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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探討----（三） (已 111856 人次閱覽) |
|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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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法西斯」
一位曾經在獄中和施明德長期相處的台灣派政治犯y君，在解嚴前夕遊歷海外，暢談獄中經歷。他說，施明德有濃厚法西斯主義傾向，可以說是一名「台獨法西斯」（這是y君當時的確切用語）。
「台獨法西斯」？多麼怪奇的形容，多麼諷刺的意涵！當時聽來，確有突兀的感受。遭到白色恐怖壓迫的台灣人，求取民主自由的動機，不但單純而且高貴。至於殘酷霸道的國民黨政權，將之形容為是法西斯體制，絲毫不為過。可是，反對這個法西斯體制的台灣人運動以及具有代表性政治人物，怎麼可以跟法西斯主義牽扯在一道呢？這豈不是過度聯想？
戰後台灣人民主運動，從海外開始，確實有非常多惡行惡狀的表現。最令人垢病的，莫如當時「台灣牌國民黨」現象，如同Animal Farm裡雙腿站立的動物。然而，儘管不堪入目，倘若要說成是法西斯，還是難以接受。自從政黨輪替以來，執政黨的表現甚難令人滿意，政治短視與政治懦弱都是應當譴責的。可是，無論如何不濟，並不等同於法西斯，陳水扁當然也不宜比擬為是希特勒。
相形之下，保守派向來帶有濃厚法西斯主義傾向。這個傾向，即便在民主自由的新環境下，不時表現在偏激的愛國同心會、新黨人士、部分國民黨人士的言行上。時下，整個保守派不肯尊重民意，甚至於有違背民主體制的強烈意圖。他們通過無限制的杯葛，來癱瘓一切政事的協商和推動。因而，使得台灣政局長期陷入僵持困境。可是，他們仍然不敢公然倡導推翻民主體制，不敢公然表露出原來的法西斯色彩，為的是忌憚於主流民意在大選時可能施加的懲罰。
就在這個時刻，在施明德帶領下，通過具有強烈象徵性意涵的紅衫，括起保守派的狂飆風潮。在此風潮中，保守勢力原本有意掩飾的法西斯本性，加碼暴露出來。其蔑視民主體制、挑戰公權力以及踐踏公德的囂張猖狂，大膽逾越了保守派政黨以及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不敢輕易逾越的分寸以及地界。這是令人怵目驚心的情景。
這是絕大的歷史諷刺﹕「台獨法西斯」的施明德，釋出保守派勢力深蟄內心的法西斯幽靈。幽靈一出，保守派當中的法西斯群眾、法西斯媒體以及法西斯政治人物，大剌剌顯露真面目。他們成功主導保守派的政治日程，難怪空前亢奮，而且傲慢。
殊不知，每一幕的狂飆場景，都是一個真切的告示﹕法西斯！激情過後，人民大眾痛定思痛，即便是保守派選民，很多也會開始思索，法西斯狂暴的意義何在。到時候，遭受到最徹底質疑和最大傷害的，恐怕不是陳水扁總統的清廉，反而可能是保守勢力本身，以及保守派的最後希望—總統候選人馬英九。
舊勢力歷史能量的釋放以及消耗，過程曲折多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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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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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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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短視
歷次選舉中，民進黨的最大訴求，在於推動改革。在過半數選民響應之下，這個政黨終於得到執政機會。這個政黨執政的首要職責，就是善用執政的龐大資源，優先履行這項最主要承諾。這是台灣人民的慎重付托。而擬訂實際可行的改革方略，並且付諸實際行動，最大主導權以及最大責任，乃在於領導政黨輪替的陳水扁。
台灣的改革，是高難度的事。這是毫無疑問的。改革範圍何其廣闊，牽涉的各方因素何其錯綜多變。舊有政治、法律體制的結構性侷限，可以使得改革者寸步難行。既得利益集團負隅頑抗，舊政治勢力伺機全力反撲，政治鬥爭情勢無比險惡，也都是可以預期的。在此萬般複雜的情勢下，所最期待於本土派政治家的，就是本著高度政治智慧，展現決策膽識與實踐魄力，快刀斬亂麻。捨此，則國事如麻，時時刻刻面對排山倒海的反撲壓力，千頭萬緒之餘，終日惶惶然，恐怕難以主導情勢發展。一旦喪失主導情勢的能力，日夜被情勢所駕馭，則改革是不可能有指望的。
政黨輪替六年以來，當然不可以說執政黨毫無作為、毫無建樹。可是，實在看不出改革氣勢，看不出有改革的歷史方向感。應該可以說，這是執政者理不清楚時下改革的最主要阻力來源何在，不知道最可以依恃的改革力量何在，找不出最具決定性的矛盾對立面 – 也就是足以扭轉乾坤的決戰場域。這是陳水扁執政的最大敗筆。
由於各種相當複雜的因素，台灣之邁進民主紀元，並未經過革命。既然台灣人民已經得到了自由，則追求改革，不能不依循民主體制。對於蠢蠢欲動的舊有統治勢力，即便其反改革意圖非常明顯，即便其反撲復辟動作囂張而猖狂，我們的反制也都必須通過民主機制。即便我們明明知道舊勢力濫用民主以顛覆民主，也不能不如此。因為，捨此，則唯有再拾暴力革命的路線。這恐怕不是一般人所願意看到的。而以時下憲政與法律的結構性缺陷而言，與其說是通過民主機制，不如說是通過強化、鞏固、完善民主體制，來得恰當。
當代民主世界裡，台灣有兩項特色是其他民主國家所沒有的﹕一個擁有驚人龐大黨產的政黨；國家機器成員享有遠遠超過於一般納稅人的優渥退休待遇，儼然成為一個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在公然行使黨產特權的情況下，一般民主體制中最為關鍵的政黨競爭，必定呈現非常不公平、不健康的狀態。同時，特權特惠的退休體制，在政治取向上不但綁架了絕大部分退休人員，而且綁架了所涉及的整個關係結構，構成為台灣反改革勢力的一項強有力物質基礎。台灣民主體制的運作，因此遭受到嚴重扭曲。這是顯而易見的。台灣民主體制縱有許多缺陷，莫此為甚。
因為台灣不曾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因此，發展在舊時代（同時也符合威權政治體制需要）的國家機器以及霸權文化，得以完整無缺地維持原來的規模，以及黨國意識型態。這對於民主體制，當然非常不利。但是，既然革命不是我們當前的選項，我們對它們確實也無可奈何。我們的唯一希望是，通過深化民主，建立公民社會，逐漸強化對它們的制約能力。若循此漸進途徑而求取根本的改變，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時間，甚至於可能需要一、二代之久。（如此看來，漸進改革路線的昂貴代價，竟也不多遜於革命路線。）
但是，即便如此，當前並非全然不可為。六年來，通過執政的有利地位以及政黨輪替的氣勢，完全可能在短期間做到的，也是應該首先做到的，就是解決政黨間不公平競爭的黨產問題，以及從全盤改革退休金制度切入，來瓦解保守派政治勢力的許多物質基礎。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保守派政黨就能夠繼續有恃無恐地濫用充裕無比的資源，繼續污染台灣的選舉文化，繼續從事政治惡鬥，繼續腐蝕民主體制。長此以往，台灣的民主更難以深化，公民社會更難以建立起來，距離有效制約國家機器以及霸權文化的日子，更是遙遙無期。
最為關鍵的是，要使得台灣民主體制朝著更健壯的方向發展。不思及此，是陳水扁以及民進黨的致命短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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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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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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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尊重司法****
本土派（包含深綠、淺綠到親綠媒體）對於陳水扁總統、家屬的司法案件，一般都表示尊重司法調查、尊重判決。對於不久前還感嘆：司法不公，司法已死的本土各派，這代表180度的轉變。即使仍有司法改革的要求，如此是對司法公正投了高度信任票。
至於泛藍，包含紅衫「軍」，雖然質疑個別檢察官，基本上仍然是相信司法。他們如此挑戰，也許不過是對這個向來是「自己人」團體的善意提醒。
從2004總統、副總統選舉當選無效，選舉無效到崇光(SOGO)案，表現了國家機器中，尤其是司法部門相對的自主性。這樣的判決卻也是不同意見的較量場所。本土陣營因而提出：「涉及司法的案件則必須尊重司法獨立的調查與審判，這不但是民主的基本信念，也是民主的核心價值」；對於國務機要費案，陳致中強調「尊重司法」；而國親則陸續提出：「判決不公」，「政治勢力介入」；施明德更揚言：「如果國務機要費的陳瑞仁再做第三個罪人，我們就對司法(院)包圍。」
即使施明德等質疑偵察不夠周延，不夠公正，他們還似乎同意只要行政「不干預」，司法仍然是民主、法治的基礎，仍然信任「公正」的司法部門。（他們顯然低估國家機器不受行政機構常務官僚干預的能耐。）
然而，司法部門是否真正能夠公正無私、而更重要的問題：司法是不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司法體系當然希望人民如此相信，也不斷放出這類訊息。例如，北檢襄閱檢察官林錦村最近曾說：「他(陳瑞仁)一定是沒有任何既定立場，所以我們請各位人民要相信司法，也要尊重司法機關所偵辦的案件。」
誠然，法治要比人治優越。但是，司法體系如此主觀高度的自我認定，是否合乎客觀事實？司法部門所代表的國家機器能否作出超然的決定？公民社會要扮演何種角色？
這些問題應該從國家機器與社會關係來探究。
戒嚴時代的台灣國家機器，獨立於社會之外，而其操作更居社會之上。但是，解嚴之後，國家機器越來越與社會同步，也必然要受社會影響。目前本土與泛藍各派的發言、出聲，正是如此運作相對粗略的形態。
其實，無論立法、執法、釋法都反映社會力的較量，尤其是法律畢竟無法周延，而解釋法律更受社會環境、民意、輿論影響。因此，在先進民主社會，各方力量經過合法有形、無形管道，無時無刻要影響司法部門。當然，既有力量，以及既存意識形態總是占上風，而實質上繼續忽略一些社會正義。弱勢團體、族群必須不懈努力，更必須聯合其它社會力量，才可能改變輿論，進而影響立法、司法、行政機構的運作與決策。
美國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民權運動歷史，提供很好的經驗。
南北戰爭雖然解放黑奴，但是並未改變他們的地位。1875年的民權法案，保障任何人在公共場所享受相同待遇。1883年，最高法院卻宣告其違憲。1896年，最高法院更裁定種族隔離為合法，也賦予各州政府禁止黑人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力。
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裁定：「隔離的教育設施，本質上不平等」。如此，課堂上種族平等的章節才開始，也改變種族關係。
1964年的民權法案更明文規定，不得因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族群而歧視。
顯然，司法並不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往往是社會主流秩序的捍衛者。
多少人的委屈、辛酸、淚水、困苦，雖然感人，卻無法改變這個現狀。相反地，是人們甘願違反惡法而不惜坐牢，更多人以各種形式的反抗（civil disobedience）集體忽視惡法；多少人的抗議，多少人、多少次的示威，甚至參雜一些暴力事件，主流看法才開始動搖。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凝聚美國社會的進步力量，使得Lyndon Johnson總統願意支持，而通過1964年的民權法案。
因此，如果缺少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每一次比較公正的判決都只會提升國家機器的威望。如此，社會正義不但可能遲到，甚至長期缺席；如此，更無助於公民社會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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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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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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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司法獨立****
檢方認定陳水扁總統涉嫌貪污的國務機要費案件，除去引發新聞震撼之外，也是司法界大事（施啟揚如是說）。其實，這案件無論如何發展，已顯示司法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與可能的沖擊。
獨裁時代司法是國民黨的僕從，而被譏諷：法院是國民黨開的！解嚴之後，追隨民主風潮，司法體系的心態開始有些變革。司法院就公開表示：「司法公正是人民對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有一連串具體的改革措施。例如，完成刑事訴訟增訂無罪推定原則；加強檢察官的舉證責任與嚴謹證據法則；刑事訴訟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等等。
而且，獨立也成為司法體系重要目標之一。幾次政治案件，即使不同意判決結果，人們逐漸看到它獨立的面貌。國務機要費案件的起訴，除去再次嘗試表現它獨立性之外，也似乎要顯現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當然，司法機構的獨立，目的不只要審判獨立，更在於辦案公平、公正。然而，幾年來不同機構的調查，仍然顯示相信司法公正的人民只在16%至30%左右，而對其公正性沒信心者，則從50至超過60%。
如此結果，並不意外。司法體系長期依附於威權體制，獨立於社會之外，成員大多缺少人文、人權素養，更欠缺客觀辦案認識與能力。在人民心目中，這個掌握涉案人民財產、名譽、自由，甚至性命，本身品質卻不佳、不受節制的機構，當然要得到如此低落的信任。
在先進國家中，司法獨立主要表現是審判獨立於行政、立法體系之外，一般審理運作也超越政黨，媒體，公眾，人際關係等壓力。例如，美國司法體系審理案件的龐大數目，正是人民信任其公平的指標。而且，當審判結果受爭議時，人們可以選擇接受判決、上訴，或在公民社會尋求更長期、更廣泛的解決。
司法獨立與公正的目標需要高品質的司法人員。但是，其獨立更要與對人民的責任來平衡。具體來說，司法體系的獨立，不是，也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
司法院2004年民意調查結果，證實了司法體系內部一些問題。其中提到：人民認為司法公信力不彰之原因依序為：辦案品質、法官操守、法官專業能力、辦案態度、結案速度、審判獨立。顯然，檢察官、法官的自由心証等，是「民怨」的部份原因。
如果說，司法（審判）獨立，已經逐漸制度化，司法體系的責任則還無頭緒。例如，目前法官如果失職，立法院沒有彈劾的機制。監察院在裁判確定後追究法官行政責任，仍交由司法院公懲會審理。如此，交由「自己」審理，人民如何信任？
民主政治最顯眼、亮麗的部份誠然是選舉；但，它卻不是有效監督政府機構的方式，尤其是一向遠離人民監督，更不受選舉結果影響的司法體系。人民希望司法獨立；但是，缺少制衡的司法獨立，其極端是一切爭執靠司法解決，而可能產生司法獨大的現象。
如何使得司法機構服務人民，對人民負責，而不是高高在上，「獨立」於社會外的「青天」；加上建構合時、合理的法律，選擇反映社會膊動的大法官等等，都是公民社會範疇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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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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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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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算與智慧
以前閱讀有關歐洲史上農民戰爭的論著，觀察到有些學者喜歡形容農民以及農民運動領袖人物生性猜忌多疑，認知頑固偏執，行事狡詐善變。後來又發現，不僅史家如此，舊時代的貴族“上流社會”，多習慣如此描繪農民出身的人物。甚至於有些出色的歷史小說家，亦復如此。連時下一般評論農民的時候，也常有人套用這種刻板形容。所代表的，似乎是一種階級偏見。而此類偏見，不僅存在於西方而已。
十九世紀中，太平天國如日中天，深深為此一農民戰爭所苦的清朝大小官吏，也如此千篇一律數說對手。例如曾國藩在奏折上，經常指控「髮匪」詭詐多端、行蹤飄忽難測。在內戰中被徹底擊敗的國民黨，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以農民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手段陰險，言而無信，欺盡天下人。
將對手的足智多謀、驍勇善戰，貶低為是道德或者性格的瑕疵，其實是偽善自欺，也是偏見。試問，曾國藩、蔣介石等人，難道不明白兵不厭詐的道理嗎？難道自己在謀算用計上可有絲毫遜色嗎？太平天國內部傾軋奪權，狠招盡出，腥風血雨，世人嘆為觀止。可是，大清王室、國民黨內部，派系繁多，鉤心鬥角，陰謀設計，也是刀光劍影。
應該說，不分貧富貴賤、階級身份，狡詐善變的本領人人都有；或者說，只要有小聰明，人人都可以學會。不說飽學的理學大師或者位高的達官顯要，連窮鄉僻壤那些以為天下之大不過方圓數十里的文盲村夫，也毫不例外；至少，在情況逼迫之下，絕對可以無師自通，迅速掌握欺敵自保的竅門。
儘管如此，歷史上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即便足以一再摧毀強大王朝，卻一一以失敗收場。若不是農民軍隊在最後決戰場上慘遭殲滅，就是農民階級被典當出賣。就此而論，農民群眾似乎永遠是失敗者。如果不談階級間物質力量的對比，就主觀條件而論，成與敗之間，顯然並不取決於權謀本領。比較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應該是智慧之有無與大小。也就是說，大情勢的研判能力，恆重要於小情勢的研判能力；戰爭的大格局戰略考量，遠重要於戰役的戰術得失。謀算用計能力，人人都有；政治智慧，卻非如此。
這並不是說，具有政治大智慧者，不屑於權謀。相反的，大政治家如俾斯麥、曹操等人，莫不是權謀高手。身為虎口下總統的李登輝，在此方面也不是等閑之輩。具有政治大智慧而不知謀算為何物，是不可想像的。出自於大智慧的政治策略，非有不凡的韜略手段以資配合，是難以成事的。不過，很多自以為謀算過人者，往往錯以為謀算就是智慧。殊不知，這就成了自己的致命傷。數次戰役格局的取勝，最足以造成對自己權謀能力的盲目自信和偏執，為全盤失敗埋下伏筆。
在台灣民主化的艱辛道路上，荊棘滿佈，危機四伏。成功維護台灣主權以及鞏固民主體制，方是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在此之下，一、兩次總統大選，或者一、兩次政黨輪替，不過是戰役格局的意義而已。戰役勝負固然重要，超越戰役格局的長遠戰略思維更為重要。台灣所有選舉掛帥的政治人物，最終都難逃這道檢驗。重要的是，台灣公民倘若不能夠學會如此檢驗，並且長期堅持嚴格檢驗，就不足以培植一個有利的大環境，容許大智慧的政治家得以誕生，以及大展身手。果爾，台灣政壇上必是小丑成群，跳上跳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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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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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局中的國家機器
兩、三百年以來的歷史在在顯示，每經歷一次大革命、大戰爭，或者社會大動盪，國家機器的官僚體系都會大舉擴大權限，將手伸進更多領域。一旦伸了進去，往往不再縮回。這個趨勢，迄今少有逆轉。台灣也不例外。
自從台灣步入民主紀元以來，黨權凌駕於國家機器之上的黨國體制開始生變。國家機器各部門，逐步脫離國民黨權力中心的直接指揮。黨國體制的瓦解，開始於李登輝執政時代，但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躍進，卻是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才真正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充滿歷史諷刺的曲折過程。
一方面，全然沒有個人派系力量可為奧援的李登輝，之所以能夠在驚濤駭浪中逐步取得黨國主導權，並且進而推展民主化和本土化政策，不可能沒有得到國家機器中主流力量相當程度的支持和配合。缺乏這股關鍵性助力，台灣今日的民主，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其次，國民黨內部反李登輝的保守勢力一再反撲惡鬥和多次分批出走，使得國家機器內部傾向於反李的保守勢力，在內心深處走過一段與國民黨當權派劃分界線的漫長而深刻的心路歷程。這是前所未有的，當然助益於國家機器獨立性格的成長。
國家機器的如此表現，自有其脈絡可尋。其中傾向保守派權貴集團的反李登輝力量，也許厭惡本土化更甚於民主化；而傾向支持李的力量，似乎比較看重政治民主化的長遠意義。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威權體制下人人自危的氛圍，當然去之而後快。政治民主化得到實現，必定導致黨權的式微，國家機器可以名正言順地擺脫黨權的控制，其地位相對得當鞏固。在李的政治地位仍然十分脆弱的時候，國家機器出自於自衛、自保的切身需要，擁李（或者可以讀為是反獨裁）力量在內部取得主導地位，積極扮演穩定政局的重要角色。
此外，更有黨產的因素。李登輝大力整頓原本異常複雜而且凌亂的龐大黨產。黨產成為李登輝在虎口下可資權謀籠絡的有力道具，在頻頻出現的危機中找到著力點，巧妙對付黨內保守勢力的挑戰，穩住黨內情勢，從而更穩住國家機器，使之繼續排拒保守勢力的復辟吶喊。國家機器內部主流力量的表現，使得後來的首次政黨輪替得以順利完成。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黨產卻又成為民主深化的一個絆腳石。此中過程，確實相當曲折。
在李登輝的民主化過程中，國家機器漸次取得自主的條件。對於首度嘗到自主滋味的國家機器而言，這是一條不歸路。從今而後，它不會願意再度屈居於任何政黨的威權指揮之下。民主意味著人權得到確保；政黨輪替意味著，國家機器不必再畏懼威權獨裁的威脅。徹底擺脫黨的威權枷鎖，終於成為整個國家機器內部的共識。於是，軍隊進一步國家化，文職大官僚們不再對黨權俯首貼耳。在宣誓效忠新的民選總統的表象下，國家機器其實是在正式展現自主性。
然而，自主並不等同於中立。這一個開始萌生強烈自主意識的國家機器，渾身上下還留有外來政權的胎記。很多高層舊官僚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顏色，不但沒有隨著時代的腳步而褪去，反而在新背景襯托之下愈加突顯出來，格外的刺眼。這情況不僅限於高層而已。這意味，展現自主性的官僚體系，嚴重缺乏中立精神。這是威權獨裁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後遺症，是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大隱憂。
在官僚體系開始真正展現自主性的時候，政黨輪替後的民主台灣，也開始陷入政治惡鬥的困局。或許可以說，相持不下的政治困局，使得官僚體系可以更充分展現自主性。際此時刻，這個體系中的部分保守勢力，竟開始公然介入政爭。審計長蘇振平的一系列動作，意涵十分明顯。在民主體制下，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現代國家的官僚體系，固然都會找機會拓展活動領域、擴大權限，卻絕少如此明目張膽。因為，公民社會皆深深了解，倘若不嚴格羈縻管制，則官僚群易成脫韁之馬，傲慢地凌駕於公民社會之上，恣意玩弄和破壞民主程序。此事非同小可。目前，若干高層保守舊官僚首開惡例，政治惡鬥進一步惡化，甚至於足以挑起內戰，後果不堪設想。
值得觀察的是，執政的民進黨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了解事態之嚴重，以及是否有足夠的膽識，斷然處置，以儆效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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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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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局中的國家機器（二）
國家機器現象，成為歐美學術界相當熱門的研究題目，是近二十多年來的事。這個領域的學術論著，愈來愈豐富多彩，引人入勝。可是，這其實不是一個新領域，少說也有百多年的歷史了。以議題之發掘、見地新穎而論，馬克思堪稱是開山始祖。在成為當代顯學之前，國際左派理論家歷來對此不斷深究和發揮。
如果就國家機器與政治現實面的密切關連，並且將之提升到行動策略的實踐層次來探究，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最具經典意義。他透徹論證國家機器的性質，而且進一步把摧毀舊有國家機器，當作是革命階級的首要專政目標。換言之，在大變局中，舊勢力的力量，最主要是通過原舊國家機器而展現出來的。正因為原來的國家機器以其本質，必定頑強抗拒革命性大變革，是以必須予以徹底擊潰，代之以重新建立起來的新國家機器。此種論點，產生非常長遠的歷史效應。從此，無論政治理念的傾向為何，大多不會再輕易相信國家機器都是超然中立的。
列寧寫《國家與革命》，是在舉世處於階級決戰烽火遍地的時代。正因為他是革命理論家，以推翻當代統治階級為職志，是以他所闡釋的是，在此歷史環境下，革命階級所應該堅持的立場。也就是，他強調要認清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工具，被統治階級切莫心存幻想。他較少著墨於「國家機器」的另一方面功能﹕調和、仲裁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使這個階級繼續穩居統治地位。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的內部，都難免紛爭不斷，利益衝突的糾葛關係難以擺平。為履行調和者、仲裁者的功能，國家機器不可以沒有相對自主性以及相當程度的中立性。而這也是現代民主社會對於國家機器的期待。事實上，民主國家每數年都要經歷一次風雲莫測的大選風潮，以及政黨輪替的動盪。倘若缺乏這樣的國家機器，則民主體制簡直不可能維繫下去。試問，國家機器在立場上若是一面倒地向某政黨傾斜，則民主機制還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嗎？果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無法調解，激化到一定程度，足以構成內戰的條件。
從列寧分析下的國家機器，到它在現代民主政治體制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同一實體的兩個不同面向、雙重功能。縱使是在民主社會裡，意圖暴力推翻現有體制的企圖，甚至於不肯遵循現存法令，肯定會招致國家機器出手壓制和懲戒。同時，不同政黨或者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重大爭端，如果到了無法化解的階段，則仰賴國家機器的仲裁。套用時下的流行話﹕循合法的民主途徑，體制內解決。
而這雙重性格，正是目前台灣轉型期尷尬處境的象徵。
台灣的國家機器，大致依然保有相當濃厚的舊有意識認知。其中的某些部分，繼續敵視以及鄙視過去的被壓迫的族群、被壓制的政治立場。他們從靈魂深處繼續抵制威權時代規範定義下的寇讎﹕台灣人運動。他們還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既成事實﹕台灣主體意識已經崛起，並且是以有形的合法政黨形式而呈現出來，通過選舉而取得執政權。對於過去被壓迫和被統治人民，他們繼續強硬站在毫不妥協的敵視立場，只差沒有公開宣戰。
若干保守派色彩濃厚的高層舊官僚，近來違背民主體制的逾越分際的表現，可以如此解釋。或許可以說，至少在精神面貌上，這些人認同於舊體制以及舊權貴集團，不惜與民為敵，充當列寧定義下的國家機器的成員。
但是，另一方面，情況應該不會全然如此。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尖銳對立，目前已經激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倘若國家機器公然偏袒而不是公平排解，則民主機制勢必無法運作，民主可能崩盤。國家機器的大部分成員，縱使在政治理念上保有相當的成見，也應該能夠了解其中道理。他們應該認真思索，自己在民主時代應守何種分際，是否應該容許自己淪落為舊勢力的政爭打手。政爭愈是劇烈，保守派表現得愈是霸道蠻橫、向中國傾斜的心意愈是露骨，他們愈需要認真體會人民的期待，以贏得人民的信賴。民主社會的國家機器，理當如此。這是台灣人所願意看到的，也應該助以一臂之力，使之成為主流。倘若執意背道而馳，國家機器難免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這則是當前台灣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在現代文明國家，公民社會尤須以異常嚴厲手段，懲戒那些明目張膽為某些特定政治勢力奔走的大小官僚，以儆效尤。這是強勢羈縻國家機器之道。如果台灣公民寧願選擇無聲，放任保守派舊官僚膽大妄為、蔚然成風，那麼，保守派念茲在茲的「黨國再造」復辟，是很可能實現的。到時候，人人再來閱讀《國家與革命》，恐怕為時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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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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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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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次選舉, 政客總是操弄族群牌, 足見族群問題、國家認同問題一直是環繞台灣揮之不去的重要議題。 今就北市族群投票率問題上做一量的分析, 進而闡述選票並非票票等值。
台北市中央政府所在地, 擁有龎大的軍、公、教人口。 全台灣“外省藉”人口也大半集中在台北市。 約略估計“外省藉”佔北市人口1/3。 “外省藉”從事軍、公、教比例相當高, 是比較有閒階級, 另一方面又有「黃復興黨部」在背後操盤、指揮、 鼓動、配票。而“本省藉”職業光譜分佈上至公司老板, 下至販夫走卒都有相當的百分比。 下層階級囿於生活壓力, 無暇投票, 或因憤世嫉俗, 或因無動於衷而不投票。 因此一般公認 “外省“族群投票比例高於“本省”族群。 而 “外省“族群幾乎有志一同投給泛藍。 根據茶黨過去的討論, “外省“族群投給泛藍比例高過九成。 今以X代表“外省“族群投票率, 以Y代表“本省“族群投票率。這次北市投票率64.5%, 化整為零以65%計。 我們得二大族群投票率的直線關係如下:
1/3X+2/3Y=65
100>X>65
65>Y>0
例舉X, Y可能值如下:
X 65 70 75 80 85 100
Y 65 62.5 60 57.5 55 47.5
這次謝長廷得票率41%, 郝龍斌+宋楚瑜得票率59%,
V代表有投票權人口 ; 總投票人口0. 65V;
因此郝龍斌+宋楚瑜得票數 0.59×0.65V=0.384V
謝長廷得票數 0.41×0.65V=0.267V
“外省籍”90%投郝龍斌+宋楚瑜, 如選投票率75%, 60%欄, 可得下表:
有投票權人口 投票率 郝龍斌+宋楚瑜得票數 謝長廷得票數
“外省籍” 1/3 V 75% 0.333×0.75×0.9=0.225V 0.333×0.75×0.1=0.025V
“本省籍” 2/3 V 60% 0.667×0.60×0.397=0.159V 0.667x0.60x0.604=0.242V
總數 V 65% 0.384V 0.267V
這裏要指出的是“外省”族群支持泛藍是佔北市人口30%(1/3x90%),但因投票率的關係, 使得三成的人口在投票上的比重成為35%(0.225V/0.65V=0.346), 超出了他們人口比例, 更超出他們支持泛藍人口比例5%。
西方民主國家, 弱勢團體相關的法案, 往往因投票率的關係而沒有通過, 因此往被譏為資產階級的民主。 北市的選舉是不是也可以稱之為「覇權式的選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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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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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化的命運
時下主流媒體的表現，恰似一個神智已亂的半盲狂漢，掄起大刀，意圖砍盡心目中的所有仇敵。狂砍之下，死傷無數，血流遍地。自從2004年的三月風暴開始，歷經一波又一波的動亂，到了施明德的法西斯紅衫之亂，可以說達到了空前高潮。
至少在過去半年多以來，主流媒體語言暴力，無所不用其極。政黨輪替後的首任台灣人總統陳水扁和家人，因此已經遍體鱗傷，執政黨公信力跌到最低點。尤其嚴重的是，傷害範圍不僅如此而已。媒體濫權之下，人民大眾的信賴與善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嘲弄；保守派政治人物亂政，表現出空前的囂張狂妄；部分國家機器高階層成員，隨之明目張膽投入政爭。於是，台灣南北，人心惶惶。社會大眾普遍都有風雨飄搖的感覺。這意味著非常驚人的社會成本。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此般現象，大概只有在內戰或者內戰前夕才有可能出現。若干親身經歷過中國文革動盪的人士，目睹此景，不約而同地嘆為文革再現。
主流媒體瘋狂發飆，公然造謠，自毀信譽，已然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所反映的，絕對不是一個充滿自信的霸權文化集團所應為的。從霸權文化的常態運作模式切入觀察，這其實暴露出，情急理亂之下，不惜典當未來，孤注一擲的困獸式驚惶。內心驚惶所表現於外的是，不斷加劇的暴戾言詞，不自覺的加碼誇張，以為掩飾。愈是失態，愈清楚顯示，他們已經不再能夠從容有度地主導一個社會的思維方向了。至少，他們似乎已經失去了上層領域主導者應有的信心；是以，不惜訴諸於昭然若揭的下流手段。而主流媒體的表現，似乎也是舊勢力權貴集團的內心寫照。怪不得，他們絡繹不絕於兩岸之間，乞援於中共政權。
台灣主流媒體，似乎意圖把台灣的所有政治爭端以及族群關係問題，推上中國文革時代那種凡事一概無限上綱、死纏爛打、共同毀滅的道路。其精神狀態，顯然已經文革化了。在尊重多元價值的民主社會裡，這當然是背離時代潮流的。然而，信譽破產的主流媒體，在遭受時代淘汰之前，似乎寧願死命拖住台灣社會，一同跌下萬劫不復的煉獄。套句俗話﹕我若死，你也別想活了。
中國的十年文革，不但帶給千萬人以肉體、生命、身家方面難以彌補的傷害，更導致整個社會在人際互信倫理基礎上簡直無法逆轉的惡性扭曲。這是一個百年難癒的潰爛傷口，血膿流溢不止。舉國文明大倒退﹕何等悲慘的民族夢魘！不能不懷疑，這樣的命運，正是文革化了的台灣主流媒體人的設計。難道我們沒有看到，他們日日夜夜把自己掌握下的新聞版面和電視螢幕，當作血淋淋的殺戮展示場，把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懂得珍惜的起碼人情義理（或許可以翻譯為英文的basic decencies）拿來一片片撕裂、一刀刀凌遲嗎？拒絕接受這個命運，應該是民主台灣的最根本堅持。倘若退此一步，必定死無葬身之處。
保守派權貴集團所把持的主流媒體，以其猖獗無度的表現，正在逐步逼迫所有珍惜民主的台灣人，共同去做一個關鍵性抉擇，不分統獨、藍綠，不分南北。相信終有一日，善良人民會以無聲的一票，匯聚成為震耳欲聾的怒吼﹕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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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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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司法?!
