時候，更會偷斤減兩，這又是一層剝削。所以當時有俗話：「三個保正，八十斤！」「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然而，這些「憨人」一旦明白他們困境的由來，自然不會袖手。
在文協參與、領導下，1924年農民組合與工友會組織開始活動。當年，二林蔗農與林本源會社發生勞資糾紛。次年，二林、鳳山、大甲、大湖等農民組合領導農民抗爭。同年，發生所謂二林事件。賴和（筆名懶雲）做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支援。如此，表現台灣文學並非清高的無病呻吟，而是強烈反映社會脈動的入世作品。該年蔗農爭議12 次，人數達到5千。1926年，全台性台灣農民組合成立。而後，蔗農的抗爭減少，而佃農的爭議案件及人數卻顯著增加。台灣農民組合極盛時期， 1927年佃農爭議高達4百多件，影響二千餘名佃農，1929年爭議案雖減少，卻涉及三千餘名佃農。可參考http://www.fic.org.tw/books/eb/39000.htm
當時人數不多的台灣產業工人，也表現他們的團結力。1927年，高雄鐵工所、淺野水泥廠工人罷工，造成全台性罷工。1928年，高雄鐵工所領導罷工，由「台灣機械工友會」將罷工訊息向全島各友好團體報告並尋求支援。參加同情同盟罷工者有台北的日資、台資鐵工所、鑄工廠、紡織、台南鐵工所、淺野水泥、武智農具等二十一單位，參加工人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三人。而嘉義製材部及機械工一百人、專賣局嘉義支局機 械工百人以上、火車站前之人力車夫也響應參加罷工。可參考 http://labor.kcg.gov.tw/special/%E5%8B%9E%E5%B7%A5%E5%8F%B2/ch03.htm
如此抗爭，不是真空中的產物，也不只是鼓動的結果，而有其歷史背景。日本經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走下坡。1920以至1930年代，更遭逢一連串不景氣，導致勞工處境的惡化。在此背景下，文協內有一批人認為民族自決的抗爭，無法解決台灣無產階級的生存問題。他們的日漸左傾，使得林獻堂、蔡培火等人，越來越難適應，終於導致文化協會的分裂。1927年底，以連溫卿、王敏川為主的左翼青年，通過決議，修改章呈，改走農民與勞工運動，至此文化協會左右分家。 林獻堂為首退出文協，蔣渭水、林幼春、林呈祿、蔡年亨、蔡培火等人成立台灣民眾黨，宗旨為「確立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成為台灣第一個政黨。
階級運動的升級，催生了台灣共產黨。1928年成立的台共，發表包括「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等綱領。雖然有組織、有紀律，台共的活動也隨著「大正民主」時期的結束而消音。昭和繼任後，日本政府開始鉗制左派活動，進而逮捕大量工運、左派份子。台灣總督轄下軍警於1931至1933年，大事逮捕台共黨人，正是日本從右傾而準備走向法西斯過程的部份。從此，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進入漫長的冬眠期。
1980年代初，李喬引用文協、台共史實，穿插交織，而寫成<寒夜三部曲>。戒嚴時期，如此直接挑戰國民黨，值得敬佩。他的作品也間接反映文協、台共活動，是直接挑戰日本殖民政府的事實，而粉碎所謂台灣人天生奴性、文弱的說法。文學與歷史關係相當複雜，不是幾部作品能夠解決。然而，李喬的作品為台灣文學打開了這扇門窗。
1920年代的歷史，目前誠然有不少資料，也有不少研究。然而，多數是文獻出土、整理，人物、事件的考證，或依照現成方法的解釋。事實上，研究歷史的主要意義，不在發掘資料，不是出書作傳，而在於不斷發掘、探究新問題，以新思考方式、不同角度來詮釋。1920年代的歷史是不乏素材。
例如，當時知識分子的父執輩是漢文私塾、科舉的產物，他們則是經由日文，而接受西方思潮的第一代。如此速成，不論他們資質如何優秀，顯然還不足以養成深厚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涵養。如果比較他們與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在人文、社會背景，在尋求社會前途的掙扎，在改變農民政治立場的嘗試等等，應能提供有意義的對比與值得深究的題材。
又如，民族自決的提法，雖然有反抗日本殖民的進步意義，在實質上卻加強林獻堂、蔡惠如等仕紳的漢族情結與「祖國意識」。尤其當時對民族問題缺乏深入看法，認為台灣前途與中國息息相關，而心儀孫文、仰慕國民黨，更不乏其人。以蔣渭水為例，他一心學習孫文，領導的台灣民眾黨也師法國民黨。如此對他的追隨者，其它後來者的政治看法，產生什麼負面影響？另外，比較嚴肅的政治問題，也有探討的可能。諸如，當時民族自決派與左派是否有聯合的基礎？農民作為政治運動的主力，問題何在？
紀念1920年代，顯然不是將先人奉上神壇就了事。紀念這一個生動活潑而又曲折變化的時代，當然有更深刻、廣泛的意義。但是，對於當前台灣人文學界，探究如此問題恐怕是莫大的挑戰！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重新思考“四百年”
戒嚴法解除之後不久，民進黨推舉陳定南競選台灣省長，把“四百年來第一戰”的口號當做一項重要的選戰訴求，響徹台灣南北。從那個時候以來，環繞著“四百年”的政治文宣，從未間斷。就在最近，又聽到謝長廷公開提及。
其實，“四百年”的說法，早在威權統治下的政治反抗時代之初，就已經出現在海外。這個政治宣傳的目的，無非是著重在特定族群（按﹕當初的“臺灣人”並不包括戰後的新移民群，而這些新移民在當時也不以臺灣人自居） 的眾多人之中，喚起過去遭受奴役壓迫的歷史記憶，動員他們起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其中有其歷史背景的意義，可以另有論斷。如今的政治環境大為不同，原來的“四百年”之說，應該拿來放在當今民主多元社會的大環境下，重新檢視。
以“通史”（如西洋通史、台灣通史、美國通史）的形式來作歷史敘述，一般都籠統簡化，甚難有深刻內涵可言。在歷史研究上，把探討工作劃定在某時間、地域範圍內，或者鎖定於某主軸議題，都是常有的。歷史學者當然可以（而且應該）盡情論述“四百年”的歷史，或者一千年的歷史，或者諸羅、雞籠建城史，或者服飾史、建築史，等等。以議題、區域、時間為區分標準的歷史論述，較易專注、細致而深入，可以把歷史詮解整合得更為完整、充實。
外來政權先後統治臺灣，帶給被統治者以無垠的冤屈與悲戚，當然可以當作歷史研究與論述的主軸議題，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可是，在臺灣歷史上還有許多同樣值得思索的議題。例如，數千年移民潮，原住民經濟生產活動，土地所有權演變與生態變化，二十年代的左右分裂與工農運動，資產階級崛起，人口結構變化，出入口貿易與臺灣經濟，法制發展與行政劃分史，等等。研究議題的多面和新穎，反映多元而活潑的歷史思維，同時更有促進、提昇的作用。若要把這些極富啟發意義的議題硬性套上“四百年反抗外來政權”框架，則是削足適履。結果必定會使得歷史思維八股化、膚淺化。若就當下臺灣政治情勢而言，尚有立即的不良影響。
嚴格的說，歷來“四百年史”之說，最主要是一種藉托歷史之名的政治論述，用意在於傳達特定政治訊息，也表露出特定的政治思維。參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很多政治論述，可以看出，“四百年”的思維模式，其實是以四百年以來，至一百年前之間的移民群為主體。其中確有排他意涵。首先，數千年前的移民群（現今通稱為原住民）也有他們綿長的歷史傳承與記憶，包括與下一個波次移民群之間的各種恩怨情仇，其中極多是不愉快的經驗。至若外來政權的欺凌迫害，他們與後者同是受害者，甚至於受害得更深、更痛。對於他們而言，歷史並不開始於四百年前，而是更早、更早。其次，五、六十年前移民群中，有眾多不屬於統治集團的平民百姓，也同樣受到威權體制的壓迫。原住民群與此一新移民群，似乎都被“四百年”的政治思維邊緣化了，至少，被此類的選戰文宣邊緣化了。此事不但不必諱言，而且應該坦然道出。
國家認同、本土認同、主體意識等等，沒有可以脫離歷史記憶而存在。歷史記憶若要得到共同珍惜，必須是共同擁有的。通過共同擁有的歷史記憶，方有可能產生休戚與共的強烈認同。一個在此集體歷史記憶之中找不到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空間的群體，很難會有珍惜之心。連自己先民的存在都遭受到漠視甚或否定，必定不會感到自在；對於來日共生共榮的前景，肯定不敢持有高度樂觀的期待。這絕對不是多元社會所樂見的。
台灣史上的所有外力政權，都以傲慢的態度，宣揚他們所欽定的歷史觀，蔑視臺灣本土的歷史以及其他意涵著臺灣本土性的事物。這是相當不智的政治姿態。因為，在此氣勢凌人的傲慢之下，所有珍惜自己先人奮鬥經歷的人們，終會激怒而起，奮不顧身的反抗。半世紀的反國民黨運動，就是這麼來的。在已經步入民主新紀元的臺灣，我們不應該忘懷這個歷史報應﹕粗暴對待他人歷史記憶，終會產生強烈反彈的。“四百年”版本的歷史詮釋，確實帶有濃厚的政治意涵，不可不慎。
再說，漫長的台灣發展歷史上，各波次的移民群都扮演重大角色，都有意義非凡的貢獻。他們對於自由民主都有同樣的渴望，也同樣追求尊嚴、幸福。任何一個倡導普世價值的政黨，在政治論述上理當予以正面對待，適切表現出珍惜與尊崇的心意。因為，這不但是事實，而且更是台灣社會凝聚力的根源，是化解政治矛盾的依據。
集體歷史記憶，是一個不斷成長的事物，不斷接納新內容，擴展至新層面。在演變進程的不同階段上，它可以是膚淺單調，也可以發展得豐富有趣；它可以是侷限於某些片面的狹隘偏執，也可以擺脫這些偏執的束縛，進而多元、開放；它可以是猜忌、仇恨的溫床，也可以偏重於啟發寬容與人道關懷。在此異常重要的場域裏，任何一個深具人文素養的公民社會，一定不會聽任自己的歷史記憶，被政黨和政治人物所挾持濫用。因為，政黨與政治人物所在意的，不過是自己短暫的利益；濫用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卻需要由人民永遠承擔。 |
|
|
|
|
|
| dergoop |
|
發表: 11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再說，漫長的台灣發展歷史上，各波次的移民群都扮演重大角色，都有意義非凡的貢獻。他們對於自由民主都有同樣的渴望，也同樣追求尊嚴、幸福。
I agree with most of the points in Auditor's criticism on the phrasing of 400 years history. (A-Bian mentioned in his interview with Newsweek, 03/07/05, haha.)
I can accept the assertion of the first half, but have reservation about 他們對於自由民主都有同樣的渴望. (I do not object to the phrase, 同樣追求尊嚴、幸福, though, for it is a self-evident truth for all living human beings.) ... |
| 編修記錄 (2 次編修) |
| 我猜 - 2005/3/8, 19:01 | | 我猜 - 2005/3/8, 19:02 | | 刪除部份離題內容。 | |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歷史命運說
在民主體制中，政治思考和政治決策所依據的，應該是可以通過理性論述而為各方所清楚了解的。唯其可以明確規範和易於規範，所以，立場互異的各方，在折衷協調過程中，才能夠共同遵循較為明確實在的理路，以處理歧見，以達成政治共識；在條件交換的取捨之間，也較有明白交待。政治文化領域裏的一項努力重點，就在於不同理念與立場之間從事不斷的交互論爭辯識，將種種思緒、訴求逐漸條理化，清除那些足以構成思路迷障的迷思、迷信。這方能有助於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良性競爭，而不至於淪為無原則的惡鬥。如此，在實際運作上相當凌亂、充滿不易預知變數的民主體制，比較不至於頻頻失控，危機不斷。
當人們在政治上都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時候，思維上沒有交集，殊難達成政治共識，對立困境因而產生。造成如此境況的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在於有些人對於一些無法明確規範的價值觀的死硬堅持。唯其無法明確規範，所以無法理喻，所以極難有溝通對話的可能。歷史宿命論，就是其中至為影響深遠的一項。
中國經常宣稱，臺灣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因此對臺灣擁有主權。此種說法，當然沒有史實根據。要緊的是，單單憑藉過去歷史就可以決定當前現狀與未來走向，此種歷史宿命論的觀念，正是關鍵之所在。
先別說有些見解不盡符合史實或者根本違背史實，即便是同樣一項各方都無爭議的史實，在詮釋上也可以各有所本，甚至可以南轅北轍，大相徑庭。畢竟，一項真理可以有多種面向，都值得慎重以待。在現代文明世界，這是常識，也是眾所接受的。民主制度之運作，端賴於斯。可是，歷史宿命論者，卻要霸道地否定歷史容可有不同的詮釋。因為，若要認真執著於歷史宿命論，則歷史詮釋非要定於一尊不可；甚至於，強勢的政治力恣意裁定某項歷史事件之“真相”，以及該“真相”的延伸意義，並且強制不允質疑。在基本態度上，歷史宿命論者與思想多元性是絕對不相容的。
歷史詮釋可以是多元的，也應該是多元的，更應該隨著時代與文明的進步而不斷接受挑戰，或者添加新內容，或者整盤否定、重新檢視。歷史是被詮釋的對象，其意涵來自於詮釋---各色各樣的詮釋。唯有多元的詮釋，方能夠產生充滿啟發性的豐富意涵。歷史，絕對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仙。從何而來仲裁當前政治是非的智慧？從何而來洞悉未來世界發展走向的能耐？歷史本身從來不曾有過，未來也不可能會擁有。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政治操作之下，歷史卻被賦予種種令人不能逼視的非常智慧與能力。這是政治強勢者綁架人民心智的一貫手法，是文化霸權的實地運作。政治強勢者，總是企圖壟斷歷史，為其所用。即使是節節敗退的反動保守勢力，仍然會把歷史當做他們最後的精神堡壘，全力固守。
民主改革、社會改革的訴求，是可以通過理性論述來表達的。配合這些改革訴求而提出的民族訴求，也同樣可以經得起理性論證的檢驗。可是，近代史上有一些政治運動或者政治訴求，卻不是如此。例如，德國納粹運動，軍國主義，種族主義，領土擴充主義等等。所有這些都有一項共同特色，那就是訴諸種種偽學術包裝的歷史詮釋，將歷史宿命論無限上綱。也就是說，凡是理性論證無能為力的，一概求助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先祖﹕抬出古人，壓死今人。罔顧理性論證，盲目固持己見，是歷史宿命論者的天性。思想上的霸道，與行為上的蠻橫，互為因果。倘若此輩得勢，無一不是自以為正義凜然，自以為粗暴有理。異議者，不得不噤若寒蟬。非理性之壓倒理性，常見此般藉古人以作踐今人的無賴手法。
臺灣人民頗有感受的，不但有中國政府歷史宿命論的野蠻霸道而已。來自國民黨式歷史教育的歷史宿命論，尤令臺灣人民感受良深。分析當前臺灣極端保守派的政治立場，歷史宿命論的烙印至為顯著。強烈的歷史命運認知，伴隨著不可撼動的歷史使命感，與傲慢無比的強硬政治態度，恰成正比。接受過愈多歷史教育，愈是受到此種認知的箝制，愈是掙脫不了舊有歷史詮釋所構成的精神枷鎖。極端保守派而外，正是這種歷史宿命認知，在在束縛著眾多人的靈魂，構成為臺灣政治文化停滯不前的一大障礙。這無疑是臺灣當下深陷政治對立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
套用法國羅蘭夫人所說那一句流行了二百多年的話﹕歷史，歷史，多少罪惡借汝名而行！說實在，世上很難找到一種政治主張，比歷史宿命論更能夠讓政治強勢者在貪婪無恥、殘暴施虐之際，而能夠如此心安理得，而且還自以為在從事一場神聖無比的偉大事業。
在此大環境下的歷史思維，並不是要倡導以史為鑒，反而是要秉持批判態度，質疑歷來那些以史為鑒的種種論述。歷史思維的辯證精神，首在破除歷史命運神聖至上的迷思，不讓歷史淪為欺騙眾生的道具，把歷史還諸歷史。當前，這是歷史思維的最大意義之所在。當政治人物大言不慚地誓稱要向歷史負責的時候，我們不妨回應以﹕去你的歷史大頭鬼，歷史何曾開腔作此要求?! 作古之人已然不能言語、不能思索；今人切莫不問蒼生問古人，裝神弄鬼。
臺灣自古是中國“神聖領土”一說，是歷史宿命論。炎黃貴胄，中華民族，也都是歷史迷信。當新興的政治文化挑戰古舊頹廢的政治文化的時候，大可不必東施效顰，也想要如法炮制另一種版本的歷史命運說，如臺灣獨立的歷史必然性（參閱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以一項歷史命運說去替代另一項歷史命運說，將濫比濫，是思想貧乏，不知力求上進。若要積極建構公民社會，恰恰不宜如此。
歷史本身不可能明示或者暗示我們應該有那些政治日程，或者何種政治綱領。可是，歷史想像卻最適宜啟發我們勇於思索，不約而同地投入共同思索的河流。唯其日日夜夜同步思索，方足以成為民族。勤於思索的民族，方是睿智的民族。睿智的民族，掌握自己命運，不當歷史的奴隸。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榮耀與寂寥」（一）
2001年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80週年。在台灣的紀念活動中，最特殊的是長52分鐘的影片。這片VCD的標題是<榮耀與寂寥>，副題則為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為序的片段是：「我們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之下，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與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合作，收集散逸的文協影音、圖像，重新建構歷史的精神內涵，拍攝這支兼具史實與現代感的紀錄片。本紀錄片由李泳泉導演，記錄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時代背景、介紹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成立經過和重要活動事蹟，探討文協發展過程中，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壓制，以及台灣文化協會對台灣社會的衝擊與影響等等。」由此，他提供了主要背景。參考 http://www.twcenter.org.tw/a02/a02_11/a02_11_01_5.htm
重溫這段一般人不太清楚，而年輕人幾乎全然不解的歷史，自然有意義。正如李泳泉所說：「現今台灣國民中，多數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卻只有極少數人聽說過日治時期台灣人追求主體意識的『台灣文化協會』」。另外，邀請從學院派的張炎憲、李筱峰，到「民間學者」楊碧川等本土派學者參與講解，而李筱峰主動負責編劇，更是新現象。
文化協會對台灣有相當衝擊與影響，而如此大規模的政治、社會運動，在理論或實踐範疇，都必然有值得學習之處，更提供反省、批判的機會。這影片既有「歷史的精神內涵」，也有「史實」，應是後來者可以一再瀏覽的資料。講解者之中，張炎憲是東京大學博士，又專攻20年代台灣史，(博士論文是<1920年代台湾的抗日民族運動>)，李筱峰是本土派中的多產作者，有專欄、史論、政論，會演講，也是教授，而楊碧川曾是年青的政治犯，多年來則是左傾的本土派。他們的參與，應為本片增加深度看法與不同著眼點，也能樹立本土派詮釋歷史的樣板。
於是，滿懷希望看了這部紀錄短片。固然很容易感受參與者的熱忱與專注，然而，還是不得不失望。以下提供大綱，與依照VCD字幕翔實紀錄的解說、對話，一同來探討。
第一部份闡明文化協會誕生的時代背景。旁白敘述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台灣人前前後後的武力抗爭，雖然令日本統治者頭痛，但都未成功。1920年台灣人順應世界思潮，開始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社會民族運動，開始進入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接著由學者解說。
楊碧川：「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這個中間是民族運動剛興起的時候。」
李筱峰：「東京當時可說是思想薈萃之地，日本經過一次大戰後，整個局勢一直改變；而且日本可以說是號稱世界強國之一，所以新思潮在那時開始進入。」
楊碧川：「不管是威爾遜所講的民族自決，或是是列寧所講的民族自決，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法。台灣留學生大部可能接受威爾遜那一套，所以就是說民族自決可能是一個理想。」
張炎憲：「另外，他們去與朝鮮留學生在一起...，朝鮮當時正開始獨立運動。受其影響後，他們會感覺一樣是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老百姓，為什麼朝鮮可以作獨立運動，台灣為何不能探討台灣未來？」
本片既然是「兼具史實與現代感的紀錄片」，則不只資料要正確，引申的論斷亦然。而且，這是本土派官方、民間紀念台灣歷史的重要作品，內容不但要超越既存資料，更要深入分析文協的時代背景與發展，也要刻畫那時代的重要面向。整片以台語敘述，固然有親切的一面，卻顯現一些缺點。即使忽略解說者嗯哎等填充詞，不順暢的因果、聯接等語病，還是有更基本的問題：他們無法精確闡述人事，而關於政治、社會等人文論述，更無法深入論證、分析。這是語言限制，個人能力問題，還是另有比較深刻的原因？
具體而言，開場白不但未清楚地提供背景，相反地引來更多問題。例如，李筱峰說「日本經過一次大戰後，整個局勢一直改變...，新思潮在那時開始進入」。短短一句卻是疑雲重重。何謂「整個局勢」？什麼局勢會「一直改變」？即使在大革命的天翻地覆中，也沒有「一直改變」的局勢。新思潮進入與國力有何關聯？用字遣詞如此含糊，論述自然無法清楚，顯然不是「兼具史實與現代感的紀錄片」。而「新思潮在那時開始進入」云云，更值得商榷。即使在幕府鎖國時代，日本已經逐漸受西方影響。明治維新時，日本更主動、大量向西方學習新思潮、制度。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人翻譯西方哲學、政治，有系統地介紹西方文化，從而促成個人自由，權利、平等、進步等觀念的傳播。1890年日本政府頒布天皇教育敕令，再強調傳統價值與觀念，其目的就為抵消西方思潮的影響。如此，也可見當時日本現代化過程的矛盾：一方面要引進西方觀念、思潮，另方面，則需嚴密控制可能危及統治的新看法。
也許，李筱峰要說的是，新思潮的進入，影響了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然而，新思潮即使能夠進入，是否得以發揮影響力，還需其它因素。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體系，主要依靠樞密院、元老、貴族、軍方，而犧牲平民權益。隨著1895年與1905年對外戰爭的勝利，日本成為列強之一，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受到平民要求自由、平等、民主（包含男性普選權）等挑戰。統治集團中的問題，更導致首次平民首相的上任，從而開始比較開放的政治環境。這就是歷史學家所稱（1910-1930左右的年代）的「大正民主」。這是當時日本政治思想與運動，都得以相對活躍的原因。
李筱峰說：「東京當時是思想薈萃之地」，而旁白敘述則是「台灣人順應世界思潮」。聽來似乎頗有道理，事實上值得探討。第一次大戰後的新局勢，帶動殖民地民族求解放的運動。然而，民族主義固然是政治運動的有效武器之一，卻缺乏深刻的思想內涵。解凍不久的馬克思著作翻譯，在當時東京則受到相當熱烈歡迎。加上比較開放的政治環境，使得那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有範圍廣泛、層次不同的思潮選擇。值得我們探究的是：他們如何選擇接受新思潮？他們經過何種思考、辯論的過程？畢竟，他們是第一代接受日文教育者，但是居家、交友，甚至思辯，可能仍然使用台語。不論他們的日語文程度如何熟練，初步了解日譯西方人文著作的新觀念已經不易，要深入進一步明白究理，更必需涉獵有關歷史、社會、政治等人文背景。從今日第三世界博士充斥的現象來判斷， 1920年代的台灣先人達到深厚人文素養的可能性，似乎不樂觀。
楊碧川所說：兩次大戰之間「是民族運動剛興起的時候」，也不符史實。19世紀歐洲，南美洲都不乏民族運動歷史。意大利統一是個明顯的例子，而當時東歐、北歐也時興民族文學、音樂的浪潮。也許，他是說：兩次大戰之間，是殖民地、次殖民地民族運動剛興起的時候吧！楊碧川還提起，威爾遜與列寧所講民族自決，是「截然不同」。然而，卻絲毫不見他有任何發揮。道理何在？難道，今日台灣還有警總？還需自我設限？
張炎憲提到，台灣留學生受朝鮮留學生影響，而興起「為什麼朝鮮可以作獨立運動，台灣為何不能探討台灣未來」的感嘆。誠然，兩者「一樣是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然而，這也是兩者相似之處的結束。朝鮮的歷史、文化與當時的殖民地處境，使得朝鮮民族主義，在民族自決的鼓舞下，迅速成為獨立運動的有力旗幟。當時台灣，則毫無如此條件。無疑地，當時台灣留學生也受民族主義浪潮影響。然而他們絕大多數顯然還以漢民族，漢人自居。張炎憲對朝鮮情況的敘述，是適切地表現當時台灣留學生的限制，還是他歷史詮釋的問題？
從漢民族主義的朦朧憧憬，到台灣民族主義的發芽覺醒，需要不只是民族自決成功的鼓舞，不只是祖國情懷揚棄的掙扎，而更是另一層面的認識，另一層次的決定。台共首先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綱領，使得他們特別突出。日本殖民當局對台共以及文協左派施以特別嚴厲的刑責，與此有關。後來的國民黨亦然，造成台灣左派歷史與人們對左派認識的斷層。在今日開放的環境下，我們沒有理由隱藏、忌諱探討台共與文協左派的歷史。要挑戰保守派的歷史詮釋權，我們不能不檢討、批判本土派的歷史詮釋能力，畢竟不斷提升我們的能力是奪取歷史詮釋權的前提與保障。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人間樂土
古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以前在海外讀書期間，曾經利用學生旅遊特價優待的機會，暢遊了幾個國家。慚愧沒有讀好“萬卷書” ，不過“萬里路”興許是有的。如今，當年見過的山川奇景、千年古堡、宏偉的劇場博物館，大多印象模糊。唯獨旅遊中所結識的不少異國研究生，仍然不時出現腦海；他們的言語、聲調、手勢，歷歷在目；暢談對話的記憶，並沒有隨著歲月而消失。記憶的沉澱，似乎還在繼續發酵。或許，這就是“行萬里路”的一種意義吧。
記得在赴Berne火車上，與鄰座瑞士籍研究生L君交談起來。不知是從何而來的印象，我原先以為瑞士是一個和平安祥的社會，人民幸福快樂，簡直是人間樂土。我對瑞士的贊美，惹得L君呵呵笑個不停。他笑後正色向我解釋，實情大謬不然。他說，就男女平等、社會福利、弱勢照顧等方面，瑞士在歐洲應該算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他甚至於說，特別就勞工權益、人權保障的立法而言，瑞士簡直是一個野蠻國家！在這裏，階級地位極不平等。他列舉不少數據以及實例說明，瑞士社會不但與北歐諸國有如天壤之別，也跟不上鄰近的法德奧意等國。而最糟糕的是，瑞士的政治體制異常僵硬，一般人在世界觀上更是保守頑執到極點，使得任何較有進步意涵的社會改革都寸步難行。
L君諷刺地說，這也許是百年和平所賜給瑞士人民的最大“禮物”。望著車廂外遠處的崇山峻嶺，他幽幽的說，倘若瑞士如同許多國家那樣經歷過革命大動蕩，或者十九、二十世紀前後全歐工人階級運動大浪潮的洗禮，則瑞士人一定不會是眼前這副德性。看他神情，似乎不是在說給我聽，反而比較像是在說給自己聽。
不久後，一位來自法國的研究生在談及瑞士時說，法語系瑞士人除了法語之外，沒有一項與法國人是相同的。他說，瑞士人是nothing but a nation of shopkeepers，言下之意，俗不可耐，沒有什麼人文傳承可言。他指著我手中的Le Monde說，他們即使再過一百年也別想辦得出來。隱約中頗有法國人對於法蘭西文明的自豪感。當時心想，此君憤世嫉俗，難免陳義過高。不過，在瑞士期間細心觀察，以及日後返校繼續留意閱讀，卻逐漸有了相當程度的同感，也證實了稍前L君所說的。從此明白，現實的瑞士，與傳聞中的人間樂土，全然不是同一回事。
從很早開始，臺灣人每當論及自己島國未來理想遠景的時候，幾乎都會有人主張，要把臺灣建設成東方瑞士。印象中，在二、三十年代的《臺灣民報》曾經讀及，至於戰後在日本出版的《臺灣青年》、《獨立臺灣》，在美國出版的《台獨》、《美麗島周刊》，以及抗爭時代的許多島內政治出版物，可以確定是經常出現的。即便最近，也偶然看得到。說真的，就涉獵所知，如同台灣人這般的長期崇拜瑞士，而且樂而不疲，確實從未見過。而每次聞及東方瑞士之說，便又再度想起學生時代旅遊途中的一些對談，又再度頗有感慨。
誠然，理想性是文明程度的可靠指標。從一個民族對於理想主義的看重，對於政治願景的立論努力以及熱情追逐，可以看出這個民族的人文素養和進取心。可是，七、八十年以來倡導東方瑞士之說者不計其數，竟然不見有人稍微用心來作分析和介紹的工作。這個“人間樂土”究竟是何模樣，連自己都不甚了了，卻汲汲於四處推銷，以作為眾人努力奮鬥的目標。這是相當不負責任的態度。眾多台灣人追求政治理想的熱情，是不應該如此敷衍、戲弄的。長期以來，一直蔚然成風，毫無改善。歷來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當前眾多的第三世界博士）的疏懶，難辭其疚。
可是，這尚是其次。
若有政治願景，貴在為之立論，建立思想基礎，從理論上推演各種可能的實踐途徑，算計所可能遭遇的諸般困難、成敗機率。尤其重要的是，必須與不同政治展望的各方，公開進行是非之辨、路線之爭，以鋪陳自己的論述、充實自己的推論，以尋求更多人的共識。缺乏扎實立論，則政治願景難免流於內容空泛。至若連立論的誠懇努力都沒有，一派信口開河，何來令人信服的政治展望？何以回應眾多人百折不撓的政治意志？在政治反抗運動和革命運動時代，這其實意味著見識短淺；在擬訂運動大策略的過程中，推理稀鬆，態度隨便，意在嘩眾取寵而已。要知道，一場大規模運動下來，倘若缺乏應有的思想基礎，總是難逃不得善終的命運。其中毫無僥倖可言。
一般而言，政治運動足以催生嶄新的政治文化，至少是其中極具關鍵性影響的因素。數十年以來，極多人執意把長遠理想建立在一個虛無飄渺的傳聞樂土之上，以之取代思索的折磨、立論的辛勞。這是偷懶，也是短視。如此說來，當前，台灣原舊霸權文化依然屹立不倒，而代表著民主台灣的新政治文化卻是萎靡不振，並非沒有道理。如今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新紀元，民主陣營的主流政治思維，其實沒有能夠貼切實在地反映和敘述眾多台灣人的政治熱望。不但如此，沒有長進的淺碟型政治思想模式，反而在在阻擾著台灣社會的進步。
若要建設新政治文化，我們的憑藉何在？不禁又想起L君。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從很早開始，臺灣人每當論及自己島國未來理想遠景的時候，幾乎都會有人主張，要把臺灣建設成東方瑞士。
The Auditor's post on 人間樂土 (and the ensuing criticism of the slogan "建設成東方瑞士") is captious and nit-picking in my opinion. The slogan is nothing but an expression of the yearning for a peaceful existence among the family of nations. If one reflects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150 years among the so-called civilized world, Swiss probably is the only one nation that avoided the calamities of wars. It is especially natural for the residents of an island that has been embroiled (not through their own doings) in international strifes in the past 120 years to yearn for that well known peaceful existence!
Maybe the Swiss has not been the pioneer in progressive ideas, but they are famously tolerant historically towards different ideas and exiles. In that sense, it is indeed the 人間樂土.
