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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會之 論中國知識份子 (已 603 人次閱覽) |
| 南嘉生 |
| 於: 2009/10/20, 0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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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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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龍應台（一）
我覺得有必要深入探討、解讀偏統理性知識份子的中國人言行。
在我們接觸過的統派人士裡面，有很多人是很不理性，不僅反應在他對台灣與中國意識之間的比較，也反應在他處理很多事情之上。但我們很難說龍應台這一個統派人士除了統獨、「國民黨、民進黨」情結外，他一定是不理性。他也說過很多讓台灣人感到很窩心的話，在不涉及本省、外省，統獨等議題上，他依舊可以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度量，這讓我們會將他定位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但這一個所謂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有一個很大的前提，台灣及他概念中的中國都必須臣服於他心中的中國之中。簡單的說，他希望一個統一、進步、有現代精神的民主、近代化國家。某種方面，他雖然批判國民黨，但相較於其他統派人士的言行，他依舊是所謂的中華民國支持者。然而這種定位在我們的思考中，我們應該這樣說：他的想法一如他的姓一樣：矛盾。
當我們從龍應台文章中，看出比較近代國家風格的詞句時，我們必須同時警覺這樣的字句並不是他放之四海皆準的論點，他必須在中國nationalism的角度下才成立。你不能說他不愛台灣，但這個台灣必須是他心中的那一個，屬於外省人掌權、照著龍應台心中的圖像、有著大中國意識，並且逐漸往西方國家標準移動。這些概念的重要性如辭典序列效用一樣，一個要件成立之後，才能比較下一個要件，否則，即令後一個要件中，不管你得分多少，都屬於比較低劣的位階。龍應台對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所建構的台灣民主社會的評價就是這樣。不管李登輝前總統多麼努力，血統決定你是不被龍應台接受的，你再好也難以和兩蔣時代比較。本土化是他所排斥的，陳水扁前總統在怎樣的民主、容忍，在他心中，都難以和胡錦濤平起平坐，更不用說是馬英九了。所以從龍應台嘴巴吐露出來的民主，簡單的說就是龍應台的民主，不是別人的。在龍應台信仰的那一個社會中，誰對誰錯及誰有價值，不是由我們所認知的民主，而是由龍應台自己決定的。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龍應台的民主論點並不奇特。許多近代中國人都強調民主自由，從各種角度去強調他多麼重視近代國家精神。但檢驗他們有幾個方式：掌權與論述。許多政治人物在野的時候，會強調民主、自由與平等，以其中一種、兩種或三種論述做為他們論述重心，但當他們掌權，特別是他們及他們的政黨有能力獨佔政權之後，他們卻毀掉他們在野時的論述，改以獨裁、傳統文化做為他們施政、意識型態的核心。學者的論述在這一邊也成立。許多學者，特別是碰觸到思想、政治風潮與意識型態的各種文人，他們在相對比較無權的時候，也會高喊一些民主、自由及平等的論述，透過這種所謂進步形象來增強他的影響力。然而當他處在相對有影響力、與現實利益出現衝突狀況時，他們就會轉換論述。或者直接呼應他的利益，或者在他們論述與實踐近代民主、自由精神之時，加上許多條件式，讓他們以往的講法，表面上好像沒有衝突，實際上卻是替掌權者延後實踐民主、自由，放出權力等保駕護航。因此，當我們檢視許多近代中國政治人物、文人所謂的民主自由論述時，檢驗是很重要的。
龍應台也涉及這樣的問題。當他在無權時，野火集中提出對國民黨的批判、間接提出他那些近代國家精神時，很多人都鼓掌稱好。這樣的熱情一直持續到現在，超過二十年的時光。但將這種現象納入歷史觀察，我們會發現許多中國近代文人不也是這樣嗎？喊一喊有近代國家的論述，提出對相對弱勢的人民，有著好像比較好的待遇時，就會得到許多人的掌聲與稱譽，然而若對這些人進行綿密的檢驗，就會發現他們那樣的論述是真的，還是假的。胡適是這樣，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第三勢力，那些文人雅士也是一樣。他們的民主宣稱，都在那一個時期受到許多非國民黨、非共產黨、自認為自己很民主、自由與進步的知識份子所推崇。但後來呢？
胡適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在台灣的民主思想教育看胡適，他一直是近代中國民主、自由與平等的代號，特別是自由。然而這一個號稱自由代言者、在學術界、思想界有重大影響力的人，他一生對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到底發揮多少民主自由的力量呢？蔣中正要抓人就抓人，要殺人就殺人，胡適有能力置喙嗎？沒有。檢視雷震在推動設立新黨（雷震的新黨與後來趙少康他們的新黨，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同樣是反國民黨，但雷震強調是民主自由，趙少康他們卻是要增強、重建或建構一個反民主自由的社會。）時，胡適有正式出面與國民黨對抗？沒有。甚至他要講給雷震聽的話，還先跑去講給國民黨聽。我們一方面承受國民黨強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但看到國民黨提到胡適的論點，我們就又彷彿好像如沐春風。將這兩者合併來看，胡適不就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止痛藥嗎？胡適是國民黨民主自由假象的「廁所裡的花瓶」。
與胡適相類似的案例很多，然而不管他們在中國或在台灣，喊一喊與實踐之間，經常有相當大的距離。余光中不也是一個案例嗎？他平常很強調他的自由精神，但一涉及到國民黨的意識型態，卻跑出來修理人，還要羅織罪名，投書給當時人人文之色變的王昇系統，借用白色恐怖的特務系統，修理他不爽的人。
對於龍應台及其野火，我們其實也是以相同方式在處理。1980年代的龍應台，不也扮演著那些自由學者麻木社會大眾的角色嗎？他提出的那些批判，與以前胡適對國民黨的批判，都具有相同意義。讓當時沈悶的社會響起一陣春雷，然後呢？造福自己，又在利益追尋之際犧牲整個國家社會。
沒有經過批判的龍應台，他其實一直處在順勢當中。他興起的手法與其他號稱有自由、進步思想的中國人都一樣。有先進國家的留學背景、拿幾個先進國家已經成熟的口號，然後強力推銷，表現出自己就是那種思想的擁護者，就這樣，他就要當西洋思想在臺灣或中國的專業代理進口商。
假定我們用心批判龍應台的論點，其實一九八零年代的龍應台，他所說的東西僅僅是他在西方國家看到的現象。只要有一點近代國家的想法，只要思考上沒有一個小警總，在臺灣很多知識份子都可以講出龍應台的論點，甚至比他更犀利、深刻。回台又離開臺灣的龍應台，他有時也會寫出一些他在歐洲的一些想法，你不能說他的確有不一樣，但那僅是一種感受與觀察而已，要說到深入批判與分析，除了文筆以外，龍應台的能力還差很遠。我們看民國初年很多被吹捧出來的西洋學專家，他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如龍應台那樣的膚淺，而表現出來的風格，與龍應台如出一轍。
2000年之後回來的龍應台，他要面臨臺灣民主化的新知識份子的批判。對他的批判，經過九年之後，我想除了媒體的掌握權之外，我們應該深思的，或許不在他思考是否深刻，而是如此膚淺的想法竟能在臺灣文壇屹立如此之久，到底是甚麼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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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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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龍應台（二）