旨在復辟的保守派，發動日復一日的媒體戰與法律戰，箭箭射向民選總統陳水扁。對於這般的無理、蠻橫，無奈又無助的台灣人，除了滿腔憤怒之外，簡直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不少人倡言，司法是公義的最後防線，是以應該相信司法。他們又說，如果不相信司法，台灣人又能夠怎樣呢？
此種見解，並不符合民主體制的設計精神。現代公民社會，為了維繫民主於不墜，不能不接受司法。但是，這並不是說，應該相信司法，或者說，整個司法體系的運作是應該被信賴的。
權力需要制衡。不言而喻的是，如果沒有良好的制衡機制，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掌握者都可能逾越權限、濫用權力，以至於難以駕馭。倘若不是基於不信賴的理由，何必大費心力，去作權力制衡的設計工程呢？不信賴三權（或者五權）的任何一權，包括司法，是公民社會的基本態度。
在台灣人心目中，國會議員是台灣首要亂源之一。這明確顯示，立法者並沒有得到人民的信賴。而經過合法程序在國會通過的法案，人民卻不能不接受。這說明，接受並不等同於信賴。選民可以通過下次選舉，來表達他們的信賴或者不信賴，甚至於要求重新立法。民主制度的一項基本設計，就是容許選民有直接表達態度的機會。
司法亦然。不過，選票對於司法的影響，比較間接，在時間上往往拖延甚久。在任何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司法最高層階的大法官任命，都是各方政治勢力的一次異常重要對決。由於大法官對於各種重要議題的見解、判決，對於整個社會具有非常長遠的影響，因此，各方對於大法官人選在意識形態、政治色彩上，莫不嚴苛考核，毫不留情。正是由於不信賴大法官的超然獨立，所以各方才會堅決反對己方所不同意的人選，同時極力推薦己方所選擇的。不但光譜上所有政黨都會各持己見，而且各種顏色的學者專家、評論家、媒體、民間利益團體等等，也都會全力介入。最後集中表現在政治角逐上，必定是血淋淋的。倘若一方在角逐中失敗，必定會積極準備下次任命扳回一城。那就是﹕通過選舉，取得執政權以及國會多數。
台灣社會還沒有類似的歷史經歷，因此還無法體會司法體系在民主設計中的角色，也因此而有相信司法立場超然之說。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出自於無知。
為民主而奮鬥的台灣人以及政治人物，似乎絕大多數從一開始都沒有了解到﹕國家機器是有顏色的。甚至於，有些政治人物根本不知道世間有「國家機器」一詞。經過民進黨執政的六年多時間，官僚體系和司法體系許多高層的政治立場，已經表現得十分的醒目。他們靈魂深處的外來政權「黨國」精神，依然碩壯如昔。最近有關國務機要費的「貪污」審判過程，更是露骨得令人錯愕。
台灣公民社會，應該學會質疑和檢驗司法體系的立場，如同對待國會議員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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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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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才在《自由時報》讀到“資深新聞工作者”胡文輝所寫的一篇評論“司法不是意識形態戰場！”文中以帶有保留的語氣，很有風度地質疑檢查官張熙懷持有特定政治立場。重點是，此文擇用的標題顯示，該文作者深深相信，司法不應該成為意識形態的戰場。
問題是，司法恰恰是不同意識形態間的戰場，而且是意識形態表現在政治領域的最高層階戰場！向來如此，各國皆然！這是許多台灣人在政治認知上的一大盲點。
今日，國家認同、統獨之分，是戰場上的主題。明日的戰場，縱使不再有同樣的爭端，也一定會在不同議題上壁壘分明，繼續廝殺不停。例如﹕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弱勢階級利益，環保政策，等等。不去正視這個現實，也不知道準備因應對策，無異是放棄自己來日的權益。對於政治弱勢族群或者弱勢階級而已，這等無知的代價，都是難以負荷的沉重。
建構在威權時代的司法體系，與中小學教師群一樣，把「黨國精神」保留得最為完整。在那個舊時代裡，一個象徵著思想桎梏，另一個則是物質意義的鎖鏈。如果要倡導盲目信賴其「立場超然」，其實是自取其辱。如同一群被典當出賣的人，還要熱心幫人數鈔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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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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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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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法律公正性****
民進黨執政以來，在政策與政務方面，有不少令人失望之處；在立法院議題、法案討論，無法超越在野黨的掣肘而進展緩慢，顯現的是所謂口水戰的現象。可以說，許多人民對行政、立法兩部門都不滿意。
而且，司法訴訟似乎是解決爭端雙方同意的路徑，也是一般人們的希望。於是，司法乃成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而「尊重司法」、「尊重司法調查」也變成一些人嘴邊的常用語。
「尊重法治」、「依循制度」相對於人治，漫無制度的社會，當然是一種進步。解嚴後，司法部門也表現獨立的一面。然而，最近的表現，卻逐漸顯示它更複雜的性質：其中部份嘗試成為現代國家內的獨立體系，部份還擺脫不了國民黨體系長期影響，而部份仍然在觀望。加上司法是政府三權分立中，最不受民意監督部門的事實，而更助長它「性格分裂」的壽命。
雖然，司法部門性格未明，人們卻是對它寄望無窮。其實，這種尊重、冀望，固然可以了解，但是卻不能不斷上綱，而一定要有條件。
法律既然是人所定制，無論制定時考慮如何周延，與制定者如何有遠見，畢竟只適合特定的社會條件。因此，法律的公正、公平，不但不是不可挑戰、不可侵犯，而是應該在變化的社會條件下，或者隨時機修正條文，或者因應情況重新解釋，或制定新法。缺乏此種法律演變的觀念，而精於背誦，甚至精通條文的「法律人」（檢察官、法官與司法體系官僚），固然可能「護法」，卻也能是「酷吏」，更可能是社會進步的阻力。
美國最高法院一些判例的演變經過，值得參考。
1896年Plessy v. Ferguson 的判決，確認火車上黑白人不同車廂，是「隔離但平等的措施」。最高法院這個解釋，認定如此隔離並未違反憲法第14次修正案：「法律之下平等保護」的條文。最高法院如是確定種族隔離的合憲性，從而替南方各州歧視、隔離，以至鎮壓黑人的法律鋪路。
1954年，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的判決，逆轉上述1896年Plessy v. Ferguson的判例，從而廢止將近60年來黑白隔離的法律。
1966年Miranda v. Arizona 個案中，最高法院逆轉地方法院Miranda有罪的判決；原因在於他自白時並沒有律師在場。從此以後，所有嫌犯在警方開始詢問之前，都必須被告知他的權利：保持緘默，有律師在場，如果無法負擔律師費，則州政府必須指派公定辯護人。
1973年Roe v. Wade 判決，逆轉當時法律而使得墮胎成為合法。
這些法律解釋180度的轉變，不是最高法院法官老迷糊，也不是他們不知尊重判例，而不妨如此解釋：是法官中多數派，掌握了社會的脈膊，同意社會主流看法的結果。以1954年，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打破種族隔離判決為例。雖然南方一些地區頑強反對，甚至聯邦要出動軍隊執行新詮釋，保護嘗試突破當時隔離制度的黑人學生，而且實行費時十年以上，如此改變畢竟符合人文主義和社會公理。在進步派大力支持下，打破種族隔離的法律解釋，逐漸成為一般人們接受的社會規範。
這是一種可能。另外的可能是最高法院決定之後，雙方爭議並未平息；相反地，雙方更廣泛動員，爭取更有利己方論點的判決。墮胎合法化的判決，正是如此好例子。認為墮胎是殺害生命的保守陣營，與認為婦女有權決定墮胎的一方，莫不隨時密切注意各級法院有關判例，被提名法官者的相關歷史，務必從不同角度，嘗試影響法院未來判決。
一般地說，司法部門的主流派相當保守。雖然美國歷史上不乏傑出法官，了解當時一些法律的落後性，勇於充任少數異議者。他們的先見之明，往往留下精彩、洞察對方論點的敘述。「先知」固然值得敬佩，如果沒有社會力的後盾，他們註定孤單，註定要長期扮演少數異議的角色。
顯然，「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不在司法部門，而在於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政治上覺醒，努力爭取人民權益的一群進步分子，是公民社會活力的要素，也是帶動整個社會向前進的必備條件，而不是「妾身未明」的司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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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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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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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潮流自黨外時期, 便在台灣政壇扮演極重要角色, 但也具爭議性。2000年, 民進黨驘得總統大選後, 新潮流的爭議性逐漸浮出枱面; 去年北、高市長選舉, 新潮流終成各方批判的箭靶。 去年年底,政論節目一再邀請前新潮流成員, 讓他們有機會為其言論、主張辯護。從電視上, 段宜康為新潮流成員接受「中時」採訪辯護: 他說「中時」並沒完整的刊出他們的言論; 他們完全無法控制「中時」對他們言論的斷章取義和扭曲。 看了之後不禁想起近三十年前的往事。
1975 年蔣介石歿, 嚴家淦繼任總統, 蔣經國大權在握, 接班態勢早已確立。大約1977-1978 年間, 蔣經國為拉攏台灣人, 試探性放出: 讓出僑選立委給台灣反對人士。 此風聲一出, 台灣人心動大有人在。 躍躍欲試者包括台灣同鄉會各地領導人、 台獨人士、 名校大學教授。 他們都以為可以在立法院殿堂發表言論, 讓台灣人民能有機會接觸自由、民主、法治槪念; 同時可以集結志同道合同志, 進而暗中宣傳台獨理論, 有助於反獨裁, 反專制的運動。
兩蔣時期利用地方選舉做為對外宣傳的民主橱窗。 因為國民黨在台惡事做得太多了, 每次選舉黨外人士稍揭黒暗面, 往往得到人民的共鳴, 因此都異常激烈精采。 但國民黨包天包海, 黨外人士屢戰屢敗, 海外台灣人也感到氣餒, 因而也有杯葛台灣選舉, 黨外人士不參選之議。 當時台灣左派並不以為然, 它以為黨外人士藉選舉假期的空窗期, 宣揚民主、反國民黨的言論, 具有教育台灣民衆, 積聚反蔣的能量的作用。 因而以為黨外人士應積極參與選舉, 但不必以當選為目的。 但對僑選立委卻持完全相反的觀點。 因為在台灣, 上天下地何處不是被國民黨所壟斷、操縱。 立法委員的言論如果不為國民黨所喜如何能出立法院; 如何能不被新聞報導扭曲, 抹黒, 醜化。 這種情況之下, 不僅沒有教育群眾的作用, 反而是為國民黨宣傳, 抹粉只是幫助國民黨形象, 因此全力反對僑選立委。 經此論述, 當時校園, 普遍反對這類僑選立委。 後來也沒有台灣知名人士去當立委, 化解了一場國民黨分化, 丑化台灣人的陰謀。
新潮流向來以紀律嚴明, 言而有物, 批判力強, 團結一致而聞名。 即使段宜康等個人政治判斷力不够, 無法事先認識到會被「中時」斷章取義和扭曲, 難道新潮流內部就沒有高手能跳出來道破其中道理, 阻止這種愚蠢的行為。 段宜康的辯解, 如何能服人? 因此如何能不讓人懷疑這是新潮流整体有計劃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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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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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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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團隊****
不少政治人物的「大志」，就是當總統。誰成為2008年總統候選人，目前無法預言。但是，準備上場者卻是不乏其人。例如，民進黨四個「天王」頭人，馬英九、王金平都不曾否定參選的意願。顯然，他們也都是媒體揣摩、報導的對象。
競選過程當然考驗了候選人籌款、組織、宣傳、應對與應變等能力。然而，當選之後，執政的大考驗才開始。
不論誰當選總統，他（她）判斷、領導與知人善任的能力，當然最重要，而總統團隊則是他（她）就近與快速取得政策、決策意見的來源，其縱深、幅度與經驗的重要，也不言可喻。
陳水扁總統目前狀況，是個好教材。一再處於困境的責任當然大部份在他個人；然而，部份不能不歸因於團隊素質的問題。執掌中央是台灣人頭一遭，沒經驗理所當然，也似乎只能從最接近的執政經驗，那就是陳水扁一任的台北市政來學習。
誠然，那一任的政績顯示他是個相當稱職的市長。如果以此類推，他只要加上幾倍努力，就能是個稱職的總統！
根據報導，陳水扁總統團隊人馬，都以跡近超人的熱忱，長期超時地工作。但是，中央政務並不是台北市政單純的幾倍而已！
一般而言，大都會市民認為最重要的議題，不外是交通、就業，治安、教育、環保、污水處理，與水火災害預防等切身問題。至於國防、外交、經濟、財政等全國部門與市政無關，顯然超越一般市民的關懷；即使名目相同的部門，如教育、內政、交通、就業、治安、環保等，處在全國範疇時，不但更為廣泛，牽涉問題更為複雜，而且各地也可能出現互相矛盾、衝突的要求。
可以想見，台北經驗在中央派上用場的機會不多。許多事務，必須現學現用，加上預期中，體系內官僚不會全力合作等現象，都使得陳團隊努力的結果大打折扣。
但是，缺乏經驗與合作並不是政績欠佳的好理由。美國總統不少是州長選入白宮者；他們也欠缺執掌聯邦中央政府的經驗，卻仍然有傑出者。
顯然，稱職的總統，除去出色的個人因素之外，必然也有稱職團隊的輔佐。
這些稱職的團隊有來自各領域的專家：有些是同黨老經驗的政務官員，有些是競選時期就參與提供意見的學者專家，有些則是從在野黨招募來的人馬。（參考目前美國總統領導部門的網頁http://www.whitehouse.gov/results/leadership/dept_DOT.html，
可以了解他們的陣容。至於Bush是否稱職與其歷史地位，則是另一課題。）
培植全國性政治問題構思、判斷能力的最佳場所，當然不是隨時面對重要政策、決策與突發事件的總統團隊，而是有研究、討論資源、環境與能力的各種智庫與學術機構等民間團體。
其實，從更遠大的範疇而言，整個公民社會都應該是執政團隊人材的儲備庫。
陳水扁總統團隊如果能夠從開始就招納全國最適任的人馬，是否能夠避免目前個人、家庭、民進黨，以及台灣的困境，也許只是個缺乏實際意義的學術練習題，卻應該是未來者的前車之鑑。
儲備稱職的總統團隊，需要能在民間與政府兩棲的專業者。然而，容許他們適時遊走兩方的環境目前還不存在，而要大力營造。也許，更重要的挑戰在於如何督促，以至鼓勵智庫、學術機構以至整個公民社會，快速培植未來所需的兩棲專業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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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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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鏡****
—政治人物的人文素養與公民社會
戒嚴時期，人們被迫接受蔣介石天縱英明，無所不能的神話教育。如今，陳水扁總統的判斷、主張，受到批評，而他的人文素養，也成為人們關心的題目。人們公開批評領導者的作為，當然是進步，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態；至於質疑他的人文素養，對當前台灣公民社會也許更有意義。
網友素心人的<別看陳水扁了，認真想點別的吧！>一文，指出：
『陳水扁是第一名律師，…。？除了《六法全書》，大家可以猜猜他還讀過哪幾本書。』
（2006/06/30；見鯨魚網站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2281）
數年前，周玉蔻引用胡忠信的資料，提出如下看法。
『一九八五年，阿扁因蓬萊島事件的誹謗案入獄，在土城看守所裡待了八個月。…(略去一句) 阿扁則是蹲在地上幫獄中難友寫狀子。他看過的書就是《丹諾自傳》《希特勒自傳》。阿扁被批評為人文訓練和素養不足，這樣的紀錄，或許也是一種佐證。』
（周玉蔻《權力遊戲荒謬劇》，第一章。引自http://tv.ettoday.com/2000/12/13/305-302193.htm）
這些判斷、揣測與二手資料，提供線索，也凸顯一些弱點，然而，這只是從特定角度的看法而已。 政治人物是公民社會很好的鏡子。通過他們在不同狀況的公開言行，不但可顯現其真面目，也能是反面教材，而有助提升人文素養的討論。
以陳總統為例，人文素養不高到底是個人因素，或者是南社所認為：『陳總統的人文素養比起李前總統確實遠遠不及，這是「陳水扁這一代」的教育現象而不是他的過惡。』（2006/10/23，見http://www.formosa2028.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1&Itemid=109)
且從一手資料來判斷。
總統府的總統特寫，提到『影響最深的書 —《丹諾自傳》。』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subject-05.html
『丹諾（Charence (原文如此) Darrow, 1857-1938）是一位律師，對於協助美國的人權推展有很大的貢獻，希望我有一天能夠成為「台灣的丹諾」，為台灣做出更多的貢獻。』
http://www.president.gov.tw/2_children/index1-1.html
『我一生最喜歡的書是丹諾自傳，丹諾是美國著名的刑案律師，一生為無助的窮人辯護，他的名言是：一個人未定罪之前，都是無辜的。
『我並不希望自己一輩子都是政治人物，我的志願是成為「台灣的丹諾」，丹諾自傳這本書也是影響胡適十分深遠的一本書，我自己在獄中熟讀了好幾遍，…。』（1992年擔任立法委員時，針對「影響我最深的書」此一問題所作的回答。）
『丹諾自傳伴我在黑獄中度過八個月，在這以前，丹諾自傳我不曉得已經翻過幾遍了。』(『衝破生死線』一書中的自序篇)
可見《丹諾自傳》，以及「丹諾」對他的深刻影響。然而，要深入了解此人，有能力者應該閱讀英文原作，否則至少應明白基本姓名等資料。「總統府兒童天地」一欄，在英文姓名後加註為Charence Darrow。
這是明顯的錯誤！
Clarence 與 Charence也許只是一個字母之差。但是，在「總統府兒童天地」出現如此紕漏，幕僚基本人文訓練值得懷疑。即使說打錯英文有時難以避免，在經常更新內容的此欄，卻沒注意這紕漏，令人不安。
至於「丹諾」這名字，更是可疑。 陳總統自稱這本書看得爛熟，而主角更是他的偶像。然而，主角的名字從Darrow被譯為丹諾，稍懂英語者，大概會覺得奇怪。陳總統好幾次都如此引用，似乎從未質疑。對嚮往者的姓名都從未詢問，顯然， 他欠缺人文素養的基石之一的好奇心。
這漢譯版本的譯者，連原作者的姓都無法貼切翻譯，其內容的完整與真確，更是可疑。陳總統對Darrow的了解，遺憾地，也必然受到譯者能力的負面影響。
另外，陳總統至少有兩次在公開場合把台灣和外國的關係比擬為「斷背山」。他想要表現的「超越情愛、摒除偏見」，或「堅定的盟友之情」的情境，在人文領域之中，無論明確或隱喻，可以運用的不勝枚舉。他以「斷背山」來比喻，確實令人跌破眼鏡！
此外，陳總統一連串的公開演說，內容重複而且乏味。
『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志業，也許辛苦，或許艱難，只要相信就有力量，只要堅持就會成功。』 （陳水扁總統2006元旦祝詞）
『相信就沒有恐懼，相信就有力量；堅持就不會中途而廢，堅持才能實現理想。』（陳水扁總統六月三十日出席行政院「國家發展研究班第五期」暨「女性領導發展研究班第五期」聯合開訓典禮致詞，2005年）
『相信就有力量，堅持才能實現理想。』（陳水扁總統2004年5月20日就職演說）
『陳總統宣示維持穩健的兩岸政策並期許國人「只要相信就有力量」』（2003/10/22）
超過兩年間，『相信就有力量』一句似乎成為他的口頭禪。這句適合傳教，或敦品勵志的言詞，竟然成為總統演說的常用詞。蔣介石當年無味、教條的演說惹人嚴煩，如今陳總統依樣畫葫蘆。擬稿幕僚的文采固然不堪設想，也反映陳總統的人文品味。
民進黨成功地運用民意，達到民主政治的一些目標。然而，人文領域，尤其在豐富與啟發、激勵人文素養方面，它不但交了白卷，更暴露國民黨多年教育荼毒的貽害。
當人們熱情擁戴「台灣之子」時，他們相信陳水扁旺盛的企圖心，會實現多年的政治願望。然而，未曾預料陳水扁人文素養的缺乏，嚴重限制他政治領域創新的可能，也局限圖謀解決政治僵局的機會。
人文素養低的原因無論是在陳總統個人，還是「教育現象」, 公民社會的成員都有責任。人們不應該只選擇選舉的能手，而應兼顧候選人的人文素養。如果可以含淚投票，當然更能理性處理人文素養。畢竟，政治人物人文素養問題，不只反映他們本身，最終還是反映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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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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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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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如斯
在白色恐怖時代，反對獨裁體制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大多深深相信，只要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就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說服人民大眾用選票推翻外來政權。一個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新聞傳播的壟斷和思想箝制一旦解除，若加以開導，人民大眾的政治覺醒自會水到渠成。而人民大眾一旦覺醒，必定會唾棄國民黨，瓦解黨國體制。當時，除了堅持革命路線的人而外，絕大部分人都是如此相信的。由於有此信念，所以寧願擇取選舉改革的路線。
2000年總統大選，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不少人以為，這足以證明如上的信念是對的。然而，實情並非如此。相反的，六年來的事態演變正足以說明，人民的選票可以促成政黨輪替，卻沒有能夠撼動外來政權所建構起來的黨國體制，更不用提「瓦解」二字了。
尤其以近二、三年來的情況，應該可以非常清楚看出整個黨國體制規模之大，涵蓋牽扯之廣，霸權文化之強勢，以及共犯結構之盤根錯節。所有這些，無一不是舊勢力強韌生命力的具體表現。選票以及政黨輪替，並沒有改變這個頑強的現實。事實上，也是絕難改變的。這是當初很多台灣人知識分子在政治思維上的一大盲點。
由於有此盲點，認知上毫無準備，是以，目睹政黨輪替後保守勢力非常強勢的大反撲，很多都茫然不知所措。過去以政黨輪替訴求而贏得選票的一大群政治人物，也所差不多。
所帶來的震撼效應，或許不如228後的晴天霹靂那般嚴峻。其實，如果除卻屠殺下人人自危的驚怖氛圍，在認知上的措手不及，二者甚是相似。大戰以來，兩次都是台灣人命運抉擇的時刻。而在這兩次關鍵時刻，絕大部分台灣人知識分子都沒有能夠盡責地預先提出警告，讓台灣人有政治研判上的起碼準備。甚至於多有誤導。面對相同的對手，228厄運前夕的短視無知，在半個世紀之後，依然如故。同樣都沒有盡責，同樣都把人民大眾帶進一個惡意佈置的大埋伏。
隨著教育普及，尤其是資訊流通迅速，資訊取得十分容易。近來台灣政局的千變萬化，為所有關心政治的台灣人，提供空前豐富的素材。只要願意，人人都可以掌握資訊，都可以培養獨立判斷的能力。事實上，台灣知識分子過去沒有能夠盡責提供的，社會大眾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迅速學會政治分析，研判適切而且精準。具有主體意識的台灣選民，在政治動亂時刻，表現得穩重而且睿智，可圈可點，遠非很多台灣人知識分子所能及。
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知識分子原先所享有的尊榮地位，恐怕好景難保。如果以他們過去的表現而論，這個演變毋寧是值得慶幸的。除卻這一大批慣性的政治短視者，緊要關頭一再極盡誤導之能事，或許，台灣反而可以好些。從今而後，尤其是那些言必「知識分子良知」者，人們大可不必輕信。短視如斯，竟敢大言不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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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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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養與公民社會（續）****
判斷人文素養，不在於一時的言詞，也不在引經據典、出口成章的能力，而要看長期言行。如果說，陳總統表現的素養要大力補強，其它檯面上人物又如何呢？
上次引用文章可以參考。當時略去的部份，現在補上。
『一九八五年，阿扁因蓬萊島事件的誹謗案入獄，在土城看守所裡待了八個月。獄中的政治犯，像施明德、呂秀蓮與張俊宏等人，都是大量閱讀書籍沈澱整理思想的主軸，阿扁則是蹲在地上幫獄中難友寫狀子。』
（周玉蔻《權力遊戲荒謬劇》，第一章。引自http://tv.ettoday.com/2000/12/13/305-302193.htm）
（以上這段是台灣記者寫作模式的一種典型。行文流暢。然而，不但事實含混不清，而且讀者是否了解，似乎與作者無關。）
根據此文章，施明德、張俊宏相對阿扁而言，有『大量閱讀書籍沈澱整理思想』的態勢。然而，人文素養不只是大量閱讀而已；閱讀書籍的語文、類別，個人背景、吸收能力，切蹉、討論的環境，都決定提升素養的速率。人文素養深邃者，必然有思考、提出銳利問題，綜合、跨越不同領域的能力，而且在言行中自然表現。
從兩人處事與政治經歷來看，顯然他們沒有深刻人文素養。而且，他們更不是一般人願意效法，或鼓勵後代學習的對象。一些人認為有哈佛法學碩士的呂秀蓮，與有京都大學法學碩士的謝長廷是民進黨內最有人文素養者。
以呂秀蓮而言，她在公開的機會，不少言談確實涉及人文關懷，人文與科技並重，應多發展人文等議題。然而，她的言論大多隨俗而不深入，甚至可說浮淺。以下是個例子。
『（比較中國）在台灣，一有災情發生，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都需前往勘災關懷，這正是兩岸人文價值觀的不同。』
誠然，台灣與中國人文價值觀不同。但是，當年兩蔣，也是如此這般『探視災情』。政治人物探視災民，除表現『悲天憫人』之外，有何長遠作用？蜻蜓點水的探視，又如何表現人文價值？天災後，救人往往最為重要，其次是檢討原因，使之不再發生，或做更基本的改變。也許，將勘災關懷轉為事前的防備，才是價值觀與對公共政策了解的表現。
另外，值得探討的就是她鼓吹台灣學瑞士的宣傳。
『呼籲國人，不要失去信心，應該以歐洲的瑞士為借鏡，積極建設台灣成為瑞士第二，也就是亞太金融中心。』
http://www.ettoday.com/2002/09/11/303-1350708.htm
『她說，在民進黨政府主政之下，台灣也走出了中國的陰影，逐漸躍登世界的舞台，猶如「亞洲的瑞士」，是世界的模範生』
http://www.epochtimes.com/b5/4/2/29/n475677.htm
『她衷心的願景是：台灣應逐漸走上人文與科技發展並重的國家，台灣要成為亞洲的瑞士、世界的寶島。』
（副總統專欄--- 秀蓮正傳）http://www.president.gov.tw/1_vice_president/subject-01a1.html
《台灣大未來—海洋立國世界島》
『台灣將立足於美麗、浩瀚無垠的太平洋之上扮演東方瑞士的角色，與環太平洋的民主國家創造另一波的海洋新文明；』
http://www.president.gov.tw/1_vice_president/subject-04ab520new.html
如此，她一再地宣傳瑞士為台灣的榜樣。關於一些台灣人對瑞士的無端憧憬，<第三世界博士>一欄，已經有些討論。在此，只簡單摘要。
瑞士的獨特，在於能善用國際關係，維持政治中立，而得到衍生利益；其次，在缺乏自然資源狀況下，能夠維持高國民所得。如此成就，誠然不容易。但瑞士從來不以人文薈萃著名；而且，在維持政治中立的過程，有與強鄰協商，同意『互惠』的記錄。二次大戰中，瑞士與納粹的交易，留下傷害他者的慘痛事實。類似地，瑞士銀行，固然以安全、秘密出名，卻也是齷齪、不法財產的最好出路。
台灣如果以亞太金融中心為目標，需要相關金融法律的大幅改革，也需要有效地督促國家機器，與立法機構，更需要在運作效率、安全、隱私與合法之間，取得平衡。
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達成的，而呂秀蓮的宣傳，不過是泛泛之談而已。
呂秀蓮曾以英語發表一些言論。誠然，熟悉外文有助個人素養提升。以下結語，引自2004年的<Forum 2000>。
“From the early democratic movement to the struggles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aiwan’s sovereignty, civil society transformed Taiwan from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a mature democracy, not with guns or money, but with the convic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http://www.president.gov.tw/1_vice_president/e931019.html）
短短一段，卻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台灣的公民社會誠然扮演民主化的重要角色。這段當代史，即使過來人似乎也不完全了解社會、歷史的互動。例如，她認為台灣是“mature democracy”，與民主化的動力是“convic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事實如何？台灣民主的現狀，固然令人自豪，卻還有許多需要改進、深耕之處。然而，她自詡為“mature democracy”，顯然言過其實。至於，民主化的動力又豈僅是人權與公理！廣泛政治領域的公平、開放，與樸素台灣民族的呼聲，至少占了同等重要分量。
顯然，學歷、學位可以用來誇人，而哈佛學位更是容易唬人。從一些實例來看，人們足以了解人文素養與學位無關，也與政治立場無關。
本土的進步派，如果要領導人文領域，在重要議題上一定要能超越博士、學者的泛泛之論。如此，需要人文領域的深耕，認真作學問，只靠名校學位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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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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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勢力的護身符
曾經在白色恐怖時代生活過的台灣人，只要有濃厚的反抗意識，相信都非常期望能夠看到言論自由的一天，可以大聲道出反壓迫與反歧視的心聲，倡導台灣人主體意識，甚至於公開提出革命行動的綱領。如果他們跳躍過解嚴以來十餘年間的種種，依然懷著當年期待的心情，遽然目睹當前的現象，相信都會感到無比的喜悅。因為，他們看到台灣人終於可以真正暢其所欲言，而且有那麼多人（確實是很多人，而且跨越社會階級、教育與世代的鴻溝）知道堅持台灣主體意識。
這份夢想成真的喜悅，似乎是時下生活在現實裡的人們，所不易體會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可能是，近年來看似無解的政治對立與主流媒體亂象，已經達到足以令人無比躁鬱的地步。與其繼續心煩意亂，不如試圖從另類角度來看一看。
民主自由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較為先進的民主社會，絕大多數都曾經為此而有非常大的付出。法蘭西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血腥角力，歷時數十年之久；英國政治體制的確立，經歷過非常慘烈的內戰，一度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美國當今的民主，經過獨立戰爭、南北內戰的嚴峻考驗。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國的民主，都建立在大戰的廢墟之上。連小小的芬蘭國，也經歷過血流成河的階級內戰。如此重大的政治變革，無不涉及新舊勢力、民族或者階級之間的生死對決，豈是在雲淡風輕之中就可能達成的。
只因為歷史機遇，我們並沒有經過血淋淋的革命與內戰，就得到了民主。但是，台灣的民主，真的可以不需要付出代價嗎？恐怕不然。所謂「寧靜革命」（這其實是一個不通的翻譯）所沒有解決（而且也是不可能解決）的棘手問題，不可能自己化解。而這個棘手問題的最主要根源，就在於舊勢力。只因為，在獨裁統治時代壟斷一切、包山包海的那個無比龐大的保守勢力，依舊保留實力；而且如同各國歷史上所有的舊勢力一樣，在失去政權之後，都會試圖瘋狂反撲復辟。沒有能夠預見這個反撲復辟風潮之必將來到，是當代台灣人最大的政治短視；人民大眾都得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連本帶利。或許可以說，眼前亂局所帶來的紛擾，就是台灣人分期付款的首期款。明白個中道理，我們反而可以坦然以對、沉著思索對策。
近年來，我們看到保守派政黨的焦土杯葛，以及主流媒體人物群魔亂舞。最近，不但是官僚體系，甚至於司法體系裡的若干保守勢力，也開始公然發動攻勢，形成另一波的惡浪。看在眼裡，確實足以令人憂心。然而，即便在如此驚濤駭浪之下，如果從長遠的歷史演變歷程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分「喜悅」的理由。
民主社會裡的任何一個在野政黨，倘若著眼於未來通過民意而得到執政機會，必定不會採取不分青紅皂白的焦土杯葛。此類愚蠢至極的行為，終會遭受選民的嚴厲懲罰。同時，主流媒體之亂，全然看不出霸權文化應有的自信與風範，反而流露出氣急敗壞的無賴下流、自曝其短。而陳瑞仁起訴書內容之可議，張熙懷言論舉止之荒謬可笑，也無一經得起檢驗。他們不惜把自己最不堪的一面，無保留地暴露出來。縱使人神共憤，也在所不惜。至於明日是否會後悔，他們已經不在乎了。所謂自掘墳墓，興許就是如此。
如此，呈現在人民大眾面前的，其實是一群歇斯底里、無所不用其極的無恥復辟流氓。這確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提供一個空前深刻的政治教育；人民大眾確實可以從中學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見識。其深遠的政治效應，絕對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宣可堪比擬的。
然而迄今，這群復辟流氓依然能夠有恃無恐地繼續撒野下去，絲毫不畏懼被社會大眾所唾棄。只因為，他們成功地綁架了自己的支持者，脅迫這群支持者繼續容忍他們那些不負責任的惡質言行，而且盲目袒護到底。在他們的操弄下，統獨爭端愈見尖銳，愈可以充當他們的護身符；爭端愈是僵持不下，愈可以任憑他們胡作非為。在當今台灣，最不願意看到統獨對恃局面稍有緩和的，其實就是這批人物。因為，一旦情勢開始緩和，他們的乖張猖狂就不能不開始遭受自己支持者的檢驗。
這是一個無比混亂的鬱卒年代，也是一個充滿啟示的年代。主流民意終會重拾信心，反彈而起。這應該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關鍵在於，若要主導台灣政局，走出困境，我們現在應該有何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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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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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版塊鉅變？
觀察台灣選舉可以發現，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選民群的歷來表現，遠比保守派的選民出色得多。關鍵在於，前者懂得嚴格檢驗，也經常嚴懲和淘汰那些自己所擁載或者曾經擁載過的政治人物；而後者卻往往不能。所反映的，顯然是政治素養的高下。而且，這也顯示，過去長期遭受黨國集團壓迫和欺凌的人們，很多已經從百年苦難的歷練中得到頗為深刻的領會，培養出不俗的政治見識，謹守人情義理，有節有守，沒有囂張猖狂的惡習。倘若稱譽他們是人類歷史第三波新興民主化浪潮的模範選民，應不為過。
同時，近來各種民調和研究一再顯示，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人，為數愈來愈多，而且很可能已經過半。因此，我們可以預測，在未來政治發展上，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選民，可以是一股決定性的主導力量，穩定民主體制，帶領台灣走出目前的困局。
然而，我們也可以在此發覺兩個不平衡發展的現象。
其一，如此可愛、可敬的選民群，卻還沒有能夠通過選舉而產生一個夠水準的政治領袖群。主體意識的選民群，堅強剛毅，富有正義感；而他們所選出的政治領袖，卻極多缺乏膽識，膚淺、短視而且搖擺。這的確是非常的不對稱，非常的諷刺。其二，台灣主體意識近兩、三年來的大幅提高，並沒有具體表現在對於民進黨支持度之上。甚至於，二者之間逐漸開始有區隔的趨勢。