http://www.genealogienetz.de/reg/CH/history.html#kap8 |
|
|
|
|
|
| 建中OB |
|
遊客
|
到中國旅遊或經商的人, 幾乎都異口同聲說「中國進步神速, 最新的建築、 工程、科技; 幾乎每年都翻一番。」 有人預測二十年趕上美國, 也有人語重心長的說如果台灣不趕緊建設, 馬上就要被中國趕上。
一個落後國家,他們硬体設施, 由無變有, 沒有既有設備、建設的制約, 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採用最新的技術是可以理解的 (不談中間有多少資源的浪費)。然而進步與否的標準是取決於硬体建設? 顯然並不如此, 歐洲建設並沒有美國新穎, 但歐洲人並不自卑, 反而譏笑美國人沒有文化。 日本戰後從廢墟重建, 曾經都是最新、最新潮, 但歐美人並沒有被日本嚇倒。 波士頓、紐約是四百年的老城, 和新興的休士頓、洛山磯相比有很多地方確實是古老破舊; 但它擁有它特殊風格、情調、文化、面貌、多元, 卻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擬。 相對的休士頓、洛山磯除了大城之外, 幾無文化可言。
台灣和中國比拼, 絕不在硬体建設上, 而是在人文、思想軟体建設上有機會超越中國。 一個能思考的民族, 他們會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草木、山岳、河川、自然環境; 為人類的永續發展,一方面珍惜人類既有的遺產, 一方面呵護,不浪費地球有限的資源。 一個飽食而無教養的人,猶如行屍走肉, 因此有思想的人不僅充實自己個人的涵養, 而且也希望擴及整個社會文化的提昇。 在這方面上, 中國根本不見蛛絲馬跡, 無脈胳可尋, 台灣雖然人文思想上還是貧弱如昔, 但終究已經脫離集權統治, 思想控制的社會, 應有獨立發展機會。
一個有社會意識能够思考的人, 它應能發覺台灣社會在物質、精神上和進步國家有很大落差。 五十年來,國民黨思想統一的教育, 造成人民無法獨立思考, 任憑頭人牽著鼻子走是造成落後的主因, 社會動亂的最原始亂源。 這禍害、亂源至今還沒有最起碼的挑戰, 也因此國民黨才敢如此理直氣壯的派副主席到中國南京謁陵。對中國贊口不絕的人, 也正反應台灣人遲鈍, 無力思考的一面。
不要注意力再集中在政客、民進黨、親民黨身上打轉, 而要致力於長遠的社會思想 改造上。 也許有人以為緩不濟急, 迂 腐之論。 但也不盡然, l853年美海軍司令 Perry「黒船事件」打開日本門戶後, 對日本造成巨大的衝擊, 反幕保幕政爭不斷, 暗殺、陰謀層出不窮; 但也有如福澤諭吉以「荷蘭學」為基礎, 致力西方文化學習, 成為日本現代化一股力量。但明治時期有關限制集會、結社、言論、思想自由的法令, 對一生為思想自由奮鬥的福澤諭吉迫害是非常沈重的。今福澤諭吉成為最受日本民眾歡迎的人, 因他的肖像印在貨幣上。
李登輝一再提出「心靈改造」 也許他的意思就是人文改造。 不必再對阿扁、民進黨失望、憤怒。 勸君轉移失望和憤怒來從事基本、艱難的社會人文建設工作。 這方面工作有成, 脫離傳統唯我獨尊的儒家思想, 足以使中國稱羨不已。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再談“人間樂土”
很早就聽說過俄國大文豪高爾基的劇本Na Dne，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閱讀。這個劇本1902年首次在莫斯科公演，戲劇大師Konstantin Stanislavsky導播。劇名英文翻譯為The Lower Depths，後來在中國漢譯為《底層》。首次有機會了解，是後來偶然間看到Akira Kurosawa（黑澤明）導演的電影Donzoko（『どん底』，1957 ）。這部電影拍攝選擇的背景是十九世紀末日本某處貧民窟，不過卻是非常忠實於高爾基原著。三十年代中，法國人Jean Renoir（國寶級印象派畫家雷諾之子），也曾經將之改編為電影。多年來，這兩部電影常為人們相提並論。後來從美國若干文評得知，美國聞名劇作家Eugene O’Neil 的The Iceman Cometh （寫於1939，1948公演），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受到Na Dne的啟發。O’Neil初入文壇時，曾經不諱言自己深受高爾基的影響。
Na Dne首次公演，立刻轟動俄國與國際文壇。不久，巴黎、倫敦、柏林相繼演出，演員皆是當地一時之選。所引起的評論風潮，迄今已是歷經百年之久，仍然蕩漾不息。原因無他，高爾基在此劇本上，以巨匠的藝術手法，非常細膩而且深刻，將一個永恆的兩難呈現出來，令人看了之後不能不為之動容，迴腸蕩氣，一再回味。這個兩難是，醜惡的現實vs慰藉的謊言；或如高爾基後來所說的，真理與慈悲的抉擇。
對於劇中的小偷、娼妓、苦力、病苦窮人以及其他所有社會邊緣人而言，現實是無比殘酷的。他們在痛苦不堪的情況下，經常藉酒麻醉自己，也經常彼此互相傷害。在這時候，有人（如劇中慈祥體貼的Luka）來到他們之中，編織美好的謊言，撫慰他們受創至深的心靈。雖然實際處境絲毫未見改善，不過有些人的日子似乎過得較為舒坦些。後來發展，急轉直下。Luka在情況緊急的關鍵時刻突然失去蹤跡，立刻在這群人當中激起辯論………。
值得深加思索的是，那些出自慈悲為懷的謊言，究竟是對的嗎？伏爾加河畔貧困孤兒出身的高爾基，深切體會社會邊緣人的苦楚，終其一生以其璀璨文采為天下淒苦人請命。他當然熟悉，淒苦人一再被“善意”謊言所戲弄的殘酷現實；境況愈是惡劣，愈多有人出來扮演這個“慈悲”角色。同時，作為一個大文豪的他，具有非凡的透徹觀察力，當然也深深了解，“善意”謊言問題涉及因素十分複雜，不是常識層次的認知所能夠輕易論斷的。或許是出自於這個原因，Na Dne並沒有為這個兩難，直接提供一個可以讓人一目了然的簡單答案。以顧及多層面的方式拋出一個富有深意的議題，成功引起廣泛的思索和論爭，這本身不就是文學家關懷社會的一個極佳貢獻嗎？畢竟，文學藝術最能夠把一個錯綜複雜的境況，表達得淋灕盡致，令人省思不已。至於劇本意涵的詮解，高爾基似乎有意給各方留下較大的評斷空間。然而，換個角度看，這或許是以盡在不言中的含蓄，令人不禁更深刻地感受到千鈞之重的道德控訴。
提出以上介紹，無意推薦任何一種道德標準。只是，觀察數十年來的台灣人反抗運動，發現我們當中確實出現過不少類似Luka的好心人士。也許應該說，這是普世現象，常見於世界上長期遭受壓迫的人民當中。在我們的經驗裏，長久以來，台灣的Luka群編織了“東方瑞士”的美夢，給予苦悶的台灣人以一個美麗無比（也是缺乏具體的真實意義）的遠景。如果延續高爾基Na Dne的思緒，實在應該認真問道﹕即便是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即便是黑白顛倒的謊言，倘若能夠撫慰受創的台灣人心靈於一時，難道不是好事一樁嗎？菩薩心腸，難道有錯嗎？可是，倘若受到“善意”謊言所撫慰的台灣人，美夢醒來，發現這又是另一場苦澀無情的戲弄，難免更加灰心頹喪，更加痛苦不堪。如此作弄，難道是公平的嗎？難道是道德的嗎？
這可以是一個道德評價問題，一個宗教哲學問題，甚至也可以延伸為反壓迫政治動員的策略問題。如此大議題，固然見仁見智，探討空間極大，可是最低程度，吾人卻也不好對此全部茫然無所知。否則，不又是人文貧乏的一個表現嗎？這是另外一個議題。然而，若就台灣人當前所處的歷史環境而言，似乎可以就另一個不同面向來加以探討。
這就是前次貼文《人間樂土》論述的重點﹕相較於大多數的西歐與北歐各國而言，瑞士尚是一個帶有濃厚舊社會落後餘風的社會，根本不值得我們仰慕效法。“東方瑞士”政治遠景，華而不實；說穿了，不過是一個缺乏事實依據的謊言罷了。而且，實在也編造得太過於草率了，連基本的查證工夫都省略了。而此類政治謊言，思想內容空泛，必定在傳播的同時，一併挾帶和助長諸多的偏見和無知。它不但無法正面充實台灣人政治運動所需要的思想內涵，而且不乏間接掏空的機率。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反抗運動，須要盡全力以明確論述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所堅持的信念，積極向陳腐的傳統價值觀挑戰，恰恰不應該如此錯把脫離現實的幻想當做政治遠景。堅強的人們，寧願清醒看清醜惡現實，難道需要精神嗎啡嗎？
|
|
|
|
|
|
|
| 膘笢OB |
|
遊客
|
近日「四大金磚」的新聞, 媒體藉高盛證卷的報告(下稱報告), 有意大肆抄作中國在二O五O將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根據報告在二O五O年時, 世界經濟強權依序是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俄國。 敝人在此也想提出非經濟學家的另類觀點。
首先, 早在十九世紀末即有經濟學家預測巴西在二十世紀將是一等強國, 而日本則無法擠身列強; 所持理由是巴西資源豐富, 而日本資源短缺。 我們知道這預測完全錯誤。 其次, 依GDP的定義:
GDP = C+I+G+(X-M)
C: personal consumption
I: 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G: government purchases
X-M: net exports
從定義上, 具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 十億人口的印度光是人民消費(C), 和政府開支(G)就是一筆大數字, 便已經注定是經濟大國。 事實上美國已經視中國、印度為經濟大國。 自CIA網站整理而出表一(註一), 可見一斑。
人口 (2004) GDP(2003) 人均所得(2003) GDP 成長率 %(2003)
美國 293,027,571 $10.99 trillion $37,800 3.1
中國 1,298,847,624 $6.449 trillion $5,000 9.1
日本 127,333,002 $3.583trillion $28,200 2.7
印度 1,065,070,607 $3.033 trillion $2,900 8.3
德國 82,424,609 $2.271 trillion $27,600 -0.1
英國 60,270,708 $1.666 trillion $27,700 2.2
法國 60,424,213 $1.661 trillion $27,600 0.5
義大利 58,057,477 $1.55 trillion $26,700 0.4
巴西 184,101,109 $1.375 trillion $7,600 -0.2
俄國 143,782,338 $1.282 trillion $8,900 7.3
加拿大 32,507,874 $958.7 billion $29,800 1.7
台灣 22,749,838 $528.6 billion $23,400 3.2
表一
請注意此表經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 轉換, GDP的排列順序; 中國、印度已名列二及四的經濟大國。但為什麼過去往往忽略這四大國, 主要原因是世人向來習於用匯率轉換來論GDP。 表二是以1990 匯率轉換的GDP順序, 其排列和表一大不相同, 而且中國和印度產值都不及trillion。
2001 GDP $billion
美國 7965.8
日本 3358.3
德國 1951.4
法國 1490.5
英國 1253.4
義大利 1272.4
中國 885.9
巴西 637.8
印度 558.1
俄國 388.2
表二 GDP with 1990 exchange rate conversion (註二)
今試計算中國GDP年增殖率應是多少, 可以在2050趕上美國。 報告將四磚國家資本增加額以常數計算(註四), 我們也援例將美國GDP 成長率以2003年為準, 一直到2050 年都是3.1%。 其實用這數目是對四磚國家最有利的。 因2003年美國景氣低迷, 公司投資意願缺缺。 2003年美國GDP 是$10.99 trillion, 中國是$6.449 trillion。因此中國在2050年超越美國的年GDP增長率可以由下列方程式算出:
47 47
10.99 (1十0.031) = 6.449(l+R)
47是得自2050-2003。 而年平均成長率R值是 4.28%。
我們回顧一下戰後日本, 經濟重建過程。 日本戰前工業、科技已經相當接近西方水準。 戰後日本一方面迅速引進新技術, 同時也開發新產品, 新生產方式。 六O年代日本的照像機、電晶體收音機、錄音機; 七O年代電視機、音響、家電; 八O年代汽車都是以自己開發的品牌, 物美價廉, 款式新穎, 暢銷歐美。 美國鋼鐵業、電器業、電子業、汽車業紛紛中箭落馬, 和今日中國所仰賴的廉價代工大異其趣。除了生產技術、生產方式、經營管理、市場開擴一再創新外, 日本一直沒有龐大軍備開支; 資金、人才都注入民生工業上。 但, 最重要的是, 戰後日本政治、社會相當穩定,沒有危機發生使得各方面人才都能全力發揮。 即使各方面如此有利的條件下也只能維持二十年的高成長, 八十年代便緩慢下來。 日本1950-1990成長率是5.87(註三) (這是依PPP 調整後之數, 如以匯率轉換法, 成長率是超過7); 而且這時段全世界只有日本超過4%。
由2005到2050是段相當長的時間, 2050未到之前很多狀況會發生例如能源危機、金融危機、週期性不景氣、保謢政策再度抬頭、大蕭條、….。 而中國內在問題除眾所週知的貪污、腐化、失業、金融、無法治外法輪功、貧富差距、天然資源破壞、水資源污染、黃河斷流、荒漠化、…等問題重重。而這些國家在政治、法律、經濟、金融、社會福利上原本即不健全, 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波及政治的穩定, 但卻是這篇報告有意迴避的假設。 中國在通往第一大GDP過程, 財富累積也相當龐大、迅速, 但這財富並非分配給十三億人民, 而是集中在高幹、少數富商、沿海省分, 使原本貧富不均的問題更加變本加厲, 快速惡化。 財富對中共政權也許不是強心劑, 反而是催命符。但這些可以預見的問題, 報告卻完全忽視。
因此 筆者得一結論:
只有掌握充分政治因素, 經濟預測才可靠。
只有正確的政治 路線, 才有正確的經濟政策。
註一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us.html#People
註�Ghttp://www.eco.rug.nl/~Maddison/articles/World_development_and_Outlook,1820-2030.pdf
World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1820-2030: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Revised Note by Angus Maddison for Meeting OECD Economics & Environment
Directorates, June 25, 2004 Table 5a
註三 同上Table 3a
註四 朱雲鵬:」是金磚還是空心磚?」 三月十四日, 2005中國時報 |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榮耀與寂寥」（二）
本文繼續探討紀念文化協會成立的80週年，題為<榮耀與寂寥>的VCD短片。短片第二段介紹主要人物：林獻堂與蔡惠如。旁白首先說明林獻堂、蔡惠如是東京台灣留學生的大家長，接著由演員扮演蔡拜訪正來日本的林獻堂。以下對話依照字幕，而略去主客寒喧。
林：台灣的局勢如何？動得起來嗎？
蔡：最近東京的留學生經常講起世界局勢的變化。我看大家比以前較活躍。
林：在島內大家都在想，是否有更妥當的方法。
蔡： 只要獻堂仙肯出面來組織，一切都會平安無事。
林： 你放心，你們盡量照你們的想法去做，我一定會支持你們。
林獻堂與蔡惠如兩人都曾影響1920年代的台灣：一位是社會地位極高，聲望遍及全台的大地主，另一位是望族出身，卻賣盡祖產，幫贊創辦「台灣青年」的商人。一般而言，地主與商賈的政治立場有其極限，多數都屬於保守陣營。然而，還是有地主階級成員領導人民反對政府，甚至領導革命的史實。他們兩人的作為遠未及此。但是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他們表現出相對進步性。因此，了解他們能夠提供正面借鏡。具體而言，值得探究的是他們當時如何克服保守性，而表現出進步一面？為何他們選擇資助留學生，以至留學生的政治活動？為何他們甘冒惹惱殖民政府的危險，而投入合法，卻仍有風險的改革運動？
短片以如上想像的會面來表現兩人對政治運動的判斷與決定，當無不可。然而，假想會談內容卻是值得斟酌。對話中提到台灣的局勢「動得起來嗎？」東京的留學生「比以前較活躍」，「是否有更妥當的方法」云云，都符合漢文「藝術性」的含糊表達。相對而言，「只要獻堂仙肯出面來組織，一切都會平安無事」的說法，卻是絲毫不含糊的說法。似乎蔡惠如不但心切政治運動，也預知獻堂仙有天大本領，可以保證參與者的平安；而林獻堂雖不知道留學生的政治看法與運動性質、方向，卻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氣魄，與一定支持的胸懷。
如此，一個大力推舉加上努力保證，一個則大方接受而立即表態。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運動似乎就坦然上路。這麼簡單，如此乾淨利落。但可能合乎史實嗎？
林獻堂既然是1920年代初期政治運動的領導人，他的政治認識與看法當然影響運動的部份面貌。但是，這部短片並未說明這些背景。1895年日本據台後，他的漢族情懷一直未改，甚至終身不講日語。他的所學與認知基本上是傳統漢學，而參雜一些現代看法。既存史實顯示林獻堂與梁啟超曾有往來，而可能受其一些影響。1910年，林獻堂在奈良遇到梁啟超。梁告以：「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1911年梁啟超訪台與林相處二週。梁影響林的細節，有以下一說。
「梁啟超勸獻堂要多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學問，並開列東西書籍約達兩百種，使其眼光更為開闊，梁啟超旅台對林獻堂影響最深的是指引其採行非暴力的民族運動，並對其思想、學問有所啟發 。」參考<林獻堂與近代台灣民主運動>，戴寶村（台灣歷史學會）。 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1022.htm
如此說法，也許說明林獻堂現代政治看法的部份來源。然而，一方面顯示作者靜態的看法，忽略了梁啟超不斷學習新思想，而挑戰、甚至改變思想的特色。另方面，則顯示林獻堂以及為他翻譯者的局限。他們依靠梁啟超介紹來自日文的譯著，而不能（或不願）從日文、西文來源直接汲取。後者的影響與意義，會再討論。
回到以上想像的林、蔡會面。誠然，他們有漢族情懷，而盼望未來中國的支援。然而，未來畢竟不可知，而且可能遙不可期。他們顯然無法等待，而有意開始從事非武裝、非暴力的政治運動。如此的領導人需要政治、經濟、社會理論認識與經驗。這些歷練都不是與「大師」接觸，受其啟發就可得的，而是不斷學習與實踐中驗證而來。從以上想像的談話，很難解釋林、蔡兩人在沒有政治資歷之下，不但成為運動的象徵，而且林獻堂還受眾人擁護成為領袖。如此看重領導人聲望，是1920年代台灣政治運動的特性，也顯現當代留學生重要的局限之一。
李筱峰接著說明由蔡惠如的運作，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組織，1920年1月組成新民會。接著由演員飾演新民會的成立。
學生一：以前幾個組織都未成功，實在遺撼，但是，認真而言，在思想主義、組織成員方面，我們的條件都未理想。
林： 另外財源和經費方面，也有一些問題，讓我們很難做事。
蔡：這實在很可惜。要不然，現在全世界的潮流好像要動起來了。像美國威爾遜總統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雖然還沒全面實行。但是，全世界許多地方已經開始動起來。像愛爾蘭，俄國。
學生二：看人家朝鮮。
蔡：說到朝鮮，看人家朝鮮的三一運動，雖然付出很大的代價，死傷不少，流血流汗。但是，人家還是得到一些成果。同樣是人家的殖民地，朝鮮人的地位，就是比我們台灣人高。
林： 當然，朝鮮的獨立運動，讓許多人深深感慨。不過，死傷那麼多人。我看，我們是不是要想想看，是否有較適合我們的方法。
蔡：我想，我們需要更有力，更健全的組織。
這一段介紹領導者與進步留學生，是該短片表現他們心路歷程與政治看法的機會。即使我們忽略其中人物言談與史實舉證不精確的毛病，仍有其它問題。從上一節看不出未來領袖的政治認識與實踐經驗，更看不出他們有出色的政治見解，而這一節也看不出留學生精英的進步之處。現代政治運動不是秘密的陰謀行動，而是公開的群眾運動，需要明確的政治目標，也需要政治綱領與組織。因此，以什麼議題能夠發動群眾，需要什麼組織，怎麼領導群眾等等，都是當時進步的留學生不能不關注的問題。但是，從這短片卻看不出絲毫跡象。
思想、組織與政治運動關係密切，兩者是互動、互補。當時政治思想與組織概念還不成熟的留學生，雖然可以仗著滿腔熱情匆匆上路；然而，必然影響政治運動長遠的性質與目標。如此缺陷，固然有留學生本身條件不足的因素，部份可歸因於1920年代日本的人文環境。1870年至1910年是日本引入、吸收而開始建立現代知識基礎的時期，而1920年至1930年是擴充現代化知識的時期。即使在後者的年代，日本的政治書籍還是相當有限。從書籍標題來認定，有關政治制度有6種；政治思想有28種；政治思潮只有2種；政治組織有13種；政治學最多，也不過65種。著名的岩波講座在 1920-30年代，只有7種叢書，包括生物、物理、化學與世界思潮，其中近代思潮只占小部份。
可見當時日本出版的人文書籍，不但數量上無法與歐美相比，創造的著作更是稀少。其實，這是引入、學習新思潮，所必經過程。當時日文用以從事佛教、漢學、文學等傳統工作，綽綽有餘；然而，作為表達西方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現代技術的工具，顯然嚴重不足。日本的現代化，因此不能不包括日文的現代化。一些學者推敲新詞彙的產生，和討論片假名代表外來語的歷程，留下不少痕跡。
在此環境下，1920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如果無法直接從西文（尤其是英文）資料，汲取新知與經驗，必然受到嚴重限制。其實不僅當時如此，80年後的台灣依然如此。古漢文歷史誠然悠久，現代漢文（白話文）不但歷史短，而且百年來，並未經過大變化。增加、引入新詞彙都困難重重。漢譯書籍的數與質，嚴重影響台灣人文品質的提升。短片後來有一段，由李筱峰說明林獻堂，是個例證。
李筱峰：「台灣過去有很多地方望族，大部份都走日本路線，都親日本。但是，林獻堂在那種情形下，其實他若不管那些閑事，和日本人勾結，他也是很好過活啊。但是他不要。所以有人說為林獻堂有點保守。地主階級難免有些保守。但是，在他那環境下，他願意站出來，領導台灣民族運動，我感覺應該是很了不起。」
「那些閑事」與「有些保守」，「願意站出來」與「很了不起」，是日常用語，是感性詞彙，而不是歷史解釋。嚴肅的學者不應如此。認真的學者如有適當的工具、環境，顯然不會如此。改進語文，看來是提升人文學術不可少的部份。
1920年代的林獻堂，以他的聲望與地位，在初期誠然幫助運動的起步、推展。然而，當運動開始發展、擴大，而面臨方向、性質改變的關頭，他不能或不願作出與其聲望、地位或利益衝突的決定。如此，崇高的聲望與地位反而成為運動，甚至他個人的障礙。林獻堂的歷史估量，只有在我們完整而公正評估1920年代歷史的狀況下，才有可能。如此，顯然不是這短片能夠奏效。然而，這段歷史的解釋權卻是統派與中國都極思篡奪。
我們需要有歷史想像力來詮釋這段充滿矛盾、變化、曲折的歷史，來提供較有深度的見解。這當然是長遠的歷程。至少，我們在討論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運動時候，應有面對史實的勇氣。例如：對於當時領導者、一些參與者而言，台灣人等同漢人，台灣民族等同漢民族，而台灣獨立，獨立於漢民族之外的台灣民族，是1920年代末期、少數派台共的提法，而非多數人的看法。
這類史實可能不是人人所樂見。然而，即使是醜陋、痛苦的史實，仍然必需受尊重。要超越漢族史觀，我們不但有尊重史實的義務，也有尋求不同解釋的任務，卻無遮掩史實的權利。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回應建中OB兄的文章
根據你的文章，我從另外幾個面向進行延伸性討論。
一、 中國政府發佈的統計資料的正確性。這一方面在2000年前後，曾經被廣泛深入討論。匹茲堡大學教授Thomas Rawski認為，但1998年以後就難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負成長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GDP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張清溪：中國經濟成長有玄機�Ahttp://www.dajiyuan.com/b5/3/1/28/n270634.htm）實際上中國政府會假造數字並不是從現在就有，近者向文化大革命發表的數字，遠者如黃仁宇對中國明代歷史的檢討等，都指出中國對數字管理的能力不足，這樣的政府發佈出來的統計數字，學者如果要引用，必須要小心。
二、 高盛發表的論文跟他的商業目的有關，他的可信度必須在批判中被注意。
三、 自然資源對中國的限制相當大。以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及他使用資源的比例，他的一些動作已經會影響世界某一些財貨的價格變動了，如果讓他的GDP以費率計算的方式增加一倍，可以想見國際上各種原物料及財貨的價格上升將會攀升到甚麼階段。此時對國際資源的掌握，就不在你的生產力，而在你的財力，這是中國經濟很弱的一環。換言之，按照中國這樣的經濟成長，到2008年，不知道國際物價會變成怎樣？會強調「GDP以費率計算的方式」乃是國際資源的搶奪不是靠一個國家的GDP大小，而是他的財力，而財力大小，目前是根據美元計價，不是PPP的計算方式。
四、 物價是很重要的因素。像台灣這種人口規模的「小國」，他的經濟成長不會影響國際物價，但是中國會。因此將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的經濟成長進行預測，他的國際物價曲線應設定在GDP和物價視同向變動的正斜率狀況，絕非物價水準與橫軸平行的，這種GDP成長不會影響物價的狀況。
五、 根據第四點，所謂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都是人口眾多的國家，他們經濟成長一定會引發國際資源使用重分配的效應，光只有中國經濟成長就不一定能有足夠的世界資源可以讓他使用，更何況還有一個印度。因此國際物價攀升應該無法避免。更進一步，全世界又不只是這幾個國家在追求經濟成長，其他國家也是在努力，因此國際物價將會攀升更劇烈。
六、 很多人強調用PPP計算GDP的意義，但他們卻忽略，「生活水準」和都市化有關，都市化越高的國家，他的生活費用越高。也忽略生活品質的問題。因此，像中國這種PPP的每人GDP在5000美元的國家，他的鄉村發展水準可能連台灣60年代的狀況都不如，而且他們很多鄉村的公共設施可能連台灣50年代都不夠，這樣所謂的5000美元，到底意義在哪裡呢？真的有待考量。
克魯曼在1997年之前，寫了一篇對東亞經濟發展的評論，曾有很精彩的論述。他先比較1950、60年代的蘇聯經濟成長及他們後來的發展，最後用以比較現在東亞的發展模式。他結論說，這一些國家的經濟成長都是靠不斷投入生產要素的方式發展，一旦經濟要素投入殆盡，這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奇蹟也就進入尾聲。而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卻不是靠投入生產要素，而是以追求技術進步的方式推動。這樣的路比較慢，卻很具有自主性。我認為克魯曼的論述很精要，台灣要追求、要注意的經濟成長，應該是這一方面的努力，而不事生產要素不斷的投入。因此一個國家若要有長遠發展，那不僅是要追求經濟成長，連政治、社會制度的調整都要同步啟動。僅僅追求經濟發展，最好的結果當然是Huntinton的先經濟後政治、一種專制、威權政府到民主改革的途徑，但是有多少國家能成功呢？我懷疑。一旦失敗，他所付出去的代價不僅僅是一代人的努力，更且會是政治與社會制度敗壞到很難收拾的地步，菲律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人人都愛「東方瑞士」
台灣各政黨的政見主張，除了統獨議題而外，其餘都有很高的同質性。別的暫且不說，連「東方瑞士」之說，也是異口同聲。
例如，2004年大選前夕，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出版新書《台灣大未來—海洋立國世界島》。自序中說﹕“台灣將立足於美麗、浩瀚無垠的太平洋之上扮演東方瑞士的角色，與環太平洋的民主國家創造另一波的海洋新文明；台灣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蕞爾小島，而是要具體的以民主、和平及促進繁榮（Democracy, Peace, Prosperity: DPP）為核心的柔性海洋戰略發展成為21世紀的世界島，並落實於憲政、外交、經貿及國防等方面的具體規劃上。”
在此不久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呼籲，“要讓台灣成為真正開放的台灣、微笑的台灣、美麗的台灣、幸福的台灣，成為「東方瑞士」”；“台灣要成為美麗的台灣，提升生活品質及工作、投資環境，讓台灣成為真正美麗的地方，成為東方瑞士。”（中央社11/10/2003電）
若加比較，雙方的「東方瑞士」其實並無根本上的歧見，甚至於談不上有相同之處。既然都是天馬行空，自無交鋒，也不必區分，何來政見歧異？既然都是空泛不著邊際，談何具體共識？既然雙方都是信口開河，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一方的「東方瑞士」比另一方的「東方瑞士」較為具體可行，或者來得真誠可信。然則，隨便說說，無傷大雅，有何不宜？
不同階級、階層，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利益團體，原本應該各有自己的政治思考導向，對於發展遠景，各有期待、各有堅持。是以，在諸多重要議題上應該各有主張，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甚至於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些在在都是非常真實的政治爭端。民主體制下的政黨政治，最主要意義即在於，以社會一般都能夠接受的方式，處理內部的重大矛盾。事實上，在公共政策上不存在重大路線之爭的社會，天上或許有之，在人間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各政黨在公共政策上的重大差異，理應公開提揭出來，以展現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吸引更多人的關切、參與，堂堂正正爭取民意支持。這是健全的民主社會的常態。
可是，時下台灣的四個政黨之間，實在看不出在此方面有什麼重大差別；也絕少有大規模的論述和辯論。這是不正常的。何以致此？
「東方瑞士」冠冕堂皇，各路政治人物爭相供奉，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賦予各種顏色。畫餅雖無以充饑，可是人間樂土的美景，大家都可以欣然同意。問題是，錯把虛無飄渺的空中樓閣當作政治願景，欺人自欺到一定程度，足以使得眾多人忘記，自己真正的政治展望，需要通過政治理念的論述，需要步步辛勞地構思、辯論、捍衛。對於現實世界裏的種種重大公共政策的探討論述，因而草草了事。殊不知，這些政策其實是建構自己理想遠景的一磚一石。「東方瑞士」之說，興許是一種集體催眠，可以造就舉國政治夢遊症候群。
政治展望不同於幻想。它需要相當扎實的思想基礎。它的生命力，取決於綿密不絕、富有深度的思索與對話。當空中樓閣的「東方瑞士」取政治展望而代之的時候，也是政治思維停止呼吸的時候。此時也，顧及廣泛面以及長遠性的多面向政治思維，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甚至於還會引來不屑和猜疑的眼光。一旦習慣於不去思考我們社會所面臨的各種根本議題，以及其間的緊密關聯，我們也就缺乏較為完整和兼容的政治宏觀。於是，習於追逐瑣碎議題的政治論述場域，很容易為片面性的單一議題所挾持。在那些偏鋒的保守勢力的操控下，片面性單一議題所激起的情緒發飆，無限上綱的堅持，足以扭曲眾多人的心智。而我們社會一般卻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予以有效制約。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從容理性解決歧見的政治環境。
如此，一個人人喜愛的未來美夢，不但不能夠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和諧安祥，反而會促使我們更短視、更偏執、更急躁，使得一些矛盾對立變得愈加無法化解。這不是民主之道。「東方瑞士」說法，不過是政治人物孤陋寡聞的遮羞布罷了，我們應當採取批判態度。我們應該多談談政治理念，多談談真實的政治展望。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Perhaps someone should refresh what was said about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it not possible that the reason why "時下台灣的四個政黨之間，實在看不出在此方面有什麼重大差別；也絕少有大規模的論述和辯論。這是不正常的。何以致此？" is simply tha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aiwan faces at present is external? and therefore, building Taiwan into a 「東方瑞士」becomes a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or at least most of the politicians as the four parties all claimed)?
|
| 編修記錄 (1 次編修) |
| 我猜 - 2005/3/31, 10:50 | | 刪除部份離題內容，另請注意版規規定不能竄改人名。即使不方便打big5也可以剪貼為之。 | |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仍然刪除三篇離題發言。
yl，是的，我的確在版規之下會保護某些人的發言題欄。不論那位朋友願意用心開題
我猜的態度都是這樣，包括yl您在內。
一整個題欄用心的發言，不論你同意與否，你當然可以發表屬於自己的論述，但在此
同時，離題的嘲諷則為多餘。
另外，不管是那裡的旁聽生絕不等同於「延平旁聽生」，其理自明。
我猜決定至此，若有後話請到閒聊區，否則仍然會刪除。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榮耀與寂寥」（三）
本文繼續探討紀念文化協會成立80週年，題為<榮耀與寂寥>的VCD短片。
文化協會從文化層面開始運作，活動包括出版刊物、報刊、演講、電影、文化戲劇等，隨著活動與組織的開展不能不走入政治、社會運動的範疇。從而，主要人物的政治認識、立場、視野，也必然成為影響運動繼續發展、轉型，甚至兌變與否的因素。運動領導階層除林獻堂與蔡惠如之外，還有不少醫生、教師等當時台灣頂尖知識分子，其中有醫生出身的蔣渭水。
蔣渭水說過：「台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他的意見顯然大力幫助推動文化協會的成立。本短片既然紀念文化協會，討論自然不能不關聯他。遺憾地，其中的探討卻是相當有限。蔣渭水活動力強，又具有旺盛的意志力。他的政治觀點不只影響當年運動的一些方向、面貌，也成為今日歷史戰場的一部份。稍後會再來討論。
文化協會各種活動中，主流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多時有兩千各地精英參與連署。但是，即使如此溫和、合法的運動，也難免遭到殖民政府壓制的命運。大正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十六日，殖民當局對議會設置請願活躍份子進行全島性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這就是著名的「治警事件」。他們受殖民政府判處徒刑最長為四個月，有的科以罰款，有的則受到不起訴處分。蔣渭水、蔡惠如等人入獄與出獄時，受到人民以鞭炮表示感謝與支持。他們出獄後，也都繼續參與20年代的運動。如此，對未來台灣政治運動有相當沖擊。一方面，表示日本殖民依法統治，更給予多數台灣人民合法抗爭的希望；另方面，日本與國民黨相比，更顯示後者對付合法反抗者的無理與野蠻。誠然，日本殖民政府，對參與合法鬥爭者多半依法處置，但對於左派(例如台共)則不留情。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中提供一些線索。
該短片所附小冊子中，有李筱峰序文列出文化協會的主要活動。
頁次 內容
003 重返歷史的榮耀／陳郁秀
004 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張炎憲
006 一部紀錄片的誕生／李泳泉
011 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李筱峰
011 民族社會運動的序幕
015 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
017 讀報社
017 通俗講習會
018 夏季學校
019 文化演講
020 治警事件
023 電影巡迴隊— 美台團
024 文化劇運動
024 台灣民報
027 學生運動
028 農工運動
028 分道揚鑣
029 身份認同的檢討— 代結語
文化協會在介入工農運動後，出現內部分裂現象。左派取得領導權，而蔣渭水與一些老幹部，則離開文協而組織台灣民眾黨，成為台灣第一個政黨。由於蔣渭水一些作法學習孫文，而成為統派、國民黨人「鐘愛」的對象。最近他的大眾葬式影片重現，不出意料地成為一時的熱門議題。以下報導，是個好例子。
『日前，台北市長馬英九在台灣先知先覺蔣渭水的逝世紀實「蔣渭水台灣大眾葬紀錄片」首映典禮上，公開讚揚蔣渭水先生是名副其實的「台灣孫中山」；其市府所屬文化局更開始著手將囚禁過蔣氏等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的大稻埕大同分局改建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或許，蔣渭水一生對孫中山的尊重與追念，以及對於「漢民族」的認同，是馬英九對蔣渭水最為愛惜之處。然而，在歷史的脈絡裡，絕不能將當時蔣渭水的漢民族認同簡化為台灣民族運動的最終目標。』<蔣渭水精神與台灣民族主體性> ，台北市議員李文英；出自<台灣日報> 2005-03-06。
對馬英九的作秀提出質疑，當然應該。可是，蔣氏等文化協會成員，心懷「祖國」，自認「漢民族」的心路歷程，是無可改變，也是我們必需面對的史實。研究蔣渭水的黃煌雄，如是說：
『（1920年代）這個運動在激發台灣人民族意識的同時，也激發台灣人對當時尚處於分崩離析狀態中國的民族認同，這就是所謂漢民族情操。（1971年）由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 葉榮鐘共同署名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一書，對於這種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河川，大陸上既無血統，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種漢民族情操，「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
最足以表露這種漢民族情操的例證，還是「治警事件」發生後，在日本法庭上，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蔡培火五人所做鏗鏘有力的答辯詞。蔣渭水在答 辯中即正氣凜然地說：「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 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也正因為這種漢民族情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整個世代，才對代表中國近代革命主流的孫中山充滿著尊敬與懷念，才對孫中山影響下的北伐寄予高度的期待。同樣地， 抗戰勝利以後，台灣人民所以會那麼熱烈地歡迎中國派來接收台灣的人員，追根究底，也導源於二十多年前這個運動所喚起的民族認同。』<蔣渭水、李登輝、陳水扁：他們所處的時代和面對的中國¡G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一週年>，黃煌雄 ， http://trf.formosa.org/CLC.htm（台灣研究基金會網頁）
黃煌雄的論述，除去不必要的形容詞之外，大致相當忠實描述現象。然而，他引述蔡培火等人的「深刻的分析」，卻大有問題。蔡培火等人的分析，不只毫不深刻，更表明不但文協時代，甚至50年後（1971年），台灣一些知識分子對民族問題認識仍然貧乏、仍然是本著血源主義。另一史實是：當時只有台共能夠超越多數人「祖國」，「漢族」的情懷，而提出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如何從歷史脈絡中解釋這些現象，從中學習歷史經驗，才是我們的挑戰。
李筱峰在序文的最後一章，提出身份認同的檢討作為代結語。
『不過，撫今追昔，我們除了感念前人的努力之外，也要從歷史中做一些反省與檢討。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說：「台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珠淚兒來咧。這個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蔣渭水在他所寫的<臨床講義>中，對「患者：台灣」的敘述是：「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畢生拒絕講日本話的林獻堂，曾因為稱中國為「祖國」而遭日本浪人毆打，他作詩還夢想著「祖國我欲乘風歸」。
『對於這一派訴諸「黃帝子孫」、「漢民族」、「中華民族」的運動幹部，研究台灣史的史明先生曾有如下的評語：「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象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榮耀與寂寥》_李筱峰序
李筱峰引用獨立台灣會主持人，有人稱為「台獨教父」史明的解釋，似乎想借用他的左派觀點。然而，史明堆沏許多名詞之後，卻越解釋，越不清楚。問題顯然不只是意識落後於存在，而在於如此落後的意識形態為何繼續引領許多人？我們要如何與之有效對抗，進而打敗這樣的意識形態呢？看來本土派學者有許多可耕耘的園地，也有許多對手。然而，最頑強的對手之一可能是他們自己！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和平vs公理正義
若要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可以有各種不同準則尺寸。其中，政治權利與法律地位方面的男女兩性平等，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婦女大選投票權（women suffrage），雖然不能夠說是唯一的指標，卻是一個簡單易明的指標。遲至1971年，瑞士婦女才開始在少數地區享有大選投票權。一直到1990年，方才普及全國。其他國家情形大約如下﹕
芬蘭﹕1906 年
（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旋即跟進）
英國，加拿大，德國﹕1918年
美國﹕1920年
法國﹕1944年
印度﹕1950年
在這方面，法國大概是歐洲最後的一個大國。可是，瑞士卻是在法國之後，再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方才全面跟進。至于男女婚姻法律地位平等，則是到了1985年方才立法通過。男女平等的議題而外，還有一大籮筐的實據可以說明，若就關照人民福趾與保障基本人權而言，瑞士絕對不是一個先進國家。即便不談人權立法與社會政策，一般人今日到瑞士旅遊，如果稍微細心留意當地種族歧視與勞工極為弱勢的情形，也應該會有相同的感受。相對於台灣而言，瑞士並沒有高明許多，甚且可能還有若干不如之處呢。更不用說與其他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了。
由此可知，把瑞士當作未來台灣社會發展的效仿楷模，不能不說是認知嚴重不足。簡單列提出具體的事實依據，這應該沒有什麼值得爭論。梁啟超曾經說過，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認知上的偏失，一有發覺，本來就應當立予拋棄。可是，依然有不少台灣人，即使面對確鑿事實，卻寧願執意迷戀於人間樂土的迷思。甚至於，當有人質疑這個迷思時，還會遭受到他們的嘲諷、抨擊。也許，他們寧願片面強調這個迷思的另一層意涵﹕瑞士是和平的象徵。這也值得一談。
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希望和平，厭惡戰爭。因為戰爭，不管是內戰或者國際間戰爭，無不帶來毀滅性的可怕破壞，生靈塗炭。戰爭固然非所願也，然而在現實世界裏，自由人之所以選擇和平，卻不是毫無條件的。與和平同樣為人們所珍惜的，還有基本人權與社會公義，如自由民主、照顧弱勢、兩性平等、勞動權、尊重少數族裔等等。為了這些，人們可以不畏懼戰爭，甚至於選擇戰爭。例如，世上最老牌的兩個民族國家（英國與法國）的人民，都曾經不惜血流成河，把專制國王送上斷頭台。美國十三州人民，也不惜展開獨立戰爭。又如，為了使得自己的民主自由不受到侵犯，很多台灣人寧可備戰。
世上所有侵略者和獨裁統治者的最大的欣慰，莫過於亡國者和被統治者甘願安於現狀。天下的偽善與傲慢，莫若向受盡苦難的被害者宣傳逆來順受的美德、和平的可貴。（時下的統派政治人物與主流媒體，不正是如此嗎？）依其說法，被奴役者、異議者、良心犯、政治流亡者，如果早早屈服，興許能夠保住一己的安然無殃；至少，認命也可以說成是一種福緣，帶來知足的安祥。但是，有尊嚴的人，不只靠麵包而活；若要活得有尊嚴，就不能夠不有所抗拒、有所堅持。甚至於，寧願選擇去承受因此而帶來的更大折磨，也不肯屈就於不公不義。犧牲人權與公理而換得的和平，即是奴隸的和平，可強加於自由人身上，卻不在他們自由意志的選項之列。這是現代公民所應該堅持的，也是公理終可戰勝強權的一項依據。數十年來，無數台灣人是這樣深深相信的，也是這樣抉擇的。這個氣概，才是台灣民族歷史組曲的主題，也是美好遠景所可以依恃的。
台灣人久經憂難，向來期盼和平，絕對不是生性好戰。不需要他人喋喋不休地教曉以和平大道理。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延平旁聽生 claimed beforehand,"若要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可以有各種不同準則尺寸。其中，政治權利與法律地位方面的男女兩性平等，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and then list the year of woman suffrage in a few European contries to show the backwardness of Switzerland. So one can see that he simply used that as the one and only 里程碑 to confirme his preconceived notion (he heard) of some years ago. Perhaps there was a reason why he only list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nstead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tablet - for it would then defeat his purpos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can reference the brief description of woman suffrage in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bartleby.com/65/wo/womansuf.html
What conclusion can one get by using the trick employed by 延平旁聽生 on that more comprehensive list?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commonly deemed to be not as 文明進步 as Switzerland would be well ahead of that poor Switzerland on that 文明進步 scale of his! Granted the "backwardness" of Switzerland was as claimed by 延平旁聽生, I am still puzzled why so many political exiles of various progressiveness of the past two centuries opted it as their refuge! Certainly, it could not be its backwardness, nor its high living cost.
What is my point in dwelling on this issue of Switzerland? Well, I guess it can be said that I just wanted to note the fallacy of the trick of Gong Chi Yi Dien (attacking a single point), which inevitably (in my opinion) involves some trick of stretching. But perhaps I was wrong in being so fastidious that I forgot there are certainly someones who are ready to swallow hook-line-and-sinker any advertisement at face value. After all Barnum's words on suckers seem to be valid as seen in the prosperity in advertisement business.
I might add that one should look in a dictionary the word, UTOPIA (I guess it is a translation of 人間樂土??!!), before one tries to tear it down.
As to the yearning for peace, I do not have much to pick on 延平旁聽生's sloganeering. What he said is self evident. If I did not remember wrong, even Chiang KaiShek used the same language and taught us the same in our school days. I do not know where 延平旁聽生 got that idea that anyone here is for peace at any cost! Maybe it is my bias that I also see the same STRETCHING here! If one wants to keep on hitting the vacuum (setting up myths and then tearing them down), it is certainly within his/her rights. I am wondering, though, if on keeps going on, someone probably will suffer a broken heart like that poor bull pup, named Andrew Jackson, who tried all his might and heart to bite at a non-existent hind leg in a dog fight. |
|
|
|
|
|
| Echo |
|
發表: 95
|
: ... Perhaps there was a reason why he only list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nstead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tablet - for it would then defeat his purpose. ... What conclusion can one get by using the trick employed by 延平旁聽生 on that more comprehensive list?
在我看來，延平旁聽生的發言，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刻意隱藏資料。你可以說
他蒐集得不夠多，但因此就下定結論說他設計在耍什麼花招，這已經是一種抹黑。
想要有個進步的社會，這種沒有證據就指控的抹黑行為應該避免。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can reference the brief description of woman suffrage in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bartleby.com/65/wo/womansuf.html
上述網站中，可以看出，在所列出的國家中（見下表），瑞士不但是最後一個有
婦女投票權的國家，而且還比其他國家整整晚了三、四十年。這份資料顯示瑞士
這國家出了什麼問題，這不正支持了延平旁聽生探討的重點嗎？怎麼會有人導出
「延平旁聽生在耍計謀」這種結論？
New Zealand 1893
Australia 1902
Finland (1906)
Norway (1913)
former Soviet Union 1917
Canada 1917 (Quebec, 1940)
Brazil (1934)
Salvador (1939)
Dominican Republic (1942)
Guatemala (1945)
Japan 1945
France (1945)
Belgium 1946
Argentina and Mexico (1946)
Philippines 1937
mainland China 1947
Liberia (1947)
Uganda (195
Nigeria (1960)
Switzerland 1971.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color=red]commonly deemed to be not as 文明進步 as Switzerland would be well ahead of that poor Switzerland on that 文明進步 scale of his! Granted the "backwardness" of Switzerland was as claimed by 延平旁聽生,
as 文明進步 as Switzerland? 可見有人心中先入為主認定瑞士很文明進步。延平
旁聽生的文章，正是要指出這是一種謬誤，怎還會有人不思考討論的重點，反而以
該討論的重點為「先決條件」來回應？
What is my point in dwelling on this issue of Switzerland? Well, I guess it can be said that I just wanted to note the fallacy of the trick of Gong Chi Yi Dien (attacking a single point), which inevitably (in my opinion) involves some trick of stretching.
延平旁聽生花了整整四篇文章(人間樂土, 再談“人間樂土”, 人人都愛「東方瑞士」,
和平vs公理正義)，寫了那麼多點來支持他對瑞士這個國家的看法，卻有人專挑一點
說：怎麼可以只用一點做指標？然後據此推論出延平旁聽生在耍什麼詭計。
看看 yl 對延平旁聽生之前的貼文還都有回應，可見 yl 並不是沒看到那些文章。
那到底是誰在玩 some trick of stretching ？？
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I might add that one should look in a dictionary the word, UTOPIA (I guess it is a translation of 人間樂土??!!), before one tries to tear it down.
This is funny. 延平旁聽生講的是「人間樂土」，卻有人批評說：先搞清楚 UTOPIA
是什麼意思。這是翻譯比賽嗎？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Echo:
(刪除離題內容)_我猜
Apparently you are mistaken on several points:
1. Is Switzerland commonly regarded as a 文明進步 country? Well, I certainly believe it is much more 文明進步 than Uganda,..... that are ahead of her in the list. Apparently you either did not comprehend my "lousy writing" (that would be my fault!), or you did not really read that very list you typed yourself. Was I wrong to say what I said--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commonly deemed to be not as 文明進步 as Switzerland would be well ahead of that poor Switzerland on that 文明進步 scale of his!"? I do not think so. You asserted that 可見有人心中先入為主認定瑞士很文明進步. I do not know who the 有人 you were referring to. But I certainly know I am not the one. Have I ever asserted that Switzerland is THE (very)文明進步 country? I believe I have not. Previously I raised the possible reasons why she was taken as a model in that much excoriated slogan - Eastern Switzerland, namely, it enjoyed a long period of peace inspite of being in the middle of a tumultuous Europe, and the marvelous tolerance of that society as exemplified in being the choice safe haven for so many political exiles.
2.卻有人專挑一點
說：怎麼可以只用一點做指標？然後據此推論出延平旁聽生在耍什麼詭計。 First of all, did not 延平旁聽生 use one point to reach his conclusion? I still think so after having read his post the second time. (In fact more than two times!) Secondly, The word of 詭計 is wholly yours. Though it is also understandable, for "trick" may sometimes be translated as 詭計, this again reveals your misreading. Trick here did not mean 詭計, it meant the methodology of his using that list to reach his conclusion, which incidently would lead to the risible conclusion that Uganda is more 文明進步 than Switzerland if applied to the fuller list of yours!
(刪除部份離題內容)__我猜
3. 這是翻譯比賽嗎？
No, but someone like 延平旁聽生 with profound training in humanities would know what I meant.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hint, though. That word originally meant the place where ZhuangTze suggested his friend to plant an allegedly useless big tree. It tied in the non-existent hind leg of a certain dog in the last paragraph of my previous post. hahaha |
|
|
|
|
|
|
| 我猜 |
|
發表: 149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寧靜」革命？
在台灣，很多人喜歡以「寧靜革命」來形容台灣邁進民主新紀元的過程，亦即是從蔣經國在位的最後數年，及李登輝主政期間。每次看到「寧靜革命」這四個字，我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革命的意涵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革，何寧靜之有？如同「靜態的動蕩」一樣，「寧靜革命」一詞，其實是自我矛盾的。在各種文字的習慣用法上，像這樣的例子，並非沒有。只要約定俗成，「寧靜革命」用詞，也沒有什麼不當。不過，還是值得稍加探討。
首次聞及quiet revolution，得自於海外求學時校外住所樓下兩位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研究生。他們為我解釋魁北克獨立運動的緣起時說，1960年魁北克省自由黨的Lesage執政，開始在該省內大幅度提高稅率，放手擴大行政官僚體系，在醫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退休制度等許多方面大刀闊斧從事改革，甚至於強硬地將規模極龐大的水力發電公營化。短短數年間，並沒有大張旗鼓，卻把一個非常閉塞保守的地區，迅速推上現代化道路。仿佛是，魁北克人在沉睡百多年後，一夜之間猛醒過來，各種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組織紛紛出現，包括工會、女權等，如雨後春筍，文學藝術頓然活力十足。尤其重要的是，魁北克人開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自信，母語權、獨立政治主權的意識空前高漲。這確實成了一個風氣大開、令人耳目一新的社會。後來，加拿大人普遍以quiet revolution一詞來指謂這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歷史片段。
在英文用法上，也有人使用silent revolution以形容類似的大變革，其意思相同。在這裏，silent和quiet是指沒有大規模對抗的喧嘩，沒有武裝衝突的炮聲隆隆，可是，其中完全沒有「寧靜」（英文應該是tranqil, serene）的意涵。無聲或者低聲本身，並不意味安祥寧靜，其理至明。
台灣之邁進民主時代，固然沒有內戰的炮聲隆隆，卻不乏示威遊行的衝撞喧嘩。事實上，當時的農民大遊行、反刑法100條、環保動員示威、各種自力救濟，規模極大而且相當頻繁，都是相當高分貝的。而警察「鎮暴」的粗暴大動作，一點也不短缺，甚至於還導致流血事件。同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險惡萬分，驚心動魄，一點也不寧靜。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是十分的動蕩不安；以「寧靜」相稱，實在欠妥。如果台灣的「寧靜革命」一詞係譯自英文的quiet/silent revolution，應該說是以詞害意、翻譯失當。（倘若是翻譯而來，台灣的第三世界博士們，莫非是始作俑者？）
常想，台灣一般選擇「寧靜革命」一詞，應該不是沒有原因的。所反映的台灣人心中的歷史想像，究竟又是什麼呢？
革命，往往容易引起強烈情緒性的兩極反應。1989年，法國擴大舉行革命兩百年紀念慶典，舉國歡騰；美國黑人女聲樂家Jessye Norman高唱馬賽曲，為慶典帶來高潮。應邀參加慶典的，有各國政要元首。當時在場的英國保守黨女首相涂契爾夫人，對記者大唱反調。她說，事後歷史證明，暴力革命是沒有必要的。言下之意，即便沒有法蘭西大革命，民主的腳步依然不會停頓，所以大可不必革命流血。她的見解其實反映英國保守派歷來的立場。兩百年前革命爆發時，保守派大師Edmund Burke寫下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抨擊法蘭西革命。同時代的自由派Thomas Paine 著有The Rights of Man (1792) ，則提出針鋒相對的辯駁。這兩部書是迄今仍然廣為人知的經典名著，代表著截然不同的評價。二人作古已過了兩個世紀，可是雙方所代表的爭端，迄今仍然持續進行之中，不分國界。
無論法國人是如何的謳歌革命、涂契爾夫人是如何的不以為然，無論Edmund Burke和Thomas Paine 是如何的抨擊和捍衛，1789年畢竟發生過法蘭西大革命。不但如此，17世紀中的英國，以平民與清教徒為主力，經過與王室貴族勢力的慘烈內戰（1642-1648），處死國王，在當時而言確是震撼全歐的空前大事，具有非常大的顛覆意義。此事之後，又有國會罷黜國王、另選新王的「光榮革命」（1688），也極具革命性。而驚天動地的革命的另一面，是勢均力敵、不甘屈服的頑拒。雙方殊死纏鬥，可以綿延數十年之久。其實，法國原舊的保守政治勢力，經歷過數度的復辟反撲，最後終於讓出政治主導權，則是在法蘭西大革命過了大約八十年之後。
很多民族的歷史，都曾經有過革命與反革命、激進與保守、革新與守舊的生死對決，各方勢力各自代表政治立場的一端。日後，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們，對於這些歷史事件的歷史評價，也因而非有類似的正反分野不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正反各方，其實都是民族的共同遺產，也可以成為民族的共同驕傲，共同構成為歷史傳承的內涵。歷史評價的爭執愈是激烈、分歧，這個歷史傳承就愈具豐富內容和包容性，愈具啟發意義和民族認同凝聚力。
歷史事件本身，並不是歷史傳承；歷史詮釋才是。或許應該說，活潑生動、爭端不休的歷史詮釋，方足以建構具有豐饒強韌生命力的歷史傳承，譜成雄渾有力的民族靈魂的脈搏跳動。就在今日，無數的法國人和英國人正在思索和爭辯本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甚至於他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無數的魁北克人與英語系加拿大人，正在評估和重新評估魁北克的quiet revolution，以及而後出現的政治主權運動、地下武裝革命組織等等。還有他們的無數學子，都在熱情誠摯地學習歷史思維。在共同歷史傳承之下同步想像、不斷爭論，方是民族，方是心連心的民族。
同樣重要的是，歷史想像還具有另一層的現實意義。多元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思維，不可缺少激進vs保守、革新vs守舊、革命vs反革命（或者漸進改革）在抉擇上的細膩慎思，權衡各種選項的長遠利弊、正負後果、後續連鎖發展。如此，在平時知道何以以及如何珍惜政治多元性。在面對空前危機的時候，我們的公民尤其需要具有縱深廣袤格局的胸懷與智慧。不曾深思過革命與戰爭意義的人們，無以明白民族的氣魄膽識、剛毅自信從何而來。從本民族的豐富歷史傳承，以及藉助他民族的歷史想像，愈多的公民們，有機會學習如同歷史上那些不世出的睿智政治家那般，深思熟慮，高瞻遠矚。
如今，台灣人似乎只有「寧靜革命」的歷史記憶，卻沒有革命歷史的記憶。
百年以來，台灣人確實曾經有過不止一次的革命運動。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我們的先人曾經提出台灣民族概念，以及民族解放的革命綱領。別的暫且不說，單單就此而論，這本身就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超越了當時士紳名流的林獻堂、蔡惠如、蔣渭水等人的政治認知。更何況，很多當代台灣人確確實實依此而身體力行，去從事艱巨的地下革命活動。他們與士紳名流溫和派之間，見解行事相差極大，也顯然發生過深刻的路線大辯論。對於所有這些歷史事件，無論政治理念色彩為何，都應該有珍惜尊重之心。其所代表的歷史意義，也應該是值得我們後人深入探索思考的。
可是，我們一般大多非常熟悉上述的士紳名流，而且尊崇有加，卻非常不熟悉同時代的那一群默默無聞、很多死於非命的革命家。我們大多不但不知道革命與不革命（或者溫和改革）之間的爭端過程，也極少有相關的歷史詮釋爭議論述可供參閱，甚至於根本不知道台灣史上曾經有過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
從老建中前數次的討論可以看出，革命的歷史記憶正在遭受（和繼續遭受）「官方」以及本土派學者的「淡化」處理。在不少人眼中，台灣歷史似乎應該是這樣「還原真相」的。如此看來，眾多人選擇以「寧靜」來規範「革命」，興許不是偶然。 |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Bravo! 延平旁聽生, I like your last post very much. This one is probably the best of all your artilces (that I read). (Of course, it is all only my personal opinion.) I had a short chit-chat with henry on something close to the subject, there I raised the commonly held (I think,mistaken) notion of equating legality with justice.