或許是我們生活不夠嚴謹造成的思考不夠細緻有關吧？檢討近八年來的龍應台文章，那是比較、想像與誇張的集合體。除了以往他那種邏輯不通的推理能力外，他經常會描述一些他在外國的經驗，並且以此來教訓國內的人。如果我們的訓練夠嚴謹，要化解他的文章是很容易的。他提出外國現象，然後強調人家外國是這樣，臺灣卻是太差了。可見泛綠軍、民進黨太差了。面對這樣的批判，許多綠軍是伏首稱臣。現在我們再來反省那樣的情境，如果時空重現，我會基於一些基本原則去推論他的論述是怎樣。例如，假定龍應台對歐洲、德國的論述為真（這一個假設很重要，因為我不太相信中國文化訓練出來的文人，他們的誠實態度），那麼龍應台所支持的政權，不論現在或過去，他是怎樣看待？他的文章內容是否以相同邏輯、標準在思考與檢驗呢？龍應台在品格教育那一篇文章，提到足球賽、德國人的反應及德國人的光榮感，從而批判臺灣的陳水扁總統所做的行為，進而對這種現象批判，對陳水扁總統羞辱。其實我們沒有這樣批判，德國人喜歡足球賽與德國人的光榮趕、政治等是不一定相關。臺灣在七零年代也狂熱於棒球，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就推論出許多與棒球、狂熱無關的命題。例如政治人物的言行問題。須知當時臺灣兩蔣的政治言行在國際標準上是很不堪的，但這不影響臺灣人喜歡棒球，也不影響臺灣人從棒球得到的光榮感。另外，足球、德國人與狂熱，在龍應台身上是一個場景的描述，但這並不能推論這一個場景不出現的另一個變數，並因此建構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所以他將政治人物放進來，基本上是違反推理訓練的原則。就拿他的足球、光榮感來說，德國、足球與光榮感如果聯繫在一起，可以推論到政治清明，那同樣是足球大國的巴西、阿根廷，難道他們的足球、光榮感就可以推論出他們的政壇很清明嗎？或者他的政壇不清明，所以巴西、阿根廷的人不會狂熱於足球？將這些一一比對，就可以發現龍應台的思考缺失。
龍應台那種先決定答案，再去找理由的思考方式，恰恰顯示他的邏輯訓練是多麼欠缺。然而就是這種欠缺的理性訓練，所以當他遇到一些事情時，他不是經由理性去思考，而是經由感性去決定答案，從而以感性筆法去影響他的讀者。我們檢視很多國民黨在中國時代的文人，或者在臺灣挺國民黨的文人，他們的文筆或有精彩，但他們的說理能力的確不行。連胡適也是這樣。這種現象是因為若他們的推理能力夠強，他們就不會寫出一大堆講起口號很精彩，實踐起來卻亂七八糟的答案。假定他們有足夠的推理能力，也不會去捍衛海峽兩岸強要推動專制獨裁政權，卻偽裝成民主自由愛好者的政黨與政客利益。
那麼，龍應台所理解的民主、自由是甚麼呢？簡單的說，那是在nationalism限制條件下，所展現出來的民主、自由。至於怎樣去定位nationalism？我想連他們都很難講清楚。當龍應台在臺灣反比較民主、自由的泛綠軍、李登輝前總統與陳水扁前總統時，他心中所想到的是他的品德、林林總總讓他不喜歡。這些不管是哪一樣，他都沒有依照相同標準去檢驗他支持的馬英九，及他背後的政黨、歷史與各種相關條件。他難道不知道讓馬英九崛起之後，他背後的政黨與其相關勢力，恰恰是他在野火集要批判的現象嗎？他或許知道，但打倒李登輝、陳水扁是建構在中國nationalism必須要做的事情，所以在這一個條件下，民主是可以被犧牲的。換言之，為了中國nationalism，他可以犧牲民主自由。但龍應台可能沒有想到，他在1980年代批判的國民黨，他們恰恰就是利用中國nationalism去合理化他們當時所做的許多事情。我想龍應台後來與所謂的許歷農伯伯一起吃飯，與宋楚瑜夫婦在大飯店開房間共餐，難道不就是被許歷農、宋楚瑜的中國nationalism所召喚嗎？當龍應台強烈推崇余紀忠，難道是余紀忠的民主、自由思想讓他感動？還是他的中國nationalism，及其偽裝出來的愛知識份子風格，讓龍應台有條件去美化。
龍應台形象會被檢驗而破功，與其說他能力不行，不如說他背後的文化讓他逃離不出這樣的宿命。如果我們仔細去檢驗胡適，胡適就真的是民主、自由的強烈愛好者嗎？如果是，他應該殉節在中國、死義在臺灣的雷震事件。
或許有人說，假如現在主張民主自由的是外省人，與龍應台文化背景很相似的人，他或許就會出來挺這一群人。講的更透徹一點，如果馬英九也是民主自由的愛好者，那麼龍應台的挺馬就符合追求民主自由的外在形象。我不完全同意這樣的看法。所謂挺民主、自由，不是挺自己的民主、自由，而是挺對立者、弱勢者的民主自由。最基本的檢驗之一就是龍應台既然強烈抨擊陳水扁前總統貪腐，那他怎麼不去抨擊馬英九背後龐大的黨產呢？如果馬英九是民主自由的愛好者，則馬英九與陳水扁的鬥爭方是就是民主自由的鬥爭方式，不是脫逸在司法、民主自由規範外的手法。在這樣的條件下，面對人們對陳水扁家族的言行指控，馬英九的方式是依照法律進行鬥爭，不是發起民眾。而此時所謂熱愛民主自由的龍應台，也應該在民主自由這樣的邏輯下，寫文章或要求群眾以民主自由的方式規範陳水扁總統及其家族。換言之，當我們將民主自由以生活進行檢驗時，並沒有在野與在朝的差別，而是在相同規範下的處置方式。更清楚的說，當馬英九以非民主自由社會在正常狀況下的運作方式，對其政敵進行政治鬥爭時，凡是在這一個時刻站出來挺馬英九的人，都不是民主自由的愛好者，反而是民主自由社會的敵人。
我們這樣的講法就是將一個人的言與行，各種狀況全部納入一個架構在考量，使得很多人在意識型態、以往記憶中的美好或錯誤形象，都必須被一致檢驗。龍應台的問題就是這樣。當他們嘴巴講民主自由，甚至拉出一大堆你以往知道或不知道的訊息在講述時，我們必須將這一些他提出來的變數，綑綁在一個邏輯、標準去處理。蔣中正既可以是民主長城，又可以是獨裁者，這難道不矛盾嗎？馬英九很清廉，但他的政黨很骯髒，你認為這樣的匹配可能嗎？龍應台一方面高呼近代社會國家的好處，一方面又努力支持一個前近代化國家的政黨及其候選人去奪權，不是很荒謬嗎？
有人說：假定現在施行民主的人是外省人，本省人會不會衷心支持他？這個問題其實是根據nationalism衍生出來的命題，而nationalism與民主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一個真正施行民主的國家，人民在那裡享有充分的自由，並且有足夠的權力去決定屬於自己權力的東西，個體及個體有關的利益是被充分尊重。因此到底哪一種人掌握權力並不重要，重要是個體是否被尊重。哪一種人掌權在這邊，可能僅僅是透過公共權力呈現出來的特性所造成個體的外在環境，因為握權的人不一樣，所出現的風格有所差異。所以強調哪一種人掌權，他所注意的是一個權力的外在環境，不是內在個體環境。然而到底由哪一種人掌握權力？並不是由你或我這樣的民族屬性去思考，而是從「誰有辦法讓整個環境更好」的角度去想。假如這一個群體中，或者叫nation中，有兩個不同的民族，一個多，一個少，則在考量客觀環境的思考上，掌握權力的人會在多考量多數民族習慣、利益與各種特性之下，決定他的決策方向。這樣表現出來的政策取向依舊是多數統治的特性，他是比較依照多數者的利益在規劃。此時掌權者不管是甚麼意義，在此都沒有意義。因此強調哪一族人統治乃是從種族的角度出發的思考，強調你或我之間的差別，從集體的角度來看，就是他認定的nationalism並不涵蓋所有的人。
我們以這樣的論點來比較金恆煒及龍應台。面對綠軍、本省人掌權，金恆煒認為這是應該的，在本質上就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結果。他或許從種族的角度去思考到這一個問題，但實際運作上也沒有錯。龍應台卻無法接受本省人掌權這樣的結果，拼命要更改這樣的狀況。金恆煒心中的nationalism是包含本省人在內的意識，龍應台的nationalism卻沒有本省人。因此他無法容忍本省人掌權的狀況。金恆煒的民主是所有住民下的選擇，龍應台的民主卻是有條件下的民主。
進一步說，金恆煒的民主比較像近代國家的民主，但龍應台卻不是，有點像希臘、雅典時代的民主，雅典人才享有民主，其他的奴隸不是人，不配享有民主。金恆煒之所以與其他龍應台那些外省人不同，就是他走出以種族為主體的思考，而以全體利益為考量。金恆煒的想法比較像西方國家，龍應台他們則是傳統文化。這也顯示為何中國人搞了幾百年的民主，一點進展都沒有。對他們來說，掌權人屬於誰是很重要，這個「屬於誰」在這一個角度是種族，但如果換成別的角度呢？中國的辛亥革命強調種族革命，因此只要當皇帝的人不是滿人，這樣的種族革命就是成功。等到滿人政權推翻之後，孫中山又強調建立一個擁護民國的人所建構的政權。等到這樣的政權要成立之後，他及他的支持者又將所謂擁護民國定義為信仰三民主義者，必須是孫中山的信徒。這一個政權後來又演變成必須是追隨蔣中正政權的人才算是支持民國的人。這樣一步步推算下去，請問哪一個人、哪一種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呢？龍應台之所以批判兩蔣、之所以支持馬英九，龍應台之所以反李登輝、陳水扁，與其說他對這兩位的道德批判，不如說是對這兩位的出身批判。將這樣的批判放置在前述的架構中，李登輝、陳水扁的被批判，乃是一種主觀意識下，認定不屬於他們的人，所展現出的批判。統派人士對李登輝、陳水扁的批判，他所強調是中國nationalism與分裂主義的對抗，但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為何不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以所謂的中國nationalism去涵蓋他們呢？從國民黨發展脈絡來看，其實陳水扁的生活經驗更接近臺灣統派人士，要講nationalism，如果國民黨宣稱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論點是他們真誠接受的話，則阿扁與臺灣統派更有機會是同一個nation下的人，他們會在同一個nationalism一起有共識，然而實際所展現出來的卻不是這樣。
這種以自己主觀設定的標準，然後去講誰應該有權、誰不應該有權的思考方式，根本不是民主，而是專制體制的偽形。中國近代發展就是在這種專制偽形的機制下進行。龍應台僅僅是這種偽形的再現。現在他們很厭惡本省人，認為要由他們那一類型的人、他們有共同nationalism的人，才夠格擁有權力。這種人包含胡錦濤他們嗎？現在他們或許認為他們比陳水扁更具資格當中國人，只要他願意接受中華民國規範，或者只要他們擁護民主、自由，他們就算當「我們」的總統也沒有關係。但各位要注意，當胡錦濤逐漸有機會當起他們的「我們」的總統時，他又會發現有一大堆問題讓他們覺得不愉快，所以他又會找出一大堆理由來證明胡錦濤不適宜當他們的總統。這樣的論述適用在許多中國人身上。