其所以致此的牽涉因素甚多，而且錯綜複雜。不過，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切入，試圖了解﹕歷次選舉中主軸政治議題的擇取和論述、發揮。
大戰結束以來，不少台灣人在獨裁統治下不斷反抗，百折不撓地提出若干貼切反映人民心聲的政治主張。最為主要的，莫如有關民主自由和台灣主體意識的論述。一直到民進黨通過大選取得執政機會，可以說是民主與民族這兩個主軸議題居於主導地位的時代。通過這些議題的精彩發揮，本土派政治人物喚醒和帶領群眾，不斷挑戰黨國威權體制。選民的政治意識大幅提升，漸次形成難以阻擋的民意趨向。這是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
民主自由的議題，隨著民主體制的建立而式微。但是，產生自民族壓迫歷史以及不平等體制現狀的台灣主體意識的議題，從原來的反抗外來政權，再添加抗拒對岸惡意威脅的內容，一直燃燒不息。或許可以說，這是一個在2004年再度把陳水扁推上執政大位的緊要議題。從今日看來，此一議題所引發的政治效應，此時也達到顛峰。自此而後，原來的銳氣大不如前。
情勢之扭轉，似乎發生在2004年底國會選舉時，當時氣勢如虹的民進黨在陳水扁主導下，在最後時刻搶奪宣傳「正名制憲」的短線操作，使得很多選民寒心。為了一黨之私而吶喊，意圖扼殺友黨的生機，那是褻瀆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主軸議題。這是虛偽、詐欺，戲弄選民的真誠與熱情。如此，這一個議題本身的莊嚴意義，也遭受一定的污損。這是睿智選民所難以忍受的。民進黨2004年國會選舉的失敗，顯示台灣主體意識選民群對於這個政黨的作為開始感到不耐。三合一選舉連續再敗，似乎也可以從此得到解讀。
即便沒有主流媒體的興風作浪、惡意扭曲事實，這個選民群對民進黨與陳水扁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似乎也是難以避免的。因為，執政以來的表現，提供給選民一個具體檢驗的機會。這個選民群似乎領悟到，民進黨很多政治人物，不過是把台灣主體意識的議題當作一種急功近利的選舉操作而已；有關的論述，華而不實，愈來愈空泛無物，簡直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假議題」（李登輝語）。
尤其是，人們原來期待台灣主體性的論述，可以充分發揮人文關懷精神，與一系列長遠的公共政策緊密連繫起來，並且進一步開始落實下來。畢竟，傳統本土派與黨國保守派在此基本方向上應該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如今卻發覺，民進黨與保守勢力其實並無二致，都是口惠而實不至，骨子裡都是一面倒偏袒富者和強勢者。這是令這個選民群更加寒心的。
倘若台灣主體意識選民群終於大澈大悟，除卻統獨這個已經淪為選舉操作的「假議題」而外，民進黨與保守派政黨在內心思維模式上皆是一丘之貉，那麼，台灣的政治版塊，難道不應該面臨一個前所未見的鉅變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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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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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主軸議題
上文提及，台灣人自從開始反抗黨國威權體制以來，一直以民主與民族為雙主軸議題。其實，還有第三個主軸議題﹕對於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弱勢者的社會關懷。
早期在海外，不少台灣人長期倡導以此議題為主，來規範和充實民主與民族兩訴求。在台灣本土，民進黨內的新潮流派系曾經對此社會關懷議題相當用心，廣泛連結各種弱勢團體。對於今日的我們，海外的事，在時空上似乎太遙遠了。但是，對於新潮流在此方面的表現，我們應該記憶猶新才是。
相較於民進黨政治人物之濫用統獨議題，以繼續綁架台灣主體意識選民群，新潮流則在陳水扁取得執政大位之前，就已經悄悄將社會關懷議題棄若蔽屣，不聞不問了。他們一度大張旗鼓所標榜的簡姓、劉姓等非工人出身的「工人立委」，而今安在？在從事何種的社會關懷呢？還在倡導「產業民主」嗎？李登輝曾經批評民進黨政治人物將統獨議題當作「假議題」，其實，他們同樣把社會關懷當作「假議題」，騙了選票，用完即丟，一副吃定弱勢者的傲慢態度，更是令人憤怒。
然而，社會關懷的議題，終將再起，成為人民大眾用以檢驗「統」「獨」各方政治人物以及政治主張的標準 -- 真正的標準。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應該也是台灣政治版塊開始重整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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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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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vs辜彭
自從李登輝接受《壹周刊》和TVBS的訪問以來，「棄獨」風波不斷。若干獨派的評論家、學界人士以及堪稱是社會名流的「台獨大老」，立即站出來譴責李登輝「背叛」、「豹變」。台灣南北仿佛彌漫在某種悲壯氛圍之下。其中表現得比較讓人印象深刻的，有白髮蒼蒼的辜寬敏在電視專訪時的哽咽失聲。還有，另外一個「台獨大老」彭明敏，也馬上寫了《什麼是「台獨」？》，澄清以及捍衛「台獨」的意義。
坦白說，我實在覺察不出李登輝的談話果真「棄獨」，或者有意降中。細讀李歷來所發表的言論，或可發現有詞不達意和跳躍性思考的現象。不過，若有適當過濾，上下文兼顧，不難貼切明白他的真實意思。此次遭受如此眾多獨派人士的扭曲，而且釀成風波，若純就思路推理的層面而言，實在是令人費解的事。
如果把李的論述，與辜彭二人的批評意見作一個比較，立刻可以發覺雙方是站在全然不同的歷史高度。
社會現象本身，都是多度空間、時間諸因素彼此交錯互相牽動的複雜綜合體，是動態的、變化的。一個政治家之所以傑出，都不可欠缺穿透庸俗陳見和多層魔障的尖銳洞察能力，直搗問題核心，及時掌握關鍵的著力點。出色的政治研判和實踐，從而產生。仔細研讀，可以感覺得出李的論述的戰略方向。
反觀辜寬敏與彭明敏兩「大老」的思維模式，其實是在靜態「定義」下作繭自縛，不但自縛不自知，而且企圖以之縛人。他們二人似乎並不是要面對目前台灣政治困局的現實問題，反而是在堅持（或者回憶）某種的意境。怪不得辜有哽咽，有感傷。而彭的文章，通篇陳腔濫調，既酸又腐，難以卒讀。
李登輝的論述，所不同於前的是，他首次憤怒指責，民進黨口惠而實不至，把「台獨」當一個騙取選票的「假議題」。他似乎還沒有公開道出口的是，民進黨在驚險中首次造就了台灣史上的第一個本土政黨，卻平白糟蹋了如此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執政機會。這樣一個缺乏歷史方向感的執政黨，不但執政無能，而且還想利用「假議題」繼續欺騙下去，實在太辜負了台灣主體意識的選民。
民進黨與國民黨協力合作，已經把改變憲法的門檻提到幾乎永遠無法跨過的高度。在此情況下宣傳「正名制憲」，又如陳總統的「國師」李鴻禧那樣提出一個全然不涉及「正名」的修憲草本，這像是玩真的嗎？能服人嗎？
國民黨黨產、18趴優惠，都是大多數台灣人深深不以為然的。每一次選舉期間，民進黨無不大張旗鼓提出來，號召選民起來反對。可是選舉過後，即便兩度得到了執政權，卻是船過水無痕，全無下文，再不然就是草草收場。民意一再遭受到惡意操弄和糟蹋，都是奉「台獨」之名，這就是政治現實的一面。也是李登輝著手正面挑戰，而辜彭等人寧願視而不見的。
揭穿「台獨假議題」，其實是早已經該作的事。卻引來辜彭等「大老」的強烈反彈。說不定，他們二人原本就是「假議題」的始作俑者。這或許也值得追究一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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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相較於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而言，觀察過去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發展歷程，常予人以清澈見底的感覺。
最為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比較沒有白色恐怖的直接壓力，各種見解可以表達得較為直接，在所作所為上比較缺乏某些掩飾。同時，比較沒有地方派系和黨國體制複雜因素直接涉入，而使得情形單純許多；海外地理遼闊更使得人際關係比較不那麼糾葛難纏，政治理念的影響力反而容易彰顯。正因為比較單純，而使得事態的發生、演變，呈現得比較真實而完整，因果關係容易解讀出來。許多的搖擺、畏怯、誤判、無能，也容易覺察出；連謊言的紋路，也常是清晰可辨。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檢驗，當前若干所謂「台獨大老」的真實面，可以一目瞭然。尤其是目前頗享清譽的辜寬敏與彭明敏二人。其間根本不需要獨家爆料什麼內幕秘幸。經過情形，絕大多數毋寧是當代人所周知的。先來談談辜寬敏。
1972年，辜秘密返台與蔣經國晤談。這在當時尚鮮為人知。可是，這也是當代海外各地台灣人群情激憤的一年。原因是，辜以及他所隸屬的組織「台獨聯盟」，就在同一年正式公開拋出「革新保台」路線。
終戰以來，蔣家國民黨屠殺、鎮壓台灣人向不手軟。面對如此蠻橫血腥的獨裁政權，和平談判既然毫無可能，唯有革命一途。當時海外幾乎所有具有台灣意識的青年學生，逐漸形成此一共識。國民黨校園間諜、打手和台奸，在海外四處張牙舞爪；迫害、逮捕、殺戮的消息，不斷從島內傳來。這不能不使得此一共識更加普及，更為確定。如何從事革命準備，乃成為許多台灣留學生的思索主題。各色各樣的雛形革命組織，紛紛出現。
就在這時刻，「革新保台」論出現，公開勸說台灣人要試圖與國民黨妥協，只要獨裁者肯釋放改革的善意就可以了。而在私下場合，甚至於發現不斷有人往來游說，主張不要過分刺激國民黨，要努力營造和解、合作的氣氛，勿以小不忍而亂大謀，云云。
正當壓迫者氣勢凌人地騎在台灣人頭上的時候，被壓迫者自己有如此自取其辱的軟骨表現，而且是遠在壓迫者統治勢力鞭長莫及的海外自由天地！當時，距離血淋淋的228不過25年而已，竟然健忘到此地步。斯可忍，孰不可忍。難怪在各地台灣留學生當中引發一片怒吼。
接下來所看到的，就是傳統台灣人的典型惡習﹕通過種種的謊言和耳語，堅持說「革新保台」之說僅是一場誤會；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蒙騙過去。可是，傷害已經造成。從此而後，很多海外台灣人不再信賴這個組織。
讓我們不要忘記，而後的十年左右，蔣經國獨裁的殘酷鎮壓，並無稍減。反而是，「革新保台」的倡議在海外撩起陣陣妥協妖風，大小無恥政客公然穿梭不停，活躍程度前所未見。郭雨新等人即為其中一批。所引發的政治後遺症，非常長遠。這是海外台灣人政治反抗運動史上一個晦暗的章節。一直到70年代末期，海外台灣人的士氣，一度低落到極點。
「革新保台」出現的1972年，正是辜寬敏私晤蔣經國的一年。這應該不是時間巧合，而是歷史邏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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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通
就選戰的能量爆發力而言，不宜低估陳水扁。因為，他是台灣選舉史上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可是，他的政治論述能力，卻萬難高估。
陳水扁於三月四日出席FAPA慶祝晚宴說﹕“台灣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台灣只有國家認同分歧的問題、只有統獨的問題、只有要前進或後退的問題，絕對沒有左右路線的問題。「堅持落實社會公平正義」、「關懷弱勢」、「照顧基層」、「消弭貧窮」、「創造就業機會」，是台灣政府永遠不變的責任。”
這段話，實在不通。不但有政治思維上的盲點，連邏輯推理也值得推敲。由此可見，在優質政治論述所需要的人文素養方面，他是不足的。
依他的說法，即便保守派勢力復辟奪權成功，「台灣政府」應該也會「永遠不變」地「堅持落實社會公平正義」、「關懷弱勢」、「照顧基層」等等。言下之意，過去國民黨執政，似乎也是同樣的「堅持落實社會公平正義」、「關懷弱勢」、「照顧基層」等等。今後亦然。換言之，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執政，在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思考方向，都是沒有差別的。「絕對沒有左右路線問題」，不正是這個意思嗎？這種話，聽得下去嗎？
那麼，請民進黨告訴台灣的「弱勢」和「基層」選民，他們所可以期待於民進黨執政和繼續執政的，到底是什麼。倘若說不出來，卻動輒將統獨問題無限上綱，這是企圖以「假議題」轉移焦點，是傲慢，是謊言，是詐欺。
如果陳水扁以為，唯有民進黨繼續執政，才能夠「堅持落實社會公平正義」、「關懷弱勢」、「照顧基層」等等，則這不正是舉世都有的「左右路線的問題」嗎？這麼簡單的道理，竟然想不通嗎？對於英國左派學者的「新中間路線」的歷史背景，他似乎並不明白。甚至於，對於一般先進民主社會裡各種不同政治思維導向，以及其表現在現實政治與實際政策上的，似乎也是不甚了了。連左右都毫無概念，卻滿口的「新中間路線」。無知而不自知，難怪FAPA慶祝晚宴上有如此不通的公開談話。
「絕對沒有左右路線的問題」的描述，倘若是台灣社會的真實寫照，恰足以顯示﹕台灣不但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而且更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連社會資源公平分配如此絕頂重要的社會正義問題都不願意正面談論，而且公然宣稱是「絕對」不存在或者「絕對」不應該存在的，這難道是一個懂得人文關懷的正常社會嗎？是一個具有現代文明條件的社會嗎？如此，我們的國家認同向心力的凝聚基礎，究竟何在？
把一個無厘頭的「絕對沒有」，跟「四要」連結在一起，莫非是政治想像能力已經枯竭了。晚宴上如此不通的致詞，掌聲不斷，賓主盡歡。其中意涵，值得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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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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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現象
在制度設計上，台灣的族群、地域與階級之間有顯著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數十年來具體表現在教育機會、軍公教職等的分佈、社會福利、退休金、地方分配款等等之上。在某程度上，這簡直可以比擬為過去南非的Apartheid。政黨輪替迄今，不平等的情況大致上還看不到重大改變。就當今先進民主國家的水準而言，制度上這般的明顯不平等，是難以想像的。甚至於稱得上是大醜聞。
陳水扁總統不久前宣稱台灣「只有統獨問題…………絕對沒有左右路線的問題」，似乎用意要贏得台灣主體意識選民的支持。可是，此舉等於是把台灣在制度設計上「一國兩制」的另一種形式Apartheid掃到地毯底下。然而，社會公平正義，難道不是一個深深困擾廣大人民的大問題嗎？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台灣擁有世界級規模的「慈濟」，積極參與志工人數驚人，慈善活動遍佈台灣南北各地，後來更遠至世界各地的災難地區。這當然顯示出台灣人民的善良與厚道。可是，這同時也活生生說明，台灣社會有非常多的弱勢者，被擯斥在制度設計之外，自生自滅，使得善良厚道的人們不能不挺身而出，發揮社會關懷的精神。
台灣有18趴特權優惠，有成群結隊遊歷世界各地的軍公教退休族。他們退休所得之優渥，舉世罕見。數十年集中優先獨厚少數人，可以達到如此駭人聽聞的程度。可是，台灣同時卻需要世界級規模的「慈濟」來幫助照顧其餘的弱勢者和老勞工、老農民。對比之下，何等的失衡，何等的觸目驚心。或許可以進一步說，「慈濟」現象不僅象徵著台灣人民的社會關懷精神，同時也間接凸顯，台灣在社會資源分配制度上，嚴重違背社會公平原則，簡直是野蠻。
在此情況下，台灣民選的最高政治領袖宣稱說「只有統獨問題」，似乎意味著，台灣主流的政治思維，至少是政黨以及政治領袖所主導的政治思維，並不包括社會關懷在內。而高分貝誇張強調「統獨」，莫非是顧左右而言他？
而在台灣民間，人民以自己的力量，積沙成塔，締造了傲世的「慈濟」。再想起1999年921大地震後，台灣各地立刻發起救援活動，自動自發的精神，令人感動。世界上其他地區在類似災難中常見的趁火打劫現象，當時一件也沒有發生。從這個角度觀察，似乎可以看到有一項主流價值在浮現，為台灣人民所衷心珍惜，引以為共同的驕傲，不分政治立場。
近來，各種民調以及分析研究一再顯示，台灣主體意識穩定上昇，已經成為民意主流。換言之，在壓倒性多數的台灣人心目中，國家認同的主意已決。至於台灣主體意識下的各種價值內涵，我們應當如何思考、如何建構、如何豐富化呢？如何使之成為台灣的共識和凝聚力的雄厚基礎呢？這或許更是當今的迫切要務。台灣的公民社會須要朝這方向努力，而且也應該以之嚴格檢驗政黨以及政治人物，不容他們憑靠口號就想贏得選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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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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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患無窮的「一國兩制」
在政治權利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上，倘若有非常顯著的不平等現象，「國家認同」難以取得一致共識。
原因很簡單。對於一群享有特權的統治者而已，「朕（或者“咱們”）即國家」；「國家」是他們捍衛特權地位的工具，而不是自己真誠信奉的政治原則，「國家認同」當然可以視實際需要而改變。同時，如果「國家」僅僅是為了維護、偏袒少數一等國民而存在、而運作，那麼，多數的二等國民當然不會捨命去為此一「國家」奮戰，甚至於反而很可能要摧毀此一「國家」，另外建立一個新「國家」。（這就是列寧《國家與革命》的一個主軸議題）
正是因為如此，一次大戰爆發前的數年間，戰雲開始密布，幾個大國的統治階級紛紛在普選權上對工人與農民作出很大的讓步；二次大戰前，在社會資源分配上亦然，紛紛與工人政黨妥商，釋放善意。其目的，就是要使得所有公民，在大戰爆發時，都願意把捍衛國家當作是自己的責任。他們也相當成功的達到此目的。有此歷史經歷，現代文明國家的公民，絕對不會容忍選舉權不平等、社會福利明顯不均的「一國兩制」。因為，那是製造「認同」分裂的結構性根源。從制度上予以杜絕，方有可能普遍培植全民命運共同體的認識。現代公民社會的向心凝聚力，從而產生。
外來統治集團在台灣建立一套異常龐大的共犯結構，數十年來公然從事大規模的巧取豪奪，令人髮指。是以，社會大眾當然不會期待這個共犯結構（及其傳承者）會還給人民一個公道。以「保守」二字形容，不僅僅是由於它企圖保有既得權益、擺脫不掉黨國舊思維而已，而且，更是因為它繼續要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以籠絡軍公教體系，籠絡特定族群。它繼續視社會關懷如無物，視多數人的福祉如糞土，以為少數人應當永遠享有特權特惠。「保守」，是相對於重視社會資源公平分配原則的「進步」思維﹕一個被現代文明社會所重視的普世價值。
此情況下的台灣，數十年如一日，普遍出現此一矛盾對立現象﹕享有特權特惠的少數人vs廣大人民。表現在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設計上，就是「一國兩制」。分配上長期的零合態勢，乃至於通過制度化而予以保障，必定反映在意識、心態之上。從而還衍生出一系列的矛盾對立﹕外來黨國體制精神vs本土意識，傲慢的權貴保守派vs憤怒的普羅大眾，幫助維繫以及捍衛此一體制的霸權文化vs主流民意，等等。制度上涇渭分明的「一國兩制」，終究無法避免「認同」分裂。因為，它為「認同」分裂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基礎。
不但如此，這樣的「一國兩制」更具有另一層的危害性。人類歷史上，遭受人民嚴峻挑戰的封建貴族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經常向外尋求奧援，聯合外力，兵戎對內。而外力也樂於乘機介入。法蘭西大革命期間，外國軍隊大規模入侵，就是產生在此背景之下。另外，我們應該都很熟悉，明末吳三桂等那一大票降清人物。怪不得，台灣的保守勢力開始向中國輸誠，以「聯共制台」。特權集團愈是頑強捍衛自己的特權特惠，愈帶來「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這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事。
如此，制度上的「一國兩制」不解決，「國家認同」的分裂傷口恐怕永遠難以癒合。可見，「一國兩制」的禍害何其大！
在此情況下，宣稱「台灣只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沒有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一國兩制」問題，其實是本末倒置的說法。民進黨執政以來，政治研判上的短視，政治改革日程上的缺失，莫過於此。
主張台灣主體性優先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原先都誓言以社會公平正義為綱領，以關懷弱勢為優先。民進黨以「進步」為名，顯然以此自許，以有別於舊有黨國體系「保守」的反動政治性格；一方面，以之訴諸選民，求取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呼應廣大人民的渴求。然而，而在取得執政權力之後，它悄悄放下此一自我期許，不再堅持要鏟除特權特惠制度。甚至於，它在相關方面的公共政策導向與基本政治思維，與保守政黨漸行漸近。「進步」二字，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成為虛名。豈不可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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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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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深化的障礙
在現代民主社會，投票權的不平等，是不可想像的。普羅大眾以及婦女的普選權，早在上一個世紀初得到實現。這當然是民主進步的一個指標成就。緊接著，各先進民主國家，在社會資源公平分配上紛紛都有重新思考和相當大幅度的改革。具體的表現是，各國在醫療、社會福利、退休金、教育機會等方面先後都有一系列全國普及性的新制度，以求更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更落實社會關懷精神。嚴格的說，這其實更具有民主進步的意義。倘若缺乏這個基礎，這些民主國家的政治穩定性是難以維持的。
近來有不少人倡言，要深化台灣的民主。
就在眼前，我們有社會資源分配制度設計上極為不平等的「一國兩制」，造成一道社會大鴻溝。從中直接和間接享受特權特惠的一群，形成台灣最強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團，與特定政黨瓜葛難分，彼此綁架。憑據過去半個世紀所建構起來的文化霸權以及利益分贓的龐大共犯結構，互相掩護，成為一股十分頑強的保守勢力，敢於公然抗拒民意和民主潮流，扭曲民主程序。在他們的杯葛之下，台灣所迫切需要的改革，乃寸步難行。這是目前政治困境的主要癥結之所在，也是台灣民主深化之路的最大障礙。不去正視這個問題，而倡言民主深化，其實都不過是空洞的政治口號罷了。
並不是首先須要達成民主深化，方可能處理18趴優惠特權問題。而是，首先要徹底改變18趴所代表的「一國兩制」現象，才能夠深化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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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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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覺醒者＊＊＊
盛傳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獨立宣言簽名之後留下了一句詼諧的名諺：We must hang together, gentlemen...else, we shall most assuredly hang separately. 可直譯為：「先生們，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不然，我們必然會一個個分別上絞架」。有人意譯為：「讓我們一齊上戰場吧！否則，我們將分別被送上刑場」。意譯比較傳神，但仍然無法譯出英文hang的雙關語含意，這是翻譯先天的限制，在此不聱。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正式開始的一年，富蘭克林已是70高齡，他不但是50餘位參與獨立宣言討論者最年老的一位，也可能是獨立戰爭領導者最晚由保皇派(Loyalist)變為愛國者（Patriot）的一位。史家大多同意他的國家認同改變是在第三次駐留英國期間（1764年11月至1775年3月）最後數年才發生的。一旦走上反叛路，他就成為真堅定的革命者。其義無反顧的氣勢讓大部分第二次大陸會議參與者反成為落後份子。他六親不認，與其唯一鍾愛的保皇派兒子（和他一起放截取閃電風箏的威廉氏）決裂。我們不禁要問，人老了還會變嗎？他是投機派嗎？他為何會變呢？
類似的問題是否可以提出來問問最近令人刮目相看的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嗎？本土網站有不少人對其轉變半信半疑，無法放心。他們質疑：為何三、四年前還是偏藍的、挺連的，最近半年來卻變為挺本土、挺台灣的大喇叭？但就像自然界萬物變化有其科學道理，人們政治看法改變也是有其規律，有跡可尋的。難以回答的問題並不代表沒有答案，難以預測的轉變也不代表完全無法預測。端看我們觀察敏銳度、學識涵養、社會經驗、抽象邏輯思考能力、抽絲剝繭功夫。社會政治現象比起自然現象更錯綜複雜、千變萬化，但仍屬科學範疇，可以分析、思辯，理出事件的因果關係。
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不但在軍事上、經濟上為世界霸主，在文化科學、民主法治、典章文物成就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與英國人同文同種的富蘭克林對其母國嚮往佩服是極其自然的。加上影響他人格深遠的父親成長於英國，算來富氏只是第二代移民，祖國一切的影響仍然深刻。另外，他在1753年被英王任命為年俸甚高的北美郵政局長直至1775年被開除為止，吃皇家的糧，要他造反是需要很大的勇氣與不凡的認知。況且，他還夢想藉由向英國議員、官員關說能在美洲土地開發獲取暴利，利益糾葛也可能延遲了他的轉變。當1763年至1773十年間，越來越多殖民地人民紛紛轉向獨立派時，富蘭克林還在盡全力為一個他個人所中意「英美聯合帝國」而奔波。1975年1月29日因「赫金森」(Hutchinson)信件事件，富蘭克林在英國樞密院所舉辦聽證會上受到無情的羞辱。他全程沈默不語，但這是他割斷最後一根祖國情絲的一刻。從此刻起，英國適得其反製造了一個舉世聞名的美洲獨立運動的發言人及領導者。
去年泛藍三罷阿扁舉動及紅衫軍之亂對愛惜台灣人士所產生的催化作用有如赫金森事件刺激了富蘭克林一般，物極必反，基本的辯證法則而已。比起富蘭克林69高齡才變獨派，鄭弘儀中年就由藍轉綠，由大中國主義者變為台獨份子並不太晚。觀之這兩、三個月來大話新聞的影響力也會讓常以匿名發表宣傳、鼓動文章的富蘭克林羨慕不已。不少新潮流人士自以為是「改革台獨」，而罵一些反新系人士（包括大話民嘴）為「民粹台獨」，他們大概不知道富蘭克林就是一個大民粹派。至於有人擔心鄭弘儀是否為投機者？以後是否會變節？我們只能說，在台灣漫長獨立建國旅程上，在台灣民族艱難成長路途中，有人會灰心，有人會掉隊，有人會夜奔敵營，這都是必然會發生的。但只要客觀條件存在，總會有人覺醒，後繼有人。重點是我們要營造、建立對綠軍成長有利的客觀條件，而這正是鄭弘儀的大話新聞及阿生、章天軍的台灣俱樂部目前所作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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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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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弘儀主持的大話新聞接到到恐赫信, 還附上一顆子彈。 信中自己表明馬英九的支持者, 泛藍的一份子。台灣藍綠政論節目多如牛毛, 各擁支持者和觀眾。 雖然很多具台灣主体性人不滿, 不認同2100, 文茜小妹大, 趙少康的飛碟時間的立論, 但至今沒有人去恐赫他們, 藍綠群眾民主素養, 政治程度立判。 具台灣意識的人受黒幫恐赫早已不是新聞。
六十年前, 蔣介石不愧黒幫老大, 其手下爪牙從基隆上岸便從台灣頭掃射到台灣尾, 然後濫捕台灣精英, 有計劃消滅台灣領導者。 接著五十年代白色恐佈, 二二八漏網之魚, 全部補齊, 無一倖免。 另一方面蔣介石穿上西裝, 打領帶, 粉末登場, 對成驚弓之鳥的台灣人訓誡他是民族的救星。 七十年代中, 蔣經國已接大位, 台灣新的一代已經長成, 不似上一代馴服; 中壢事件, 美麗島事件接連發生, 於是國民黨導演未暴先鎭, 而有美麗島大審, 林家慘案。 意在警告台灣人, 不聽老大的話的下場。 八十年代, 反蔣支持台獨的旅美陳文成博士, 返鄉省親, 結果陳屍台大校園; 明顯在告訴海外台灣人, 我老大耳聰目明, 對你們瞭如指掌, 不要以為你們在海外即對你們無可奈何, 只要回台灣即可置之於死地。 而且這警告愈來愈嚴峻, 江南事件 變本加厲的槍殺身在美國的江南; 其意謂不管你身在何處, 只要反對我即難逃我的指掌。 幸虧美國是法治國家, 不容他國黑幫在他們後院撒野, 否則美國留學生人人自危。 李登輝執政, 深藍並不收斂黒幫的本質, 愛國同心會到處肆虐; 政黨輪替後, 愛國同心會光天化日下圍摳中國民主人士曹長青。
今大話新聞恐赫事件除表明國民黨深藍黒幫的本質外, 也顯示他們勢微, 圖窮匕乃現; 也可看出他們控制力江河日下, 連這種小儸僂, 小混混也不甘寂寞, 急於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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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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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上綱模式
史上漢人當家的宋代和明代，大小政爭相當頻繁。大部分政爭過程都有相同的模式﹕各方無不搶佔道德高地，發動無限上綱的凌厲文字攻勢，人身攻擊，務求將對方打成罪該誅殺的奸惡小人。
每次讀及此類臧否人物的抨擊文章，都有慘烈無比的感覺。這些誇張得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最主要是道德指控，而在攸關國防、外交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論述方面，內容相對貧乏。政爭的本質是赤裸裸的權位爭奪戰，以撂倒對手為目的。為達到黨同伐異的目的，國家大事的政策辯論反而成為陪襯的假議題，變得無關緊要。漢文明下的政治文化，具有這樣的傳承特色。
時至今日，此種傳承仍然活力十足。中國文革時期，表現尤烈；一時轟轟烈烈的所謂「路線鬥爭」，最是典範。台灣保守勢力的表現，也頗可觀，數十年如一日。不幸的是，台灣本土派方面染有這個惡習者，不乏其人。縱使不致於凡事無端泛道德化，無限上綱依然陋習難改，繼續通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以不久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期的情形為例。謝長廷有關「改變」「憲法一中」的論述，被扭曲說成是一種「維護」「憲法一中」的主張。稍前，李登輝有關台獨議題的論述，也有類似的遭遇。其實，任何一個有見地的好論點，一旦經過了過度延伸的解讀，推演到極端，都不能不變得十分的荒謬可笑。在一片撻伐聲浪中，甚至於包括本土派當中享譽甚隆的金恆煒在內，不少本土派人士似乎非要給謝、李二人扣上涉嫌出賣台灣主權的帽子不可。試問，事關台灣存亡，茲事體大，怎可不嚴陣以待呢？如此一來，不由分說地提出最嚴厲的指控，而且頑強地堅持到底，乃成為理所當然的事。仿佛，非如此就不足以表達台灣人意識似的。
像這般動輒以「大是大非」為幌子，往往一發不可收，而致凡事都難以理性規範，也難以理性對話。在如此一場無厘頭的紛擾中，假議題漫天飛，真正重要的議題反而得不到應有的深刻探討和辯論。殊不知，無限上綱的習性下，絕難培養健康的政治論述風氣。缺乏良性的論述環境，則智慧型政治家難抒其志，鬥雞型政治流氓反而可以大行其道。到此地步，劣幣驅逐良幣，政治惡鬥氛圍於焉滋生，民主深化之途難矣。
愈來愈多的台灣選民應該有能力看清楚﹕泛道德化無限上綱，是惡棍的最後手段；對於他人政治論述的過度延伸解讀，是思想貧乏的象徵，也往往反映一定的動機與心態。當那些以漢文化正統自居的保守反動派人士，日日夜夜無限上綱的時候，但願台灣派政治人物以及評論家，能夠以嚴謹的文字言詞，共同營建優質的政治文化。因為，倘若缺少優質的政治文化，健壯的公民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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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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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革命首先發生在十八世紀末的英國, 以機器替代手工業。 十九世紀初, 毆洲聯軍擊敗拿破崙, 確立英國獨一無二覇權地位。 1820年代, 英國的工業產品在世上所向無敵, 能够輕易擊敗任何競爭者, 新興資產階級財富迅速的積累。 但當時主導英國經濟政策仍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關稅保護政策。 工業資本家意識到從外國引進原料, 可以降低它的產品成本; 進口糧食, 食物價格可以下降, 因而能够壓低工人工資, 從而使其商品更具競爭力, 獲利更高。而且如果外國消費者習於購買使用物美廉價的英國産品, 他們便無庸發展自己的工業來和英國競爭。 因此關稅保護政策對工業資本家而言是種無比的桎梏。 當時倫敦已是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資產階級當然樂見世界各地資金活躣於倫敦。 於是工業、金融資產階級匯合起來反對關稅保護政策, 主張自由貿易。 1820年代, 首先開闢戰場, 集中全力於反對谷物法上。 谷物法抽進口糧食稅, 使得國內糧食價格顯著上漲, 促使次等不肥沃土地也具有開發價値, 也使得土地租金提高; 這是對地主、貴族階級有利的法令。 面臨資產階級的挑戰, 封建貴族, 地主也非省油之燈。 他們的 論點是廢除谷物法會阻妨礙英國農業的發展, 要求糧食自給自足的農業政策是英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旦便宜糧食如洪水般而入, 將會引發難以適應, 無比的苦難。 經過戎長和痛苦的拉鋸鬥爭(1820 – 1847), 資產階級自由貿易主張獲得了勝利。 接著1848後幾年的時間, 關稅保護的殘余一一被剷除。 封建勢力在經濟上的優勢最先被資產階級趕過, 接著資產階級在議會代表, 政治力量凌駕封建力量, 最後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也日益成熟, 終在二十世紀擊潰封建貴族。 沒錯,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資産階級擴張勢力, 堅持捍衛封建勢力的地主、貴族封建勢力是沒落了。 但並不是所有地主、貴族都沒落, 部分機靈有眼光見識的貴族隨英國勢力的擴張, 他們也從事商業行為, 經營實業而成功的轉業成資産階級一份子。 他們的聲望、財富、事業遂獲得新生命。
二次戰後國民黨, 接收龎大的日本企業轉換成為國營企業, 黨營企業。包括台電、中油、中船、…等基本設施產業 , 因此除了盤据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學校、軍警外, 外來政權還擁有自給自足的生產事業, 獨立於民間經濟。 憑藉政治上優勢、軍警暴力、文化覇權, 既得利益者也樂得沈浮在黨國体系的層層圍牆內, 宛如一國之內有二個 經濟基礎, 二個民族, 而能够獨立共存。圍牆內生活固然優渥無慮, 但浸淫在頹廢的中國封建思想, 大中國沙文主義為主体、支柱的文化, 共同取暖, 各取所需, 沒有挑戰, 不敢爭議。 如此同質性的意識型態, 蒙蔽了視野, 限制了見識, 創意是造反, 想像力是異端。 近親繁殖, 其後代是往往殘缺不全, 注定要被淘汰的。 國民黨自2000 年失去政權, 種種表現除了輸不起的破壞, 企圖藉中國力量來壓制台灣新生的力量外, 實在看不出有任何拿回政權的雄心和遠見; 單就論述能力而言, 和十九世紀英國貴族相比, 簡直天壤之別。 一個失去母國的封建殘余殖民統治, 不屑與台灣社會結合, 瞧不起本地人的階級是無法擺脫沒落的命運。
最近平面、電子媒体一再報導蔣家第四代蔣友柏。 事實上蔣友柏的言論並沒有超出事實陳述的範圍。 但我們還是要肯定蔣友柏, 他比起大多數困在黨國意識圍牆內的 "外省人" 卻是相當進步的。 蔣友柏現象其要點不在從小接受美式民主教育, 也不在靠自己力量經商; 而在於他越過宫廷的城牆, 翻過黨國的藩籬, 跨出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屏障, 就像十九世紀經商的英國貴族, 放下身段而找到了新的生命。“了解便是自由”, 事實上 , 已經不少 “外省” 朋友已經走出了圍牆, 擁抱台灣, 覊絆不再, 海濶天空, 他們生命和台灣命運共同体便融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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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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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的習性