Recently I watched John Lukacs giving a talk on liberalism/conservertism (though,a sales pitch for his new book) on C-SPAN. It is rather interesting a historian perspective. I am still trying to digest it. Perhaps one can get some information of that talk on line.
The dispute between Luther and Erasmus on the Reformation kept popping into my muddled brain. It remains one of those What IF questions even to this day. Sometimes I fell into the gloomy fatalistic view under multitude of uncontrollable factors that in history what happened, happened.
Only if people learn! But, does people learn?
---我們大多不但不知道革命與不革命（或者溫和改革）之間的爭端過程，也極少有相關的歷史詮釋爭議論述可供參閱，甚至於根本不知道台灣史上曾經有過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
Indeed it is a pity that those heroes still remain unsung till this day. (But we did get some fragmental information from somebody else's digging, didn't we?) With a less critical attitude (than yours), I (as a bystander) am optimistic that the truth will come out someday. After all, one does not expect a new born baby to be a born adult. So perhaps a little more understanding is needed in reading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從本民族的豐富歷史傳承，以及藉助他民族的歷史想像，愈多的公民們，有機會學習如同歷史上那些不世出的睿智政治家那般，深思熟慮，高瞻遠矚。
I wish that people do think hard (but not too hard to enervate the action). As to 高瞻遠矚, I can not help remembering what Tolstoy said about great battle in his War and Peace, that something did pop up to spoil all the plans inspite all the careful preparations and best intentions.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榮耀與寂寥」（四）
本文繼續探討紀念文化協會成立80週年，題為<榮耀與寂寥>的VCD短片。
發掘資料、重演歷史場面固然是紀念歷史事件的方式之一；然而，展現不同角度，提出平衡觀點的歷史解釋應更重要。國民黨多年來抹煞及矮化台灣歷史，而大量灌輸、教育漢族本位的「中華民族」及傳統的英雄史觀。其內容雖然貧乏、誇張甚至錯誤百出，但是不少觀點卻能夠深入人心。要改變這個現象，不只要發掘史實，更要有超越傳統的歷史觀，在不斷與之戰鬥中爭奪主導權。同時，也要有符合歷史脈絡的世界觀，而避免陷入偏頗或自我陶醉的現象。
如此重新詮釋歷史是紀念文化協會意義之一，而在實踐層次，更要學習文化協會與當代的經驗教訓。問題因此是：文化協會以及1920-30年代的歷史教訓為何？
李筱峰已然對文協領導人的「漢民族」、「炎黃子孫」或「中華民族」等身分認同提出檢討。這種看法大致不錯，卻只是當年經驗的一小部份。以此作為歷史教訓的全部，顯然不足，也過於輕忽、草率。
文化協會以及衍生的政治運動，從百人左右開始，經過迅速成長到分裂、結束，時間不到十年，卻展現台灣潛藏的巨大能量與社會動員能力。這樣波濤洶湧運動的結束，一般都歸因於日本為準備戰爭的全面鎮壓。其實不然；例如，同時代在納粹體制下，歐洲反抗運動走入地下，繼續領導人民。但是，我們先人的運動卻迅速銷聲匿跡。我們有義務進一步探究1920-30年代的運動。
當時台灣總督府以龐大的治安機構，密切監控台灣人結社與活動，其中最吸引他們注意的是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以近1400頁的篇幅，詳細集錄、描述日本據台之後的治安狀況。對於文化協會與工農運動，它是如此評價的：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說它完全藉演講來達成其目的亦非過言。
「這運動實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原文出自<總督府警察沿革史，第二編：台灣社會運動史>，151頁；漢譯取自葉榮鐘編著<台灣民族運動史>，303頁。
文協以知識分子開始，而以工農運動收場，也是當年警察監視的軌跡。因此，知識分子，工農群眾以及兩者之關係，是探討當代運動不能不關注的要點。
演講是文協的招牌活動，聽眾總共達到30萬人。當然，確切聽眾人數很難估量；一方面，有意無意地警察可能低估，一方面聽眾也有參與多次的可能。無論如何，文協演講確實吸引不少人；除去發揮宣傳作用之外，也可能搭建了知識分子演講者與農民、小市民聽眾之間的橋樑。
1923年開始，都市地區每逢星期六、日，有定期文協演講會，鄉間則由演講隊巡迴演講。1925年是文協舉開演講會最熱烈的一年。地方會員如能邀請幹部去演講，他們就發動民眾鳴放鞭炮歡迎，當作一種示威行動，並舉行盛大歡迎會。至於演講者除去挑戰殖民統治之外，也與在鄉間趾高氣揚的警察對立。他們有時更用一些現代政治理論諷刺官吏、警察，使得一向畏「大人」如虎的鄉民得到一時解脫。以下是類似的解釋。
「文化演講與其說是開通風氣，傳播文化，無寧是對那些無法依無告的農村同胞發生一種打氣作用，較為切當。」（葉榮鐘，前引書，304頁）
在都市亦然；挑戰殖民統治也不是演講的唯一內容。例如：
「一九二五年，在文協舉行於臺北的文化講座中，主持人蔣渭水為了和監聽演講的日本警察對抗，曾故意請王敏川講《論語》一個多月，而聽眾也準時捧場無誤。」
（葉榮鐘，前引書，305頁。）
現存資料顯示：文協演講者，無論到其它都市或到鄉間，至多蜻蜓點水而已。因此，李筱峰稱文協時代青年、知識分子下鄉，是「到民間去」的說法，非常不妥當。尤其比較俄國19世紀60年代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當年文協下鄉活動，甚至現代的環保、學生運動，都呈現知識分子的局限性，顯示他們與工農關係、橋樑的脆弱。
誠然，知識分子關心公共事務，犧牲個人利益，追求社會正義，都應該肯定。但是，無論「照顧農工」或「重視農工」的提法，總是從外人角度或從上層階級著眼，長期而言總是無法著力。如果說，1920年代的進步知識分子，人文背景不夠，其實直到今日，情況並未改變；1920年代進步知識分子，未發展與工農密切關係，今天亦然。
也許，關鍵在於：1920年代以至現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在人文領域的理論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實踐上，除去現實條件限制外，更受理論缺陷的影響，無法突破發展。如此惡性循環，也造成多年來的一大問題：進步知識分子不曾思考在改變社會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也未思考改變社會的主要社會力何在。
社會學家Barrington Moore，在<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書中，比較英國、法國、美國等社會的歷史發展。他的主要論點在於：英、美、法都經過政治革命改變社會結構，而建構民主。革命誠然翻天覆地，在變更權力與利益版塊的過程，必然牽動許多個人與家庭的命運與生活。然而，缺乏如此鎮痛式的變革，社會固然可以緩慢改革，而統治階級也可以繼續統治，人民卻要付出和平改革的代價。他舉印度為例。
目前台灣沒有革命的條件，卻有大力改革的必要。阿扁自就任總統後，是有改革的意圖。但是，似乎一旦受挫，他就有同意對方看法的傾向。這不只是他個性，或民進黨選舉挂帥的因素，其實更是不知如何動員社會力的問題。因此，思考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思考知識分子與其它社會階層的關係，不只是理論問題，更有實際意義。從黨外年代開始，以國民黨與反國民黨，或最近的藍綠分野，以作為社會動員與分辨對壘雙方的指標，也許已經不適當了！
以什麼分野¡B指標來取代？也許可以參考西方歷史。19世紀以來，左派在人類思想與實踐領域，引入不少新觀念，也帶來新經驗。資本主義國家，也採用不少來自左派的主張。在台灣，國民黨多年的反共統治，不但破壞1920年代先人播下的一點左派種子，也造成多年來人們對左派觀念與實踐的陌生、無知，甚至自動仇視的現象。
李筱峰在此短片的說明，正是一個例子。「文化協會活動的時代是1920 ，1920年代可以說是全人類思潮中，是社會主義的時代。那時連孫中山也很左傾。那時可以說，如果不會講點Marx，講點馬列主義，就算不上時是進步青年。差不多那是那時代的潮流。因此，在文化協會活動過程中，難免有一部份青年，越走越來激進，尤其下鄉活動時，下鄉村農民較多，他們和最底層開始接觸後，越走就越左傾。」
如此狀況下，在李筱峰29頁的小冊子中，農工運動只占一頁，也就不意外。玆全部轉錄於此（兩段虛線之間）。
------------------------------------------------------------------------------------------------------------------------------------
農工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1920年代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經由文化協會的啟蒙﹐不僅激勵了1920年代多起青年學生運動﹔更由於文協走向農村與民間﹐也替台灣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開啟先河。1925年10月﹐彰化二林一帶的蔗農因為向製糖會社提出蔗農權益要求﹐與日警衝突﹐釀成集體遭受逮捕､判刑的「二林事件」，事件的首腦李應章醫師，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因為有「二林事件」的激盪，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團體「台灣農民組合」遂於隔年（1926年）的 6月28日成立。領導幹部幾乎都是文化協會的會員。
分道揚鑣
因為農運､工運的崛起﹐文化協會的參與份子中﹐左翼青年日增。1927年 1月﹐台灣文化協會開會員大會﹐連溫卿､王敏川等左翼新勢力掌握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取代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文協舊首腦﹐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發生左右分裂。林獻堂蔣渭水等舊幹部乃退出文化協會﹐另組團體﹐遂有台灣民眾黨的誕生。分裂後的「新文協」﹐走向農工運動的道路﹐主導1920年代後半期台灣的左翼運動。
--------------------------------------------------------------------------------------------------------------------------------
1971年葉榮鐘編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其中略去勞工運動部份。在戒嚴時代，這是可以理解。即使如此，他還以40頁篇幅介紹農民運動。現在，李筱峰卻是如此「節省」篇幅。這樣的省略，是對參與1920年代工農運動先人的不敬。比較<警察沿革誌>中，對台灣共產黨及其影響工農運動的大量敘述，更能明白這個短片的欠缺與偏護。
其實，從學術領域而言，左派的一些理論，已經成為西方人文學門不可缺的部份。在西方社會，不論個人政治的看法，對左派看法的陌生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人們儘可選擇自己政治立場，卻不能繼續對左派無知。
從歷史詮釋的角度而言，我們更不容任何個人歪曲史實。畢竟，我們不能容忍，也不容許將榮耀完全歸於士紳與知識分子，而讓工農永遠寂寥！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東方瑞士」的無知與傲慢
海外求學初期，島內正值政治嚴冬，在海外則是留學生開始掀起政治覺醒熱潮。當時，北美最為人知的台灣人政治組織，當推UFI（後來改為台灣獨立聯盟）。印象中，這個組織的文宣很熱衷於談論「建國藍圖」。其中最常提及的，除民主自由而外，即為「東方瑞士」的美景。當時剛從歐洲之旅得知瑞士社會實際情況，乃向該組織到校園訪問的兩位代表質疑「東方瑞士」之說。其中一位說，台灣人士氣如此低落，需要一個美麗的遠景來鼓舞；為此，即便是一個名不符實的空中樓閣也無妨。
不久之後，蔡同榮首度擔任該組織主席，立即向各地台灣同鄉發布特別通告，宣稱獨立聯盟在島內成功刺殺了蔣經國長子蔣孝文。當時的留學生似乎大多都知道這又是另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演出，也頗不以為然。在地的一位聯盟代表站出來辯稱﹕為了鼓舞士氣，誇張也在所不惜。他正色反問道﹕難道有人反對鼓舞士氣嗎？言詞犀利，咄咄逼人，令人為之語塞。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思量，如上「鼓舞士氣」作風，難道是必要之惡？會有嚴重後遺症嗎？我當時確實深深為此而苦惱，久久無法釋懷。
大約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恰巧閱讀了列寧的《怎麼辦？》，折服於這一位職業革命家的嚴密思緒。於是，開始參閱他有關革命時期「鼓舞士氣」的若干論述。其實他所注重的，並不是單純的「鼓舞士氣」，而是如何提高群眾的政治認知水準。他將這個政治工作劃分為宣傳與鼓動兩個不同的範疇，而且以為二者性質大有不同，應該依情勢區分清楚，萬不宜混為一談。
在政治情勢緊繃時刻，決戰在即，需要提揭少數幾個扼要簡潔的訴求口號，貼切針對實際的議題而發，以凝聚眾多人意志，成功達成動員目的。其成敗則取決於平時的周詳宣傳工作。平時的宣傳工作，務求在許多領域作完整的論述發揮，深入分析談論各種的議題、立場，以及所涉及的思想內涵；其目的在於全面提昇政治認識。不言而喻的是，應當做宣傳工作的時候，全力做好宣傳工作，而不是急於提出鼓動口號；反之亦然。
成功的政治動員，其實是政治意識的具體表現。我想，這興許是列寧宣傳鼓動策略的重點。
讀了列寧的相關論述之後，曾經用心涉獵了幾個國家的革命文獻，卻不曾看到過更具體可行的配套策略，以及更令人信服的完整論證。如果從列寧的論述來研判，「東方瑞士」之說，缺乏政治「宣傳」所講求的思想深度與視野，也缺乏「鼓動」口號應有的具體訴求。可以說，它是不著邊際的空洞「鼓動」口號，也是毫無思想內容的政治「宣傳」。
在白色恐怖時代，若是起來反對現存政治體制，非要付出異常沉重的代價不可。是以，絕大多數人無不審時度勢，小心衡量風險與報償之間的得失。即便是在民主時代的政治運作，雖然風險程度大為不同，大致上也是如此。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日後的光明遠景，當然可以成為一項強有力的誘因。在此，遠景愈是虛無縹渺、遙不可及，愈缺乏誘導力量；反之，遠景愈是明確實在，可以付諸實施，愈能夠激起人們參與的熱情。依此，「東方瑞士」顯然不易產生鼓動效果，其中道理，至為明顯。
後來讀到列寧的另一個里程碑著作《國家與革命》，方才明白他的宣傳鼓動策略其實另有一層深意。列寧著作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全盤性的長遠策略考慮十分周密，從各領域交叉配合，簡直無隙可擊。即使略去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部分，其他性質運動（如民主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所涉及的諸多重要因素，也大多包含在他的理論推演的掌握之中。
被壓迫人民之所以要奮起推翻現狀，當然是由於無法繼續忍受不公不義的現狀。而現狀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下來，一般有兩大支撐力量﹕國家機器與統治文化。列寧所說的統治文化，也就是後來意大利人Gramsci所精彩論述的霸權文化。這些共同構成為一個龐大無比的九頭怪獸。被壓迫人民若要成功推翻現存政權，當然是極為不易之事。而更艱巨的挑戰，則是在推翻舊政權之後，必須面對這個九頭怪獸的作怪﹕從陽奉陰違，到公然站出來翻雲覆雨，步數極多。在歷史上，即使革命得以成功推翻舊政權，國家機器與統治文化大多能夠保存相當實力，而且往往能夠使得革命變質，甚至於促成舊勢力成功反撲。
依此來看，起來推翻舊政權的人民，若是有意繼續保有勝利果實，必須要有相當高程度的政治認識以及思想素養，方足以對付九頭怪獸。政治運動時期的政治宣傳，其實不僅僅是政治鼓動的前奏，而且更是著眼於為未來掌握政權之後的境況做長遠的準備。
回顧過去半個多世紀台灣人政治運動，幾乎都缺乏這一層的深遠考慮。「東方瑞士」以及諸如刺殺蔣孝文的「鼓舞士氣」模式，可說是具有典範意義的表現。「難道有人反對鼓舞士氣嗎？」這句盛氣凌人的話似乎意味著﹕傲慢者不一定無知，但是，無知者通常具有傲慢的一面。唯其無知，所以只知道一切以「鼓舞士氣」為依歸，對於某些迷思、神話的盲目堅持，霸道無狀。而霸道堅持的，偏偏夾帶許許多多不自覺地概括承襲自國民黨教育的偏見與盲點。如此，人多勢眾的傲慢無知，足以匯聚結成心靈高牆，阻斷新觀念見解的流通，形成舊意識觀念的回收循環。當「東方瑞士」成為政治宣傳的象徵的時候，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思想建設工程也就停擺了。
如今，以主流媒體為前驅的舊有霸權文化，可以隨時發飆、興風作浪，如入無人之境。而承繼過去民主運動精神的陣營，甚至於其中的傑出政治人物與學界蛋頭，卻沒有能夠有效反擊。這不僅是資源問題，更重要的是在人文素養思想實力上，台派依然沒有能力掌握制高點。為時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台灣人運動，竟然沒有能夠在這方面具備充實的因應條件。除了「東方瑞士」而外，對於台灣社會的未來展望，還剩下什麼可堪稱道的呢？這麼長的時間，台派知識分子（尤其是第三世界博士）所為何事？在可歌可泣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史上，這是失敗的一頁。
何苦繼續迷戀「東方瑞士」？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你也許不知道的瑞士
瑞士，不僅風光明媚，環境污染少，加上多年在國際間保持中立，而不受戰亂影響，更有高收入的國民所得，它似乎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人間仙境」。
不論是稱為「亞洲的瑞士」，還是「東方的瑞士」，以瑞士作為台灣的樣板，顯然是一些人的理想。從民進黨的呂秀蓮，國民黨的連戰，本土派的「國師」李鴻禧，國民黨的「學術大老」許倬雲，到台灣獨立聯盟， 都曾經公開揭櫫如此理想。海國（茶黨）論壇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因此，這裏有類似看法很是自然。
然則，瑞士果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理想目標嗎？
善於保存、利用天然資源，進而發展觀光、旅遊事業，無疑是瑞士的長處之一，也是台灣可以學習的項目。但是，理想社會當然不只善待自然，更要有關注人民的一面，尤其捍衛人民權益的政治、法律制度層面，也要涉及少數族群的保護。
人類歷史的發展，造成婦女在許多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婦女權益成為衡量民主社會的準繩之一。具體來說，普選權是基本的政治權利，也因此是觀察男女政治地位平等的起點。
以下列舉婦女獲得普選權年代的一些例子。紐西蘭，1893年；澳大利亞，1902年；美國，1920年；芬蘭，1906年；挪威，1913年；丹麥、冰島，1915年；帝俄、荷蘭，1917年；奧地利、捷克、波蘭、瑞典，1918年；德國、盧森堡，1919年；西班牙，1931年；法國，1944年；比利時、意大利、南斯拉夫，1946年。亞洲國家中，印度，1937年；日本，1945年；中國，1947年；印尼，1955年。非洲國家之中，利比亞，1947年；烏干達，1958年；奈及利亞，1960年。（延平旁聽生已經舉過幾個例子； yl 則提供一網頁連結，而Echo 也已提及一些；此處不厭其煩再列出，不過表示史實容易取得。）
至於瑞士，婦女直到1971年才獲得普選權，而其中一州（瑞士稱為Canton），Appenzell-Innerrhoden，則直到1990年，才賦予婦女普選權。不僅如此，婦女直到1980年代以前，還不得參與國會！
如此保守，甚至落伍的情勢，顯然不是我們的理想。一般地說，瑞士在政治上相當保守。推究其原因，一方面，經過多年的閉關自守，保持中立，使得瑞士未曾受到外界，尤其西歐近兩世紀來波濤壯大、影響深遠政治運動的沖擊；另方面，內部的政治運作，處處顧慮主要文化、族群的平衡。表面上，這是尋求最大多數的同意，是遵守民主程序，事實上，卻使得改革、變動都困難。有人稱之為 "Tyranny of consensus" （多數同意的暴政），可以說是相當翔實的描述。在此情形下，既得利益集團往往繼續保持社會上的優勢地位。
女權不彰，除去參政權之外，還表現於其它層面。其中之一，可以從1999年美國國務院關於瑞士的人權報告來觀察。
「政府繼續努力解決對婦女暴力現象。逼良為娼的走私行為增加了。一些法律仍有歧視婦女傾向。公民以刻薄語言對待外國人行為，仍繼續發生。
對婦女暴力是個問題。根據一項由政府資助家庭暴力的研究，所有婦女的五分之一，在其有生之年至少遭到一次對其身體或性的暴力，而大約百分之四十，則經歷過心理或言語的污辱。」
原文如下。
1999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5, 2000
The Government is continuing to take serious steps to addres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rafficking in women for forced prostitution increased. Some laws still tend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There continue to be reports of verbal abuse against foreigners by private citizen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a problem.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funded study on domestic violence, one-fifth of all women suffer in their lifetimes at least once from physical or sexual violence, and about 40 percent suffer from psychological or verbal abuse.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1999/363.htm
2004年國際特赦組織有一份報告，指出：雖然政府主動設法解決，家庭中對婦女暴力仍是嚴重問題，而聯合國更要求瑞士政府努力解決這些侵犯人權的現象。 誠然，不少社會都有大男人主義的歷史。台灣亦然。雖然沒有確實資料顯示，個人相信台灣社會已然超越此層次。
婦女的另一重要權益，是關於孕婦的保護。台灣的孕婦有立法的保障。2001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
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二日。 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
關於薪資的法規是：任職滿六個月之女性同仁依規定請產假者，薪資照給；未滿六個月者，固定薪資減半發給。產假請檢附證明。
一些人欣羨的瑞士，卻經過百年以上的努力，才取得有給的產假。以下，是這百年奮鬥史的大要。
1899年，瑞士國會通過孕婦保障條例，包含產期薪資。此案遭男性選民（當時婦女沒有投票權）否決。
1945年，瑞士憲法追加條例，規定設立婦女懷孕保險。
1984年，全民公投否決孕婦產假保障。
1987年，全民公投否決按照軍方方法計算薪資的孕婦16星期產假。
1997年，瑞士聯邦政府通過婦女懷孕期保險。
1998年，瑞士國會通過婦女懷孕期保險。
1999年，瑞士的全民公投，否決婦女懷孕期保險。在23 州中，有17州以及總數61%選民反對。
2004年，瑞士全民第4次公投，才以55%通過，給予懷孕婦女14星期有給（薪資）產假。然而，這是憲法規定之後將近60年，才得以通過！
除美國與澳大利亞之外，有給產假是多數西方國家早有的法律保障。14星期有給產假看來不錯。然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998年報告，這只是基本要求而已，而且其它國家提供更長期有給產假。例如，捷克（28星期）；匈牙利（24星期）；俄國（20星期），意大利（5個月）。財力不算雄厚的巴西提供120天全薪產假，甚至非洲貧困的Senegal也提供14星期全薪產假。
歐洲曾受大革命的激蕩，也經歷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洗禮，許多國家從而發展出性質與內容都類似，而且相對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瑞士是例外，表示它的保守陣營仍能夠聚集社會力；即使在環繞的社會福利環境中，它們仍然頑強地顯現落後的意願。
從婦女保護、權益的觀點，瑞士有落後於台灣之處，更落後於多數西方國家。明顯地，這樣的瑞士，可能是大男人主義者的天堂，也可以是旅遊勝地，卻不可能是婦女、弱勢者的「人間樂土」！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瑞士民主的迷思
瑞士的直接民主似乎受不少人艷羨；有人甚至認為是世界民主的楷模。事實如何，值得進一步了解。
1848年憲法成立了瑞士聯邦，規定三權分立體制。目前人口不到7百50萬，國土約4萬1千平方公里，而有26個行政地區（稱為cantons，暫且譯為州吧）。每州則由大約300個社區所組成。中央政府掌管各州共同事務，包括外交，國防，聯邦鐵路、郵政、電訊、海關，以及貨幣發行等，而義務教育，勞工，經濟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等等，則由州或地方政府掌管。各州有各自的議會與憲法，內容差異很大。至於社區，人口從幾百人以至百萬，也有個別的立法與行政機構。三級政府都有課稅權力，而各佔全部稅收1/3左右。
聯邦權力固然來自各州，而各州權力直接來自人民。但是，聯邦與州的關係相當錯綜複雜。瑞士的政治體制不是台灣、中國式的中央集權，但也不是地方分權，中央無權的邦聯。一方面，聯邦憲法明文保障各州領土與主權，然而捍衛此等州權的職責仍在聯邦政府。雖然自拿破侖入侵後從未有外患，瑞士仍維持全國成年男性皆兵的制度，軍事費用佔聯邦預算30%左右，而各州憲法也需要聯邦議會同意。無疑地，聯邦有管轄全國的一些廣泛權力。另方面，各州則有制衡聯邦的管道。例如，聯邦立法需要各州，甚至利益集團的參與、諮詢。
有人說，瑞士是強大聯邦政治體系中，而有強大州權的特例。瑞士歷史學者 Herbert Luthy，曾如此議論；歐洲各國都經過大規模中央集權計劃，使國家得以更強大，而瑞士生存的秘密則在於，她從未變成全盤的現代國家—因為州政府不會容許。直到今日，中世紀以來的傳統因循不斷。瑞士公民在護照上注明的不是出生地，而是持有者來自的社區，而外國人想要歸化瑞士，首先要為社區所接受。雖然，聯邦公務員人數是所有公務員的1/3，而且逐漸減少，然而，現代國家都有部份權力越來越集中於中央的傾向。瑞士也不能完全避免。例如，初等與次等教育由各州掌管，而高等教育則由聯邦與州政府共同負責。許多政策是在聯邦層次研討、擬訂、立法，而由州以下政府執行。
了解此聯邦與州盤根錯結的關係，才可能了解瑞士的矛盾現象。例如，瑞士有歐洲最古老的現代民主制度，卻也是婦女最後才得到投票權的國家。
聯邦政府的結構，更為特殊。英語中有“party in power”的名詞，意思是隨著選舉結果，多數黨取得掌理統治人民的權力。在西方媒體中，這是經常可見。但是，對於瑞士，卻不適用。瑞士聯邦政府的組成，自1959年來大致不曾改變。伯恩大學（University of Bern）政治系教授Adrian Vatter如此說：
「在瑞士，所有大政黨即使在選舉中失利，仍然繼續參與執政。
「如此制度，使得瑞士的選舉相當貧乏無味；在未來政府隨著選舉結果改變的國家中，選舉是有趣得多。」
聯邦政府最高執行機構是7人的Federal Council，其成員由四大黨派組成。各黨在其中的席次可能改變，但是無論選舉結果，各黨都繼續參與統治。此四大黨包括：中間偏右的Christian Democratic People's Party（基督民主人民黨）， 佔1席；中間的Free Democratic Party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 佔 2席；左翼的Social Democratic Party（社會民主黨），佔 2席，而極右派的Swiss People's Party（瑞士人民黨），從多年來的1席，最近增為 2席。
聯邦政府中各黨的權力平衡從1959年以至1990年代，幾乎維持不變。然而，1990年代開始，基督民主人民黨逐漸走下坡，相反地，極右的瑞士人民黨則節節上升。2000年9月公投通過，要將境內外國人比例降至18%（2000年，外國人佔19.3%）；這是1970年以來第五次對移民不友好的公投。2003年10月，極右的瑞士人民黨以反移民，反歐盟的政綱，卻取得28%選票，而成為第一大黨派。而且，十年來該黨得票已經增加一倍。如此，瑞士選民的保守傾向越來明朗。
由於主要大黨都參與執政，政策即使不是一致同意，也需要商議、妥協的過程，因此， 立法過程很少有主要沖突。而且，政府在擬訂法案過程，更徵求不同利益集團意見。如此考慮各方看法，固然可能使得法案內容比較公平，然而，卻是拖延時日，甚至使得一些法案根本無法進入立法程序，使得既存優勢的社會力、團體繼續控制。
除去依法尋求協助之外，瑞士的少數政黨或公民社會中的少數，如果覺得他們的權益並未獲應有的考慮，他們可以直接向民主最終的裁判—人民，提出訴求。這就是瑞士人民所有的創制與複決權。這也正是瑞士直接民主最主要的兩種方式；複決權（referendum）用以決定或否決法案，與創制權（initiative）則賦予以人民制定新法律的權力。然而，表面上看來相當有效的民主方式，在實際運作上卻有不少困難。
平均來說，瑞士公民每年投票4、5次，決定20項左右的聯邦事務，加上州與地方的複決、創制公投，則選民可能要投票決定30種以上問題。於是，直接民主運作產生頻繁與具有多樣內容的過程。例如，取得選票後，選民往往需要半個小時了解所有選票上的問題，而後才能開始投票。如此，不僅選民疲乏，而政黨、利益集團也要投入大量資源宣傳、教育。結果是不但投票率低（平均為30-40%），也常造成資訊不足，而使得選民追隨民粹、廣告式，膚淺、簡單的政治宣傳，而不願、無法受深刻論點與政治辯論的影響。其次，直接民主的缺點在於結果往往保守。不少政治觀察者同意，在投票複決或創制時，人民往往傾向使用否決權，而簡單地投NO。
從多年、多次複決公投的結果來看，大約只有半數的複決案得以通過，而創制案更低，只有10%左右。顯然，對瑞士公民而言，最流行（輕鬆）的投票行為就是：如果對公投法案有所懷疑，就干脆投NO，而在實質上保持現狀！
如是，瑞士雖有直接民主運作的形式，然而，結果往往是保持現狀，保障既有社會秩序，而且選民逐漸保守。這些都是瑞士直接民主的一些冷酷事實。
如此，顯然不是世界民主的楷模，而更不是台灣民主的理想！
|
|
|
|
|
|
| 建中OB |
|
遊客
|
『浪淘沙』不是歷史小說
東方白大著 ” 浪淘沙” 一直受到各方面嘉評, 有人說是台灣大河小說, 也有人說是一部台灣的史詩。 作者藉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口述, 將她的求學過程, 社會經歷, 寫得栩栩如生, 引人入勝。 蔡阿信女士是位醫生, 並非政治人物, 因此她當政治找上她頭上時, 她無法從政治看問題, 無法全盤看問題, 找不到事情的本質。 這空缺本當由作者來填補, 不幸的是作者東方白同樣不諳歷史、人文、政治, 因此書中時代背景則顯得拼揍, 混亂, 不知所云。 今列舉一些例子供參考:
1. 日本二次戰爭末期也不過才十五所國立大學, 其中包括八所帝國大學。 一般人中學畢, 進専門學校即已經是很高學歷。 二十世紀初, 台灣最高學府是台北醫學校和台北師範學校, 報考資格是公學校畢, l6歲。 作者硬把東京女子醫専提升為東京女子醫科大學, 頗有畫蛇添足, 時空倒置之感。 小說雖不必和事實符合, 但這一小小事反應出作者以今日看昨日, 沒有時空的槪念。 寫歷史背景的小說, 作者必需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民情風俗、…等有通盤的了解; 而且他的心境要能回到當時社會。 如果無法達此境界, 往往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2. 作者喜歡將在高位者寫成通達知禮, 和譪可親; 在下位階者蠻橫無禮, 面目可憎。 日軍征服菲律賓時, 從將軍來接收美軍, 到小兵到處搶劫, 是作者對上位者和下層者觀點的指標性描述。 也許外表上, 上位者往往是溫文有禮, 下位者粗魯無知; 但弱肉強食, 趁火打劫, 橫征暴斂, 陰險狡滑難道不是高位者偉大的計劃、城府、心計、傑作。 一部好的著作不能只寫虛偽表面, 也要揭發憎獰的面目, 而且還要表達內心微妙的深處。
3. 蔡阿信親身經歷「文化協會」, 但她並不熱衷政治, 因此她只能憑記憶敘述她自己和她先生的一些事務, 片面鱗爪。 「台灣文化協會」在台灣歷史上這麼重要的里程碑, 一個台灣主体性的作者必定在這方面下功夫將文化協會面貌呈現給讀者; 讓讀者能够認識文化協會的宗旨、活動, 讓他們了解到文化協會在台灣歷史的意義、地位。 但『浪淘沙』一書將文化協會寫成蔡阿信家中一件插曲, 無足輕重。 台灣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一代, 挑起承担社會改革的重担的鴻圖, 在書中卻無聲無息。 國民黨教育下的讀者, 看完此書如依稀中有個文化協會的存在, 便是此書對文化協會最大的貢献。
4. 蔣渭水在台灣歷史上地位是他在台灣人啟蒙運動「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衆黨」的角色, 他要清除貧窮、無知, 替台灣看病, 其中有汗水、淚水、掌聲和爭議, 而不在懸壺濟世, 救世濟人。 然而作者卻花大篇幅描寫蔣渭水藥局一些瑣事, 頗有本末倒置。
5. 從孫文、蔣介石、到毛澤東都藉 “中國人和狗不得進入”的牌示, 大肆宣掦, 号召中國民族主義, 即使今日中國還繼續操作這牌示。 國民黨教育下, 幾乎人人耳焉能熟, 從不懷疑是否確有其事。 作者承襲舊有的資訊不加以印証, 在書上也有這牌示的情景。 國民黨的宣傳還繼續在作者腦中發酵, 使他掉落中國民族主義的陷阱而不知。 作者發表此書時, 中國憑藉民族主義意圖併吞台灣至為明顯; 我們雖不會說作者隨中國民族主義起舞, 但不能不怪他毫無政治警覺性。
6. 二次大戰, 中日戰爭不管是蔣介石或者毛澤東都是以守為先, 根本無力反攻。 但書上卻有中國海軍擊沈日本軍艦; 中國空軍空襲台灣的故事。 雖然歷史故事, 人物雖不必真實, 但記載的事至少要合乎當時歷史的客觀條件, 不是憑空想像。 當時蔣介石在美國人援助之下, 陸軍尚且振作無力; 海軍有能力航行到公海, 空軍飛台灣轟炸, 簡直是異想天開。 這裏呈現一無比的諷刺, 作者以台灣作為故事的主体, 但是國民黨的意識卻領導著他的思考。 1938年, 台北松山機場曾經被轟炸, 但主導此戰役是蘇聯自願航空隊。 根據台灣日報二月二十日2003年報導 “由蘇聯自願航空隊指揮官雷恰戈夫率領兩個轟炸隊, 五十架俄製轟炸機分別從漢口與南昌起飛。 這項奇襲戰略高超, 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 機場因毫無戒備損失慘重” 。 “這項奇襲, 造成機場上五十架日機被炸得七零八落, 機庫陷入一片火海, 機場上儲存可使用三年的航空油庫, 設備轉眼毀於一旦”。
7. 作者也試圖記載外國傑出人物, 如日本西鄉隆盛, 菲律賓反抗殖民民族英雄。 但因作者對他們了解也不甚了了, 結果變成拼拼湊湊, 不知所云。 讀者看了便忘。
『浪淘沙』之成功部分, 關鍵在於台灣傑出的女性蔡阿信, 她應傳述很多一手重要資料使得她的故事精彩動人。從她所不熟悉的政治領域, 便寫得很混亂, 沒有頭緒, 沒有要點, 乏善可陳可以看出她是架構『浪淘沙』這本書的靈魂人物; 書中其他二位人物, 新竹中學教員, 以及飛行官的敘述沒有給人深刻印象, 也可以佐證。 以台灣歷史做為背景的作品, 便注定無法擺脫台灣的政治歷程, 對它既不能視而不見, 也不能扭曲, 也不能無知以對, 因為正如蔡阿信所說:”雖不管政治, 但政治總找上你”, 即使想閃避, 也無法迴避。 僅靠國民黨教育的政治、歷史、人文的認識, 是不足以寫部歷史小說。 這本書視為一位台灣女性的奮鬥經歷則可, 當做台灣歷史小說閱讀則差遠了。
|
|
|
|
|
|
| Hydonsingore |
|
文山包種 
發表: 8
|
6. 二次大戰, 中日戰爭不管是蔣介石或者毛澤東都是以守為先, 根本無力反攻。 但書上卻有中國海軍擊沈日本軍艦; 中國空軍空襲台灣的故事。 雖然歷史故事, 人物雖不必真實, 但記載的事至少要合乎當時歷史的客觀條件, 不是憑空想像。 當時蔣介石在美國人援助之下, 陸軍尚且振作無力; 海軍有能力航行到公海, 空軍飛台灣轟炸, 簡直是異想天開。 這裏呈現一無比的諷刺, 作者以台灣作為故事的主体, 但是國民黨的意識卻領導著他的思考。 1938年, 台北松山機場曾經被轟炸, 但主導此戰役是蘇聯自願航空隊。 根據台灣日報二月二十日2003年報導 “由蘇聯自願航空隊指揮官雷恰戈夫率領兩個轟炸隊, 五十架俄製轟炸機分別從漢口與南昌起飛。 這項奇襲戰略高超, 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 機場因毫無戒備損失慘重” 。 “這項奇襲, 造成機場上五十架日機被炸得七零八落, 機庫陷入一片火海, 機場上儲存可使用三年的航空油庫, 設備轉眼毀於一旦”。
小弟沒有讀過浪陶沙，不知道書中描述如何，
但關於日艦受擊以及台灣被轟炸，也許您可以參考下面幾個連結
出雲
史102突襲出雲艦事略
第十四航空隊空襲台灣新竹戰史研究
第十四航空隊雖然是美國人主導，至少下轄有中美合作的單位，
該次空襲有中國組員參與，之後也有擊沈日本軍民用船隻。 |
|
|
|
|
|
| 建中OB |
|
遊客
|
Hydonsingore 兄,
『浪淘沙』原文是這樣:
“中國空軍轟炸台灣的消息，像野火般地在島上各處傳遍開來了。他們空襲台灣的第一顆炸彈是在新竹上空投下的，其後台北和基隆的天空也相繼見到畫有「青天白日徽」的機影，空襲警報響遍了荒山僻野，於是台灣島上才開始人心惶惶，首次嘗到戰爭的顫慄了。。。"
雅信所乘往日本船上 “一位較年長的船員，。。。，用十分嚴肅的口氣，對大家說道：『因為是戰爭時期，除了海上的風浪，我們還有更大的威脅，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敵艦。。。。我們隨時都處在敵人魚雷攻擊的狀態之下。』”
襲擊日本船的中國戰鬥機 “顯然是從福州或杭州起飛，在東海一帶的大陸沿海上巡邏。” （1008，1021，1022頁。）
書中並未說明這些事件的確切時間。但小說中日本船隻受到攻擊是發生於德意日發布軸心三國同盟（1940年9月）之前。而所謂中國空軍空襲台灣則更早一年。
兄所言台灣被轟炸是1943年11月美軍B-25突擊轟炸新竹機場, 這是中日戰爭突破日軍制空權的開始。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一）
海外求學初期，一次課後午間閑聊，有人談及鎮上戲院正在放映的《The Battle of Algier》。當晚風雪交加，終究禁不住強烈好奇心的驅使，飯後獨自徒步半個多小時，趕赴戲院。觀看後深深感覺到，這確實是一部令人動容的藝術佳作，非同一般影片可比。劇情以及人物皆有歷史實據，全片採用黑白記錄片的形式，尤令人回味。戲中有一幕，適在獄中服刑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家，與一名被捕入獄的市井小混混Ali交談說，若要驅走法國殖民統治，必須要經過很長期的艱苦搏鬥，要經得起一再的殘酷鎮壓和捕殺，九死一生，非常不易；但是，革命成功之日，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這段對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迄今還記得十分清楚。不過，若說深一層的體會，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其中有過一段曲折的心路歷程。
當時島內正值政治肅殺的酷寒嚴冬，悲憤的台灣青年，有機會留學在外，免不了會嘗試思考台灣革命的問題。在白色恐怖之下，現代台灣人政治運動歷史傳承，有一個十分嚴重的斷層現象。戰後成長的新一代，對於過去父兄一代的奮鬥和思維，簡直毫無所知，也無從得知。是以，一切尚待從新開始。在摸索中，孤寂而無助，這部電影曾經帶給我啟示，以及不再落單的慰藉。
開始時比較留意的，是武裝革命的技術層面。曾經以不少時間研讀二次大戰期間瑞士von Dach少校所編寫的《Total Resistance》，用心做了不少筆記。這部聞名的經典之作，圖文並茂，詳盡解說各色各樣的簡單方法，可以有效破壞敵國佔領軍的通訊、補給線、物資器材，以及殺傷敵軍等等。我曾經為了獲得這些珍貴知識而暗爽了好一陣子。不久，開始想到，對抗佔領軍與推翻獨裁政權，其實是兩件相當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思考。當試圖規範resistance與revolution之間差異的時候，頓然有千頭萬緒的慌亂和苦惱。這才發覺，自己對於革命一事的認知極為有限，須要趕緊補足才是。雖然心裏這麼想，可是，一時之間依然醉心於技術層面的探索，欲罷不能。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玩物喪志。
此時，也深深為Che Guevara革命事跡所吸引。對於他所述說的步槍改裝為克難投射器、襲擊戰術、山間叢林行軍等，頗感興趣。甚至於一度設法試製不同配方的Molotov cocktail。同時也注意到他所倡導的鄉野武裝游擊小隊策略，即focoism或foquismo。由此，開始閱讀法國人Regis Debray將這種小隊策略理論化的《Revolution in Revolution?》，以及其後的幾部著作。此外，也很熱衷閱讀另一個法國人Gerard Chaliand從實地觀察越南、阿富汗、幾內亞比紹、巴勒斯坦等地所寫的許多報導分析以及論著。在那個年代，類似的閱讀資料極為豐富。不能不承認，所有的這些討論都相當大膽、激進，精彩處十分的引人入勝。
可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痴迷之後，開始質疑其適用性。暫且不談Che Guevara的策略在古巴戰役之後一敗再敗，至少這些大多是以人煙稀少、縱深廣闊的叢林山野為實地舞台，跟台灣地理狀況相去甚遠。若是農民動員，則以台灣土地改革的情況而論，也是境況大不相同。