當龍應台他們的勢力打倒陳水扁之後，他將重心放在中國，但一向支持他的某一個報紙被北京當局查封時，龍應台寫一篇文章說要給胡錦濤，希望「請用文明說服我們」。很多人強調龍應台這一篇文章寫的多好，我是不這麼認為。那是思考欠缺檢驗與貧乏的象徵，不管對龍應台或贊許龍應台的人都成立。中國共產黨不會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方式去對待他管轄內的許多非共產黨團體，這不是新聞，不是知識，而是常識。明明知道他們不會那麼做，卻要他們那麼做，那不是笑話嗎？創造這樣笑話的龍應台，他難道不知道共產黨的一些基本特性嗎？當然知道，所以知道這樣的特性卻又寫這樣的文章，你只能說他傻、他笨，那還能說甚麼呢？因此這一篇文章是寫的好像很好的笨蛋之文，既然笨蛋，就不能說好了。
贊許這一篇文章很好的人，難道不知道寫作者的對象本來就不可能以文明的方式對待寫作者，他這篇文章僅能說狗吠火車而已，甚至是寫一些我們很難用精準詞句去說這個作者的愚笨。那這一篇文章到底好在哪裡呢？
從龍應台的中國回到臺灣，或許龍應台依舊認為打倒陳水扁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若我們將他目前認知的人都用代號，抽離他個人的感情，一如他在看外國政情發展時的情形。面對兩個政黨，一個或許品德有差，也有很多地方值得他不爽，但他堅持與共產暴力對抗，更確定不會用不文明的手段對付知識份子；另一個政黨領袖或許乾淨，也很有禮貌，但他卻是和暴力共產黨、不會用文明的手段對付知識份子的政府在你濃我濃，那龍應台會怎樣選擇呢？
龍應台的抉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抉擇。就是將自己的感覺強烈放進去，在親親遠遠的感覺之下，放棄自己理性思考，僅僅讓自己感覺與種族主義不斷發酵，才會出現近代中國的悲劇。他們不斷從感覺上去厭惡某一些人，卻聽從一些好聽的話，忘記每一個好聽的話都必須經過精密的檢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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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龍應台（三）
龍應台會成為知識份子選擇的指標，與他的野火集有關。一如胡適會成為一代（引進西方）自由思想大家，也和他在五四運動後的一些表現有關。但這些人最後的表現都讓人失望。
在我們的文化中，或許求全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一旦有人跟我們說某一個人不夠完美時，我們就會覺得要換一個，然後在這一個人的缺失上，要找一個補充此一缺失的人出來。比較陳水扁與馬英九，其實具有這樣的效應。因為大家都攻擊陳水扁總統有貪腐的道德缺失，所以找一個相對沒有這一方面缺失的人，馬英九，但很多人卻忘記，即令陳水扁總統有貪腐缺失，馬英九就沒有嗎？至少支持他的政黨就是一個貪腐的政黨。
龍應台對國民黨的特性是有所瞭解，當他支持反貪腐的紅衫軍時，他難道不知道這一個活動有一個極為貪腐的國民黨在支持嗎？龍應台決定挺與不挺，與其說由貪不貪腐去決定，不如說這是一個先有集體利益，或者我們稱之為中國nationalism，或者國民黨nationalism先建構的基礎，然後設定出集體搶權的行為。至於這樣的行為對整個他們所熱愛的民主政治，或者中國的政治發展，這不是他們關心的議題。先有政權，再有其他理想是他們的思考方式。然而這不就是國民黨、共產黨的思考方式嗎？這難道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嗎？就是這樣，讓我們更肯定這樣的一票人，基本上不是西方文化的愛好者，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裝飾品而已。
其實，我們在批判龍應台之餘，更應該批判我們自己。在野火集發表二十幾年之後，我們是否應該追問一個問題，「龍應台憑甚麼當我們的思想指引的燈？」這其實也是中國百年來的文化議題。研究中國哲學的胡適，為何有條件引導我們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社會體制呢？胡適是這樣，相較之下，龍應台更不堪了。連胡適都不行，龍應台的野火現象僅能說是笑話。
金恆煒有一次提到龍應台與野火現象，他說龍應台會崛起與他當中國時報副刊有關，中國時報副刊與聯合報副刊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宣傳媒體，兩個合起來佔所有平面媒體的70%以上，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一個文人若受到這兩個報紙的副刊青睞，就很容易變成有名的作家。龍應台就是這樣的條件下崛起的。這難道不是一種媒體包裝的結果嗎？
佛陀說：「在法不在人」，看到龍應台批判國民黨所掀起的風潮，再看到他後期對野火的背叛，我想是我們迷信人比追求真理更熱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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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龍應台（四）
若讓我們重新回去檢討龍應台的野火論點，野火現象的分析有兩個角度。
在當時的時空，這樣的論述是很有突破，考量當時台灣的政經時空，龍應台的文章的確具有影響力，但考慮發言人及當時時空的特殊條件，龍應台的文章內容僅是特殊條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這樣的文章到底有多少意義呢？比較這樣，就是將戒嚴時代與現在的時空進行比較，野火所討論的現象在現在來看是很平常。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在於當時每一個人的知識傳播與學習受到限制。其次，許多新知識都不能傳播，所以或許有一些人可以有龍應台這樣的想法，卻沒有傳播的權力（這不只是機會，甚至與特權有關）。龍應台的野火現象是特殊時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待遇，他至今為止的成就只能說有空間的廣影響力，卻沒有時間深的影響力。因為龍應台的思考並沒有深度，觀察力或許不錯，分析力卻有待加強。
龍應台模式不斷出現，其實是文化淺薄與壟斷資訊的結果。因為資訊封鎖，所以以往發生的事情卻一再發生，民國初年那些膚淺的西方論述能讓一些西方派成名，數十年後，相同現象又重演一次，其實是一種民族悲哀。其次，這一個文化極為淺薄，所以那些留學西方的人所講的淺薄內容，竟然會成為一個民族的信仰對象，無法產生有力的分析與反駁，這樣的民族深度也是值得批判的。更進一步說，若整個統治者的文化是淺薄的，在他們強力封鎖資訊及限制思考的條件下，又怎麼能出現文化深厚的社會現象呢？也就是說專制文化是一個國家無法深沈的重要原因之一。
龍應台的新書強調以失敗者的第二代為榮，這一件事情被金恆煒在「頭家來開講」中提出來批判，金恆煒強調龍應台所謂臺灣新文化不是由那些被共產黨打敗的，那一群失敗者的第二代所創造，而是由這一群失敗者的被統治者所創造。發生在同一個時空下產生的現象，在歸結誰的成就時，龍應台將之認定是國民黨統治者的利益，金恆煒則認為是被統治者努力的結果。龍應台，以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他其實扮演著新政治體制與新聞化的屠殺者，不是強化者。龍應台的大言不慚，固然與他的道德有關，也和他叛逆的個性有關。他或許不認為他是國民黨權貴子弟的第二代，但他一定是利益既得份子的第二代。從叛逆的個性上，他以一個庶民的角度讚賞著臺灣的成就，從利益既得的角度，他又享有這麼豐厚的利益。顯出他想要獲取許多利益，卻又讓自己身份混雜不明的手法。
金恆煒的論點放置在社會科學及臺灣現況，才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臺灣今天的現況，都是國民黨權貴及龍應台所不喜歡的人所創造的，李登輝、陳水扁都是這一個新氣象的創造者。這種被壓迫者得以在堅固的傳統統治方式翻身，的確是歷史偶然（這樣的偶然僅能說是權力運作出現的問題，難以說成是有意創造。蔣經國會提名李登輝當副總統，僅僅是權力位置配置的需要，根本不是確認李登輝將會是國民黨體制的繼承人。)而由李登輝開始的一連串政治改革，並由此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的變化，都不是龍應台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所創造，而是被統治者翻深的結果。反而在這權力翻騰的過程中，失敗者的第二代並不想對新文化有所貢獻，而是扮演著扼殺的角色。馬英九復辟之後的黨國重建，就是要建構一個野火要批判的對象，也恰恰顯示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並沒有更改他們前一代的缺失，而是一種繼承。相應於此的被統治者的反應，一如失敗者的第一代，依舊採行屠殺與壓制，而這恰是第一代為何會失敗的重要原因。龍應台是這種黨國體制重現的推手之一，是新文化的殺手之一，竟又要攘奪新文化的功勞，取得歷史解釋權的優勢，我們可以說他觀察不夠敏銳，但我想更可以譴責他的不要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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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龍應台（五）