「無限上綱」令人深惡痛絕。「無限上綱」的風氣，固然有政治文化傳承的基因，是以，某些社會、某些時代會較為盛行。不過，政客們趨之若鶩，則是舉世皆然。
在民主體制下，政治人物必須尊重對手所持的不同意見，固然是因為對手代表一定的社會階級力量、利益集團勢力、族群背景等等，是無法永遠壓制的。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人非無所不知的全能造物者，沒有權利自以為掌握了最高真理、所有真理。因此，除了盡責闡述自己的見解之外，誠意聆聽對手的意見以及試圖了解對手的立場，應該是民主社會所有政治人物的基本修養。
「無限上綱」者，恰恰是要否定這個道理。因為，他們習慣於把議題（甚至於是微不足道的小議題），往上推演，連結到至高無上的大道理。他們力圖營造一種非忠即奸、非善即惡的狹隘二分法的氛圍，好像對他們論點的任何質疑，都等於是正面挑戰、褻瀆這些大道理。在這般高姿態堅持之下，難有良性政治對話的空間，民主程序容易遭到挾持。
以絕大部分政治人物的習性，總是會傾向於「無限上綱」。這是有緣故的。
首先，他們寧願避免嚴苛的檢驗，甚至於任何程度的檢驗。在冠冕堂皇、正義凜然大道理的掩護下，他們可以不必明確交代清楚自己對於某特定以及一般議題的立場，更可以不必擔心自己的道德誠信遭受質疑。既然凡事都可以說得籠籠統統、大而化之、可進可退，他們大可以隨時改變立場，而不必有所交代。許信良即是一個典型。既然宣稱以千秋萬古的「大是大非」為念，大公無私之心可昭日月，則顧大局不拘泥於世俗成見；於是，個人敗德劣行的小節不足掛齒，甚至於還自以為「不護細行」是理所當然的事。例如彭明敏、施明德。
同時，「無限上綱」是最低成本的論述方式。在文字言詞上可以含糊而稀鬆，頂多不過是登台慷慨激昂地表演一番罷了，根本不需要思想內涵，也不需要在公共政策上辛勞探究。只要善於掌握幾個感性詞語的組合配方，不費吹毫之力，就可以把台詞編得行雲流水般的順暢。愈是貼近大道理，失言風險愈低。個中竅門，政客們當然很有領會。
更何況，當精準的公開政治對話，被炮聲隆隆的大道理、大原則所取代的時候，恰恰是政客們渾水摸魚的絕佳時機。煙幕愈濃、炮聲愈大，愈是匍伏前進的大好機會，密室政治的暗盤勾當愈容易順利進行。怪不得，政客們都特別喜愛「無限上綱」。這是確鑿的政治現實面，不容忽視。
對於民主政治極為不堪的此一現象，選民當然不應該縱容。倘若要使得選民掌握有效的監督工具，使得政治人物無所遁其形，則務必要讓夠水準、有內容的政治對話，得到社會的共同肯定與重視。切莫縱任政客們繼續「無限上綱」打高空，蒙混過關。關鍵在於，選民是否深深體會到優質政治論述的重要性，並且以之嚴格要求於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政治評論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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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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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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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論述著手
「無限上綱」的一項特色，就是一律將敵手妖魔化。例如歐洲史上無比慘烈的宗教戰爭，參與各方無不自稱是奉上帝之名，向撒旦魔鬼宣戰。把事情提高到此層面，試問，凡是敬畏上帝的虔誠信徒，敢不盡全力去撲殺對方嗎？於是，一場宗教戰爭可以打上數十年之久，造成瘡痍滿目、哀鴻遍地。最後，雙方都精疲力盡，不能不休兵。
「無限上綱」所帶來的無解的對決局面，兩敗俱傷，恰是民主體制所要避免的。
對決局面之所以無解，不但是因為領導者通過「無限上綱」來挑起追隨者的盲目狂熱，以達到綁架的目的；而且，當這些追隨群眾開始狂熱到不肯罷休的時候，他們也開始綁架了領導者。有時候，部分領導者蓄意嘩眾取寵，結合部分狂熱群眾，發動領導權爭奪戰。於是，為了繼續維繫追隨群眾的向心力，應付內部的權力鬥爭，領導者不能不加碼「無限上綱」。結果是惡性循環，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到後來，究竟是誰綁架了誰，已經是糾纏得難以分辨清楚了。
在這時候，萬一對局的另一方也陷入相同處境，在對峙下彼此不能示弱，內外交相刺激，這就演變成為一個雙方都萬難脫身的政治大泥淖﹕因政治惡鬥而「無限上綱」，因「無限上綱」而致不能不繼續惡鬥下去。世上很多政局僵局，是如此造成的。
所有的政治僵局，都有其歷史背景。那些邁向或者已經初步邁進民主時代的社會，一般都具有轉型期的諸多特徵。此時，歷史日程的焦點是新舊政治勢力的拔河，是以，新舊價值觀之間必定會發生一系列對立衝突事件，尤其表現在新舊政治文化之間的霸權爭奪戰。時下台灣政治僵局，恰是產生在如斯的背景之下。
按理說來，對於自己的政治智慧、政治前途充滿自信的霸權文化集團，大可以展現出海納百川的雍容大度（或者偽善姿態），以彰顯對手的狹隘格局；而且突出自己在論述上的內涵深度，勝過對手的膚淺，以繼續佔據霸權地位。倘若他們有這份能耐，自不會依賴粗糙而蠻橫的「無限上綱」。如目前台灣保守派政治人物以及媒體這般動輒「無限上綱」，所反映的恰恰是缺乏這份能耐與信心，可以說是僵硬而封閉的心靈在喪失自信時的困獸般驚恐，在危機感逼迫下絕望得不擇手段。
此境況下的台灣保守勢力所寄望的，無非是拉下對手的水準，拉到自己的層階，一同扭打在爛泥堆裡。只要對手亦步亦趨地跟他們伙同「無限上綱」，他們就能夠名正言順地繼續綁架自己的支持群眾，守住自己的政治基本盤。死纏爛打，無限拉長無解的僵持對峙，期望復辟機會的到來，其實是他們的最後希望。
進步力量若要反制舊勢力的反撲攻勢，恰恰要避免競相「無限上綱」，大可不必以牙還牙。因為，新的政治價值以及政治思維，應該可以使得他們在政治論述上擁有無比的優越性，足以漸次掌握政治文化主導權，從而鞏固主流民意。優質、深刻的政治論述愈多，愈能夠發揮這個優越性，愈能夠展現進步性的真實意義，愈能夠揭露保守派的真正本質，並且予以孤立。堅持卓越的政治論述，方是正途。
然而，在取得執政權之後，甚至遠在此之前，民進黨逐漸放棄在政治論述方面的耕耘。個中意涵，值得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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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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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談媒體（一）****
解嚴之前，媒體是國民黨體制忠實的喉舌；當時的「黨國」，無論名實全面包辦壟斷媒體。解嚴後，報禁開放，名義上媒體得以獨立。然而，主流媒體轉為八卦、內幕新聞能手，而更以數量來沖淡議題，壓倒不同看法。另方面，解嚴也使得一度百花齊放的黨外政論刊物，迅速失去目標明顯，而容易引起共鳴的對立面，進而失去這個犀利的政治武器。
接續而來，主流媒體製造大量新聞名詞；無論其內涵是否得當，也成為多數人民普遍用語。本文使用時這些並不適當的名詞時，會加引號。
面對「泛藍」主流媒體排山倒海，不停的各種攻勢，「本土派」的反應，似乎未有計劃。目前有從網路等「小眾媒體」：包含<媒抗>、<海國公民學校>之外，到為數不多的報章雜誌、電視政論節目；其中<大話新聞>，<頭家來開講>，<台灣大解碼>，比較為人所知。
在此針鋒相對的狀況下，媒體報導中的台灣，呈現相當出兩極化的社會。例如，在野黨派認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是「鎖國」，是落後、失去市場競爭力的保證；「本土派」則認為如此看法「唱衰台灣」；相應地，「本土派」媒體則不時有偏重社會進步，振奮人心的報導。如此差異報導，應該毫不意外。
然而，台灣的現實，當然不是如此黑白分明，而更為複雜。其實，從不少角度，都能看到進步與保守交織，改革與落伍並列，而令人困惑，甚至矛盾的現象。
以政治領域為例，民進黨有時比國民黨，成為「中華民國」、「國旗」更強力的捍衛者；達到60%人，自認台灣人，然而，本土黨派只取得50%的選票；多年來是貪污、落伍象徵的國民黨，近年卻成為一些自詡中立知識分子，以及中產階級的政黨；民進黨與國民黨則成為彼此幹部的訓練所，等等。
信手拈來，媒體不但充斥表面、主觀報導，更表現其工作者不了解目的與功能的現象。政治新聞方面，人們常見的是政治人物一舉一動的描寫，選舉前對參選人物臆測，選舉中種種相關新聞，選舉後內閣人選的任命，立法機構中朝野對立，台灣、中國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外交等轉載的新聞。
長期而大量接受類似報導，人們似乎接觸不少政治機構作為的新聞；然而，對台灣全盤政治局勢的方向，肯定是霧煞煞。
換句話說，人民可能看到政府各部門繁多、紛雜的報導，然而，多少人民能夠由此了解執政黨政策與執行的考慮，或者反對黨的策略？當然，部份要歸咎於朝野模糊、籠統的路線與政論。
人民不斷看到立法院惡鬥的報導，自然產生朝野一般濫的觀念。如此，對於人民了解立法院運作得當與否，或如何改進，有何幫忙？至於立法院在休會前兩天「清倉」，一舉通過五十餘項法案新聞報導，其意義如何？缺乏分析的報導，不但不幫助人民思考，也讓多數「媒體人」繼續無頭無腦地，努力播送表面新聞。
最近不少報紙都設有爆料投訴欄。誠然，這樣增加揭發弊端的可能，而是好事一樁。但是，爆料投訴，不過是揭弊的開端，其後所需可能漫長、深入調查、分析的過程與是否報導，題材選擇等重要決定，才更困難。水門事件是個好例子。否則，設立爆料投訴欄，除去讓人民發洩情緒之外，對公民社會有何正面與長期功能？
類似地，對於司法部門的報導，媒體有將它捧上天，也有將其拉下馬的傾向。新聞中關於司法獨立與信任的看法，幾乎隨著案件雙方的贊揚與指責而變化。人們固然還未看到案件失利一方對司法獨立有正面評估，更未看到媒體對司法體系因朝野惡鬥而可能獨大的分析與警覺。
不少「媒體人」誠然明白媒體是第四權的概念。然而，多數媒體工作者的教育背景與工作環境都非常類似，而台灣的大環境，在解嚴後進步緩慢，也仍然欠缺社會、人文素養提升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僅僅因為一些「媒體人」政治立場的改變，是否足夠為媒體打開未來，而為獨立的第四權鋪路？
各自努力為己方陣營宣傳、辯護、解釋，表面看來可以凝聚力量。事實並不盡然。
媒體要能夠提出深遠而超越個別黨派、陣營，有利整個社會發展的看法，而更能夠批評更要自我自我。這是先進社會媒體的常態，也是台灣媒體進步所必經的路徑。
試想，如果民進黨執政之後，「本土派」能夠比泛藍媒體更善盡監督的職責，減少權力使人腐化的傾向，或者指出不當、過時制度成為政務官法律陷阱的可能；也許，因此會減少民進黨成為一些人心目中貪腐政權，與本土政權陷入空前危機的的可能。
如此可見，捧著「本土派」媒體的標簽，反而成為一種束縛；進步與保守的對比，才是更寬廣、遠大的目標，才能達到媒體的責任。
一些知識分子愛引用：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筆鋒的力量勝過劍鋒」)。然而，如此不只表現獨立言論的重要，其實，更隱含動員社會力量支持的必要。
Carlyle 關於媒體為第四權，如是說：
“Burke said there were Three Estates in Parliament; but, in the Reporters' Gallery yonder, there sat a Fourth Estat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y all. It is not a figure of speech, or a witty saying; it is a literal fact ... Printing, which comes necessarily out of Writing, I say often, is equivalent to Democracy: invent Writing, Democracy is inevitable. ... Whoever can speak, speaking now to the whole nation, becomes a power, a branch of government, with inalienable weight in law-making, in all acts of authority. It matters not what rank he has, what revenues or garnitures: the requisite thing is that he have a tongue which others will listen to; this and nothing more is requisite.”
重點似乎在於，媒體要有能力發表人民願意、能夠傾聽的政治論點，從而凝聚人民的力量，以與政府的三權抗衡。
台灣媒體顯然離此境地還相當遙遠。因此，目前問題應該是，如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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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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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談媒體（二）****
經歷漫長獨裁統治的台灣，新聞自由成為解嚴後衡量民主的指標之一。
相較於國民黨當年對媒體的嚴密控制，少數執政的民進黨，對新聞自由的捍衛，可以說是「兢兢業業」、「介慎恐懼」，而有「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至「寧要新聞自由，不要國家安全 （政權）」的說法。
然而，主流媒體對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卻不是用來推展、深耕民主政治，相反地，它忘情濫用於八卦、內幕，主觀而無根據的報導，甚至成為謾罵、詆毀對方陣營的政治工具。在此情形下，多數人不信任媒體，而且對其風評甚低。例如，保守的《天下雜誌》2002年調查，發現人們將媒體與國會並列為社會兩大亂源；該刊2002年4月號專輯〈弱智媒體—大家一起來誤國？〉，也同樣表現人們對媒體墮落的不滿。
針對表現如此不堪的主流媒體，台灣出現<媒抗>、<公民學校>，<南方快報>之類的電子媒介，也出現目的在於監督媒體的民間組織。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是一個例子。它的會務之一，是「監看新聞媒體，提出觀察報告」。從2005年開始，它監察、報告，媒體最常出現之問題；也就是以「消息來源」、「新聞查證」、「平衡報導」、「新聞編寫」及「媒介責任」做為觀察標尺。歷年來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蘋果日報等不出意料往往輪流居「烏龍新聞」榜首，而自由時報也「不甘寂寞」地列席！
對於報導事實的基本信條，都無法恪守，可見媒體品質一般地須要改進。這也是該基金會所指出違反「正確第一」，缺乏「查證」，而編輯方面也有「主觀建構」的問題。這樣，當然都降低報導的公信力。
如此種種，也使得媒體成為有些人聲稱的「公害」（“Public nuisance”），確實反映不少人的感覺。然而，主流媒體的作為雖然如此不堪，卻有意外的作用。只要稍微注意，人們不得不得到如此結論：如果去除揭發主流媒體不實、不客觀、不一致的報導之後，一些相當受歡迎電視政論節目的話題可能減少許多，甚至也可能降低其收視率！ 換言之，主流媒體低劣品質的意外結果，竟然使得它浮爛、誇大的報導，成為主要政論節目的話題。政論節目專注於此，甚至可說經常追逐這些次要新聞，從而忽略包含括媒體改善，以及其它更重要的任務。
主流媒體無法確守基本信條，當然令人不安。可以說，人們持續看到的是媒體惡劣、醜陋的成員，表現它們不堪的一面；更令人失望的是，足以時刻作為表率的成員，似乎還未出現。
如此不堪的現狀，解決之道卻是相對簡單。只要肯思考、願意客觀，任何希望台灣繼續民主化的人們，都無法容忍媒體這種行為。隨著公民社會意識的提升，經過監督組織的持續揭發，或者經由最終的市場機制（就是讀者購報、選擇電視台或抵制的選擇）。這些問題遲早總是會解決。畢竟，在公開的社會，謊言總是無法持久。因此，可以預期不久的將來，媒體會做比較準確、客觀與平衡的報導，也不妨樂觀地預見媒體專業倫理的來臨。
但是，即使那一天終於來臨，媒體是否能夠成為人們所寄望的第四權呢？
到目前為止，多數關於媒體的監督、批評，傾向於媒體「如何」報導的層面。如上所述，這當然重要，然而，媒體與監督者，不能不關注選擇「什麼」題材來報導的層面。
也許有人會引用，紐約時報的信條：“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刊登所有適合的新聞」）
到底，什麼新聞適合刊登、報導呢？
顯然，每個社會不一定有同樣的準則。種種有關國計民生，從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環境、藝術到科技、商品價格等主題；從揭露政治機構、人物的弊端、非法的隱秘，顢頇官僚，落伍殘缺的法律，到社會公平、民生疾苦、勞資爭議；從根據事實的這類新聞報導，到監督政府、政策評論的文章，無不適合刊登。
顯然，探索新聞、整理資料與預估可能反應，不只需要專業訓練、觸覺敏銳的記者們，需要人文素養深厚的編輯群，也需要有眼光、抱負、擔當的老闆。
畢竟媒體的內容與風格，不只表現「媒體人」品質而已，最終是反映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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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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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一）＊＊＊
立法院於7月16日臨時會尾聲中，朝野協商行政院版的國民年金法草案，由民主進步黨籍立委黃淑英召集，參與協商者代表有民進黨籍立委王榮璋（不分區）、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楊麗環（桃園縣）、台灣團結聯盟黨籍立委林志嘉（不分區）及賴幸媛（不分區），初步達成共識；細部條文修正後，在18日朝野協商簽字；並於7月20日三讀通過國民年金法。從1993年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開始，歷經14年煎熬，國民年金法將從明年10月正式上路。
通過後，朝野政治人物、藍綠媒體、社福專家學者大部分讚美不絕，認為台灣社會福利網終於完成，好像禮運大同篇已在台灣實現一樣。看看如下新聞標題就可聽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歌聲：
2007/07/27 張揆﹕國民年金維持社會安定 經濟穩定發展 中央社
2007/07/23 國民年金嘉惠弱勢 王昱婷欣慰 台灣時報
2007/07/22 國民年金繳32萬 領161萬 專家估報酬率400% 蘋果日報
2007/07/21 扁：國民年金 建構完整社會保險體系 台灣時報
2007/07/21 朝野齊力完成 社福團體肯定 中國時報
2007/07/21 國民年金明年十月開辦 重殘可月領4000 嘉惠10萬人 中國時報
2007/07/21 立院三讀 明年十月上路 國民年金通過335萬人受惠 中國時報
2007/07/21 國民年金 保障350萬弱勢者 自由時報
2007/07/21 老農津貼6千元 權益無損 自由時報
2007/07/21 國民年金立法 王榮璋：社福網完成建置 中央社
2007/07/20 (國民年金法)朝野齊力完成 社福團體肯定 中國時報
2007/07/20國民年金法三讀 前政務委員林萬億欣慰 中央社
國民年金的始作庸者是民進黨。1993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候選人提出敬老年金主張，並在立院提出「國民年金法草案」，宣示符合規定老人可月領13,000元。選戰最後數日，民進黨並簽署聲明所提名候選人若當選，將自1994年7月1日起對轄內每位年滿65歲住民每月發5,000元津貼，「並保證，屆時不實施，除縣市長將辭職，民進黨亦將解散，以示負責」。1999年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的行動綱領第73條明確表示「實施國民年金制度，逐步整合目前職業分立的老年退休保險體系，提供公平且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的國民年金，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現今通過的國民年金法顯然與民進黨在1993至1999年所宣示要達成的目標相差千里之遠。他們為何有此改變？為何他們能讓軍公教人員變成超級國民，不必參與國民年金制度中？為何社福團體未大聲抗議貧貧相保是違反最起碼的公平正義？為何號稱要關心經濟弱勢團體的台聯黨也欣然同意？為何一向批評國民黨社福政策為殘補式、按職業差別待遇的林萬億教授也感到欣慰？在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前，讓我們先瞭解一下這些人這麼喜愛的國民年金法是什麼碗糕？（匆促整理，如有錯誤或不清楚之處，尚請指正。國民年金法全文請看如下網站）
http://sowf.moi.gov.tw/09/2/2a-3.htm
國民年金法以銜接勞保年金制度為目標，並整合老農津貼、敬老津貼、原住民敬老津貼、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四大津貼。四項津貼將逐漸落日；例如，老農津貼落日條款27年，未來38歲到64歲的農民一定要加保，才可享有現今6000元老農津貼保障。
國民年金採取社會保險制，對象是25歲到65歲，未參加軍公教及勞保、農保者且未領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國民。預計開辦初期將有353萬人可納入保障。其中約280萬人是家庭主婦，70萬人的自營商、老學生、無業者。
開辦第一年保險費率為6.5％，月投保金額以勞保投保薪資第一級，即基本工資17,280元計算，每月保費為1,123元，由政府負擔四成，民眾負擔六成；因此，投保者每月需繳交674元。第三年保費將提高0.5％；隨後，如有需要，每兩年保費將提高0.5％，上限為12％。另外，如果基本工資隨物價指數調漲，每月保費也會隨著變動。至於收入偏低、身心障礙者，政府另有補助保費標準。
國民年金是採取柔性強制投保，即不加保沒有罰則，只是不能享受國民年金的保障。但另方面，又是強制納保，因此只要是如今未參加任何保險者，屆時都會由負責辦理國民年金業務的勞保局比對資料後，納為被保險人，如果未繳保費，其配偶將負擔繳費的連帶責任，可處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的罰鍰。逾期未繳保費期間，不加徵滯納金，但須加徵利息。未繳納之保險費達十年以上者，僅得請求補繳最近十年以內之保險費及利息，並計算保險年資；其欠費逾十年部分，不得請求補繳。
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給付方式﹐可以選擇兩種公式計算﹐擇優選擇一種給付﹕一､月投保金額X0.65% X保險年資＋3000元（適用于24歲至64歲開始投保者）二､月投保金額X 1.3％X保險年資（適用24歲以下﹐可繳滿四十年者）。繳滿40年後，最高可終身每月領取老年年金 8968元；如果40歲投保國民年金，投保25年後，到65歲每月可領5808元；如果60歲投保國民年金，投保5年後，到65歲每月可領3562元。
國民年金保險實施後，年滿65歲以上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逾183天，均得請領；明年開辦後，符合資格的65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可領三千元保證年金，直到死亡為止。
已參加農保者，從明年10月停止農保，轉入國保，未來將可領至少3000元以上國民年金及3000元差額補助；但不加入國保者，滿65歲後，領不到一毛錢。國民年金開辦實施時，已超過六十五歲以上老農，仍將繼續領取6000元的老農津貼，政府除給付三千元保證年金，又發給三千元的差額金，由農委會預算支應。年滿卅八歲、未滿六十五歲的農民，投保至六十五歲後，依法除可領取國民年金，還可加領差額三千元，直至死亡為止；但未滿卅八歲的投保農民則只能領取國民年金，沒有另外的差額可領取。
已參加勞保者，在勞保停止時，可轉納入國保，年資將合併計算。即便是已經一次請領勞保退休金的人，還是可以投保國民年金至65歲，以享受未來每月至少3000元的年金。由於勞保年金已規劃和國民年金同步實施，以便勞工的保險年資可以和國民年金年資銜接；立法院下會期9月開議後一定要通過《勞保年金法》草案，才能趕得上明年10月和國民年金同步實施。
除了老年年金外，國民年金法的保險內容還包含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喪葬給付。法案規定，身心障礙者的基本保證年金為四千元。死亡者其家屬可請領遺屬年金，每月最少3000元。投保人死亡，按其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五個月喪葬給付，合計約八萬六千四百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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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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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二）＊＊＊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審視這盤藍綠政黨共同喜愛的碗糕的特點為何？
首先，我們要很不客氣的說：「這是一部欺世盜名的年金法。」明明是不包括百餘萬軍公教榮民的年金法，為何敢號稱為「國民」年金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軍公教榮民不是國民嗎？如果是國民，為何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年金法對不涵入軍公教榮民這點，連一個字的解釋或交代都沒有？如果整合軍公教榮保與國民年金法茲事體大，沒有半個人想得出一套行得通的辦法；那麼，要嗎，就坦白承認困難所在並且答應幾年內提出兩者如何合併的修正案；否則，就老老實實將此法稱為「非軍公教榮民國民年金法」或是「勞農漁無業遊民國民年金法」等等，而不是欺台灣百姓盜台灣國民將其稱之為「國民年金法」。
我們常說民進黨常拿石頭匝自己的腳，這次也不例外。不是一天到晚夢寐以求台灣國民意識的凝集嗎？不是一天到晚責難泛藍人士只有大中國意識沒有台灣意識嗎？國民年金法正是提供一個絕佳機會，藉著全台灣享有共同老人安全福利制度來凝聚台灣國民有難同擔、有福同享的向心力；但，民進黨卻反其道而行，將不公平、不正義的一國多制老人生活保障辦法法制化，成為軍公教榮民一國對抗勞農漁無業遊民另一國。這不只是拿石頭匝自己的腳，更像是拿磚塊匝自己的頭了；但，還有更糟糕的竟然看到本土學者林萬億及民進黨立委王榮璋在旁傻笑叫說：「匝的好！匝的好！」
其實，全世界並非所有國家在老人年金制度上都採取全民年金制，很多國家也和台灣一樣按不同職業團體分別設立老人退休保險制度；我們也不應該武斷認為全民年金制就一定比按職業取向的分立年金制好。所不同的是台灣軍公教榮民與非軍公教榮民退休所得落差之大可是舉世無雙。
台灣軍公教榮民退休福利好的不得了，非軍公教榮民退休福利糟得土土土。1995-6年以後退休的軍公教榮民成群結隊一年出國兩次、在公園散步遛鳥、在榮民之家為鳥兒洗澡；而勞農漁無業無助老人就需打零工、夏天熱死田中、或燒炭、喝農藥自殺。這還不說軍教（僅小學教師）免稅、軍公教大學生子弟一學期補助高達35000元、軍人水電半費、榮民不用繳健保費、看病拿藥不要錢。如此，強烈不公平對比待遇，不但在任何文明國家找不到，在開發中國家也沒聽說過。唯一例外，可能是印度種性制度。但，印度至少在法律上已禁止此種差別待遇。可悲的是，民進黨一手主導通過的國民年金法卻將此差別待遇法治化還沾然自喜。
為何本土政黨會舉雙手贊成一個將退休差別待遇法制化的年金法？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行政院規劃年金法歷史？1993年由於民進黨發放老人津貼政見的壓力，李登輝指示經建會規劃「全民」年金制度。經建會於1993年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1995年完成「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經建會社會組組長蕭麗卿認為在第一階段（1993-5年），多數學者贊成全民年金制，但各行政單位及少數學者贊成先分立再整合。但第二階段至第四階段的版本都採分立制。民進黨主政的七年間，都是以分立制為前提的，先分立再整合的概念也消失無蹤無影。
蕭組長是如此的描述此段全民制對分立制爭執的歷史：『…多數參與學者認為既是「國民」年金，應採貝佛里奇模式，以全民為對象，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故應整合現行職業取向的各種不同勞動者之社會保險，使給付水準一致，以符公平正義原則，並可避免年資無法併計的問題。經建會在第一階段的規劃大致採用此一模式，但因為增加「墊底」的國民年金保險，原有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相當於國民年金保險給付的部分需納入國民年金保險內；此外，參與規劃之相關行政單位則主張採行俾斯麥模式，將目前未納入保障之國民另設立一單獨之制度保障之，部分學者支持此議，並提出先分立再整合的主張。第二階段因大地震暫緩實施之版本及第三階段於2002年6月送立法院審議之「國民年金法（草案）」即採分立模式。大致而言，若採行貝佛里奇模式，涉及現行制度的改變必須修法調整，工程浩大；若採行分立的制度，難度較小，但一個以未就業人口為保障對象的社會保險，民眾參加意願、保費的收取都可能是難題，且一再被質疑弱勢者的保險，難以發揮所得重分配的互助功能。…』。（見蕭麗卿：「從主要國家公共年金制度內涵看台灣年金制度之規劃」一文第10-11頁）http://www.ccswf.org.tw/2005paper/annuity/hsiao.doc
不管是2002年經建會版，或是2006年謝長廷主政下的傅立葉版，或是2007年7月20日三讀通過蘇貞昌所提出林萬億版本，都採分立制，都將軍公教榮民視為超級國民，不列入國民年金法管轄範圍之內。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李登輝會想到、會去指示設計「全民」的年金制，而「正義連線」及「福利國連線」的主將們卻不戰而降，無條件的投降於分立制年金法？是否連線名稱也該正名為「軍公教正義連線」及「軍公教福利國連線」？這些歷史性、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責無旁貸的需要予以思索及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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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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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蟄伏的政治文化基因
自由時報在7月21日發表社論﹕「憲法一中」與「終極統一」沒有兩樣。一篇足以代表報社正式立場的社論，竟然可以寫得如此的理路錯亂，嘆為觀止。抄下其中三個小片段﹕
“「憲法一中」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的主張之一，雖然本土選民對此大表質疑，但他日前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又再次對外重申了「憲法一中」的主張，其欲對中國表態的味道十分濃厚。”
“過去，謝長廷一再強調：馬英九主張維持憲法一中的條文，他本人則主張要修掉。問題是，中華民國憲法本與台灣無關，台灣只要制訂新憲即可，何必以「憲法一中」自縛手腳。謝長廷對「憲法一中」念茲在茲，反而令人懷疑他對正名、制憲是真心支持嗎？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案是真心支持嗎？所謂的「憲法一中」，會不會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另一種說法”
“原本跟台灣沒有關係的中華民國憲法，身為本土政黨總統參選人的謝長廷，卻硬把台灣扯進去，這不是附和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謬論嗎？如此一來，正名、制憲、入聯，豈非失去理據？”
推理稀鬆，論證牽強，實在是一篇狗屁不通的評論。若要針對某特定現象、體制謀求變革之道，本應該先行分析，適切評估變革對象的實質。此舉本無可議之處。然而，這篇社論卻不斷強行要把分析所得的評估說成是一種「主張」。既然是「主張」，大概就是「真心」目的吧。如此，天底下所有的變法者，不全都是寧死不改的頑固守舊派！
拐彎抹角，這篇社論到底要影射謝長廷什麼呢？短短三個小段落，至少就有如下數則﹕
* 其欲對中國表態的味道十分濃厚
* 不是真心支持正名、制憲
* 不是真心支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案
* 夾帶「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 附和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謬論
謝長廷的用心既然如此可誅，豈可不大加撻伐呢？果然，這篇社論之後，這個報社繼續以同樣充滿敵意的方式追殺，迄今毫無鬆手跡象。說是評論，其實是因人廢言，對人不對事，處處含沙射影、羅織罪狀。應該說，詆譭踐踏方是真正本意。而在此之前，前例甚多，不勝枚舉。日後肯定還會有。
令人惋惜的是，自由時報以本土派報社自居，維護一己派別的立場而達到不問是非的地步，不遜於聯合報、中國時報這兩個報系。當我們痛恨統媒恣意踐踏台灣價值的時候，卻看到一個本土派報社施展同等手法，對待它所不屬意的本土派總統候選人。尤其是，在候選人競爭程序老早已經告一段落之後，仍然咬住不放。活像2004年總統大選以及驗票之後，那群輸不起的保守派。二者如此神似，確實令人嘖嘖稱奇。
當我們努力建構新的台灣政治文化的時候，切莫忘記﹕在許多台灣人的靈魂深處，依然蟄伏著不少舊有腐朽的政治文化的基因，不自主地反映在言行上。雖然，他們也富有正義感，而且也不遺餘力地堅持台灣人本土意識。而這不正是身為台灣的悲哀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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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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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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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洛斯王勝利」（pyrrhic victory）
古希臘時代的匹洛斯王（Pyrrhus），驍勇善戰，雄心開拓版圖，於公元前280年揮軍意大利半島。次年，依其優勢的騎兵與戰象，在半島南部Asculum一地擊潰羅馬兵團。當屬下前來道賀的時候，他說﹕再來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就完了。因為，他的精銳傷亡殆盡，得力戰將也多戰歿，元氣大傷，難以恢復。戰役結束後，戰敗的羅馬兵團，兵源充沛，還有再戰能力；戰勝的一方，情況恰恰相反。後人以「匹洛斯王勝利」（pyrrhic victory）一詞，形容一場得不償失的「勝仗」，雖勝猶敗。倘若以之形容馬英九特別費案首審之勝，雖不中亦不遠。
為了取得勝訴，保守勢力精銳盡出。保守派政治人物全面動員，使盡渾身解數；統派媒體加緊造謠生事，製造輿論信。所有這些，原不算是什麼新鮮事，不過是再度加碼上演一次罷了。不同於前的是，向保守勢力傾斜的一大票檢查官、法官，在起訴與審判過程、判決書上所表現出來的露骨偏袒與膽大妄為，前所未見。難怪舉國嘩然。
如果也把不久前陳水扁國務機要費的起訴與審判、陳菊當選無效的判決，以及謝長廷目前的事案考慮在內，應該可以看出﹕司法界的保守死硬派份子由點到線，集體動員起來，已經明目張膽地介入政局。如此，保守勢力的反撲復辟，出現一個源自司法界的新浪潮，形成新趨勢。乍看之下，聲勢驚人。
解嚴以來，不少人相信，為了要給民主法治一個發展機會，還是需要依賴司法。他們常說，司法是公理正義的最後防線云云。只是，就台灣情況而言，與其說司法是公理正義的最後防線，不如說是舊體制的最後防線。因為，司法從來都不是為捍衛公理正義而設置的。而且，唯有在舊有政治勢力遭受決定性挫敗之後，司法界的態度方才會有根本改變的可能。在此之前，有智慧的舊勢力政治領袖，絕對不會將司法界的公信力視若蔽屣，自毀干城。他們不忘一再強調法統的重要性，原因就在於此。因為，當人們對於原舊司法界不再心存幻想的時候，也是拿定主意，準備徹底摧毀舊體制的時候。
如今，為了保護馬英九一人，一群保守派檢查官與法官，在整個保守勢力慫恿之下，集體行動，不惜斷送台灣司法界的公信力。相信歷史可以證明，這是致命的短視，愚蠢無比。他們在判決書的理路邏輯可笑至極，連販夫走卒都可以一眼看穿，更是畫龍點睛地彰顯了馬英九勝訴之荒謬與滑稽。這些法官所製所的國王衣衫，反而更促使社會大眾在內心對於馬英九作了沉默的判決。
不僅如此，馬英九的案件再度上訴，無異是提供給台灣社會大眾一次歷史性機會，再一次大規模的沉默公審。不但公審馬英九，同時也公審台灣司法界，公審台灣舊政治勢力，公審舊體制。
如同匹洛斯王麾下的19頭戰象，所向披靡；蔡守訓、張熙懷、黃宏欽等人發動的司法政變，給台灣社會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驚濤駭浪。然而物極必反。原本是反動舊勢力最後防線的司法，所發動的攻勢，或許也是他們最後希望的寄托吧。連最後防線的部署，都跳出戰壕，發動衝鋒！問題是﹕衝刺肉搏之後，還剩下幾多公信力？還有能力贏得戰爭嗎？