Che Guevara的策略自成一家之言，誠如Regis Debray所說，是「革命之革命」，大不同於「傳統」的革命思維。不過，參考較為「傳統」的越南武元甲、長征，中共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策略，若要應用於台灣，也是格格不入。畢竟，那都是因應於農業時代的社會實況。然則，何處可以找到可供台灣人參考的實例以及理論呢？心中暗自焦急。
既然鄉野游擊不適合台灣，城市游擊是否可行？重新考察阿爾及利亞革命戰爭的過程，發現《The Battle of Algier》所描述的城市游擊，其實並不是他們決戰的真正重頭戲。事實上，以城市游擊為主的決戰，在敵方傳統軍力居於優勢的情勢之下，尚無成功的例子，而且往往都失敗得極慘。一度震撼全世界的越共Tet offensive，就是一例。作者具名A. Neuberg（其實是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紅軍奇才將領Tukhachevsky等人共同執筆）的《Armed Insurrection》，可以說是以嚴謹革命組織而從事革命戰爭的典範手冊，論述條理十分完整，簡直無隙可擊。書中臚列愛沙尼亞的Reval，中國的廣州、上海，德國的漢堡等幾個武裝起義的實例，提出的分析檢討相當有深度，確實值得參考。不過，也是以城市起義為主。其歷史背景是二十世紀階級革命大風暴的二十年代，階級組織動員程度極高，整個世界也都處於大動蕩之中，大不同於當時的台灣。
玩物喪志，終有途窮之日。不知不覺之中，逐漸了解到，恐怖爆破手段有其侷限性，甚至於還有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技術策略面的探究固然重要，尚非最為迫切。終究還是應當回歸到基本面﹕如何了解革命，特別是台灣的革命運動。
當時曾經讀到史明有關台灣革命的論述，一經核對，發現其內容大多是毛澤東論作的翻版，有時候連章節細目都照抄不誤。這讓我想起當年蔣渭水為文，特別喜歡抄襲或者paraphrase孫文著作。史、蔣二人論述都少有創見，也很難說是切合台灣現實需要。這且按下不談。按理說，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應該可以用以解釋中國的革命。可是，仔細閱讀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方法論甚不科學，論述也多流於想當然爾，缺乏嚴謹的理論推演。怪不得，在每一個新版毛選，這篇論文都會有所修改。《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也同樣的缺乏嚴謹的思想架構。孫文號稱是辛亥革命、創建民國第一人，其全部論述不脫信口開河的膚淺；不但沒有系統性的理論脈絡可循，連形式邏輯都頻頻出錯。如果要從毛、孫的論作著手，期待從中找出台灣人革命運動的指導方針，一定會大失所望。
誠然，即便是理論鋪陳不足，辛亥革命與中共革命依然是影響至遠的世界級大革命。只是，一般大革命，都是政治理論走在行動之前，中國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思想論述遠遠落後於歷史發展。甚至於在革命之後，連自己民族的革命歷史，也整理得如同教條般的刻板硬坳，廉價舞台戲般的誇張做作，甚至於憑空杜撰。其中有著太多的歷史煽情和粗陋造假，太少的歷史思維內涵。官方如此，非官方的學者文人，也大抵如此。在那些經歷過大革命錘煉的現代民族當中，絕無如同近代中國人這般的歷史貧瘠和歷史偏信。其於民族心靈的長遠負面影響，非同小可。這其實是人文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所難以避免的瓶頸。倘若台灣人僅知道從中國史之中尋求啟發指引，恐怕免不了要陷入相同格局而不得脫。（這興許是「去中國化」的一個考慮。）
此後有一段時日，曾經努力尋找以革命為專題的學術論著。不幸的是，通過inter-library loan找來找去，總共不過寥寥十來項。當時，革命、民族、民族主義、國家機器等專題，尚未成為顯學。以目前這些領域學術論著汗牛充棟，很難想像當年的情況。依稀記得美籍Crane Brinton（？）教授作了一個有關革命爆發的經濟背景的分析論文，以1917俄國革命為例。他算是這個領域的先河。而在當時，此類研究尚是極為罕見。其他，就所讀到的著作而言，論述面大多相當狹隘、片面，反映一般學術研究工作的本色，很難從中對於革命這一個異常複雜的現象得到較為全面的了解。是以，讀來讀去，常有隔靴搔癢之感。加上資格考試的壓力愈來愈沉重，不免逐漸灰心起來。 |
|
|
|
|
|
| 建中OB |
|
遊客
|
中文並非拼音系統, 而是由千、萬個不同方塊字構成。 小孩從牙牙學語開始, 到開始認字, 說和寫並不一致, 而需要兩個學習過程。 自古以來, 中文認字者便已不多, 能寫者更少。 能讀能寫便能為人代書, 而擠入鄉紳之列; 要能吟詩、寫文章便被尊為社會賢達。
寫小說更難, 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更是廖廖無幾。 台灣鄉親也許本著愛顧家鄉的心情, 也許對時代文化背景了解不够, 對台灣作家往往並不嚴格審視作品內容, 或許不知如何去評價一作品, 而普遍給予讚譽、好評。 但這種和稀泥的表現也無異掉入大和解, 大團圓, 通通有獎的中國式鄉愿, 並無益於文學領域的提升, 無助於對台灣歴史、文化、社會的了解。
本欄貼文 #42發表後, 友人X君寄來Y君未經發表一文。 Y君對文學評論有深層認識, 因此訊問X君可否在網路發表。 X君以為知識乃社會公有財產, 不應有問題。 敝人乃大胆摘要發表, 並向Y君致謝。
首先Y君闡述歷史小說應承當的角色、功能。
『近代台灣充滿令人沉痛不已的歷史記憶。在此背景下，台灣文學發展出反抗威權統治的傳統，總是不懈地發出受壓迫人們的心聲。將近二十年來，寫出歷史見證似乎是一些台灣作家的心願，以現代台灣歷史為背景的長篇大作乃陸續出現，在當代台灣文學佔一席之地。探求其原因，彭瑞金有如下的看法：
“很多作家曾說過：若不把親身經歷過的「二二八」寫出來，將會死不瞑目；有人
則說若不 把經歷過的「白色恐怖」的受害經驗寫出來，則無法向後代子孫交代。”
一流歷史小說的作家能將歷史事實融合、貫穿於想像力與創作的世界之間，在作品中貼切勾劃當時的觀念、態度、傾向以及風尚。經由題材、人物、情節的選擇與創造，這些作家能夠見常人之所不能見，達到闡明當時歷史事件、社會狀況的功能。因此偉大的歷史文學，除去藝術價值之外，更是洞察當時社會的良好工具。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歷史小說有其局限性：它往往不可能反映歷史的整體。即使是一流的歷史家，也不敢輕易誇口，自以為掌握了當代歷史的全部精神所在，更何況是非歷史專業的小說家。而這恰是歷史解釋本身的一個性質。
歷史並沒有一個完善的最後版本，而是一系列不斷的發掘史實，不斷的辨認和再辨認，不斷的接納新內容，不斷的解讀和重新解讀。一個民族認同的建立，端賴這種永恆不休的自省自察，以充裕民族的心靈，以開拓同步想像的天地。歷史小說所反映的是一個民族所以認識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心路歷程是一個不斷自剖思索的流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陳列品。作為歷史解釋一部分的歷史小說，也有建構和重新建構的過程，當然必須接受嚴格的檢驗和評判。唯有如此，才能夠產生成群真正氣魄恢宏的歷史小說。唯有如此，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才能夠從粗糙到成熟、膚淺到深入、迷失到肯定；換言之，民族才能夠充滿自信地昂然站立起來。』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真正的困難才開始……（二）
一日，準備考試枯燥無聊至極，在圖書館書架間徘徊，無意中翻到Nikolai Sukhanov的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A personal Record》（J. Carmichael的英文摘譯本長達6、7百頁之多，俄文原版書名《Zapiski o Revolutsii》，則有數大厚冊，2700頁之多）。讀了數頁之後，已是欲罷不能了。一時之間，竟然把資格考試的事，拋到九霄雲外。
1917年俄國大革命開始爆發時，作者Sukhanov立即知覺，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可以親眼目睹一場發生在面前的壯觀歷史。於是，他非常勤於作筆記，竭盡所能地把所見所聞詳盡記錄下來。想來，這是原版書名Zapiski一詞的緣由。作者文筆十分生動，極有才華。雖然謙稱是個人的札記，其實絕非流水帳，而且敘述得有如史詩一般，簡直就是一部有憑有據的歷史文學作品。書中所描述的，絕大部分是個人直接觀察所得，鉅細糜遺，詳實而有趣。由於作者本人以及家人涉入革命運動極深（夫婦二人都是革命家，卻分屬立場對立的兩個革命組織），觀察面相當廣闊而且細膩入微，所得訊息極為豐富。可是，這尚是其次。
在該書的敘述中，作者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從來不偽裝成中立客觀的模樣，卻是很誠實地道出內心的思緒，努力把自己所知道到的實況完整交代清楚。他坦然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試圖詮釋革命，也質疑和批評對手（即列寧等人）的政治判斷。應該說，這是尤為可貴。由於這個原因，使得閱讀者知道適度調整歷史想像的角度，也較易於掌握整個革命過程中各種力量（以及人物）矛盾、互動與消長的動態畫面。
讀完之後，我終於「感覺」出來，一場驚天動地大革命的巨幕，原來是這樣掀開來的！
早先在一位訪校知名教授專題演講中聽及，若要深入了解法國大革命後新舊勢力的對峙情形，除了各家的歷史論述而外，應該多讀那些具有時代意涵的當代文學作品，例如Standhal的The Red and the Black,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等；若要了解十九世紀俄國intelligentsia青年的革命行動與心思，不能不讀Ivan Turgenev的一系列歷史小說。如此，對於那些時代的歷史背景方有一個「感覺」或者「領會」（英文feel一詞翻譯，有待方家指正）。Erich Auerbach的《Mimesis》，有一章特別討論到，Standhal小說的許多片段非常貼切反映出當代社會狀況。原來，歷史與文學關係如此密切；缺少文學涵養，必定會缺少甚多的歷史「領會」。從經典歷史小說可以細膩領會歷史，至少其中的某些片段，可以掌握多層面因素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彷彿聽得見歷史的脈搏跳動聲。
通史之弊在於不精、不深，大而化之；專史則容易失去全貌精神。即便是非常卓越的歷史學家，各有專精，也不可能不在他們的論述中，在許多層面以及層面之間留下極多的缺口和空白；更何況各家之言的不同歷史詮釋，各有所本，令人莫衷一是。同時，學者們的理性分析、編年史記載所無法描述的和所缺失的，也不可能有整補齊全之日。倘若全然要依照直接證據說話，則史實不易辨，理未易明，幾乎是寸步難前。不幸的是，這畢竟是一個很不完美的世界。史事的評斷，絕少可能適時擁有完整有序的論據，絕大部分都必須基於局部的、片面的、凌亂的觀察與記載，而且更無法擺脫參差不齊的多種不同研判意見的紛擾。然而，現實卻總是會不斷催促我們在很多議題上立刻有所評斷。
若要填補認知上的空白和缺口，若要在諸多爭議論點中知所取捨，以及置放於適當的備考位階，若要拾撿那些四散於多度空間的斷續線索，將之整理凝集起來，則人文思維之為用，意義即在於此。閱讀經典歷史文學或者如同Sukhanov的敘述，不僅僅是藝術欣賞而已，其中有著反複交錯的歸納與演繹的組合過程，辯證的推斷；關鍵在於通過多樣的啟示、參照，從雜亂無章中，或者發現新的思考方向，追尋新議題，擴大認知領域，取得認知上的躍進。辨識過程中的諸般障礙，思索鏈的無數斷裂，因而不至於阻擋思緒的繼續推演。如此，也就比較能夠宏觀地「領會」出時代背景或者其中的某些層面、片段，在心中描繪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畫面。換句話說，缺乏想像，幾乎不可能有歷史敘述，歷史研判。培養這個能力，是人文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Sukhanov書中所敘述的，有很多頗有意義的議題。其中有一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Sukhanov所屬的孟什維克派，以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尚未具備，工人階級還不到奪取政權的時候，也不應該去奪取政權。作者在書中，一再重複表述這個思緒，其實也是在目睹革命情勢急速變化時，對己方猶豫不決的自省，和內心掙扎。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企圖心十分旺盛，堅定地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在Sukhanov書籍出版（1922）之後，列寧立即寫了評論，嘲笑孟什維克派的書生迂腐，不知在新情勢下斷然變通，以把握稍縱即逝的歷史契機。有趣的是，奪得了政權的蘇聯共產黨，曾經將這部出自政敵之手的著作，列為黨內幹部必讀。
至少在革命思維的大方向上，雙方的這場爭執，可以說是影響深遠的世紀之爭。其意義究竟何在？如上提及的影片中，阿爾及利亞革命家所說的「革命成功之日，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是對於日後天大難題的憂心預期，也是很大的戒慎。莫非，這就是1917年間雙方內心所真正關注的癥結？
為進了一步了解，趕緊開始閱讀美國自由派歷史學家的有關論著，如Adam B. Ulam的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Bertram Wolfe的《 3 Who Made A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Lenin, Trotsky, and Stalin》。這兩部著作援引資料極為豐富，都帶有傳記色彩，相當詳盡討論了俄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兩大派別大爭端的來龍去脈。美國左派學者Issac Deutcher有關托洛茨基三冊傳記的另類論述，也讓我讀得津津有味。英國左派理論家Tony Cliff後來出版的的四冊《Lenin》，對於其間許多理論爭執以及組織人事操作的細節，則有更深入的交代。
在這場歷時十多年的論爭之中，列寧與馬爾托夫是公認的主角。二人早年曾經是很親密的革命伙伴，都是學識淵博的卓越理論家。黨章第一條，是爭端公開化的起點。這關係到革命組織的結構問題。列寧主張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職業革命家政黨，對入黨者的講求，在精而不在多。而馬爾托夫則無意於講求堅強的黨性，是以在組織上寧可任其鬆散，黨員求多而不求精。
後來的發展似乎說明，列寧當初的構想，其實早已經考慮到成功奪取政權之後的問題了。也就是說，革命成功後「真正的困難」到來之前，必須要組織好一支堅強的戰鬥隊伍以為因應。可是，什麼是「真正的困難」呢？戰鬥隊伍的最大對手是誰呢？
在1917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列寧抽空寫下《國家與革命》一書，非常明確道出他的答案﹕代表保守勢力的舊有國家機器！羅曼洛夫王朝經之營之兩百多年，根基非常雄厚的國家機器！他以為，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在革命之後一定會頑強抗拒，凌厲反撲。對策是﹕擊敗它，摧毀它；如此，才有可能保住革命勝利的成果。其實，反革命勢力之去而復還、反撲復辟，本來就是革命家應當竭盡所能預加防範的。他們理當具有這個政治遠見。否則，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短視了。
相形之下，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派以主客觀歷史條件說法來規範那些阻礙著革命的各種因素，雖然沒有如同列寧那樣精確地點明原舊國家機器的角色，其實也預見了會遭遇何種困難，以及阻力從何而來。他們估量這些勢力十分強大，繼續擁有非常豐沛的社會資源，還沒有達到滅亡的歷史階段。也許可以套句老話﹕氣數未盡。而新社會體制生存發展的主客觀條件，在當時的俄國也還沒有具備。在此情況下，即便奮力奪得政權，以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終究無法抗拒歷史大環境的壓力。因此，他們似乎寧願等待歷史條件成熟之日。
差異極大的兩種策略，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倘若台灣爆發革命，反革命勢力的反撲以及如何反撲，無疑是一個值得吾人先行慎重思考的大問題。1917年以及後來發生在俄國的後續發展，顯然可以提供不少啟示。對此，內心不由充滿無比的好奇以及幾分焦慮。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俄國革命與台灣
看了延平旁聽生兄有關俄國革命的文章，讓我感觸良多。在2000年，當李登輝前總統將政權交給陳水扁總統時，我們都很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次沒有流血的政權和平轉移，也是一場偉大的寧靜革命階段的結束。但是沒有人用心在想，事情這麼快就結束了嗎？如果問題可以這麼簡單就結束，那麼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及中國的辛亥革命，不就可以在革命完成後，直接進入社會及經濟建設的階段嗎？沒有。撫今憶往，我們必須說，台灣革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治可以斷裂，但是社會呢？一個政黨或政權能夠長期執政，他的影響層面已經不只是政治，而且也深入社會。不然，由政治傳遞下來的利益，難道要因為這一個人離開政治就斷絕嗎？因此要推翻一個長期執政的政權，他所面臨的，不僅僅是權力移轉，還包括社會改造。每一次革命所造成的動盪，除了政治因素外，利益的重分配、社會結構的變化，都是很重要的原因。畢竟這樣的改變，會讓很多習於往常政治、社會活動的人難以適應，重要是利益難以持續獲得。這樣的現象在一個列寧式政黨政權中，問題更嚴重。因為他的政權和社會是由一個政黨以明確的、強有力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這和以往政府與民間團體鬆散並存，甚至對立，完全不一樣。在那樣的社會，舊共產、列寧式政黨的反彈，經常是強烈而有力。台灣就是面臨這樣的問題。2000年，對許多台灣人來說，也許認為是一個政黨輪替罷了，但是「問題」還真的是剛開始，過去2000以來，許多社會的紛紛擾擾，實際上就是舊政權、反革命勢力的反彈。那是一種沒有火藥味、槍砲聲的戰爭。工會要求縮短工時、鐵路要求罷工，背後都有國民黨的影子，那不是社會對政治的抗爭，那是藍綠對抗的社會版。從那種角度來看，陳水扁總統過去所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他的主架構依舊是國民黨，不敢更動國民黨及其結構的利益。只是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共產黨而已。所以從大架構來說，陳水扁總統及其政權並沒有革命，也沒有持續進行李登輝前總統任內所進行的結構性改革。精確的說，陳水扁政權是一個綠色的藍色政權。他有政治變化，但少有社會變化。
一個還沒有失敗的很難看的總統大選。有人會從陳水扁總統新增150萬張選票的角度，反駁我的看法，我不認為他的說法成立。
國民黨及其所改造的社會是一個很政治的社會，政治決定怎樣，對人們的影響遠遠超乎一般人的想像。結果掌有政權的陳水扁政府，經過四年只增加150萬張選票，以剛過0228的差距險勝，這樣的社會顯見還沒有改造。他與舊社會的關係依舊綿密。
民族關係以往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事情，而且國民黨及其相關、在台中國人所掌有的資源，也以各種方式從意識型態與想法中，壓制本省人。但是陳水扁政府在掌有政權之後，竟無力扭轉這樣的不公平，尤其在國民黨淪失政權之後，國民黨過去數年，或明或暗的挑動民族關係，陳水扁政府也無力處理，在被有形、無形歧視的本省人佔87％，當他們有機會當家和別人一起當主人的時候，竟還有36％多的人不支持相對較公平的社會，去支持以往歧視他的政黨，這不是很矛盾嗎？這樣號稱全民的政府到底做了甚麼事情？
2000之後，國民黨公然喊要和中國統一，讓台灣有喪失現有經濟優勢的危機，想不到兩岸每人國民所得相差十於倍的經濟差距，竟還有身處優勢的台灣人附和國民黨，要和中國統一，而且人數近半，執政的陳水扁總統，難道不應該反省嗎？
民主、自由的社會，他的公民竟然有人願意要過著沒有民主自由的生活，要和共產中國統一，而這樣的人竟然接近半數。
有人說經濟發展可以改變支持程度，那麼以往國民黨的經濟表現也不錯，為何經常選舉失敗。社會正義在此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此，和解共生放置在那樣的架構分析，就是放棄革命。因為政府再怎麼努力做，只要那樣的架構不變，他也只能讓原本的所有人利益都同幅增加而已。這和國民黨唯經濟發展論的政策，有何差異？只要陳水扁政府放棄和解，那麼抗爭依舊會再次出現，所以問題並沒有解決。其次，國會過半就可以改革？不會，他只是讓民進黨取得改革的正當性，但依舊無法改革或改革順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不也都將國會掌握在改革派的手中，但是反革命的勢力依舊要反彈、抗爭。所以僅僅要求國會過半，只是將原本的改革步伐往前走一步而已，尚不能說已經走上康莊大道。
有人說陳水扁要追求歷史地位，我想這是對的。但是他首先要做的，可能不是兩岸和談，也可能做不到制憲。他應該要做的，精確的說，就是重新啟動改革。 |
|
|
|
|
|
| 鴨覇覇 |
|
遊客
|
\\一個政黨或政權能夠長期執政，他的影響層面已經不只是政治，而且也深入社會。不然，由政治傳遞下來的利益，難道要因為這一個人離開政治就斷絕嗎？因此要推翻一個長期執政的政權，他所面臨的，不僅僅是權力移轉，還包括社會改造。\\
敢問嘉生兄的這一個人，說的是 李爺爺 還是 連爺爺 ? 抑或是另有其人 •
台灣的現代社會的改造，需要有庖丁解牛的智慧•空泛虛邈的理想，與莫名盲動的激情，對試練過被殖民或流亡中求生存成長的亞細亞孤兒們，似乎對革命會帶來的殘暴較有免疫力•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驚見又一劑精神鴉片
6月5日的《自由時報》以「星期專論」社論的顯著篇幅地位，刊載了「如何讓台灣變成東方瑞士」。作者林衡哲為小兒科醫師，高雄醫學大學兼任教授。讀完之後，不禁驚呼﹕又一劑的精神鴉片！
仔細閱讀這篇專論，不能不說，這是滿紙空話，無病呻吟的空話。林衡哲其實並不了解瑞士，或者他在文章中所提及的瑞士社會的任何一個層面（林所謂的“五項典範”）。這絕對不是一篇有憑有據的誠實論述。林衡哲違背了醫生人的原則﹕他向台灣人民推銷一個全然經不起檢驗的處方。（網友若有興趣，可至libertytimes.com.tw一讀）
令人感慨的是，台灣人歷來喜歡謳歌瑞士，數十年如一日，卻從來不肯稍微用些心思去了解瑞士。倘若瑞士確實有值得吾人學習之處，理當正面作詳細介紹，何必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詞？台灣人有意要使得自己的社會發展得更為美好，應當基於自己的歷史條件與當前客觀情勢，掙脫慣習俗見的束縛，做創意而勇敢的想像，做嚴謹的推理論述。一次又一次提出虛無縹渺的瑞士榜樣，其實是搪塞，是疏懶，是倡食精神鴉片。這是人文貧乏的症狀。
七、八十年前，醫生蔣渭水因為公開反對日本殖民政府公賣鴉片而被捕入獄，其不屈精神迄今依然為台灣人所懷念。今日，有另一名醫生公然在台灣推銷精神鴉片。何等的歷史諷刺！ |
|
|
|
|
|
| 鴨霸霸 |
|
遊客
|
\\台灣人有意要使得自己的社會發展得更為美好，應當基於自己的歷史條件與當前客觀情勢，掙脫慣習俗見的束縛，做創意而勇敢的想像，做嚴謹的推理論述。\\
在延兄列的這幾點中，個人認為對台灣社會當前的客觀形勢作更全面細膩的觀察統計分析，是目前最需要立即投資，只要社會肯投資，就會有一定成果，不像一些需金字塔頂端開創性人才般難覓•
政府需長期有計畫培養優秀基層會科學人才，提供其經歷多元文化衝擊的機會，如此才能增進其對社會觀察的廣度與深度，除觀察能力外，能有效地把觀察所得，用簡單但嚴緊的語言表達出來也很重要•
個人認為這方面，應從強化台灣社會科學類的學術期刊著手，提供社會科學類教授與研究生們從事此類研究，輔以媒體記者們多多引用學術期刊成果，以增進其報導深度•
媒體或政客會流於八卦口水，學術界無能提供他們深入話題所需的各項學術整理，在無學術後盾奧援下，媒體報導很難不流於淺碟•
|
|
|
|
|
|
| 鴨霸霸 |
|
遊客
|
藉由是否有能力發表在國外優良期刊，提供學者的學術能力證明，讓這些通過''資格' 認證的學者，把關國內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嚴謹度，確認基層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與推理的正確性，但研究主題方向的掌握，應與台灣社會需要掛勾•
可以提前預先設立各期期刊主題，提供一定比例的期刊版面給特定主題，增加學者研究此特定社會主題的誘因，透過廣為邀搞'來宣傳•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台灣填鴨式的教育, 教師從不鼓勵發問, 更不用談質疑性的反問。 學生只有接受, 並沒有經過思考加入自己的東西。 這現象重現在東方白的鉅著『浪淘沙』上。 Y君認為除了拼凑、抄襲他人的思維、意識、敘述外是部不及格的歷史小說。 Y君如此批評:
“
東方白的《浪濤沙》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這本大部頭的著作，二十年來佳評如潮，多次得獎，得到多位著名作家、評論家的贊許。可是，這本宋澤萊譽為“台灣的Odyssey”的小說，是否名至實歸呢？
從篇幅與範疇來看，洋洋一百五十萬言的《浪濤沙》，確是雄心不小的歷史小說。作品中有三個家族的幾個主角為主，足跡遠涉日本，中國，東南亞，北美洲；時間則由台灣割讓日本，經歷政治運動蓬勃的二十年代，艱苦的二次大戰，以至二二八事件， 直到60年代後期。這個歷史性震撼的時代背景加上廣闊的地域，足夠提供素材，以記錄那一代人們心靈的脈動、願望、苦悶、奮鬥與遠景。然而，布局在如此驚天動地背景下的《浪濤沙》，卻是一部不合格的歷史小說。
其中充滿多得不可勝數的時間順序錯誤（anachronism），固定、刻板的人物造型，做作、拙劣的歷史對話，矮化、粗略的歷史敘述，在在都是二、三流歷史小說的特點。小說中許許多多的故事，過多堆砌的旁徵博引，大量取用他人智慧的結晶 ，簡直多而無當。如此，作者似乎有意炫耀自己的博學多聞，其實恰恰顯示作者下筆失之於濫，創造力過於不足。把小說當作雜燴的收容處，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稱其為藝術創作。看來是長篇巨作，可是，如果將那些抄襲、引用的傳記、遊記、雜談從中抽離，把他人的小說、音樂、詩詞、哲學、常識、宗教的敘述片段略去，再將一些俊哲名士的雋言妙語除掉，創作的內容所剩也就無幾了， 簡直不能夠成其為一部完整的小說。
《浪濤沙》雖然處理了當時的歷史事件，也觸及一些社會狀況，然而，在角色之間的互動，角色與事件、社會聯系的敘述，《浪濤沙》所經營的世界與人物仍是單層面的，是靜態的，缺乏互相呼應的格局佈置；描繪的依舊是社會的表層，闡述的還是單向與直線的人際關係。在《浪濤沙》的世界裏，所有的組成部分都缺乏有機的、深刻的連繫。個人、家庭以至整個社會，都不過是那個時代潮流中互不相干、偶然掠過的漂浮物罷了。如果希望從此獲得剖視當時歷史事件、社會變化的線索，以至尋求靈感來和思考民族未來的動向，顯然是緣木求魚。”
(待續)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一）
最近「適逢《浪淘沙之誕生》與電視劇《浪淘沙》陸續出版、上演，旅居加拿大多年的東方白，再度回到台灣和讀者見面。…」<自由時報>如是說，而其它本土派的報章、電視節目也加強報導，使得平常冷門的台灣文學，一時間似乎被抄熱起來，主角人物東方白更因此而在台灣文學上佔了特殊一席。
他這本大部頭小說《浪淘沙》，可說「佳評如潮」。以下是一些典型。
「執筆十年才完成的大河小說，…，也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燦爛的一座金字塔。
東方白學的是理工，…，命定的各種因素讓他開始執筆創作《浪淘沙》，他以《戰爭與和平》的文學高度要求自己，歷經十年，終於創作出理想中的大河小說，寫作過程的恆心、毅力與瓶頸，全數在十二年創作日記中表露無遺。」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y/3/life/article-2.htm
「《浪淘沙》是現代台灣文學界最重要的長篇力作，被譽為能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及美國文學《飄》比美，鍾肇政評《浪淘沙》是台灣文學輝煌的一 座金字塔、葉石濤認為《浪淘沙》寫進台灣整個天空，是現代台灣命運的史詩、大河小說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家族，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丘雅信。
如今這部曠世巨作在行政院新聞局…輔導下開拍為電視劇， …，耗資超過八千萬台幣，「《浪淘沙》以台灣史為見證，以台灣鄉土為懷，呈現台灣人在時代巨輪的運轉下，鍛鍊出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與意志。」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76&bulletinid=21900
「《浪》書是由東方白…的三冊一百五十萬字的鉅作，由三個台灣家族三代間的人事滄桑和悲歡離合的故事，來描寫近百年來台灣人民的歷史命運和精神意志。
該書在一九八九年全數完成，先後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等獎多項肯定，甚至連台灣文壇大老鍾肇政也喻之為『台灣文學的一座金字塔』，葉石濤則稱譽已接近世界偉大小說的系譜。」
http://www.wfdn.com.tw/9405/050518/01-08/051806-2.htm
洋洋灑灑的贊美詞彙，容或是記者誇張、浮濫用語，不必當真；然而，連文壇大老鍾肇政，也說「台灣文學輝煌的一 座金字塔」，而葉石濤更認為「接近世界偉大小說的系譜」。如此看來，這部小說應該高踞台灣文學頂峰，也有進軍世界文壇的架式；不但文學界要歡欣鼓舞，台灣人民也應該擊掌而慶才是。
問題在於：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如何判斷這些贊辭的真實性？
在一片溢美、跡近肉麻的贊賞聲中，建中OB提出相當簡短的批評，表現海國學院清醒的一面，而海國讀者不曾有不同意見，更沒有激情、氣憤、不平的看法。記得幾年前，<文學台灣>上一篇評論，其中有一句批評《浪淘沙》，指出該小說結構粗糙鬆散，充滿道聽途說，而無藝術品質。如此，就掀起軒然大波，招惹不少本土作家、讀者強烈的不滿與怨氣。前後對照，這是相當強烈，也是有趣的對比。
在政治領域上，台灣似乎已經走過類似的里程。不久前，本土派政治人物有免受批評的特權，而曾經坐政治牢者，更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然而，幾年來，批評政治人物、政黨的環境，已經有不少改進—畢竟，不論帶著何種假面具，如何偽裝，政治人物總遲早會原形畢露的！
然則，能夠長久、廣泛並默默影響人們心靈的還是人文領域，是歷史、文學的範疇。在此，曾經發生鄉土文學的論戰，直到今天，漢民族主義、大中國看法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對於需要與之對仗的本土文學工作者，我們當然衷心敬佩他們。但是，本土文學，並不只在於反抗政治力量的干涉，內容也不止於描述台灣鄉土、人物、人情、世事而已。「人事滄桑和悲歡離合」也許適合通俗小說，本土文學要超越漢人、傳統文學，要走上世界文壇，就不能自我設限，而要有更廣闊的空間 ，與更深入的內容。
從學北京話開始，牙牙學語似地起步，經過幾十年孜孜不倦的耕耘，台灣文學如今也儼然自成體系。其中不但有「大師」，有「大老」（「文壇耆老」），更有一些所謂大河小說的作品；學院方面，也逐漸打破大中國派的壟斷，而有台灣文學系，開始碩士、博士的生產流程。也許，更重要的是，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一些機構開始毫不吝惜以各種桂冠、榮銜加諸於文學工作者。
本來，台灣文學圈子不大、經營困難，又有漢族大中國主義的干擾，本土派之間，給獎互相鼓勵自無不可。然而，這些榮譽似乎使得一些得獎者，飄飄然地忘卻自我，也助長他們的偏見與傲慢。當然，如何寫，寫什麼，本來就是作者專利，也是專長；一般是汲取個人經驗，或以個人敏銳觀察加上豐富的想象力，交織而成文學作品。觀察台灣文學界，似乎有此寫作三部曲：傑出的文筆為基礎，配合精巧的構思，加上多年煎熬而培養的獨特風格。如此，努力寫作的作者，經由陸續出版而逐漸成名；如果再能夠得獎，或有「大師」、「大老」的奧援，登上台灣文學頂峰也就不難了！
東方白的成名似乎正是根據這個腳本。他的努力與寫作過程的煎熬，已有本人第一手詳細記錄，也獲得本土派的大力支持。這充分顯示本土文學派人情的一面。
然而，台灣文學的進步畢竟不能只仰賴作者的努力，與文學界同人的同情支持。
經典著作除去要經歷時間考驗，也要能夠跨越不同文化的差異，在表現當地、當時的特性與作者風格中，同時要顯示文學的普遍性。這些都是偉大作品歷久彌新，在不同語言、環境中，能夠受歡迎，也繼續有學院研究價值的理由。文學作品要達到如此境地，作者本身的努力當然重要，更需要其它條件配合。
傑出的文學評論家，是落後地區文學躍進不可少的一個因素。例如，19世紀初Gogol，Pushkin與Dostoyevsky等人的作品經由Belinsky的分析、評論，而成為俄國文學評論的基礎。Belinsky更重要的貢獻，則是將文學與社會關係的討論提上日程表。文學何所為，也就成為俄國進步分子思考的問題。
文學工具本身，也得經過改革。現代漢文歷史仍然很短，不但詞彙不夠豐富，更難添加新字詞、觀念。文法簡單自有它的優點，也無法避免更嚴重的大批缺陷。任何人將漢文文章翻譯為外文時，應知外譯過程所必需添加，與種種的變化，也不得不體會漢文的貧乏與缺點。然而，經常運用廣義漢文的本土作者們還未出現要求改革的呼聲。
作者創造作品時，不僅從自我經驗汲取，更要能夠汲取整個社會的經驗。圖書、資料的出版、整理與普及，都是提供社會經驗的一部份。目前人文環境研究的困厄，與台灣社會的富裕是極不相稱的對比。
人文、社會科學與文學要能夠互相沖擊，互相影響，才能彼此不斷提升。目前台灣文學工作者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還有巨大的鴻溝，而毫無互相影響的環境。
不妨說，造成第三世界博士的貧瘠環境，也正是孕育台灣文學工作者的搖籃！因此，文學工作者需要人文基礎的提法，對於本土作者是完全陌生。
本土作者中，東方白是個非典型。他的理工背景，他的居留北美洲等，似乎賦予他特殊「氣息」與地位。然而，他是否能夠脫離本土作者的種種限制？
在<浪濤沙>創作日記中，他提供寫作過程的詳細記錄。其中提到：
「文學本來就是一種奉獻，如果精神的折磨與物質的匱乏是繆思祭壇的苦酒，那麼就乾杯吧，我除了感謝之外，一句怨言也沒有。」<真與美>，刊於<文學台灣>#39，115頁。
下一篇，就來探討東方白種種，包括如上所提的豪情壯志。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台灣割讓給日本時, 李鴻章語下 “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不義”的台灣, 一方面承襲舊有封建制度的束縛, 以及新殖民統治者的軍事鎮壓, 戶政, 警察的控制, 二等國民的岐視; 另一方面殖民統治者為鞏固它的統治基礎, 也引進基礎建設, 醫療保健, 強制教育。 新舊思潮交織的刀斧, 在台灣社會留下斑斑的痕跡。 然而『浪淘沙』對台灣歴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事務, 卻不着邊際, 輕描淡寫。 Y君說捕捉不到歷史議題:
“歷史小說不從事歷史思考，不去深入思索那些貫穿整個時代的幾個重要歷史議題，那是不可想像的。
《浪濤沙》的背景時代，也是台灣與中國經過歷史性震撼的時代。在這段空前動蕩變革的歷史中，幾個世代之中有人親自接觸、体會，有人深切了解其中種種層面：台灣濃厚的鄉土人情，以及日漸消失的道德風尚、古舊文明；日本的進步，以及其封建、殘暴的一面；漢族燦爛的古文明和國民黨所代表舊中國的腐敗、落伍；共產黨代表新中國的理想主義以及其專權、獨裁、貪婪的部份；美國的物質繁華，以及其對精神文明的缺失與渴求。這些史實縱橫交織，構成台灣人文景觀錯綜複雜的一面。由此，廣大人民也經過相應的動蕩與沖擊。這是探索個人、社會、歷史互相影響的好機會，也是具有敏銳心靈的作家必然會注意到。
如果民族經歷的深重苦難，不斷催促民族的思索，那麼日夜遊走的民族靈魂就不能不一再眷顧一系列深具歷史意義的議題。那些是什麼歷史議題呢？
例如，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政治文化主要原素的漢民族主義，在那個時期雖然自詡代表新興、進步的力量，卻已經開始顯現反動性以及種族主義的傾向。這無疑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人民最是痛切體會的。類似地，中國一詞代表的現代政治內涵、作為以漢族人民為主的自稱，並非國民黨、共產黨宣稱自古已然。其實這是20世紀初期流亡日本梁啟超等人的探索與嘗試才開始的。然而，在東方白小說中對於這個政治圖騰的描述，都不超越一般人民所見所聞，甚至還以訛傳訛，看不出有企圖探討究竟緣由的跡象。
日本占領台灣之後，經過初期的排斥與掙扎，許多台灣知識分子通過以日文為主的管道，打開他們的視野，接觸前所未知的世界。沒有留日學生的啟蒙與帶動，20年代文化協會以至爾後的政治、農民、左傾運動，恐怕不可能發生。這在台灣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涉及的那一個世代，在理性思維、理想追求、感性取捨、文化認同等等的表現，顯示這是一個多麼驚心動魄的歷史章節！這一個章節的歷史傳承，今日在許多方面還在影響著台灣社會。可是，描述這個時代的《浪濤沙》除去相當表面、粗淺的記載之外，似乎對此並沒有什麼知覺，也沒有興致深究。
日本占領台灣時期的現代化固然帶來種種進步，也帶來殖民統治的殘酷壓迫。殖民地的這種兩面性，對整個社會必然產生許多互相矛盾的現象。那幾代的台灣人，經過清朝、日本與國民黨時代，不只有政治、法律、經濟的變遷，更經歷了空前的文化斷層。台灣精英對二二八事件的應變，顯示他們跡近天真的政治認識。到底這是政治素養的斷層，抑是從20年代以來，在蓬勃運動掩飾之下的先天不足，還是另有基本原因？台灣人民心靈深處到底歸屬大清王朝、中國、日本，還是繼續變化、成長中的台灣？吳錦發的短篇小說《叛國》，對此身分不明困擾的問題有簡短的嘗試。如此種種，雖然小說中許多人物也都親身“經歷”，然而，面對這些歷史議題，《浪濤沙》都交了白卷。長篇小說適合深入發揮、探究這些個人、社會互相影響深遠議題的特點，《浪濤沙》卻絲毫沒有發揮。
《浪濤沙》篇幅中的文藝氣氛，是經由主要人物引經據典、欣賞音樂、朗誦詩詞來營造。可是，這些顯然不是作者經過深入了解當時情況，所作的有血有肉的描述。人工堆砌的痕跡，過於顯著。吟詩、誦詞、聽歌、背書固然是個人爽心快意之事，然而，這些都不能夠說是幾個世代台灣知識分子的主要關心之所在。經過那麼多不同文化環境和廣袤時空的歷練，台灣知識分子的思索，絕對不可能如此的貧瘠和狹隘，僅僅滿足於那些文藝活動而已。民族心智的建構，當然不可能僅僅如此而已。東方白的敘述，似乎把整段歷史的文化內涵狹隘化了。整個人文素養的提升的課題，東方白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也許，這方面問題的探討超乎他的能力範圍。
台灣在歷史上固然已經有不少國際接觸的經驗，仍然需要不斷提升國際觀。這也是人文工作者的任務之一。《浪濤沙》以巨大篇幅描述主要人物在台灣、日本求學經過；在中國、美國、加拿大的遊覽；在南洋、菲律賓軍旅的行蹤。可是，絲毫未見其對這些社會作任何深入刻畫。例如，文明社會集體安全與保障個別人民自由、人權，如何平衡並不容易。在平時，它可以是個潛伏的社會問題；在戰時，它更是個棘手問題。日籍加拿大、美國居民在拘留營的遭遇是活生生的歷史。《浪濤沙》對此只是浮光掠影地描述，並沒有超過一般新聞報導或者旅遊介紹的程度。
《浪濤沙》作者的歷史視野，不但未增進人們對種種歷史問題的了解；相反地，它模糊了人們的歷史觀點，甚至助長人們的歷史偏見。當然，也嚴重地局限了這部小說的意義及深度。如果說，缺乏較具深度的歷史思考是《浪濤沙》的一個缺陷，對於史實的不尊重，則是《浪濤沙》一個更應該批評的重點。在這本小說中，不尊重歷史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 |
|
|
|
|
|
| Pinus |
|
松柏長青 
發表: 211
|
幾年前翻閱了Dos Passos的三本30年代的小說，有頗為深刻的感動，好像置身於大恐慌時代的美國，感受那些在陋巷中掙扎的失業漢的茫然。台灣這幾十年的經歷也是曲折變幻，足夠好幾部大部頭的小說材料，可惜似乎還沒有看到有深刻反思的文學家出現。
同意樓上幾位的意見，僅僅堆砌場景不能成為好的文學作品。充其量就會像中國近幾年拍的一些大部頭電影，場面是很豪華了，但是尋其意味無毫芒。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三）
歷史上有多次大革命，在爆發當日少有傷亡，甚至於沒有傷亡。1789年巴黎人攻破巴斯底監獄，1911年武昌舉事，就是如此。1917年俄國的兩次革命，也都是如此。然而，這僅僅是假象，是超級大風暴前的寂靜。武昌之後，中國慘烈內戰歷時三十餘年之久，才告一段落。當塵埃落定，新政權真正穩固時，千百萬人已經為之喪生、傷殘、流離失所。法蘭西大革命通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是，資產階級真正長久掌握政權，那是數十年之後的事，其間經過了數次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爭戰折騰。
1917年十月革命之日，列寧的政黨輕易驅逐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在幾乎沒有遭遇到重大抵抗的情況下，輕易取得了政權。甚至於，有美國史學家著書稱，政權其實不是被奪走的，而是被棄置在列寧等人的膝上，為他們順手撿了起來的。可見，奪取政權一事，其實有其輕鬆的一面。倘若單純以革命爆發時刻的情況而論斷革命是「寧靜」的，則未免太過天真了。因為，革命之後，「真正的困難」才開始接連到來。
十月革命以後，死神方才開始在俄羅斯廣袤大地上瘋狂肆虐。這是一場空前血腥的內戰，舉國生靈塗炭，從首都到僻遠鄉間，幾無一處倖免。曾經投入戰役，紅軍出身的作家Mikhail Sholokhov，以十四年光陰寫成的 Tikhii Don（漢譯《靜靜頓河》，英譯And Quiet Flows the Don），以及主修音樂、哲學出身的Boris Pasternak所寫的 Doctor Zhivago（漢譯《齊瓦格醫生》），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7，1958），是世人相當熟悉的世界級現代俄羅斯佳作。這兩部小說，對於這一段內戰都有非常生動的描寫。尤以前者最具經典意義，令人讀來永世難忘。Doctor Zhivago後來在美國改編拍成電影（1965），內戰部分拍攝得頗為逼真傳神。另外，美國電影The Reds（1981）以美國左派媒體人John Reed（名著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的作者）生平事跡為主題，部分場景也很有參考價值。
革命勢力決心要站穩腳跟，而原舊國家機器殘餘所領導的反對勢力，在英、法、美、日等強國支援下，則傾全力反撲，於是戰火燒遍全境，哀鴻處處。列寧組織策略下的政黨，歷經了千辛萬苦，終於在火線上成功擊潰舊勢力。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面而已。在戰場上擊敗原舊國家機器保守勢力之後，當然必須要迅速建立一整套新的統治機構，才能夠有效制止舊勢力死灰復燃，才能夠在制法執法、行政統籌管理、國防規劃等許多方面上，負起政權的責任。這是加倍的複雜而艱辛，是更為不易應付的「真正的困難」，是一個地雷遍佈的場域。所涉及的深遠歷史問題，後人似乎甚少注意及此，卻是很值得思索。