知識份子的認知與瞭解
做為這一代的知識份子，我們從龍應台數十年來的歲月，得到一個相對需要的結論，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我們已經懂得答案，而是我們深刻而想不到的答案。我們要的不是救贖，而是自我充分認知。
「龍應台講了甚麼？」過了二十年，當我們反省當時的文章內容，我們發現龍應台講得那些現象、說的那些話，都是我們知道的，也有需要抗議的感覺，但我們沒有機會，也不敢講出來。他龍應台敢講，讓我們覺得他講出我們心中的話，而且他在公開媒體講出來，等於讓我們的心語得到更多的肯定。我想這是很重要的。這其實是一種寂寞的心所產生的反應。身為被白色統治下的人民，他們心中有太多不能講出來的話，需要一種呼應的聲音出來。龍應台對我們的重要性，就是這一點。以統媒、外省人，講出那個時代理性的話，這是重點。但為何理性的話在那一個時代講不出來呢？就是特殊時代的現象。
龍應台的成就建立在相對特權中，從國民認知來說，這其實包含資訊充分性、民族與階級的問題。
在國民黨的宣傳文化中，所有他統治下的人民都是平等的，原住在這裡的所謂漢人與1949年之後才來台灣、跟隨國民黨的那一群人，在基本權益是相等的。然而許多資料慢慢點出，這些都僅是口號，實際上這兩種人身處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在各方面都有不一樣的利益與權益。很多本省人接受國民黨的宣傳，因此認為社會現象是人們努力不一樣所呈現的結果。龍應台的案例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結果。揭露這一方面的資訊在指出許多英雄其實是特定制度下設計出來的人物。若我們再討論他所講得內容，這實際也是資訊不完全的問題。這一個議題可以這樣推展。
放在國家近代化的角度。龍應台所指出的問題，放置在西方社會來看，那是公民問題，國家為何要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權力？藝術家將作品放在展覽館，所有權是藝術家的，表演方式也是藝術家設計的，放置展覽館的館長基本上無權處置這一個東西，但館長會出現那樣的紅色困擾，決不是他多事，而是他如果不這麼做，他自己及該藝術家都可能遭到政治迫害。也就是說政治在這一邊扮演重要角色，讓展覽場的當事者及藝術家都受到法律以外的權力在威脅著。從龍應台的行文，我們當然知道該館長的行為不對，但我們也知道對橫暴的政治權力來說，凡涉及該事件的人都會受到懲罰，此時的北美館館長或該藝術家，在政治壓制下，都有相同身份。館長的處置固然亂來，但他不這樣處置，他自己會被牽連。從西方公民社會的權力義務來看，若政府真的要超越公民權，懲罰對象也應該是展覽者，為何會出現連展覽出租者也有動作呢？這就要從中國文化的連作法來看，連作法是一人有罪，相關人等都要懲罰。這也就是為什麼出租展覽的人要進行自保行為。連坐法就是違反近代國家個人主義的法律及思考模式，但他卻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
更進一步，當龍應台提出許多質疑時，他的論點會引起共鳴，乃是我們現在所接受的文化是近代國家文明，我們懂很多這樣的原則，但也瞭解很多中國文化的行為模式，特別是在我們的生活案例中，都是連坐法似的、集體主義社會的現象，所以我們一方面有西方文化的思考，一方面有東方文化的反應。當龍應台點出該館長的行為不對時，我們若從東方文化來看，會認為龍應台的講法是荒腔走板，若從西方文化來看，就會肯定他的論點。我們來看野火集的影響，就呈現雙面性。一般非掌權者、受過近代教育的人會用西方觀點去接受龍應台的批判，掌權者與思考較保守者，就採用東方文化在處理。龍應台也的確受這兩方面的反應去影響他。
龍應台也提出一些現象，例如夜市煮菜很吵，他反應，結果有人去拜會他一事，他講得很好，但為何這樣的問題不會出現在與龍應台一起吃飯的許歷農上將身上，甚至不會出現在許多掌權者所住的環境中呢？因為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有不同的生活空間，當然也就有不同的管制方式。龍應台所指出來的模式是一般庶民生活模式，他當然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當時龍應台所講的話就是替庶民講話。然而這樣的庶民基本上也具有階級差異。在被統治者階級中，有相對較有利益的，也有相對弱勢者。龍應台所反應的就是相對較有利益、屬於中產階級的那一群人的想法，所以他的文章一出來，得到屬於這一階級的一群人支持，但他忘記為何相對弱勢的人要這麼做呢？黑道出面恐嚇之所以成功，不也是政府統治權力不足所展現的嗎？龍應台與許歷農將軍吃飯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反應這樣的結果？至少我們從他的文章中看不到他有那樣的反省。
其實，那些煮菜的人也不想藉由黑道來處理這一件事情，要動用黑道也必須付錢，為何這一群煮菜的人再交給許歷農將軍的政權那麼多錢之後，還要交一筆保險費給黑道呢？這應該是有良心的人要再深思的問題。黑道會在這一邊出現，是否也意味著被外省權貴階級、中產階級把持的政權，根本無法解決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所遇到的問題，所以必須藉助黑道處理呢？然而黑道在這一邊具有處理問題的權力或能力，不也是公權力有意無意的讓出，讓權力出現真空，使黑道有機會介入？這樣的有意無意中間也含有管區警察與黑道之間的默契與交易。將這樣的問題往上追查，黑道、政府放縱與階級分佈的區位空間問題，恰恰顯示夾在其間的人民，例如在那一邊煮菜的攤販，不一定是這一個機制的暴徒，甚至是受害者。中產階級也不一定是煮菜者的受害者，而是權力上層處理問題的不管地帶，而讓無法躍升到更高階級的人，必須在不管地帶，與煮菜者共存。龍應台的那一篇文章，當然不是替煮菜者講話，而是以公民的角度去講一個公民的公民權，但真正應該檢討的，或許不是煮菜者侵犯到他的公民權，而是政府欠缺捍衛國民的權益，包含煮菜者。
有關幼稚園大學
這一篇文章是很多人津津樂道，但這一篇文章有一些缺失在兩相比較之下，才會發現他的問題。
當我們看到他講他的小孩在西方社會所接受的教育之後，我們會突然發現怎麼會有這兩者不一樣的變化呢？
對一位在台灣有那麼大影響力的人，又曾經在台灣接受過完整的大學之前（含大學）的人來說，龍應台應該講出他、那一位幼稚園大學生與龍應台兒子之間的教育差別。
我有一個機會在網路上看到朋友貼出近幾年，法國高中會考所出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叫人感到法國為何是法國。龍應台的小孩沒有接受過完整的法國教育，也或許沒有去參加過法國的會考。若他們有機會看法國考題，我想那樣的感覺會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從龍應台寫他的小孩去猜測他們看到法國考題的心靈感受，應該不是震撼，而是：畢竟那是兩個不同國家的考試。
國、高中時，為了考上好的高中和大學，我也努力做了很多參考書的題目，其中有很多都是日本高中或大學考試的題目。我還記得有一次我一個姊夫告訴我，台灣的大學聯考，很多題目都是抄日本一些參考書的題目。做為東方國家，我們的確和日本有相當多相同得地方，
我記得在電視曾經出一個大學城的節目，但被人批判過，那是美國小學生的遊戲，想不到台灣的大學生還在玩這樣的遊戲。為何相同在台灣接受的教育，會出現類似幼稚園大學的教育內容呢？將這種現象與以前戴老師的帶動唱結合在一起，這些都是救國團文化的產物，我還記得前兩年教育部主秘要修理國民黨時，舊有政大教育系的教授出面挺國民黨，還強調之前救國團對國民的影響，及他們參加救國團的各種感受，結合這一些，就可以發現到底台灣大學生水準低落，可能的原因是甚麼。
我們從兩個角度可以解讀。
對後進國家來說，他在教育人民方面，本來就比先進國家差。其次，在專制國家體制中，他們到底是以怎樣的態度處理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呢？這是很重要課題。在國民黨面對台灣人民，其實有幾個角度。他是一個殖民、專制與後進國家的體制。我們已經談過後進。從專制來看，後進國家根本不希望他的人民有思考能力，而思考後面的執行力，特別是獨立執行力，也是他們不希望。因此當他們在訓練人民時，最重要的不是人才，而是他們能夠支持這一個政權。
當龍應台覺得台灣的大學生是幼稚園大學，那麼，以前的成功大學外文系學生龍應台呢？他是不是幼稚園大學生？這一個幼稚園大學的問題必須和龍應台的大學生一起考量。龍應台應該要反省當他是大學生時，他所接受的教育到底是不是幼稚園大學生呢？如果是，為何從他是大學生到他從國外拿到學位回國這一段時間，為何沒有改呢？他之前是不是這樣？他之後會不會繼續這樣？整個有系統的思考下來，我想他心中會有很多結論，而這樣的結論最深刻的答案之一，我想才是這一篇文章的結論。