馬英九的勝訴，「匹洛斯王勝利」可堪比擬。此時，為數之多前所未見的眾多台灣人，正在接受一場空前深刻的政治教育，正在默默思索未來，凝聚力量，準備再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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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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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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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懲罰
成熟穩健的民主體制，需要相當漫長的養成過程，經歷不少次的嚴峻考驗。事後檢討，應該可以在此過程中，看到一系列里程碑，象徵著民主體制艱辛建構中的諸多階段。在不同階段的政治舞台上，一定會擠滿數不清的膚淺可笑的政治小醜，齷齪不堪的政客，短視而拙劣的政治人物；偶而也會出現令人景仰的傑出政治家。他們各有不同劇本，扮演各種角色。看起來，好像是他們在創造歷史，擁有無人制約的自主性。然而，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其實有一支看不到的手，默默扮演決定性角色﹕選票懲罰。
有道說，權力絕對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如果把「腐化」二字換為「傲慢」，同樣適宜。能夠使得權力傲慢者學會謙卑的，唯有選票懲罰。如果再把「腐化」二字換為「膽大妄為」，也同樣適宜。能夠使得膽大妄為的權力者知所收斂的，唯有選票懲罰。要使得所有政治人物從內心深深忌憚的，必須是出手其重無比而且翻臉無情的選票懲罰。要知道，最令選民徹底嫌惡的，莫如權力者傲慢與狂妄的嘴臉。
選票懲罰的歷史實例，多得不勝枚舉。十多年前的加拿大，就有一次，而且頗有戲劇性。1984年，Brian Mulroney領導保守派政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簡稱PC），在國會選舉中席捲全國各省，282席位中取得211席，自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內閣總理。執政之後，利益衝突的醜聞不斷。四年後國會重選，PC的211席減為169席，仍為國會多數黨。繼續執政的機會，似乎使得他們更為傲慢，更加膽大妄為。選民普遍不耐。表面看起來，選民只是默默的不耐，社會依然平靜如常。然而，在簡直毫無預警之下，1993年的國會大選，PC大崩盤，全國僅僅剩下了區區兩席。歷史上經常享有四、五成左右忠貞選民支持的保守黨，竟然只得到一成一選票，堪稱是無比嚴峻的選票懲罰。從此，加拿大歷史最為悠久的政黨，一蹶不振，黨已不黨。而一度顧盼自雄、驕縱囂張的Mulroney夫妻二人，也久久不敢輕易露臉。
這就是對於權力傲慢者的絕情懲罰。應該說，不曾發生過如此重大懲罰的國家，不配稱其為民主國家。不經常發生選票懲罰的民主國家，難以有效約束政治人物，難以維持民主的素質。選票無情，是公民的基本政治素養。
自由選舉以來，台灣還不曾發生過如此規模的選票懲罰。如有，都不過是小兒科程度罷了，不痛不癢，根本缺乏顯著的震懾效果。怪不得，權力者仍然有恃無恐，仍然傲慢無比，仍然敢於胡作非為。具體的表現之一是，媒體、政治人物、大小官僚、司法界的保守勢力，公然造謠說謊，明目張膽地顛倒是非，肆無忌憚，把人民當作可以任意愚弄欺蒙的白痴。他們顯然不畏懼選票懲罰。他們似乎深深相信，台灣選民不知道憤怒為何物，而異常嚴峻的選票懲罰，在台灣也是不會發生的事。
顯而易見，倘若要深化民主、穩定民主，台灣至少需要一次驚天動地的超級選票懲罰。應該可以如此期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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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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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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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的台灣人、倘若要深化民主、穩定民主，台灣至少需要一次驚天動地的超級選票懲罰。應該可以如此期待吧。「政治下意識」的作用，並不止於製造焦慮的病癥或是逃避的心態。懷舊自嘲與戲謔是一種歷史無力感的表現，加強控制台灣人的藉口，往往訴諸無限上綱的台灣民族主義或主權原則，後殖民的台灣人這個文化所產生的，瓦解一切所謂「歷史的真實」藉以維持「台灣國」這個由國家民族主義論述建構起來的神話。在實際的生活中卻充滿文化差異而來的衝突，完全顛覆了「大家都是XX人」當歷史的建構過程被凸顯，真實背後的符號指涉系統被顯明，依賴這種真實神話而生的一切關於價值、秩序、意義、控制，拋開敘事的外衣，歷史其實充滿斷裂與矛盾分裂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衝突。毋寧是透過複雜的敘事策略去「改編」原來的國家，現代化依然持續，台灣國家民族主義的論述依舊高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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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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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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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與公開****
今年以來，國民黨公布一些「意外」「發現」的獨裁時代文件，指出陳水扁、呂秀蓮、游錫堃、邱義仁與謝長廷，都曾加入國民黨；另外，吳淑珍、杜正勝、葉菊蘭亦然。國民黨這時的爆料，顯然有出醜、找渣子、政治報復的成份。
民進黨高層人員曾是國民黨員的消息，已造成一些震蕩、回響。其實，以當年台灣情勢與國民黨的特殊地位，上述名單想必只是冰山的一角。
被公佈者，有的表示：國民黨現在還公布這些資料，有點可笑；但既然是歷史，攤開來也好；有的說，是老師叫他入黨，他才加入；更有的表示他要反省、贖罪，等等。如此，都合理，也符合人們普遍的看法。
至於民進黨是否回應，如何反應，當然是它的判斷、選擇，但是，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了解戒嚴時期國民黨運作者，知道當年人們有相當多種「入黨」的理由：有些學校，是由教官、校長半鼓勵，半強迫；有些政府機關，「入黨」是必要，甚至是先決條件；有人為出國，有人為就職方便，做事少麻煩，就「入黨」了！一些大學，為提高效率，則在註冊時，以最後一道看似正式（其實不然）的手續，哄騙、欺凌學生「入黨」；而男學生如果幸運躲過這關，則在成功嶺還有許多被迫加入的機會。
因此，當年能夠不顧威迫利誘，與種種不方便，而拒絕加入國民黨者，值得敬佩。
至於當年曾加入國民黨，而後來離開者，也許可說是「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的表現，而民進黨中，卻有「此心長為國民黨員」的許信良，也有施明德、林義雄，公開告別民進黨的前主席。其中許信良是從國民黨來，又回國民黨去，也有從民進黨的核心，轉向國民黨的鄭麗文等人。如此，民進黨遭遇的情況更為複雜，也反應台灣政治局勢的部份現狀。
如果政治立場改變，或對政策的看法，或處理政治問題的優先順序，與所屬政黨綱領、策略，已然大為不同，個人從而決定改變政黨歸屬。在歐美社會，這現象相當平常；不但候選人可以改變黨籍，當選之後也可以換黨，而且選民亦然。顯然，政治上，要求黨員「從一而終」，並不必要，更非美德。
因此，國民黨的爆料，也許滿足一些人愛看秘密往事的心理，並無政治意義。其實，只根據某人曾是國民黨員，或曾是民進黨員的事實，都不足以用來評估他的政治作為。
分析複雜政治局勢的能力，決定政黨應有的對策，才是政治人物所必要的能力—畢竟，政治人物公開的行為，才是人民據以判斷的根據，而非他們秘密的入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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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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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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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中大大這一段話有值得深入探討的必要。
「了解戒嚴時期國民黨運作者，知道當年人們有相當多種「入黨」的理由：有些學校，是由教官、校長半鼓勵，半強迫；有些政府機關，「入黨」是必要，甚至是先決條件；有人為出國，有人為就職方便，做事少麻煩，就「入黨」了！一些大學，為提高效率，則在註冊時，以最後一道看似正式（其實不然）的手續，哄騙、欺凌學生「入黨」；而男學生如果幸運躲過這關，則在成功嶺還有許多被迫加入的機會。」
這裡可能透露一個蔣經國成長的秘密，蔣經國年少到蘇聯，年近30歲才返國（1925年-1937年）。等於他一生當中，心智轉變最重要的時間都在蘇聯度過，這種成長過程對他往後統治台灣必然產生重要的影響。
前述老建中大大所提到的內容，隱含蔣經國的政治力量與環境在交互運作的產物。一方面蔣經國對人民沒有信心，所以出國、就職等等，如果是國民黨黨員，他的政權就比較放心，因此有能力在求學、就職、尋找較好前途職務的人，都先後要納入他的國民黨體系之中，他才放心。這種方式等於將台灣的菁英都納入他的國民黨手中。另一方面，他所接受的共產黨教育是要職業革命家政黨，加入政黨前還要有一套觀察訓練的時間，然後才能加入。這一方面他沒有辦法做到，所以這一群加入政黨的菁英僅有利益與環境壓迫下的結合，卻不是理念的加入，所以一旦利益消失、環境壓迫沒有，那樣的結合就分裂了。這其實國民黨也知道這樣的問題，所以參與他們政黨的菁英在舉辦各項活動時，只要他認為有爭議，並不是要求該黨員向黨匯報，而是從特務系統在派一組人員去監視。換言之，對蔣經國的政權來說，政黨並不是他最信賴的體制，特務系統才是，這也和共產黨的統治風格相同。經由黨務推展出來的一群人，即令號稱是有龐大黨員系統的國民黨勢力，後面還是需要由國民黨中央釋放許多的利益出來，不然就沒有辦法進行各種選舉的政權保衛戰。這些都不是職業革命家政黨會出現的現象。
蔣經國政權性格中，到底有多少布爾雪維克的因子？值得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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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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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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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 為鞏固領導中心而策劃的名堂多如牛毛; 如擁護仁政的上書、簽名, 但人們仍可以選擇迴避, 也可以禮貎的婉拒。 大型集會,當群眾慷慨激昻振臂高呼”蔣總統萬歲”時, 但人們可以隨眾輕輕舉手, 沒有人強迫你呼口號。 當社會環境反自由、反民主言論充斥時, 人們可以保持沈黙, 沒有人會指責你是啞吧。 對, 這是無奈的消極, 但並沒有助傑為虐。
沒錯當時很多人加入國民黨是因老師、教官、大學新生訓練、成功嶺、入伍、求職、出國、••• 等種種管道所施的壓力, 並非眞正認同國民黨。但一般人只因個人一時的不便或 小利, 竟能合理化這些加入國民黨的種種理由。也許可以辯稱年幼無知認識不清, 但難道不食人間煙火, 不曽從父執輩、民間社會耳聞國民黨的種種違法亂紀, 禍國害民。更令人憂心的是, 加入一個並沒有真正認同的政黨, 這不說明一般人 對事理辨別,判斷的準則是何等脆弱、謬誤、和諷刺。
這種只圖眼前小利罔顧大是非的特性, 使得國民黨有機可乘上下其手一再分化台灣人而能從容統治五十餘載。 今即使不忍譴責這些非主動加入國民黨者, 仍不免要指出正因你們的被動, 你們的抗壓性不足, 你們的無知而助長了國民黨的氣焰, 鞏固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藉揭發過去的容忍、懦弱、退縮、消極等態度是不値得鼓勵的,是錯誤的,是反面教材的, 正是對台灣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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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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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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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危機到轉機****
出版自由是民主、法治的基石之一，而出版事業則是觀察社會動力的一個指標。
戒嚴前後，本土出版事業有相當明顯的對比。
從政論雜誌到文學，戒嚴時期黨外的出版物可說百花齊放。面對國民黨獨裁體系軍警、情治、新聞、文化等管制機構的嚴厲執法，一些人在相當艱難的環境下盡心盡力。政論雜誌方面，有不畏牢獄之災的出版家與作者；他們前仆後繼，不斷揭發國民黨違法、壟斷、徇私等問題，而激發人們追隨黨外反國民黨的風氣。
然而，解嚴之後，在法律明文保障之下，反國民黨的出版物，無論內容、形式與活力，反而都大不如前。一般往往以市場考慮、現實生存的角度，來解釋這現象。 例如， <出版大挑戰─前衛、玉山社堅持文化人的理想>（國立台中圖書館 <書香遠傳>，第45期）一文中，兩位負責人就有如下說法：
「圖書出版市場供過於求；
「不利出版市場發展的大環境；
「過去出版的風光年代；
「出版社真是艱困的黃昏文化工業」等等。
這種市場機制的說法，當然有些道理，卻嫌簡單。誠然，台灣不是出版事業的天堂，不但無法與歐美比較，更不能與日本相提並論。畢竟，買書、看書，都還不是多數台灣人的習慣。即使如此，台灣畢竟還有一定出版市場。信手根據中央圖書館收藏書籍，以出版社統計，大概排名如下。
遠流： 2539；時報文化： 2340；商周：1074；前衛： 431；玉山社：451
明顯地，以市場取向的出版社，遙遙領先，而幾乎呈現一面倒的差距。部份原因在於，前衛、玉山社出版品，主要在一般人所謂台灣意識 、台灣文化、台灣文學與本土理念的領域，而市面上大部分出版物，包含圖書館所收藏，顯然超過此範圍。
人們也知道，黨外與後來民進黨的支持者，大部份是「死忠兼換帖」，就是上引文章中所稱「政治狂熱的讀者」，他們也是本土出版物的忠實購買者。這些人的逐年老化 ，正是兩位負責人所認為本土出版界的隱憂。
由此來看，本土出版物的對象，似乎註定只是特定的讀者群，而無法吸引更多人。果真如此，這當然是個危機；然而，也無寧是個轉機！
回顧戒嚴時期，國民黨包山包海，但是，本土出版物卻能滋生，甚至繁榮。樸素、懷古與鄉土的文學，曾經「時髦」一陣。從《青番公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嫁妝一牛車》等等，描繪平凡人物的故事，一時成為鄉土代表作品，而出土日據台灣文學，與《寒夜三部曲》等，描述先人事跡的作品，也逐漸建立台灣文學的風格。政治層面，也類似。黨外以單刀直入的方式，剖析國民黨的霸道，通過<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等文宣，而代表台灣人民的心聲。
相對而言，當時國民黨以國家力量，通過正規教育與社會宣傳，不斷灌輸、加強人民的漢族與中國觀念，而且，還有親中國力量，以『龍的傳人』、『父祖之國』等感性的宣揚。但是，即使在國民黨有意、無意，公開、暗中的支持，如此文宣，雖然架勢不小，卻無法獲得理性的追隨者。
隨著解嚴，台灣的情勢有不少變化。目前認同台灣的人口已占多數，然而本土派的支持並未相應增加。重複當年激昂又熱情，簡短而動人的語言、行動，此時不再足以激發廣泛人民的支持與追隨。當國民黨中有些派別，也開始運用「草根性十足的語言」時，本土派政治人物，仍然以「心中要有台灣」，『身穿「推動入聯公投」T恤，就是要表達台灣的意識』等等作法，都適足以表現環繞本土問題的一些根源。
台灣意識 、台灣文化、台灣文學與本土理念，必須重新審視，而加以更新，並豐富其內容。
隨著社會的開放、進步與多元，不少問題需要從不同角度著手。例如：誰是台灣人不再簡單；心懷「祖國」，卻常住台灣，更享用台灣資源者，如何估量？追隨中國對台政策的台商，即使祖先400年前已來台，要如何評斷？漢人民俗、民間信仰不應再是本土文化唯一來源，原住民族，及新來外籍族群的文化、習俗，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部份；台灣意識不只考慮台灣人與外來統治集團的掙扎與共存，也涉及台灣人之間的掙扎、鬥爭與團結的影響，更要有台灣人自我奮鬥、成長的成份；台灣人的歷史，當然也應包括1920-30年代，農民、工人運動以至台共的論述與檢討。
如此，並不否認本土派在實踐上已有的變化。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不再運用傳統悲情訴求，用而「快樂、希望」、「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文宣；幾年來，紀念二二八，不再只是追念受害者、家屬，而是反省、檢討，從而邁向和平、未來族群和諧的機會。如何繼續改變，從而擴大、深化本土意義，是當前的挑戰。
即使跨出這一步，也無法擔保本土出版物的銷路；然而，從此卻可以海闊天空，更開拓本土派的思維範疇。而且，經過出版事業，更能與人文，以至政治活動，互相呼應、彼此影響，使得公民社會的內容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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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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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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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態政治學
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裡，政治領袖在大庭廣眾下公然哽咽落淚，咸被認為是嚴重失態的事，鮮有例外。選民當然要評斷政治人物的政治研判能力，以及行事的魄力。不僅如此而已，選民同樣要檢驗政治人物的領袖素質。操守不佳、懦弱寡斷、爭功諉過，當然都要被扣分。不過，所有這些，常不易遽下斷論。唯獨是情緒控制表現於外，難以掩飾，而且也是選民十分在意的。國家級政治領袖，掌管攸關國家存亡榮辱的要務，容不得絲毫失誤，在此方面當然要被檢驗，而且是無比嚴格的檢驗。試問，連私自的情緒都控制不了，還要決定國家大事，選民放心嗎？
美國參議員Edmund Muskie在爭取197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過程中，因為妻子遭受抨擊而公然淚流滿面，舉國嘩然。不久，他宣布退選。很多論者以為，他不是敗於敵手，而是敗於自己的淚水。同樣，Howard Dean在2004年總統候選人競選造勢場合的怪聲尖叫，也被很多論者比喻為是Muskie的淚水。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志在國家大位者，情緒失控是不可原諒的失態，反映性格上的嚴重缺失。據說，李登輝多年來一直深深哀痛於獨子的英年早逝；在擔任總統職務期間，嚴禁有人在公眾場合提及此事，以免意外。
近年來的台灣政壇，情緒失控，成為時尚的上場作秀姿態。不少國民黨重量級政治人物，事情無論輕重大小，動輒哽咽落淚。吳伯雄如此，馬英九如此，族繁不及備載。或許，他們以為台灣選民的政治見識不過爾爾，只要超低成本的淚水攻勢，就可以輕易感動。可以肯定的是，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水準。連淚水都派上用場，黔驢技窮矣。至於台灣選民水準如何，大概要等到明年大選，方見真章。
令人錯愕的是，在得知自己因特別費遭受起訴時，游錫堃站出來公然哽咽。
台灣司法界遭受保守派全力把持，數十年來賄賂關說、亂判誤判，一片黑暗，近來更成為保守派復辟反撲的主力打手，以打擊本土派對手為能事。這根本不是新聞。倘若對此不幸現實了然於雄，對於遭受起訴一事，憤怒批判、表明要積極應戰方是正途。怎麼會備感委屈呢？少說，這是失態。甚至可以說，這反映他的性格、見識、膽識。慶幸的是，他終究不是2008年的本土派總統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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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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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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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與冷漠
選票無情，是公民的基本政治素養。票櫃裡的一張張選票，匯聚成為穩健民主社會的最大嚇阻力量，足以發揮震憾性的懲罰功能，令政治人物心存忌憚。有智慧的選民都明白，除卻選票，自己手中其實沒有其他真正有力的制約工具。若要善加利用，就不能不鐵面無私、毫不留情。
秘密投票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抉擇的權利。它使得選票行為難以控制、挾持，投票結果也因此往往難以預料。選票無情，乃成為可能。從秘密投票到選票難料的過程，選民可以表現出很大的熱忱，真摯情懷發自內心深處。然而，它也很可能以態度冷漠的方法表達出來。
事實上，民主體制運作愈是穩健的社會，往往有愈多表現冷漠的選民。表面上的冷漠所反映的，往往是胸有成竹的智慧選民，默默察看、思索，自信而冷靜。有時候，他們的投票意願極低。然而，他們有可能毫無預警地、不約而同地群起重手出擊，晴天霹靂般嚴懲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政黨。1993年加拿大國會大選，保守黨突然大崩盤，就是選票無情的一個典例。
經過一、二十年的民主歷練，台灣選民形諸於外的表現似乎在轉變中。黨外運動時代本土派群眾勇於表態的熱情，逐漸冷卻。這個轉變，毋寧是可以預期的。當年反對威權獨裁的訴求大多達成，若干令人髮指的惡法也先後廢除了，民主政治程序逐漸確立起來。難怪走上街頭的動機漸失。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表現不符期待，改革不力，轉型正義落空，原來支持者大失所望。
其實，類似的現象，是新興民主社會所常見的。這個現象的另一面是，選民正在接受一場深刻的政治教育，終於發現﹕民主程序，原來是如此的雜亂無章、錯綜復雜，甚至於是齷齪不堪，距離原來的期待甚遠。他們漸次明白，政治人物以及政黨，無論顏色，一概不可輕信，都應該無情以待。
如同久經深重苦難，養成剛毅堅韌的性格；在日復一日的無奈、挫折之中，政治智慧逐漸累積起來。而犬儒正是冷眼觀察、思緒沉澱時的一種自然表現，不輕易為廉價的激情政治口號所綁架。此時此景，他們思索的涵蓋範圍，超越那些紛紛擾擾的膚淺議題；他們思維的內容深度，也不是粗糙二分法所能夠分類和規範的。冷漠中，潛沈不露的智慧選民群，於焉產生。而這種效應以及氛圍，開始於本土派選民群，終必擴散出去，感染整個社會。此類型選民愈來愈多，正是台灣公民社會得以茁壯起來的條件；有朝一日，終會重整台灣政治版塊。
表面上看來，許多本土派選民態度轉趨冷漠，似乎意味本土意識稀薄化，本土票源流失。其實，一場政治文化主導權爭奪戰，正在不知不覺之中四處展開。很多具有濃厚台灣意識的選民，已經從勇於熱情表態，提昇到著重內歛自省、深刻思索的層次。對於若干本土派政治人物，他們不聲不響地開始以選票施加懲罰，絕不含情脈脈。如此風範與氣度，正是明日台灣政治文化主導者所應具備的，也是保守派先天所欠缺的。倘若我們深深相信，台灣主體意識站在正確歷史的一邊，則我們應該相信，長此以往，它終會成為台灣所有智慧型選民的主流。
時下本土派的政治討論中，不少人經常斷言，台灣選民非藍即綠，中間選民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們極力倡言，所有的政治主張以及語言、姿態，都必須向深綠群眾靠攏，以鞏固本土派的基本盤。他們警告，失去基本盤則失去全局。其實，這是見樹不見林。他們似乎沒有能夠覺察到，台灣公民社會的輪廓，正在浮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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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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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
在公共場合上，甚多台灣公職人物以他們的制式衣著，來表明他們的政黨屬性。蔚然成風，由來已久。就一個成熟民主社會而言，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怪事。每次看到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穿上顏色鮮明的背心（而且繡上黨名、姓名），招搖在國會議壇和記者招待會，或者現身電視螢幕，都有觸目驚心的感覺。
在某意義上，不同顏色制式背心之間的強烈對比，貼切反映了近年來台灣的政治惡鬥。而且，其意涵其實不僅如此而已。
數年前閱讀Ernest Gellner 在1994年出版的文集（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其中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傳統社會裡的組織結社，大多有嚴格規範以及高度約束力，一旦加入就不易脫身。成熟的民主社會，則反其道而行﹕黨性漸淡，可以輕輕鬆鬆自由加入和退出組織。以往若要加入一個政治組織，可能要宰殺牛羊、發毒誓，以宣示茲事體大，絕非兒戲。而現代文明社會則不需要，甚至於可能禁止。如果以台灣背景來比擬，或許可以說，以往要歃血為盟或者斬雞頭；近來，似乎很少人有此胃口了。對於那些具有強度約束力的政治組織（或者派系，如新潮流），現代公民大多會抱持不信任態度。這是其來有自的。
民主體制下，人民不但思想自由，而且可以隨時隨性改變政治立場，不受拘束。唯有如此，選情難料、民意如流水的趨勢，才能夠形成，也難以遏制。主流民意通過選票，以監管、檢驗、制裁政黨和政治人物，才成為可能。有鑒於此，成熟民主社會的主流選民，不容許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政治選擇，遭受任何政黨任何形式的綁架。例如，若是凡事都要無限上綱，扯上民族大義、愛國情操，或者宗教信仰、血緣瓜葛，他們一般都會有強烈反感。
不僅如此而已，他們也不樂見任何政黨以強度紀律控制黨籍公職政治人物（和一般黨員）。因為，在最高層次上，民選公職必須以民意為依歸，而不是以黨意為依歸。黨意若是凌駕在民意之上，絕非民主社會之福。在政黨政治之下，各政黨當然應該各自以政治綱領的內容，爭取選民的認同。但是，如果當地公職人物必須接受政黨嚴格紀律約束，不易為主流民意所左右，那麼，黨意服膺於主流民意的機制何在？
更為緊要的是，權力不但趨於腐化，而且必趨於傲慢。倘若民選的公職人物必須以黨意為依歸，必定使得政黨機器權力集中、膨脹，坐大而傲慢。一個政黨甚至於可能敢於蔑視神聖的國會議壇，驅使公職人物如同小醜般地舉牌、哭鬧、叫罵，從事大打群架式的政黨惡鬥。近年來的台灣，正是如此。這絕對不是現代公民所願意看到的。是以，選民要有效節制一個政黨，就不能不從節制公職候選人開始，耳提面命提醒他們，切不可唯黨命是從。
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大部分的先進民主社會，非選舉期間，政黨機器低調運作，或者少有運作。縱使在全國大選期間，大部分人民甚至於不知道各主要政黨主席的姓名。如同台灣各政黨主席那般位高權重，一言九鼎，號令國會議員，那是難以想像的事。更難想像的是，黨籍公職人物竟然如同儀杖樂隊般穿起顏色鮮明的制服，以資識別，唯顏色是問，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在在顯示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的對立氛圍。試問，國會議壇有尊嚴可言嗎？有智慧的選民可以忍受嗎？
台灣國會議員身上那些顏色鮮明的制服，象徵著台灣民主政治不成熟的一個面向﹕過當的黨性，傲慢的政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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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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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情的冷熱
曾經生活在高壓統治時代和解嚴後不久的台灣，對於當時選舉期間之熱烈氣氛、本土派選民情緒的激昂，一定記憶猶新。政見發表會上人山人海，台上振臂高呼，台下選民反應熱絡。這個現象，反映那個時代社會大眾爭取民主權利的熱忱、積極。
如果與先進民主社會的選舉活動比較，一定會感受到其中差距之大。他們一般（包括國會議員）的選舉活動往往稀稀落落，政見發表會小貓三、兩只，甚至於經常辦不起來。誠然，縱使在成熟的民主社會，都會有成群的死忠選民，為他們所屬意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四處奔走、大聲疾呼。但是，社會主流選民內歛，傾向於抱持較為冷靜的觀察態度，較少勇於公開表態。既然民主權利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很多選民可以選擇不走上街頭，不搖旗吶喊，厭倦喧天鑼鼓；對於選戰，大多冷漠以待。因此，一般選舉期間熱情洋溢的選民，為數大減。（不過，每當涉及特別重要議題的時候，選民的熱情還是會表現出來。）所形成的趨勢，至為顯著。
如同其他民主體制逐漸穩定的社會，台灣選民表態的熱情逐漸冷卻，選情跟著冷卻，似乎也是遲早問題。
以往，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以及後來的民進黨，一向認為選情愈是熱絡，愈能夠動員那些同情黨外或者民進黨的選民站出來投票，因此愈有助於他們的勝選。他們甚至於以選情之熱與冷，來評估勝選的機率。於是，公職政治人物嘗試各種方法，炒熱選情。其中，一定有人會以為，旗幟鮮明，競先出現在電視螢幕上，吸引選民的注意，就能夠增加勝選機率。時下台灣各政黨為他們公職人物所設計的制服，或許就是這種心態的產物。下焉者，以跳梁小醜式的言論和表演，嘩眾取寵，不擇手段，爭取上電視鏡頭的機會。隨著政黨輪替成為台灣政治常態，這個見解似乎應該重估；選舉策略也應該有不同的思維。因為，選民的見識愈多，政治認識水準愈來愈高，愈反感於此類膚淺的選舉噱頭。
倘若專注於炒熱選情，刻意追求掌聲和迴響，免不了會過度重視自己死忠支持者的意見，從他們的角度來推測其他選民的態度走向。或許，這就是「台灣沒有中間選民」之說的由來。或許是出自於相同的思維，公職人物經常聲稱自己要「傾聽民意」。在「傾聽」中，他們其實很難不為己方的「基本教義派」所綁架。
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在掌聲如雷的熱情死忠支持者群之外，那些默不作聲（也是「傾聽民意」時所聽不到的），不時興揮舞選戰旗幟，諱莫如深，看似冷漠的選民，已經悄然形成為（或者很快就會形成為）台灣選民的主流。正是這個主流的選民群，持批判眼光在冷靜觀察，足以在關鍵時刻扮演關鍵性角色，及時發揮選民的智慧，嚴峻懲罰政黨和政治人物。真正能夠觸及他們靈魂深處的，是有意義的議題，深刻的論述，而不是傳統的敲鑼打鼓，掃街拜票。
值得從這個角度，看待台灣選情的冷與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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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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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帖
每逢選舉季節，台灣公職政治人物總是勤於把「傾聽民意」的話掛在口上，來表示自己尊重選民。其中大部分似乎以為，勤於應付紅白帖就是「傾聽民意」。「傾聽」是姿態，實質上是經營選區內的人情脈絡。這無異是以低價碼（按﹕紅白帖的一般價位並不高）的人情，綁住一家人的選票。而在現實世界裡，確實有甚多台灣選民，選擇把自己的選票典當給此類廉價人情。此風由來已久，而且相當普遍。
諷刺的是，台灣的公職政治人物，無論顏色、立場，也無論清廉、黑金，鮮少敢於不理會選區內的紅白帖。他們都知道，拂逆社會習俗的後果。紅白帖是不是良質社會習俗，那是另外問題。關鍵是，這種現象反映一個現實﹕人情買賣，是選票的一個層面。一般表現在選票數字的「民意」，其實摻雜著非常多政治以外的成分，紅白帖人情不過是其中一端罷了。
眾多公職人物奔走紅白帖，形成為一項頗具台灣特色的政治景觀。一般似乎都把它當作是無傷大雅的人情義理。值得一問的是，金錢買票是違法行為，利益分贓的梆樁是不道德的事情，那麼，紅白帖的人情買票，當如何看待？至少，政治人物不多費心思於國家大事，卻多忙碌於紅白帖，顯然不是健康的現象。
誠然，沒有必要無限放大，以之否定選舉的意義。也沒有必要斷言「傾聽民意」全然是空話。畢竟，此類情事是民主成熟過程中的現象，舉世皆然；假以時日，終究都會逐步改善。
但是，民主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危機四伏﹕內部的反動保守勢力的反撲力道非常強勁，外敵虎視眈眈，而且已經伸手介入。在此情況下，迫切需要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脫穎而出，領導台灣人民走出嚴峻的困境。台灣沒有足夠的閒逸時日，聽任事態自然發展；千萬年太長，必爭朝夕。
確實有必要思考這樣的問題﹕在諸如紅白帖等人情習俗所建構的選舉環境下，志在政事的有識之士，豈不是要處處受阻於各色各樣的路障，身心俱疲？
在台灣民主的成熟發展上，確實有不少難以跨越的障礙。相較於憲政體制、霸權文化、國家機器組成、保守勢力不惜玉石俱焚的反撲態勢等等問題，紅白帖其實並不算是嚴重的一項。然而，見微知著，它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它意味著，在民主時代下，若干台灣庶民文化習俗有再度思考的空間；台灣人也應該表現出自我挑戰、自求進步的能力。倘若我們必須依賴那些來自公民社會的本土力量，才能夠有力捍衛台灣民主，那麼，我們更應該多用些心力，讓台灣的土壤培養出偉大的政治家，而不是一群汲汲於廉價人情的政治人物。若要積極營造新興政治文化的氛圍，這是不宜忽視的一個環結。
偉大時代偉大政治家的最重要特質，應該是以其政治智慧與思想高度，挑戰民意、領導民意，而不是消極地「傾聽民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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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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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燈下黑
觀察世事，經常可以發現，它總是朝著自己的對立面發展。生命本身，原本無法避免死亡的因子。在政治上，道德號召有其死角，如同光耀火燭下的燈下黑。燭台愈高，陰暗面愈廣。死角，是事理不明情況下的盲點。道德號召愈高，事理反而可能愈不必問明、不易問明，乃至不得問明。
大可不必過度延伸，認定如上論說是反道德之論。要探討的不是道德評價，而是道德號召現象下，事態的發展邏輯。燈下黑若是開始逐漸擴佈，真理蒙蔽，道德號召乃走到自己的對立面。
莊子曾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可以說的是，在台灣環境下，類聖人的「人格者」，是道德號召的極致表現。彭明敏、郭雨新等人，曾經在台灣派陣營裡被推為「人格者」。一旦升格，立刻享有不接受人格檢驗的權利。首先，這與道德本身背道而馳。因為事實證明，彭郭二人全然經不起檢驗。而且，在「人格者」道德光環掩護下，他們的政治見解、作為，不必接受檢驗，甚至於不允許檢驗。道德號召與真理之間，不一定牴觸，卻可能牴觸；在道德訴說無限上綱的情況下，甚至於難免牴觸。方是關鍵之所在。
「人格者」林義雄，曾經大力倡導國會減半，而且得以成功。鑒於道德游說之無人敢於質疑，或者不容質疑，鮮少有人公然反對他的主張。在他推動過程中，看到的多是他的道德光環，而不是有關此議題的優質論述。不客氣的說，他的相關論述極少，而且粗糙，與他的道德光環完全不成比例。或許是，道德勸說終會排斥政治論述﹕既然佔領了道德高地，以德服人，何其方便；當然不需要以理服人。如此，政治研判上不需要周密的論理推演，也不需要這方面的能力，甚至於鄙視。這不是多元論述的環境，不是尊重政治智慧之環境。道德號召所發放出來的光芒，足以掩蓋這一切缺點，並且助長。
從迄今的各種跡象來看，台灣政局問題，顯然不會因為國會減半而得到解決。如此定案所導致的各種後遺症，反而使得台灣社會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長遠的說，傾全力去追求一個非關鍵性的途徑，必定使得真正關鍵性的方案遭受忽視、擱置。