1967年適值十月革命滿半個世紀。當時有關該次革命各層面的探討，各國左右各方都盡其所言，正反爭論意見並陳，琳瑯滿目。這與1989年和1972年的法蘭西大革命、美國革命兩百年紀念時一樣，堪稱是當時國際知識界盛事。在十月革命的眾多討論中，有一項歷史詮釋特別注意及如下現象﹕眾多優秀革命幹部，在內戰中隕落。史家論及法蘭西大革命時，多有感慨「革命吞噬自己的子女」的歷史悲劇。如丹頓、羅伯斯比爾等成群的傑出革命領袖，一一喪命於革命洪流之中。世上很多大革命皆是如此，而以十月革命尤然。
1917年之前的俄國革命運動，歷時半個多世紀，思維最是綿密、創新，具有非常雄厚的傳承力量。如同十九世紀俄國貴族與平民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那樣，產生如此眾多以革命為終生職志的革命家，在其他國家歷史上似乎未曾看到過。再加上，後來年輕優秀工人知識分子輩出，包括組織家、革命理論家、詩人小說家，更使得這個革命運動銳氣十足。從這個歷史背景來看，十月革命的發生，其實更意味著年輕而且膽識過人的大批卓越革命家，迫不及待地要奪取政權，本著自己的革命理想以及無私熱情，再造自己的國度。可是，革命之後，他們首先必須奮不顧身地去跟那個十分強大的保守勢力作生死搏鬥，以捍衛革命政權的稚弱生命。其間，他們勇往直前地投入最危險的前線地帶，決不後人，大多在內戰中被戰火吞噬了。革命政權得以繼續生存下去，可是，整整一代革命運動的盛開花朵，卻大多為之凋零了。內戰尾聲發生Kronstadt要塞兵變，正在開會中的蘇共全國大會代表，決議全體立刻趕赴前線，執槍加入枚平戰役。事畢後再度開會時，泰半座位已空！可見一般。
如此，「革命吞噬自己的子女」的歷史悲劇，再度重演，演出前所未有的徹底、慘烈。歷史學家經常談論，三十年代中斯大林的大整肅，消滅了蘇共內部幾乎所有的old guards。事實上，早在此之前，超級革命大風暴已經奪取了那些經過革命運動錘煉的大部分革命家的生命﹕成群悲天憫人、堅持革命理想的勇敢年輕人，深具革命素養、無畏權貴的中堅幹部。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軍在古城Smolensk（莫斯科之東，管轄行政區域約四萬餘平方公里，略大於台灣島）擄獲大宗完整檔案，包括地方與中央的往來公文。這批檔案後來為美方接收，深為美國研究學者（如哈佛的Merle Fansod）所重視。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幹部短缺問題極為嚴重，簡直到了行政體系無法運作的程度，因而頻頻向中央求救。其實，不僅地方如此，中央亦然。閱讀赫魯雪夫回憶錄有關年輕時代的敘述，也可以看出，革命政權在人才真空壓力下，以惡補方式大量「培訓」人才。認真說來，名為「培訓」，其實是「魚無蝦也好」，招募了如同赫魯雪夫那等格局與素質都很不足的人，使得極多善於阿諛奉承的勢利投機者大量湧進。他們成為斯大林派系的龐大骨幹力量，黨同伐異，排斥其他派系，終而造就了一個唯我獨尊的巨無霸黨政機器。革命新政權依賴他們來處理革命後所面臨的「真正的困難」；而這批獨攬「專政」大權的黨政新貴，以其本身的特質（以及缺陷），塑造革命後的社會面貌，終於也成為後革命時代蘇聯社會新的「真正的困難」的肇始者。一場大革命的理想性就這樣變了模樣。1967年，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時候，若干專家學者，包括國際知名左翼人士，已經得出這個論點。這距日後蘇聯的瓦解，尚有一代之久的時間。（諷刺的是，在蘇聯以及東歐各國原舊執政黨崩盤之後，繼續日常統治他們國度的，依然是國家機器的原班人馬。共黨已去，國家機器依舊！）
如上的敘述，僅僅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後所面對的諸多嚴峻挑戰之一而已。其實，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民主革命，革命之後所遭遇到的挑戰，都是非常嚴峻的。民主革命時代，同時也是封建守舊勢力奮力復辟的時代。在此時代，民主勢力反而常居劣勢。若說這是一個以反動派的猖狂反撲活動為主題的時代，其實並不為過。R. R. Palmer的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有精彩的論述。縱使是一場不流血的民主變革，也無法避免保守勢力的大反撲。畢竟，尚未耗盡的歷史能量，必定會尋求發泄。要點是，可以決定社會前途方向的漫長搏鬥，其實是在暴力革命或者「寧靜革命」之後，才真正到來。思考如何革命，不過是第一步；事先思考革命後所可能面對的歷史難題，方是智慧的真正考驗。思考民主運動亦然。
若談及革命理想遭到背叛出賣，阿爾及利亞革命堪稱是一個典例。法國撤離，阿爾及利亞正式獨立之後，不出數年之間，一次又一次的軍人政變，吞噬了第一代的所有阿爾及利亞革命家。這個曾經得到無數國際人士（如沙特）祝福的新國家，後來卻成了文明嚴重倒退的地方，母親哭泣，天地含悲。當年看過《The Battle of Algier》之後，匆匆已經過了很多年了。長期以來，每次讀及阿爾及利亞的新聞，總是回想起這部電影開始時的急促而渾厚有力的心跳聲。那是Ali及一女一童革命伙伴在選擇死亡時刻的沉默、緊張、悲壯。心跳聲在電影尾聲又再度出現，尤令人有難以承受的沉重感。當人們預知「真正的困難」終會到來的時候，不是理當有此急促的心跳嗎？而革命「成功」後的「真正的困難」，確實如期到來了…………
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判斷馬爾托夫與列寧對於長遠革命情勢的研判，孰是孰非。也許，這並不重要。研讀歷史的目的，不在於尋求歷史教訓或者結論；因為這是歷史本身所沒有的，我們不必無中生有。也許，研讀歷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得自己不至於繼續為俗見、偏見所蒙蔽，學習活潑思考。歷史變化的豐富性，總是一再超乎人的想像能力。在苦思問題時，懂得從中捕捉啟示和靈感，興許是人文素養的一個表現。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4)
Y君舉出不符史實例子, 而且做真相的求證:
“歷史小說家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捕捉真正的歷史時刻，提出歷史的解釋，至少不可四處道聽途說，胡亂編寫。二次大戰是《浪濤沙》最主要的歷史背景。《浪濤沙》描寫戰爭史事部份，全然缺乏嚴謹態度。例如，有關台灣受到國民黨空軍、海軍的襲擊和威脅，他是如此描寫的：
“中國空軍轟炸台灣的消息，像野火般地在島上各處傳遍開來了。他們空襲台灣的第一顆炸彈是在新竹上空投下的，其後台北和基隆的天空也相繼見到畫有「青天白日徽」的機影，空襲警報響遍了荒山僻野，於是台灣島上才開始人心惶惶，首次嘗到戰爭的顫慄了。。。
“（雅信所乘往日本船上）一位較年長的船員，。。。，用十分嚴肅的口氣，對大家說道：『因為是戰爭時期，除了海上的風浪，我們還有更大的威脅，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敵艦。。。。我們隨時都處在敵人魚雷攻擊的狀態之下。』
“（襲擊雅信所乘往日本船的中國戰鬥機）顯然是從福州或杭州起飛，在東海一帶的大陸沿海上巡邏。” （《浪濤沙》，1008，1021，1022頁。）
東方白並未表明這些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但小說中雅信乘船到日本發生於德意日發布軸心三國同盟（1940年9月）之前不久，而所謂中國空軍空襲台灣則在此事件一年多前。當雅信在日本準備到美國時，《浪濤沙》也有如此描述：
“上野動物園的鐵門深鎖著，大概怕中國飛機來轟炸。” （《浪濤沙》，1048頁。）
然而，歷史真相果真如此？當時中國（國民黨）軍力是否足以威脅台灣，台日海上旅行，以至日本本土的安全？
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國民黨遭到重大損失，遷都重慶。1938年，空戰主要依賴蘇聯志願隊。同年底日機第一次轟炸重慶。1940年零式機的出現更使得日本取得中國大陸完全制空權。當時中國雖然有一些傑出的飛行員，然而老舊拼湊的飛機與匱乏的補給，使得國民黨空軍往往只有在地上挨打。美國志願隊（飛虎隊）的加入，給了一點喘息的機會。一直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逐漸取得上風，國民黨空軍才得到補給再生。1943年11月美軍B-25突擊轟炸新竹機場，這是突破日軍制空權的開始。國民黨海軍在二次大戰初期，噸位總數不到6萬；多數是陳舊，只適合航行內河、沿岸的小型船舶。1937年，為保護南京，阻截日本船舶，國民黨海軍在江陰自沈12艘艦艇以及多艘民船，所剩無幾。雙方戰力的懸殊，使得國民黨海軍決定以“海軍打陸戰”，“專事堵塞內河，沿江布雷，阻敵深入”（台灣國防部用語）的任務，也就是承認它不可能威脅日本海上軍事作業或民間來往的交通。
然而，台灣在1938年確實遭受來自中國的空襲。如果搜集資料範圍只限於台灣，那麼幾乎無法得到資料；即使幸運，得到也是不正確的線索。 根據中國、英文（從俄文翻譯）、日文資料，1938年2月23日蘇聯在中國的志願航空隊，為了慶祝紅軍建軍20年，從漢口起飛，冒險偷襲松山機場，摧毀數十架停機坪上的日本飛機以及機場設備。他們不但長途飛行，而且在沒有氧氣設備的狀況下，為了省油而發揮驚人毅力，超高飛越台灣海峽。因此他們能夠出乎日本駐防軍隊的意料之外，達到奇襲的目的。這大概也是1943年底以前台灣遭到的唯一空襲。那時候，根本沒有所謂“台北和基隆的天空也相繼見到畫有「青天白日徽」的機影，空襲警報響遍了荒山僻野”的事。《浪濤沙》作者確實表現非凡的想象力。
整體而言，二次大戰中國民黨與日本軍力懸殊。國民黨空軍沒有能力空襲台灣，襲擊海上日本船舶，更別說威脅日本本土。國民黨海軍也無能力襲擊航行在內河和大海的日本船舶。如果是神遊虛幻小說出現如此荒唐錯失，人們大可一笑置之。然而，它們出現於一部多次得獎，評價甚高，而且被大學研究社團當作台灣歷史教材研讀的《浪濤沙》，我們豈可一笑置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論據必須根據事實，無須歪曲，也不必誇張，更要經得起嚴格的考證。如今，《浪濤沙》卻走到另一個極端：替國民黨空軍和海軍，杜撰出連他們自己都會汗顏的神話！”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二）
東方白的作品<真與美>，美其名為創作日記，其實是本巨細不遺的流水帳。要從其中探尋與創作有關的心路歷程，背景資料的選擇與取捨，小說情節的原始構思與變化，人物的最初刻畫與成長，都是緣木求魚。相反地， 其中卻不乏作者個人生活的片斷，私人來往的記錄，到處收集（也就是抄襲）的片斷，更奇怪的是：充滿他的病痛記錄。
誠然，疾病與其痛苦對個人而言，也許都不是小事，而值得記載，甚至可以是自我感傷的回憶。但是，這些經歷，除非能夠提升層次，成為他人的借鏡，究竟不過是個人乏味、隱私的病歷吧！何況，完整的病歷與科學的診斷是醫生的職責之一，何必強求他人同擔痛苦與蒙古大夫經歷？
然而，在這本所謂創作日記中，卻是不少如此無味、冗長的病歷報告與他的自我診斷。
1975年初，寫<黃金夢>過勞：第一次背痛。
1982年8月：頭暈不能起床；失眠。
往後整整一個月：繼續頭暈，增加頭昏與頭痛，時常感冒，忽冷忽熱。
東方白自我診斷原因是：兩年半來長期寫<浪濤沙>，用腦過度與缺少睡眠。
1982年10月：慢性氣管炎。
1983年1月：見氣管專科醫生，告以必需終身用噴劑，不得冬天到樹林散步。
東方白自我診斷：腦神經太纖細，一生都在鬧頭痛與憂鬱，靠散步維持精神與恢復體力。醫生的診斷，使得東方白長久隱遁的憂鬱立刻重現。
其後三禮拜：失眠；心灰意懶，對什麼都失去興趣。
東方白自我診斷：是因為十年來全心全意投入寫作，才會導致今天。
三星期後，氣管專科醫生認為先前誤診，唯一癥狀是氣管炎；然而，東方白繼續失眠；有天醒來，發覺頭腦清爽，心情愉快，自我宣告：憂鬱已經好80%！
1987年瀕臨死亡。
日夜想牛頓<數學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中幾何問題，想得頭腦發脹，痛苦萬分…
有天突然頭腦堵塞，記憶力大減；又有憂鬱感。
此後一個月，每天醉生夢死。
一日，上班時間，一時腦力降到10%…吃了安眠藥，每天不敢用腦…一個月後，自我宣告：恢復到70%。
1987年4月：氣管炎加上頭痛與背酸；憂鬱病。
東方白這些病歷顯然帶來他不少痛苦，也影響他的生活作息。<真與美>其中長篇大幅記錄這類的苦水與怨嘆。
因此，所謂：
「文學本來就是一種奉獻，如果精神的折磨與物質的匱乏是繆思祭壇的苦酒，那麼就乾杯吧，我除了感謝之外，一句怨言也沒有。」<真與美>，刊於<文學台灣>#39，115頁。
是違心、不實的說法。
藝術家在他們創作過程，經歷個人身心折磨，並不是新聞。事實上，不少藝術家常常不顧本身的苦痛，而完成名作。東方白這麼百般怨嘆，卻大言不慚地說：一句怨言也沒有。如此，不但是經不起對證的說詞，也表現東方白的做作。何來「真」，何來「美」！
不只如此，東方白還自比Marcel Proust，而自認兩人同是只寫一部大作品的作者。
Marcel Proust常年患氣喘，費時3年完成<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初稿，爾後再用最後10年完成這部世界名作。顯然，十年左右的創作過程雖長，卻顯然不是東方白的專利，更何況，Proust 與James Joyce 常被認為是20世紀初最偉大的兩位作家。東方白如何能與之相比呢？
因此，東方白比Proust，如果不是跡近無知的比喻，就是井底蛙的狂妄。
從<真與美>的其它內容，也能印證東方白的缺乏創造力。基本上，這是本大雜燴，從而也相當忠實地表達 <浪淘沙>內容。
名為創作日記，卻是充滿抄襲。其中有聖經的片段，也有所謂金玉集，卻是包含歌德、甘地等人的箴言，目的在於：「以便隨時翻閱，當自己人生的座右銘，做自己行為的準繩。」
不但如此，<真與美>還加上他的病中雜感，醫生朋友的交往，醫生女兒的自殺，為觀察哈雷彗星，所帶來的趣味與痛苦，以至彭明敏逃脫國民黨掌握下台灣的片段，甚至個人被迫退休的前後，等等。
這些零星、瑣碎之事，作為他茶餘飯後閑聊、開講，當然並無不可；然而，將其作為創作日記內容，而且大事宣揚，似乎是台灣本土文學另一大成就。這顯示台灣文學界的一大問題：本土文學作者已然走向自我陶醉的道路，更認為他們有免受批評的特權！
文學與人文水準有互動的關系係。繼續容許文學工作者自我吹噓，只能加速台灣文學的墮落。就像批評第三世界博士一般，我們有義務與權利作客觀、嚴格的批評者。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5)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 淪為帝國主義侵略對象。 中國受此震撼, 本身也經歷不同層次的改革, 謀求現代化; 它過程有洋務運務運動, 戊戍變法, 清政府革新, 孫文“民主革命”, 共產黨革命。雖然運動內容往往並不一致, 但都不約而同, 異口同聲的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大旗來對抗外來侵略。 「中國人與狗, 不准入內」的牌示便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 東方白不明究理, 竟也全盤接受。 Y君在這方面做嚴緊的查証。
“『華人和犬』
歷史事實的蒐集、考證只是基本工作，歷史解釋才是歷史最具挑戰的範疇。這也是傑出作家能夠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他們敏銳觀察力，提供社會動向、歷史問題線索之處。正是這個意義下，托爾斯泰的著作被稱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巴爾扎克則被譽為法國社會的書記。
就這點而言，東方白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他連基本的歷史事實，都沒有做到起碼的查證工作。他引用了上海外人公園有『華人和犬，不得入內』牌子一事。（《浪濤沙》，723，737頁）。這是國共兩黨都刻意宣傳，也是民間普遍流傳的故事。連孫文，毛澤東也都加入這個宣傳行列。然而，這可是歷史事實？不然。曾經有學者深入研究，認為這樣的牌子實際上不曾存在過。近年來，中國也有少數人勇敢地對此提出質疑。然而，他們不但無法引發任何正面探討，反而招來官方、民間一片激情的喊打。
在缺乏現代人文素養的中國社會，歷史解釋權一直是官方的禁臠。在仇外的漢族民族主義激情下，獨立無私、豐富多元的歷史解釋當然無法進行，而歷史真相往往成為第一個犧牲品。結果是官方和非官方的中國近代史，有迷思更有謊言，有誇張也有不少隱藏。其目的不外是繼續宣傳：古老的中華民族飽受欺凌，中華民族將浴火重生。在這個宣傳過程中把19世紀以來漢族被欺凌、被踐踏描繪得越難堪，似乎人們團結的意願會越更堅強，而復仇的種子也會越迅速萌芽茁壯。
關於『華人和犬，不得入內』告示牌子，是個好例子。有人發誓親眼看到這個木牌，有的詛咒確實看到這樣的鐵牌。有人看到的內容是英文，有人看到漢文。而漢文的文體有白話文，也有文言文。在人們看到的漢文牌子中，確實文字也是不盡相同，禁止對象的順序也不同。總之，這個告示牌無論內容、形狀，都是林林總總。令人奇怪地是，在號稱重視歷史的漢人社會，對於如此歷史物證，卻沒有人曾經照相存證，完整地留下見證！
即使假設這樣自相矛盾的告示牌一度曾經存在，到底何時取下？如此簡單的問題，應該有明確答案才是，但是我們卻看到各種矛盾的說法：
“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 』（孫文，《孫中山全集》，11卷，1924年11月25日，神戶歡迎會的演講）
“（『華人與狗，不准入』的通告）”華人”兩字只是在最近歐戰或戰爭剛結束時，由於本埠華人社會的經久而強烈的反對，方才抹去。”（《British Weekly》1925年7月2日，讀者投書）
“民國十四、五年時，民眾對這情形激烈反對，租界外人只得除下這侮辱的牌子，而開放他們專用的禁地了。”（《新中國報》，1942年）
“（1930-1938年，作為意大利菲亞特公司代表）我在上海作了暫時逗留。在國際僑民公園綠地上的牌子卻出現了不應有的標記，上面寫道：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奧雷利奧。佩西《人類的素質》，1977年。以上資料大部分出自中共《黨史信息報》，1994年6月1日。）
從這些資料顯示，有人記得那塊牌最早在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間）就取下；有人則認為在1925-26年除下；然而意大利菲亞特公司代表直到1930-1938年還看到那塊牌。明顯地，人們的記憶，並不可靠；為了一己、為了激情、為了民族團結，甚至為了其它目的，都可以自覺或不自覺地調整。
歷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歷史真相
根據現有保存的資料，當時租界管理部門的工部局，確實有公園管理條文，而且嚴格執行。例如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園規則）6條，其中第2條“狗與自行車不入內”，第3條“華人不准入內，但外籍居留者的僕佣外”。1917年9月在外灘公園修訂的《公園規則》10條，其中第1條“公園只准外國人入內”，第4條 “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
一些資料顯示，西人以華人缺乏公共道德，不尊重他人權益，而禁止華人入園。參考當時孫文著作，而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這些缺乏個人私德、衛生習慣都是當時（甚至今天）的實際問題，而非西人藉口。然而，當時許多人不曾自己反省，反而還執意指責這不過是外人欺凌華人的藉口。例如，1942年《新中國報》指出 “（西人）藉著華人入公共場所，即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理由禁止華人入內。
西方文化一般並無用狗（或其它動物）作為侮辱他人的習慣；相反地，漢族文化則長期存在以畜生來侮辱、貶低他人以至少數民族的歷史。然而，人們仍然執意相信如此侮辱性牌子的存在。周作人曾經有如是記錄：“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准入』七字。門之四圍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他的觀察是否真實，尚值爭議。他真正感嘆的，無寧是整個落後的大環境以及普遍冷漠的廣大群眾。
當時進步分子所關懷的問題，無疑是如何改變大環境，如何 “救亡圖存”，而非這個告示牌是否存在。它顯示，在現代民族意識覺醒的過程中，如果缺乏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人們傾向於將過程簡化、一元化，而忽略事物多元、複雜的性質。於是，為了凝聚 “一盤散沙”，為了迅速營造現代民族面貌，西人被塑造為漢族（華人）的對立面，成為所有邪惡的代身。於是，想像中的侮辱性牌子變成漢民族團結的號召；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也方便地完全由列強背黑鍋。
如果說《浪濤沙》的描述確實反映歷史事實，那麼這個歷史事實應該是：那一代人們因為種種理由，寧願選擇盲目地接受諸如此類的激情愛國主義宣傳。從今日看來，這樣建構起來的愛國主義，已經產生十分嚴重的負面後遺症。如果說數十年如一日的復仇心可以使得一個人面目可憎，這種建立在歷史偏見之上的愛國主義，往往使得一個民族的心靈閉塞而且狹隘偏激。這樣的愛國主義，應該不是關懷人文的文學家所刻意包庇的。身受其害的台灣人，尤其應當感受特別深刻才是。如同《浪濤沙》那樣毫無懷疑地引用，無異是忠實轉述一系列建立在虛構“史實”之上的政治宣傳，無異是賦予歷史偏見以新生命，而他自己也加入扭曲歷史的行列。”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6)
Y君批判東方白的歷史觀, 也提出他對的歷史觀的看法。
“
文學可以豐富歷史的研究，這是許多一流作家經由他們的作品不斷闡明的事實。然而，文學只能提供素材、環境，促成新的歷史解釋，而無法取代歷史。畢竟歷史學需要一定的歷史素養。完整、合理的歷史解釋可能需要研究橫斷當代社會剖面，參考相關外國社會，也可能需要縱剖分析連貫前後的時代。而貫穿其中，所不可少的是具有思想深度的歷史觀。
《浪濤沙》之中，東方白有如下關於戰爭的歷史觀：
“反正，國與國間就這樣，時敵時友，時友時敵，周而復始，輪迴循環，於是戰爭也就沒有停止的時候。” ”（《浪濤沙》，1361頁。）
國際關係可能隨著時代條件而改變，然而，歷史發展受到人們主觀意志以及客觀環境的影響，而非簡單的“輪迴循環”。東方白如此粗陋的歷史觀，並沒有超越章回小說的俗套，也無異於一般人的常識水準。歷史文學作家，當然應該比一般人有深一層的看法。這是起碼的專業精神。
至於歷史與個人的互動關係，《浪濤沙》有如此觀點：
“世界的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它就像一條大江，滾滾對著一個方向流，即使像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侖那樣歷史名人，也不過像江底浮上來的氣泡，除了在江面撩起幾圈漣漪，最後還不是氣消泡破，隨波逐流，漂向汪洋去。”（《浪濤沙》，1710頁，1931頁。）
這個兩度提及的粗糙歷史宿命論，似乎就是剛剛提及的“輪迴循環”的另一個版本。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提出“歷史的進展，不是英雄豪傑的意志，而是許多平凡人物，過他們生活的結果”的看法。 他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提出的看法雖不完整，卻已經打破英雄史觀，也毫無宿命的因素。歷史沒有既定的意志，也沒有預期的方向，當然更不是不可能改變。否則，古代的奴隸豈不繼續存在？中古的貴族應該仍然統治歐洲，而中國也仍然是王朝天下！歷史也沒有宿命必然性。如果歷史潮流必然走向民主社會，人們何必艱苦奮鬥甚至犧牲自己，來反對獨裁政權？如果世界歷史自然趨向公平正義的社會，人們何苦掙扎，何不悠閑等待美好的明天？作家若是有志於歷史小說，須要過濾無數歷史事端的爭議，面臨無數大小不同歷史解說取材的抉擇，豈可對此一無所知，或者不深加思索？
優秀的歷史學者，當然需要有敏銳的歷史判斷力。往往他們只有極少量的資料，而且通常人證、物證都不存在；有時，他們則必須處理過多、互相矛盾的資料。從此，他們要建構合理的既往世界，通過歷史思索與想像，提出歷史解釋。歷史與文學的界限在此有時顯得模糊。兩者的差異在於：歷史畢竟是人文科學，歷史想象也必須遵守科學研究的準則，而文學屬於藝術領域；歷史小說的作家必須根據史實與想象力，在真實或假想人物的集體生活中，再造有機的歷史世界。
東方白對歷史的認知，更加說明：要成為歷史小說家並不是沒有基本要求的。歷史小說家的工作，如果僅僅限於提供流水帳式的記述或者轉述，不但不能成為起碼的歷史家，而且也不能成為具有創作力的藝術家。既然觀察歷史而了無所得，真偽莫辨，連不同世界觀下不同歷史解說的差異，以及所涉及的意識形態問題、歷史記憶以及民族認同的沖突，都一無知曉，或者沒有一探究竟的好奇之心，倘若還要堅持引用大量未經查考（或者沒有查考價值）的故事，不如當一名說書先生來得正當。畢竟，娛樂群眾也是一種社會貢獻。
”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三）
東方白的<真與美>中，引用不少他人來信，以及與人交談內容。當台灣社會已然開始著重保護隱私權時，這位長期居留加拿大者，卻似乎朦然不知，也不覺這個公民社會的主要基礎之一。
舉例而言，他宣告自己病況，和專程到施明正診所看病等等。公開一己病情，自然是他的權利；但是，其他看病者與他們來治療的病痛，除非他們願意公開，則是他們的隱私，任何他人不得置喙。施明正與東方白交談內容，牽涉前者私人生活，當然應該如是處置。類似地，東方白與艾琳達的對話，牽涉後者對施明德個人的看法。我們不同意施明德的政治立場，但是任何尊重隱私權者，不能、也不會在徵求艾琳達同意前，就公開如此談話內容。然而，對於東方白，顯然這些對談內容，都是未來小說的靈感與素材。「見獵心喜」似乎是他唯一的感覺，至於選擇、過濾，以至保護資料來源者，都是相當陌生的觀念。隱私權的行使，似乎只在於引用內容涉及其它圈內人，使他必須顧及雙方可能的負面反應時，才猛然進入他的考慮範圍。
這無寧是個現代的諷刺：顯然身居北美，並不代表個人現代化的程度。
這本磚頭大作，其中雖然有一點點批評漢文學的心願，然而，東方白還是不斷回到漢人知識分子的惡習與老套：從逢迎巴結，吹捧「大老」，廣結善緣，結群營黨， 到自我吹噓，他幾乎無不擅長，而且樂此不疲。
文學工作上，誠然有先行與後來者之分，其中會有提攜後輩，尊重前輩的一面，也要有互相競爭的一面。否則，一切照年資，事事要序齒，文學即使不停擺，不原地踏步，也必然半死不活！雖然，本土文學在世界文學上，仍然是蹣跚的後來者，仍然是初級班程度，但是，本土文學界對於一些「大老」卻是敬重有加，似乎他們的作品已達到世界文學頂峰，而他們的好評也成為文學作品的品質保證。如此，他們也成為東方白大力逢迎的對象。
東方白自稱與李喬，鍾肇政是大河小說作者的「大河三結義」，更提出照片，作為他們「像兄弟一般」的證據。從一張吃飯、談話的照片中，如何看出三人的「兄弟之情表露無遺」，顯然超越我們凡夫俗子肉眼的工力，然而，東方白巴結的心態卻是躍然紙上！
對鍾肇政，他還提出「也許因為我們容易哭，才能寫出動人的文章」！經典著作的作者容或感情豐富，卻不等同於容易哭。顯然東方白對世界文學認識相當粗淺，或者「兄弟」情深，才能得出如此連鴛鴦蝴蝶派作者都汗顏的「創見」。
對葉石濤，他則連「半撒嬌」、「央求」的字眼，都出籠。兩位「大老」，或者經不起一再被灌迷湯，更可能本事就是如此而已，也就欣然成為東方白的背書者。
不只如此，本土派有頭有臉的文學工作者，幾乎都成為他交結的對象。他也毫不吝惜地為他們加上各種濫情，而並無深刻意義的頭銜。例如：「輕名薄利」、「深藏不露」的宋澤萊；「台灣文壇的第一小提琴手，舉凡詩、散文、傳記、文學評論、歷史評論、政治評論，幾乎無一不寫，而且無一不精」陳芳明；「見過的台灣教授中家裏藏書最豐富的」、「舞弄文字技巧已達出神入化的」許達然；「見過的學者中讀書與著述最有系統的」李鴻禧；所作「鋼琴協奏曲與世界大師並列無愧」的蕭泰然；「台灣文學研究會最親切會友」的謝里法，等。
大事誇獎他人者無敵人。這些人多數對東方白的好意，也投桃報李。例如，宋澤萊宣稱：「<真與美>將與<浪濤沙>同成不朽」。如此浮誇的贊語，表現本土文壇圈子中，不少人為求出名，為占地盤，而互相拉攏的現象，也顯示沒有批判風氣，缺乏深刻討論的環境與條件。不僅如此，一些人作為更可比美儒林外史外一章。
例如，林衡哲在<浪濤沙>還未完成，就承諾出版任何完成部份，而贏得東方白感激。當東方白以<真與美>作為本土文士名人錄時，想登堂的林衡哲與東方白有如下對話：
林：「怎麼還沒寫我？怎麼還沒寫我？」
東方：「別急，快啦，快啦。」
林：「寫我不能少於XXX哦！」
如此，一心求名而想「走入歷史」的文人，不論受過多高深西洋教育，骨子裏顯然仍受漢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除非我們改變這心態，儒林外史現代版不斷在本土文學界重演，也就不意外！
本土派文人大力推薦、贊揚東方白作品。其中固然有欣賞他努力不懈者，也有謙虛如自稱是鄉下土豆的李喬之類，也有為其大部篇幅所「震撼」者。也許，另一主要因素是：本土派文人對外文的不嫻熟。從表面上來看，東方白應是例外。<浪濤沙>之中，大量引用英文作品，英詩，日文詩歌，有意無意營造作者外文能力高深的印象。
然而，外表畢竟不同於內涵。居留加拿大多年的東方白，卻選擇以漢語（而非英語！）與外國人葛浩文、艾琳達交談，也自承沒有日語對談能力。從他有限的英文「創作」中，明顯地表現他英文水準不過爾爾。例如，分不清Biography 與 autobiography；將unprofessional 翻為「非職業性」；將Good times翻為「快樂時光」， bad times翻為「不快樂時光」，與不夠格用法的I treat you like brother，等等。
東方白似乎沒有直接接受外國文學的能力。如此情形下，他將「歐美文化」視為負面的「驕陽」，而非正面的能量來源，也就不令人驚奇了！
台灣文學界，不需要接受這樣的「高手」，而要培植能夠直接接受外國文學的新一代。打開本土文學的窗子，接受外來文學的激蕩，才能打破井底蛙的現狀。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7)
Y君繼續批判人文素養就是希望人們能夠以不同的角度、觀點看這社會, 學會以適當的方法思考這個複雜萬分的世界; 而東方白所敘述呈現給讀者的, 卻是庸俗的善惡二分法 。
“
《浪濤沙》作為歷史小說並不及格；在文化、思想層面，也跳不出陳腔老套。
在二二八事件殺戮中逃生的周明德，在反思之後，得到天下沒有可恨之人的結論。
“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分，豈有國籍種族之分別？ 善人固然可愛，惡人也未必可恨，因為惡人為惡，不外患了喪心病狂，再不就是被環境所逼或新聞媒介扭曲，孟子不是說人性本善嗎？前者需要的是醫療，後者需要的是教育，他們患病成瘋或被逼成盜，同情與鄰（原文如此！）憫都來不及，焉有可恨之理？”（《浪濤沙》，1932頁）
二次大戰中周明德在白沙包公祠，得知愛好台灣的日籍友人，因為獲釋無望而自殺的消息。他轉而懷疑自己對公正的看法：
“明德瞥見（包公塑）像頂那『光明公正』德匾額，恚然怒吼起來：『光明何在？ 公正何在？』” （《浪濤沙》， 1726頁）
這是林鎮山贊揚《浪濤沙》為“人本主義的吶喊”的兩個例子 。在一百五十萬言的超長篇小說中，這個“吶喊”的聲量未免太微不足道，“吶喊”的內容也太不夠深入，居然也贏得林鎮山贊嘆不已。（如果說，這樣的贊嘆有點言過其實，我們還應該來看一下東方白是如何自我美言。他自己說：“這小說可比Leo Tolstoy的 ‘War and Peace’，或是Margaret Mitchell的‘Gone with the Wind’。我想它比前者廣闊，比後者深刻。這書不但包括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更重要的是它還包括了台灣的語言。” 見<文學台灣>44期，“真與美”，175-76頁。）
超越常人本能而不憎恨惡人，也許是有些虔誠教徒的處世之道。然而，更根本問題是：什麼是評判善惡的標準？道德風尚，宗教教義，法律規章，社會審判，還是另有途徑？中國經典著作中的一些人物，在凡俗的道德標準中，往往被簡單歸納為善人或惡人；歷史人物，也兩極化為奸與忠。其實，現實世界不可能如此簡單，絕大部分不但是非善非惡、亦善亦惡、可善可惡、時善時惡，而且往往是無法歸類的。《悲慘世界》中 Jean Valjean與追緝不捨的偵探，《紅與黑》中的Julien，如何歸類？宗教的慈悲為懷，普渡眾生在此並不適用，善惡的二分當然也喪失實用意義。
以《悲慘世界》為例，囂俄把罪與罰、善與惡、情與理、公理與法律等問題，以及彼此間的互相矛盾和互相轉化的多層面關係，以小說敘述方式做一個非常深刻的解剖。仔細讀過這部小說或者類似的作品，而竟然還以為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可以套用善惡的二分法，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具有《悲慘世界》水準的世界級作品，少說也有成百上千。）人文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使得人們能夠學會以適當的方法思考這個複雜萬分的世界。而文學就是人文教育的一個主要部分。具有良好人文素養的人，了解這個現實世界複雜性的多層面互動關係，當然不會凡事都只知道粗糙而且靜態地一分為二。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只有善人與惡人，而且善惡界線永遠分明、永遠無法跨越的小說敘述，所反映的並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作者有限的人生閱歷，膚淺的觀察，貧乏的人文素養。
粗糙的二分法塑造粗糙的心靈，其危害性是不應該低估的。當人們習慣於集中注意在善惡、忠奸、他類我類的歸類的時候，他們其實並不是在做個人的理性思考和自由判斷。在情緒掛帥、自以為胸中充滿無比的沛然正氣的情況下，他們都輕易成為主流霸權文化的精神俘虜。粗糙二分法泛濫成災的社會，是政治流氓（以及文化流氓）上下其手的大好天地。如果主流媒體走上極端、刻意煽情傳播驚惶與仇恨，則這個社會無異是四處堆滿易燃的爆炸物。因為，粗糙的二分法不但造就狹隘視野，而且助長狹窄的心胸，磨刀霍霍欲置異己於死地。成千上萬的人們，就是這樣被驅使成為喪失理智的狂熱暴徒。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就是這麼走上暴戾瘋狂的道路。這是開放社會之敵。難怪現代文明社會，莫不十分重視人文教育。國民黨獨裁政權開始建構的霸權文化，則充滿了此類的僵硬二分法。當前台灣身受其苦，卻普遍不識其害，豈不可嘆。
《浪濤沙》反映作者有意識及無意識的個人看法。而這些看法，恰是當代台灣人文缺氧現象的縮影。也許我們可以說，《浪濤沙》雖然不是一部合格的歷史小說，卻忠實地反映了孕育本書作者的某些負面的時代特質。
”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
“
台灣文學要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無疑是個艱巨、多面、長遠的過程。然而，如果不邁出第一步，無論如何微小，當然永遠無法達成目標。
如果偉大作家，要能夠見常人之所不能見，則偉大評論家，要能見常人之所不願見，言人之所不敢言；他們關心的應該是對作品客觀的評價；他們的主要工作，不在於詳細品評個別作家的作品，而著重於整個文學的方向。彭瑞金似乎有相同見解。
“文學定義的再聯結，并非一味地廣結善緣，其實作品意義的再評價，永遠優先於單純 的聯結。。”
“評論家對文學的發展他不是要給特定的作家打幾分，而是說他站在台灣文學這四個字之下，來給台灣文學的走向、現象做一些討論，這個討論是可以慢慢建立起文學在大眾當中的公信力，提升台灣文學，我想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責任在這裡。”
歷史上已經有傑出的例子。19世紀俄國文學從歐洲落後的邊緣地位跳躍為世界一流，它傑出的文評家發揮指引的功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別林斯基；他主張寫實文學，作品要揭發政治、社會問題。這種看法影響了許多俄國作家，包括Gogol，Dostoevsky，Lermontov。後來Gogol 出版作品歌頌沙皇專制，鼓吹宗教，背離寫實主義，別林斯基毫不猶疑地為文批評。文評與作家的互動，一流文學作品在進步分子之中的交流、回響，更使得俄國文化發展得更有深度。
專制的俄國曾經綻開燦爛的文學花朵。然而，台灣的現狀是：開放的政治環境並未自動帶來開放、豐富的人文環境。如此人文環境，需要學術、教育、文化各界的配合。這個新局面需要理性與感性的配合，也需要除舊創新。於此，文評家以及具有反抗傳統的文學界，必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打開如斯新局面需要客觀、公開、深入、理性的文學評論，既不需文質彬彬，也不靠情緒用事；針對作品而不對作者的評論，針對方向而非汲汲於個例的評估，是轉化個別覺醒為普遍提升的前提。
對《浪濤沙》的評論，可以是這個新局面的微小開頭。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評價，《浪濤沙》並未超越當代台灣的歷史小說，反而具有當代一般歷史小說的所有缺點。然而，它一再在台灣得獎，在台灣以及海外台灣人之間的相當受歡迎。這意味，台灣文化水準的問題的確十分嚴重。要提升台灣的文化水準，不能不有惹人討厭的烏鴉。不能因為廣大讀者滿意於流水帳的歷史，不能因為一般人喜好引經據典、遊記、雜談、故事，而忘記歷史文學更艱巨的使命。正是因為台灣許多作家仍然將文學等同舞文弄墨的遊戲，將歷史文學等同於訪談故事的集錄，討好讀者本能的愛好，才需要文評家大力破除庸俗無知的看法。於此，情面必須向理性低頭，友誼必須靠邊，無知才不致繼續統領風騷。彭瑞金20年前的評語仍然非常適用：
“真誠而動人的友愛敵不過愚昧，孤單的覺醒敵不過長遠而廣大的無知。”
歷史文學與歷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追思懷古而已。新興的台灣民族在政治上要獨立，同等重要地，文學上也要有獨立的新面貌。19世紀美國文學提供如此經驗。通過文學評論家、作家、出版社的共同合作，他們斷絕對英國文學的依賴，艱辛地開創本土的美利堅民族文學。新興台灣民族的心靈，目前還是相當貧乏，也不斷遭受漢族文學的干擾。這些無疑提供台灣文學界許多機會與挑戰。
重點在於，我們必須要產生一系列世界級水準的作品，而不是濫竽充數，關起門來互相標榜，自我陶醉。我們有責任指出說明，這一部或者那一部小說，還遠遠無法符合我們起碼的期待。因為我們要戮力建構一個睿智而且寬宏的民族，培養一代又一代善於思考的不俗公民。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值得由成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真正優秀的歷史小說，來為它敘述往事、鋪陳願景。
李喬最近提到“台灣文學的春天”的看法，認為台灣文學是出現偉大作品的時候了；也表達 “老葉願化為春泥培植這顆文學巨樹；願為磚塊，墊在多淖的台灣文學之路上，讓後來者踩過前行”的心願。 無疑，這是感人的鼓勵期許。前行者既然願意如此奉獻，後來者自然更要努力。文學路上固然需要一流作家，更需要一流文評家，以培植一流讀者。作家創作歷史文學可以豐富歷史解釋，文學評論家則可以幫助創造文學的歷史。台灣的別林斯基責無旁貸！
“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浪淘沙」書評 附錄
ㄚ君將「浪淘沙」不符史實和失誤的部份編列為附錄, 網友可就這些資料做更進一歩研究。
“
1） 關於『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告示牌
詳細內容，至少有以下各種版本：
”門首貼一紙字曰：『狗和華人，不准入內』，中國人比狗還要次一等哩！”（陳天華，《警世鐘 》1903年）
“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准入』七字”（周作人，1903年）
“洋人豢養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獨禁華人入內”（李維清《上海鄉土志》，1907年）
“門首高標英文于木牌『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上海閑話》，姚公鶴，1917年）
“『華人不許入，狗不許入』”（《申報》，1920年）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郭沫若，1923年）
“『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挂在外國公園的門上”（蔡和森，1923年）
“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并挂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孫文，《孫中山全集》，11卷，1924/11/25，神戶歡迎會的演講）
『華人與犬，不准出入』（《上海鱗爪》 郁慕俠，1933年）
（20年前，外灘公園有英文木牌）『狗與華人不准入內』（《新中國報》，1942年）
“到過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狗和華人不准入內』的牌子”（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1945年）
1960年代曾任外灘公園英文秘書的員工回憶：『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木牌為長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於日晒雨淋，木牌損壞，以後又改用三角形鐵底架，上有網形塊狀鐵牌。
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園與預備花園的規則中，其中第1條“這些花園只准外國人（社團）進出”，第2條“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園章程》中，其中第1條“腳踏車及犬不准入內”。第4條“除西人之佣僕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園規則）6條，其中第2條“狗與自行車不入內”，第3條“華人不准入內，但外籍居留者的僕佣外”。1917年9月在外灘公園修訂的《公園規則》10條，其中第1條“公園只准外國人入內”，第4條“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
2） 關於外文資料（日文除外）
“（法國人）不但把（自由女）神像用銅鑄好，並且還選了這『自由島』做為女神奠基的地方” （《浪濤沙》1079頁；1078頁也兩次提及。）
《浪濤沙》中雅信在1940年就聽到自由島的名稱。這是不明白歷史事實的例子。1956年8月艾森豪總統在國會授權下，將 Bedloe’s Island 改名為Liberty Island。故事中角色當然無法預言未來，而是東方白的anachronism （時間順序錯置）。
《浪濤沙》引用兩位法國作家的作品。巴斯噶是法國哲學家也是著名的數學家。他的《思考錄 》中，有不少雜思的雋永短句。《浪濤沙》如是說：
“這是法國哲學家巴斯噶說的，他說『如果克利奧白翠的鼻子塌了一點，世界的歷史為之一變也未可知。』請注意他的最後四個字---『也未可知』…” (《浪濤沙》1710頁）
原文提到克利奧白翠的一句為：
“Le nez de Cléopâtre: s'il eût été plus court, toute la face de la terre aurait changé.”(Pensées ((1670), ed. L. Brunschvicg, (1909)) sect. 2, no. 162) ）
英文不妨譯為：
“Had Cleopatra's nose been short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world would have changed.”