台灣在戒嚴時代的大學生水準，這應該是龍應台那一篇文章應該要注意的焦點。當一個國家有那麼久的戒嚴經驗，請問這一個國家對國民所設定的標準是甚麼呢？戒嚴就是將所有國民的權力緊縮，然後由掌握國家權力的那一群人去決定大家需要注意的問題。人民在這樣的條件下，服從比有意見重要。這難道不就是當時的氣氛？就是這樣的條件，建構一個龍應台那一個民族獨佔這一個國家權力的機會。這樣的政權面對他的大學生，其實與當時學生家長及學生面對他的大學生，有不同的期待。大學生是要接受知識，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但政府卻不一定這樣期待，我們可以從大學裡面還有一大堆教官、軍訓課程就知道，那是將管制文化從中學教育延伸到大學教育，假如中學教育是管制的，則大學教育也將是那樣教育的延伸。大學生的幼稚園化，當然不是每一個當政者所期待的，但這一個人之所以有辦法成為大學生，難道是因為他是成人？還是因為他通過國民黨的教育考試機制呢？這是重點。身為也參加過國民黨那一種大學聯考機制的人來說，龍應台應該知道，考上大學不是因為你的哪一些能力比別人強，而是因為你對課文內容的熟悉度比別人高所致。學生要達到那樣的境界，並不是從學生的一般做事能力去考察，而是這一個學生如何和課本內容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能力，特別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不是分辨一個人是否是大學生的條件，那麼，出現一個無法解決問題的大學生，又怎麼會是怪事呢？
檢討課本也是重點。戒嚴時代的國民黨課本，他的重點本來也不是要讓學生懂甚麼實務，而是熟悉內容。不管文科學生或理科學生都這樣，甚至課本內容都和生活脫節，僅僅要達成統治者想要的那依類型人物。我們可以從國文課本、歷史課本及地理課本當中，有關內容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分析就知道。與學生有關的台灣內容比重很低，與台灣無關的中國內容很高，這樣的教育內容怎麼會是近代國家的教育內容，設計這樣課程的教育當局，他們所想要的，不就是以中國式的思考去取代當地思考。這種與生活完全脫節的教育內容，怎麼可能訓練出有生活能力的學生呢？
或許有人認為要增強學生的生活能力，那是學生自己要作的事情，與學校無關。邏輯上來說，他講得是對的，實際上卻不必然。在激烈的競爭中，每一個學校幾乎經常在考試、測驗，以保證學生對課本內容有完全記憶的能力。在這樣的機制下，除非能力超強，否則若有人要增加這一個課程以外的能力，無疑會瓜分他讀書的時間，讓他考上比較差的學校，甚至考不上學校。而在考試成績與就讀科系之間，那種差0.5分就差好幾個學系的競爭環境下，能力強的人還是會遇到能力強的對手。若要攀讀更好學校的更好科系，最好的方式並不是增進自己的能力，而是增加自己與課本的關係。幼稚園大學本來就是那種競爭機制必然出現的結果。
專制體制下的人民與國家，本來就不是要讓學生有很好發展的教育體制，而是要讓整個專制體制能繼續發展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在這一個前提之下，才去設定大學生應該要有怎樣的能力。甚至是否需要有大學生，在捍衛專制體制這一個大目標之下，其實也不一定需要。我們可以從戒嚴時代的大學及其擁有者身份去分析。大學分公立與私立，公立固然是國家的，私立就必須與國民黨、政府有特殊關係的人才有辦法享有設立大學的權力。大學存在的意義既然不是從如何讓這一個國家強盛為主要目標，而是有權力者之間的私相收受關係，則那樣的大學要訓練出怎樣的大學生，難道會在嚴肅的角度下去思考嗎？
中國那種「大學？大家來學」，其實就是點出中國人對教育的看法，教育是政府灌輸意識型態給國民的一個管道，如此而已。想要在這一個目標之下又多出怎樣的目的，有時候是天方夜譚。
在民主國家又怎樣設定他們的教育目標呢？民主先進國家的國民就是國家主人，他們自己有權去思考這些民主國家的國民父母，要自己的子弟接受怎樣的教育，同樣，接受教育的國民也有權力去思考他們要接受怎樣的文化，所以，學生的教育目的是由國民去決定，不是由專制體制下的一群人去決定。這樣的教育目標是甚麼？或許每一個人講得內容不一樣，但是當人民必須花錢去培養一個所謂的學生或大學生時，每一個人心中都會設定一個或明或暗的教育目標。簡單的說，就是這樣的教育要有作用。也就會逐漸追問教育目標所產生的效果為何。這與專制體制下的狀況不一樣。當教育內容逐漸被人民在檢討時，我們就會發現許多握在專制者、知識傲慢階級身上的權力就逐漸由一般人去決定，從而創造出一些相對有效的教育內容。換言之，當龍應台在批判台灣的大學教育時，他應該要瞭解誰讓台灣的大學教育這麼樣。
更犀利的說，當龍應台批判台灣的教育時，順著這樣的趨勢，他僅是點到為止的講出某一個公民應該要怎樣，卻沒有帶領大家繼續去思索，到底是怎樣的因素導致他看到的現象竟然是那麼令人難以接受，而當他呼喊出這樣的聲音時，竟引起很多人的共鳴。龍應台或許知道，當他要在深入討論時，就會碰觸當權者的痛處，但他將公民反應的批判角度緊縮到個人、教育，卻又不深入批判這種現象後面的國民黨影響，是不是也是另一種錯誤呢？
當然，很多大學生（包含當時的我）也對這樣的現象感到生氣，為何台灣的大學教育會訓練出這樣的學生呢？然而龍應台所指的幼稚園大學就包含我的學校，那些幼稚園大學生就是只我，為何我會生氣，卻無法進一步覺悟，我就是該被反省的人呢？我雖然不認為自己是幼稚園大學生，但在同樣的教育機制之下，會出現難以應付那樣問題的大學生，難道不會出現難以應付另一些很幼稚問題的大學生嗎？而那恰恰是我。我這樣的不能反省，比照當時許多大學生看到這一篇文章的反應，可以看出那時的幼稚園大學生不是只特定一所學校、一些學生，可能是這一個體制訓練出來的人，而我、早期的龍應台都是那樣訓練機制出來的產品。
到底誰設計這樣的大學機制，造就出那樣的大學生呢？這是一個重點，也是龍應台曲筆沒有寫的部分。因為一旦討論到制度問題，就會直接挑戰國民黨體制、精神，從而對當時整體的戒嚴問題，進行深入且有系統的反省與批判。這是龍應台無法也不敢處理的。
實際上，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更之前的時代，我想有很多人看到，只是沒有發聲的機會。美麗島事件時，有很多文人被抓進去關，他們之所以出來反國民黨，就是發現在那樣的機制下，有許多現象存在，卻沒有改辯的機會。我們看龍應台對當時環境的批判，其實並不奇怪，很多留學生回國的第一年，都有這樣的反應，但他們僅能講講，卻無權在公開場合發表文章、表達意見。
龍應台那樣的筆法，處理這些現象其實是很正常的。20年後，我們必須對那樣的現象做更深入的解讀。就是對文化分析不夠深刻入裡，所以整個後進國家的改革，總是在錯誤中學習錯誤，然後在錯誤中找上另一個錯誤的改革路線，中國近百年的改革就是這樣。
當胡適強調自由、民主與白話文時，他講得並沒有錯，但數十年後，胡適所講得並沒有重大改變，在他之後的我們也沒有多大的不同，為何會出現這種文化停滯的現象呢？因為所謂民主自由這樣的論點僅是那一些留學生從外國抄回來的標語，至於甚麼叫做民主、自由？胡適他們也不懂。因此胡適講民主、自由數十年，怎麼講也是那些。對於他後來面對的台灣，這裡的人民也不知道甚麼叫民主自由，要他再進一步論述自由民主，不僅不懂，也不可能。自由民主畢竟是生活經驗的社會科學，沒有那樣的經驗要對這些概念有所論述，根本就是瞎子摸象。
台灣民主深化是在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之時，這時的民主深化才是台灣民主政治及其科學的開始運作。這同時也表示台灣此時才正式進入近代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重新回去檢驗龍應台在野火集的一些批判，他講得真的是對的，的確是這樣。一個人遇到問題時，應該運用國家主人的權力去解決，所以當你遇到生活上不合法而被侵犯的現象時，有權力也應該向公權力單位表達你的意見，要求他出面解決。我們看龍應台在1984年遇到的問題，在2000年不也是一件件的進入處理階段，而不是點出問題階段。
然而就是進入處理階段，我們才發現龍應台以前講得很多話是對的，而龍應台發現如果當年他發現的問題要處理的話，許多都會砍到他的意識型態，許多都將讓自己目前的現實利益受到傷害。此時的龍應台轉而用反野火集的方式去處理他遇到的問題。
比較龍應台與胡適，我們會發現他們所講得話，基本理路都一樣，但沒有辦法解決也都一樣，然後數十年所講得內容相差無幾也幾乎相同。胡適無緣看到他所呆的東方國家民主化，他心中的自由國度依舊在他心中。龍應台有機會，但等到他看到台灣民主化之後，他又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他的看法：中國nationalism優於一切。
胡適不敢冒險，他在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時，不敢挺出來替雷震爭取應該有的民主與基本人權，他的民主自由是嘴巴講得。龍應台所強調的東西，不也是這些嗎？當台灣有機會走向民主自由時，他退為民主自由勢力的對立面，卻又不斷強調他自己的格調。但就是這樣的風格，更讓人看出這一群人的薄弱實踐力。
龍應台文章中的近代精神與他所做的反應，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到底應該怎樣去解讀呢？我認為這並不難。這隱含文化的差異與民族階級性。
受過中國文化教育的人都知道，這一個文化有相當精緻的東西，但一涉及到現實，就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她們可以一方面講出很漂亮的論述，另一方面做出與這一個完全相反的行為。這種矛盾現象在接受過中國文化訓練的人身上，可以說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我們可以在國小、國中、高中的課本中，看到許多自由民主的論述，但也可以看到他將獨裁者、屠殺者以英雄、偉人的身份在歌頌著，甚至將他們與民主、自由聯繫在一起。我們會發現這應該是很荒謬的現象。但並排在他論述中的一些講法，卻很難說他一定不對，例如就是有蔣中正這樣的民族英雄，我們的國家才能持續發展。從他們的歷史鋪排，這也是正確的。但這是從存在的nationalism與歷史的角度去看，然而打退敵人的方法不只一種，他的方式不一定正確。就算他是英雄，也不必然和台灣的民主自由聯繫在一起。這樣的文章訓練出來的學生，怎麼會是頭腦清楚的人呢？