這是道德號召的死角。仰賴「人格者」的社會，決計不是一個有思想深度的公民社會。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另類思索莊子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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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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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現象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郝龍斌加入民進黨執政團體，與陳水扁總統之間的互動關係甚是融洽。以其身為黨國舊勢力大軍頭郝伯村上將之子的身份，而有此表現，一時傳為佳話。不料，近一年來，當上台北市長的他卻一再發飆，與陳總統針鋒相對。其以下犯上之意，甚是顯著。情景對比，固然是一個歷史諷刺，尚有深一層的意涵。
除非是一個停滯不前、靜如死水的垂亡社會，歷史發展不但有其不可抑制的脈動，而且總是跳動得很不平穩。一系列歷史事件，各有起因，各自醞釀歷史能量，不規則地各有登台展現的日程。整體而言，經常呈現波浪式，起落與消長的節奏多變。加以彼此激蕩、影響，變數倍增，愈加難以預測。敏銳、精準而細膩掌握，正是有智慧的政治家所不可缺少的素質。
代表不同政治趨向的各方勢力，在發展上也有如上的特徵，都不會是直線上升或者直線下降。改革勢力有突破現狀、氣勢如虹的時刻，也有猝然情勢逆轉的可能；守舊勢力有重整力量、士氣再振的日子，也會有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無論是改革派、守舊派，或者戰爭雙方，在考慮採取行動以制敵時，無不審時度勢，謹慎選擇恰當時機。時機者，不外是於己方最有利、於對方最不利的時刻。當對方受到重創或者由於其他原因而致方寸大亂、信心大失之際，不失為致勝良機。
2000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獲勝。這興許是保守勢力措手不及、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同時，台灣改革陣營氣勢大振。在此歷史環境下，郝龍斌放下自己的意識形態，出任環保署長，具有象徵性意義。
陳郝關係，反映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氣勢的消長。從李登輝掌握實權開始，改革派勢力逐漸上漲。政黨輪替之初，改革派掌握政治主導權；國民黨保守勢力的信心，數十年來從未如此低落過。部分保守派政治人物，識時務地零星靠向改革派。即便在保守勢力全面壟斷的文化界、藝術界、媒體傳播界，也漸有鬆動跡象。郝龍斌之所以有當年的表現，良有以也。
然而，從此一關鍵時刻開始，陳水扁似乎選擇不再趁勢進擊，而寧願一而再地向保守勢力釋放妥協善意。執政七年以來，對於黨國時代所建立下來的邪惡舊體制，簡直沒有任何痛加改革的實際動作。殊不知，歷史時機，稍縱即逝。錯過了關鍵時刻，歷史主動權漸失，改革勢頭和動能弱化，立被對手看破手腳。於是，黨國舊勢力拾回信心，站穩腳跟，開始猛烈反撲，強勢搶奪主動權。這是歷史性大逆轉的條件。郝龍斌在此時刻，一再向陳水扁高分貝嗆聲，也深具象徵性意義。
轉型正義，錯失時機，後患無窮。郝龍斌現象，是一個註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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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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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決議的一階段領投票, 國民黨黨中央率領其執政的十八縣市全面抵制, 堅持二階段並且還拋出戒嚴說。 立委、總統是全國性選擧, 本該依中央法令行事, 怎能不合孤意便反; 其次, 選舉公投是以政見主張來爭取選民支持, 但國民黨卻不思此道, 反以一階段二階段等技術層面來為難。 莫非國民黨已有自知之明, 知道無法以理取勝, 故著眼於技術層次杯葛。一階段, 二階段會鬧到這地步真是超人想像, 令人匪夷所思。只讓人覺得國民黨自暴其短。
二支勢均力敵的球隊, 如果一方多出一球員, 均勢便輕易打破, 但即使白痴也知道這是不公平的比賽。 如果表面公正的裁判, 在關鍵時刻暗助一方, 這時一方所得助力非僅是多出一名球員而已, 而是多出整隊的隊員也不為過。 選舉在台灣, 國民黨早已不能憑政見取勝; 向來藉買票, 今則再加上技術為難恐赫, 法院裁決取勝。
藍綠政治人物都喜歡侃侃而談不要“意識形態”作祟, 殊不知不要“意識形態”本身就是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操弄。 人類歷史上的活動那一項不是“意識形態”為動力驅使下的結果。 當有意藉不要“意識形態”而抛棄新的思想觀念時, 存遺下來便是國民黨從小學、中學、大學所灌疏的思想、意識。 離開學校後, 無所不在的報章、雜誌、媒體, 電視、廣播無不宣傳,強化,美化,修飾即有的思想觀念。 因為固有“意識形態”深植人心, 國民黨才能够如此自信滿滿的依頼地方選務人員, 公教人員, 法院法官來決定選擧勝負。
然而新生事物都是從舊社會產生, 新的意識形態產自舊環境舊制度。 台灣有戒嚴獨裁, 民間也會反制其道。 台灣社會藉選舉黨外人士來抒發國民黨的壓迫。 黨外政壇上曽經有省議會五虎將, 台北市長高玉樹, 基隆市長林番王, 高雄市長楊金虎; 而其中最傑出者莫過於康寧祥。康寧祥於1969入台北市議會, 深得台北市民信任於1972選入立法院和黃信介共事, 但黃信介屬不用改選的萬年立委。 康做事認真, 勤於國會圖書館收集資料充實自己, 他口才、辯才便給, 問政隼厲, 往往打到國民黨痛處, 七十年代中期美國時代周刊圏選亞洲明日之星, 康名列榜上。 他曽聚集黨外人士發行「台灣政論」雜誌, 突顯台灣意識和國民黨對抗。 但莊嚴的國會廟堂, 高級華人的爾雅逐漸臣服、消磨了這位鬥士, 使他日趨溫和、妥協。 萬年立委吳延環曽以「誓還」筆名在「中央日報」方塊文章稱讚康“愈來愈成熟了”。當黨外人士籌组「美麗島」雜誌時, 康已和黨外主流分道揚鑣, 另出版「八十年代」。 「美麗島事件」後, 黨外崢嶸人物逮補殆盡, 康是唯一倖存者。 八十年代初, 「新潮流」以批康倔起。以「雞兔同籠」批康所走體制內議會改革路缐本身即是民主運動既得利益者。 昔日「新潮流」嘲諷「康放水」, 而今它黨同伐異, 妥協, 和稀泥之程度只有令康汗顏; 昔日「新潮流」自喻革命運動家, 而今大都位居曽經鄙視的公職; 昔日自稱弱勢受壓迫者的捍衛者, 而今卻如過街之鼠, 成平常百姓欲除之而後快的「十一」寇。
不過我們也不必才過感嘆台灣民主運動過程之曲折, 這也不是台灣的特殊現象。明末清初, 武人紛紛投降滿人之際, 柔弱的文人卻寜死不屈, 如學者顧炎武武裝抗爭失敗後, 奔走全國各地, 從事組織圖謀復明。 文人將滿人強迫漢人削髮, 換衣冠等種種事件和文化聯系起來; 也是文人將漢人代表文明, 滿人代表野蠻聯系起來。但歴史的發展卻往往向矛盾的對立面。 康熙皇帝熱愛精通漢人文化, 他對經、史、子、集、詩、書、音律都有一番鑽研, 也一再禮遇漢文人來推崇漢文化。 當初朝廷散發對漢文化的熱忱時, 文人先是冷眼旁觀, 認為籠絡政策; 繼而發現康熙對漢文化功力之深而深為震撼, 乃自內心深處產生誠服, 這是漢文人對滿人統治中國的背書。 它持續了二百年, 直到清末, 清廷內憂外患下, 革命黨人章太炎才再度引用顧炎武式的「反清復明」以「驅逐韃虜, 恢復中華」做口號。民國建立後, 擁滿清的漢文人乃大有人在, 但保皇黨的意識形態到底是明日黃花, 只能上演短暫的復辟。另一例子, 英國新興資産階級富冒險犯難精神, 在國內外各個領域攻城掠地, 開彊闢土所向披靡。 但資産階級的豐功偉業, 和封建貴族階級如培根、牛頓、達爾文以及眾多傑出貴族在歷史上重要時刻能够在哲學、政治、科學、…各個領域開闢新方向起領導作用相比則顯得相形見絀。因此即使資産階級已經奪得政權全面執政後, 但貴族階級光環未褪之下, 面對斯文, 博學的貴族元老卻表現相當恭順和溫馴, 貴族階級還是領導著意識形態。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資產階級文化, 上層建築凌駕封建貴族的文化後才有所改變。這兩個例子說明文化、上層建築的對立決定抗爭的性質, 內容和勝負; 只有上層建築佔了上風, 才能在意識形態的鬦爭中取得勝利。
時下流行的一句話 ---“換了屁股, 換了腦袋”; 言者不齒, 不以為然“換屁股”的人。 不過這不正說明換屁股的人不只是搖擺投機, 而且也說明他的的意識形態, 不敵既有官場文化。但這句話也給我們啟示 --- 意識形態鬦爭不能僅依頼少數幾個頭人而是要靠全民的。 只有全民性才能當一波倒下時, 另一波立即補位; 也只有全民性才能負起支持監督枱面上的人物, 促使他們立場堅定, 不能輕易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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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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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意***
台灣從解嚴，經過「寧靜革命」而進入民主體制，當然值得多數人民歡欣喜悅。隨著民主政治的來臨，台灣人民也有高度的期待。二十年來，有些傾向於幻想的期待已成空，但是，有些合理的期待也破滅；使人懷疑台灣的水土是否適合民主體制，也許這是「解嚴後遺症」的原因。
顯然，民主不但不是萬靈藥，更有其種種局限。
人民是民主制度理論上的主人，它的運作比仰賴獨裁者個人意志與一條鞭的黨國體制要多元，也更複雜。因此，民主政治不但在行政、資源運用效率方面，可能比獨裁體系要低，也可能產生混亂，以至矛盾的現象。
例如，政策、法案的推敲、決定可能耗時費日，即使經過協商之後，仍不同意的一方，即使只是少數，還可以經由種種合法程序抗議，拖延、改變內涵。更有甚者，反對派如果當選，則新人上任後更能全盤翻案！
又如，身為公僕的政治人物，民主體制容許他們為執行職務，而與主人的人民大眾「保持距離」；更有種種措施。保護他們不受少數主人的干擾、威脅。這些公僕所享受的待遇，除去相對的高薪之外，往往還有隨扈、公務車、司機的款待，而職位較高者，還有免費高級「官邸」等福利。如果再加上半合法與法律邊緣、灰色地帶，公僕所能收受的整體「福利」，確實令付稅的主人們目眩。
此外，現代社會運作複雜，主人遭遇困難時，有時不得其門而入，而造成主人，尤其是升斗小民，必需多方探聽，以便向難得見面的公僕陳情、拜托。
也許因此，一些在位較久的公僕，容易「忘記」權力來自人民，甚至表現當權者的傲慢。可以說，「權力使人腐化」的現象，在民主社會往往比獨裁體制要更為清晰、明朗。
不妨說，貪污、瀆職是民主社會常見，也難以避免的問題，但是，這當然不是民主倒退、停擺的藉口，而是民主需要更多平衡機制的表現。監督公僕的作為，乃成為公民社會重要工作之一。
此外，民主政治還有更基本的矛盾。
例如，民意與民主政治的關係。
誠然，「傾聽選民意見、聲音」，「遵照民意」，「傾聽基層的聲音」等等，類似口號，在不少政治人物，尤其是參選人中，都能朗朗上口。當然，他們本就應該代表民意；他們的決定也應反映人民的意志。
然而，如果有人因此無限上綱，將民意作為衡量政治人物與民主政治的唯一標準，則不但過於簡單，而且有其局限。
2000年以來，陳水扁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多次改變立場。姑且不論他的改變，使得多少民進黨支持者失望、痛心，或因此而爭取到多少泛藍選民，事實是：他的每一次改變都是傾聽、遵照（部份）選民聲音、意見的結果。
顯然，如何解釋民意，並不單純。有人以「難以捉摸的民意」來形容。不但人民可以相當快地改變意願，有時也沒有清楚的主流看法，而出現互相矛盾民意的機會，更不少見。
一般而言，選舉是民主體制淘汰政治人物的主要工具與時機。不尊從民意的政治人物，或人民不再認為適任者，不論他們是否在政治事業的巔峰，往往在選舉結束時，收到「解聘」的通知。
因此，對於以當選為第一要務的政治人物，任務其實簡單。畢竟，要忠實地追隨民意，並不困難。只要肯用心，他們總是可以接近主流、多數的民意。所謂民粹主義者，所指的正是，處心積慮追隨民意，不惜媚俗，而隨意改變自己看法的政治人物。
然而，民主政治更需要領導者—尤其當主流民意並不切合整個社會的長期利益時！有遠見的政治家，絕不因政治判斷與民意不同，而改變個人意見；他們往往更不惜犧牲政治生涯，堅持來源於自己遠見的判斷，而寧可下台。
台灣社會需要政治環境與文化，來培植如此政治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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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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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場
長期陷於嚴峻險境的社會，迫切需要偉大政治家的智慧和手段。這是顯而易見的。之所以危機重重而且久久不得脫困，多種肇因錯綜複雜；各層面間彼此牽扯糾纏，難以釐清；各方角逐力量，殊死爭鬥，互不相讓。所形成的僵局，需要先知者的大智慧，擺脫傳統成見的束縛，找出解決之道；也需要非凡手段，把握時機，直取要害，快刀斬亂麻。
倘若僅僅依賴一般傳統成見就能夠看透根本問題之所在，當然不需要一個不世出的政治家。因為，這個社會應不致於陷入困境。既然已經久久深陷困境之中，意味著傳統成見以及其背後的各方物質力量，早已經形成一系列環環相扣有形與無形的障礙機制，頑強而且有效地阻擋任何足以改變現狀的思維和企圖，百般窒息所有創見的生機。既然如此，所需要的政治家，絕對必須獨具慧眼，以其敏銳和睿智，見人之所不易見、不願見、未能見。他必須具備無比勇氣，言人之所不言，敢於面對一波波排山倒海的壓力，橫眉以對千夫指，不畏被擊倒。
如果這些壓力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論述、論爭、論據而表現出來，那麼，這些壓力是健康無比的檢驗，足以檢驗政治家的研判推論能力、眼界、思維深度。不能夠通過檢驗，就不成其為政治家。同時，從檢驗中，社會共識得以凝聚，政治家的領導地位從而建立起來。這是理想的情況。問題是，歷史上偉大政治家所經歷過的，大多並非如此。舊社會的反噬，具有超乎想像的力道、韌性和多變形式，夾帶舊社會百千年累積的齷齪敗德。其對於偉大政治家的考驗，嚴峻而且殘酷。漢文化影響下的政治環境，尤其如此。
人類史上，產生於危機社會中的改革理念，大多會一再被傳統成見所埋葬，少有倖存。傳統成見之所以不再有能力解決困境僵局，乃是因為它的思維內涵已經不符合時代需要，貧乏而落伍。思想貧乏而落伍的一方，顯然百般避免自暴其短。無限上綱，乃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最擅長的手段。無限上綱，是思想貧乏而落伍的象徵。
無限上綱的習性，偏重操弄一般人所習以為常的成見、偏見和莫名的懼怕，促使他們情緒性排拒新的見解、不同的見解。這種頑強的習性，使得任何較具深度的政治論述寸步難行。己方不作有意義的論述，也不允對方有從容說理的機會。縱容不講究推理論說的風氣，其結果是只知道繼續固持己見，更加固步自封、不知上進。所形成的政治氛圍，使得困境僵局更難以撼動。
與無限上綱習性形影相隨的，是動機評價說。無限上綱風行的地方，動機評價說大概也不免大行其道。如果說前者是以成見、偏見、懼怕來抵消對手的政治論述，則後者是以含沙射影來從事人格謀殺，抹煞對手的發言份量，甚至否定其發言權利。這兩個手段雙管齊下，可以形成一個莫之能禦的包抄攻勢，令對手百口莫辯。
這是埋葬政治家的場域。在台灣，保守勢力的表現如此，台灣派方面也是所差無幾。前者的表現，一向如此，不足為奇。後者最近抨擊謝長廷與李登輝的表現，令人惋惜。這並不是斷言，謝李二人都是偉大政治家，而是指陳，台灣人的公民社會，在政治文化上應該力求上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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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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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長大的台灣人早己司空見慣對蔣家父子歌功頌德。 不過這只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慣例, 文人便是這樣曲躬卑膝的寫阿諛拍馬屁肉麻的文章。 中國民間文學、戲劇幾乎難逃出狀元及弟, 皇恩浩大, 王公將相這種格局。中國文人向來無視廣大人民百姓民生疾苦, 也無意開拓領導新的方向和道路; 他們只是忠誠扮演鞏固領導中心的「文化太監」的角色。
這次薄蕭會, 國民黨有意散佈阿扁會製造台海事端, 暗殺謝長廷等謠言。中國國民黨不愧為純種中國人的機構, 即使造謠也充滿中國人式的陰謀, 暗殺, 見不得人的密謀。這是全國的大選, 是全民參與的政治活動, 但國民黨的思維還是古老封建式的王公將相等憑藉個人的迷信來改變大局。
不久前看了 "Elizabeth the golden age" 電影, 不過劇情偏重在女王和海盜頭子身上來描述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關鍵歷史。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後, 金銀財寶源源不斷運入西班牙。 十六世紀, 西班牙成為當時的超級強權; 但財富累積過多, 造成通貨膨漲, 本國製造價錢太高, 日漸被外國產品所取代, 西班牙逐漸變成不事生產的國度。收刮的金銀財寶日益流向歐洲內陸, 其中大半流向英國。Elizabeth 時代, 歐洲商業中心已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 文藝復興的重鎭也由義大利轉移到馬徳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倫敦; 當時英國工商業已相當發達, 已具資本主義的雛形。 正因英國在科學, 文學, 戲劇, 哲學,••••,等成就, 民間旺盛的生命力和人文氣息加上Elizabeth 本人的見識和眼光使女王有信心、勇氣和下定決心挑戰強權西班牙。
上世紀九十年代, 日本神戶大地震, 日本電子産品無法運出, 全世界 IC頓時缺貨。 1999台灣 921大地震, 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 IC 産業是否受到影嚮。 幾年前, 商業周刋報導台灣IC産業是世界半導體産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這也是中國夢寐而求之不可得的産業。 今阿扁能抗拒美國、中國無比的壓力主要是得力於台灣的經濟力量和人民入聯的決心; 是人民付予阿扁膽識和力量。
然而國民黨從來無視真正力量的泉源, 輕視一般人民大眾, 因此只是致力於技術層面, 和少數枱面上的人物。國民黨不止脱離群眾、不懂群衆、鄙視群衆而且他們的政治觀還是老朽不堪的個人英雄主義。 國民黨輸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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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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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與「爭取」****
「補助」是台灣常見的詞彙；它是地方政府重要財源之一。類似地，「爭取」亦然；它代表地方政府積極求取上級政府「補助」的努力。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補助一詞，是補益､幫助的意思。引自<周禮>、<後漢書>。
Subsidy（補助）在西方是政府給予財政上的協助，形式可以是贈與無償的金額，免稅，或貿易保護的措施，目的用以鼓勵生產或購買商品，也可能是政府給予個人或公司，協助其從事有益公共的事業。
在台灣，因為國民黨掌權，鞏固中央集權的結構，相對地，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極為有限。長期以來，上級政府為補充下級政府經費之不足，所撥給的款項，也已經制度化，而稱為「補助費」，或作「補助款」。「補助」一詞在台灣政治上運用時內涵如此特別。顯然，這是舊詞新解，更可能是翻譯失真。
如此歷史沿革， 不但不夠效率，也造成地方政府經常鬧窮，而妨礙地方運作的事實。這是越來越嚴重的現象。要求改變的呼聲，也越來越頻繁。
討論如何改變台灣的財政政策，進而改善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結構，當然有需要，而必須是一個獨立議題。
然而，「爭取」與「補助」並非地方政府的「專利」。不少民間團體也經常從政府機構取得「補助」，而「爭取」的過程與問題也成為一些民間團體之間、民意代表的話題。
例如，台北市一位市議員曾經如是說：
「台北市社會局去年度辦理補助及委託社福團體案，相同項目不同團體所得補助，經費高低懸殊甚至相差百倍以上，…計畫越大，補助經費越多。
「小團體樣樣都缺，自然爭取不到大經費」（ 2001/4/26）
外交部一位熟悉消息與作業的官員，也如此鼓勵婦女社團：
『行政院長會因應當時特殊社會、經濟環境的需要而有包裹式大型計劃或編列特別預算，這些都是大宗預算，包含豐富資源，也是爭取資源的「大盤」。
『在政府財政困難下，一般社團就連政府委辦費、補助費都縮水，照顧弱勢的社福團體隨時擔心斷炊。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倡市民社會，鼓勵民間團體為主的第三部門發展，…』（中國時報 2007.06.15 ）
(註：最後一句，顯示作者的盲點。公民社會口號雖然響亮，然而，不少人，仍然不了解（市民）公民社會的真意。它的成長當然要民間主動努力，而非仰賴政府提倡！)
許久以來，民間社團爭取政府委托、補助，當然表示政府機構不但有權力，更有經費以分配款項。事實上，只要稍加注意，人們可以發現政府各部門，由行政院各部會領銜，不斷照慣例，每年大方地依據各自的辦法、命令，發放「補助」。
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慷慨」行為，涉及的範圍，真是洋洋灑灑，五花八門：從學術研究交流活動，出國考察，發展客家學術 ，到志工活動；從藝術活動，視覺、表演藝術，到電影專業訓練課程、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以至翻譯、出版先進國家藝術教育相關書籍，都包括在內。而民間團體辦理在職勞工進修訓練及相關活動，辦理普及金融知識為主之相關活動，到預防保健服務，失業勞工子女就學文化活動，運動設施興（整）建，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原文如此！是另一不妥的翻譯）會議等等。如此廣泛，政府真是「德澤普及」。
不只如此，甚至公務員強制休假 ，以及淘汰堪用高污染老舊汽油引擎汽車及機器腳踏車等等，也都在「補助」之範圍。
政府委托、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事務，表示這些機構或者無能，或者不願負最終責任；而民間團體辦理活動，卻需由政府發放款項，更美名為補助，顯然是本末倒置！
明顯地，政府財源來自人民。何不在預算編排時，就不列入這些款項，而讓民間有更多可以運用的財源。補助云云，實際上是補助、補強層層疊疊的官僚架構，讓它們更有存在的理由。
然而，較為基本的問題，在於民間團體似乎不了解它們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員，更是公民社會成長的主要因素。
解決民間團體靠政府「補助」的「習慣」，短期內不妨學日本，而將補助金法制化。如此，一切依法，不但財源的決定得到更多監督、更透明，執行上亦然，而不再是個別行政機構的命令、辦法就能夠決定。
面對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國家機器也必然繼續擴張領域與規模。公民社會是目前可見範圍內，足以制衡這個龐大體系的機制。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不須，也不能讓政府介入民間團體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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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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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選民
在民主社會，政治人物與政黨享有莫大政治權力，也因此而具有濫權、腐化、自衛的莫大能量。他們唯一的忌憚是選票懲罰。選民的普遍不悅，可以令他們在一夜之間喪失一切。選票懲罰強度的衡量標準，在於選票數目。例如1993年加拿大國會大選的保守黨，一個數十年來享有四、五成選票支持度的政黨，僅僅剩下一成一，落差如此之大，這就是重懲。非常簡單明瞭，少有想像空間。
此次台灣國會大選，民進黨當選席次大減。不過，民進黨的支持度，表現在選票數目上，並沒有明顯增減。依此標準，這些選民並沒有重懲民進黨。反而是，陳水扁主導下的民進黨，空前重懲了台灣派選民。
民進黨的領導人物，以其政治性格、人文素質、政策導向，不但未能有力維護台灣派可觀選票數目所代表的政治價值，反而使之空前萎縮、貶低、弱化、枯萎。台灣民主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丕變。原本可以出手懲罰政治人物與政黨的選民，反而遭受嚴峻無比的懲罰。
依結果論而言，國會席次減半加上選區劃分和日本模式兩票制，堪稱是此一丕變在制度設計上的結構肇因。倡導國會席次減半，是「人格者」林義雄尚在民進黨主席任內時期所開始全力推動的。選區劃分以及兩票制，則是民進黨執政最高層與國民黨最高層之間密室裡的私相授受，各有一黨之私的盤算。席次減半，顯然不符合台灣代議制度（甚至世界上絕大多數民主代議制度）的實際需要，而且使得選區劃分與兩票制的缺陷愈加擴大，愈難以補救。道德光環的正義姿態，與密室政治的齷齪交易，形成絕妙搭配。歷史諷刺，莫此為甚。
然而，這是歷史偶然嗎？恐怕不然。
「人格者」以道德號召，行事不需要通過政治論述。因為，道德訴說蓋過一切，足以替代政治對話，而且免於批評與檢驗。於是，政治論述的侏儒，簡直是所有道德巨人的宿命。台灣史上的「人格者」，尚未見到例外，良有以也。從另一個角度說，除了動輒訴諸於道德號召之外，世上政治論述的侏儒們還有什麼本事可言呢？光芒萬丈下的道德燈下黑，可以隱藏無知與偏見，甚至於萬般醜惡事。而且往往如此。免於批評與檢驗的角落，必是藏污納垢的溫床。這是成熟的公民社會所不願意看到的。
事態發展，不以「人格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來自四面八方的政治人物，日夜尋找牟取政治利益的機會，見縫就鑽，如水銀瀉地。在「人格者」耀眼光芒的掩護下，密室裡的政治分贓者，能不乘機匍伏前進嗎？另類的共犯結構於焉形成，以敦厚選民為芻狗。這豈是偶然！「人格者」若不見及此，則是短視，難以原諒的短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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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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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減半
上次貼文之後，讀到網路上有人提到，立委減半不宜要林義雄負責，林義雄僅僅是要求政治人物謹受誠信而已。真相確實如此嗎？
去年12月22日，林在接受「大話新聞」訪問時說，立委減半能夠實現，連戰有很大「功勞」（咦，原來是件「功勞」！），此事似乎不大為人所知。他透露說，在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連戰願意隨時與他面談；二人會話難有交集，唯獨立委減半是連戰所欣然同意的。在選舉之後，經由林的請求，更是慷慨答允下令國民黨支持減半議案。
由這段話，應該可以明白林義雄的角色；而且，誠信是幌子，減半才是真章。近年來甚少現身國民黨集會的連戰，意外出現在立委選舉大勝的慶祝會上，滿臉得意之色。政治算計與道德訴說的對比，甚是諷刺。
且不說政治責任問題。國會減半的憲政改變，關係重大，非同小可。一般說來，都須要經過非常詳盡的學理研討和實況沙盤推演。然而，對此關鍵議題的論述，林義雄有下列的敘述﹕
“我們上次的立委減半，已經給予立法委員一個警戒，如果國會這樣亂，人民會告訴你們不用那麼多人，你們人少一點，就不會那麼亂。讓他們有一個了解﹕你們這樣亂會讓我們討厭。立委減半的最大作用，就是去跟這些立法委員說﹕你們以前鬧得很不像話，不得已要由把你們減一半，以後你們要比較慎重一點。我看這次當選的立法委員，一定要深深的接受，很誠懇的接受。”
坦白的說，如此論述，粗糙無比，絲毫沒有深謀遠慮之見。如此大事，怎麼僅僅事關區區「一個警戒」而已呢？殊不知，人少了，其亂豈不更容易變本加厲？試問，究竟給誰「一個警戒」了？或許，林義雄到現在都還沒有能夠明白，受到警戒的，不是立委，不管是當選或者落選。四分之三席次的國民黨當選立委（是少？還是不少？），興高采烈地彈冠相慶之餘，知所「警戒」了嗎？受到實質重懲（而不是小兒科「警戒」）的，是所有具有台灣意識的選民們。台灣的民主體制，也面臨一次空前危機。
在民主發展的歷史上，一波又一波的反動復辟，是可以預期的。倘若沒有這份認識和心理準備，關鍵時刻的政治領袖，必會跌個頭破血流。最大的受害者，卻是廣大人民。請給人民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展望，一個內容深刻的政治論述，而不是一個慈悲模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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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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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恫嚇的反彈
自由意志下的選舉，是民主基石。在表達自由意志的過程中，選民有免於脅迫的神聖權利。秘密投票的設計，就是從制度上保障這項權利。成熟民主社會的選民在行使選舉權的時候，珍視自己的權利，絕對不會願意遭受任何形式的脅迫。縱使僅止於言辭層面的恫嚇，往往也會招致他們的強烈反感和抗拒，信實地表現在選票數目上。
在很多新興民主社會，選戰語言大多力求辛辣聳動，以激化情緒，影響選情。一般似乎以為，這是爭取選票最有效的方法。於是，選舉場域總是鑼鼓喧天，群情激動。目前所有先進的民主社會，都曾經有過同樣的經歷。然而，見過世面的選民群，聽多了無限上綱的吶喊，也都先後厭倦了。霸道式推論，要挾式語言，縱使所言不無道理，只會令人嫌惡。
在民主社會裡，既然是通過合法程序而列入選舉，各種人選與議題選項都有其不可否認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是所有參選者都應該尊重的。在選戰過程中，如果將對手無度妖魔化為社會公敵、民族罪人，將對方的一旦勝選渲染成為末日的到來、人人不得好死，對於己方的死忠支持者而言，可能不會有強烈惡感，甚至於感覺很爽。然而，對於其他冷靜看待事態發展的選民而言，這無異是製造恐懼，形同恫嚇，意圖綁架選民。侵犯自由意志下的投票權利，反彈在所難免。如此無端激怒各方選民（包括中間選民、對方陣營選民、以及支持自己的部分選民），是成熟民主社會選舉的大忌。
如果說，民主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應該不會有很多人喜歡日日夜夜聽到各種尖銳的政治廝殺聲，懷疑左鄰右舍都可能藏有叛國者，憂慮整個社會永遠都處於吞噬、滅頂的威脅。既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選民當然寧願平常心以待，免於四面八方「生死存亡」最後決戰的喊話壓力，免於一種充滿懼怖或者悲壯的沉重氛圍。相信愈來愈多的台灣選民會如此認同，也以此檢驗政治人物。
台灣很多參選者和參選政黨，似乎還未能領會如上道理。各方選戰文宣，多以動員自己的基本盤選民為至上考慮，儘量滿足這些選民的感情需要。他們似乎還未能明白，最能夠引起多數選民最大共鳴的，終究是好的政治展望，好的政治論述，而不是危言聳聽的吶喊。於是，每逢選舉，動輒操作危機意識，驚天動地，累壞了也嚇壞了整個社會。台灣民主尚未成熟，由此可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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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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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盤
民主社會裡，倘若政治惡鬥相持不下、形成長期的民主內戰，大概都有如此的境況﹕涉及雙方各有非常龐大的基本盤選民群，不但實力相去不甚遠，而且都同樣各自以為站在正義公理的一方，在堅持己見的強硬態度上更是旗鼓相當。開始時，政治人物以及政黨，用盡一切方法鼓動自己的基本盤選民，攻佔政治版圖。逐漸地，後者學會以選票挾持、勒索前者。各政治陣營內部都有莫可抗拒的沉重壓力，與難以抗拒的誘因，半步也不願退讓、不敢退讓、無可退讓。環環相扣、互為因果，政治僵局於焉形成。
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政治僵局不會長期持續下去。因為，這是公民們所不允許的。雙方的基本盤選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但是，平時可能默不作聲的選民，終會發出怒吼。假以時日，可以漸成氣候；態度向來強硬的基本盤選民，部分可能開始鬆動。情況果真如此，那些習慣於綁架自己基本盤或者為其所綁架的政治人物與政黨，就必須面對選票懲罰。
然而，在嚴峻的選票懲罰發生之前，那些綁架基本盤以及為其所盤綁架的政治人物與政黨，總是信誓旦旦的說﹕天下沒有中間選民！而那些綁架和被綁架的基本盤鐵票選民，則會厲聲警告﹕不要迷信中間選民，要堅持立場，不要搖擺！肅殺氛圍下，彼此依偎取暖，彼此鉗制。
僵持的困局是否有解，端賴公民社會的條件。
觀察台灣兩大陣營選民，可以發現雙方的表現各有特色。自從2000年總統大選時期內部的意外分裂之後，保守派選民可以說是鐵板一塊。他們絕少懲罰自己的政治人物與政黨。為了捍衛自己的基本政治利益，他們甚少跑票；對於保守派政治人物與政黨的批評意見，相對的單純，重在維護現有體制，少有改革願景。不但深藍選民如此，淺藍選民也相差不多。
台灣派選民則大為不同，不但嚴於批評，而且勇於懲罰自己的政治人物與政黨，縱使令他們慘敗，短期內有損台灣派政治行情，也在所不惜。他們一再淘汰那些不符期待的政治人物，毫不留情。淺綠選民如此，深綠選民也相去不遠。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的一系列選舉表現，包括黨內初選，這個特色愈來愈顯著。
近期而言，台灣派選民的表現，使得台灣派政黨一再挫敗。然而，這就是膽識，氣度，政治主導能力。這其實是優越的特質，現代公民所應該具備的政治素養，象徵著民主台灣的希望。他們批評聲音雜亂而多元，富有改革理想性。長此以往，終會得到多數中間選民的認同，共同發聲以台灣大局為重，令所有汲汲於一黨和一己之私的短視政治人物膽寒。
解決台灣政治僵局的選民條件，似乎已經在台灣派陣營逐漸具備。不幸的是，我們空有高素質的選民，卻還沒有相應的政治家，以其高瞻遠矚和卓越能力，善用優勢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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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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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選民」
日前上圖書館，在新書展覽架上無意間見到南非聞名作家（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J. M. Coetzee的新著: Diary of a Bad Year。這是一部表達方式別致的小說，攙雜著一名老學者關於若干題目的論述，和他的一段情遇。特別引起我的注意的是，書中開頭關於黑澤明影片《七武士》（Akira Kurosawa: Shichinin no samurai， 1954）年的闡釋，以為這部影片忠實描繪了國家機器的起源。這是一部我所喜愛的黑白片，多次觀賞不倦。可是，這個新奇的解釋，卻是我從來未曾想到的，因而忍不住閱讀下去。
這個闡釋清新有趣，可惜簡短，難以深入，並沒有引起我很大的共鳴。可是，接下去有兩段話（頁8），很值得引述﹕
In the days of kings, the subject was told: You used to be the subject of King A, now King A is dead and behold, you are the subject of King B. Then democracy arrived, and subject was for the first time presented with a choice: Do you (collectively) want to be ruled by Citizen A or Citizen B?
Faced with a choice between A and B, given the kind of A and the kind of B who usually make it onto the ballot paper, most people, ordinary people, are in their hearts inclined to choose neither. But that is only an inclination, and the state does not deal in inclinations. Inclinations are not part of the currency of politics. What the state deals in are choices. The ordinary person would like to say: Some days I incline to A, some days to B, most days I just feel they should both go away; or else, Some of A and some of B, sometimes, and at other times neither A nor B but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The state shakes its head. You have to choose, say the state: A or B.