譯成漢文，大概是：
“如果克利奧白翠的鼻子短了一點，世界的面貌則已經改變。”
原文是過去假設完成式語氣(subjunctive past perfect)，與過去事實相反的想像。這是漢文所缺乏的語法之一。漢文文法的缺陷，使得翔實翻譯不易，而非不可能。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浪濤沙》的翻譯，顯然不夠忠實；“也未可知”云云，不知從何而來？
伏爾泰的名作《Candide》，理性啟蒙是許多主題之一。《浪濤沙》的引文，並無法突出其特點。
“孔第德在一個城堡被匈牙利的軍隊俘虜，被迫當他們的軍伕，有一天他逃跑了，卻又被匈牙利兵抓回軍營，他們就叫他選擇，遊營示眾挨三十六計鞭子呢？ 還是吃兩顆彈丸？…” （《浪濤沙 》1709頁）
這段敘述許多不符合原文。Candide 被迫從軍（而非軍伕）參加的不是匈牙利軍隊，而是Bulgarian（小說中並無匈牙利人）；他逃走被捕後的選擇是：
“…to run the gauntlet six and thirty times through the whole regiment, or to have his brains blown out with a dozen musket-balls?”（《Candide》, Chapter 2）
試譯為漢文：一個選擇是從全團士兵面對面，拿棍棒毆打他的行列之中，跑過三十六次；另一選擇是以12枚子彈讓他腦袋開花。
3） 關於日文資料
“(長谷川大佐) 出生在鹿兒島…祖先幾代都當過藩主的衛士。。。祖父曾經跟隨西鄉隆盛代表薩摩藩到京都做過點畿侍衛…” （《浪濤沙》，1349頁 。）
德川幕府駐在江戶，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幕府規定大名（諸侯）輪流到江戶定居，稱為參勤交代。西鄉隆盛出身於鹿兒島下級武士家庭，27歲受薩摩藩大名島津齊彬賞識，隨他到江戶履行島津參勤交代的義務，而後才成為明治維新的傑出人物。因此，長谷川大佐的祖父如果是薩摩藩主的侍衛，照理只會跟隨島津到江戶，而非跟隨當時低階的西鄉到他本人當時沒去的京都。這又是東方白另一項歷史知識的缺失。
《浪濤沙》有不少描寫日軍的篇幅，其中包括有關空軍的種種敘述。這顯然是錯誤的虛構。二次大戰中，日本並無空軍的軍種；航空部隊不是陸軍航空隊，就是配屬航空母艦的海軍航空隊。那時台灣雖有不少航空基地，飛行場，自然不可能是空軍的基地。周明德與一群新兵受到的，也當然不是那個不存在的空軍訓練。
“在『飛行訓練』的初期，所有新兵只能駕駛由教官導航雙座的『紅蜻蜓』練習機，一過中期…才讓新兵駕駛獨航單座的『紅蜻蜓』戰鬥機…
“明德與遠山明雙座的三菱 (片假名KI) -15戰鬥轟炸機…” （《浪濤沙》1695頁）
二次大戰中，日本陸軍95式一型初等練習機，以及海軍93式中級練習機，都通稱為紅蜻蜓，而戰鬥機中並無此稱乎；兩者都是雙人乘員。至於三菱15式飛機，型號為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是陸軍戰略高速偵察機；用於高速聯絡，而非戰鬥轟炸機（日文寫作爆擊機）。如此基本事實的錯誤，使得而後《浪濤沙》描述所謂空軍訓練、空戰的真實性，當然大為降低。
“（芥川龍之介）他的房子就叫做『我鬼窟』。” （《浪濤沙》607頁）
芥川龍之介的書齋在大正八年，命名為『我鬼窟』；在大正十一年改為『澄江堂』。《浪濤沙》如此敘述，顯然失誤。
我鬼校長津津樂道時，提及：
“松尾芭蕉是江戶前期的俳人，與謝蕪村是江戶中期的俳人，他們兩人有師生關係” （《浪濤沙》607頁）
松尾芭蕉死於1694年，而與謝蕪村出生於1716年。兩人顯然不是通常所謂師生的關係。即使一般公認芭蕉是俳句初期偉大的作家，如果因此牽強得出每個俳人都是他的學生，顯然失當。
對於不少台灣人，日文是個相近的文字。很多人不懂日語，但看得懂日文中的漢字。他們認為因此可以選讀漢字，猜測大意。然而，事實不然。日文中的漢詞，部份固然與漢文完全相同；有些次序顛倒；有些意義完全不同；有些更是日人所創造。至於由外語變成日文的詞彙，往往直接以片假名拼音來使用。因此：美國，舊金山的詞句不是日文的用法；日本廣告也不可能出現膠卷的字樣，而是英語轉化的片假名。一些外來語，日文不同於漢文。《浪濤沙》雖然用了一些以漢字表達的日文，但是還有不少直接以現代漢語代替日文的例子，諸如：日文裏Passport寫為旅券，或直接以片假名拼音；簽證（查證），住址（住所），羊癇癲（癲癇），醫院（病院），醫生（醫者），護士（看護婦），夫人（奧樣），俄國（露國），戰俘（捕虜），珍珠港（真珠灣），中國（中國），九一八事變（滿州事變）等等。這些是東方白的移花接木。在漢文作品中如何表達外文用詞，是個挑戰也無定論。然而，像《浪濤沙》如此不一致，確定不是師法的對象。
4） 歷史事實
“（三亞軍港）更有一隻七千噸的航空母艦，…，那露天甲板上正停著密密麻麻的戰鬥機，…，那肥大的船肚上漆著『龍驤丸』三個黑色大字…”（《浪濤沙》，1238頁）
龍驤丸原來排水量是八千噸。1936年改裝之後，基準排水量增為一萬六百噸，而滿載時則為一萬三千六百噸。它可以搭載48架飛機；以密密麻麻來形容似乎過分，然而排水量卻無緣無故被縮水！
“高砂義勇兵…分別在香港與新加坡兩個島的攻陷上，立下汗馬功勞” （《浪濤沙》1284頁）
所謂高砂義勇軍第一批在1942年3月從高雄出發，前往菲律賓（參與巴丹戰斗）等地，而香港在1941年12月，新加坡在1942年2月被日本攻陷。於此，東方白又犯歷史錯誤。
“集訓由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海軍大將開始…
“江東蘭在南洋服役了兩年，獲得了三個月假期…
“(江) 自從山下奉文接替本間雅春當了菲律賓戰區司令，一切不是都安定下來了嗎？”（《浪濤沙》1227，1727，1729頁）
江東蘭被征召為（翻）譯官，是1941年11月中旬，11月18日到高雄集合，12月1日登上航空母艦（見《浪濤沙》，1222-1238頁）。小林躋造任職台灣總督從1936年9月開始，1940年11月由長谷川清接任。小林當然無法以總督身分出現於江東蘭那個集訓。江東蘭服役兩年，得以回台休假。山下奉文接掌菲律賓戰區，則是從1944年10月開始。因此，江東蘭在台灣休假時，自然無法預知山下接掌菲律賓戰區之事。東方白的歷史知識再度造成這些事件在時間順序上的錯誤！
“因為洞悉緬甸的政治背景和獨立慾望，日本便於1940年暗中派人來緬甸招募了三十名年輕的革命份子，組成『緬甸獨立軍』，偷偷把他們運到台灣，與以嚴格的軍事訓練…”（《浪濤沙》，1384頁）
日本人稱Burma 為Piruma （片假名），而非緬甸。1940年代，Burma反殖民進步分子 Aung San 到中國希望取得中共的協助。不果。然而，他得到日本軍方鈴木敬司大佐的協助。鈴木主持的南機關在海南島訓練一些成員，為後來成立『獨立軍』的幹部。被殖民人民與法西斯合作而打倒殖民政權，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Aung San 不久後悔，而參與聯軍的反日行動，成為二次戰後的領袖。他在1947年遇刺。《浪濤沙》歷史事實又偏差了！
“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本文將分貼三部分：2005 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 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及 批判蔣經國體制等三處貼文，不是要故意浪費網路資源，而是將從三方面開展對中國教育體制對知識份子訓練的盲點討論，並由此推論台灣以往、目前的缺失。
一個沒有良心的民族知識份子
蔣介石對不起中國人民，也對不起台灣人民，但批評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不起他。
許多描述蔣介石統治中國時期的書，都說蔣介石時代如何的差，如何的牽制言論，但是一進入所謂的新中國時代，這一些牽制言論的事情好像都沒有發生一般，但實際上卻是更嚴重。比較蔣介石與毛澤東時代的差異，我們必須說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較強，但蔣介石時代的知識份子較受尊重。說蔣介石對不起中國人民，也許成立，說蔣介石對不起中國知識份子，相應於毛澤東時代，蔣介石一定不滿，而那些身處過、比較過這兩個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不是從中國國家民族的眼光去比較，然後批判蔣介石，而是直接說蔣介石個人怎樣又怎樣，他領導的國家怎樣又怎樣差，我必須替蔣介石說一句公道話，這些人沒有良心，也沒有心肝。
一個沒有良心的民族知識份子社群，不可能建立一個有良心的社會。我會比較蔣介石與毛澤東對中國的影響，是我在看完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心得。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喜歡攻擊蔣介石，但是憑心而論，國民黨、蔣介石時代的大學教授，在還沒有發生日中戰爭之時，他們的薪水極高，許多書商都可以直接到教授研究室，請教授買書。當時一位大學教授的薪水是一位中小學老師的數倍到數十倍之多，這樣的薪資相應於當時中國的物價是相當豐厚。蔣介石當然有牽制言論，但是基本上，若不是戰爭，讓軍事體制建構起來，蔣介石對知識份子的牽制還不能說很嚴。我們當然不能說當時的言論自由可以和西方國家比，但比之戰時中國，可以說寬鬆很多。又比之共產中國，那可以說是天壤之別。這樣明顯的差異，我們不能說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但是關心中國發展的知識份子，尤其身處過這兩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有必要，也有責任說出他們的差異。這不僅涉及史實、歷史解釋，也涉及到知識份子的良心問題。蔣介石誠然有許多的錯誤，但是用不實的理由指責他是不對的，他也不服。而就算是事實，強烈攻擊他的缺點，卻對比他差的毛澤東時代，默不出聲，這對蔣介石絕對是不公平，也是不誠實的作法。
寫這一篇文章的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在說明，對於掌握資訊有比任何人來的多，而且是以吸收知識、創造知識為本業的知識份子，若他們連這樣兩個時代的差異，都比較不出來，那這樣的知識份子也不要做罷了。若他們連這樣的差異也不敢說出來，這樣的知識份子不配稱社會的良心，他們所領導的國家、社會，將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與社會。以何炳棣為例，他絕對是一個第一流的歷史學家，他的考證與分析也極為傑出，但他就是沒有說出毛澤東時代的言論牽制遠遠高於蔣介石時代。對一個曾經在蔣介石時代統治下的中國生活過，也有足夠的資訊瞭解毛澤東時代對言論的牽制狀況的人文社會科學家，他絕對有能力、也有義務告訴世人，中國近代這兩大梟雄統治下的中國，到底哪一類型的國家比較有希望。連這樣傑出的人才都閉口不言，那麼，中國怎麼會有希望呢？
實際上，同樣處在中國文化薰陶下的我們，也應該有義務講出在國民黨時代的生活與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生活的差異。這樣的敘述不在謳歌李扁的偉大，而在瞭解歷史、社會的演進至今是多麼不易，各位要好好珍惜。更重要一點，要說出這一個時代的變化，做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論「讀史閱世六十年」（一）
何炳棣很尊敬他的老師，雷海宗，也寫了一些他和雷海宗互動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雷海宗在大躍進之後寫給他的文章，其精要之處，何炳棣沒有點出來。雷海宗要何炳棣寫給他的文章依舊用英文，沒有關係，但是雷海宗寫給他的文章僅是敘述一些生活瑣事，因此就用中文。這一段話講來溫和平順，卻藏有大恐懼後的害怕。以何炳棣的外國人地位，寫英文給他，比較不容易出問題，這其中可以用英文寫一些他們師生關於史學的心得交換，共產黨若要治雷海宗「勾結外人」，必須或是可能是一些懂得英文的人，那些人會比土八路有一點修養（？），不會隨便亂戴帽子，幾次調查、審查之後，就會比較鬆，如此雷海宗就有管道得到外國最新的漢學研究資訊。至於雷海宗本人寫的文章，如果還是用英文，別人會罵他中國人用洋文，對他及他的家人有危機，因此他要用中文，但他又怕特務找麻煩，所以雷海宗說他的文章僅述說一些生活瑣事。這一點，難道何炳棣不能體會？
雷海宗的遭遇不是身陷中國的近代中國文人的特例，一代史學大宗師陳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也遭逢這樣的羞辱，而且更大。陳寅恪的學問功力眾所推崇，地位猶在雷海宗之上，還是逃不了共產黨的魔掌，其他人更不用說。這一類型的壓迫實在是罄竹難書，然而有多少中國（包含新、舊中國）的海外學人敢出面控述中國政府、聲援中國學人呢？而這些學人不僅有他們的師長，更是他們所熱愛的民族、國家的社會良心與希望。
我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許多中國文人被共產黨壓迫，導致自由世界較熟知中國近況的日本學界受不了，日本文學界的三巨頭，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安部公房聯名上書，要求中國共產黨不能壓迫文人。日本，這一個讓近代中國人痛恨的民族，他的文學家都敢出面替中國文人講話、請命，要求政治暴力讓文人有一條出路，但中國人呢？何炳棣很強調當他訪加拿大，他的友人告訴他毛澤東沒有熱情，因為他握手不用力時，何炳棣很用心替毛澤東講話。也很快寫信給美國政府，強調中國共產黨不習慣西方式的握手禮節，不知道要用力，因此若是毛澤東和尼克森握手出現那樣的場面，請勿見怪。何炳棣還說他很高興尼克森與毛澤東見面的時候，那樣的場面改變了，毛澤東很用力的和尼克森握手，而何炳棣很高興。我可以理解何炳棣的反應，但我不能瞭解他為何對被共產黨統治後，他那些的師長遭遇，沒有很用心的寫下他的心痛呢？還是他一點都不心痛？
中國統治後的文人悲劇遭遇，不僅有很多書的出版，而且經常是字字血淚，這一群人與何炳棣有著或親或遠的接觸，但何炳棣對他都一點不閱世的評論，實在令我對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涼了一半。但何炳棣的反應不是特殊，而是很一致。許多中國文人、學術界不都是這樣的反應嗎？六四的時候，華裔美國學者熊玠不是說他在北京沒有看到坦克車等的景象嗎？
在美中國人這樣的反應，在台中國人也不遑多讓，我們看龍應台的文章，他可以在六四之時，帶著兒子，倉皇的跑到機場，躲避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然後事過境遷，又一副無事的回到中國。西歐的知識份子還在抗議中國政府，龍應台、龍局長卻可以在台北的宴會上喊出要發揮延安精神。當他推動的中國劇團到台灣演紅燈記，看到有人罵日本人、罵李登輝，他安之若素，有人熱淚縱橫，他覺得這是兩岸的重新接觸，當龍應台的媽媽說：「我的兄弟就是被共產黨迫害死的。」龍應台卻沒有很激動的反應。龍應台看到「紅燈記」不覺得感傷，難道連他媽媽的提示也沒有感覺？假如將壓迫者改成共產黨，把被壓迫者改成龍舅舅，不就是一部「感人熱淚」的「龍舅舅記」嗎？
對的，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教育，知識和生活是分裂的，也是冷漠的。表現在外的，甚且是無情。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論「讀史閱世六十年」（二）
何炳棣在他的回憶錄中寫了很多海外華裔學人的點點滴滴，也寫了他對他所任教的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他的學術水準逐漸下降的憂心與不滿。就我個人的看法，何炳棣的感嘆與失望，原因來自於沒有祖國。
在一個自己母國從事教職，以何炳棣的學術地位，台灣的學術氣氛，或者中國的學術風氣，他很有機會當上一所國立大學的校長，而院長就更不用說了，至於系主任，那是他不想要的職位。但是這樣的一位人才卻沒有機會當上一所學校的系主任，與其說是他的能力不足，不如說是身為少數族裔學人的悲哀。我不敢說海外華人就不能當系主任或更高的職位，田長霖不是當上加州大學的校長嗎？當然可以，甚至當到部長都有，但是從一般的條件來看，這一群人如果在相同公平的條件、在自己的母國，都有機會發展的更好。我並不是說美國的人才比較優越，而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對於非本國民族或非主流民族，都有某種程度的壓抑，這是常態。雖然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一流的大學，他的歷史系是世界一流，但一流大學並不表示他沒有種族歧視，只是高低而已。更何況，若何炳棣在自己的母國，他不僅不會被歧視，甚至具有歧視別人的優勢，他更有機會出任重要的教育行政職位。從他的條件來看，若是國民黨依舊在中國掌權，以他的國際聲望，國民黨的處事風格，我想國立大學校長的職位應該跑不掉，甚至有機會當上他的母校-清華大學的校長，再不濟，院長一定有。但這樣的假設又有甚麼用，畢竟國民黨已經輸了，而他又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發展，一切都已經風花飄揚了。
何炳棣的飄離中國源於中國的內戰，而內戰讓中國更加沒落，中國為何會沒落？陳之藩在他的「劍河倒影」中提出一個論點：中國沒有培養人才的地方，沒有培養清楚腦袋的地方，就無法出現真正的知識份子、勇者的聲音。我想他的論點已經道出一部份的真理。蘇俄在1930年代的許多大屠殺、許多共產革命的悲劇，並沒有中國人努力去研究，甚至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做法，知識份子也沒有用心去思考，一位曾經因為思想問題被國民黨抓進去關、刑求的人，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到中國去參觀，當他看到中國井岡山、對叛徒刑求的道具之後，講了一段很意味深遠的話：國民黨對犯人還是很人道的。這些事務在1930年代，難道沒有中國的知識份子去探索嗎？那可是發生在他們所謂祖國大地的事情！拋棄一個相對不獨裁的政權，迎接一個較獨裁的政權，近代中國玩了幾次都沒有覺悟，拋棄北洋傳統式的軍閥，迎接管思想的南方國民黨軍閥，拋棄國民黨，迎接共產黨，讓這一個國家越走越獨裁，國家的生機越走越淡，怎麼整個國家沒有人去反省這樣的走向，原因出在哪裡呢？我想沒有頭腦清楚的知識份子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歷史的走向，幾十年來的大變局，他們實際上都是以「繞遠路」的相同型態在跑，國民黨在民國17年之後的改革，實際上以清朝的機制也可以推動，但民國革命讓建設慢了將近20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其實是讓中國重新走回國民黨的路線，甚至比國民黨的路線更難走，而這是讓整個改革慢掉50年，也就是這樣的國家用將近一世紀的歲月在走回頭路。有人說近代是中國苦難的，但是這苦難的源由，不就是那些知識份子並沒有負起指導民族發展的任務嗎？因為中國的權力更易與知識份子無法扮演指引國民正確選擇，關係極為密切。
為何會這樣？因為知識份子沒有清楚的頭腦。何炳棣的學術成就是有目共睹，但這又怎樣？就像錢學森、錢三強的成就很高一樣，那些對於中國的國力擴張都有重大貢獻，但對於一個國家走向穩健、合理的路線，一點幫忙都沒有。將國家發展的路線指引功能要這一群人去負責，似乎要求過多了一點，但是就是有聲望、有地位的知識份子都對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頭腦不清楚，那麼這樣的國家怎麼會出現頭腦清楚的學術界、知識界呢？這樣的國家又怎麼有能力走向一條合理又穩健進步的路呢？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四）
東方白如此行徑，固然可笑，卻反映一個更大問題：沽名釣譽的本土派文人，比比皆是，而本土派普遍只懂本土事物，缺乏認識外界的現象。
李魁賢，這位吳三連基金會稱為「文壇祭酒，享譽國際」者，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就是沽名釣譽文人的好例子。
根據公開資料，他的能力顯然相當高強。1937年在淡水出生的李魁賢，1958年畢業於台北工專，主修化學工程；16歲即開始發表詩作，不但參與台灣本土笠詩社，而在完成教育部外語訓練班之後，加入瑞士里爾克學會，又是英國劍橋的國際詩人學會的創會會員。他的詩作，除在台灣外，也發表於中國、美國、菲律賓、香港等地，更有各種語文翻譯本，在各國文學雜誌及詩刊發表。此外，他本身也兼及評論及翻譯。出版過14種詩集和3種詩選集。
http://www.ncafroc.org.tw/AboutUs/Index1_AboutUs.asp?ID=1&NAME=About
如此洋洋灑灑經歷與外文能力，大概會愧煞一般科班出身的學生，甚至學者；如此才華，也應該是他獲得本土文學工作者心儀的原因之一。
本土作者具有如此經歷與外文能力，當然值得歡欣，更值得學習。然而，如此資歷，可經得起客觀考核、檢驗？台灣貧瘠的人文環境，又如何孕育出這樣的人物？
誠然，他畢業的台北工專，培育工業化過程中基幹技術人員；卻不以人文教育出名。50年代，本土文人要發表漢文作品，更必須一步一腳印的學習。如此，當然不易。但是，由於同屬漢語的大環境，有相同的文法、詞彙，還是造就不少第一代本土派作者。外語，尤其西方語系，則大為不同，學習也因此更為困難，要專精更需要多年長期深入鑽研。
學工程的他，如何進入外語殿堂？
「趕時間翻譯的工作壓力，逼著他不斷苦修英文，學習德、日文則是嚮往兩國製品精緻耐用。日文僅憑上過補習班的基礎，德文曾在教育部成立的歐洲語文中心，自德語高級班攻讀到進修班結業，即敢著手譯出德語詩人里爾克的系列作品，成為中譯里爾克詩的翹楚，他謙稱這或許來自同為詩人的通感。」（新台灣周刊，第422期 2004/5/16）
在這誇獎、贊揚的片段中，人們得知 ：他的外語，是因嚮往外國製品，在業餘時間進修而來；其實，不論業餘或學院科班修外文，都無妨。他的漢譯是否「成為中譯里爾克詩的翹楚」，也不重要；畢竟與其它顯然劣質的漢譯來比較並無多大意義。問題在於：本土派在歡欣贊揚如此人材之餘，是否能夠客觀衡量他的文學素養與漢譯德文詩歌品質？
李魁賢苦修英文，學習德、日文，使得他具備科技外語的程度。這似乎可信，也是可佩的。然而，人文學門的外文是截然不同的範疇，需要更廣闊的背景，更深入持久的學習。看來，即使他果真「進修班結業，即敢著手譯出」德文詩歌，畢竟只能代表勇氣可嘉而已！
貧乏的人文環境，影響台灣第三世界博士的人文素養。相同地，本土派作者無論如何熱愛本土，並不會因此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從李魁賢公開的資歷，顯示不出有任何超脫人文環境限制的機制。
即使如此，卻不曾妨礙他他用心求名，而在本土派中強出頭的機會。
「1972年參加瑞士的里爾克學會（Rilke- Gesellschaft in Switzerland），1976年參加英國劍橋的國際詩人學會（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oets in England），為創會會員，後改組為世界文學學會。」
（參考http://www4.cca.gov.tw/2002/publish/PublishShow.asp?Bno=2�A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27_b01.htm等）
誠然， Rilke 是20世紀德語系統最有名的詩人之一，加入Rilke- Gesellschaft，代表什麼意義？李魁賢然顯然認為這有助提升他的資歷與聲望，而多處宣揚。
事實如此嗎？首先，Geellschaft 譯為「學會」，並不貼切，而比較接近漢文的「協會」。他如此翻譯，有自我膨風之嫌。這協會的資料，在西方是修習德文研究（German Studies）的大學生即可勝任。雖然，其成員為數不多，並不表示參與者的能力；事實上，其中固然有研究Rilke的專家，也有熱衷愛好Rilke作品者。李魁賢至多屬於後者。
如果，他真能夠欣賞德語詩歌，比只能欣賞漢文詩者，自然多了另一個面向、角度。Rilke的詩歌，形式雖未固定，而其多次描繪的影像，主要聚焦於20世紀當代人懷疑、孤寂以及憂心憧憧處境，對天主教所帶來的問題。
李魁賢是詩人，應該明白詩歌是語言的精華，也是詩人從事語言遊戲的主要形式之一。漢語與西方語言相當不同，兩者之間即使最簡單的翻譯，都可能有路障。另方面，百年來的現代漢語文增加新字、詞彙相當有限，而德語則是西方語系中，相對複雜、豐富的語言之一。如此，更添加漢譯德文作品的困難。加上前述文化與時代背景的因素，使得漢譯Rilke詩，上焉者注定無法傳神，而下焉者必定錯誤與笑話百出。
勇氣與熱愛，並無法提升他的德文素質，也無法解決漢文的限制。這則資歷固然表示李魁賢為求名的小動作，更表現本土派文人不求甚解地崇洋，而任令稍諳外文者戲弄的現狀。
然而，李魁賢的好名，不只如此。
『英國劍橋有個傳記中心，專門出版世界各種專業人物的傳記叢書，當時成立了「世界詩人協會」，邀請我為發起人之一，後來改組為「世界文學院」，每二、三年編一本詩人的傳記或作家的名人詞典，最近出到第十三版，蒐集了近千位目前還在從事活動的作家資料。』（參見http://www.twcenter.org.tw/b01/b01_7202_1.htm）
這則資歷也用於他的小傳，顯然是引以自傲之事。其實，這更荒唐！
「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云云，顯然可以使李魁以及追隨的一些人飄飄然。但是，劍橋傳記中心與劍橋大學毫無關聯，而不過是個追求利潤的出版公司；而所謂發起人、名人，往往是交錢就能登榜的。一方要劍橋的名氣（無論真假虛實），另一方則要錢。無論用「國際詩人學會」或「世界詩人協會」的頭銜，這都是銀貨物兩訖，更是兩相情願的交易！
這種挾洋以抬高身價，甚至招搖欺騙的行為，在第三世界相當普遍，而在中國更嚴重。請參考以下網頁揭發劍橋傳記中心等公司出售名目，而買者踴躍上鉤的笑談。（http://yqdht.blogchina.com/675858.html）
<儒林外史>描繪封建時期士人熱衷科舉的痴狂，如今一些本土文人則痴狂地買進外國公司的虛假頭銜，來嚇唬本土派。如此，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魁賢的作為如果只是自我陶醉而已，畢竟只是笑話一則；然而，他的自我推銷與普遍被接受，不但可能助長略懂外文者蒙蔽本土派的惡習，更阻擾本土派確實自我評估的機會與風氣。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這是南方朔在聯合報發表的文章，
台客戰 亂算語言帳（http://udn.com/NEWS/OPINION/X1/2860278.shtml，【2005/08/24 聯合報】）
以下是我的評論
我幾乎不批南方朔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很難讀懂。龍應台的文章固然不好，但至少對於他要表達的東西，寫得很清楚，這可以讓讀者知道作者在講甚麼，「知道作者在講甚麼」是要做作家、靠筆桿生活的人第一入門功。南方朔近十於年來的文章，只要涉及近代社會科學引用的名詞、概念及他推介書籍的文章等，連這一個基本功夫都做不到，這讓人很難下筆、也不想下筆批判。他這一篇文章「台客戰 亂算語言帳」和前述相同，不過剛好我有注意「台客」新聞，也就動筆解讀。
我由他的文章依序解讀給各位有閒工夫的網友「忍受忍受」（看南方朔的文章是一種忍受，不是享受。）
第一段：
「先向各位推荐一部由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法蘭克福剛出版不久的超小書「論放屁」」，按照西方人寫做的習慣，多會對他闡述的對象做一個清晰的定義，何謂「放屁」，然後再由這一個定義搜尋資料，進行分析。但南方朔這一篇文章沒有寫出榮譽教授法蘭克福的「放屁」定義，因此，我們僅能從「放屁」去想像作者法蘭克福該書的內容，但南方朔引用這一個「放屁」「概念」又涉及到他下文對人及事務的批判，那麼，我們就一個南方朔沒有寫清楚的模糊概念去批判一個具體、我們較清楚的東西，那等於作者有意誤引讀者對一個事務做錯誤的解讀，而且「放屁」一詞具有價值判斷，因此這樣錯誤的解讀還具有錯誤的價值判斷。這樣做法若不是南方朔筆墨功夫不夠、訓練不足，就是居心不良。
「它雖然書名不雅，內容卻雅得非常有學問，估計整本書才一萬字左右。」這句話是不通的，「內容卻雅得非常有學問」是質的概念，，「估計整本書才一萬字左右」是量的概念，兩者必須要有一些轉接詞，否則就是有漏字。因為「有學問」無法推論出「一萬字」。
第二段：
「論放屁」說的是當今世界上，各種胡言亂語、東拉西扯、似是而非、糾纏不清的「放屁」已多到快淹死人的程度。法蘭克福教授指出，「放屁」現象大爆炸，其實是一種時代病，它有許多原因，但結果卻是人們對客觀接近問題的意願和能力消失，只根據自己的動機看問題，「放屁」遂變得愈來愈多了。
「法蘭克福教授指出，「放屁」現象大爆炸，其實是一種時代病，它有許多原因，但結果卻是人們對客觀接近問題的意願和能力消失，只根據自己的動機看問題，「放屁」遂變得愈來愈多了。」不就是在補述南方朔的文章特性嗎？一位記者連描述對象都講不清楚，怎麼讓讀者去接近客觀事實呢？就算有意願、能力都沒有用。至於南方朔有沒有「只根據自己的動機看問題」，然後使「「放屁」遂變得愈來愈多了」且由下文來看。
「在這樣的時代，台灣的「放屁」現象不但難免，甚至還可說是冠絕一時。今天的台灣早已成了一個充滿憂鬱的地方，關起來只看肚臍眼，愈看愈高興，肚臍眼也在自看中被神聖化；但一打開門，發現自己的肚臍眼並不是世界，於是在挫敗感之下，遂恨這個恨那個，甚至連古人也恨。這種憂鬱症表現在外長「扶←脬」（ＰＬＰ）以及事後那種放屁式的鬼扯上，以及立委「保留強暴權」上；而更可怕的是，台灣的這種憂鬱症，早已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台灣式雙重標準，在有些人心中，這種人反而成了英雄。」
整段話中，一半以上是他的感受，與他描述的對象無直接關係，這是一種贅文。以跟有關係的部份來說，「外長「扶←脬」（ＰＬＰ）以及事後那種放屁式的鬼扯上」這件事情很簡單，外長私下的談話能不能公開，能不能講他的感受，當然可以。只是記者水準不夠罷了。許多人私下及公開場合講的話都不一樣，做的事情也不一樣，這是常態。就像南方X他父母也有脫光衣服的時候，不然南方X的誕生是因為他父親的精子「隔空」、「遠距離」、「高穿透力」的進入他母親的身體嗎？或者他母親進行「無性」、「自體繁殖」而成？我們不能因為南方X父母私下脫光衣服的行為就說他的父母行為不對吧？外長的私下談話本來就有很多他內心的語言，難道「扶←脬」（ＰＬＰ）這樣的話不能出自外長口中嗎？連總統都可以講，外長難道沒有。其次是泛綠軍立委為回應泛紅軍所做的「保留強暴權」的回應。如果扭曲語言是對的，如果飛彈對準台灣是對的，如果挑釁者的行為是對的，那麼這一位立委的論點就是錯的。反之，如果前者有問題，後者的解讀就必須更精確才可以。例如，打人是不對的，但被打之後的反擊雖然也不一定對，卻是可以被接受的。歧視是不好的，但被歧視之後的反擊或反歧視，卻是被容忍的。南方朔不講前文，僅講後果，就像不說明南方X他父母在甚麼地方所做的事情，就直接講「父母脫光衣服不對」，這是錯誤的斷句，而且有意誤引。做為記者，這是基礎訓練不夠，而記者做到總主筆，而且很資深，這樣的報社或新聞界，實在令人搖頭嘆息，「新新聞」？難道這家雜誌社的新聞與眾不同，那麼新嗎？
聯繫前面，就是看不慣別人的扭曲，所以才會出現一群人出面聲援外長，做為記者，他應該要問前面那樣的新聞是不是有問題，然後他才能對現象的變化做出正確的判斷與解讀，難道南方朔連這一種基本訓練都有問題？
第三段：
「而現在的「台客」口水風暴，只不過是稍早前那個ＰＬＰ事件顛倒過來的版本而已。但ＰＬＰ風波所顯露的只是個人沒教養，「台客」風暴則更像是法西斯思想語言警察。」，那就請南方朔到美國去講black person、去眷村講「阿山」、「中國X」，如果他沒有被人警告，我就覺得他有資格寫這樣的文章。
下面幾段：「過去的「台客」，確實是個貶辭，它大概起源於外省不良少年幫派對本省不良少年幫派沒品味的貶稱。這種貶稱似乎一定程度影響到了部隊，但對整體台灣到底有多大影響，卻不宜高估。
而「台客」這種指本省不良青少年沒品味的貶辭，到了近年來，由於整個社會文化的重編，過去那種「台客」式以「聳」為「酷」的品味，反倒成了一種新的時尚，這是「台客」的出頭天，一堆「台客」藝人得以翻身。」
很不容易，南方朔終於講到定義問題，開始討論起他文章中，主題的定義，「台客」，追溯定義，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對一個還在變化的名詞去認定定義，就會出現爭議，今天你認為沒有歧視，但被指稱的人認為都歧視，我們應該尊重你的看法，還是被歧視者的看法呢？我很大方，由你決定。
若是你覺得由使用者決定，那我就在你妻子、女兒面前，大聲幹幹幹，在你面前喊出「幹你X」，看你的妻、女會不會欣然接受，看你會不會欣然接受。
若是你覺得由被歧視者決定，那就請你閉嘴。
下面文章：
「因此，在這個「台客」已變得很神勇的時候，才去翻舊帳的主張禁用「台客」，指為省籍歧視，而且還在「客」這種實質意思只不過是「那傢伙」上做文章，這實在是時空錯置得未免太厲害了。人類最可怕的行為，即是現在的人算古人的語言帳，品味歧視和思想語言警察相比，那一種才更可怕？」
答案也很簡單，「中國人」、「清國奴」比「台客」出現的時間更早，當我在使用時，請不要禁止我使用。不然，「這實在是時空錯置得未免太厲害了。人類最可怕的行為，即是現在的人算古人的語言帳，品味歧視和思想語言警察相比，那一種才更可怕？」
下面幾段他的考據就不談了，因為「錯誤百出，不堪卒讀」，念在他不是出身歷史系，原諒他。
再下面這一段，
「因此，這一波「台客」口水戰，只不過是憂鬱症意識形態下的另一場病變，把早已消失掉的「品味歧視」變成本質性的「種族歧視」。難怪我們一大群「台客」藝人也都很不爽了。」
就讓我們將「台客」改成「中國人」，看那些在台中國人的藝人會不會生氣？看那些在台中國人的文人會不會反彈？
下面是南方朔的結論：
「歧視有很多種，雖然我們都不喜歡歧視，也奉勸人們少搞歧視，但只要歧視不建制化，那就是透過政治力或政治正確來搞歧視，這種歧視至少都可在努力下將其打破。這或許可為「台客」這一波口水風暴為鑑！」
我用他引用他引用的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法蘭克福，所說的話，「只根據自己的動機看問題，「放屁」遂變得愈來愈多了。」做為我對他文章的評語與結論。
|
|
|
|
|
|
| 南嘉生 |
|
發表: 842
|
南方朔曾為法農（Frant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的中文版寫序，並且讚譽Fanon是他最尊敬的三個人之一。而這三個人都是反殖民、帝國主義的。我在想，那麼崇拜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人，要怎麼在擁護帝國主義的泛藍軍陣營中，發表支持歧視被統治階級的「台客」論述，且讓自己心靈坦然呢？最後我的結論是：這種心靈衝突對他來說並不存在，因為「與現實無關」正是中國教育文化的特徵。既然如此，他當然可以既推崇Fanon的反壓迫，而在現實上，又同時扮演壓迫者的身份。
南方朔的反應在台灣的中國人都一樣，僅是以不同的方式與型態出現。著名的統盟主席陳映真也是這樣，他可以對人性有偉大的關懷，也可以講出一大堆社會主義信仰者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批判的名詞，但他同時也看不到中國對台灣的壓迫，看不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有關對陳映真的分析，陳芳明教授在「邊傷的島嶼」（自立晚報出版）有精彩的描述與分析，值得一觀。抓到那一篇文章分析的精髓，南方朔的文章就是那樣，沒有奇怪。
陳映真的調調就是台灣早期左派知識份子的反應，爭取正義的聲音喊最大聲，反帝、反霸、反資本主義、反美的聲音講的最響，但面對中國霸權卻屁也不敢放。在他們的光譜再往右邊，就是台大城鄉所那一票人，扶助弱小的聲音講一大堆，仔細分析，卻是明著講反國民黨，實際上卻是反李登揮，甚至反台灣認同，一旦國民黨中國化，卻又回到國民黨的懷抱，夏鑄九不就是代表性人物嗎？而那一個系統的林正修也不惶多讓。南方朔也是這一個調調。再往右邊，現在許多國民黨前朝官員絡繹於往中國的朝聖之道，就是明證。
那一群人、那種文化培養出來的人，所展現有關人道、平等與正義，一言以蔽之：「只在半空中飛揚」。虛假而不切實際。在這樣文化訓練下寫出來的文章，只要評論到實際，絕大多數是：ㄐㄧ ㄅㄨ ㄙㄞ。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五）
台灣社會對學位的盲目崇拜，是造成第三世界博士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現象在人文、社會科學部門特別嚴重。這一欄已經有不少討論，也就不再重複。
在此「吹捧博士學位」而不重實際學問的風氣之下，有人飄洋過海一心只為追求學位，也有就地取材以土博士嚇唬外行者；如果不能、不願經過修課、寫作論文的過程時，有意追逐學位者當然還是另有途徑的！
一流作家的成長、茁壯，誠然需要許多條件配合，但是博士學位並不重要。本土派文人似乎不了解此，其中也有人盲目地追逐學位，例如，李魁賢就是。他的公開履歷中，提及在1985年獲美國 Marquis Giuseppe Sciencluna （原文如此！）國際大學基金會頒授榮譽化工哲學博士學位。
（參見�Ahttp://www4.cca.gov.tw/2002/publish/PublishShow.asp?Bno=2，
以及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27_b01.htm）
顯然，他以此自傲而驕人。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第一個榮譽博士是牛津大學於1478年左右，授予Lionel Woodville。他是當時英王Edward IV（愛德華四世）的連襟，而已經有學士學位。牛津大學授予他博士時，並未要求他通過所需的學術訓練，而且也非應他的要求。明顯地，這是牛津大學試圖以榮譽學位來獲取這位有力者的好感。
然而，如此並不太榮譽的開始，並不代表爾後所有榮譽博士的虛偽不實。幾個世紀以來，榮譽博士頭銜的授予，主要是：
1. 確認對專業、高等教育、教育機構有傑出成就者；
2. 嘉獎或鼓勵過去或未來捐助者
愛迪生，萊特兄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流表演藝術家等等，是第一類。這些人物的得獎，是名至實歸，也補充多數缺乏正規學術訓練的空缺；因此也少有爭議。至於大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慈善家」、多金的獨裁者等是第二類。明顯地，這是學校以名譽博士來交換過去或未來捐款，也因此往往激起校內外進步分子的抗議。
不少政治人物、社會名人也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授予的大學並不一定期待他們的大額捐助，而期待雖不可知，卻可能的正面影響。這個另類榮譽博士，由於性質多變，爭議也往往最多。2001年，現任美國總統George W Bush， 獲得其母校Yale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就引起校內進步與不同意見教授、學生們的抗議。
一般而言，名氣不大的（新）學校，藉頒贈榮譽博士給政治人物、名人，來提高學校知名度，而受頒者也輕易獲得另一風光的名分。雙方各得其利，何樂而不為？
在法律容許大學頒授榮譽博士的情況下，減少爭議的關鍵顯然在於獲頒者的自制，在於他們如何使用這個榮銜。法律雖並未禁止他們使用博士頭銜，然而，在西方博士頭銜的使用有不成文規定。獲頒榮譽博士而無真正（bona fide）經歷學術訓練博士學位者，往往選擇不使用博士頭銜，至多在他們名字之後，加上博士（榮譽）的字眼而已。
如此，大概是榮譽博士在西方長期實踐的榮譽制度吧！
隨著資訊的交流與財富在各地的成長，西方一些不入流的學校，甚至以斂財為目的的組織，也開始以「榮譽博士」的名目，到第三世界淘金。顯然，他們似乎找到沃土。
李魁賢資歷中，所提美國Marquis Giuseppe Sciencluna 國際大學基金會，到底是什麼機構？
在一個美國中東研究機構的網頁，看到以下一則有趣的相關資料：
We have received inquiries from Cairo and Bangkok involving professors who were offered honorary degrees from the Marquis Giuseppe Sciclun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oundation. The letters announcing their nomination for these degrees requested $500 as a "registration fee covering basic docu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The organization was described in the letters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spected university foundations."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had no records or information on the foundation, nor was Marquis Giuseppe Scicluna lis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Directory.