在大學講堂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老師在課堂上講許多民主自由的論述，但他實際生活中，卻是捍衛反民主自由的政黨，他在課堂的論述與他在社會的論述，有很多是恰恰相反。有的是裡外相通，但他做出來的真實效果卻與他課堂上講得內容剛好相反。這樣的狀況在我們接觸的中國文化圈中經常出現，他們可以用國情不同去解釋，但他們做出這種相反行為，卻無法用一個清楚的理由去解讀。我們看到台灣教育與媒體對兩蔣的塗脂抹粉，看到這些教授的兩邊得意，回想我們不敢批判的狀況，我們是否應該更深入追問：我們是不是害怕歷史發展所出現不想要的答案？也就是說當我們接受課本所編排的結果時，也隱含課本用暗示的方式強調會相對可能出現的惡劣結果，從而要我們接受他目前所陳述的結果。
當然這些學者有辦法在課堂、外面兩得意，所使用的招數之一也是利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方式，要人們接受他這種兩邊得意的結果。然而在學術研究，或者在思考嚴謹且通徹的人來看，我們應該進一步指出，許多偉大的妥協固然會有得到我們想要結果的可能，但更有機會成為弄權者玩弄蒼生的藉口。
在理論上，假如民主無法應付國家變局，那麼推動民主就很有問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就是錯誤的論述。其次，若先進國家可以透過民主對抗專制，為何我們就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目標？有人會提出在此國家危急之際，透過戒嚴體制來動員國家整體資源，有助於國家強大。這樣的講法是在否認民主國家體制有能力動員社會資源來達成某一些目標，必須經由戒嚴才可以。但經濟學的論述否定這樣的講法，實際生活也否定這樣的看法。實際上，每一個國民不管怎樣都很努力在工作，所以這一個國家資源屬於在徹底動員的狀況之中。國民黨強調的徹底動員是希望國家資源用於軍事方面，但若這樣的方式是正確的，自然透過議會決議的方式也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結果，不需要戒嚴。如果國民黨認為一般人民沒有這樣的眼見，無法接受這樣的資源處置，那等於暗示必須在一個強人政治之下，這一個目的才能成立，而這一個目的是偉大且正確的。不過這樣的講法其實也是不對的。首先，我們怎麼樣確定這樣的看法是對的呢？若國家在危險當中就必須將那麼多資源用在軍事，則國家用於非軍事方面的資源就有問題，當然會有人強調即令要戰爭，也要顧及民生。那軍事與民生的比重應該多少？一旦出現這樣的問題，前述透過軍事才能動員國家整體資源（用於軍事）的論點就出現破綻。隨後出現軍事、民生的比重調整，就會被追問到底誰有能力對這樣的比重做出最佳選擇？此時就會出現超人與民意的爭論。一般狀況是尊重民意，那就不需要戒嚴了。若強調需要超人，誰又能證明某一個人就是超人呢？有人會強調某在在過去曾有多偉大的成就。然而就選拔超人的角度來看，某人過去的成就不能推論他未來依舊會有那麼大的成就。其次，超人是理念型的產物，不是實際型的產物。強調某人有能力，不證明他就是超人。在這樣的論述下，宣佈戒嚴所出現的強人現象，基本上是需要批判的。
再者，很多人也知道，某些人在某一些時期的確很有成就，但他在其他地方卻可能是失敗者。我們不能從他過去的成功歷史、忽略他的失敗歷史，而去證明他未來會繼續成功。這是選樣出問題。蔣中正到底有沒有辦法領導人民反攻大陸？不是從他過去那些成功事蹟，而應該涵蓋他的失敗事蹟。他會被共產黨打到台灣來，就究責角度來看，他早就應該下台。從一大堆封號來強調他的不可替換性，就是用錯誤的方法去處理問題，當然會出現錯誤的結果。
民主有沒有辦法應付中國呢？當然有辦法。許多民主國家對抗共產專制國家，都是用很多自身的資源去和專制政權對抗。當兩者還在互相對抗時，我們很難說誰會成功、失敗，但我們很清楚過程中，民主國家的國民，他們的人生並沒有被放棄，依舊過著很幸福美滿的生活。但專制國家的國民卻要統治者想要的美好理想而犧牲。這種美好理想並不是經由國民認同，而單是統治者一相情願的夢想。
民主所建構的政權的確無法保證可以和共產國家對抗，但用專制體制就能對抗嗎？這是許多支持兩蔣專制體制的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如果專制就能對抗專制，那只要有一個專制國家要和民主國家對抗，民主國家就必須轉換成專制體制才能對抗時，那民主存在的意義是甚麼？
對抗就是生活的意義嗎？我想在台灣過活數十年的國民黨黨政要員，他們應該用心去考量這一個議題，對抗共產黨的目的是甚麼？難道是以一個專制去替換另一個專制嗎？從而我們可以理解以往支持兩蔣，表面上如兩蔣所強調是捍衛民主，實際上卻是在兩蔣的藉口中，在捍衛他們的專制政權利益。而頻繁的對抗中，他所動員的資源卻是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對那些擁有特權的人來說，根本沒有重大影響。反而就是這種對抗機制，才讓他們有機會享有那些獨佔的利益而不需要與人分享。換言之，戒嚴是在捍衛某些人的利益，不是在進行必要且一定比較有利於國家的政策。
龍應台出面捍衛國民黨體制，表面上強調他的中國nationalism，實則也是替某一些人（這甚至包括他及他的親人）的特殊利益在保障利益。當龍應台呼應紅衫軍，強調品格、道德且背離民主運作方式時，我們幾乎可以推論他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他將是別人利益的捍衛者。更進一步說，龍應台的nationalism所要爭取的東西，乃是他內心的安全感，但他卻忽略了別人的安全感。近代國家的論述中，對此有深入分析，在平等論述中，就是要去避免特權產生。龍應台的nationalism卻是要去創造特殊集團、特殊利益的nationalism。將這樣的看法放在中國近代國家機制去理解，我們將會發現，所有背離民主的呼籲，固然有可能有其偉大胸懷，但幾乎絕大部分最後都淪為當權者奪取個人或黨派利益的藉口。
如果你問我，要怎樣野火迷失，怎樣推展民主？我會說野火的論述都對，但有問題不在野
火，在那根本就是一個非民主、自由的非近代國家，會出現野火現象，僅證明有人可以利用大眾傳播搓破某些統治者設下的謊言。
我們若要過近代國家的生活，固然要向西方國家取經，但更重要的卻是要從自己的生命中去反省。近代國家公民有相當大的社會科學哲學是個人主義，並由此推展出民主、自由與平等論述。面對問題要去解決，這是一種負責任的生活方式，而負責任恰恰是主人要做的事情，對自己負責，對決策負責，也對生命負責。只要能發展出這樣的心態，就會出現實踐精神。實踐讓很多論述必須在現實中一一落實、批判。
龍應台所觀察到的問題其實是適應不良的問題，許多生活在西方社會一段時間的人，都會對後進國家的社會現象感到生氣，這是兩種社會、相對較理性社會與非理性社會的比較。理性在這一邊會浮出來，並不是理性社會怎樣，而是讓人民有權對自己的生活環境發表意見，出現讓人能過著比較好的機會。龍應台講得出那些化，並不是他很強，與他有相同經驗的人都會說出那樣的話。
這些講出相同話的人，其實也包括胡適，而胡適也和龍應台一樣，有著比較好的媒體關係與社會聲望。但光只有這些並不能建設出一個民主國家。
龍應台加上媒體關係，就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救國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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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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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造成的問題，不要亂遷拖，某一些人，自己亂搞，造成的結果不要亂遷拖別人，有時人民殘酷點，不見得是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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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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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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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大江大海1949」相關論述及「大江大海1949」