不久前友人感慨，針對台灣是否確有「中間選民」的問題，還沒有人提出深入的理論探究。如今讀到這兩段話，不禁喊聲bingo。簡簡單單兩段話，沒有學者好掉書袋的賣弄、囉唆、天馬行空，而以文學家的敏銳嗅覺和傳神筆觸，把現代公民社會中某些令無數學者都捉摸不定的投票行為，點中要害，騷到癢處！常想，要適切描繪一個歷史時代的脈動或者一個歷史事件，有些大文豪經常能夠見歷史學家之所未見，精妙捕捉歷史時刻的神采。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卓越歷史學者無不嫻熟所研究時代的文學作品。
「中間選民」的所謂「理論基礎」，不必他尋，不妨好好玩味這兩段話。倘若把Coetzee論述中的the state一詞，延伸或者轉換為台灣政壇上對決的兩大陣營及其政治人物，意涵更為明白。不肯平白遭受「A or B」膚淺而霸道的選項框架所綁架，正是很多「中間選民」不滿與抗拒的心境。
台灣兩大政治陣營，總是提出各自包裝的「A or B」，逼迫選民二選一。例如此次國會大選，保守勢力要求選民在挺扁與反扁之間擇其一；民進黨方面則把選擇題定為「本土政權」vs「外來政權」，或者「台灣主體意識」vs「中國意識」。歷屆國會大選投票率遞減，或許部分可以解讀為是﹕對於此類粗糙二分法，有智慧的選民，愈來愈感到不耐。套句台灣流行的話，愈來愈無法「感動人民」。尤其是，不被「感動」的選民，顯然以台灣派居多。在民主素養與政治認識程度上均居主導和領先地位的台灣派選民，而有此表現，意義重大。
民主社會必須尊重多元性，這是當然的事。不過，台灣時下的政黨和政治人物，總是以為「A」與「B」選項並列，就是多元性。問題是，在智慧選民的心目中，多元性絕對不是如此的狹隘，而是包含多層面的豐富議題和選項，具有不斷變化、時常彼此牴觸的內容、新內容。時下台灣政治僵局，反映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僅懂得凡事二分簡化的短視、怠惰、傲慢。這時候，智慧選民的視野其實已經予以超越了。
保守勢力是威權獨裁時代的產物，向來相信，人民是可以欺騙的，也會屈服於小恩小惠的誘惑。它到現在還是依賴同樣手法，也還有能力成功動員它的選民群。民進黨反抗黨國體制，也誕生在同樣的時代，無論在認知上或者在行動上，也是居於領導者地位。二十年來，以同樣的角色，不斷領導選民以民主對抗獨裁，以本土對抗外來。然而，它顯然已經達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因為，愈來愈多的選民，在政治認知上逐漸成熟，已經不耐於舊有的抉擇模式了。這個模式以陳水扁兩度當選台灣總統而達到高潮，也跨越了分水嶺﹕「A or B」的模式從此耗盡歷史能動力。
競選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倘若以自己有限的人文內涵，為求便捷達成勝選目的，繼續削足適履地包裝「A or B」，繼續聲聲「狼來了」地催促人民二擇其一，勢必引發不滿。反感逐漸累積起來，很可能大規模棄選，形成沉默的「中間」選民群。具有相當程度台灣主權概念的選民，已經居於壓倒性多數（一般估計有六、七成之多），卻遠遠沒有相應反映在民進黨的得票率之上，或可由此解讀。或許可以說，這是進步選民無聲的訓斥，意味著新思維、新作為的廣闊空間。
未來的民主台灣，保守勢力所能夠動員（以及賄賂）的鐵票部隊的選票優勢，終有難以維繫的一天。關鍵在於，台灣派政治人物以及選民如何共同掌握歷史主導權，開創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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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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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與「B」
陳水扁於2000年首度贏得總統大選。選戰中，大力推出「新中間路線」。如今看來，其象徵性，其實並不在於這個路線所代表的意義。因為，無論就認知和論述深度而言，或者就台灣真正的迫切需要而言，這個路線本身貧乏而空洞。總統勝選有多種因素，可是偏偏與此一「路線」無關。
然而，陳水扁聲稱師承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其實跟人家的The Third Way風馬牛不相及。唯就字眼而論，以「中間」闡釋The Third Way，所暴露的政治思維模式，特別值得深思。本著這種思維模式，大概會深深相信，當「A」與「B」相持不下的時候，在兩端之間尋找妥協點，是理所當然之事。或者，當選民開始厭惡藍綠雙方「A or B」二擇一的霸道框架之時，政治人物與政黨必須重新自我定位於「A」與「B」之間，向中間靠攏。
換言之，這不是擺脫「A」與「B」的框架，另尋The Third Way。而是，在「A」與「B」的舊框架內，尋找答案。更確切的說，是自縛在兩點之間，缺乏超越的想像力。2000年以來，陳水扁和他的執政幕僚團隊，似乎被這種平面二度空間的思維模式所困。
涉獵二十四史，大多人會感覺，各朝代似乎永遠擺脫不了一成不變的興盛陵替循環模式。一個朝代發生的大事，好像在其他朝代也是家常便飯；歷史似乎一再重演。然而，閱讀歐美文明的史書，則比較容易感受到﹕一個時代發生的大事，就是那個時代的歷史產物；其歷史神采與意義，專屬於那個獨特時代，而非放諸四海而皆準。其所以有如此大的落差，並不出在史事本身，而在於分析、敘述、闡釋、聯想的不同思維模式﹕平面與立體之別。依一種思維模式下的歷史解說，事件都在兩點之間不斷來回、往返，在平面圖上看不到質的躍進。從另一種思維模式下的歷史詮釋，卻可以呈現螺旋式迂迴上昇的演變，充滿立體的感覺。
馴從地接受國民黨制式教育的熏陶，尤其是歷史教育的熏陶，難怪陳水扁和他的執政團隊有那種平面式二度空間的精神面貌。
台灣政壇有一個流行說法﹕當陳水扁的敵手，好過當他的友人或者支持者。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確實大致如此。他在首度當選總統之後，立即走訪那些惡名昭彰的保守派頭頭們。在政策與人事佈局上，一再向舊有勢力退讓，紛紛棄守民進黨歷來的立場，少有所堅持。可惜台灣的政治僵局，仍然沒有絲毫改善。如此以退讓換求妥協，摸索在己方立場與對方立場之間，依然落入平面二度空間思維模式的窠臼。政治選擇，超越不了思想格局的限制，又一例證。
倘若對於歷史的了解，開始有螺旋上昇的立體概念，則政治選擇的思考應該不再侷限於「A」到「B」的平線上，而應該超越到「A」與「B」之上，去奪取制高點，在選民胸中點燃理想與希望的火炬。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並不是對於The Third Way的詮解或者發揮，而是捨棄「新」的思考方向，與保守勢力停留在相同高度上。歷史主導權，就這樣喪失了。這或許是八年執政的歷史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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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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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與「右」
左右之間的思想對峙、政治爭鋒，是塑造現代文明世界的一個無比重要的基石，深深影響了當代的精神傳承與政治面貌。從各種哲學思潮、文學藝術流別、學術研究，到政黨組成、政治體制、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醫療、財政預算等等的演變發展，都可以看出端倪。
現代政治家，無一不是成長在此大環境下，也無不各自擇選立場；若是對此沒有深入體認，那是難以想像的事。除非，僅僅是膚淺短視的政治人物，全心追逐私利的政客。現代民主社會的各大政黨，結合在各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各有自己堅持的鮮明立場。由於政治理念下的系統性思維導向，各領域的各種政策之間，因而有其整盤的緊密連繫性和一貫性。較為先進的西歐與日本等民主社會，一概如此。縱使在左右分野相較之下最不顯著的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在一系列議題上基本立場的差異，都是選民所熟悉的。
在這些民主國家，長期在野的弱勢政黨一旦取得一展抱負的執政機會，大多會雷厲風行地推展自己的政策。一般而言，首先會表現在內政上的變革。例如，退休金制度、稅制與預算分配、勞工政策、社會福利、基礎建設、環保，甚至於瓦斯費、公車費、汽車保險等等。不同政黨執政的情況下，變革或者不變革，變革的方向、進展以及執行意志，都可以觀察得出來。倘若沒有差異可言，政黨輪替豈不是多此一舉。正是存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可以充分反映民主社會多元聲音和多元需求的正當性，容許不同社會力量有發聲與參與的機會。這是健壯民主機制的條件。
政黨政治之下，空有不同政黨，卻沒有顏色鮮明的不同政治理念，那是無法想像的事。左右光譜平實地鋪陳在選民眼前，正是多元性一項最具體的落實。族群、世代、地域、道德價值、歷史詮釋、文化、國家認同等等的諸多歧異爭端與對峙衝突，需要通過左右政治理念的大脈絡，進一步規範、澄清。如此，多元性方能夠開啟多領域種種認知和不同認知之間的整合過程，彼此豐富與牽制。如此，各項重大歧見乃得以井然有序地納入民主流程，而不至於動輒無限上綱、對立得亂無章法，盲目陷入民主內戰，難以自拔。
台灣社會裡的統獨、藍綠主張，迫切需要經過以左右理念為軸心的再思考，重整政治版塊。這興許是台灣政治僵局的唯一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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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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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歷史章節的終結
隨著2008年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台灣人遽然發現，一個歷史章節己告終結。這個結果，是如此的出乎意料，令人無比錯愕。然而，倘若把2004年國會選舉以來民進黨在各項選舉一系列節節敗退（或者可以說，原地踏步、不進必退）的發展連繫起來看，這個結果其實是一個大趨勢的無情告白，終究是要到來。
數十年經之營之，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台灣人自己動手把一杯其澀無比的苦酒端送到唇邊。事到如今，一口口細心品嘗，謙卑解讀吧！
戰後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一度從島內輾轉到海外，後來又在島內綻放異彩，終成氣候，匯聚成為有形的政黨﹕民進黨。在這數十年的歷程中，右傾政治思維一直是這個運動的主流理念。海外期間，左翼台灣人曾經一再挑戰這個主流傾向，卻未能改變其在台灣人運動中的主導地位。當台灣人運動終於在島內展現能量的時候，仍然高舉右傾色彩的政治理念旗幟。民進黨自從創黨以來，未曾改變過。
在爭取執政機會的過程中，民進黨某些人物以及派系曾經某程度上擺出左傾姿態，以爭取農工群眾以及各方面弱勢者的支持。他們甚至於大張旗鼓地推出所謂「工人立委」。然而，一旦成功累積了相當的政治實力，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左傾姿態，避之唯恐不遠，大搖大擺地恢復原本的右派面貌，爭先恐後靠向財團。最為顯著，也是最具典型的，莫過於政黨首度輪替之後的新潮流系。他們「轉型」之快與徹底，令人嘆為觀止。
陳水扁曾經嘗試效法英國左翼學者而提出所謂的「新中間路線」。然而，執政之後的民進黨，在政策釐定以及政治作為上，絲毫沒有脫離右派政治思維模式。如果比較若干同樣經歷過數十年獨裁與戒嚴的國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在推翻舊有獨裁政權之後新執政黨的表現上，民進黨的右傾本質是再顯著不過了。相較之下，這一個政黨在前瞻性政治展望與人道理想主義層面的所有表現，都黯然失色。
前一陣子，保守勢力自稱布爾喬亞，顧盼自雄，鄙視本土派。民進黨人以及不少傾向該黨的人士，似乎以不被同樣看待為布爾喬亞而忿忿不平；他們似乎不曾明白，布爾喬亞一詞也有（至上歷史上曾經長期有過）不甚高尚或者甚不高尚的意涵。這個競相推崇布爾喬亞的滑稽情景，象徵性說明了雙方在世界觀上的同質性﹕都是布爾喬亞式的。
是以，就基本的政治思維模式而言，執政以後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已經不易區分了。二者所奮力爭奪的，並不是政治光譜兩端的主導權，而是同一端光譜段裡的主導權。這並非不同政治路線之間的大競爭，而是同一意識形態下的小區分。就此而論，台灣人民在此次總統大選所面對的政治選擇，其實是單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多元社會力的動員與展現，缺乏多元政治理念的主導，必陷於失焦、凌亂、割裂、無力，容易遭受分而治之。尤其是在霸權文化強勢操弄下，龐大的黨國共犯結構輕易乘勢再起，難以制約。缺乏多元社會力的勇於參與和大力奧援，民主機制必定單薄而脆弱，絕非任何新興民主社會所樂見。
一般台灣人，似乎都忽視了這一個原本應該令人非常不安的現象。那些具有堅定台灣主體意識者，尤其如此。因為，在若干濃厚感性假議題強烈得無法逼視的光照下，他們全然喪失了這方面的宏觀認知能力。
應該可以確定的是，同質性政治思維模式下的主導權之爭，在政黨輪替八年之後，壓倒性多數的台灣選民，表態選擇信賴國民黨。戰後以來，右派理念主導下的台灣人政治運動，至此以戲劇性的選舉大挫敗，劃下了一個休止符。一個歷史章節如此終結，應該不是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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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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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騙的感覺
對一般人而言，誠信是為人處世應該有的準則，倘若被社會公眾察覺出蓄意詐欺之過，羞愧有加應是常態；能夠不知羞愧而且繼續自鳴得意者，當屬異數。然而，享有莫大政治權力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往往並非如此，卻還能夠久居廟堂之上，掌握權勢，滿口誠信。莊子「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徵之今日主權在民的民主時代，依然貼切。
在民主時代，政黨以及政治人物之間爾虞我詐，爭權奪利與利益分贓同時進行。畢竟，世上政治權力的行使運作，不但沒有可以不涉及有關俗世利益的決策，而且涉及極深，具有令人腐化的豐富條件。此等行徑固然醜惡不堪，不過，他們最無恥的謊言和背信，尚不在此。
最為嚴重的，在於玩弄善良人民對於公平正義普世價值的衷心期待，以騙取選票，然後出賣這些人的信賴。諷刺的是，此等不道德欺騙行徑，竟然為某些政黨和政治人物視為理所當然，行之有年而毫無不安。更諷刺的是，對於公平正義普世價值期待最深的人們，總是最易受騙，付出最多，感受最痛。
民進黨在快速壯大的成長過程中，除了提出台灣主體意識而外，曾經在農工、各種弱勢團體、環保運動界當中努力耕耘。其中以新潮流系著力最深，得到的基層迴響最為熱烈，其政治實力也發展最快。2000年民進黨執政，他們以為目的已經達成，乃開始與這些基層群眾劃清界線。當年言之鑿鑿的「說帖」、「產業民主化」云云，在為自己換得了諸如國營企業董事的職位之後，也立刻棄若蔽屣。民進黨執政的八年之間，他們把過去的相關宣傳、承諾、論述、伙伴關係，徹徹底底切割乾淨了。一旦選票騙到手，翻臉不認人。這難道不是政治詐騙！
如果說，國民黨在2008年的兩次大選，成功把自己的形象本土化和民主化了，讓民進黨的「台灣主體意識」策略破功。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民進黨在過去八年之間，則是把自己徹底國民黨化了；從另一個角度看﹕長期黨國教育所養成的原本思想面貌，終於一一原形畢露。這使得很多選民了解到﹕「攏是假的」，不但選前馬英九的long stay如此，民進黨執政以前的所謂「進步價值」、「創黨理想」更是如此。或許，很多選民不喜歡裝可愛的作秀，卻更難以原諒那些裝出悲天憫人模樣的詐騙言行。
被騙的感覺，難以忘懷。尤其是，在那些培養出政治認知能力的人們當中，遭受政治詐騙的感覺，更是刻骨銘心。如今，民進黨人在慘敗之後檢討反省，又開始說要「找回創黨理想」，或者「找回進步價值」。說是要「找回」，莫非同一批人重施故技，又開始算計一場政治騙局，把過去一度騙到手卻又失去的選票，再度騙回來？
可是，成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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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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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月反撲」
印象中，2008年兩次全國性選舉，主流媒體成天的是非顛倒、眾口鑠金，國民黨保守勢力競選文宣舖天蓋地的撒謊、肆無忌憚。原想，傲慢如斯，手法粗暴，不堪入目，台灣選民一定會予以一次超級選票大懲罰。然而，兩次的選舉結果，與滿心期待的，恰恰相反。遭受到嚴峻懲罰的，反而是民進黨，而不是保守勢力集團。研判誤差，不可謂之不大。
解嚴以來，縱使在李登輝鬥倒李煥、郝伯村等舊勢力主流的時候，或者在陳水扁勝選的時候，依然觀察得到﹕霸權文化、國家機器、特權共犯結構的保守傾向以及其盤根錯節的龐大勢力，並沒有因為民主化而絲毫有所鬆動和弱化。甚至於，其復辟的旺盛企圖心與日俱增，反撲動作強度不斷加劇。
以往有此觀察的時候，總會一再想起法蘭西大革命的「熱月反撲」（1794年7月，史稱Thermidor 或 Thermidorian Reaction），舊勢力突然反擊，全國各地撲殺革命黨人。這是人類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勢力與反動舊勢力之間拉鋸戰戲劇性變化的一個典例。類似驚心動魄的模式，在日後許多國家民主化過程中一再出現。這在在顯示，舊勢力的歷史能量不易消失，而且蠢蠢欲動。熟讀歷史者，大多會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在革命成功之後，世上各地很多革命家都會戒慎思考這樣的問題﹕本土型的「熱月反撲」何時會發生，以何種方式發生？從許多會議記錄歷史文獻上，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的認真探討，以及是如何的焦慮不安。例如托洛茨基的回憶錄中，有相當詳盡的記載和伸論。有些歷史家，將舊勢力的死灰復燃和一再反撲，視為民主革命時代的最主要議題，其重要性不遜於民主運動本身。不少傑出文學家，也選擇為歷史小說寫作的題材。
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環境下，「熱月反撲」絕難避免；保守勢力捲土重來，時間遲早而已。在此情況下，民主理念者如不知抱持戒慎提防之心，恐怕連自己如何遭遇不測，都毫無概念。這個深刻的體認，舉世皆然。可是，長期留意台灣人政治運動的論述，簡直看不到該方面的討論，在領導人物階層當中尤其如此。其實，不僅台灣人而已，中國辛亥革命孫文一代，也盡是如此。這是很奇怪的現象。許多國家史上都曾經發生過的此等大事，他們似乎都一概無所知！
諷刺的是，縱使對於國民黨舊勢力的實力以及復辟意圖向來不敢輕忽，不久前，還一再為文告誡自己黨國復辟時代已經開始到來，如今自己卻興沖沖加入樂觀主義者的行列，滿心期待馬英九遭受一次空前嚴峻的選票懲罰。過去曾經撻伐，台灣人政治領袖在戰後國民黨來台之初以及首次政黨輪替，兩度帶領台灣人走進天大惡意的陷阱；自己卻在此次總統大選前夕，天真的低估了舊勢力反撲的能耐，把多年來相關的所有聯想、憂慮、預感，全部拋到九霄雲外。
這或許是錯把強烈的主觀願望，當成是客觀現實。倘若要回歸到現實面，值得繼續思索台灣本土型「熱月反撲」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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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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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
多年前，曾經與一位葡萄牙籍研究所同學交談。她提及，十六世紀，在三名葡萄牙人幕後的策劃與指揮下，明國在朝鮮海域大敗日本艦隊。她順口道出這三名海軍軍官的姓名和背景。這是我當時所不知道的，但是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劇烈政爭結果，明國朝廷大舉焚毀鄭和艦隊以及所有文獻，徹底整肅相關的一干人等，嚴格執行海禁。數十年後，海軍實力一落千丈，事屬必然，對於猖獗的海盜束手無策。因此，才需要依賴他國協助。事隔多年，交談內容也逐漸淡忘了。
數日前，與一位六旬葡萄牙裔移民短工聊天，無意中談到澳門。他說，明國為了答謝葡萄牙人相助的功勞，因此將澳門給了葡萄牙（史料上，明國皇帝確實曾經允許葡萄牙人擁有澳門）。這才又勾起當年交談的回憶。當我問他從何得知此事時，他說是從學校歷史教課書上學得的。依我推斷，他至少受過小學義務教育，較有可能是初中程度。依此推論，有關澳門之事，葡萄牙人很可能舉國皆知。
若與中國之矢志「收復」澳門連結起來看，葡萄牙人的歷史記憶，顯然大不同於中國漢人。中國漢人當中，簡直沒有人知道如上的歷史。
以明朝與葡萄牙一、兩百年間時敵時友的複雜關係，「歷史真相」不可能只有一個，而且每一個「真相」都有多個面向和多種版本。正因為涉及各方各有自己鍾愛的歷史片段，焦點擇取，當然南轅北轍。是以，兩造皆可欣然接受的「標準」歷史解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單純一個片段「真相」的孰是孰非，往往無關緊要。
然而，無數歷史片段記憶所建構而成的組合體，是塑造民族心靈的關鍵部分。甚至於可以說，在某些情況下，這個組合體足以牢牢束縛一個民族的心靈。從這個組合體，及其建構過程精心選擇歷史片段的表現，往往可以窺視一個民族的靈魂素質。以偏蓋全的歷史記憶組合體，足以造就一個粗陋、偏執的民族靈魂。整個過程中，「神聖的」民族主義情愫，得到無比豐富的滋補。而這個情愫，更為繼續造假和扭曲歷史提供無比的正當性。置民族靈魂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才是最值得關切的。
細想一下，確實有趣。因戰敗而割土賠款，思圖報復，無論是否有其正當性，尚可理解。現在，連三、四百年前老祖宗給對方鼎力協助所表達的謝意（而且是區區數平方哩的小小半島），卻也要大張旗鼓地「收復」，以雪恥復仇，那就值得玩味了。其中的人情義理斟酌，顯然被拋到九霄雲外了。如此罔顧基本人情義理的民族主義情愫，有正當性可言嗎？一個不懂得（以及不允許）提出這種疑問的民族，究竟擁有什麼樣的靈魂？
民族主義的產生，不可能沒有一定的國際環境。近來有些人一再提及的所謂「國際觀」，其實就是對此國際環境的適度了解。其中，不可缺少對於一些特定國家人民的適度了解﹕了解他們的願景、熱望、自我期許，了解他們的歷史記憶等等。而有些地區民族主義之特別高漲，恰恰是建立在此方面的極度貧瘠之上，霸道地強要將自己的片面歷史記憶，加諸於他人。相對的說，真正有具有高度「國際觀」的人民，對於他民族的不同歷史記憶，不但懂得包容與尊重，而且會試圖去探討、比較、自省。他們深深厭惡那些妄自尊大的無知民族主義者。這是健壯公民社會應有的素養。
那些聽到澳門「回歸祖國」就興奮莫名的漢人，那些僅僅知道南京大屠殺而不知道以及不願意知道228的台灣保守派人士，配談「國際觀」嗎？同樣，僅僅知道228的悲慘，而不在乎世上尚有其他民族更悲慘遭遇的台灣人，有「國際觀」可言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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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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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記憶****
一般社會的共同記憶(Collective Memory)，要經過塑造，傳播，與廣大人們接受的過程；其內容既有社會共性，就不可能是一群人隨意的選擇，而經由影響更廣泛的機構，即國家機器（通常所謂政府、官方）或公民社會決定。至於內容與形式的取捨，則往往是兩者較量的結果。
台灣歷史發展的事實是，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力量，極為不成比例。因此，到目前為止，台灣社會共同記憶的營造，絕大部份是政府的禁臠。其實，「正統」歷史敘述向來是統治集團編造集體（共同）記憶的工具；不妨說，台灣的政治力量長期控制歷史資料與其詮釋，更努力塑造官方版本的集體記憶。
自從日本殖民政府引入現代學制之後，經由強制教育以及教科書的傳授，重要歷史事實與詮釋都必須官方審定、傳播，二次戰後接管的國民黨扮演更強勢的主導角色。這個官方版本的內容，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結果都使得台灣處處顯現歷史資料的貧乏，以及相應的共同記憶空虛症；至於歷史詮釋的空洞、刻板、缺乏想像，則更不意料！
歷史資料貧乏，以及連帶的共同記憶空虛症，由來已久，最近更為清楚！
解嚴才20多年，不但年輕人不了解戒嚴、獨裁政治的內涵，甚至許多走過那一代的人們，都已茫茫然。最近檢調拘留一些民進黨政治人物，以及嗆馬圍陳事件警察執行越權，當然值得注意、警惕。然而，一些人似乎將最近一連串警、調執行不當事件，等同為白色恐怖。短期的共同記憶如此茫然，確實令人納悶、驚訝，而值得思索！
信手找到如下的資料。830挺扁嗆馬遊行，有人如此說：
「拒馬及警察人牆後的總統府，儘管政黨二度輪替，白色恐怖的陰影依然透過畫面直擊。
「陳麗珠女士：現在的台灣比起三十年的白色恐怖更加可怕。」
金恒煒在<誅殺扁家奧步一○○種> 一文中，提到『台灣倒回到兩蔣「黨國」的白色恐怖時代去了。』
對於屏東一名調查站幹員盯上蔡英文行程，並頻頻查詢民進黨中常會決議內容事件，立委潘孟安怒罵：這簡直是「白色恐怖」。（10月1日新聞）
近日，陳雲林來台維安過程引起的衝突、不安，包括：唱片行播本土樂，員警衝入制止；大規模抄未立案電台，引起一些人要「小心白色恐怖再現」的呼籲！
十一月四日午后，連戰在國賓飯店宴請陳雲林，附近區域即加強警戒；有人就此認為：『這是沒有戒嚴法的戒嚴，另一種的「白色恐怖」』。
如此，言之鑿鑿，似乎「白色恐怖」已經重現！這樣的警告、預言，即使出於善意，卻不符合事實與史實，甚至會產生反作用。
國民黨當年的獨裁統治，是全面、計劃性的統治工具，需要戒嚴令及暴力鎮壓機構的整體陪侍配合。當時，它禁止反對力量的政治結社，實施黨禁、報禁，更嚴格控制出版、傳播事業，箝制言論、思想自由；司法機構是國民黨的忠實奴僕，而由軍事法庭審判政治異議份子，結果往往是生離死別。如此，正是國民黨當年包山包海，黨倉通國庫，黨產足以敵國的基礎。在政治上，它則藉此控制所有選舉，而長期以獨裁閹割民主。這就是台灣白色恐怖的主要內涵。
當年，多少民主鬥士與政治先行者，甚至無干的小民，他們身心、家庭受苦受難；他們是國民黨鎮壓政策的見證者。幾十年來的民主路上，台灣人民步履維艱。然而，台灣民主的進展與累積的社會慣例，加上世界局勢的變化，使得國民黨無法再度獨裁、戒嚴。
警、調侵犯人權的行為當然不容忽視，公民社會自然要有相應、對等的處置。
如此警察、司法暴力與戒嚴時期人們所受的迫害與限制相比，顯然不能相比。舉例而言，解嚴後，經過申請而獲得許可的示威遊行，當時則是完全不許可，甚至是可以判死刑的罪行！當時一黨獨大，現在各種黨派林立，國民黨更曾下台，而有政黨輪替的現象！當時受害者遍及社會各層面，而戒嚴時期更長達38年；如今，這個人權被踐踏，不民主、反民主的現象，已經不可能重現。
是的，民主社會當然需要防止任何政府部門侵害人民權利。陳雲林來台期間被逮捕、移送10多人； 如果他們不曾犯法，則一個人都不應被捕，而執法不當人員更應受處分；如果集遊法不符台灣社會現狀，這正是公民社會主動參與，從頭制定法律的好機會！
20年前的一些歷史事實，不少人們已然忘懷。也許，人們可以將短期集體失憶歸罪於長期戒嚴的後遺症，甚至是國民黨體系刻意淡化當年集權統治種種惡行的「陰謀」。但是，如果將戒嚴統治的一小部份—警、調越權—放大為白色恐怖，戒嚴先兆，如此，不但以偏蓋全，模糊反對力量的政治判斷，更降低反對黨派的政治信用。畢竟，「狼來了」不宜濫用！而且，公民社會如果再次拱手將塑造共同記憶的機會讓與政府，共同記憶空虛症恐要成為台灣持久的特點。
反對黨派目前重大工作是持續民主深化的過程。對多年來民主進程的深刻了解，顯然必須，也正是塑造共同記憶的機會；追逐新聞，事件，其結果是反對黨派成為媒體尾巴，而更在人民之前自暴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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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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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辟者的歷史能量
取代舊體制之初，新體制總是處於相當不穩定的狀態。因為，健壯的生命力，需要養成過程。如同所有的新興事物，都必須經歷成長之痛。然而，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原舊體制所代表的各種勢力，仍然有其一定的殘餘基礎，繼續持有相當的歷史能量，足以興風作浪；歷史能量的流失，也有一定的過程。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於是，新舊之間必定存在有一段曲折的消長拉鋸。
長遠看來，反撲復辟，尤其是成功的反撲復辟，固然是舊勢力歷史能量的強勢表達，其實也常是這股勢力難以彌補的大失血、大耗損。若要使得舊勢力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必也等待或者促使他們全力演完最後的角色，能量流盡。
陳水扁的政黨輪替，是新勢力歷史能量首度（或許可以說是意外、過早）的迸發。而馬英九則是保守勢力最後希望之寄托所在，代表著舊勢力團結一致、全力反撲、志在必得。兩者執政的表現，都同樣是出乎意料的不堪。如果說，從陳水扁的失敗，可以看出台灣新興力量本身諸多結構性的缺陷，有待克服；那麼，從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各種捉襟見肘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復辟的保守舊勢力，顧盼自雄的表象之下，其實是自暴其短。前者的失敗是民主台灣成長之痛，痛創至深，民主進步力量為之癱瘓。後者的失敗則是舊勢力歷史能量的消耗，失血難止。對比之下，足以啟引諸多歷史想像。
若說陳水扁缺乏政治智慧，很多人都有同感。然而，若說目前保守勢力正在消耗自己的歷史能量，何以見得？
面臨新歷史環境嚴峻挑戰，舊政治勢力莫不企圖捍衛自己的霸權地位。其中佼佼者，在理念內涵以及政治策略上，不乏創意的表現，捭闔縱橫手段細膩、高明。他們往往能夠為自己階級延續政治生命長達百年，甚至於更久。例如英國大貴族，東普魯士容克貴族。也許，生命最後數年期間的蔣經國，也有此意圖。
然而，這畢竟是異數。大多的舊政治勢力都缺乏如此的高瞻遠矚。代復一代的榮華富貴與特權特惠，註定要腐蝕他們的靈魂、膽識，以及他們的處世應變能耐。他們在反撲復辟後，無可避免地暴露了歷史沒落者無可救藥的貪婪、短視和墮落﹕汲汲於政治報復，迫不及待地掀起大肆掠奪搜刮的風潮，宛若不願意錯過最後豪華晚宴的機會。在此，沒有政治家令人折服的智慧和風範，只有去而復返的舊思維、舊手法、舊陋習。復辟之後，人民可以再度看到（而且應該是更清楚看到）舊勢力和舊體制的時代錯誤本質，重新體認到新政治價值的可貴，增強對於維新的渴望。不同歷史能量的消長，就這樣發生了，甚至於可以帶動躍進式發展。
馬英九在就任之後所表現出來的短視、無能和傲慢，簡直令人難以想像。在非凡的成功（近六成選票以及四分之三多數的國會，確實是非凡的成就）復辟之後，卻在短得意想不到的幾個月之內，令壓倒性多數的人民怨聲載道。起落幅度，不可謂之不大。起落之間，正是舊勢力復辟者歷史能量，由全面發揮，到急促流失。
然而，可以由此預期台灣派力量重新快速聚集嗎？這正是歷史詭異之處。此消並不一定是彼長。必也等待台灣新政治文化具有一定豐富性的進步內涵，賦予「本土」以許多足以啟迪人民大眾的可貴理想性，否則，舊思維與舊勢力的歷史能量仍然可以化為細水長流，距離流盡之日尚遠。這是決戰的場域。所期待於台灣派人文思想界的，還用說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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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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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文看社會****
戒嚴時期，國民黨多年刻意壓抑本土語文。直到最近，鄉土語文教育才得以公開。鄉土教育當然有助台灣人民對本身文化、語文的認識。
然而，接踵而來的則是台語文與華語文之爭。雙方爭執不下。誠然，每種語文都有其獨特之處，也有自認優美、典雅、精深的權利。然而，不論台、華語文支持者，如何以此自豪，兩者都不是最為適合現代社會的語文。
不但在科技、醫學、工程、外交、國際貿易等現代領域中，人們需要使用西語為主，日語為輔的先進語文，在主要使用本土語文的人文領域中，也不時出現來自外文而艱深難懂的新詞彙。即使在日常用語中，人們也越來越使用嶄新的詞彙或舊詞新意。
新詞、新意如何而來？一則接受外文詞彙，而經過翻譯傳入，或則經由本土創造。
多年來劣質的漢文翻譯，加上質與量都不足的工具書，限制新詞、新意的品質，也局限人們對其深刻了解的機會。
舉簡單兩例來看。
「平台」: 看來是platform的翻譯；「國語辭典」中找不到，漢文Wikipedia中，也看不見。然而，使用者卻橫跨民間、政府。
「明文彥科技有限公司…以開發天然藥用植物及…技術平台為主�vhttp://swit.com.tw/
「消費券好康平台係由行政院新聞局設立，旨在提供全國商家免費登錄消費券優惠訊息，歡迎商家踴躍登錄，…
「消費券好康平台使用規範�vhttp://gio.event.yahoo.net/
「教育部數位內容分享交換平台�vhttp://edshare.edu.tw/erportal/index.jsp
「行政院研考會…開闢11個網路平台，…建立全民參與意見的平台。」
這些「平台」云云，當然不是乘車、表演、採石油等具體的平台，也非政黨政綱。然而，各說各話的用法，令人目眩。究竟「平台」是什麼？
從原文工具書來看，這些漢文例子所用platform的意義，卻是相當明確。
5 a: a vehicle (as a satellite or aircraft) us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to carry a usually specified kind of equipment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platform）
在日文中，platform直譯為プラットフォーム，而一般資料與工具書相當完整、正確的提示其意義。網路上搜尋，就可以輕易找到正確的用法。
公共政策プラットフォーム—討論公共政策的網站
地理空間情報プラットフォーム—討論地域運用消息的網站
政策情報プラットフォーム—討論政策消息的網站
日文Wikipedia 在條列プラットフォーム的具體用法之後，又提到抽象的轉用，並且列舉實例。（http://ja.wikipedia.org/wiki/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Platform這個字，意義並不難，也不太抽象，而漢文相應的使用已荒腔走調，如果意義更抽象，內涵更複雜的字眼，我們能如何期待？
人們如果不健忘，應該記得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民選，中國以飛彈威脅台灣。當時，李登輝以「十八套劇本」安定民心；軍方稱為「十八種應變措施」。
「十八套劇本」極為可能被誤解為戲劇的腳本，如此用法令人苦笑；而「十八種應變措施」，似乎較差強人意；然而，還是未能傳達真意，至多只是「差不多」而已！
原來，這是英文Scenario 的第三含義。
3: a sequence of events especially when imagined; especially : an account or synopsis of 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or events
很難想像，多年來Scenario的漢譯，一直缺少抽象的第三種用法；而似乎也從未受到人們質疑與挑戰。而且，李登輝公開的誤用，軍方「差不多」的使用，經過十多年來也未受任何質問。如此，都說明廣義漢語文既含糊，又貧困的現狀。
對照日文翻譯，就截然不同；它以片假名 シナリオ直譯，而解釋則有：
“予定の計画；（出来事の）予想される展開”。
如此翻譯，相當貼切。
人文領域既有觀念、現象的流通、流傳與深化，新概念、想法、現象的產生、探討、描述，心靈活動的探索，人文創造的醞釀，都需要深刻的語文環境。
西方不乏例子。
莎士比亞作品所用不同個別英文字，大約兩萬一千，其中他所創造新字，就有一千八百左右。一位傑出的作者，除去留下大批經典著作之外，還經由著作來豐富英語文的內容，長期影響後人。多年來，西文字典、辭典等工具，不斷更新，代表西方社會繼續豐富、深化其語文的工作。至於日本，翻譯西方經典著作，約十年就全盤翻新，而外語辭典幾年也得再版。如此，都使得日本語文的豐富性，大幅超越漢語文。
漢文創造新字困難。新事物往往以新詞彙命名；然而命名卻缺乏系統。有時，因為事物、現象具體存在，即使詞彙意義不清，人們還能勉強了解。例如數位相機，數位電視，總統，投票，民主共和國，政黨，房貸，老人痴呆症等；較抽象的名詞，畫素，民主政治，經濟，股票市場就較困難；至於數位，國家機器，公民社會等專有名詞，及其內涵與運作，大概專家才可能了解。在人文領域中，有更多抽象觀念，其命名與內涵，互相關係，更是加倍困難與複雜。
於是，將既有詞彙賦予新意，往往是變通辦法。前述兩例即是如此。
無論用新詞彙或新詞意，它們的解釋與普及都需要人文環境的滋養；包含人文工作者（作者、學者）率先刻意而正確的使用，加上工具書（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的說明，一般人們才可能逐漸明白其真諦。
目前，台灣缺少這樣的條件。
長期使用含義不清的詞彙，無法精確地描述抽象事物、現象或複雜狀態。如此，誠然簡便，卻造成後遺症。一方面，便宜了人文學者，縱容他們繼續懶散。另方面，廣大的人民成為受害者。畢竟，人們只能以多年既有，簡單的人文工具，而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現象。
這樣的社會，人們當然認為將書本、條文背熟，與人交談時能夠旁徵博引古籍，便是才子、能者。於是，一般人民對事情不求甚解，當然不至要求探討、解釋心靈深處的問題。文化停擺，以至倒退，不是狂想曲，而是可能的困境。研究民族的歷史，探索共同意識，探求社會未來，討論社會現狀，在如此情況下，當然超越人民的要求，也超越專家學者的想像。
是的，問題誠然複雜、困難。然而，解決方案如果從人文根基開始著手，還是能夠著力的。要求人文學者從此做學問。具體上，他們可以從充實新詞彙，新意義的說明、使用，以及工具書開始，使得人們得以了解真意，從而開始豐富、深化廣義台灣語文。