http://www.amideast.org/publications/aq/Back_Issues/1989/w89-html/W89ResQs.htm
大意說，他們接到從開羅與巴格達的詢問；那裏有些教授接到從Marquis Giuseppe Sciclun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oundation 授予他們榮譽博士的信件。信件中，除去提名他們榮譽博士之外，還要求他們寄上美金500元，作為包含基本文件以及行政開銷的註冊費用。信件中，還說明這個基金會是「世界上最為人所敬重的基金會之一」等等。
但是，The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 並無此基金會資料或記錄，而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Directory也找不到此基金會。
顯然，這是一個斂財謀利組織，四處放餌的勾當，其行為固然可笑，而李魁賢用500元美金，從名不見經傳（連三流大學都不如）的外國團體，買來一紙廉價「榮譽博士」，以提高自己身價。這樣招搖，如此洋洋自得，更是令人哭笑不得。
這種行徑，也許可以一時欺騙多數本土派文人，也許可以蒙蔽同情而無知的負責官員，甚至可以暫時自我陶醉。然而，這種低劣的手法，一旦揭穿，必然是無地可容的！
本土派文學工作者，需要的不是彼此的吹捧，更不是對外國頭銜的羨慕，而是對文學作品的深刻批判與真誠鼓勵。如此，既是困難，卻是絕對必要的。困難處不只在於要怯除情面地批判，不只在於必須深入了解世界文學，更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批判—李魁賢代表的不只是他個人，而是一種典型；甚至可以說，不少本土派文人都有類似他的情結。然而，如此批判，卻是必要的；否則，這種現代儒林外史的作法必然要矮化台灣人民的心靈，也要浪費台灣人民勞動的結果；前者目前也許還不太明顯，而後者卻已經發生了！（待續）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政治想像，歷史想像
危難中的民族，可以如同腎上腺亢奮的肉軀，釋放潛能。此時，我們所可以看到的，不僅僅是求生的本能而已，而且還有這個民族的自我期許、熱情勇氣、執著的意志力，對於情勢的研判以及應變能力。同時，至為不堪的短視、懦怯、貪婪面，也有機會淋漓盡致暴露出來。這是民族靈魂總體檢的時刻，諸多顯露來日民族前景的徵兆。通過嚴峻檢驗，才有可能成就為自信驕傲的民族。古云多難興邦，興許是這個道理。
如何因應嚴峻檢驗，表現在許多層面。不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困境中的政治想像能力。這個能力，是民族靈魂最具體的政治內涵﹕政治智慧、政治遠見，或者諸項闕如。人的思維，規範自己的行為；民族的政治想像，啟發和指引這個民族在危難中的政治思維以及奮發圖進的大方向。在危難中，政治想像貧乏的民族，是呆滯的，是缺乏創意的，是受制於人的。最是險惡的，莫如面臨浩劫而竟渾然毫無知覺。
在戰後短短數年間，台灣人首次面臨空前大災難，卻全然沒有提防之心。也許我們可以找出各色各樣的理由來解釋，早已經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台灣人，何以天真無知如斯。至少以「事後之明」研判可知，政治想像能力貧乏的當代台灣菁英，確實帶領台灣人走進一個天大的惡意陷阱，引頸待斃。我們之遭受殺戮，固然歸咎於敵人的殘暴、詐欺；可是，敵人之所以如此輕易得逞，至少部分出自於我們自己缺乏遠見。換言之，當代人的政治想像，翱翔高度不足以高瞻遠矚，而致未能夠覺察到那個早已經結集在遠際天邊的大烏雲團，未能夠預見和準備因應大風暴的來臨。
關鍵問題是，那一次空前大災難之後，在每一次的新困境中，我們依然一再缺乏敏銳的政治警覺，一再未能夠洞燭先機，一再在事情發生之後，方才驚覺事態複雜而慌亂失措。而所有這些，都是一再在台灣菁英的領導之下所發生的。茶黨論壇另一欄《郭雨新﹕另類觀點》討論的一項意義，是對此現象的思索。
當年，威權統治是存在的事實。接受現實，在此體制下委屈求全，郭雨新自詡是「政治藝術」。此種模式，正是要把台灣人的政治思維，侷限在此現實的藩籬之內。可是，危難民族的政治想像的最重要意義，恰恰是要勇敢突破種種侷限，以及庸俗成見的慣性惰習。二十多前在海外的論爭，是二者之間互爭雄長的一次演習。戰後大災難之後，浩劫餘生，漂流海外的新一代台灣人，勇敢從事政治想像，檢視剖析自己，思索各種重要政治議題，探討各種推翻威權體制的途徑。批郭風潮，僅僅是其中一個小環節而言。不過，從當代年輕台灣留學生的批郭言論中，我們清楚看到戰後新一代台灣人的政治想像趨向﹕企圖勇敢破繭而出，邁進到台灣人前所未至的新境地。且不說，這本身就是我們民族史詩的一個可貴片段。尤其值得珍惜的是，政治想像的歷史性嘗試，理想之熱情與勇敢。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在戰爭末期或者終戰之初，我們寧願看到同樣的政治想像之火，熾熱燒遍了當代所有台灣人的心，普遍撼動台灣人的靈魂。今日，面對未來嚴峻變局的時候，不也如此嗎？
所有經過革命風暴的現代民族，雖然如今已經是自由民主的太平盛世，依然把革命（以及反革命）時代的所有思索和激辯，當作是自己民族生命史上至為寶貴的部分，一再的探討思索，不斷的詮釋以及重新詮釋，鉅細糜遺。這是他們社會的共識。因為，這是他們民族的思想基因庫的國寶，是子子孫孫政治想像的啟示泉源，是最為具體以及最有活力的歷史傳承，象徵著民族的凝聚。
如今，郭雨新受到各界無比推崇，而當年海外批郭的事情則早已經被徹底遺忘了。這並不意味，郭雨新值得或者不值得推崇。而是，那些汲汲於歌功頌德的人們，包括陳水扁總統在內，顯然並沒有試圖通過稍為嚴謹一點的論證過程，以深入了解郭雨新現象。詮釋、省思、論爭，似乎都不曾有過；連相關歷史想像，都沒有留下一絲一毫的痕跡。看來，那僅僅是現實社會裏的陳腐人情俗見，輕而易舉地擄獲了大眾的政治想像。
在此，問題並不在於妥協與革命的路線之爭。問題在於，沒有豐富的歷史想像，也就不會有豐富的政治想像。問題在於，我們當今的社會，選擇性遺忘一段歷史記憶，而且竟然是借助郭雨新這樣一個毫無政治家格局的人物，一個既沒有思想深度也沒有操守可言的人物，來埋葬這一段歷史記憶！果然，歷史又淪為政治工具﹕貧乏的政治想像，需要貧乏歷史想像的配合。
保守派人士膜拜泥偶像孫文，本土派謳歌郭雨新，都是歷史想像貧乏。如同歷史想像，政治想像也是人文素養的一部分。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六）
過去，台灣文學有低調而長期反抗統治集團的精神，是被壓迫人民痛苦無奈的委婉陳述。當時文學的力量雖然微弱，成就也有限。但是，在政治高壓下，如此樸素，甚至「土氣」的文字記載，就成為一些台灣人的寄托，而延續微弱反抗文學的香火，也成為那一代台灣作家的最大挑戰。
如今，台灣文學已不受獨裁體制約束，新的挑戰則是提高水準，進而帶領台灣人民在文化與精神層面的提升。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學最明顯的變化是從台灣、台語的政治束縛中解脫。然而，文學的工具仍是未經改革的廣義漢文體系，作者的素養與視野仍然是國民黨多年教育系統，以及傳統漢族文化的成品。而且，多年國民黨封鎖與禁止進步思潮的傳播，造成一般作者缺乏與外界交流的機會，更無深刻領會外界世界的能力。
在這環境下，作家所憑借的除去熱忱、毅力之外，主要是個人的觀察與創造力。基本上，他們還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化身。造就第三世界博士的文化沙漠，也排除了人文學界與作家們應有的交流與學習。多數作者的處境與封建時代士人並無區別：他們自視甚高，卻缺乏現代人文背景，更沒有批評與討論的能力與意志。
民進黨的上台提供改變上述困境的機會與可能。誠然，一面倒傾向大中國文學的情況有了改變，而本土文學得到比較相應的資源與支持。不只如此，一些部門甚至做了180度的大轉彎。例如，一些本土作者就毫不猶豫地，利用公共資源自我推銷，更在文學外譯與台灣文學走出去的美名下，公然浪費。榨取人民勞動成果的現象已然發生。
而且，從國民黨政治樊籠解放的台灣文學，並未客觀估量本身水準與處境。一些「大老」與成名作者，無根據地自認台灣文學已經羽毛豐滿，足以登上國際文壇；他們更樂觀地判斷：問題只是知名度而已，在於外國文學界對台灣文學作者與作品的陌生。
由是，一些本土文人將作品整理外譯，有些開始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夢；有些則尋求各種機會，打著「接受外國某某團體邀請」的名目出遊。於是，上焉者以政府公費（當然就是人民血汗錢）出國，下焉者則由民間文化團體資助。
過去，國民黨御用文人行為當然可恥，卻是容易辨認，如今，以文化交流、推展台灣文學為幌子的本土文人卻坐擁光環，繼續享受人民的歡呼！因此，揭穿本土文化騙子，才能使本土文學邁出踏實的一步。
李魁賢正是個好例子。以下是一些事實。
2001年，文建會出版 <李魁賢詩集>。
2002年，文建會出版 <李魁賢文集>。
2002年，文建會主辦李魁賢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2年，文建會主辦，「台灣筆會」承辦，由李魁賢率詩人，參與第七屆印度詩歌節；11月，文建會出版<與詩人心靈對話> " DIALOGUE WITH THE SOUL OF POETRY"
2003年，文建會補助「台灣筆會」經費，由李魁賢帶領台灣詩人訪問團，出席第八屆印度詩歌節。
2005年，文建會補助高雄世界詩歌節
2005年，高雄市文化局出版，李魁賢編譯<印度現代詩金庫>“Golden treasury of modern Indian poetry”
在文學作品銷路普遍低迷，而詩集銷路更是只有1~2百冊的台灣文壇，李魁賢的作品得以免擔風險地由政府出版，確實顯現文建會的「闊綽、慷慨」與人民的無力、無助。
然而，這還只是一部份而已。
台灣文學要迎頭趕上，必要與先進國家從事文化交流，而經由大量、定期、高品質的漢譯外國文學，以接受新知，進而改變文學本質的過程，更是不可少。但是，在上列活動中，看不出有藉交流改進的跡象，而且交流國家對象不是公認文化先進的歐美，卻是貧富懸殊，城鄉迥異，識字率只在65%左右的印度！更奇特的是本土派的選擇，似乎只根據李魁賢的推薦，尤其環繞他相識的印度人—穆罕默德.法赫魯定（Mohammed Fakhruddin）。
例如，在所謂李魁賢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出席提出研究論文報告的外國「學者」，總共只有三人，其中就包括印度的穆罕默德.法赫魯定。而且李魁賢參與印度詩人的「交流」與印度文物翻譯出版，都與這位「學者」有關。
穆罕默德˙法赫魯定在印度、台灣以及國際網路上，都以Dr. M. Fakhruddin （法赫魯定博士）頭銜自居。如此賣弄、炫耀學位，在誠摯、勤懇的文學工作者當中並不多見，其實更不必要。既然他如此重視博士頭銜，我們不妨來一探究竟。
根據一份資料，他是：“A recipient of honourary Doctorate in Literature (D.Lit. ) in English, from the World Congress of Poets”。這個幾年一次的詩人聚會，並不是學術單位，如何授予榮譽博士？穆罕默德˙法赫魯定若一定要賣弄這博士，他需要提出確切證據！
根據另一資料，（http://vasasha.tripod.com/biografije/fakhruddin-en.htm）他的文學博士是美國的「世界大學」授予。一般而言，取得博士學位代表個人學術歷程的一個里程碑。可是，對於Dr. M. Fakhruddin，這恐怕不然。因為，這個World University其實並不是一個學術性的大學，而是一個修習宗教、心靈、修身、傳統醫療的學習機構。（http://www.worlduniversity.org/）
位於Tucson附近的這個「世界大學」，號稱大學，其實不然；不但授業課程極為有限，而其中並不包含文學。它還在網路上徵求有經驗者提供課程，可見一斑。它所提供與文學稍為相近的語言課程，只是學習語言的錄音卡帶。 請看所列的課程：
Extended Curriculum on Languages: As many as 275 courses in 96 languages are available on audiocassette from a single source.
Extended Curriculum of Videos on Natural Healing
Extended Curriculum on Prehistory, Lost Cities, Archeology
Lemurian Theo-Christic Conception - The Spiritual Path to a Universalist Humanity
可見，這不但不是一個正規的學術教育系統，甚至於可以說還比不是一個稍上軌道的函授學校。大學學位的一般涵義是，攻讀某學科有一定的程度，並且經過鑒定。這個世界大學不但不曾經過鑒定，而且根本是反對學位制的。
它所謂具聲望的姊妹學校（association with prestigious schools） ，包括：
Academy of Ethical Science; Chennai, Indi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ors for World Peace; Huntsville, Alabama USA; Vidya Yoga Free University; Curitiba, Brazil。這些學校如果不是阿里不達，也是不見經傳，不是正規的大學專科學院。
坦白說，這個所謂世界大學，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得到美國、台灣或任何嚴格教育系統認可（accredit）的大學。它沒有文學系，也沒有提供相關的學習課程。既然沒有文學系，也不授予傳統學位，何來文學博士的學位？Mr. Fakhruddin 的博士學位，當然值得懷疑。誠然，一流作者並不一定需要大學或者研究院學位。他們可以靠天賦、不懈的努力以及深湛的社會人文素養得到公認。
然而，Mr. Fakhruddin 似乎不以為然；他替自己加上無中生有的文學博士學位，也沒有出色的作品，更沒有學術著作。然而，他卻不斷自我賣弄，更知道如何巴結逢迎。在他主持的網頁雜誌中，肉麻地稱李魁賢為：「台灣最受歡迎的詩人」、「台灣之星」，「台灣最偉大的詩人」�Ihttp://www.poetsinternational.com/poet_of_month.htm
明眼人當然知道Fakhruddin這種人不但不值得尊敬，甚至應該小心提防才是。然而，兩個冒牌而不入流的「榮譽博士」，顯然惺惺相惜。李魁賢可以慷台灣人民之慨，率團到印度做詩人之旅，當然也歡迎Fakhruddin呼朋引伴，到高雄「回報」。不論同意與否，台灣人民已經資助了這樣低層次的台印文學「交流」！
文學交流需要長期的工作，更需要有檢討的能力與改革的決心。李魁賢主導所謂台灣印度交流，無論是多少詩人的會面與詩歌朗誦，不過是廟會拜拜似的熱鬧聚會而已。如此，不但對台灣文學不會有所幫助，相反地，只會助長Fakhruddin之類騙子的聲勢，更陪上台灣文學界的判斷力！
過去，國民黨的凱子外交令人厭惡，如今，本土派的凱子文學交流，卻令一些本土派文人以及文化官員，歡欣不已！
這種情況下，李魁賢的「文化交流」花招一定層出不窮。果然，蒙古成為他最近的出遊地，而台灣人民也再度負擔了所謂台蒙詩篇翻譯的出版。
記得彭瑞金提到台灣需要文化大革命一事。確實，台灣需要文化大革命！台灣的文化大革命不只要改變漢民族、大中國文化派的領導權，要改變李魁賢這類浮誇不實、自我膨風的作風，更要改變一些本土派對外界毫無認識，卻跟著打邊鼓的心態。
隨著人民政治看法的進步，本土派政客逐漸無所遁形，相應地，如果人民文化看法也提升，那麼本土派文人騙子的夕陽應該也不遠了！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18趴的政治想像
許久以來，軍公教的特權特惠待遇，以其違背公平正義原則，眾所垢病。與一般納稅人相比較，他們所獲得的，部分不是來自於自己的辛勞。也就是說，優惠與辛勞所值不成比例。其中尤以18趴，最為人民大眾不服。
這種不公平體制，帶給台灣社會非常鉅大的負面影響。首先，直接、間接受益於這個不公平體制的數十萬人中的中高收入者，無異是寄生於台灣全體納稅人身上的吸血蟲。他們招搖過市，久而久之，不可能不引起社會公憤。這足以嚴重撕裂台灣社會。龐大給付支出額，更足以造成國家財政嚴重失血。單就此而論，問題己是非同小可。可是，不僅如此而已。
這個不公平體制之所以產生，起源於外來政權需要籠絡軍公教國家機器為其所用，用意在於一致對付其餘被統治的絕大多數人。這樣的剝削體制，原來與獨裁政權息息相關，早應該追隨獨裁政權，在台灣大地上消失。如今，獨裁政權消失了，繼續存在的這個體制（其當前和未來受益者），為了繼續維持現狀於不變，勢必成為威權餘孽保守勢力的重要後盾力量。在此後盾力量支撐下，百般抗拒改革的保守力量，得以頑強地繼續抗拒主流民意。如果說，來自中國的助力，是時下主流媒體違背民意而能夠繼續經營下去的生命線；捍衛軍公教特權特惠的力量，則使得黨國餘孽得以依然猖狂。
18趴有很多象徵性意義。它不但是當今社會不公平的一個象徵，更是舊有威權剝削體制殘餘的象徵。民進黨執政五年之久而不敢觸動它，也有一定的象徵性意義﹕保守勢力依然強大，民進黨在遭遇強大阻力下躊躇不前，甚至於畏縮退卻。
如此一個象徵著保守與改革相持不下的課題，應當以重大政治事件的規格來處理，方是恰當。涉及的議題核心應該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需要如何才能夠落實公平正義原則。在眾多人同時參與思考的氛圍下，通過公共討論的過程，逐步達成社會共識。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公共政策，才能夠得到社會各方的共同尊重。以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為追求目標的集體思維，是認同台灣的實踐，是nation-building。如此思索改革的意義，正可以充實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內涵。
可以成為社會各方最大公約數的，不是陳水扁總統所說的「中華民國」四個字，而是人人均能夠賴以安身立命、共同珍惜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退休制度，能夠蔭及子子孫孫的好制度。通過對於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論述和貼切體驗，以認同於如此建立起來的制度，其深遠意義絕對不亞於土地認同、國家認同。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是這些認同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取消18趴特權，應該在此大前提之下行之，才能夠使得這樣一個具有很大象徵性意義的事件，適當顯現其真正的歷史意義﹕它應該是一個嶄新的起點，全國上下重新思考如何全盤重建我們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退休制度，使之合乎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大改革，必須要在願景論述以及民意明朗化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大刀闊斧。有遠見的政治家，在此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思過半矣。
最近，陳水扁總統突然宣布要改革18趴。一個原本可以凝聚社會共識的大好機會，竟然成為一個事務性事項。他顯然將此項改革，與整個社會福利制度和退休制度，切割開來看待。於是，此項改革的意涵，僅僅變成是要奪去一群人正當或者不正當的「福利」，因此大為狹隘化了。要點是，在此情況下，所有台灣人民，包括那些特權特惠享有者（以及近親遠親）在內，不能不將之視同為一個零合的抉擇，而不是一項可以加惠於全民以及後代子孫、導致雙贏或者全贏的大好變革機會。就此而論，陳水扁總統的改革宣布，內容似乎太過貧乏了，格局與視野都不足稱道。
除此，如果18趴改革僅僅成為事務性作業下的單一孤立事項，則必定會留下太多的政治操作空間，縱任反改革的保守勢力，從中討價還價，以退為進，上下其手。如此這般的改革論述提法，不但可能使得改革大打折扣（或者無疾而終），而且還可能使得現有不公平體制的其餘部分，更堂而皇之地延續下去，變相得到鞏固。人民對於大改革的熱情期待，恐怕又要被各方政客伙同官僚群，再度戲弄一次。
宣布18趴改革的整個過程顯示，其中極度缺乏政治想像。而有志於大改革的人們，若要在困境絕地中找到出路，豈可沒有豐富的政治想像。追根究底，這是人文素養問題。 |
|
|
|
|
|
| Echo |
|
發表: 95
|
回應：延平旁聽生『18趴的政治想像』
『這個不公平體制之所以產生，起源於外來政權需要籠絡軍公教國家機器為其所用，
用意在於一致對付其餘被統治的絕大多數人。』
這正是中國政治鬥爭中慣用的「分化」手法。這個手法的操作模式是：
1. 圈定少數人， 給予他們在「法治之外」的「特權」(金錢、位子) 以
換取忠誠度
2. 利用這些「特權賄賂」換來的忠誠度，強化對其他大多數非特權人
士的統治與壓榨
3. 這些統治與壓榨讓他們獲取鉅額的不當利益與權力
4. 除了自肥，這些利益與權力又可以回頭用來灌溉更多的「特權」
於是，用這種鬥爭手法，他們可以輕易達到目的：
1. 自肥； 2. 權力鞏固；3. 分化對手
18趴正是這種分化手法的典型代表作。
追根究底，這樣的操作，需要台灣人的合作。如果台灣人沒有對特權的
貪婪，就比較能抗拒特權的誘惑，上述的分化手法，成功率就會比較低。
為什麼會被特權所吸引而甘為奴僕？這裡有些東西值得思考。
這裡有一個「不勞而獲」的心理。一個人沒有經過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了
收穫，如果我們去問大部分台灣人，可能十分之九都會告訴你：反正
不拿白不拿。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裡，對於「非經過自身努力」而
得來的東西，只會覺得「是我運氣好」，甚至因而沾沾自喜，而不會去
覺得虧欠。
在我在美國生活的經驗裡，老美的一些「這不是我的，我不能拿」的觀念，
常常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流露出來，在一開始的時候，曾讓我覺得
異常震驚！對我這個從小就自然地接受「不拿白不拿」觀念的人來說，這種
「只拿自己應得」的觀念是如此地陌生！
日後的觀察與思考，讓我瞭解到，這個「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對整個社會
的影響，其實是非常深遠的。除了上述的18趴之外，像選舉時的賄選氾濫，
應該也是這種心態的表現。
這裡也可以嗅出東西方社會的一個根本差異：當有不當利益降臨到我們身上
時，老美會覺得「被羞辱」而拒絕，但台灣人則覺得「慶幸」而接受，甚至
因而膨脹起來，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這些基本的差異，助長了兩個對「特權」
的處置完全不同的社會：在西方，特權會被攻擊、被鄙視、被排斥，但在
台灣，特權則被容忍、被接受、甚至被崇拜。
我個人覺得，排除這種「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對追求社會正義應該有很大
的幫助。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一）
-- 評林雙不<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
研究舊俄托爾斯泰著作的學者嘗說，這位大文豪常在小說中，為自己安排一個角色，描寫自己。仔細熟讀其他文學巨匠的著作，也經常看到類似作法，或者描寫周遭人物。正如同人物畫家和雕塑家都不可缺少活生生的模特兒一樣，文學家也不能不在實際生活當中尋找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具體發生的事情，來當做寫作的素材。
與托爾斯泰同時代的屠格涅夫，寫下一系列反映十九世紀舊俄的中篇小說：<羅亭>，<父與子>， <處女地>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人物，如巴扎洛夫、英沙洛夫、羅亭等等，都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同樣是俄國作家的高爾基所寫的<母親>，就是以一個活生生的年輕工人為素材。二十世紀中末期，與高爾基同樣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南非大文豪戈爾狄莫女士<伯傑爾之女>的伯傑爾，顯然是以一位南非共產黨人的生平事跡為經緯。類似的實例，多得不勝枚舉。其所以如此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現實世界的人與事的內涵意義，遠比人的想像力所能夠憑空創造出來的，來得豐富而且充實。這些大文豪的作法，具有很實在的現實意義，也因此能夠非常翔實而且深刻地捕捉了時代的神采，使得他們的著作成為永垂不朽的人類文明遺產。今日，若是有意深入了解十九世紀舊俄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指那些具有反體制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俄國革命前夕的工人運動，或者二十世紀中末期的南非政治運動，都不能不研讀這些里程碑文學著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我們可以說，在現實和歷史的面前，連那些視野廣闊、思緒細膩而且洞察透徹的不世文學天才，都不能不自己覺得渺小，不能不謙卑虛心。他們其實是抱持著萬分虔敬、嚴謹的態度，在萬般錯綜復雜、千變萬化、治絲益棼的當代歷史現象之中，一絲不苟地從事觀察和思索，忠實和傳神描繪出時代的真面貌，至少是其中的一面。為達到此目的，把具體實在的人物與事件當做出發原點，其實是作家的敬業態度的一個表現。道聽途說、憑空捏造，是他們所不為的。他們不但具有橫溢的藝術才華，對於時代歷史現象更懷有一份的敬重。世界級文學大師與三流作家的差距所在，這就是其中之一。
從另一個角度看，歷史的建構，只能通過無數人恆常地、日以繼夜的共同積累。這是一個群體互動的過程。任何單一個人的生命志業，無論是如何的偉大，都不可能單獨構成為整個時代的代表。這需要一個群體，一群互相關連和互相牴觸的人物，共同生活和思考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卻各自擁有自己的生命力。戈爾狄莫女士的<伯傑爾之女>，除了敘述南非共產黨人亞伯拉罕費雪的許多事跡之外，更探索了無數深懷正義感的南非白人的心靈深處，以及他們與黑人族群生活世界的多面關係。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其實也具有當代無數羅亭的共同性格。一個時代的全貌，需要透過不同的瞳孔才能夠了解得較為完整與透徹。
因此，若是要雕塑真正具有時代代表性的群體人物畫像，特別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那就必須發揮歷史想像力了。但是，這不是無中生有。而是需要以當代無數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所作所為以及各種遭遇為參數，苦心經營構思，以無比的藝術技巧築構情節，來敘述主人翁以及與周遭人物的際遇，交待時代的社會關連面，完整表達活生生的歷史。這是文學所不同於歷史之處，也是一般歷史著作所不能夠勝任的。出色的文學作品往往比歷史著作，更能夠令人領會某個階段的歷史。所以，他們就不採取刻板的傳記方式，把一個特定真實人物當做唯一的模特兒了。也因此，戈爾狄莫女士在小說中不用亞伯拉罕費雪的真名，而另用虛構的賴諾伯傑爾之名。她甚至於從來不曾宣稱她是在為亞伯拉罕費雪立傳。這其實是富有社會負責感的藝術家應有的分寸。
誠然，確實有些作家採取傳記方式，來達到同樣目的。可是，傳記通常並不等同於歷史，也很難稱之為文學。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口述歷史，尤其典型。台灣早有<傳記文學>雜誌。其中很多作者常自稱是在替歷史保存原始資料。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文學。再仔細閱讀，其中文章具有嚴謹史學精神者殊少。歌功頌德或者文過飾非的，任意臧否人物的，自我吹噓、欺世盜名的，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刻意宣傳和維護特定立場的，還有東抄西抄意在稿費的，不一而足。如果說那是替歷史保存原始資料，不如說那是替歷史添加無數真假難辨、甚或無可考的迷思，還有更多一己的偏見。以之論說那些常見於市坊的自傳或者傳記，也大體是適當的。（例如胡秋原的傳記，連他那可恥的萬年立委職位，都要自我美言和辯護一番，就是一個典型。）
這並不是說，傳記沒有絲毫的文學藝術價值。而是說，只有那些具有適當素質的傳記，才配稱為文學。這也不是說，傳記都沒有絲毫的歷史價值。而是說，通過一般通俗性傳記來了解歷史，並非適當。除非那是依據嚴謹史學方法，詳盡考證，把人與事放在時代背景之下來加以分析和敘述。真正具有文學藝術價值的傳記，並不多見；真正具有歷史參考價值的傳記，也不多見。同時具有文學藝術價值以及歷史價值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傳記文學>之類的出版物之所以流行，也許可以部分歸功於人們喜歡娛樂性的軟性讀物。人們當然可以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喜歡武俠小說，或者愛情畸戀小說。可是，當人們嗜好那些聳人聽聞的狗仔隊八卦新聞的時候，那似乎不僅僅是追求娛樂性讀物而已，而是偷窺他人隱私欲望的作祟。這種欲望是如此的強烈而普遍，難怪八卦新聞的出版物在世界各地都十分風行。在某種程度而言，<傳記文學>之類的出版物之所以受到歡迎，似乎也部分涉及了同樣的偷窺狂。
誠然，所有這些都是社會常態，不足為怪，也不成其為值得大加撻伐的社會病態。可是，當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被這些所替代的時候，當健康的求知欲望普遍被偷窺欲望所扭曲的時候，這就不能說是一個深具文化素養的健康社會了。倘若八卦也算是歷史，偷窺狂自然而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這時候，值得特別加以檢討的，反而不是八卦新聞，而是這個社會主流文化的素質本身。
對於一個具有政治反抗和文化反抗精神的文學，我們應該以同樣的標準來加以衡量，甚至於採取更嚴格、更苛刻的準繩。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撩撥偷窺欲望，製造和販賣偷窺性成品，助長偷窺風氣，不能稱其為文學，也不應該稱其為歷史。
對於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首先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評估。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二）
林雙不自稱，<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是依據一些人的口述記錄所整理出來的。讓我們來了解他的寫作宗旨和方法。
他在自序上說：“我清楚知道，限於主觀的學養和客觀的現實，寫作故事這件事不可能成為歷史記錄，只能是歷史的一部分；再說我的興趣在文學，在描寫人，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等等，所以我傾向於運用文學的筆法來表現。我要寫的，是小說，不是傳記；我沒有企圖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然而也沒有興趣寫作完全虛構的小說，我想寫的，是根據事實自然發展的小說，所有的人物，包括主角或相關角色，我一律會使用真名；地名一律不做更動。我希望完成以後的作品當中，有歷史也有文學；甚至在完整表現人物意志和精神的考量下，必要時，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稍微消隱。”
對於這一段話，即使有意要做最高程度的“同情的了解”，恐怕也極不容易理出一個頭緒。再三細讀，深深覺得其中有嚴重人格分裂的跡象。既然“寫作故事這件事不可能成為歷史記錄”，何以又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自稱作品“有歷史也有文學”？既然“要寫的，是小說，不是傳記”，何以堅持“一律會使用真名”、“地名一律不做更動”，甚至於連書名本身都列出真實姓名？既然“沒有企圖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何以強調是“根據事實自然發展”？
這事應該如何解釋呢？若就文學與歷史關係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兩點值得一提。
其一，林雙不一再表示，歷史與文學常不可兼顧。他說，“在完整表現人物意志和精神的考量下，必要時，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稍微消隱。”
這是非常奇怪的說法。
左拉<胚芽>的普法戰爭前的法國礦工世界，雷瑪克<西線無戰事>一次大戰的德國士兵，蕭洛霍夫<靜靜頓河>蘇聯內戰中的哥薩克男女，索忍尼幸<古拉格群島>的蘇聯苦役人，史坦達爾<紅與黑>的法蘭西七月革命前夕政治反動年代的新舊世代人物，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的兩千多名十九世紀初法國人物：他們的“意志和精神”，可都是必須犧牲歷史才表達得出來的嗎？不，恰恰相反。唯有深深了解時代與歷史，才能夠淋漓盡致表達小說中人物的“意志和精神”。
歷史具有無比豐富的內容，當然足以十分“完整”地表達和涵蓋無數人的 “意志和精神”。如何可以說需要犧牲歷史呢？除非，他所了解的那一段歷史是如此的僵硬貧瘠、空洞枯燥。而這大概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那些口述者的思緒十分粗糙，膚淺矯情，所說的一切缺乏深度，諸多夸夸其談，根本無法反映出那一段歷史的豐富多彩內涵於萬一。另一個可能是，林雙不本人沒有能夠真正掌握那一段歷史的精神，甚至於沒有能力向受訪者提出較能夠啟發深思的問題，誘導引出較有深度的回憶、思緒和聯想。也許，二者皆是也說不定。
當一位作家要以小說方式來描寫當代歷史的時候，通過一些構想的故事情節來描述時代背景和事件始末，是理所當然的事。唯有如此，方能放手貼切表達歷史的進程。其中根本沒有犧牲歷史的必要。比較可能是，文學巨匠面對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兢兢業業，自愧沒有能力把它充分描述出來，因而誠惶誠恐，不斷鞭策自己。巴爾扎克甚至死於過度勞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在定稿前無不一再徵求各方意見，斟酌再三，常有好幾年都遲遲無法完成的。至若自恃文學才華，公然申明要求歷史退讓，短短半年內就要一口氣完成半打“有歷史也有文學”的“小說”，那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林雙不之所以提出要歷史退讓，應該不會是事出無因的。其動機何在，值得我們繼續留意，稍後再討論。
其二，歷史建構和解釋的多面複雜性格是不應該低估的。單純的“記錄歷史的一五一十”，不能稱其為歷史。古有“瞎子摸象”的典故，頗為傳神。即使是身歷其境的當代人，個人的傾訴自白，也不能視同為歷史真相。因為此人所經歷的，絕對有可能只是歷史某層面的一個小小段落，甚至於是極為不具代表性的段落。不但如此，個人在事過境遷之後，由於種種個人或者外在環境的原因，極可能自知或者不自知地改變自己曾經身歷其境的記憶，渲染、淡化或者略去某些部分。口述歷史之不可恃，可想而知。訪問筆記，如果沒有經過相當的考證，不應該輕易當做歷史記錄看待。
使得事情更加複雜的是，一個歷史事件或者一個歷史段落一旦成為過去，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立刻開始。“孔子削春秋”，政治聞人特別喜歡寫回憶錄，這都是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落實，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才結束不久，立刻有不少人企圖依照自己的主觀願望重新編排海外運動的歷史。我們已經看到，有人（如史明）以當年的“革命導師”自居，經營自己的歷史地位。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些作為，當然不缺個人的虛榮動機，也都有其特定的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為背景。如此，個人的記憶，不能不隨著這個爭奪戰爭而變異、扭曲。口述歷史不盡可信和不可輕信，又添加一個考量因素。
文學巨匠對於時代的思索，寫作的取材，事實的求證，都是相當嚴謹的。例如戈爾狄莫女士寫作的時候，收集相當豐富的原始文獻。她所引用的文獻，連標點符號都絲毫不差。對於白人左翼人士的生活與政治、內心掙扎，都了解得非常詳盡。史坦達爾、左拉小說中對於當代社會人文背景觀察之慎密精確，歷史事件探究之一絲不苟，也讓後代歷史學家讀來驚訝而且折服。世界級大師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從事文學寫作，不會容許自己成為謠言、謊言和偏見的編造者和鼓吹者，也不會容許自己為那些好名之徒所用。
從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看不出他有這份了解。他顯然不明白，歷史需要不斷的闡釋和重新辨識，需要從多層面角度來衡量。對他而言，凡是有人講出來的，似乎都是正正當當的歷史記錄，都應該出版流傳；不管那是狹隘心靈的睚眥必報，或者是庸俗人物的虛榮炫耀，或者是道聽途說。他似乎不明白，歷史小說情節的構思和敘述，遠遠超過於單純口述記錄的整理。歷史的敘述，不可能僅僅是“根據”某些人印象回憶中的“事實自然發展”而已。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三）
“一律會使用真名”，是一個關鍵性的論題。林雙不在序言上，用心解釋他為什麼要列出真實姓名的原因。可是，如果從序言本身所提出的種種理由來看，我們應該得到這樣的結論：他在小說中“一律會使用真名”，毫無道理，而且敗德。因為他清清楚楚地說，他不是在寫傳記，而是在寫小說。
再說，要以文學方式敘述歷史，非要“一律會使用真名”不可，在世界文壇上，那是從來不曾聽說過的。更加令人愕然的是，他自己居然以林雙不本尊的真名實姓出現在“小說”之中，宣告個人的看法。他甚至於把自己在寫作期間的作息細節表，也當作是值得推崇的藝術文獻，附在書後。此等自我張揚的手法，未免太不夠含蓄了。可以說，在林雙不的內心世界裏，無論是對待歷史或者是文學，都不夠慎重，缺乏細致的理性推理和藝術構思過程。“一律會使用真名”，反映的是他的草率、偷懶和剛愎自用。
重要的是，從林雙不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出其他一些問題。與其說這是歷史與文學的問題，不如說這更是當代台灣社會的人文素養問題，台灣本土文化的品質與發展走向的問題。
當代台灣壟斷霸權文化的庸俗、淺薄而且粗暴，是我們所深惡痛絕的。當前，它特別表現在主流傳播媒體和充斥市坊的八卦新聞之上。事實上，台灣的主流傳播媒體是另一個形式的八卦。傳播媒體八卦化（甚至於學術文化也八卦化），是當代台灣霸權文化的具體而微的一個真實表現，一個必然的結果。
一個百分百的謊言，當然也會有欺騙性。可是，當一個謊言亦真亦假，假中有真，真中帶假的時候，卻最具欺騙性。如果再用上真名實姓，揭發隱私，添加煽情素料，刻意挑起本能層次的偷窺欲望，使之泛濫成災，那就構成為八卦新聞界振振有詞的收視率的憑據了。偷窺狂的八卦新聞漫天飛揚，新聞報導者與新聞評論者也同樣的八卦嗜血，帶有濃厚的腥羶味，捕風捉影，專門對人不對事。他們特別喜歡任意詆譭打擊或者無端吹捧美化一些個人，爍口成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台灣的社會公器八卦化，竟然達到此等地步。於是，悲傷的受創者被剝去了最後衣裳，弱小遭受恥笑。環視當今世界各地的文明民主社會，對於人以及真理的尊嚴如此瘋狂蹂躪，絕無僅有。這是一個墮落、頹廢的文化環境，其中更涵蓋了學術界和教育界。因此，台灣所有深具良知的人們，一再為之浩嘆，並且長期以來為文化本土化運動大聲疾呼，希望能夠為台灣另尋文化出路。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之營之，國民黨外來政權集團所建立起來的霸權文化，其劣惡暴戾品質和致命的結構性缺陷，變本加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露骨，荒謬乖張到極點。不但如此，這些劣質缺陷流傳所至也淹蓋了台灣各個角落的客廳、書房、課堂和街頭巷尾，浸滲到台灣人民的靈魂深處。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產生在如此的文化環境下，也非常明顯地帶有八卦化的霸權文化烙印。他的“一律會使用真名”，其實就是玩弄偷窺欲望的一個典型。
八卦新聞所從事的，無異是個人隱私的販賣行為，是唯名利和出版銷路是圖的不道德勾當。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名利和出版銷路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林雙不毫不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甚至於不惜粗暴帶給事件受害者以嚴重的二度傷害，霸王硬上弓決定“一律會使用真名”，這是名符其實的販賣個人隱私。
當他申明“我寧可偏重文學，而讓歷史暫時委屈”的時候，他所企求的，其實是恣意八卦化的許可證，販賣個人隱私的道德依據。緊接著，當他又聲稱自己的作品具有歷史價值的時候，他其實是在替自己作品的低劣文學素質尋找借口，也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此等的油腔滑調，此等的輕佻，對於台灣讀者可有一絲一毫的尊重嗎？他所圖謀的，可有異於那些炒作八卦新聞的無恥文化流氓？
八卦新聞業者抬出讀者 “知的權利”來販賣隱私，林雙不則是以台灣政治反抗歷史之名，來促銷他的出版物。而他過去曾經一度從事於抗爭文學，唯其如此，更顯得此事的荒謬和不祥。若是一葉知秋，難道台灣人民遭受國民黨霸權文化的毒害已經積重難返，連文學本土化運動，終究也非要走上八卦化的道路不可嗎？也可以走得像林雙不那樣的理直氣壯、有恃無恐嗎？我們能夠不憂慮嗎？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四）
可是，讓“歷史留下記錄”，難道是一樁壞事嗎？難道一無是處嗎？這當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依照林雙不在<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的序言所述，事情緣由起於海外一群過去台獨聯盟活躍份子的一次聚會。當時與會的林雙不提出構想，而這些人也有意要留下他們過去事跡的記錄，做為歷史的見證。林雙不在序言中又說，雙方的共同了解是“透過幾個人的一生，盡量鋪陳整個運動的面貌”。
此事值得推敲。
離開政壇之後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過氣政治人物，特別喜歡出版回憶錄或者傳記。他們不放心把歷史的解釋交給後代歷史家，因此苦心經營，“先占先贏”，在有生之年搶先為自己立碑。例如，因為水門案而被逐出白宮的尼克森，在聲名狼籍之際，企圖通過回憶錄來宣稱，他的幾項主要政績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是不容抹煞的，而他的歷史地位更是值得肯定。這些政治人物，除了顧及個人聲譽與歷史地位之外，的確也很可能是在為他們所確信的原則，做最後的奮搏捍衛。不過，例如那個迷信無知而且心胸狹窄的前美國總統夫人南施雷根，也熱衷於回憶錄，津津樂道雞毛蒜皮，當做是十分有意義的天大要事。當這般的小人物也爭著出版回憶錄的時候，這恐怕主要是暴露欲望的作祟吧。有偷窺狂，當然也有暴露狂，何足為怪。
那些<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的主人翁們，一個個爭著細數兒時戲事，千篇一律地自誇中小學畢業第一名，贏了這個獎領過那個賞，得到這個或者那個學位，一再炫耀事業有成，情場得意。所有這些，如何與海外台灣人“整個運動的面貌”連接得起來？還有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庭嫌隙、男女私情。例如：
“我還很小很小的時候，剛剛出世不久，連話都還不會講的時候，呂櫻桃對我不大友善。母親說，呂櫻桃每天清晨都偷偷打我，打得我哇哇大哭。” （<南屯樸麗澗-現身說法楊宗昌>， 頁25。按：呂是楊父的二夫人。）
“母親說，父親是被氣死的，被阿嬸生的弟弟正盛氣死。母親說，事情發生的時候，大家正在吃飯。不知道為了什麼事，父親大聲指責正盛，比我小兩歲的這個弟弟摔碗筷，父親當場胃出血。” （同上，頁108。按：阿嬸即呂櫻桃。）
又例如：
“一個小學妹，漸漸轉移了邱義昌的注意力；或者應該說，漸漸吸引了。小學妹白白的、靜靜的、小小的，偶爾開口講話，聲音很小。”
“中學六年，唸的是和尚學校，老師幾乎也都是男的。.....少年情懷不曾經過挑撥，海闊天空都在編織改變台灣的美夢，男女情事，沒有人公開講過。生理衛生最後一課，講到男女構造的差異，大家哄堂大笑，笑過就算，反正聯考不考。
“實在想不到，小學妹黃雪香這樣一個女性，竟是這麼充滿吸引力、充滿趣味性的--，的一個什麼！”（<無厝的渡鳥-安安靜靜邱義昌>，頁56-57。）
如此內容，不能算是歷史。如此敘述，也不成其為文學。學習「生理衛生」課程的初中生，就已經知道“編織改變台灣的美夢”了！除了說，又是暴露欲望發作之外，夫復何言？口述者津津樂道，林雙不竟然也有如此好興致。有人具有強烈的暴露欲望，有人千方百計要販賣隱私，這不就構成為一幅當代八卦社會的縮影嗎？而這一切，竟然是假台灣民主運動之名，台灣歷史和本土文學之名！
除了諸如此類個人得意事和家庭內部嫌隙瑣事之外，他們（以及林雙不）所想要數說的，還有些什麼具有歷史意義的情事呢？
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那個時代海外台灣留學生所處的歷史背景。
我們都知道，在高壓戒嚴的黑暗時代，思想管制十分嚴厲。有機會到海外留學，所得到的是無比珍貴的自由思考的機會。有那麼多的台灣留學青年，可以了無拘束地遊翔在海闊天空的思想王國，在藏書十分豐富的大學圖書館裏流連忘返。獨裁政權所嚴格禁止的一切，現在完完全全都攤開在眼前，任憑閱讀吸收。在此情況下，那一代的台灣留學生，從中得到了什麼呢？對於台灣人民的前途，有什麼新展望、新設想呢？一個多世紀來人類以無比代價、前扑後繼去奮力爭取的一切，所有的思想運動、民族解放浪潮、社會運動，對台灣前途的意義何在？美國黑人的人權運動，驚心動魄的越戰，古巴和阿爾及利亞的遊擊革命戰爭，六、七十年代在歐美大學鬧得天翻地覆的學生反戰運動，法蘭西1968年的大學潮和大工潮，中國文化革命，第三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解放運動等等，對於台灣留學生的衝擊又是如何？
無疑的，這個衝擊是非常之大，如同五雷轟頂般令人永世難忘。那一代的留學生確實有不少人勇於從事新思考，一再在不少校園的台灣學生當中掀起深刻而劇烈的論爭，產生莫大的衝擊。這大概是戰後台灣知識分子首次敞開胸懷，一批又一批無懼深入接觸各種思想，敢於從各種新角度出發來思考台灣的前途，探討所可能涉及的各個層面。就人數規模以及所接觸思潮的廣泛性而言，肯定遠遠超過日本時代的台灣留學生。這譬如一個民族的心靈，經過漫漫長夜的退縮蟄伏，在頃刻之間昂首步出歷史陰影，首次有機會與整個世界連接起來，擺脫國民黨教育下養成的思考盲點，重新看待一切。
於是，不少海外留學生開始採取批判性思考。對於國民黨政權，他們不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外來政權看待而已，而且進一步試圖分析這個獨裁政權存在和運作的基礎，包括它的文化思想的理論體系、歷史迷思，它與美、日的關係，台灣社會各階級與這個政權的複雜關係等等。他們為台灣未來新社會鋪織夢想，試圖探索和建構台灣人運動的思想基礎和革命運動的策略，他們甚至於以批判性態度來評估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本身。他們代表的是，一股要走上政治戰鬥與思想文化變革的力量，具有為弱小請命、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主義色彩。
在那個時候，他們開始對統一派和中國提出一系列的批判，也開始對海外騎牆派人士的言行展開批判。本著理想主義與批判精神，這應該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發展。對於陷於冗長歷史低潮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股清新的新氣象。台灣人政治運動思想基礎的面貌，雛形初現。應該說，這是台灣近代史上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階段。而戰後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反抗運動，如果有什麼值得特別一提的，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就此類深一層政治思考的內容和熾熱的討論風潮而言，在<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當中，竟然是一片空白！而所看到的，不外是一些相當粗淺的政治覺醒過程，低層次的政治討論，他類與我類的簡單辨別區分，籠統的民主概念。如此而已！例如：
“沒錯，台灣的問題根源在外來政權國民黨，可是現實上，早已喪失國土的國民黨根本沒有退路，基於人道立場，台灣人也不應該趕走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為了全體台灣住民的幸福與安全，儘快推翻國民黨政權，成為絕對的必要。推翻國民黨政權以後，台灣住民制定憲法，更改國號，設計全新的體制，組織清廉負責的政府，真正為全體人民謀福利，這樣的政治理想，就是邱義昌認定的台灣獨立！” （同上，頁87）
除此而外，稍微深刻的政治見解，在整整一本書上，卻是怎麼也找不到。<安安靜靜台灣人>的其他主人翁們也同樣，好像從來不曾深入思考過什麼問題，也從來沒有接觸過較為深刻的政治討論。一個革命運動，一個決心要重新建構台灣政治體制、文化體系和經濟社會關係的運動，一個民族覺醒的歷史性運動，在這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至少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當中，竟然沒有超過起碼的政治啟蒙的程度。對於當時留學生當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討論和批判運動，他們全然視而不見。這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應該把當時的情況敘述得更為清楚一點。
在七、八十年代，<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中主角人物早已先後離校就業、生活安定，開始購屋置產。而台獨聯盟內鬥方熾，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員們也一個個開始消沉頹廢。這個情況，是這些主人翁們自己坦然承認的。