從書店買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之後，我一回家就迫不及待的把他翻完，想要找找出龍應台在新書發表會的幾個重點，但整本翻完，發現那些根本不是重點，整本書的重點在強調1949年的故事，以他們家人、當時的中國人及一點點台灣人為主軸，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所創造的文明，「正是這些失敗者來到台灣，白手起家，建立起一個文明的、柔軟的、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新的價值觀，建立起一個現代台灣。因此，龍應臺說，她為失敗者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以自己是失敗者的第二代為榮。」但我發現這些根本不是他書中的重點。為何會這樣呢？許多立場偏獨派的人都根據他這一些話在批判他，為何他在書中竟然不是重點？我們從訪問稿末端看出端倪，「她說，讓中國大陸民眾讀到這本書非常更重要，因為他們能夠以這本書為起點來了解台灣。」換言之，中國讀者是重點，既是意圖，也涉及到本書的市場問題。
雖然如此，龍應台在此玩弄兩面手法。因為書要賣到中國，所以他不敢得罪中國共產黨，特別不敢去碰觸他們的底線。然而在書之外，他的新書發表會，卻大肆宣揚，我認為有兩個可能。一是這才是他心中想講的話，「這一群人雖然被共產黨打敗，但他們『文明的、柔軟的、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新的價值觀，建立起一個現代台灣』」（http://taiwanus.net/news/press/2009/200909271825141966.htm）這是本書真正的結尾，並以此告訴中國人或華人，國民黨並沒有失敗，他們轉個方向，發展出一個新中國、新文明。第二，這一個話題比他書中任何一個主題都具有爭議性，足以觸動台灣藍綠的敏感神經，為他的新書引爆話題，從而產生另一種型式的促銷活動。很顯然，這兩個問題都達到了。然而，就因為他那段1949被共產黨打敗的那群人，一個「文明的、柔軟的、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新的價值觀，建立起一個現代台灣」讓許多人覺得這個歷史解釋權一定要嚴正講清楚才可以。
本書分兩部分，首先是龍應台新書發表會的歷史解釋權的問題，其次才是這一本書的內容評論。這樣的排法很矛盾，但針對龍應台這樣的操作手法，的確要有這樣的方式。
檢驗龍應台這一本書的價值，其實要先追問到底龍應台所強調的是全部的現象是所謂失敗的第二代所創造？還是僅僅他主觀認為的那一部份？如果是他主觀認為的那一部份，那是他個人的自由，我們無權干涉。然而若涉及全部或主要部分的臺灣變化，那就是我們要追究，這涉及歷史解釋權的問題。
龍應台在很多關於本書的發表會中，都強調今天的成就是失敗者的第二代的成就，相對於中國共產黨，他認為中國人應該要正視這樣的結果。這些龍應台在新書發表會的內容，才是整個論述的重點。我們認為他這樣的講法，從專業的角度來看，犯了很多錯誤。
首先，臺灣今日的成就在政治上的成就，與失敗的第二代，關係其實不大。相反的，在兩蔣統治的架構中，他與中國共產黨的專制、黨國體制式相同的，假定今天依舊是兩蔣體制，他和中國是一樣的，中國又為何要為臺灣今天的成就而正視呢？再者，兩蔣體制不就是野火集的龍應台所要批判的，而承繼兩蔣之後的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所做的政治改革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些政治社會現象，不僅不是所謂失敗的第二代的成績，反而是他們批判的對象，這樣展現出來的現象，又何能稱之為失敗者的第二代的成就呢？
進一步說，兩蔣體制與共產黨體制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而龍應台所謂失敗者第二代，相當多的人都支持這樣的體制，我們何能稱這樣的體制所創造出來的結果會是要目前的中國人稱讚呢？臺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會得到肯定，或者我們用一個比較不具有價值判斷的名詞，變化，主要是李登輝總統時代、陳水扁前總統民主改革。這樣的措施才讓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和共產黨的檔國體制有本質上的差異，導引出來的各種結果，才會讓中國人會因為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而願意稱讚。然而，檢視這樣的變化，許多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都是李扁民主自由體制中的反對者，甚且在這樣的民主選舉鬥爭中，代表他們出來競選總統的連戰先生敗選之後，並不是透過「文明的、柔軟的、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新的價值觀」，他正常的司法機制去聲請判決，反而透過不完全合法的抗爭方式在處理，這難道是民主機制嗎？更且在敗選之後，選擇與中國通好，並且以行動肯定中國要攻打臺灣的反分裂國家法的做法，打擊臺灣的民主政權，這也是失敗者第二代所不反對的，難道這算是失敗者的第二代的光榮嗎？
這些失敗者第一代、第二代面對新的民主局面，採取的是強力干預，我們又何能將這樣的變化歸功於失敗者的第二代呢？就拿龍應台個人來說，他的成就起於批判與中國相同的兩蔣黨國體制下的狀況，那樣的社會現象也不是他喜歡的。因此失敗者的第一代所建構、失敗者的第二代所擁護的，都是龍應台批判的對象，我們又如何從這樣的狀況中，推論出他那種失敗者第二代的成就呢？我們同意有的人是一方面批判制度的創建者，一方面卻又擁護制度，因為他認為兩者是不一定相關。但是這種人會稱讚當事者的制度建構，然而我們沒有看到龍應台有這樣的表示，而且當他們推舉的政治人物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後，所做的事情並不是繼續以往的民主改革，而是重新逐步回到兩蔣的黨國體制，這一個體制又和中國共產黨的體制相同，所謂失敗者第二代的光榮又在哪裡呢？
在失敗者第二代要重新奪回政權的過程中，龍應台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他扮演著積極的攻擊者，也強烈監督建構民主體制的人。然而他的監督內容是怎樣呢？檢視他這一段時間所發表的文章，不要說是站在大家都居住在臺灣的生命共同體意識，甚至也不是站在民主國家的立場，更不要說他文章中有一大堆邏輯不通的錯誤比對，偏倒式的扭曲，乃至要臺灣與相對較後進、傳統、獨裁的政權相唱和。這些都顯示連提倡失敗者第二代光榮的他，都頭腦不清楚的要打倒這一個光榮，更不論那些頭腦不清楚的人，反「光榮」的，乃至敵視「光榮」的人呢？
簡單的說，相同體制應該出現相類似的結果。兩蔣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是相近的，乃至相同，從兩蔣體制出現的結果很難出現不一樣的結果，自然難以出現令失敗者第二代光榮的結果。兩蔣體制的改變才是光榮感產生的重要原因，然而這樣的改變卻和失敗者的第二代關係不大，反而是被失敗者的第一代所壓迫，失敗者的第二代所反對的臺灣民主人士創造出來的結果。失敗者的第二代不是推動「光榮」的人，而是站在「光榮」對立面的「不光榮」的人。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從經濟角度來看過去六十年的臺灣發展，的確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有相當貢獻，但這樣的貢獻不是龍應台所強調的，也不是龍應台在文章中所重視的。更進一步說，今天臺灣的經濟成長，與其說是失敗者的第二代的努力，不如說是日本建設的基礎、美援及戰後國際局勢對臺灣的好處，這樣的好處與失敗者的第二代關係不大，與當時的國際局勢有關。或許龍應台可能會強調文化現象，然而就如同他寫野火集時，會碰到來自各方面國民黨勢力威嚇，假如沒有出現自李扁的民主改革，他在兩千年之後的臺灣言行，是否可以那麼肆無忌憚呢？我想很有問題。我們看龍應台寫說陳水扁總統去參加藝文活動時，那些由泛藍軍、外省人掌控藝文團體以怎樣的方式去羞辱陳水扁總統。龍應台當時也下了批判陳水扁總統的用語，但各位想想，假如這種現象出現在中國，當胡錦濤參加藝文活動，那些藝文界人士是這樣在對待他時，胡錦濤會以怎樣的態度處理？龍應台曾寫過「請用文明的方式說服我」，用以期待胡錦濤不要查禁新聞媒體。我也用這樣的一段話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的方式」對待一位民選總統。
假定當時的總統是兩蔣，那些泛藍軍、外省人的藝文界人士會這樣對待他嗎？當然不會。然而比較李扁與兩蔣的藝文政策，一個是鼓勵及放任自由，一個是壓制、分配集體利益與牽制、壓迫，到底哪一個比較是正常國家的文明政策呢？這是很容易分辨的。面對文明的對待，可以用不文明的方式回應，這的確是臺灣新文明中可以強調的特色，用龍應台的論點是足以誇耀中國的，可惜在這對應過程中，足以讓人欣賞的不是失敗者的第二代，而是站在他的對立面、他們批判的對象，推動民主運動的本土總統。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問的是失敗者的第二代要以怎樣的方式讓人覺得光榮呢？這樣民族創建的新「文明」，應該怎樣權勢才能讓人心服，我想龍應台應該要好好考慮。