國民黨政府對此顯然無此能力，執政八年的民進黨亦然。要求人文學者的工作是公民社會的權力，也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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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平旁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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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ck and Awe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時候，曾經充滿信心地宣揚“Shock and Awe”策略，以為壓倒性的猛烈火力，高科技的精準打擊，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可以產生無比的震憾力，令敵手畏懼驚慌、心防崩潰、棄械屈服。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革命性的新策略。歷史上，軍力強勢的一方，總是傾向於這種仗勢凌弱的霸道思維。二次大戰開始時，納粹德國宣傳機器也曾經大肆宣揚高度機械化的閃電戰術。千多年前，符堅有百萬雄師“投鞭斷流”之說。不過，他們不一定得逞。
美國軍方在2003年三月間展開攻擊，四月就宣布戰勝。表明看似得到預期戰果，其實不然。如今，戰事延續幾近六年之久，美國政府內外交困，欲罷不能，已是焦頭爛額了。一度勢如破竹的強大德軍，終於慘敗於列寧格勒市郊和斯大林格勒廢墟。顧盼自雄、意氣風發的符堅，也兵敗如山倒。
軍事強勢者霸道而傲慢，過度自信，簡直是宿命。政治強勢階級或者族群，倘若缺乏相當的政治智慧，亦復如此﹕動輒濫用自己所擁有的優越條件，以泰山壓頂之勢，鎮懾對手。其表現在學術思想和評論界的，也有類似現象。美國保守派如經濟大師Milton Friedman，倡言在世界各地使用shock therapy，以令人措手不及的快速度，霸王硬上弓，推行大幅度放任的經濟政策，造成既成事實。他們尤其善於利用大危機、大災難的機會。
成功案例其實也不少。如匹偌謝軍人政變後的阿根廷，同樣在政變中取得政權的葉立欽治下的俄國。前者展開白色恐怖，舉國大規模捕殺異議者，後者也施展鐵腕，派遣坦克，大陣仗轟擊國會大廈；而都是在人心惶惶的肅殺氛圍下，亂局中強渡關山。
1947年的228就是Shock and Awe策略一個非常成功的出色典例。屠殺風潮下，血流成河，蔣介石成功瓦解台灣人的反抗意志，使之在不敢抗拒的情況下接受一次文明大倒退，吞忍一場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凌辱與詐欺。從而，一個野蠻的掠奪體制，與一個龐大無比的齷齪共犯結構，屹立在台灣大地上，構成為當今國民黨勢力的雄厚物質基礎。同時，長期白色恐怖情況下常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於非常多台灣人心靈的束縛，依然存在。
如今，諸多跡象顯示，馬英九政權似乎正在施展相同手段，在金融大海嘯危機氛圍掩護下，出其不意、快馬加鞭向中國傾斜。當然，這種策略所不可缺少的物質暴力，也赫然在列﹕警察開始公然施展暴力，情治體系出手介入，台灣人民的人權受到嚴重侵犯，堪稱二十年來僅見。尤其是檢調、司法體系對於在野黨政治人物的各種不文明的動作，蓄意通過保守勢力的媒體一再誇大宣揚，其擴大威脅恐嚇的意圖甚是明顯。在製造寒蟬效應的同時，善用陳水扁案情沸沸揚揚的超大煙幕，造就一系列“漸統”的既成事實，企圖帶給台灣人民另一次的文明大倒退。這其實是一個迷你型的Shock and Awe。
馬英九政權果真能夠得逞嗎？且看台灣選民的智慧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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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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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識正書簡」****
最近，馬英九提出所謂識正書簡的看法，在本土陣營中，掀起反對聲浪。其實，關懷人文前途者，本來就要注意語文的內容與發展取向，尤其是基本問題。
就此而言，「識正書簡」的議題，是一個深刻討論語文的契機。
然而，多數的批評不在此，有的熱衷於揣測、抨擊馬英九的政治動機；有些則以捍衛繁體字，或「正體字」自居；有人更站在傳統文化立場，批評他「數典忘祖」、「喪心病狂」等等。（如此，令人連想本土派人士，替國民黨捍衛「國旗」，凸顯台灣政治文化問題的一面。當然，這是題外話。）
在這些混雜的聲音中，比較不同的，是主張用羅馬字或拼音者。他們認為無論繁體字、簡體字，其實都是漢文書寫的部份，而提出：「請問綠營人士，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是要靠繁體字嗎？」
顯然，他們看到問題的一部份；遺憾地，仍然只是一部份而已。
誠然，使用繁體、簡體字，無論用者如何熟練，能夠運用自如，畢竟他所能表達的意思、境地、範圍，都無法超越漢字、漢文的框架與限制。語文的表達，無論形式如何變化，當然與內容、結構息息相關。
過去，漢文是知識分子的專利，用以寄情詠志、風花雪月，暢談道德，以至官場來往，治理小百姓，顯然綽綽有餘。唐詩、宋詞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之一，而漢文一度成為東亞統治者與知識分子使用的文字。這些都是漢文輝煌的歷史。
每個語文都有產生的背景，因而適合當地所需。但是，活的語言，需要不斷變化，以適應新的需要。漢文當然也如此。例如，隨著佛教傳入與佛經翻譯而來的新詞彙，以及二十世紀以來，從日本引入的漢字新詞、新意等等。
然而，適合現代社會所需的語文，如此並不夠，而需要更廣泛、更深刻的變化。
西方主要語文，幾乎都經過「老、中、青」的階段，而有不少變化，例如字的順序，文法，語句結構，發音，加上不斷增加的字彙，等等。因此，現代人讀莎士比亞作品，通常需要注釋；讀中期英文名作，The Canterbury Tales， 更有如讀外文；讀古英文長詩Beowulf， 更是滿頭霧水。
相比之下，文言文與現代漢文，其變化就少。現代人讀四書五經，並不需要太多功夫。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優點。然而，一個千年來變化不多的語文，適合作為現代社會的語文嗎？
使用羅馬字，或拼音，原則上，可以解決增加新字詞的困難與束縛。然而，除去系統採用的決定與推廣，需要政府力量之外，拼音字典、辭典的編輯，以及伴隨字彙的擴張，文法與結構必然也需要相應的變化。這方面，政府無法獨力解決，而需要公民社會的主力。
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走向白話文，開始脫離文言文以及相應傳統文化的限制。但是，這個運動，並未深刻改造漢文，使得現代漢語很難與近代西方語言平等掛鉤。類似地，不論那個系統拼音的台語文也如此。
結果是：現代生活許多層面，很難以漢語文完整，適當、簡潔地表示。即使，勉強為之，有時捉襟見肘，而詞不達意，有時幾乎完全不可能，而需要借助外文。而且，漢字結構獨特，更成為擴張字彙、詞彙的限制。這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相對地，多數現代西方語文經過相當深入、廣泛的語文改革，而產生文法、結構、字彙相對豐富、複雜的語文。
比較現代英文與漢文，翻譯是很好的試金石。不妨嘗試翻譯以下兩篇摘錄。
其一，是林肯用字簡潔演說的末段。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that we here highly rev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Gettysburg Address)
其二，是法國20世紀作者Marcel Proust的大河小說。英譯當然失去一些法文原作的韻味，但是，結構、語法，甚至字彙，都非常相近。
“My body, still too heavy with sleep to move, would make an effort to construe the form which its tiredness took as an orientation of its various members, so as to induce from that where the wall lay and the furniture stood, to piece together and to give a name to the house in which it must be living.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兩段短短的選文，用字都簡單，結構也不難。但是，通順的漢譯，就不簡單，而要求信達雅的漢譯，更要費不少功夫。相反地，將漢文譯為西文，就相對簡單。
固然，譯者的功夫決定翻譯的品質；但是，語文本身更決定翻譯品質的上限。難怪，許多漢譯的西文人文作品慘不忍睹。問題，不僅在於譯者，最終限制在於漢文相對簡單的結構與文法，與相對有限的字彙。
因此，了解並同意我們語文的現狀，是朝向改革的第一步。
這本來是先進知識分子、人文學者的責任。但是，就台灣現狀而言，多數人文學者重學位而輕實學，公民社會至少可以擔負起督促他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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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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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的智慧》這個點子可以教導我們如何過日子、如何選擇領導人、如何做生意、以及如何思考這個世界，當喧嚷「全世界一起變笨」的聲浪中，一個和人們傳統認知格格不入的另類主張悄然上陣--「群眾不是愚民，他們比聰明少數更加聰明。」 如果我們深信人類是進化的有腦動物，此一說法猶如亂世中的暮鼓晨鐘，但乍聽之下也不免心生質疑，有個當頭棒喝的直覺：「真的？有這個可能嗎？」以「民主體系的搜尋系統」稱霸世界的成功之道。如果能集合多樣性的成員，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搭配下，他們的集體智慧將遠遠超過一般專家的智慧。而最終所謂群眾的智慧，並非意指團體永遠都能提供正確的答案，但平均而言，它所提供的答案總是比少數個人來得更好。望眼周遭，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呈現在眼前，達文西式少數菁英的時代過去了，我們正迎向一個集體智慧的大未來。這樣想像吧，假設每個人能獨立思考不受影響，那每個人就會擁有對事情的 不同面向的理解資訊(多樣性)跟誤差 ，透過某種機制加總之後，那麼誤差將被抵銷，而得出正確的資訊。神奇吧~一小群背景知識各異的組員，自由猜測不確定事件可能產生的結果，然後把他們的判斷集中起來，就會變成一個相當完全的決策，勝過你把權力都歸屬到某人身上。在適當的情境下，群體將聰明無比，而且比群體中最聰明的個人還要聰明，獨立性，蟻群「循環磨」(circular mill)的悲劇—反覆繞直到力竭而死，欠缺獨立性造成，因為每一隻螞蟻都只跟著前面的走，而沒有試圖找新的路。民主體系的網路搜尋系統，讓網路上的所有自行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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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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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dom of Crowds>的淺見****
在專家、學者當道的時代，尤其是許多人盲目崇拜權威的年頭，MAS兄這篇短文，無疑注入一點清新的氣息。
這篇短文主要引用<The Wisdom of Crowds>的譯文。(漢譯為《群眾的智慧》，並不十分貼切。問題可能在於漢文的局限，也可能是譯者偏好。當然，這不是主題。
文章簡短，固然有好處；但是，卻不能讓人看到全盤，更無法知道該書的背景與局限。這也許是MAS兄惜字如金。現在，就讓我越廚代刨，甚至野人獻曝。如有不周或錯誤之處，請不吝指教。
JAMES SUROWIECKI是<The New Yorker>雜誌的財經專欄作者。以財經專業的身分，他卻著書闡述多數比少數（專家）更聰明，似乎自貶身價。該書舉出經營公司，搜尋系統 （Google），經濟活動，電視有獎節目的一些例子，說明群體智慧的卓越。如此，似乎相當有說服力。
但是，一般人也都知道群體當然有無知之處，也有不夠理性（所謂暴民）的時候。群體與精英意見的取捨，是個重要的問題。在政治、歷史、社會等人文領域，都是歷久而彌新的議題。一般而言，左派較為注重群體、群眾的智慧與能動性，而右派幾乎都仰賴專家、精英。因此，這位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財經作者，得出要仰賴群體意見的結論，不得不令人側目！
然而，JAMES SUROWIECKI並不是傳統意義下的進步派。他著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開導一些團體運用群體智慧，而取得商場競爭的上風。該書的長處，在於提示群體的智慧不容忽視，甚至應該多加運用，而其缺點，則在於過分延伸其看法。例如談論民主的最末章，漏洞、缺失甚多。畢竟，不但群體的智慧有其條件與局限， 精英、專家亦然。
讓我們回來探討群體智慧。如MAS兄所提出：「並非意指團體永遠都能提供正確的答案。」顯然，只有在特定條件下，群體才可能比少數（精英、專家、學者）更能提供比較正確的答案。
根據JAMES SUROWIECKI，四個條件是：
• 意見多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資料，作為個人解釋事實的根據。
• 獨立—個人意見不受親朋至友、鄰居、同事影響
• 地區特色—個人從自己地域經驗取得結論
• 整合意見—有機制整合個別意見，成為整體決定
其實，第二與第三條件相當雷同。因此，他認為的基本條件：是群體中的個體，要有一定認識與資料；要有獨立判斷的能力；群體更要有整合不同、甚至相反意見的機制。如此，一則，能避免向無知群眾學習的弊端，二則，不但鼓勵不同意見，更能歸納、妥協不同看法，進而取得整體的最終決定。
人類的歷史，長期由精英主導。18世紀法國大革命，是近代平民當政的開始。然而，其中一段時間卻必須仰賴極端暴力，史稱Reign of Terror。1950年代，中國大躍進與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影響巨大的事件。由於群眾對科技與政治問題的無知，與信任毛澤東精英領導，結果是一場悲劇。類似的慘劇，發生於納粹德國，與赤柬。
因此，群體與精英的意見孰重與定奪，當然是個重要的問題。
顯然，這應該是個動態，有機，而非機械，靜態的問題。簡單來說，複雜、多樣的問題，不只需要專家的意見，更需要群體的參與。民主社會的種種問題，正是這類問題。如此問題，往往沒有現成、教科書式的答案；往往有多種解決的可能，或者需要影響一些人生計或利益的行動。
例如，那些公共事務應當優先，那些可以延緩；那些公共建設應該執行，那些應該擱置；環保與開發，環保與污染的產業，頭路（職業）與環保；那些法案應該修正，如何修正；那些政策應該檢討，應該重新制定，等等。
這些都不應該完全讓議員、公職人員替多數人決定， 而是公民社會眾人應該參與，也是這一欄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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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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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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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慶幸有人現在終知道MAS說話不夠具體，總好過一直自以為是，因為人類的行為實在太多變數，而每一項變數基本上又需要大量的數據去測定。例如要預測一個人會不會在某天被簷蓬責死，我們可能要先收集這個人起居飲食的數據，包括他每日出街的路線、行路的步速、每日出街的時間、行到簷蓬底下的機會率(下雨天機會可能又會大一點)；之後又要計算那簷蓬的折舊程度、雨水的侵蝕程度(如果偷工減料的話又要計算建築公司的那一部份....要收集的數據絕對是超出估計的，而要預測的可能只是一件表面看來很簡單的事件。更複雜的事件，要收集的數據更加是天文數字了。 所以，未來在理論上是可以預測，但實際上要預測，在目前來說，即使用最先進的電腦恐怕也做不到──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某些數據是錯誤的，亦永不知道有沒有數據是遺漏了的。別忘了，收集數據的也是充滿了不可預測因素的人類。黑天鵝效應，觀察始終有極限，搜尋系統沒有人的極限，每個人就會擁有對事情的，不同面向的理解資訊，加強自己思考認知能力，那麼誤差將被抵銷，而得出正確的資訊。金融市場中眾多的操作者，知識都只限於市場這一塊（你可以怪罪他們只閱讀相關的市場雜訊，而對於加強自己思考認知能力的哲學、文學、邏輯書籍並無興趣），有些甚至連機率都不清楚，所以處在普遍缺乏『自覺性』的劣質環境中，非常難以察覺黑天鵝效應的存在，更難接受自己是活在白天鵝充斥的平庸世界。這一點，對於中短線的操作者，尤其明顯。因為長線投資人比較懶散，不會計較那麼多；當沖的帽客雖然也會碰到重大意外事件的修理，但因為他進出很快，所以傷害相對減輕；惟獨中短線的操作者：操作週期從一到三天，以及一週到一個月，最容易掉入這個陷阱，而且，幾乎不太可能會爬得出來。要減輕黑天鵝事件的衝擊，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思考習慣。這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改革工程，巨大到你不太可能想去做改變。──你可以先把眼睛閉上，三秒鐘以後再張開，然後告訴自己：你眼前的一切都是虛幻，因為你還處在零星點狀思考的平庸世界中。──如果你願意這樣承認，才有可能這樣繼續走下去。不同領域交會的地方叫做異場域碰撞點（Intersection），而異場域碰撞所爆發出來的驚人創新，稱為梅迪奇效應（Medici Effect）。當你踏進不同領域、科目或文化的異場域碰撞時，可以把現有的觀念結合起來，形成大量傑出的新構想。我認為，網路上異場域碰撞點是產生與實現傑出觀念最好的地方。混沌理論認為在混沌系統中，初始條件十分微小的變化，經過不斷放大，對其未來狀態會造成極其巨大的差別。MAS不能解釋什麼變化，還是低調點比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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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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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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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如果想要在一般這個時代致勝了話，就得比一般人多想兩步到三步....而這個說法...相對的也抑制了長程計畫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想太多，想太遠反而可能是會害死自己的....就算真的想的那麼遠，也得慢慢放出來，等其他人趕上....不然大概就只能當個異端了.....，如果經濟學推理出來跟實際的東西不一樣了話，那這個經濟學就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畢竟經濟學只是用來形容一種社會現象跟預測的一種工具而已 ! 如果跟現實脫節那就有修改的必要，所以跟現實符合反而證明是正確的，如果連已經知道的都不能證明了，又要怎麼去預測不知道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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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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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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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不是問題，EQ~IQ不是問題，問題是象限中你的身心靈在那，Game theory矩陣參數問題不是在腦袋，在心。因為我是做PLC，我不覺得我對需要精密解決誤差項並加入修正項有什麼問題，當有成員不願遵守遊戲規則時=誤差項，並加入修正項=中點節點，這些關鍵工作，電腦軟體科技技術做不了，可惜的是目前電腦軟體界提供十分有限，人腦十分有限的，人腦加電腦軟體能精密解決必須有跨領域的問題，簡單描述一下，民主體系的網路搜尋系統，是個重要的問題。能提供比較正確的答案(參數)簡單來說，複雜、多樣的問題，人腦搜尋加入民主體系的網路搜尋系統，加閱讀的重要，能解決必須有跨領域的問題，這是群眾的智慧的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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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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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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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難處在於；面對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是一段非常痛苦的過程。各式各樣的問題使人沮喪．悲哀．痛心．寂寞．內疚．懊惱．憤怒．恐懼．焦慮甚至絕望。這些都是令人不舒服的感覺，有時比肉體的痛苦更難以承受。 正因為各種衝突造成的痛苦是如此強烈，我們才開始正視問題。我們握有如何面對一切的選擇權，斥責與抱怨就是放棄了自由權。不說出全盤真相基本上就是說謊，每一個保留部份真相的決定，都是個重大的道德抉擇。評估別人的需要是一種極為複雜的責任，保持平衡：人必須在各種互相衝突的需要．目標．責任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平衡的最高原則是”放棄”。平衡與放棄的本質：你必須先擁有某些東西才能放棄它。唯有先確立自我才能放棄自我。每個人通過人生的急轉彎時，都必須放棄自己的一部份。唯一逃避這種放棄的方法就是永遠留在原地，那兒都不要去。放棄過去的自我是心靈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放棄而感到沮喪是一種相常正常而健康的現象。沮喪是一種訊號，代表為追求成功與適應，必須有重大的改變。最好的決策者必須願意承擔最大的痛苦，而且不損及自己決策的能力。聽者與說者的結合，事實上就是自我擴張，擴充自我，可說是使自我進入一個全新的陌生領域，變成一個不同的新自我。改變有時也帶來恐懼。公民社會成長歷程中，經常必須與新世界觀同步調整行動。無論怎麼編派所謂奇蹟的來源，人性成長的軌跡幾都由一股超乎我們意識所能控制的力量推動。我相信，若以另一個奇蹟為出發點考慮，或許就更能了解這股力量的本質：那就是全體生命的成長過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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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M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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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斷的重複一件事；面對問題~對於資訊來源某一種特性的衡量或觀察。Data explo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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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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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的聯想***
八八水災發生後，台灣展現了可貴的一面：在受災較輕地區，人們迅速重拾生活步驟；在受災較嚴重地區，其它各地的力量集結湧入，許多非政府組織加入救助災民的行動。各種捐款，物資捐助，以及志工熱烈加入，充分表現台灣社會活力充沛與人民互相關懷的面向。與1959年嚴重的八七水災相較， 台灣社會顯然已有長足的進步。
對於受災人民，生活的中斷，以至生命、財產的喪失，誠然不幸；然而，台灣各地人們雪中送炭的行為，已然表現出文明社會中，不可缺乏的高度關懷與互助！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然而，更重要的是八八水災，突顯、暴露了一些老問題。
明顯地，馬英九政府救災的顢頇無能，引起民間與反對黨的反彈，也引發一定範圍的檢討。
有人以台灣與中國去年地震相比，認為台灣政府比較透明，八八水災很快就會有「真相」云云。（http://mag.epochtimes.com/138/6863.htm）。顯露出一些人對相對簡單事實的渴求。
有人則考慮到「環境思考論述」與「在地工作者與NGO援助需求」訊息的匯整， 反應人們對政府環境政策的懷疑。這是公民社會開始監督政府的表現。（見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30471）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邀集前政務官、智庫學者專家進行討論，卻只是針對政府的決議。（http://www.wretch.cc/blog/ingwen831/12900403）
不妨說，整體而言，台灣社會表現出來，仍然是大量的熱情、溫情，與對短期現象的關注，而缺乏深刻的檢討與展望。
換言之，長期與廣泛的社會對話，仍未出爐。
舉例而言，所謂國土保育，所謂永續發展，都是老得掉牙的議題；嚴重天災之後，必然有所謂X年計劃，揚言改正問題。然而，颱風、地震，水災，以及因公共對策不當而引發問題，仍然是台灣人民的大敵。
以台灣社會的資源，即使無法短期內解決這些問題，至少，能夠集結社會力量，開始討論方針、路線，進而朝向問題的解決。
政府無能，可以更換內閣，甚至罷免總統；雖然，換人之後，後果並無法保證—至少人民可以一時展現了力量。然而，無能、無遠見的國家機器，如何監督？如何鞭策？甚至取代呢？
相應地，公民社會，如何逐漸成為台灣公共領域的支柱，掌握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主動權；也提供公共政策辯論，甚至策劃的園地？
讓我們希望：此次受災的人民，不致於成為政治人物的踏板；他們的苦難，不致成為台灣人民受苦歷史的一環。
讓我們更盼望：八八水災，帶給台灣社會新面向與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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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o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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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自由，自由思想 ***
現代人成長過程很早便接觸受惠二千多年前古希臘人文明 。例如學習平面幾何、畢氏定理、阿基米德原理。蘇格拉底、帕拉圖、亞理斯多徳等哲人也都耳焉能詳 ， 潘朵拉的盒子、阿基里斯的腳踝等希臘神話的故事也略知一二。另一方面經由西方電影、書報、教會、親友，聖經的故事如摩西、大洪水、大衛智戰巨人、…，即使非基督教徒也多所聞。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文明及基督教文化上 ; 西方人作品常會引用希臘神話，基督教典故做比喻，如果不知故事內容常不知所云。然而歐洲人不識古希臘人文明幾達千年之久。
早期羅馬帝國對基督教，視政治情況的需要反復於安撫、懷柔、迫害、鎮壓 ; 直到於第四世紀初君丁坦丁(Constantine)時才正式停止迫害，且訂基督教為國教。羅馬帝國在第二世紀末時國力便開始走下坡，不斷受到北方蠻族的騷擾。為避蠻族， 君丁坦丁於325 AD左右於拜占庭(Byzantium) 建新都，更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Istanbul) ; 造成日後東西羅馬帝國分裂 ; 而西羅馬帝國終於第五世紀亡於蠻族。
西羅馬帝國晚期，土地日益荒蕪廢，城市蕭條，道路失修，經濟不振。野蠻人入侵後情況益形惡化，羅馬昔日文明的光芒盡失。基督教的教義、信條、約束成為歐洲人的精神支柱，然而基督教經典哲學卻是將理性限制在信仰之內論述。正如培根所言: 如蜘蛛結網，雖然精緻，但都是自己所吐的絲，內容空泛。歷史上称中古世紀為黒暗代達千之久。東遷拜占庭的東羅馬帝國雖位居險要，但日子並不安寧 ; 在阿拉伯回教民族不斷攻擊下，一再割地賠款，苟延殘喘生存一千年，終於1453年亡於突厥人的卾圖曼(Ottoman)帝國。
十三世紀初， 拜占庭在回教民族節節進逼下，情況危急，開始將文物搬往西歐，因此而產生了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學者。他們很驚訝發現發現古希腊、羅馬人是以人為中心而生活，不是當今為神、為贖罪、為進天堂而活。於是產生「人本主義」的復古運動，這便是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徹底改變了歐洲人的命運和面貌。
然而歐洲人千年來都沈浸在於基督教文化中，除了基督教教義外，並沒有其他的思想意識。當他們意識到和基督教條和準則有所衝突時，他們只能從古希臘、羅馬的文獻，神話中尋找理論基礎與之對抗 ; 於是藉復古之名而試圖掙脫基督教束縛是實。提及文藝復興時，大家很容易想起達文西、米開蘭基羅、拉斐爾等大師 ; 事實上其影嚮並不止於繪畫、美術等層面而是擴及文學、哲學、科學、藝術、建築…各個領域。
中世紀歐洲人繪畫內容幾乎為基督敎教義所壟斷。聖者表情嚴肅、面容呆滯、陰沈、題材刻板、單調、內容與人世無關、圖畫缺乏眞實感 。 反之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往往是以希臘神話、基督教故事做題材。但因古希臘、羅馬「人本主義」的影嚮而以俗世，以人為中心做為主要內容。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散發人世間的溫馨、活力、人和自然界相亙關係。它借助神話、聖經故事來反映俗世的社會。美術家們學習科學的透視法，從平面畫布展現符合尺寸大小比例立體感 ; 從人體解剖上學習人體肌肉結構，使人體畫像倍覺眞實。而且歐洲人經過幾個世紀的休養生息，生産力逐漸恢復，商業貿易日益活絡。財富累積使新興的階級有追求「美」的餘力 ; 進而反過來促進審美觀的提昇。
Botticelli的《春》藉希臘神話花神、春神、維納斯將春天的氣息帶到人間; 被布遮住雙眼的Cupid，他的金箭射向三仙女，有意宣示愛情的盲目性。 而三仙女面部表情是含蓄的，並不因此而特別興奮高興，意謂愛情是酸甜苦辢，波折折磨的。《維納斯的誕生》則散發青春少女的優雅美麗，它是一幅廣為用來做書本封面、書簽、插圖的畫。 達文西的《最後晚餐》 : 當耶穌宣佈有人背叛他時，十二門徒表情各異有驚愕、有憤怒、有悲痛、有不敢置信。米開蘭基羅的《神聖家族》，拉斐爾筆下的聖母、聖子，如果不視標題，我們看到的是俗世的閤家歡的天倫樂畫面，母親和子女之間親情之愛。Veronese的《迦那婚禮》,《Levi家宴會》雖是聖經故事，龎大的筵席、樂隊、鑲金的酒杯、豪華的室內裝飾、客人穿金戴銀,，顯示當時威尼斯豪族財力之雄厚、奢侈、享樂。就雕刻而言，米開蘭基羅的《Pieta》 : Maria 右手扶持著僵硬耶蘇的身軀，左手微張的手指 ; 這細微的肢體語言道盡了喪失了兒子的母親內心的悲傷、哀慟、憤怒、痛苦以及求助無人的無奈。《酒神Bacchus》的雕刻，我們看到酒醉搖搖晃晃，歪歪倒倒無法平衡的身軀，他背後做為支撑的羊脚小牧神，偷食葡萄露出狡黠得意的微笑增添酒神消遙自在浪漫色彩氣氛。希腊神話、聖經的故事做為畫家題材一直不曽間斷，但後來繪畫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它逐漸失去主流地位。
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人經歷了法國大革命(1789) ， 英國產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 。科學上新發現一再拓展人類對自然界的視野。 思想上，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宣告「無神論」赤祼祼的挑戰教會權力; 啟蒙學者的「三權分立說」，「社會契約論」; 1848年馬克斯、恩格斯「共産主義宣言」; 1859達爾文「物種起源」。歐洲人在思想上不再一片空白，他們不再文藝復興時期尋「復古」迂迴表達內心深處，而是不忌諱的表現自己強烈的主觀意見。十八世紀末，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産方式首先在英國產生，十九世紀初傳至歐洲大陸法國，然後繼續延伸到德國，以至內陸的俄國。畫家們慿他們敏鋭的觀察力畫出歐洲人生活方式的變化。
農家出身的米勒(Millet) ，他的作品大都描繪農人生活、鄉村景色。他的代表作《晚禱》: 一對農人夫婦經一天辛苦勞動，夕陽西下，收拾道具，不計收成的少許，做諴心祈禱 ; 讓人不知不覺溶入純樸，虔誠、與世無爭的氣氛中 。 《拾穗》: 農場主收割之後，農婦揀拾散落田間的麥穗 ; 它是如此把農婦的勞動和富饒的大地融為一體，使人渾然忘却他們是三餐不繼的貧婦。Courbet《奧南的葬禮 》: 教士們的冷漠，照本宣科，行禮如儀和親友的哀淒形成一巨大的諷刺。Courbet的祖父曾參于法國大革命，1848年他曾警告Courbet「你們不會取得比我們更大成就的」; Courbet 不以為然認為後代不能比前輩取得更大成就，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 俄國畫家Kramskoy慿他街上邂逅一美女的印象完成《無名女郎》; 不僅女郎外表美麗端莊，而且也表現她內心世界的自負、堅強、和高傲。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英文版以這幅畫做為封面，它將書中女主角安娜形象化了。 另一俄國畫家Repin《突然歸來》描繪一個流亡西伯利亞政治犯突然出現，家人一時驚愕不已的情景。法國印象派Renoir 《遊船上的午餐》: 遊船上賓客有銀行家、軍官、工程師、女演員、記者、女裁缝師，他們共同之處是贊助和愛好Renoir的畫。資本主義興起，使得小資産階也有宴會、郊遊餘遐 。 Manet 、Monet、Renoir筆下的人物有富家小姐、吧女、僕人、乞丐; 平民百姓隨性穿著取代十七、十八世紀封建王公貴族、貴婦、淑女正襟危坐的肖像; 灑脫輕鬆聚會代替衣冠楚楚正式宴會。
美術藝術有精湛的技巧理論，每個畫家對人、物、調色、自然界意境都有獨特主觀的詮釋。筆者並非藝術工作者，僅能就畫面做直接的述說。本文的要旨並不在闡述繪畫原理，而是藉繪畫説明人類思想演化影嚮繪畫風格，而前衛的畫家,繪畫內容又反過來影嚮人類思維。本文開始時提到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文明及基督教文化上。但西方文明並不是在這兩個基礎上發揚光大，而是一再的突破，一再的創新。在人文、科學、技術一方面往下紥根日益成熟，一方面勇往開拓未知的領域。思想自由改變了歐洲的面貎，自由思想造就今日歐、美的地位。
英國十六世紀堀起，首先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十七世紀擊敗荷蘭而稱覇海上，十九世紀初擊敗拿破崙而稱覇全球。整個十九世紀英國生產力維持「世界工廠」的地位直到十九世紀末才被德國，然後美國取代。它在科學上的成就使得許多單位依英國方式命名如「牛頓」、「瓦特」、「馬力」、「格林威治時間」、...。美國至今還採用不方便的「英里、英尺、英寸」，「嗙、啢」。它造就很多第一流近代物理科學家如原子說Dalton，電磁學Faraday、Maxwell，發現電子Joseph Thomson，原子結構 Ernest Rutherford; 這股傳承延續至今為探討宇宙形成的主力。 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界，英國、法國、俄國人材倍出。 英國因資本主義的發達形成社會階級對立，作家也分成保守和進步。 多數作家比較傾向進步派別; 他們同情、支持Luddite尤其是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 也有因行動參于，言論反對政府而下獄。詩人Byron 和Shelly出身貴族家庭，繼承龐大家產，都反對英國政府對愛爾蘭的殘暴鎮壓; 他們並肩為義大利民族獨立運動而戰。 Byron離開義大利後參加希腊反土耳其的民族運動而死於希腊。十九世紀英國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有Jane Austen《傲馒慢與偏見》， Charles Dickens《雙城記》，Charlotte Bronte《簡.愛》，Emily Bronte《咆哮山莊》，William Thackeray 《浮華世界》。 輝煌的成就背後不能忘却十九世紀英國是思想最開放自由的國度; 作家雨果、左拉受法國政府政治迫害都曽避難英國。馬克斯激進政治立場不容於普魯士政府; 迫於普魯士政府壓力，令他在歐洲大陸無處容身，必需遠走英倫，終其餘生。 他每天往返於大英圖書舘，藉其豐富藏書、資料完成無數鉅著。
每年諾貝爾發表，很多中國人都感到失望、遺憾、和悵惘。 因最近幾年常有華人上榜，但非中國籍，2008年化學獎得主錢永健稱「我並不是中國人」。 很多中國人以為中國人獲諾貝爾奬是他們國家邁入一流國家的指標，但他們無法了解思想受到嵌制的國家，科學上的想像力也終究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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