可是，就在同一個時期，不少新一代的台灣留學生卻鬥志十足，在校園宿舍或者校外的住所挑燈夜戰，熱情洋溢地辯論各種革命理念。他們聯絡他地校園的台灣人留學生，互相鼓勵，組織讀書研討會，以原始的手工業方式出版刊物，起碼有十數種之多。他們接觸各色各樣的異國革命組織，廣泛收集資料，思考台灣革命的種種問題。他們熱情地投入批判運動。他們在公開政治研討會上的嚴詞追問，更令郭雨新者流投機妥協人物顏面盡失。年輕一代理想主義的這般表現，是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會珍惜和引以為傲的。這是一個多麼不同的世界，獨立於<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中那些主角人物的生活圈的另一個世界。然而，根據林雙不的<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所描述的，這一個世界是不存在的。
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強烈對比，在很多層面上意味著不同政治文化導向的爭鋒。當時這兩個世界雖然各有自己的運行軌道，卻也難免產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對抗，在海外台灣人當中引發若干具有經典意義、很能夠引人深思的論戰。這些論戰，可以說跟二十年代台灣的歷史性論戰，前後映輝。其中的歷史意義是值得回味的。
從<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可以看出，其中的主人翁們，在思想成熟發展的脈絡上，從來很少有過異於國民黨教育過程之外的思想歷練機會。（看來，林雙不也大致相同。）留學經驗，並沒有在他們的思想發展上，產生什麼重大的影響。可以說，他們的所有政治觀念，除了反對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爭取民主之外，其他幾乎沒有一項不是國民黨教育體系所培植出來的。在他們根深蒂固的內心世界，相當完整地保留了那些承襲自國民黨霸權文化的封建性，極右傾傾向。而這些，卻是他們從來不曾質疑過的，甚至於是有意捍衛的。他們打從心底仇視那些具有不同思想歷練的人們。
這一群人企圖以自己的形象為本，繪制當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整個運動的面貌”。他們要世世代代的台灣人相信，他們是當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正統表率。而這種意圖，卻又通過林雙不那種跡近文痞的無賴作法陳述出來。有什麼性質的內容，就會有什麼表達形式。思想貧瘠，和市儈八卦文化，終究是互相補充的。在台灣人政治反抗的長篇史詩上，林雙不的敘述，無異是一個反嘲。它似乎在譏諷，也在提醒，我們民族的歷史還有極為庸俗而且低下的一章，十分不堪聞問的一章。 |
|
|
|
|
|
| Pinus |
|
松柏長青
發表: 211
|
》過去，國民黨御用文人行為當然可恥，卻是容易辨認，如今，以文化交流、推展台
灣文學為幌子的本土文人卻坐擁光環，繼續享受人民的歡呼！因此，揭穿本土文化
騙子，才能使本土文學邁出踏實的一步。
這的確是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不止文化方面。執政黨如果認為這無關緊要﹐正好
被坐實了『腐化比國民黨要快』的譏諷。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不是歷史，也不是文學（五）
如今，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新紀元。可是，當每日面對舊有霸權文化的專橫跋扈的時候，來自本土文化陣營的所有對抗和批判，在思想內容上竟然顯得軟弱無力。翻來復去，不外是那幾個早已疲態百出的辯詞，顯然不足以撼動霸權文化的根基。對於這個霸權文化集團一再撒野的舊招式，甚至於尋找不出較有創意的反制思想武器。面對一個陳腐過時而粗糙不堪的劣質霸權文化，尚且如此！看來，過去長期主導海內外台灣民主運動，以及當前主導民主政黨的那一套思考模式，終究在台灣土地上枯竭了政治想像力，思想之花綻開之日遙遙無期。這應該足以說明﹕文化思想根基之脆弱，是民主台灣所面臨的一個致命瓶頸。
也許我們可以痛定思痛地想一想：我們的政治文化，包括從過去反抗運動時期的萌芽開始，以至當今，究竟從根本上欠缺了些什麼？文明的公民社會都擁有而且視為理所當然的，而我們當今卻渾然不知自己所短缺的，究竟是些什麼？
如同當年海外<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中那些人的世界觀，與國民黨文化思想體系瓜葛不清那樣，我們當前的本土化運動的文化內容，與腐朽八卦的霸權文化，究竟有多少重疊？
要建立台灣新興文化的地位，非要有新的思想活力泉源不可。可是，這個新泉源、新靈感，從何尋找？這不禁令人懷念起，當年海外台灣留學生一度發揮出來的思想銳氣，被林雙不以及<安安靜靜台灣人>的主人翁們所排斥和封鎖在“整個運動的面貌”之外的理想主義，以及追逐理想的勇氣與熱情。
一個民族的睿智和胸襟，是數十年、數百年的積累成就。歷史是民族思索想像活動的共同園地。要有廣袤的歷史天地，方能夠將所有多姿多彩的豐富力量匯聚起來，成為民族向心力以及心智活力的不竭泉源，各個階級和族群人民共飲的甘美泉井。一個有深度的民族，不會有選擇性歷史失憶症。唯其如此，這個民族方得以兼容並蓄。他們珍惜歷史，不忘懷自己民族所曾經遭遇過的一切災難和挫敗，特別是民族兒女所曾經有過的各種（甚至於是彼此尖銳爭執）的夢想，為夢想所做的所有奉獻。
以文明自豪的法國人民，一個世代接著另一個世代，不休止地探索思考他們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他們的大革命而言，對於其中各門各派的歷史人物的思想及事跡，他們都耳熟能詳。革命後，保守派的一再反撲復辟，與革命勢力的一再纏鬥，左右之爭等等，個中種種，他們並沒有蓄意要去遺忘些什麼。在歷史文學領域裏，他們有緬懷舊體制的巴爾扎克，支持新體制的斯湯達爾，也有為弱勢勞苦大眾請命的左拉。在美國，人們不但懷念林肯，也沒有忘記推崇那個與北軍英勇對陣的李將軍以及他領導下的無數南方戰士。
世世代代不休止地探索、思考和爭論自己民族的歷史，其意義在於不斷辨認、思考和重新評估那些高貴的夢想與奉獻；同時，也不停地發掘和重新思索那些被忽略和被遺忘的。因為，每一個新世代都有自己的新夢想，因而有新見解。通過歷史的思考，他們與以前世代的思緒相交集、承傳，而且進一步賦予相同的議題以新內涵。他們為民族的共同記憶體，不斷添加新議題、新內容和新意義。歷史是這樣一再重新闡釋和重新建構的，民族是這樣繼承和凝聚的，文明進步是這樣贏得的。歷史解釋，不是懷舊，不是銘刻碑文；所反映的，其實是對於當前處境與未來去向的沉思；沉思中，繼續尋求民族的睿智和胸襟。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文學作品，扮演一個關鍵性角色。
可是在台灣，即便是在本土派方面，總是有一批人，奉歷史之名，要把歷史片面化、瑣碎化、庸俗化，甚至於八卦腥羶化，好像刻意要排斥什麼、遺忘什麼或者踐踏什麼似的。任其作踐我們過去共同的夢想和奉獻，我們還能夠保有歷史，容可讓這一代以及後代思索嗎？這是林雙不的“歷史文學”，所能夠在反面的意義上啟發於我們的，也是吾人不能不批判林雙不的道理。 （完）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關於TVBS的爆料報導和資金結構所引發的震撼, 阿扁總統如是說:「…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絕對不會隨便來關掉人家的電視台或者報社。 作為民主台灣的總統, 阿扁更不能在任內去關掉任何一家電視台。 媒体的任何報導或評論, 固然可以大胆假設, 也要小心求証。 如有不實也不是用政治力來介入, 而是要透過市場機治, 由閱評者來做最後的裁判。」 再度掀起另一波評論高潮。
評論者幾乎都把重點放在 前段的 不 “關掉任何一家電視台”上而忽略了後段 “也不是用政治力來介入, 而是要透過市場機治, 由閱評者來做最後的裁判。”
自由主義者最喜歡談自由放任, 市場調節, 政治干預越少越好。 然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他們並不是都是 ”自由放任” 發跡的。 以德國為例, 相對於英國、法國, 德國資本主義發展較晚, 十九世紀初, 德國經濟還相當的落後; 當時英國古典學派便是主張國際分工, 自由貿易對各個國家最有利。 但德國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代表李斯特便不以為然, 他從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情況出發, 認為要關稅保護, 使德國工業能够有發展的的空間。 采取關稅保護政策, 雖然起初會使工業產品的價格提高, 但是經過一定時期, 生產力提高了, 商品的生產費用便會下降。 國家政治力干預, 關稅保護政策也多為經濟落後國家所採納。 當產業發展起來, 資本茁壯, 羽翼已豐後, 如德國、日本也因本身利益而先後加入”自由市場” 的行列。殊途同歸, 得相同結論的過程卻是迴異的。教科書上的教條, 未必比它的來龍去脈更引人入勝; 就像科學上的定律、公式, 往往不如証明本身更能啟發學子的深思。
政黨間互揭弊案、瘡疤乃民主國家之常情, 但是台灣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却是其他國家所沒有, 也加倍問題的複雜性。 汪笨湖主持的「台灣心聲」一再強調TVBS揭弊端是有益於社會大衆, 而公司結構百分之百外資是違法的, 這是分開的二件事, 不能混在一起。 筆者認為未必是分開的二件事, TVBS揭弊端表面上替社會除害, 但不要忘記它既然百分之百是港資、中資, 投資者當亦有他投資的目的。 中國自建國以來, 沒有一刻放棄解放台灣, 近年來更以七百顆飛彈對準台灣, 通過「反分裂法」來合理化侵略台灣; 中國難道不是敵國, 敵人的資金會安好心。 中資介入台灣媒体早已不是新聞, 中資媒体理所當然從事統戰是也。TVBS揭弊不過是個晃子,真正目的就是要對中國、胡錦濤服務。 因此揭弊端之後還有更大的陰謀, 如何能把它分開為二件事。
單就巿場機治而言, 統派名嘴有李濤,李艷秋夫婦, 趙少康, 李敖, 陳文茜等再加上國家機器中潛伏份子, 隨時可以配合供給資訊, 讓他們在節目不断爆料, 已足以令統派立於不敗之地。 其次, 即使上述名嘴不再受到歡迎, 源源不斷的中資, 使他們能不斷培殖下一代接班人, 製作符合台灣人口味的宣傳品。 因此面對中資的滲透, 不知要如何談和他們談 ”市場機治”。
文宣、統戰本來就不能用市場機治來衡量。 否則, 遠者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如何能在文攻上瓦解蔣介石的國民黨士氣於千里之外。 近者如黨外雜誌「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深耕」「蓬萊島」…. 前仆後繼祇因台灣意識。 正如邱義仁所說: 如果想害一個人, 就請他辦雜誌。 如果就市場機治而言, 黨外早被國民黨圍剿, 棄屍滅跡豈能發展成今日的民進黨。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文宣, 中國統戰、鬥爭已經兵臨城下, 迫在眉睫, 然而主帥卻以 ”市場機治” 為理由而逃逸, 不知他的部屬要如何迎戰。 中國胡錦濤、統戰部門恐怕看在眼裏, 笑在心裏, 不禁要竊笑對手太不堪了。 "我們絕對不會隨便來關掉人家的電視台或者報社” 其中便以「我們」, 「人家」來相區隔辨別, 但不知為何阿扁卻表現如此軟弱?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台灣文學的盲點（七）
諾貝爾文學獎是許多漢文作家夢寐以求的大獎。每年都會有人因而「打擺子」一陣。李敖2000年自編自導的笑劇是個好例子，其內容大約如此：
新黨於當年1月15日，為其總統候選人李敖舉辦了一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以及角逐提名的<北京法源寺>新書的發表會。1月20日，李敖更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專訪時透露，他剛接到提名委員會的信，通知他獲得提名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儘管這是絲毫經不起推敲的鬧劇，但是出版社、書商尤其李敖本人至今還是樂此不疲。<北京法源寺>、<李敖諾貝爾獎提名文選 >等書，不但在台灣推銷，也蔓延到中國。
如果這只是推銷書籍、趁機撈一票的手法，我們大可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談，然而，在敏感的文人圈中，這樣行為卻有相當負面影響。美國漢學家，也是漢文英譯者的葛浩文曾經感嘆，一些台灣作者認為只要將他們的作品翻譯為英文，諾貝爾文學獎就唾手可得！遺憾地，如此無知、自大的現象，並非孤立。事實上，製作這種欺世盜名風氣的「新聞」鬧劇，本土文學工作者也不能避免。
提升台灣文學的水準需要許多因素的配合，其中之一是自我評鑒的能力。而最沒有正面作用的，大概是每年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風風雨雨。李魁賢正是其中參與者。
他在2001年10月的<文學台灣> 40 期，發表「我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來龍去脈」一文，其中部份如下：
「施里尼華斯另外還擔任國際詩人學會（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的主席，這個學會會員有數千人之眾，遍布非洲、北美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大洋洲。2001年4月19日由會長薩伊德•阿彌魯定教授（Prof. Syed Ameeruddi）具名來函告知決定頒給我千禧年詩人獎，等我同意接受後，即發布全球新聞稿。
「…幾經考慮，就此按下。不料阿彌魯定於7月3日再度來函確認，函末還提到已把我推薦給瑞典學術院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一事…」
李魁賢不厭其繁提供細節。從此，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歷成為他的桂冠，也受到本土派文學工作者表面的推崇、艷羨，以及一些人私下的嫉妒以致怨懟、。
馬克思有此名言：「黑格爾曾說歷史常重演。然而，他忘了加上：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第二次則是鬧劇。」台灣文人追求諾貝爾文學獎的連續劇，似乎必須如此修正：第一次是鬧劇，第二次則是悲劇！
李魁賢在<文學台灣>介紹被提名來龍去脈的短文，編者雖然歸類為「隨筆」，卻已經用上5頁的篇幅。讓我們來解讀。
短文中，有不少膨風、吹噓處，不值得分析；而其中指出，提名者是國際詩人學會（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不但名稱堂皇好聽，加上所謂會員有數千人之眾，確實足以嚇唬不知情者！
然而，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是何方神聖？從名稱來判斷，不過是一些（自認）愛好詩歌者鬆散的結社。因此，李魁賢將Academy翻譯為學會，並不妥當—畢竟這不是研究學問的機構，而是倡導詩歌的組織，而且，會員資格不嚴格，至多不過繳錢即可！文學工作者，尤其是初學入門、未成名者，需要互相鼓勵，互相扶持。各國都有類似組織，發揮相互取暖、加油的作用。
短文中，李魁賢遺漏一個細節：他被推薦角逐的，到底是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搜尋台灣的網頁，從官方、母校到新聞、雜誌，都認為他角逐的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也都表示與有榮焉。例如，官方的<2001台灣文學年鑑>，如此敘述：
2001年對李魁賢來說，是豐收的一年，不僅先後獲得賴和文學獎、行政院文化獎及印度國際詩人學會千禧詩人獎，還於今年七月獲該學會推薦，成為明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候選人之一。這項提名，不僅是李魁賢的榮譽，亦是台灣文壇的榮譽。
http://www4.cca.gov.tw/2001/figure/FigureShow.asp?Bno=6
果真是「台灣文壇的榮譽」，我們自然大意不得，而應努力求證！搜尋世界網路，希望找到更肯定的訊息。然而，卻只找到另一位獲該學會推薦，為200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候選人的消息。該詩人為羅馬尼亞的Dorin POPA。
（可參考http://us.geocities.com/rpoetas2000/muest/muestrario_archivos3.htm）。
有趣的是，另一些網頁，則有他獲該學會推薦為200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候選人的消息。如此，除去反映該組織的鬆散之外，還顯現更為基本的一些問題。
按照諾貝爾文學獎章程的規定，下列四種人具有推薦資格﹕
• 瑞典學院成員或其它類似組織成員
• 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大學或學院文學、語言教授
• 代表各國文學作品的作家協會主席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顯然不符合頭三項資格；甚至最後一則，也頗為可疑。既然名為國際詩人協會，成員（作品）自然來自各國，顯然無法代表特定國家！
問題不只如此。根據瑞典學院規定，選擇文學獎得主的程序於每年9月開始，次年2月1日截止受理推薦。即使我們大膽假定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符合推薦資格，則應知不該在7月就推薦。如此情急，顯然令人笑掉大牙！
然而，即使我們忽略這個偷跑行為，問題還不只如此。符合推薦資格者，並不表示就能自行推薦。當然，每年必然都有毛遂自薦者，也有形形色色不符資格、程序的他薦者。瑞典學院的程序是：每年9月致函給有資格推薦者，請這些個人或團體，提名候選人。
只要稍諳外文，這些資訊都是容易取得的，而無法一手遮天。也許因此，在英文<台北時報>報導中，李魁賢顯現不同的一面，絲毫不觸及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一事。
In July of this year, Li was nominated as Poet of the Millennium by the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He has also been told by the academy that his work may one day win him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local/archives/2001/08/07/97488）
如此，與他以漢文大事宣稱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姿態，是明顯的對比！
李敖在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鬧劇中把自己玩成小丑，至於李魁賢，在浮士德似地一陣風光之後，是否付出個人代價倒是其次。然而，隨著叫好鼓掌的本土派顯現無知、鄉愿的一面，則必然要擔負更嚴重的後果。
立志要領導台灣文學，要突出本土路線的本土派，除去文學造詣要超越統派之外，也要在道德領域占領高地。而且，諾貝爾文學獎畢竟只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準則之一。歷史上不曾得此獎的一流文學作品，還是能夠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諾貝爾文學獎的盲點，事實上不難克服。問題在於：本土派可有勇氣、決心，檢驗、評鑒自己？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年前，李魁賢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之事，在本土派文化界裏，一度炒得沸沸揚揚。有人聲稱，此事可以明證，台灣文學終於在國際文壇佔一席之地，可慶可賀。顯然有不少人士為此頗感興奮。如果說，「真相」是戰爭的首批傷亡者；那麼，在這個文學獎提名情事過程中，「真相」也同樣是第一個傷亡者。其實單憑常識判斷應可以知道，提名之事，本是一場騙局，而且是相當笨拙的騙局。感謝老建中兄的查證，使「真相」得以還原。
李魁賢從頭到尾的表現，頗具典範意義，與同樣得到「提名」的李敖相映輝，卻又有微妙的差異。李敖的「提名」，自導自演，自拉自唱，不假手他人。他的所謂「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著作」《北京法源寺》，不像是歷史著作也不像是文學著作，不過至少也表達出他對於若干歷史問題與人文思想問題的思考。而這些見解，也反映他的治學以及一定的才情。
一個世紀以前，印度聞名詩人泰戈爾，詩文在印度本土享有盛譽甚久。同時，他自己的英文造詣極高，可以說是自己的另一個母語；自己將塔糜爾文詩作翻譯成英文，也是極佳的英文詩作。後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咸認是名實俱副。本來，詩與母語是不可分開的。經過翻譯的詩作，能夠保持原有韻味者，幾乎是全然不可能的事。可是，李魁賢的漢文白話詩，本已不易找到出色之處，詩意與才情都有待肯定；如今以自己得自台灣教育部短期外文補習班的程度翻譯成英文，竟然鹹魚翻身，號稱震動國際詩壇！想像力豐富，膽子也很大。其中，這場騙局得到一名印度騙子襄助。就此共謀設計、裏應外合的跨國界規模而論，李敖恐怕也要自嘆不如了。
李敖「提名」的用意不外是促銷自己的得意作品，大概還不敢意圖染指文建會的預算。他促銷有方，反正自己享受促銷所得，笑罵由人。事實上，台灣文化界大多看穿事情原委，所以絕少呼應奉承之聲。這是他有別於李魁賢「提名」之處。因為，同樣的「提名」，李魁賢卻十分的風光，得到不少本土派文人的熱烈歡呼。甚至於，他還邀請那一群印度「詩人」騙子，大剌剌地來到台灣來吃文建會的大拜拜，由台灣納稅人全費買單。其中微妙差異，以及意涵，值得回味。
應該承認，這是文學本土化運動中的一個現象。更確切的說，是發生本土政權下的一個現象。雖然說，很多本土派作家有鑒於保守派霸權文化的傲慢，有意以文學本土化運動相抗衡；然而在如上作風運作之下，不但沒有絲毫撼動保守派霸權文化的地位，而且首先貶低和作踐了本土化的意義，甚至於文學本身。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朱一貴的戲服龍袍
在台灣民間傳說中，朱一貴揭竿而起，幾次勝仗之後，行軍中適見戲班留下的戲服龍袍，便穿上招搖示人。民間傳說解釋，此舉壞了大事，導致後來兵敗。此說頗有迷信神話色彩，固不足信；不過，卻很有意思。戲服龍袍是否真的逆觸天運安排，當然不值得探究。只是，穿上戲服龍袍之事倘若真實，足以反映傳說主人翁的胸襟格局。如此的小醜跳梁，簡直是沐猴而冠，談何宏圖大志、深謀遠慮？何足以與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相抗衡？提及戲服龍袍之事，無意以之評斷朱一貴。畢竟，傳說並非歷史。事實上，如同葉公好龍之說，好龍才是論說的主題；戲服龍袍之事的重點，也不在於朱一貴。好龍者時而有之；君不見，時下就可看到現代版的戲服龍袍？
年來在本土派當中最是令人側目的台灣文人，莫如「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人」的詩人李魁賢，以及連續得獎以及因連續劇改編而聞名的「大河小說」家東方白。此二人欺世盜名，均經本欄網友揭露和剖析。然而，二人在本土派文壇上都擁有不可輕忽的奧援。其中固然有猶如派閥經營般的結構關係，更多的是贊助文學本土化的台灣人的無條件支持。若要在本土派經營的文化期刊上直接批評此二人，需要有相當勇氣，以面對本土派眾怒難犯的沉重壓力。又例如，向來以捍衛台灣本土立場著稱的「南方快報」網站，曾經相當長期以最顯著的版位替東方白宣傳。
無論是「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或者大手筆文抄公的所謂「大河小說」，皆為識者恥笑。此二人自己無知，竟然得意起來，其表現或許可以比喻為「戲服龍袍」；而其意涵嚴重之所在，則在於甚多本土派人士隨著起舞，宛如是整個本土派也集體「戲服龍袍」似的。現象發生在台灣甫邁進民主紀元的時代，時值本土意識開始抬頭，形成巨大浪潮。巨大浪潮逐步推進，正面挑戰原舊的政治體制以及精神統治體制。在此時刻出現「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或者所謂「大河小說」，浮載在巨大浪潮之上，予人以挑戰舊體制的印象。容許如此象徵性意義產生，並且在若干人操作下無端膨脹起來，其實貶低了挑戰舊體制的進步意義。與「戲服龍袍」相形之下，那個早已經千瘡百孔的舊體制，居然還落得比較不那麼滑稽荒謬！在此時刻，一批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本土派人士，成了「戲服龍袍」迷，推波助瀾，使得這個可笑又復可悲的情景得以延續不斷。遭受重創的，是台灣本土性。
難道本土派文化人提不出優質的作品嗎？非也。只是，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喧嘩下，文化建設方面的資源分配嚴重扭曲，文化環境欠佳，他們很多被漠視。政黨輪替之後，情況不但沒有改善，「戲服龍袍」的造勢以及所產生的排斥作用反而更令人消沉、無奈。這是何等的諷刺！
但願，台派當中有批評風氣大開之日。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I do not think it is necessary for me to defend 東方白 as a person or his works. I do remember that I was deeply moved when I first read that 「大河小說」 while it was serialized in BunHakGai in the 1980's. Is it a great work on the par with those classics of the Russian (or Kossack) genre? I do not think it is quite there yet. But no matter, it moved me as a Taiwanese all the same when ( and especially when) there was nothing, nothing at all, in literature that depicted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before the end of WWII. So, I did not (and still do not) think it matters that that 「大河小說」did not conform 100% in detail with the history. After all, it is a 「小說」.
I am not saying that 東方白 or other writers like him are above criticism. That said, though, I can not help wondering what great monuments (if any) did those critics ever produce? As I stressed many a time now, even if one does not agree (or like) 東方白's work, one still has to admire his efforts in putting forth that 「大河小說」at least to the same extent as my admiration of 延平旁聽生's effort in this forum.
---難道本土派文化人提不出優質的作品嗎？非也。只是，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喧嘩下，文化建設方面的資源分配嚴重扭曲，文化環境欠佳，他們很多被漠視。
This is another of the symptoms of taking a historical event out of its proper context while criticizing(or carping about) it, which I tried to point out again and again. Talking about 文化環境欠佳 now in 2005 A.D. in Taiwan, perhaps Dieng Jeng Lip (the publisher of BunHakGai) and 東方白 have had more rights to make that excuse when they first publish that 大河小說, I guess. Those 本土派文化人 having 優質的作品, (I am sorry that I did not know many, and would appreciate very much that 延平旁聽生 would introduce here some to all here) might be 多被漠視 as alleged by 延平旁聽生, but what does 延平旁聽生 propose us, as readers and audiences, to do NOW lest we 漠視 those 本土派文化人with 優質的作品? Upon reading the quote again, I am puzzled by the assertion - 文化建設方面的資源分配嚴重扭曲. What/Who decides the distribution of 文化建設方面的資源? Does 延平旁聽生 suggest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 those 本土派文化人with 優質的作品? or the government set up a fund, like the famours MacArthur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ose 本土派文化人? It seems to be so. But that sends us right back to the question of those 本土派文化人 got to have 優質的作品 published elsewhere (and thus were 被漠視, by definition, because they were not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egin with. So I am really puzzled how can a society set up a mechanism to avoid neglecting the budding genius when no one can be sure of the diamond in the rough? It is not easy. After all there was only one Bo Yue, who knew horses, in history.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東方白鉅著「浪淘沙」應享有不少讀者, 且拍成電視劇, 對它的批判有了回嚮, 這無疑是件好事。 既然是批判的批判, 本該就批判的內容是否有道理, 是否符合事實, 但yl並沒有據此而抒發己見, 僅就“深受感動”, 歷史小說並無必要與史實吻合, 它畢竟是“小說”而論。
令人感動的作品比比皆是, 瓊瑤級的言情小說, 連續劇的讀者、觀眾難道不“深受感動”, 東方白想也不願和瓊瑤等同流。 一部好的作品, 它不僅能讓讀者“深受感動”, 而且能經由感性的一面使讀者悟出、領會到理性的一面, 使人得到廣泛抽象的的共鳴, 而非單一、侷限的激情。 「浪淘沙」並不屬於這種作品。
歷史小說的人物、情節可以虛構, 因為它畢竟是“小說”。 但不能不突顯歷史的面貌和精神, 「浪淘沙」在這方面幾乎完全是零; 相對的,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並非真有其人其事, 但很成功的還原先民的蓽蕗籃褸, 先輩對政治信念的堅持、奮鬥, 在殖民統治下所受政治迫害的歷史面貌。 當「浪淘沙」以台灣歷史為背景, 被譽為能與「戰爭與和平」, 「飄」比美時, 我們如果保持沈默, 那麼我們對馬英九篡奪掠取二二八的銓釋權, 稱蔣渭水是國民黨員時, 我們也無需義憤填胸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 y1提到東方白從事著作這部大河小說的努力要予肯定、敬仰。 東方白先後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 難道還會希憾無名小子的肯定, 還需名不見經傳的人畫蛇添足? 但是想想這些人會花這樣的精神、氣力去批判瓊瑤的小說嗎? 這不是對東方白的另種形式的尊重嗎?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
令人啼笑皆非的, y1提到東方白從事著作這部大河小說的努力要予肯定、敬仰。
Bu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poor old Boy to make up his mind whether he wants to laugh or want to cry. Allow me to put something in context first. Was 東方白 writing for those prizes,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 in the early 1980's? (I do not think he was! Just think that he first published that work in BunHakGai! But perhaps only that obscure, ephemeral BunHakGai was willing to publish it? So the later honors and prizes perhaps indeed refle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work! no?)
The old Boy asked, " 這不是對東方白的另種形式的尊重嗎?" I agree that someone spending time and effort in criticizing certain work in some forms is 另種形式的尊重. But perhaps the old Boy would reflects a bit on the kind of critiques like "此二人自己無知", "此二人欺世盜名" "「戲服龍袍」". It would be another kind of NEWSPEAK to say that that kind of language is 尊重. In the simple life without sophistry of a common people, like me, they are no critique nor 尊重 . They sounded, rather, more like some sour grapes from someone who did not get grant/prize (i.e., loser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文化建設方面的資源分配). As I pointed out I would appreciate someone show me some worthy works (良幣).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old Boy MISREAD seriously my post. (I would suggest him to read again r86, and r87.) He missed my points completely. But I would grant that the old Boy is better in the sense that he did not mis-read in the fashion of that professor lyy!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re are critiques on WAR AND PEACE in the same vein of critiques (such as the air raid by "Chinese") we have had the honor reading in this thread on 東方白. Perhaps a critique of the description of 1812 war in that tome can earn someone a 第三世界博士! I hope not.
Old Boy also said, " 被譽為能與「戰爭與和平」, 「飄」比美時, ," Well, I do agree that kind of flatter is nauseating and I did not object to criticizing in that fashion. As to old Boy's opinion on 寒夜三部曲, I do remember that someone pointed out long long time ago that it was based on a certain historical document. |
|
|
|
|
|
| JenKoOB |
|
發表: 56
|
y1君貼文著實也不少, 他擅長引用他人貼文的片斷而盡情發揮, 往往和原作者的主題偏離; 而他引文往往是反問作者, 而不表達自己看法、意見, 因此從他的貼文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思想的交流。
但從他的貼文蛛絲馬跡還是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混亂。 以上貼文為例, 他談到東方白八十年代寫作時, 難道是為得獎而寫? 以此來反問對他難道不該讚揚、鼓勵。 拜託, 我們在網路批判「浪淘沙」是2005年而非八十年代, 東方白早已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了。 「浪淘沙」發表後, 連續得了許多大獎, 就是因為這麼多大獎, 我們更有責任將我們認知的、了解的公諸於世, 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不同的觀點。 有沒有道理自有公評, 這道理實在再簡單不够了。 不錯, 你可以不贊同, 但應就批判內容而批判。 這次網路批判是二方面的: 一是就「浪淘沙」的內容; 另一是就一些文人互相標榜,沽名釣譽的醜態。 但y1卻將他們混為一談。 前文曽提到對「浪淘沙」批判是另一種形式的尊重, 他却藉此大肆發揮來挖苦批判文人的醜態。
yl總以為人家都誤解他, 看不懂他的文章, 他的心意, 就讓他繼續尋找伯樂罷。 |
|
|
|
|
|
| lyy |
|
發表: 34
|
|
|
|
|
|
| yl |
|
發表: 173
|
---他擅長引用他人貼文的片斷而盡情發揮, 往往和原作者的主題偏離
I do not know how can anyone read r-86 and come up with a conclusion different from mine, though. It may not be modest on my part to take some pride in my reading comprehension. I will only suggest again the old Boy to re-read r-86 and see whether there is any need to 盡情發揮. So I do not see how my reading is 偏離主題 of r-86. It does pique my curiosity, though, what is that 主題 of r-86 in the old Boy's reading after all?
It also obvious to me that the old Boy never understood my question about 良幣. What is the efficient way to counter the flood of counterfeit coins in the market of ideas? More 良幣 (including fair critiques, in my opinion, besides those tome-like classics.)
I do appreciate, though, that he knows about 伯樂. I am not expecting 伯樂 myself, for I am no horse. But, I hope, perhaps the old Boy can discern certain green tinge in certain so-called critiques.
...刪除一段關於指涉網友ID的辯解...
請注意，每個發言的朋友都有選擇能經註冊而使用的ID，同樣的，這個ID即應受到
保護，要指涉發言對像時，若不便打字請以剪貼代替。而JenKoOB之不等於OB或 Old Boy
其理自明，請尊重他人的發言ID。 __我猜
|
|
|
|
|
|
|
| 老建中 |
|
發表: 89
|
****文學與語言****
台灣文學表面上熱鬧滾滾，一些文人頻繁與印度、蒙古做「文學交流」，也出版英譯作品。如此，台灣文學似乎已經開步走，邁向世界文壇。其實，文學水準並無進展，只是多了文學交流的幻象。他們卻要全民買單，而陷台灣文學於困境。
這個困境是人為的，原因在於一些文人假借發展本土文學之名，實際上卻混淆、貶低本土文學的意義。這些人長於自我吹噓，所知有限卻自大非凡，加上三兩「大老」的扶持，其它文人的吹捧，居然得以矇騙、把持本土派主流，而造成今日的處境。
面對戒嚴時期的壓迫、禁忌與隔絕，當時本土派能夠堅持創作，就難能可貴。內容無論是委婉、隱含的反抗文學，娓娓細訴、樸實、村野鄉土的敘述，即使與世界文學水準差距仍遠，卻已經是那時本土文學的極限。這是評論當時文學，自然應有的考慮。然而，進入不再有禁忌的民主政治時期，本土文學應該百花爭艷，得以長足發展。遺憾地，事實卻非如此。
一些本土派自我宣傳，吹牛膨風的上述現象，令人厭煩。所幸，這種現代儒林外史，畢竟無法長期存在 。任何認真的文學工作者，必然要唾棄吹捧逢迎、欺世盜名的文人，再加上與先進社會的接觸，這些自我陶醉的把戲必然令人看穿。
但是，即使克服這些偏差，台灣文學仍然有更基本的挑戰。
一方面，是伴隨壓迫與禁忌解除後的矯枉過正。國民黨多年漢族文化的教育，全盤否定、貶低本土文化。目前，在本土派中有一傾向：認為本土文化都是優美、正確，都值得發揚。相應地，文學界也有本土文學內容必須植根本土的現象。即使說這種看法是反抗大中國漢族文學的產物，也似乎適合多數作者背景，如此看法顯然還是失之偏頗，更是自我設限。文化的發揚、豐富，畢竟是個揚棄的過程，更要有吸收新成份的層面，而非只是繼承、翻新祖宗遺產，或是描述鄉土、人情、風味而已。要解決這個問題，歸根到底仍然還是人文背景的因素。
另方面，則是文學工具的問題。這是常人認為無庸諱言，卻是有意義探討的議題。
本土派有人執意不用漢語創作，而用廣義台語（閩南語、客語）。他們認定使用古雅的台語 ，不但可以提升台灣意識與人民自尊，也比現代漢語更適合本土文學。其實，無論古今台語，或近代漢語，都是廣義漢語。它們有共同文字、詞彙、語意、文法結構等語言學要素，而且廣義台語除去有音無字的挑戰之外，也與漢語類似地缺乏引入新觀念、新用語的系統機制。
因此，字彙與表達方式先天不足，成為漢語嚴重的結構限制。嘗試以漢語表達現代科技、醫學、社會和人文科學，甚至新聞、藝術的範疇，往往是捉襟見肘、詞不達意。這應該是不少人親身的體會。
語言與思想的關係是語言、人類學研究的範疇。在邏輯實證論，語言分析，語意學都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家Wittgenstein，對此關係深有所感。他曾經提出以下看法：我的語言的極限就是我的世界的極限。
最近有對阿馬遜河一原住民族語言的研究，其結果可以為此提法佐證。該族關於數目的字彙只有三個：一、二，如超過二時，就稱為許多。研究顯示，如果有4個或5個東西時，他們就無法確實可靠地分辨。（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ns?id=dn6303）
美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Edward Sapir，也有類似看法。他如此說：所謂真實世界，大致是使用共同語言的團體，在無意識中累積的語言習慣。他的學生，Benjamin Whorf，有此建議：人們的思想受到他們能夠表達語言的影響。他觀察Arizona的Hopi印第安人，發現他們的語言描述飛翔的字彙，只有兩者：鳥與其它。因此，飛機，會飛的昆蟲，飛行員等，在他們語言中，都是相同。
這些例子雖不尋常，卻生動地顯示語言限制了人們的現實與思考極限。
當然，活生生的語言，總有增加字彙、表達方式的機制—不論機制如何。直接用外(來)語、翻譯（音譯或意譯）都是例子。明、清兩朝與日本前後接受西方詞彙，都經歷翻譯的過程。然而，現代漢文中 ，有許多常用字彙是經過日文翻譯而來，而不是現代漢語塑造、成長過程的產物。
有人統計，今天中國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而常用一 些基本術語、詞彙，則大都是日本舶來。例如：「共產黨幹部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句話，完全是日語外來語組成的。(王彬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
王彬彬的文章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也毫無意外地被帶上「不愛國」的帽子！然而，事實是很頑強的！如果將毛澤東著作，例如<矛盾論>中的日語外來語去除，就不成文章了！
當中國宣傳漢文博大精深時，我們當然應該指出其濫情、無理之處。然而，我們也應該明白廣義台語文，也有同樣的局限。一些本土派文人費心查證台語的原始相應漢字。無論他們如何努力，其結果不過再說明台語只是廣義漢語之一的事實。更重要的是，本土派的文學創作，正如中國文學，表明既存漢語文無法勝任現代文學工具的任務。
日本從唐朝大量引入漢字詞彙。數百年間，漢字是日本文人長期的工具。然而，一些先進日本人在19世紀後期，了解漢字的極限以及西方語言的潛力，提出廢止漢字，採用英文為公共用語的主張。最後採取平假名與片假名並行制度，使得日本人既保存漢字與歷史接壤，又有方便引入現代外來語的橋樑，加上高品質與大量的翻譯，更使得他們與先進世界隨時並肩齊步。
今天無論何處的漢語，從國家、社會到個人的用語，無法避免使用日語外來語。
例如：「經濟不景氣，民主進步黨政府要採取服務多數人民的中間路線，還是以方針、政策解決」，以及「在可談戀愛的社會，到底表現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
以上兩句，如果去除其中的日語外來語，幾乎是語無倫次！
現代漢文中為何大量採用日語外來語，而不是明、清兩朝對西方詞彙的翻譯？顯然，這是良幣驅逐劣幣的現象。希望下文來探討。
|
|
|
|
|
|
| 延平旁聽生 |
|
發表: 156
|
**復辟年代
早前讀歐洲近代史了解到，民主革命時代，是人民起來推翻反動舊體制的時代，同時更是反動舊勢力壓制民主運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民主勢力其實經常並不扮演最強有力的角色。反而是，保守派經常能夠呼風喚雨，把民主勢力打得落花流水、四處逃竄。換言之，民主革命時代裏所發生的所有主軸事件，半數以上是由反民主勢力在主導事態的演變。每次革命事件之後，反革命勢力的猛烈反撲幾乎篤定會尾隨而至；至少會待勢而發，山雨欲來風滿樓，而且表現在許許多多的層面上。值得回味的是，他們經常能夠得逞。
原本以為，在文學藝術領域的表現，新文化運動不斷進逼，守舊派一定會節節敗退。原本又以為，自從民主思想開始傳播之後，例如盧騷、伏爾泰著作問世之後，封建保守派在政治思想領域裏一定是潰不成軍，還手乏力。後來發覺，舊有霸權文化與新興霸權文化之間消長起落的演變過程，決非如此單純。這個觀察，與原來從教科書中所得到的刻板認識，差異極大。
人類步入近代史之初，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固然有許多相當卓越的先驅思想家，可是，保守派思想家也不盡是省油的燈。經過民主革命的大衝擊之後，若干傑出的保守派思想家，並沒有抱殘守缺，盲目地為舊體制辯解，瘋狂抨擊民主。相反的，他們當中有人能夠在保守思想體系的理論建構上有不少創新，而且不斷創新。對於民主制度的分析，他們所提出的精闢獨到見解，有些甚至是同時代自由派思想家所不及的。以前在本欄貼文中提及的de Tocqueville、Burke，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兩百年後研讀他們的著作，也不能不折服於他們的飽學多聞以及思索推理的綿長細膩。雖然無法苟同保守立場，卻也逐漸能夠激賞一些出色保守派理論家的才華。
從此，我不再敢低估保守勢力的歷史角色。也方才明白，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實並不是很持平的詮釋。未死之蟲，何「僵」之有？此後，若有需要再次研讀那些頌揚法國大革命的論著，總會去回顧那些持相異立場的論述。唯有如此，方能夠較為貼切了解，舊勢力經常能夠去而復返的歷史活力從何而來。
歷史必表達於文學著作。年少時，好讀那些以此時代為背景的漢譯歐美小說。小說中敘述反封建王制人士的時候，讀得津津有味。一涉及舊勢力人物時，每每有跳過不讀的衝動；若是繼續讀下去，也是極不情願。後來逐漸熟悉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之後，反而開始對舊時代保守派人物感到興趣，也很注意及那些關於時代投機小人的種種描述。對於那些涉及新舊代表性人物接觸互動的細節，尤其特別留意。意大利作家Giuseppe di Lampedusa的The Leopard當時風行文壇。讀到小說中西西里島上幾個相當精彩的描述片段，到現在還清楚刻印在腦海裏。通過偉大文學著作表達出來的歷史想像，確實引人入勝。（The Leopard後來拍成電影，演員皆是國際間一時之選。有一幕描寫市長女兒在宴會上的高聲大笑與王子的勃然動怒，失之過於誇張，其實遠不如原著的含蓄來得富有深意。 | |
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