以這樣的方式往外展現看待，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屬於龍應台強調失敗者的第二代的光榮，他應該要這樣去解釋。從現象來看，臺灣現在的表現在所有華人世界中，的確有其獨到的地方，但真正造成這個結果的，乃是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沒有這樣的改革，就不會出現如此質變的結果。今天龍應台會認為是失敗者的第二代的光榮，有兩個角度，一個是此時恰恰是屬於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掌權的時代，所以他認為這樣的光榮歸屬於這一群人。其次，他認為由於他們的參與，才出現這樣傑出的結果，所以肯定這樣的情形，對應於中國慶祝他們建國六十年，奪取此時的歷史解釋權，也為以中國為觀點的東西朝，建構「東朝」的歷史貢獻。
臺灣現象與貢獻。龍應台肯定臺灣目前的發展，與其說他認為，不如說在此時剛好屬於他們掌權的時代，以及他想要對歷史解釋下論斷時的時代需要，讓他認為這樣做是對的。然而若現在不是馬英九當權，他會有這樣的論述嗎？很可質疑。但假定馬英九與以往的政策不變，目前呈現的狀況有相當程度是既成事實，不管是誰當總統，歷史現象是不變的，僅僅解釋會有不一樣，所以，龍應台要怎樣處理非失敗者的第二代所處的臺灣「新文明」呢？新文明的成就，無論從政治、社會與文化變化來看，都和李扁的民主自由改革有關，那麼，龍應台又要怎麼處理呢？
經由這樣檢視，我們可以看出龍應台的解釋過份誇大，加之他個人與臺灣統派勢力、泛藍軍集合在一起，企圖在中國的角度下，與中國平分東西朝，忽略這樣的論述過程，已經將整個新文明的創造主體張冠李戴，奪人功勞，甚至「顯棄其身，陰用其謀」。
從新文明的角度來看，1988年之後的民主改革，並由此引出的各種重大變化，我們當然很難否認外省人在其中扮演的一些重要角色。但就如同在日治時代，許多日本人也在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樣，他們都對當時的「新文明」有一定的貢獻。然而這樣的貢獻卻是先將一群人修理掉，然後讓自己人佔據發展、資源分配的中心，從而強調自己的貢獻。這樣的態度是否正確呢？我想很有商榷的空間。
龍應台或者統派人士當然會強調個人的努力與潛能激發，才是新文明發展的動力，制度是外在，不能過份強調。藉由這樣的論述，他們可以肯定龍應台的講法，囊取戰後政經社會文化變化的所有成果。這恰恰是龍應台想要表示的失敗者的第二代所做的新文明貢獻。但制度如果不重要，為何中國無法發展出有活力的文明呢？我們從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文中就可以看出，民主改革所創造的自由環境才是臺灣新文明的沃土。而就是有像李登輝前總統那種創建文明環境，不理別人嘶罵；陳水扁總統堅持民主、自由，不強調被外省人羞辱就要緊縮自由的度量，才出現龍應台所歌頌的新文明。
關於本書，「大江大海1949」，我不認為這是龍應台比較好的文章，甚至是不太好的文章。整個文章的筆法很「天下」，天下雜誌的文章寫作方式，軟軟的，講的很（淒）美、很（淒）美，但內容都點到為止，甚至曲筆為某些人隱諱內容。這種寫作方式，固然可以吸引人，但都無法談到問題核心。舉例來說，你看整本書，很少看到國民黨某人有哪些敗行，但為何這個好的一群人會被趕到台灣來呢？須知在1945年，中國在美國協助下，還被稱為世界四大強國，是當時軍人數目最多的國家，後面又有當時世界最強，也是唯一頂強的美國在撐腰，為何會在短短四年之中，丟到領土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七，人口丟掉六十分之五十九，跑到台灣來呢？他沒有講清楚，但這是重點。
面對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創造一個新文明，我們必須要知道為何他們的第一代會失敗，又為何失敗者的第二代有辦法擺脫失敗，變成新文明的創建者，這是龍應台新書發表會的重點，也是一定要解決的問題，但在書中，他沒有說，在發表會中，他也沒有講清楚。
其次，書中有很多筆法是很戲劇性的，例如「他說，我知道我的戰友為何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這樣的行文很震撼，我也不懷疑他的真確性，但就欠缺一點感覺。怎樣的感覺呢？我很難說清楚。不過我可以說這一本書在談到日本時，都用比較兇狠的話，但用在中國，卻輕描淡寫。瞭解中日對戰俘的態度，就會懷疑這樣的論點是否正確？而他們談到中國常民，經常會予以美化，從作者本身的訓練與他的nationalism來看，我們能理解他的感受，也瞭解為何他會這樣寫。但放在整個歷史架構與文章中，我們卻會發現這麼好的民族怎麼會出現那樣的失敗者的第一代呢？又怎麼會出現那樣成功的第一代呢？而在第二代時，又出現歷史反轉呢？成功者的第二代竟然被失敗者的第二代所打敗？
書中很多問題，只要讀者願意用頭腦想，就會發現其中充滿許多矛盾。共產黨的媽媽竟然會生出國民黨的兒子，而他那國民黨的兒子又如何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呢？這些都要清楚的寫，但龍應台都忽略了。又如清廉的龍爸爸、可能貪污的朱（經武）的爸爸、很多黃金，這又怎樣解釋呢？龍應台也留下一大堆疑問。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確美美的，但他擋不住理性思考。就算他美美的，但也不夠文學淒美。如果讀過許多國民黨老兵的回鄉文學，就可以看出龍應台在處理這一部分的筆法是如何不帶感情的拙劣。
要不是他的新書發表會內容，我不會買這一本書。我想這一本書最成功的地方，應該說是炒作書市的手法。這是我對本書唯一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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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嘉生 - 2009/10/24, 15:46 | | 南嘉生 - 2009/10/24, 16: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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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g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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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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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大時代是充滿許多矛盾的，矛盾語~幸福中的殘缺，燦爛的花彩中帶著死亡的訊息，可能沒人知曉大時代全部事實。沒有一個題目這樣吸引人，提供這樣大的空間來發揮大時代的矛盾，這些文字只是一個印象，來自許多人在許多時候的經驗的集合。正是如此，這個課題有了這麼多的例證。公平地說，正是以一個大時代為立足點，這些文章才得以寫成。必須補充一點這些文章的宗旨，並不是要展示一個臺灣人的觀點，西方人的觀點，日本人的觀點，無疑的，大時代的1949，他們的印象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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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w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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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順著極光電子報的訊息，搜尋到您在茶黨分析龍書的幾篇文章，解除了我多年對龍言行的困惑。十分感謝。我已登入茶黨會員，希望可以繼續閱讀到您與關心台灣未來的同志，更多精闢見解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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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p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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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舊聞，供大家一觀：
2000年七月一日，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一項的 " 牆 " 特展，龍應台在看到耶路撒冷的哭牆時，她略感失望，因為史博館並沒展出任何哭牆的實體，只有生活畫作與照片憑弔。
需要 " 實體 " 嗎？哭牆可以拆塊來 show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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